第四十一章 由我们保卫的文化大革命领导者, 一夜之间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 对刘志坚的最初批斗,是在钓鱼台国宾馆的16号楼内进行的,这是我第一次看 到由我们保卫的文化大革命领导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 在批斗会上,我见有的警卫人员对刘志坚动粗,觉得这样做不太合适,在私下 劝阻说:“首长政治上的对错,由上面裁决,咱们也不清楚。咱们的本职是搞保卫 的,不要过多参与不清楚的事,更不该动粗。” 此后不久,又出了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副总理, 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大闹怀仁堂”事件。 由于“文化大革命”兴起,打乱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党中 央和中央政府工作运行的问题,就靠周总理召集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来议论解决。 参加碰头会的,是尚在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还有“中央文革”的部分成员。 1967年2 月16日,周总理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 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谢富治、余秋里、王力、张春 桥、姚文元。 本来会议的议题是研究经济问题,但受到毛主席对陈伯达、江青提出严厉批评 的鼓舞,在谭震林要张春桥保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过关遭到搪塞后,会议转向为对 中央文革小组的猛烈批判,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 江青闻讯,称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带着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主 席做了片面汇报后,引起毛主席的震怒。于是,角色转换,“四帅”、“三副”成 为批判对象。如此一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挨批和做检讨的, 就剩下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康生和候补委员谢富治了。 中央政治局处于 瘫痪状态,维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碰头会无法延续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便 取而代之,成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机构。这个碰头会仍由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 小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参加,列席者有 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可是没过几天,负责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保卫的我们警卫二处,就遇上了大麻 烦。 2 月28日上午,我们警卫二处一位科长在执勤后,到处里反映说:昨天晚上周 总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到了16号楼,把开会时首长、警卫员休息的房间巡视了 一遍,还看了警卫值班室。也许是出于对警卫二处在16号楼设警卫值班室不满,江 青对那位科长说:“你们都成了大老爷了。”那位科长答说:“我们在这儿组织警 卫员学习。”周总理说:“你们组织学习可以找别的地方嘛。” 在值班室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负责人来了,她对那位科长说:“你 们不通知人家,就来了几个人,把保密室搬了家。听说是汪(东兴)主任让搬的?” 那位科长又解释:“搬家是办事组的王道明让搬的。这件事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 做检查,跟汪主任毫无关系。” 听了这位科长的反映,我这才知道,办事组的负责人也住在16号楼。而在保密 室的整个搬家过程前后,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她就住在隔壁。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查看警卫值班室及其言谈,办事组负责人对 保密室突然搬家有意见等现象看,我隐约感觉中央文革小组似乎是对担负警卫值班 的我们二处有什么不满。我不敢怠慢,当日下午即和另一位同志,前往中南海,向 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汇报了此事。 汪东兴闻讯,在稍做思考后说:“如果你们同意,就把你们撤回中南海,进行 学习。把你们的警卫工作,交给部队先搞一段再说。”他还含有安慰意味地说了一 句:“如果垮下来了,你们要经受得起。”听他这么一说,仿佛是问题还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