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吃”地 古老而沉重的流失 1957年到1986年29年间, 中国耕地净减少2.4亿亩,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偌大的北京有多少耕地?也不过700多万亩,这可相当今天30多个北京的耕地面积! 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官员说,直到今天,中国耕地减少的趋势还没有完全控制住。 “减少的耕地”都哪儿去了?开始,我曾大惑不解,这土地也不是什么收藏品, 可以搬到家里藏起来。也不是什么“消费品”,可以损坏、消失,或者转移为另外 一种“物质”。 后来,有人告诉我:减少的耕地都被我们“吃”掉了…… 那个黄昏,在令人难以忍受的酷热中,我在上海的外滩看“景”。那简直不是 黄浦江的外滩,而是个人的外滩。男女老少,肩擦着肩,人拥着人,可怜那些年轻 的情侣,在这拥挤、膨胀的空间,把本来属于静谧的温馨和甜蜜,一览无余地暴露 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把目光从外滩移向渐渐被夜色笼罩的大上海,灯光的效果,在我眼前隆起了 一个巨大的苍穹。 这是一个日渐膨胀的苍穹,这是一块负载沉重的土地。工业化已经使上海比过 去扩大了几倍,人口的膨胀,使上海不得不用每平方公里的土地,容纳一万两千多 个活生生的人。上海,成为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城市。 大上海,一个充满着矛盾,也充满着梦幻的大上海。 1991年新年伊始,两条关于上海土地的消息,几乎同时见诸报端: ——上海土地资源潜力已经接近临界点:日前开始大规模投入开发的崇明岛东 滩,将是本世纪上海最后一块可供利用的大面积滩涂资源,这是上海市水利局围垦 处提供的信息。90年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还需要土地45万亩,而90年代上海可供围 垦的滩涂只剩下10万亩。所以,建设用地只能占用耕地。这表明,上海的土地资源 潜力已经到了枯竭的临界点。 ——上海扩大土地批租:新年伊始,上海利用外资迈出了新的步伐。一月中旬, 大陆首家“台商工业城”在漕河径开发区破土动工。这是上海迄今最大的土地批租 项目,也是首块用于工业性投资项目的批租土地。该项目由香港齐来贸易有限公司 投资兴建,总投资为8000万美元,有偿使用期限长达50年,据悉,上海历年来已经 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金额28.8亿美元, 其中去年实际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01项… … 这就是处于矛盾中的上海。面对着显而易见的土地危机,还要挺起胸膛拿出土 地去发展。危机与希望并存,失落与崛起相依,这就是今天的上海。 50年代,中国人曾面对着落后的工业,发誓要“超英国,赶美国”,要“手拨 乾坤起新城”。然而,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在验证“物极必反”的历史经验。1949 年,新中国建立时,我们仅有69个城市。到1982年,中国的城市已经发展到245个; 到1988年底,我们的城市已达到434个。 建一座新城,就要占一片耕地,而且必须是土沃水美,地理条件、环境条件皆 为上乘的好耕地。于是,向工业化进军,我们在得到的同时,也在丧失珍贵的耕地。 这对渴望富裕,渴望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是必要的丧失。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中国已经出现的“超工业化现象”,也作为一种必然。 “六五” 期间,中国城市市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已经从过去的2.4%上升 为10.1%,远远超过了西方许多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 在美国,城镇、庄、道路三项用地面积,只占国有土地面积的4%;瑞典为2%; 加拿大为1%。 而我们在20年间, 城市公交基本建设用地占用农业用地就达5亿亩,平均每年 2500万亩,这个数字大于两个上海市的面积。 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已经超过了国力的承载能力。 要么不走,要走就过头,这似乎成了我们生活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我们何时能够摆脱这种思维和实践定式的困扰? 城市在走向“超城市化”,农村在走向“城市化”。有一幅漫画:鳞次栉比的 楼群,近处,一栋高楼的顶上,一老农在扶犁耕种…… 浪漫的艺术在为我们描绘严峻的未来。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它在创造高额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以超出城市企业三倍 以上的速度,侵占着大片的耕地。在江苏、在山东、在四川,在许多地方的田边地 头,我看到不少叫不出名的“乡镇企业”,拉铁丝网的,垒高墙的,前前后后占着 好大一片耕地。可是,里面圈着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厂房,整个一个比例失调。 “圈”上了,就是属于自己的了。中国农民的“画地为牢”。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 仅1979年至1984年5年间,中国兴建的乡镇企业占用的耕 地约1亿亩。 这其中90%以上是没有经过国家批准,自圈自占的。这比国家30年基 本建设所征用的土地还多2500万亩,多么浩大的一场“圈地运动”! 人门渴望发展的欲望在“蚕食”土地,大自然也毫不逊色地加入这个队伍,与 人赛着“鲸吞”土地。 那刮着西北风的黄土高原,每年有16亿吨的泥沙倾人黄河,中国的西北高原, 有四分之三的土地,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水土流失。40年来,中国土地面积的六分之 一,陷入了水土流失的威胁。 美国《2000年的地球》主编巴尼博士,曾不远万里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他在 亲眼目睹了黄河流域的现状后,感慨他说:“黄河里流动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华民 族的血液。16亿吨泥沙的流动,这已经不是微血管破裂,而是大动脉出血了……” 何止我们黄河的大动脉在流血,我们的长江也在流血。仅以四川每年流入三峡 泥沙量来看,70年代为5.1亿吨,到了80年代,已经高达6.8亿吨,相当于尼罗河、 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这三条世界大河的总输沙量。四川省副省长刘昌杰忧虑地说: “四川省自1985年以来,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24.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4 %。” 建国以来,中国每年被沙化的土地达到1500平方公里。如今沙化的土地,已经 约占中国土地面积的13.5%,超过了我国耕地的总面积。 过去,我们对中国的西北地区,还存着“处女地”的幻想。往昔,中国的西北, 土地占中国国土面积的55%, 内蒙、新疆、甘肃、青海、西藏5个省区,人口不足 0.6亿,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11人。但是,西北近年来也出现了危机。按联合 国沙漠会议规定的人口承载标准: 干旱地带每平方公里7人,半干旱地带20人。西 北已经超过临界标准的倍数。往昔“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田园牧歌正在逝去,西北 大草原正以每年2000万亩的退化速度向“枯竭”挺进,30年来,我们已经累计退化 草原约10亿亩, 自50年代以来,“以粮为纲”催促人们先后开垦了1亿亩草场作良 田。今天,这些当年被称之为“新开垦的处女地”,由于我们自己破坏的生态平衡 作用,已经变得老态龙钟了,据考察,相当多的耕地已经被风沙吞噬。 西北在走向沙漠化,西北已不是避风港。 这一组组统计数字似乎太枯燥,它似乎不该这样毫无浪漫色彩地进入我们的文 学作品。是的,如果我们把它仅仅看作一个个阿拉伯数字,那么它是陌生的,会使 我们感到与己无关,至少与今天无关。可是,如果我们仍旧掉以轻心,继续过去的 荒唐,那么,对于我们的子孙来说,今天的现实,就是一台已经开启了帷幕的悲剧。 这不是“杞人忧地”,如果我们没有淡忘,今天中国“人口危机”的发展过程, 就是一个佐证。我们总是在接受自己的教训,然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在上海采访,我听到一个故事:朱镕基带着上海市农委的干部深入农村,所到 之处,到处可见农民占用大量耕地在盖新房。他曾问一个农民,盖房子,占耕地, 如果以后没有地种,没有粮食吃该怎么办?农民说:“反正我们家里够吃的了……” 朱镕基听了这话,心情很沉重。他对县里的领导说:“在农村跑了两个月,到 处在盖房子。如果说我们对农民教育得不够,还需要时间,那么现在,我们的各级 领导首先要树立合理利用土地的观念。我们这些人绝不能目光短浅。” 他又对上海市农委主任说:“你如果再不保护耕地,再过两三年,上海就没有 农业了,你的农委主任就当不成了。” 朱镕基在上海农村看到的,农民大量占用耕地建房的情形,是中国土地流失的 又一个主要渠道。如果说,国家在使用土地问题上还有情有可原的必要丧失,那么, 近几年来,在中国广袤农村刮起的超标准建房风,则是个由传统观念与现代欲望相 融合制造出的“怪胎”。莫看这一家一户占几块宅基地算不得什么,可建房时,地 区与地区之间的攀比,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农民的住宅越盖越气派,占地面积越来 越大,甚至有的还修建了花园,我们的舆论还不加分析地以“喜看今日农民住房的 变迁”大加讴歌,孰不知,这竟是一个挂着喜字的“虎口” 据国家土地管理局提供的资料表明:1989年全国共发生各类违法山地案件46.5 万件,违法占地面积30万亩,这里有一个令人玩味的现象。 1989年,违法占用土地的主体,国家单位下降了36%,集体单位下降了3.4%, 而个人上升了22.4%,竟占案件总数的96.4%。 看来,《土地管理法》多少约束了国营和集体单位违法占地的欲望,可它却没 有制止住个人违法乱占土地的混乱局面,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是“土地法”有 漏洞?是“法不责众”的效应?还是其他什么别的原因呢? 贫困神长了悲哀 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养着每年都要吃国家救济的一方人。重庆的潼南县,一 个还没有甩掉“贫困县”帽子的地方,这几年竟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建造私房热。 万余户农民,风起云涌地圈地占地盖房子,手里充裕的盖楼房,盖瓦房,手里紧巴 的砌石墙,于打垒。有“路子”的,可以守着旧房的宅基地,再要一块新的宅基地, “喜新不厌旧”,不亦乐乎;没有“路子”的,在原有的旧宅基地做手脚,向南、 向北、向东、向西,明里暗里地挪几米,占几米。于是,本来就贫瘠的土地,又雪 上加霜,几百亩、几百亩地减少。如此下去,潼南的耕地都盖了房子,潼南人还吃 不吃饭…… 我风尘仆仆地来到河南巩县,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故乡。那大,刮着大风, 黄沙扑面。我是为土地来的,可这块诞生过伟大诗人的土地,这块被杜甫无数次赞 美过的故土,同样不让我轻松,我难以在这儿找到杜甫笔下的那番田园牧歌了。 离城西南30公里,是夹津口乡铁生沟村,这个村群山环绕,由于在此发现了一 处汉代采矿、冶矿的遗址而远近闻名。另外,它名声在外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在 清朝人均耕地还七八亩的山清水秀的村落,如今土地人均耕地已经下降至0.87亩, 到了一方难以养活一方人的田地。 可是, 全村500多户人家, 却还是像着了什么 “魔” 似地疯占耕地。至1989年,全村又新建住宅437处,新房比肩接蹿,占地一 家比一家有气魄。于是,这个并非很富裕的村落,出现了这样对比明显的反差:一 方面,农民无地可种,吃粮要返销;另一方面,全村的房基地比总户数还多140处, 有一户6口之家,就占着4处住宅。 越穷越吃,越缺越占,中国人不知都怎么了!1989年统计的全国违法占地案件 中,农村个人违法占地建私房案件竟占90%以上。该年度的四川省达县地区,就发 生个人违法占地案件6万件,其中一个有145户人家的贫困村,就有133户违法占地, 拿得出钱的就建房,拿不出钱的就圈地,你占我也占,不占白不占。 好像是无法无天了。 不!并非没有法规,1986年6月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早已有明 确规定: “农村居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 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 土地上新建的房屋。” 那些违法占地建私房的人,难道都吃了豹子胆,竟视法律于不顾,如此为所欲 为? 其实,引导他们思路的是传统的小农意识,农业部曾向有代表层次的3200名农 民问卷调查,结果,绝大多数的农民选择“种田为口粮,增收先建房”。 而为他们壮胆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些有脸有面,有权有势,带头建私房以谋 私利的干部们。 被人称之为“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有一位县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在县城既是 商业中心又不失雅静的一流地点,建起了一栋四层的小楼。“别墅”建成后,这位 主任又向有关土地管理部门打了一个报告说:“现主体房己建成,但在房屋设计时, 忘记了设计厕所,无厕所是不能居住的。所以,特申请在原地补征30平方米土地… …” 人体是一个循环系统,只进不出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这位主任要地修建厕所 的要求是绝对不过分的。可让人疑惑的是,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建楼房,工程设计 一定是精益求精,决不会草率马虎到忘记留修厕所的地盘。另外,即便此事为真, 一个家庭的厕所占地,有五六平方米足矣,为何要30平方米? 这30平方米,足够城镇里平民百姓一家人居住,难怪乡民们惊呼,“这当官的 屁股好大噢!” 容得这些权势人物“屁股大”,也就难以约束平民百姓的“胆子大”。“村看 村,户看户,人民群众看干部”,我们前面提到的四川潼南县,全县10个区镇,61 个区级干部中, 就有9个区镇25个干部超标准建起了自己的私房。县委、县政府、 县人大等县级机关,有32名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也建起了私房。 一栋栋富丽堂皇的干部楼,一条条由“干部楼”组成的“干部街”……这是一 个强烈的反差,这是一个穷困县,贫瘠的土地造就了这里的贫穷,然而,贫穷也造 就了“土皇帝”私欲的疯狂。 一个区委副书记建好了私房后,左看右看,还嫌不满足,于是,又用围墙圈了 0.3亩地,就算是个人的了。 一位乡党委书记,挪用公家建筑物资建起一座百余平方米的私宅还不算,又建 起一栋百余平方米的楼房。 一个局长,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挪用公款,私拿建筑材料,为自己的儿子,建 起了“安乐窝”…… 面对这种现实,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潼南这个“贫困县”,上上下下 会刮起如此强劲的滥占土地建私房风? 党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严禁党政干部违法占地建私房。1989年底,国家土地管 理局、国家监察部曾联合发出通知:严办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占地建私房, 并把这件事作为惩治腐败的一项重要工作。 可是,屡禁不止。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干部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今天干,明天也许就不干。可在国家集体的土地上建起属于自己的私房,这就成了 张家李姓永久性产业,有房即有钱,这里面的奥秘深着呢。 就在潼南县城,有十余名县里的干部,共同占用耕地一亩,建起了1200平方米 的私房,楼上居住,楼的底层是营业店面用于出租。他们是“遵纪守法”的,没有 “经商办企业”,可是,他们每年出租店面,则可以赢利2000多元,要知道,他们 中很多人,还有着另一处公家分配的“公房”。 曲线捞钱,曲线致富,这才是永久的实惠,受用无穷的“保值储蓄”,也许还 是“升值储蓄”呢! 可他们占的是国家集体地价的便宜,他们“吃”的是国家。 月光照进这栋漂亮的小楼, 8月,浙江正是热得冒“火”的时候,可这栋小楼 的一个房间里,却密闭着窗帘。这里在进行着一笔交易。 房屋的主人,也是这义乌市稠城镇的一个当家人,他家里还有一处住宅,但他 又煞费苦心经营起这栋楼房。 19间,500多平方米面积,多惬意啊!他背着手,楼 上楼下转着、欣赏着。陶醉的微笑浮现在他的面庞,如果他不是个副镇长,他怎么 能够盖得起这么大、这么好的楼房。事实上,他家里数得过来的几个人,并不缺房 子。他找了许多借口盖起这栋楼房,心里自有他的打算。 很快就要换届,是否继续在位还难说,所以,他不能不想自己的后路。别人都 在搞活个人经济,他作为镇里的干部,自然不能像那些小商小贩,去找差价,去对 缝,他要有自己的“打法”。盖楼就是他的一步棋。 现在,他正在精心地走自己的这步棋。 “我们也是小本生意,你看你出租这房要多少钱?” “我们先结算3年的房租,5万元吧……” “5万元,这房租太高了……” “高?房子是现在的,地点又是一流的,你哪找去……” 后来,当这起私房出租交易败露,了解了实情的人们,不由惊叹这位副镇长曲 线致富的精明和贪婪。 据国家土地局的调查: 广东省违法占地建私房的干部达3万多名,平均每个干 部占地110平方米,是乡镇非农业户口每户建房用地标准的两倍。 江西省违法超占土地的干部,占党政干部建私房总数的94%。 湖南省108个县、市、区,竟有102个查出有干部违法占地建私房的问题。全省 建私房的干部有3万多名,据统计,造价少则二三万元,多则五六万元。 靠国家工资生活的干部,拿得出几万元去建楼,这钱是哪来的? 潼南县机关的一个干部,以前连抽带嘴的烟都感到力不从心。可担任区长后不 到两年的时间,就盖起了一幢造价2.5万元的300多平方米的独户四合院。有群众问 他怎么一下发起来了? 他言不由衷地说:“我这钱都是借的,不是我自己的。” 管谁借的?也许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 如果说仍未摆脱贫困的农民,把自己的“命根子”土地全舍出去建房,是一种 现代意识的贫困,是中国农民的悲哀;那么,那些以权谋私的干部,在国家集体的 土地上为所欲为地营造自己的“安乐窝”,发财致富,屡禁不止,则是民主监督程 序的贫困,是中国法制的悲哀。 阴间与阳间的主题 火葬场火化室后门慢慢地被推开了,三个人拥着一个身穿簇薪的黑色中山服、 头戴黑色礼帽的人,走向停在门外的一辆面包轿车。 面包车风驰电掣地驶出火葬场,向县城外疾驶而去。那个头戴礼帽的人歪靠在 座位上,汽车的颠簸使他的身体的晃动显得僵硬,不自然,突然,汽车一个刹车, 他的礼帽被惯性冲掉了,露出一张虽然化了妆,但仍然是惨白而僵直的面孔。下垂 的眼皮耷拉着,一副冰冷的表情…… 就在一个小时前,火葬场的殡仪馆里,刚刚为“他”举行过隆重的向遗体告别 仪式。他躺在青松翠柏鲜花丛中,四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哀乐声中,一百多 人为他肃立默哀…… 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今年八十有四。然而,就凭他的人威,怎么也不会 有今天这般的排场。这花圈,这默哀,这三鞠躬,可以说都是冲着他的儿子,那位 颇有实权的局长大人来的。老爷子生前与这最小的儿子感情不错,所以,另外四个 儿女准家也不去,大城市也不去,偏要在这偏远的小县城里送终。老爷子自有自己 的打算,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死后许会落个全尸。人老了,别的还能图个 啥? 咽气前,他紧紧拽住儿子的手:“好儿呀,让爹落个全尸,来世也好托生……” 气咽了,他还抓着儿子的手不放。 这给当局长的儿子出了一道难题,当然,他是愿意成全爹的那份心愿,特别是 当着哥哥姐姐、老少爷们儿,也争个孝子的名声。可是,他是党员,是局长,太惹 人注目,这县里县外,上级下级,整不好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可划不来,这事简直成 了他的一块心病。 是他的一个莫逆之交,在大屯乡当罐头厂厂长的朋友,为他出了个两全其美的 主意。 于是, 在隆重的向遗体告别之后,就上演了开头那一幕“狸猫换太子”的 “移花接木”戏。 局长和县里来的领导,带着悲痛的心情回家了。车上,一位县委副书记还深有 感慨地赞扬他,在这个地区丧葬陋习日趋严重的时候,×局长为全县带了个好头。 也就在这时,在远离县城的一块山坡耕地上,正在举行真正的安葬仪式。 墓地已经用砖石砌好,在一块崭新的大帆布的遮盖下,那老爷子的尸体被放进 紫色的棺材里,铁桶里燃响了闷声闷气的鞭炮,引来男男女女,高高低低的哭嚎声 ……土掩盖完了,大理石碑竖起来了,供品摆上了祭台,点着红喜的馒头,烧得焦 黄的鲤鱼,香蕉、桔子、苹果,一行人跪地把酒,磕头送行。 于是,一座新的坟墓又崛起于田地之间。 于是,那颗渴望来世的灵魂终于“入土为安”。 人死灯灭,建国以来,“火”与“土”之争所取得的胜利,已经证实了唯物主 义的胜利。可不知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越走向现代化,手里越有钱,却越往过去 倒退。在一些地方,标志着丧葬文明的火葬被打败了,土葬又支撑起一些人“灵魂 永恒”的欲望。 如果这仅仅牵涉某一种观念,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倒也罢了。可这是死人 与活人在争地,今人与后人在争地,中国的土地本来已经减少到危险的地步,有的 地方已经到了难以养活那一方活人的地步,可人们还是要为“死人”带去一块“活 人”的地。 “生在苏州”令人羡慕,而今天,“死在贵州”也使人骄傲。因为,在全国到 处推行火葬的时代,贵州却是一个重敛厚葬的地方。 并非贵州至今没有推行火葬,在贵州省省会贵阳市,备有在全国也是一流水平 的火葬设备,但是,1989年贵阳市死亡人口逾8000人,只有2800人实行了火葬,火 葬率仅为33%,而贵阳市在过去9年的时间里,共有5万多死者“入土为安”,土葬 率高达71%以上。以土葬一人占地6平方米计算,共占用耕地440多亩。 湖北省枝江县七星台镇沈家店, 是一个不大的村落。可就是这个小村,竟有4 处坟场,1200座坟墓,已经占地80多亩。但这坟墓仍以每年20座的速度在增加。这 个村人均耕地只有1.3亩,而死人每年却要占去两个活人的“饭碗”。 安徽省现有坟墓2500万座。占耕地42万亩。其中大和县127万人,有坟墓127万 个,人头与坟头持平;利辛县110万人,而坟墓竟有115万个,坟头超过了人头。 人口不足700万,只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省温州市,以造坟豪华著称中华, 在这块商品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口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的地方,关于坟墓的独家新 闻也是首屈一指、出类拔萃的。在坟墓的造型上,这里发明了流线型坟墓、椅子形 坟墓、凉亭式坟墓、花园式坟墓……在坟墓利用上,已经有夫妻合墓、三代合墓、 房屋和坟墓合壁, 还有力4岁小孩准备的“活人墓”……既然建坟墓也成了一项事 业,那么,研究坟墓新造型的设计师,就应运而生了,研究“风水学”,研究“脉 象说”的人也应运而生了。在温州,一年要新建坟墓3万多个,每年需耗资2亿多元。 这个数字两倍于中国自然科学基金。 富不富,看坟墓。这在今天的温州,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成了一种时尚。人们不 愿意让自己化作火葬场的一缕青烟,既然有钱,今生阳间能享受,为什么不带一些 到阴间去继续享受呢?人享受的欲望是不分阳间与阴间的。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 方的人,拒绝火葬、渴望入土的愿望越强烈。 海南文昌县火莽场,是1978年建立的。然而,至今13年了,这里仅仅火化了一 只狗。 当时,县火葬场落成,也算是文昌县的一件大事。移风易俗,改造中国,那是 谁也不能抗拒的。然而,改造世俗是艰难的,为了搞好火葬,火葬场不仅设了停尸 间、炼尸炉、运尸车,还设置了吊唁厅、化妆室,县里专门抽调一名资深的干部任 火葬场场长,还配有20多名王人,开炉那天,有人牵来一条狗,用狗试炉,效果颇 佳。但是,自从那以后,火葬场就再没有升过火。 过了两年,老场长不幸仙逝。人们以为,这次火葬场可能要开张了。可老场长 临终留下一纸遗书,向自己的家属交代再三,万万不可将自己的遗体火化。老场长 也怕不吉利。至此,火葬场终于以老场长“意味深长”的遗言,而宣告事实上的报 废。 如今,这个火葬场成了“养鸡场”。 火葬,丧葬走向现代文明之举,终于只是一种无奈的失落。 一个又一个坟墓,带着现代人对来世的企盼,在大地间不断崛起。 海南省民政厅的官员说,当时,与文昌县火葬场同时兴建了11个火葬场,今天, 全省除了海口、三亚两市还保留住火葬场外,其余已经全部报废。 1989年,有关部门对全国死亡人员的善后处理进行了调查,结果是,这一年全 国死亡人口650万, 其中470万实施了土葬,有370万占用了耕地,全国仅此一项就 丧失耕地达74万亩, 加上所占的其他土地,约有100万亩。耗费人民币70亿,消耗 木材近100万立方米。 中国人的未来,可别贻误在对“阴间”的梦幻中…… 对天之冥冥的“阴间”,死者也许只能有一种选择。但是,对于“阳间”的人 们来说,他们打发死者的选择却可以多角度,而每一个角度部会产生不同的效应。 对于万众唾骂的千古罪人,人们可以掘之以坟,鞭打以尸,这种故事,古来有 之,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在古代,如果皇帝死了,他的葬身之地一般都是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北京城 郊的十三陵,哪一座陵墓不是占地壮观?去过陕西,游过历代皇祖墓地的人,谁不 惊叹皇帝死后也摆出的“大谱”。且不说,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是 如此壮观,也不说秦始皇陵园内外两城,仅兵马俑几个大坑,就足以使“老外们” 叹为观止。 就是唐女皇武则天其母杨氏的墓地,陵园占地就有110万平方米。章怀 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惠陵、茂陵、昭陵、建陵、顺陵、汉陵,环西安沃地,皇家 之陵可谓连绵数百公里,波澜壮阔…… “活人名,死人墓。”这墓地在人的观念中,似乎成了某种象征。直到今天, 这种观念仍在作用着现代人。 这里很幽静很幽静,新栽的幼柏,新铺的草坪,一座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那 位与抢钱的歹徒搏斗而英勇献身的女烈士的名字。陪同我来的团委的同志带着庄严 的神情告诉我: “她牺牲的时候刚刚19岁,所以,我们竖立的这座墓碑高1.9米, 台阶也是19层,这象征着她十九载青春年华……” 不久,我又听到一个相类似的故事:一位挂职下乡支援贫困山区的干部,在一 次抗洪抢险中,为救他人不幸牺牲。为了让这里的乡亲永远地记住他,于是,在他 牺牲的那块贫瘠的土地上, 修建了一座烈士纪念碑。纪念碑投资二万元,占地400 平方米,碑座33级台阶,象征着烈士33岁的生命。 为祭奠一个伟大的生命,为让后人永远效法他不朽的灵魂,修建一个纪念地, 并非过分。但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如果这位烈士年逾七十、一百,这台阶,这 墓碑, 是否也要象征性地涨到70阶,涨到100米呢?当然,这也许不可能,但是, 一种思维方式的延续,是会制造人们难以预料的“奇迹”的。 面对地少财薄的国情,长眠于高碑高台之下的烈士如心灵有知,他们会感到心 安理得吗? 英国文艺复兴后期的著名诗人、剧作家本·琼生死后,是站着人葬的。这不但 节约了场地,也节约了安葬费用。政府官员约翰·杨为诗人写了与他死后安葬风格 同样节俭的碑文:“啊,真是少见的本·琼生。” 于是,由于站立着,本·琼生的头就有机会朝着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堂顶。这座 大教堂里安葬着许多伟大的人物,但是,惟有这位诗人受到人们如此地尊敬……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