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 在60年代初,几乎没有市民注意到即将发生的一场大动乱的苗头。后来发生了 一些事,如党内知名的知识分子发表讽刺性文章和篡改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 示,这些事被认为是其他人对毛权威的进攻。但当时的市民,如果确实已注意到这 些事件,他们也会把它们看作是中国政治潮流中的正常现象。即使对吴晗、邓拓和 其他人的攻击到1966年初逐步升级的时候,大多数人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理由。过去的历次运动常常是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波及到其他部门,市民们个个 身经百战,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运动,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以往的经 验会在他们今后的日子里一无用处。只是到了1966年夏天,北京市市长彭真遭到清 洗,红卫兵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其他一些史无前例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 才认识到他们要参加新的运动了。而后,市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观察事态的发展, 既感到兴奋,又觉得忐忑不安。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我们的目的旨在评论文革对 人们生活和感情造成的影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如此的 复杂和多方面。不论这场运动是否如口号所言已“触动人们的灵魂”,很显然,在 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各种各样全新的令人产生强烈情感的经历,成为市民们感觉的 一部分——红卫兵在全国各地串联,揭露当权的领导人滥用职权和卑鄙的行为,中 国共产党瘫痪了,抄家搜寻隐藏着的与毛主义纯洁性不一致的物件和标志,让那些 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员在愤怒的人们面前示众和丢脸,谴责17年来的许多文艺政策和 作品,红卫兵投入到了夺权和派系斗争之中,在许多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武斗,动用 了机枪、迫击炮甚至坦克,军队干预了民间社会,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空前的混乱之 中。同以前的情况一样,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反应有明显的差异。 对于许多城市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起码开始时是这样。他 们不必再在激烈竞争的城市工作等级制中苦苦寻觅未来的机会,发现自己在更大更 重要的舞台上扮演着新型的革命先锋作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犹豫不决,甚至开始 时有点担心,对他们自己的老师和党的领导人所犯下的“罪行”半信半疑,许多人 很快发现,参加这些活动的报酬令人激动。他们不必整天再去学习,也不再受学校 纪律的约束,他们通过在全国各地串联发挥着新的作用,在国家领导人面前游行, 去那些他们慕名已久的风景点去观光,频繁地同其他年轻人交流思想和经验。他们 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学校,起草新的规章和制度,使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忍受羞辱, 搜查机密档案,出版未经审查的小报。他们可以随便闯入别人的家里,执行搜查 “四旧”的东西和参加其他“共产风”的活动——赋予一些街道和组织以新的更革 命的名称。要求每个地方都张贴毛的画像和语录,毁损古代庙宇等。一些青年人甚 至换了自己的名字,如把“梅花”改成“卫东”或“文革”等。红卫兵开进了工厂、 办公室和其他机构。为了他们的革命,他们随意改变宗教信仰,在有些情况下,他 们甚至参加了当地的“夺权”斗争,大概最重要的是他们感觉到毛特别选中了他们 在建立一个更纯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从一个曾被高度控制 的政治新手,转眼之间进入了自由和权力的王国,在中国社会里获得一个有价值的 地位——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似乎以经不再存在了。在这种狂风暴雨式的气氛中,年 轻人的热情一旦释放出来,要收就非常难了,这一点已经不再有怀疑了。 然而,这些事情的展开,对不同年轻人有不同的影响。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