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一面推行农村经济自由化,一面又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这种讽刺性现象说明, 要断定农民是如何评价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复杂的历史性变迁是多么的困难。对许多 农民肯定有好处的大多数变化与那些似乎有坏处的变化紧紧交织在一起。年轻一代 欢迎的变化不一定能得到老一代的赞同;而且,甚至那些对大多数农民有利的变化 也经常会对相当多的少数人有害。 从农村经济史中可以找出这种固有的、模棱两可的例子。根据1978年中国政府 自己的统计数字,自50年代中期以来,人均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即使村 民可得到的平均粮食总数没有增加很多,经济发展却给许多村社普遍带来了根本的 物质利益:良好的公路、一些电力和大众信息传播、新的卫生所和改善了的健康状 况。农村人口增长虽然可能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经济问题,但它却是物质生活改善的 一个标志。而且作为在这里叙述的30年历史的结果是:这些物质利益在村民中间比 革命前分享得更公平了。 在土改时期,大多数村民是贫农,因而他们有理由感激对村社的经济进行改造。 但如果在土改时期,他们的年龄大得足以参加这项运动,那么他们也会记住60年代 初期的大灾荒,那时,政府为创立社会主义的一种激进形式而进行大错特错的尝试, 其结果是:如此众多的人遭受苦难,甚至死亡。他们也可能考虑这些问题:自农业 社会主义改造以来,他们得为集体的事业多工作多少小时,妇女如何不得不离开家 庭去干农活,而且农闲季节如何不得不献身于集体举办的公共工程项目——而且他 们会惊诧:从额外的劳动中获得了多少,政府拿了多少给城市,又有多少浪费在错 误指导下的农业规划中。 然而,总的来说,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一代有更多的感激。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 战略的一个代价是限制城乡之间流动。年老一代的许多农民,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 本地的村社,对能否迁到城市不太关心。但年轻的农民,特别是当他们从报纸和收 音机以及现在日益增多的电视机中了解到更多的外部世界后,他们可能感到沮丧。 1979年在一所农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仅6 %的学生想当农民;在一所城市 小学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只有0.5 %的学生想当农民。随着农民受教育的机 会日益增多,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意识到地区之间和乡村之间存在的不平等,而且来 自较贫困地区的那些人会惊奇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不平等。 不过,从大部分农民的观点来看,政治领域的好坏比例比经济领域成本与利润 之间的平衡更为含糊不清。现在农民不必像在30年代和40年代那样感到害怕,那时, 他们常受到当地恶霸地主的胁迫、凌辱和剥削,或受到土匪恶棍的抢劫盘剥,或被 入侵的军队杀死。共产党政府给他们带来了至少比那时多的秩序和稳定。土改期间, 共产党把贫农和雇农组织起来参加群众运动,打倒当地农村最大的剥削者。尽管中 国共产党相继剥夺了农民协会的权力,但它仍继续组织贫下中农,至少让他们讨论 如何处理当地事务。虽然新体制一点也不民主,但贫下中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 式、更有组织地参与决策,管理当地的村社。 此外,管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基层干部几乎全都来自他们管辖的相同的乡村 或小村庄。他们容易受到邻居和亲戚的各种非正式的社会监督,甚至在他们因有腐 败迹象而受到上级领导的审查时,也是如此。尽管有这些缺点,村民们还是有了比 革命以前更负责任,而且总的说来更诚实、更守纪律的本地领导。正是这样一种体 制,可能使村民对日常生活的集体监督意识比以前更多了。 但不管本地干部对村民有多同情,他们只有受到上级党的领导的严格审查后才 被提拔,并仍受党和国家官僚组织机构的巨大权力的支配。由于政府不断改变其政 策,对农民来说,这样的政府似乎是危险的和反复无常的。传统上,农民学会躲避 政治,让本地名流调解纠纷和维持秩序,并对政府官员敬而远之。但是,现在中国 的政治与他们息息相关。50年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引起大规模的饥荒;60年代和70 年代,由于对阶级斗争不切实际的想法,政治运动毁灭了他们的前途,有时夺走了 无辜的生命。 尽管政府的宣传充斥农村,试图为它的政策辩护,并给农民一种参与了超越他 们本地地区界限的政治事业的感觉,而且把以下作为其最大目标:试图从根本上将 农民意识改造成新型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但农民的心态在许多方面对政 府政策持怀疑态度,并且仍然紧密集中于村社和家庭生活。可以肯定,一些农民, 例如当地党的干部和复员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比起其他人来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熏陶更系统,因而有时会使他们对自己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 有一点粗略的了解。年轻一代,其中大多数到现在已至少完成了六年的小学教育, 对政府意识形态的基本信条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但是,甚至连这些 人最关心的也仍然是农村生活,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他 们几乎无望离开农村,因此,也无法直接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 中央政府仍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但强大的实体。这里所叙述的30年历史中 的某些时期,至少对贫下中农来说,政府似乎是一个本质上仁慈的、包含着一个几 乎神圣的道德承诺的实体。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