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 我们的研究是在粗线条的年代顺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首先,我们从以下 三个方面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修正主义概念从中 苏关系向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扩展(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由 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和中国领导层关于如何对此作出适当反应的争论,使文化 大革命的发起时间推迟;这些事件与外交政策中的其他争议问题对中共高层领导人 之间的私人关系的影响。每一个方面都是国际和国内因素复杂混合在一起的最好例 证。 从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批评克里姆林宫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开始,到毛泽东得 出中国也和苏联一样,正在走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之路的结论为 止,其间的道路既漫长又曲折,但也是清晰可辨的。毛认为,苏联外交政策走上了 这样的歧途——对美国实行和平共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和对中国奉行沙文主义、 分裂主义和全面敌视——其原因是以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 导集团,蓄意违背了真正的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苏联复辟了 资本主义。60年代初,中国在九篇论战文章中把上述问题都明确地列为克里姆林宫 的罪行。 如果不是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后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得出逻辑上的和经验主义 的结论的话,中苏之间的论争会是纯粹的外交政策问题。按照毛的逻辑,苏联一贯 犯如此重大的错误,必定有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实质性原因。真正的社会主义 国家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所以,苏联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已逐步复辟 了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因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团体,具有以垄断国 家财产为表现形式的政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的阶级的所有特征。由于苏联在列宁和斯 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又由于个人不可能把莫斯科引向资本主义,所以,苏联倒退 的原因必定是,在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政治 的、意识形态的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即俄国过去的)对经济基础的重大影响。由于 苏联是第一个因而也是最老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就有机会在那里泛滥。若果 真如此,则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可能发生同样的倒退,其表现特征在年轻的社 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虽然其程度要浅得多。具体来说,修正主义的迹象在中国 也该显现出来了,因为到6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十多年了。 毛泽东一直是个信奉实验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完成上述逻辑推理(其 证据在他的著作及在他指导下完成的中央文件中随处可见)后,即转入经验主义的 领域以求得证实。他自然找到了要找的东西,并确信他的同事们——他们负有发展 地域广阔且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的重任,而运用的是极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组织方法 ——平时的行政方面的、官僚主义的及思想意识的行为就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 因此,他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即是说,毛认为中国国内存在着 修正主义。我们可以从他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党的几乎所有领导人(他的妻子江 青、林彪以及其他少数几个除外)的行为的日益不满中,追寻出他的这种看法的轨 迹来。 1965年初,毛断定只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洗才能拯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而 且发动得越早越好,以免党内的资本主义势力变得过于强大。毛确曾准备把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扩大成为文化大革命。为此,寻找个人的或阶级的盟友、确认国际形势 对中国仍然有利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为实现第一个目标,毛让自己在党内的可 疑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负责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此来检验他们的忠诚 ;让国防部长林彪负责军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负责编印毛主义语录——“红 宝书”,并帮助组建红卫兵;开始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把他们变成进行阶级斗争 的一支特殊力量。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实际上,196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些 活动上。 然而,在毛处心积虑决定把中国推向极端的时候,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险恶了。 自肯尼迪政府进行军事干预支持南越政府以来,越南的内战日趋激烈。1964年夏末 的北部湾事件和美国对北越油库和海军基地的报复性轰炸,使战争进一步升级了。 林登·约翰逊宣称不进一步扩大战争,而是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因此,他于1964 年1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尽管如此,当越共军队在波来古成功地袭击了美国顾问的 住处并摧毁美国飞机后,美国总统乘机恢复了对北越更为猛烈的定期轰炸,并增加 了美国在南越的地面部队的数量。轰炸持续不断,美国似已经卷入了越南战争。对 中国而言,最急迫的问题是:华盛顿是否会派美国军队侵入北越,迫使中国政治局 像它曾向世界表示的那样,出兵与美国地面部队开战(像在朝鲜那样)? 果真如此的话,不管毛认为他关于发动内部革命的想法对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 有多么重要,都必须把这种想法搁置一边。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如果要共同保卫北 越,中国需要(如有可能)苏联多大程度的合作。有段时间,尤其是1965年2 月美 国发动空袭之后,俄国人一直在强烈要求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联合行 动”保卫北越。如果毛同意苏联的要求(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但仍足以使中国降低反苏的调门),他自己贬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和根除中国 国内刚刚抬头的修正主义的双重战斗将遭受严重挫折。 因此,毛非常不愿意改变与俄国人的敌对状态,更何况自1960年以后,中国的 外交政策一直在致力于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965年初,苏联召 集的有19个共产党参加的三月会议因故失败(遭到了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 的抵制),而中国发起的打算排除并孤立苏联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二个万隆会议) 在阿尔及尔即将召开,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的成功似乎已近在眼前。为此,中 国必须既坚持反苏,又援助越南反对美国。其中的关键有两点:一、得到美国的明 确承诺或默许:在继续空中轰炸的同时,不从地面入侵北越;二、有效地武装越南 人,以此抵御美国的军事压力。 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两个目标。对于美国空袭的升级,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都作 出了特别的反应。这导致中美之间达成了一项默契,美国的保证就是从这项默契中 得出的。虽然到1967年才得以完全确认美国不会入侵北越,但在1965年夏,这一点 就比较清楚了,即美国很可能会把地面行动局限在南越,华盛顿已理解并时刻留意 着中国发出的警告。武装越南人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中国需在华南新建机场,提高 军工生产,把产品运给北越人,帮助河内进行军事训练,与河内联合进行军事演习, 把配备防空师的解放军的5 万筑路部队派往越南等等。不过,这些承诺最终都实现 了。 当决定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以后,毛泽东就信心十足地一边与克里姆林宫作 斗争,一边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了。然而,他的时间表无疑被美国的军事干预打乱 了。本来应该在1965年夏天就发生的事情(如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直至11月份才得 以发生。内部两个方面和外部两个方面的事态同时交织在一起,使人们难以按时间 顺序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内部,当中国领导层在为怎样对美国的挑战和与苏联签订一项意识形态方面 的和平条约的要求作出最佳反应而争论不休时,毛则希望看到党内的对手们如何执 行分配给他们的实施“二十三条”的任务。由于同一班人马同时卷入了两个方面的 事态,自然易于混淆甚至中断正常的工作任务。这使毛更加相信他在党内的对手在 为苏联的修正主义事业服务。 在外部,因越南冲突的发生和苏联成功地使河内在中苏争论中回到了中立立场, 反苏运动和与之相关的中国率领新近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努力 都遭到了挫折。此外,1965年秋,中国的外交政策在阿尔及尔、雅加达和许多北非 国家的惨重失败,使人们对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各国的革命与中国革命并肩前进的 论断产生了怀疑。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就进一步推迟了文化大革命的发 动时间。 学者们已经对中国领导层1965年关于越南战争的战略争论进行了许多分析研究。 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某些结论是可以成立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确实发生 过争论,但有迹象表明,毛在1965年夏就可能已经确认:中国无需担心美国对北越 的入侵;传统的人民战争模式是可行的,定会在越南最终证明它是成功的(虽然增 加了诸如防空武器等现代化装备),因此,北京无须对莫斯科作出重大让步。 因此,总参谋长罗瑞卿发出的认真备战(包括平息内部的政治冲突、以民用经 济的受损为代价增加军工生产和军事预算、同意苏联提出的采取“联合行动”的建 议等)的呼吁,就显得太不识时务了。它背离了政治方向,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 把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摆到了次要位置,将使解放军脱离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它 充当着为文化大革命做准备的组织指挥部和中国青年的模范军),并使之仅仅成为 外交政策的工具。另外,必须继续把人民战争理论放在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在尽可能少地消耗中国军事资源的情况下,使中国的敌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者) 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最后,争论使毛的对手公开了他们的意见。一派是以罗瑞卿为首的职业军人, 持相对强硬的立场,力主在越南抗击美国,而对苏联则主张在实际政策上(即使不 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必要的和暂时的让步。另一派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理 性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看重国内事务,担心介入越南战争和增加军事预算会 严重限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阻止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为了使介入越南战争一事变 得毫无必要,为了恢复苏联的经济援助和与苏联的大规模贸易,这派人在中苏政策 分歧方面显然也准备向苏联作出让步。两派均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向苏联靠拢。 但两派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有区别,因而在国内政策孰轻孰重方面意见也不尽一致。 毛及其追随者(特别是林彪,甚至可能包括周恩来)站在两派之外。他们赞成继续 坚决反苏,也赞成继续支持越南抗美。他们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看得不太重 (毛1 月份对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可以为证)。他们坚决反对理性主义者——不论 在事实上还是在毛泽东眼里,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提出的改变国内政策的建议。 毛对付两派人的办法都是一样的,即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他让 修正主义者负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工作,让职业军人在党委会上或在文章中 发表意见。由于美国在越南行事十分谨慎,苏联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未获胜利,以 及1965年秋初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形势发生具有讽刺性的逆转,使得中国较容易地 解决了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12月初林彪发表的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是争论已获解 决的信号: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也不对苏联作任何让步,此后,中国将把 外交政策摆在次要位置。 所以,林彪的文章(甚至林自己也承认文章非他本人所写,这对中国人来说不 是什么新鲜事)发表的时机和象征意义比其内容更为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国人关于 革命战争进程的信条,把原来的模式从中国农村类推到了“世界农村”,但它绝对 不是反对发达国家的宣战书。联系中国在第三世界已经或即将遭受种种失败的国家 环境来看,该文更像是坚信最终会获得胜利并恢复革命进程的政治宣言。从这个意 义上讲,该文是一篇保守的宣言。然而,联系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看,该文的发表 表明中国将把力量更多地用于确保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而不是用于向外输出人民 战争。因此,文化大革命共有两发信号弹:一是1965年9 月3 日林彪论人民战争的 文章,二是11月10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按照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与1964年和1965年中国对 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有关。在受到1960年苏联顾问的撤离、苏联经济援助的断绝和 “大跃进”及其后“三年自然灾害”萧条期的震动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 于沉寂状态。同时,毛左右更为务实的官员们在努力使国家走上正常的轨道。1962 年10月的中印冲突使北京恢复了外交政策方面的激进主义。不过,此时外交政策的 基础已不再仅仅是反对美国和苏联,而是增加了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和在第 三世界推动革命等内容。北京认为中国的使命已经变为充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新获独立的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领袖了。这不仅是为了在与俄国人的竞争中战胜他 们,也是为自身利益的一项策略。支持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的利他主义思 想,与向全球各地扩张势力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而言是第一次——结合了起来。 这样的政策与毛个人的革命热情正相符合,因为它的成功可被视为中国革命确实是 历史的先驱的明证。 因此,从1963年到1965年底,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视第三世界,并在第三世 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表面看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63年末到1964 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了非洲,1965年夏又去了一次。中国开始实施一项以非洲为 中心的对外援助计划,并向外输出军用物资,训练外国的反对派领导人。北京试图 抵消苏联在第三世界各个组织中的影响(它获得了一些成功),把它们变成为中国 政策服务的工具。北京对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尤其重视,准备在1965年夏在阿尔及利 亚召开把俄国人排除在外的“第二次万隆”会议。 但是,中国的努力遇到了障碍。第一,中国显然在试图操纵会议,它更感兴趣 的是挫败俄国人,而不是帮助前殖民地发展经济。第二,中国缺乏推行其计划的 “力量”:北京的雄心壮志往往远远超过其实际能力,无法在远离国土的地方投入 足够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存在极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试 图领导一个统一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给各国共产党提供武器,支持他们推翻本 国的政府。所以,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未能全面成功是不足为奇的。苏联并不打算 不经战斗就放弃阵地。第三世界在反对西方的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中国 人认为的那样都接受了社会主义。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政治家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意图, 一直在寻找中国人耍两面派的证据,并常常找到此类证据,如贮藏武器的秘密地点 或受中国援助的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 令人吃惊的倒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迅速破产。周恩来的非洲之行只获得了 无关紧要的成功。他因双重政策而受到了被访问国家首脑们的谴责,被迫在口头上 作了让步。1964年,中国在刚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军人的英勇 善战而遭到了失败。1965年初,受中国援助的一起谋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 该国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中国人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的阿尔及尔会议被“无 限期”推迟,因为非洲的政治家普遍对周恩来的操纵和不择手段的反苏活动十分不 满,也因为中国很快就把对本·贝拉——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在6 月末会议举行 之前不久就不合时宜地被推翻了——的宠爱转移到了继任的布迈丁身上。原定的第 二次亚非会议一直未能举行。中国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周恩来两手空空地回到 了中国。 中国还通过帮助建立“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人员来 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曼谷的敌视,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为 增加。中国人在南亚的表现活像一只纸老虎。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 印度的卡奇沼泽地,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向印度发出了近似于最后通牒的声明。但 到最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都无所作为。苏联总理柯西金居中斡旋, 在塔什干解决了印巴冲突,更使中国人大为沮丧。 这一切都打击了北京对第三世界的热情。但是,鉴于万事开头难,这些打击是 北京理应承受的。1965年9 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遭到了更严重的挫折。当时,受 中国支持(也有人说给予物质援助)的印尼共产党企图通过暗杀本国高级将领使印 尼军队变得群龙无首,然后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个计划未竟全功,幸存 的军队将领发动反击,在全国各地大力镇压印尼共产党,不长时间就有数十万人死 于非命。由于中国人明显地与这次事件有严重牵连,也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更不用 说印尼共产党的生存问题了。事件发生后,该党立即被宣布为非法,从印尼的政坛 上消失了),北京的声誉马上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这样,中国的革命政策彻底 失败了。 这些事件均发生在外国,其中的几个事件典型反映出中国的实力不足,难以对 外国发生的事情进行遥控。然而,在每一次事件中,中国的政策都在当地引起了负 反应。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紧随着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挫折爆发的话,中国的第 三世界政策的失败肯定会更加显眼。事实上,这些事件(特别是雅加达和阿尔及尔 的事件)发生的时机对毛很有利,给他多提供了一个从难以为继的外交政策困境中 退回来的借口。实际上,正是他在中苏分裂和国家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 元气以后,把中国引入这个困境的。毛和林彪没有承认失败。他们搬出了斯大林的 老式理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的挫折是预料之中的。总之,文化大革命给 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外交问题上引开,(通过毛主 义者的宣传)把失败说成是胜利,宣称北京仅有的策略手段——雄辩术——是唯一 必要的东西。 而且,在1966年初发生的事件更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件对中国的世界革命政策 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第一件,达荷美(今贝宁——译者)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 驻在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故两国均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第二件,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被视为领导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革命 获得成功的典范——与中国决裂,使北京的拉丁美洲政策宣告破产。卡斯特罗与北 京决裂先由于中国干涉古巴内政(古巴发现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发反苏的小册子) 和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哈瓦那改变对苏联的态度。此后,卡斯特罗坚定地 站在了苏联阵营(苏联人通过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得到了他的支持,而中国人 在这两方面都难与苏联人相抗衡)。第三件(也许最具象征意义),身为加纳总统 的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了。他的继任者很快就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 因为中国人继续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真正的领导人。 从此时直至70年代末,中国都不得不把革命政策放到一边,因为中国面临着苏 联的军事挑战,需要与华盛顿缓和关系,需要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但是,在 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毛置这些要求于不顾,奉行他的完全是按原则判定的最 纯洁的外交政策,原因在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太重视中国。此外,内乱中的中国 只把经济的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1966至1969年间,中国的革命雄辩 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人在香港、仰光和莫斯科等地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可 称之为“革命”的活动,但是,把这些活动视为中国的内部动乱在国外的表现也许 更合适些。在很大的程度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 幕后了。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