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到了80年代,中国的情况已经很明显,创立一个有高度组织性的、平均主义的、 艰苦朴素和生产性的城市社会的设想已出现了偏差,其结果是市民们远非像当局希 望的那样都能够积极参加和投身到建设之中。50年代成功地开创了一个新的城市形 式,但是20年过去之后,人们不得不痛苦地对其错误进行重新评价,并努力寻找使 城市摆脱困境的新答案(或恢复旧答案)。 中国在进入80年代之后,城市人口的情绪也不是千篇一律。多少年来世事和政 策几经巨变,使人们产生了不同的生活经验,几代人的经历迥然不同,不同经历的 人对毛泽东以后时期城市的发展又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无法在此对这些差异进 行详尽的分析,但是起码可以尝试勾划出其粗略的轮廓。 对于那些60多岁,特别是那些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人,他们有一种普遍 的失落感,即为大家所注目的日子到此结束了。他们中有的人能够过着富裕悠闲的 生活;也有的人回忆往事徒增伤悲,认为自己大部分才智在新社会消耗殆尽;还有 些人则是苦了一辈子。进入80年代以后,四个现代化和未来对他们吸引力也不大, 他们像其他社会里的老人一样,只是从家庭和朋友那里得到一点简单的乐趣,安度 晚年。虽然很少有人能像传统上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那样无忧无虑地走完他们最后 的路程——例如,他们大多数人得帮助儿女们照料孩子,做点家务,以便让儿女们 更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他们享受的社会保险和乐趣仍是很多的。 大多数城市老年人都有退休金,享受公费医疗,同一个城市孩子生活在一起,由孩 子照料并负责他们的后事。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与邻居和以前的老同事的社 交往来(政府对城市居民的居住和职业流动的限制加强了这种关系)。因此,尽管 有许多例外,但总的来说,城市老年人和比他们年轻的人相比,倾向于安于现状。 通过下面一段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毛逝世的反应的叙述,可以印证我们以上提出的论 点: 老人们总把现在跟过去相比,过去的中国到处是疾病和饥馑、成群的乞丐和失 业的游民。尽管供应不足,还有腐败现象和政治上的不完善,但大多数老人都认为, 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给他们带来了比较好的生活。对他们许多人来说生活改善很小, 但这关系不大。他们对毛充满感激之情,当得知毛逝世的消息后,他们像失去了自 己的父母一样悲痛欲绝。 80年代初,那些当时40—50岁的人,大多数是受所谓“辉煌岁月综合症”影响 的一代人。他们大多数人在1949年后不久就走向成熟并开始工作,并且被卷入到这 个时期乐观主义的洪流之中。当时他们认为新政府残酷无情,要求严厉,但是这个 政府创立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并为人民带来了比过去好的生活。他们为当局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并使自己的理想服从于国家大目标;但是现在许多人感到幻想破灭 了。他们现在置身的社会,并不是他们当年努力工作而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他们 为发生的错误感到痛苦。在物质利益方面,他们这代人也感到愤愤不平和失望,但 同时,大多数人并没有与这种制度一刀两断。风华正茂时代不平凡的经历,又使他 们对过去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他们思念过去的一切并想着什么是本应该发生的事 情。因此,虽然他们对现在的趋势和官方的说法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许多这个年 龄段的人仍然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80年代初,那些30来岁的人对各种问题别有一番看法,尤其是那些红卫兵出 身的人更是如此。同样,他们也是在一个充满乐观主义和革命热情的气氛中成长起 来的,虽然比起其兄姐来,他们经历了一场更为激烈的竞争。由于他们难忘早年的 乐观主义和信念,他们1966年以后的生活现实却是对他们最无情的打击——派系间 的暴力冲突,农村的流放生活,在受教育和婚姻方面的失望,以及最终虽返回城市 却干的是城市里最没有地位的工作。他们这些人普遍感到被人欺骗了,进而对他们 生活中的制度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并敢于批判这种制度。尽管其中有一些人 的运气不错——上了大学或是在国营单位里有份有保障的工作——但对这制度也敬 而远之。1974年著名的李一哲在大字报上发表的一席话,或许是对他们这种情感的 最生动的表述:“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 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 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结束学业的年轻人又展示了另外一幅不同的画面。他们在 被破坏了的教育制度和经常发生运动的经历中,与比他们岁数大的那批人不同,他 们没有被灌输进去多少乐观主义和信念之类的东西,况且那年头不断变化的标准和 不可预见的事情的发生,使他们中许多人学会了对竞争对手进行恫吓和为了达到自 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由于这个年龄段的人起初的愿望就不太高,因此,他们的失 落感和不满与那些岁数较大的人相比就明显要少一些。但与此同时,政治口号对他 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感召力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获得消费品和在某种程度上异乎 寻常的生活方式更有兴趣,他们的表现使那些岁数大一点的人感到震惊。这些年轻 人中许多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与其去抗议,不如躲得远些。 最年轻的市民,是那些在80年代仍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政府努力通过重新建 立各种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和灌输道德教育等方式“拨乱反正”,给学生提 供更多的可以达到的目标和机会。这种努力将会取得多大的成功,政府将如何为他 们成年后提供更好的生活才能满足这一代人的期望,尚未可知,仍有待于观察。 在文化大革命后对过去的30年重新评价时,首先一个问题便是过去到底错在哪 里,一般人分析认为,应该谴责激进分子,特别是毛泽东,因为他发动了文化大革 命(和在此之前的其他错误导向的运动),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摧毁了人们的 希望。通过对以往城市状况的回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分析实在是过于简单了。 推动或是打击了公众对于政治制度热情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而非这种观点所能一 言以蔽之的。 1949年后,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当局设想以加强组织制度的密度和对理想信念 的灌输为出发点,就能成功地解决城市问题。这种假设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人们不 同的价值观念和志向构成对政府当局的不同反应。1949年初的中国城市居民已经不 是“一穷二白”、准备吞噬领导意志的大众了,他们抱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价值观念 和志趣,这些价值观念和志趣使他们对新制度抱有各种期望,其中包括希望国家强 盛和政治稳定、经济有保障、平等和机会;关心控制犯罪、卖淫和其他社会罪恶; 急切希望政治上获得安全和信任;希望能有丰富的文化和娱乐消遣活动;渴望有良 好的环境,使他们能完成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在50年代形成的相当高度 的乐观主义态度和信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愿望在1949年 以后实现的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充分得多。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新政府采取 了大量的行动和计划的结果。后来这种美好感情给破坏了,同样是因为人们日益感 到这些理想不再可能实现了,日益感到政府的做法应当受到责备。 然而,这种感情的变化,不纯粹是激进政策和错误导向的运动的产物。其中导 致这些变化的有些因素,诸如不断增长的人口问题和官僚结构老化问题,都是在乐 观的50年代发生的事件触动下长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其他有问题的政策——例如 冻结工资或限制人口流动——也不单纯是激进的运动刺激的结果。另外,有些激进 的事虽被毛泽东以后时期的领导人谴责了,但在当时还是很得人心的——例如,1957 年对右派的镇压,大跃进初期的总动员以及文化大革命对官僚主义特权的打击。 此外,认为50年代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到80年代完全消失了的观点有失偏颇。尽 管在早些年,许多城市居民历经了苦难和生活没有保障,但是支持政府的强大力量 仍然存在。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有对统治者表示尊敬的传统,对新政府也抱一定程度 的“假定政府是无辜”的希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千百万的城市居民— —特别是在干部和体力劳动者中——认为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由于革命,他们 的生活好多了,比以前更有保障了,他们依旧希望带来这些改善的政治制度能处理 好中国的新问题。那些享受公费医疗、购买新电视机、看着他们的邻居组织起来打 扫卫生消灭苍蝇,或是安排他们的子女接自己班的城市居民仍念念不忘社会主义给 他们带来的好处。 最后,还有一个对当局支持的主要力量同其他力量一样还没有受到侵蚀——对 国家的强大和独立自主感到骄傲。在许多方面,80年代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与50年 代相比,她更强大更有力量,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念念不忘国家所蒙受的奇耻大辱 和被出卖的历史,作为后代,他们对中国强盛的每个迹象都感到由衷的自豪;无论 是其驻联合国代表富有成效的演讲,还是外国元首怀着尊敬的心情到北京朝圣,或 是中国人在国际排球锦标赛上取得胜利(与此相反的另外一面,则是做中国人的羞 耻感和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当中国人感到中国的一些决策失误或被外国污辱时, 他们感到羞耻)。 也应该注意的其他一些方面是,在中国政治的激进阶段,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比 其他温和阶段都要强烈。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国进行了成功的(普遍看 法是这样)反苏斗争,结束了外交孤立状况,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发射了人造 地球卫星,大批的外国领导人——从理查德·尼克松到其他第三世界革命家——访 问中国。毛泽东以后时期,中国仍然相对落后于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而且越来越 明显;中国失去了对柬埔寨的庇护;同越南人进行了一场被认为是比较不成功的边 境战斗;整个国家又陷入新的来访者浪潮中,来访的外国人不再是来寻求革命的真 理,而是来要中国让步、从中国攫取利益的(这是自革命以来从不曾允许的)。如 果强烈的爱国主义仍是人们支持政府的关键因素,那么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政策就 会使当局恢复公众对它支持的努力遭到破坏。 毛泽东以后时期的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所有中国共产党的臣民”展现出 来的、一旦被破坏就难以再修复的问题。他们要重建50年代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赢得 公众的支持。但是,那时赖以产生这种气氛的条件已经不可能再恢复了——受教育 的人不多,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抗日战争和国内战 争结束不久,人们记忆犹新等等——因此即使恢复以前政策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无论是加强组织纪律性还是进行新的思想教育运动,亦都将于事无补。只有在更广 泛的领域里,想法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价值和需求,才有可能克服革命成功以来的 30多年中积累下来的各种危机。这种努力在90年代和以后更长的时期,将是一场对 中国的精英们的技能的挑战。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