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教育革命 1977年8 月,就在毛去世一年以后,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 命结束。两个月后(在10月21日)宣布恢复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前10年产生的 教育制度从而被摧毁。但这种全盘颠倒由于来得突然而让人多少有些惊讶,因为它 和在此之前的批判没有直接关系。在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后的一年多的时间 里,官方在批判时对他们有关教育战线的两项主要指控似乎遵循了1975年温和的批 评路线。“四人帮”把党的政策推向极端,并要利用教育作为其夺权的工具。他们 的反对派似乎不愿承认他们可能实际上正以“四人帮”在垮台之前的论战中所使用 的方式把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继续到底。当然,在早期对“四人帮”的批判中,还 没有追究文化大革命或伴随着它的教育上的变化的直接的责任。 但是,在两年内,情况已经变得明朗起来,用在1980年采访的中国某大学一位 领导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被“完全否定了”。这时,整个十年的正式问题对研究中 国教育问题的外国人还没有公开。两条路线斗争不再存在,只有一条路线。这条路 线在1966至1976年“十年灾难”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现在已恢复到其合法状态。毛 由于起了促使灾难发生的作用而受到官方的批评。刘少奇和所有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对象一起被宣布无罪。至少就不直接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活动的各个方面而言,阶 级路线的政策被放弃了,理由是阶级出身问题对1949年后生长的各代人不再适用了。 敌人还存在,但他们是新的政治敌人,如死不悔改的激进分子,他们被人们嘲笑为 来自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保守的”毛主义的当权者(原文如此——译者)。 教育方面,权力又回到学术权威手中,并集中在教育部领导的国家教育官僚们 那里。教育部的人员到1980年为止很快从约300 人增至500 —600 人,接近60年代 中期700 人的数字。大中小学的课程、课本和教材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统一了。在教 育的重新集权化和把权力交给内行的同时,又宣布了把党的作用减小为监督者和保 证者这一目标。然而,自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入党的新要求伴随这一新目标以来, 学术自主的程度仍不清楚。 内行们在权力由此得到恢复的同时,他们着手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并决 心要对“群众运动规律”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对文化大革命前政策、结构、名称 及象征——甚至在一些其教育价值被颠倒了的最有争议的问题上——的恢复是系统 而全面的。从表面上看,所发生的情况与其说是在实际上寻找最合理的教育发展形 式,不如说是在政治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在那10年里受到批判的每件事情均 被宣布无罪,那时提倡的任何东西后来均名誉扫地,而不考虑“客观”原因和社会 原因。情况后来很明显,不论在批判时对细节多么夸大,的确存在与权力斗争相连 结的政策分歧及代表两种不同发展战略的分歧。 在两者斗争的过程中,情况也变得很清楚:每种发展战略都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对教育发展的普遍问题作出反应,都有自已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但每种战略都同 样没有很好地解决每个问题。看来最好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明智地把它们掺和在一 起,这样无疑会有最好的效果。可是,由于政治斗争如此剧烈,两种战略要取得任 何实质性的统一,看来似乎不可能。因此,毛以后的教育部只愿在没有风险的领域 和次要问题上作出让步。 小学教育 毛以后的政府公开批评其前任的平均主义思想。新领导人认为,唯物主义和发 展过程的逻辑决定了为保证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牺牲数量,因为同时要达到两 个目的耗费太大,中国经济无法承受。 在小学一级,毛以后的领导尽管没有直接这样说,但却是在让农业部门承担损 失。教育当局私下对外国人承认(虽然不能在国内公开),农民子弟需要了解的耕 地知识,多数是从其父辈处学来的。因此,地方教育局不再推动不需要那么高的教 育水平的农村地区去发展教育。这种“善意忽视”的态度替代了70年代初开始的对 农村教育的积极推动。 这一新态势因许多有关的发展而加强了。其一是官方提出的想法,即国家应遵 循正规化教育的方向承担对所有农村小学的责任。再就是许多学校为了服从质量要 求并适应劳动和实际知识突然遭到冷遇的状况,停办了各种农场、车间以及对学校 预算也有帮助的项目。最后,农业的新责任制和非集体化削弱了支撑队办小学的结 构。为了对有关关闭和合并70年代末这类学校的报道作出反应,1979年官方澄清说, 国家不能立即对所有农村学校承担责任。因此,地方应在过渡期间继续兴办学校。 根据在香港会见的前教师的说法,各地正根据“地方兴办国家支援”的做法通 过不同形式继续维持其农村小学。对小学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新的个人责任制。该 责任制导致了失学率的日益增长,这也是中国报刊普遍报道的一个现象。据说,这 表明农民宁愿让他们的子女去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也不许他们的子女上完小学。 根据新近全国重新统一的课程在恢复六年制小学方面,农村学校也落后于城市学校。 表29 小学和招生人数 这些变化中的政策的最后结果及其官方的设想使小学入学年龄组的比例不断下 降,即从1977年的“95%以上”下降到两年后的93%。小学数量和招生人数的下降 在官方统计中有记载,见表29。小学招生人数从1975年高达15094 万人下降到1982 年的13972 万人。小学从1976年刚好100 多万个下降到1981年的89.4万个。在1979 至1981年之间,小学第一年的入学人数从3779万人下降到2749万人。据说上小学的 人中约60%能上到毕业。早些年的失学率估计数没有得到。然而,应当指出,表里 下降的数字应归因于出生率的下降。在1975年之前节制生育执行得不平衡。某些地 区,尤其是上海,那时因学龄人口的减少,已经关闭和合并了一些小学。 中等教育 在中学这一级,据说,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不仅想过早地普及中学教育,并要 以一种不适宜中国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使教育单一化。所以,这些新的政策 就是试图改变文革的政策造成的数量和质量的“地位对比”。1978年以来,中学人 数急剧减少是人为的,随之产生一些社会抗议。1965年,中国的中学全部学生人数 是1400万人,如表30和31所示。1977—1978学年的人数是6800万人。新政策于1978 —1979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 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 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1981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 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 。1981年,整 个上海市7.5 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2 万多即最多30%的学生能通过毕业考试升 入高中。与此相似,北京全部13.9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5.4 万即39%多一点的人 能于1981年秋季学期升入高中。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小,反映了在这个城市较积 极地注意计划生育。 在农村,全国普遍实行的计划是,关闭公社高中,只在每个县保留一个或几个 高中。附属于生产大队小学的初中班也被取消。计划在每个公社或相当于公社的地 区保留一个初中,因为公社组织被取消了。 当新成立学校的高中部于1979年开始关闭时,当地出现了各种不满情绪。一个 被采访者描述了在山东一个县的镇子里,开了三次大会来安抚当地人民的不满情绪 的情形。强迫他们接受的教育局的通知说,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机会那么少,却要求 为他们的孩子兴办代价高的高中,这是片面的、自私的。所以,从整体上讲,为了 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们必须“牺牲当今一代”。 另外一个被采访者在县教育局公布这一最后决定前,离开了福建一个办得很好 的公社中学。公社社员要求允许继续开办高中班,作为民办学校,雇用他们自己的 教师,而不要永久关闭掉。第三个前教师也是福建人,他把这种请求说成枉费心机。 他解释道,关闭学校是当今“路线”的一部分,只要教育路线本身不变,只要决定 路线的中央最高权力不变,每个地方还得执行。 如表30和31所示,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马上将学生按比例从普通学校转到技 术学校,也没有做任何工作使关闭中学与学龄人口的减少相适应。中等教育的缩减 要马上进行,而不考虑人口发展的趋势,也不考虑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发展。 表30 中等学校和学生:普通中学 应该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回到1966年前的12年学制的过程中,即小学6 年,中 学6 年,后者又分初、高中各3 年。据称,这是必要的,因为新的全国统一的初、 高中课程如按10年制教学大纲教完,学生压力太大。 因此,从理论上讲,高中学生数量的减少并不标志着总体教育的下降。假如普 及小学和中学教育能保持的话,大多数人总的来说仍受9 年教育。但是很清楚,情 况并不如此,因为农村地区的辍学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人数比例日益增加。 初中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1770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410万人。总的中学入 学人数从1979年的4610万人减到1982年的3880万人。这样,新的教育发展战略的最 终结果是向宝塔式发展:以质量和数量而言,少数人可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多数年 青人实际上受到的教育更少,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质量要比以前好。 表31 中等学校和学生:中专 尽管中国已不再流行说社会主义理想的词句,但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也有人 提出了批评。理论刊物《自然辨证法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以这样一个人 口结构去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根据目前质量优于数量的教育政策倾 向,作者估计,按照目前教育水平,到1980年,年龄6 —18岁的32200 万名青少年 可能会有以下情况:有约2000万人成为文盲;至少13300 万人只有小学以下水平; 而仅有1000万人能得到某种专门的中等或高等水平的教育。他辩称,数量和质量是 一个硬币的两面,他批评目前片面强调质量的做法。“我们现在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改变这一点”,他强调说,“不要等后代人写历史来总结教训”。 在强调质量的倾向下,文化大革命10年间质量的地位被颠倒过来了。起初,重 要的问题是确定普通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的比例。事实上,前者总是占优势的,但 据说1 ∶1 的比例最为合理,因为来自普通中学的毕业生需要2 —3 年的训练,其 大多数才能胜任维持他们生计的工作。不过,把普通学校转移为技工学校很快被认 为是行不通的。如表31所示,这些学校增长很慢。一种可选择的办法是把职业课程 引入普通非重点学校的高中课程中。目前正根据国务院1980年10月颁布的教学大纲 在这样做。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基本上不可能去为升大学而竞争, 而向他们提供的实际训练又不一定有用。中国人立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 也是其他人试图在这一级学校引入职业训练时所遇到的。困难在于使教师和专业训 练计划与学生毕业后可能做的工作相适应。例如,福建一个中学引进的第一批职业 课程之一是服装加工。有这种技能至少可使他们从事商业,做个体服装制造商或裁 缝。但是,这一地区没有这类工厂,而学生又没有学到加工整套服装的技能。所以, 开这项课程被认为是失败的。 旧的半工半读思想一时以农中形式恢复过,这种学校在70年代末曾被正式提倡。 一些大学知识分子对农村一致反对这些学校表示真切的惊讶。然而,地方官员随便 地认可了。农民不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也出于20年前就有过的类似原因。 如果一个孩子进不了县城的正规学校,那么公社的类似学校也行。由于小学教育和 初中教育发展了,要求进这种公社级中学的人也增多了。但是,进农中向有经验的 农民学习农业知识则是一种浪费。学生们可以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学到很多同样的知 识,而与此同时,还能开始挣钱。已建立的为数不多的这类学校到1981年正逐渐减 少,如表31所示。 如果说这一战略在农村是失败了的话,那么它支持的城市重点学校或第三级学 校则是它所引以为骄傲的。作为大学后备力量的重点学校已完全恢复到过去的状况, 并得到慷慨的财政预算支持,完善了破旧的设施。受到称赞的从小学到大学层层建 立起来的那些知识“宝塔”,在全国各地恢复起来。有些城市甚至宣布重建重点幼 儿园。新的全国统一的课程和课本,特别在理科教育方面得到了加强和更新,以便 能适应这些学校学生的水平。 现在官方政策明确表示,对接收新生的政策和对不同学生所给予的教育种类而 产生的社会后果不用考虑。企图提拔工、农知识分子的尝试被公然嘲笑为缩小城乡 差别、脑体差别的不成熟企图。给予工人阶级的青年以入学资格照顾的早期做法和 后来片面照顾“出身好”的考生的做法都已被取消。现在每人或多或少是“在分数 面前人人平等”。学生要进入各级学校的大门,都要经过统一考试。从这种体制中 最能得益的,据说是干部、知识分子的孩子,现在他们想在重点大学争得一席之地 已全无障碍。大多数进重点中学的学生来自重点小学或普通小学的重点班。在小学 里,老师们表示要考虑孩子父母的情况,因为受过教育和经济上可靠的父母的孩子 一般在学校里表现都比较好。 可是,当地官员坦率地承认,“在社会上”存在着对恢复的重点学校的批评。 这就引发了对重点学校的一片反对声,这在1981年底的报刊上短暂地出现过。这种 评论从本质上说(即使程度不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音的共鸣。有关这些学校 的这种论点,自1976年以后还是首次出现在报刊上。一位作者列举了三点原因,建 议再次取消重点学校:(1 )它们对普遍提高教育质量起不到作用,因为它们压抑 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热情,而只使少数人得益;(2 )它们无益于整个民族 素质的全面提高,因为它们片面强调升学率,对学习有损害;(3 )它们不利于普 及教育,因为它们浪费财力、物力。但是,公开争论很快就中止了,没有取得实质 性结果。 这种突然爆发的对重点学校的反对,是正在发生的争论的一部分。所争论的问 题是:有关“分班制”的做法,或者说,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根据他们的能力分别 施教;由于每一级学校需有升学考试,重新使教育制度采取不灵活的僵硬做法;为 争取提高升学率而随之出现竞争。所有消息来源认为,填鸭式教学和竞争情况比1966 年以前更为厉害。老师们几乎一致赞成“正规化”,赞成有明确标准和要求的全国 统一教学课程:固定的课程进度,并通过一整套的小测验、平时考试、期中和期末 考试来强化,所有这一切就是要彻底恢复1966年前的制度。不过,针对这些细节而 进行的争论中的合理教学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被采纳了。例如,教师们欣然承认,把 学生按智力划分成不同班,使教学较方便,但仅对最聪明的学生有益。因此,如听 任这种制度的缺点泛滥,甚至老师也会有理由批评的。但是,任何纠正措施都要由 领导部门决定,他们有责任制定这一制度的集中统一规则。可以预言,假定两条路 线斗争还存在另一逻辑的话,那就是,纠正措施不会以指责新制度的形式出现,而 是以指责新制度的前身的形式出现。 在答复1981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代表们提出的批评意见时, 教育部长蒋南翔承认,由于有那么多弊端,升大学的竞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激烈。 但他解释说,重要原因是,中等和高等教育比例失调。他回顾说,当50年代初期首 次采用大学统一入学考试时,也没有造成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因为在早先那些年中, 甚至还没有那么多中学毕业生能满足大学的招生人数。接近60年代,高中教育大力 发展以后,升大学的各种竞争情况才出现。他认为,那时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 在30%—40%之间。改变这种状况的原因是,1966—1976年10年间过早普及高中教 育。结果每年高中毕业生中只有4 %—5 %的人能上大学。这位部长最后说,这一 “极其激烈的竞争”并不是恢复入学考试的结果,而是由于数量庞大的高中毕业生 和数量很少大学招生名额之间空前尖锐的矛盾所致。 因此,所有争论意见得出同一结论:中等教育的目的是为升大学做准备,既然 只有很小一部分毕业生能继续深造,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缩减中学招生名额,重新 把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在重点学校上。根据这一判断,高中毕业生人数从1979年的720 万人的高峰降到1981年的480 万人。在三年内,将另减100 万人。1981年接收的高 中一年级新生只有320 万名。 高等教育 不过,在第三级,在所谓弥补文化大革命10年损失的努力中,这些数目都在反 向变动。那些认为对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意见受到特别重视。全国 入学总人数从1976年的56.5万人上升到1981年的130 万人,同期高校数目从392 所 上升到704 所。国际发展方面的专家们认为,像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应有约200 万 大学生,这是1990年的目标。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直接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把 其作为获得援助和专门技能的来源。世界银行给中国提供的第一批贷款是用于高等 教育的,用于购置设备,并为进一步发展全国电视大学网络提供资金。在1978至1981 年间,有1 万余名中国学生和学者被派到国外学习和研究,大多数去了西方国家和 日本,到美国的人数最多。 在这一体制中,其他各级所必须坚持的集中统一的倾向,在高校一级也是明显 的。国家统一的课程由教育部准备。全国的学生和教师都得接受其不可改变的规程, 正如他们在50年代时首次引入中央统一课程时那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西共产 主义劳动大学(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9 章中有阐述)被取消了靠半工半读教 学大纲维持的全省分支网络。保留下来的主校采纳了这种统一的课程及教育部颁布 的“正规”农业大学的全日制教学大纲。 同时,大学知识分子从至少老一代认为是被毛主义压抑的30年中解放了出来。 实际上,所有过去的右派分子和阶级敌人都被平了反,分配了工作。所有这些人都 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而且他们的生活及工作条件很快得到了改善。 不过,很多人仍不满足似地回顾他们的过去,看看国外同行,比比自己,仍不甘心。 他们的这些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与毛以后领导人的兴趣是一致的,他们想使西方技术 成功的秘诀适用于现代化建设。而他们初期的努力是巩固某些教育制度的特色,这 一制度最早是50年代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来的;与此同时,他们试图把西方教育特色 尤其是美国教育特色掺到苏联模式中去。这个有争议的混合物,究竟能演化成什么 样的新形象,仍有待来日决定。 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方式已经不满意或不赞同了,这表现于70年代后 期在现代的口号下而被奇妙地恢复了的一场本世纪初的论战中。所辩论的问题是, 中国社会要有多大变化才能使西方科技满足其经济繁荣的希望。1983年,党的领导 人十分忧虑地发起了一场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其目的之一是反对不加批判地 接受西方的一切东西。但在一件事情上,现任党的领导和大学知识分子是完全一致 的:根据延安经验而取得的任何经验应该坚决地放回到最初产生它们的农村中去。 就业与青年 在农村,年轻人从童年开始就成为劳动力,实际上,他们辍学是为了从事各种 不同的农副业,以增加家庭收入。在城市,这样的机会就不太多。毛以后的政府在 处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方面采取与其前任十分不同的策略。文化大革命10年提供了 一个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第一个措施是促进中等教育的普及,当时的原因是担心 青年人可能会上街。中国学校当局和香港被采访者均引用过这个原因,说正是由于 这一原因,当1978—1979年首次宣布政策时,一些地区起先拒绝减少中学的招生名 额。第二个措施是文化大革命10年中采取的把城市青年分配到农村去工作的做法。 为文化大革命10年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代价的是几百万年轻人,他们 从来就没有与农民结合为一体,即使他们可能学会了与农民一起生活。他们想尽一 切办法逃离农村。正是在这批知青中(在文革十年中下乡的),产生了不同政见的 倾向——虽然他们几乎仍然遵守老的毛主义“造反有理”的口号。这个口号在60年 代后期把他们鼓动了起来。有些人要求社会主义制度自由化,有些人坚决反对这种 要求。 实际上,所有的这一代人都回到了城市,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找到回城市的途径, 但由于1978—1979年政策的改变,他们仍会被允许返城。他们的返城引起了一个大 量失业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后来允许他们从事个体或集体经营而逐渐缓解,而以 前这是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禁止的。城市的知识青年以后都允许留在城市。可是, 还得寻找办法来处理许许多多在早熟年龄走出校门,而生活又无多少前景的年轻人 的问题。理想的解决办法是,既降低出生率,又提高城市就业机会。同时,小学入 学年龄在70年代后期正式规定为6 岁,但后来,为与缩减中学入学名额的决定相协 调,很快改定为7 岁。这使年轻人“步入社会”推迟了一年。但是,他们的问题依 然存在。 据说这些年轻人无视法律的情况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在1983年下半年被一场 全国性打击犯罪运动暂时制止了。但是,由于没有再给青年下乡运动赋予政治意义, 因此当政府号召城市青年自愿去边疆地区落户时,并没有指望得到热情响应,这次 是号召帮助开发偏远的青海省。碰巧,这一号召与打击犯罪运动同时发生,大量城 市犯罪青年被送往青海以接受改造和教育。因此,1966年以前那些决定城市的失败 者和落伍者命运的迁移计划所没能实现的意图,现在立即在恢复实现。大学行政当 局1980年的报告说,甚至在国内的精英中,说服他们的毕业生到远离家乡的地方接 受毫无吸引力的工作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以后的官方信条认为,一个人能 通过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这个信条不是没有弊端的。但是,党 的领导人不承认其中有些社会问题是他们自己政策矛盾造成的结果,反而发动反 “精神污染”运动,反对一切机械地照搬西方的东西,并驳斥社会主义制度能存在 异化的主张。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