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起兵上海 毛泽东暗示笔杆子 爆炸北京 老三届秘组红卫兵 1966年5月。 共和国首都气氛似乎不同寻常,还不到盛夏,可人们心理却焦灼不安。 这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写了一代青少年的命运。 1949年开国大典以来,每年五一、十一,首都人民都要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举 行庆祝活动。彭真市长总是作为仪式主持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首都数万群 众。 1966年5月1日,彭真没有在城楼上露面。 嗅觉灵敏的外国观察家都猜测到彭真遇到了麻烦,中国政坛将出现大的波动。 祸起上海 事情确实是这样。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论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北京市市长彭真对《文汇报》点名批判既是共产党员、北京市副市长,又是民 盟负责人之一的吴晗表示震惊和愤怒。因为一般情况下,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 要以中央报刊为准,且学术批判不戴政治帽子。《文汇报》的这篇文章,明显违反 了党的纪律。 彭真因此明确表示:“《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那么大”, “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 彭真说此话不是有意攻击周信芳,而是向张春桥发出了一支利箭。 中宣部及新华社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认为姚文的最后一部分联系“单干风”、 “翻案风”很勉强。 为慎重起见,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 瑾一起开碰头会,协商是否转载姚文的问题。他们决定先探风声,若是毛泽东定的, 《北京日报》就转登,否则就不转。 但江青、张春桥早有预谋。他们命令《文汇报》向北京和中共中央筑起一道封 锁消息的围墙。《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打电话给《文汇报》探询消息,也吃了 闭门羹。 彭真当时在外地,遂指示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说。 从三且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 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 报》先后转载姚文元文章。 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姚文没有得到北京的回声,这些有背景的发难者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添油加醋 地向毛泽东告状。11月20日,毛泽东要上海立即将姚文印成小册子发行。24日,上 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 北京新华书店请示市委,得到答复是一本也不订,直到29日,才复电同意征订, 但拒绝发行。 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出面了。彭真回京后不得不同意转载, 但强调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以免闹得风声太大。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第二 天,《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栏里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以表明这是学术问 题,代表不了党中央的观点。 《人民日报》还在姚文元的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 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1966年2月4日,根据彭真讲话的精神,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拟就了《关 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后来所说的《二月提纲》)。提纲指出,讨论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向军阀一样武 断和以势压人”。还提出,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问了一些 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2月12日,中央将《二月提纲》批发全党。 《提纲》的言论像一柄犀利的刀剑,直刺张春桥等人的痛处,使他们如坐针毡, 如芒在背。 到了4月,毛泽东批判了彭真,批判了《二月提纲》。张春桥抓紧时间写出了 《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 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其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正应邀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毛泽东将 在陕西的邓小平召回北京。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在杭 州跟他三次谈话的内容。会议决定起草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成立文化革 命文件起草小组。 随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 毛泽东强调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 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很广。 此后,毛泽东还多次批判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 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 垮台的条件。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诚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 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 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4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 最先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毛泽东见了,不高兴,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 新起草。” 毛泽东于是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陈伯达觉得自己一个人难以承担如此重任。 于是经毛主席同意,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班底。 万事俱备,这帮“秀才”于是挽起袖子大干起来,很快拿出了初稿。 在讨论初稿之时,康生加了这样一句话:“《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 义文件”,他还提出:“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 发。” 康生之奸滑,由此可见一斑。他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参加过《二月提纲》 讨论,并一起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到此时却推得一干二净,仿佛《二月提纲》是 背着他偷偷干的。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大区的书记也 参加。 毛泽东提议起草小组到上海去起草《通知》。 起草小组成员纷纷聚集在上海锦江宾馆后楼,讨论、修改通知。起草小组写完 一稿,张春桥即派人送往杭州,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提出修改意见,起草小组再 进行讨论、修改,如此多次。 不久,中共中央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原吉林省委 第一书记吴德担任第二书记。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 《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 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受中央政 治局控制,直接部署“文化大革命”。 席卷学校的混乱从北京大学开始 5月底,北京两所学校,发生了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5月25日,北京大学 贴出了一张影响极大的大字报;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些学生建立了自发的 “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红卫兵,揭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有人说,席卷学校的混乱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 这是因为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讲师聂元梓和其他六位教师贴出了全国第 一张大字报,题目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 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 大字报写道:“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毛泽东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 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 保卫党中央、保护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 还说,北大校长陆平反对学生集会,阻止学生写大字报,这实际上是阻止唤起 群众。陆平极力想把你死我活的斗争说成学术讨论和争议,实际上是想阻挠斗争, 保护反对反社会主义的黑帮。 大字报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 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 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北大校园。 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后,法律系、化学系也纷纷贴出大字报,很短时间内,北 大校园就贴出了1500多张大字报。但其中大多是反击聂元梓等人的。 北大千余人围着聂元梓进行大辩论,聂很快招架不住,犹如丧家之犬,只好狂 妄叫嚣“过几天你就会知道的,事情没这样简单”,向人们暗示她同上面大人物有 着某种程度的联系。 《五·一六通知》公布前后,新组建的“中央文革小组”在陈伯达、江青、康 生一伙的把持下,制定了“在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方针。于是,康生就派以他的 老婆曹轶欧为首的七人“调查组”坐镇北大。曹轶欧完全撇开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 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 他们鬼鬼祟祟,背地里搜集北大党委的黑材料,扬言要揭开盖子。曹轶欧首先 找到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煽风点火,被陈严辞拒绝。曹轶欧碰了钉子 后,又鼓动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向北大党委陆平、彭佩云等开炮。 聂元梓权欲熏心,又怀恨着陆平,于是抓住这抛头露面的机会,烧了一把火。 聂元梓贴大字报之事立即传到党中央,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于 5月25日夜12时派人到北大,传达了周总理的四点指示并重申贴大字报要遵守党和国 家的纪律;严肃批评了聂元梓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 几天后,康生探知刘少奇、周恩来连夜派人到北大,并批评了聂元梓贴大字报 一事后,恼羞成怒,用他后来的话说:“大字报贴出后,反革命想扑灭它”,“我 们也受到压力”。曹轶欧派人弄到了大字报的底稿。 这时,聂元梓在北大被搞得声名狼藉。有人告诉康生说,聂元梓在政治上,生 活上有问题,名声太臭,当初不应让她带头。康生露出一幅赌棍的凶相,气急败坏 地说:“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为了保住这个过了河的马前卒,康生伙同陈伯达亲自出马救聂。康生背着在京 的政治局委员把聂元梓大字报的底稿,直接乘专机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以群众意 愿为名,寻求毛泽东的支持。 毛泽东在大字报上写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间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将大字报全文刊登,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第一 张大字报》,称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 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 从此,北京闹得不亦乐乎。学校、机关、工厂、军队都派人到北大参观、学习, 校园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据后来统计,全国有212.4万人到北大“串连”、 “取经”,北大“经验”传遍全国各地。 清华附中一张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 正当全国各地大中学校仍在为北大校园里的大字报争论不休时,6月2日在清华 大学附中的校园里,贴出了一张题为《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 政!》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充满空泛而气势不凡的“革命”词藻,号召人们“大 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它的署名——“红卫兵”,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由于以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名字落款的大字报在当时还很少见。许多人便把 自己的名字写在“红卫兵”三字的后面。不到一个上午,密密麻麻的签名竟达100多 人。卜大华名列首位。 卜大华何许人也? 他当时是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稳稳当当在“老三届”的队列里。这张大字 报的出笼及“红卫兵”组织的成立,都是他们几个同学的“杰作”。 他回忆说,他们同校党委的冲突已有一段时间。导火索是1965年9月高中各班改 选班委会。校方十分关心高中二年级的干部改选。原因是高三年级正在紧张准备大 学考试,对学校中的一切活动无暇过问,全指望高二年级的协助。如果选不好干部, 会耽误全校的工作。所以,学校就在他们当中挑来选去,最后被“内定”的人全都 是听话的“乖孩子”——不少是当过好几年的老班干部了。 这引起了一些同学的不满。他们在背后嘀咕开了: “这怎么行,事先圈定名单,能代表学生?” “学生干部也要讲阶级路线。” “只讲听话、只讲学习,那不成了白专道路了吗?” “真邪乎,有的干了好几年班‘头’了,干嘛不让大家都锻炼锻炼?” “他们不是说让咱们学生自己决定吗?我看,干脆先来个大讨论,把班干部标 准弄清楚,再选举?” 于是,卜大华、骆小海、旷涛生等人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和部署,在《接班人》 的墙报上贴出了小字报。 顿时,犹如投石击水,掀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分析、辩解、攻击、揭露、沸沸扬扬。班主任老师是个 年轻人,思想很开通。他见同学们写得有理,也就不坚持,顺水推舟表示了同意。 最后新班委成立。 这事本不足以形成气候,校方却偏偏有些大惊小怪,认为对这种自发失控的选 举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和警觉”。其他班的同学听说学校的态度,顿时生出逆反心 理,不但没按学校领导的意见办,反而纷纷来取经、仿效。一时间,各年级的改选 都成了“竞选”。 多年来清华附中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动荡了。从来就有追求新奇心理的青少年, 好像都在这小小的校园波澜中感到了点什么。嗅到了点什么…… 正在这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这是毛主席下令, 射向中国上空的一颗耀眼的信号弹。他们立即组织了大讨论。有的学生认为不能全 盘否认“清官”,而多数人主张要看这出戏的政治背景。紧接着不久,又开始了对 《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批判。 这一下,高65(1)班的“接班人”墙报火药味越来越浓。什么办预科班是培养 修正主义精神贵族啦,什么不要死读书追求分数啦。骆小海是个爱动脑筋又有文采 的笔杆子。他的文章颇具新意,引起小读者们刮目相视。也有人说他的观点虽然对, 但态度“狂妄”、“太偏激”。 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1966年5月,全国各个大中学校里,对“三家村”批判的温度也随着气候变热而 逐渐升高。在批判“三家村”的过程中,一部分学生很自然地联系到学校发生的一 些现象和言论,并把这些他们视为“奇谈怪论”的言论看成是所谓“修正主义教育 路线”的反映。同时,从揪出“三家村”出发,批判的矛头逐渐指向了中共北京市 委。 在这种情况下,各校领导和党、团组织按上级指示精神,积极进行说服工作, 要求学生按照学校领导的统一安排,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及其附中等许多学校的部分学生对此非常不满,指责校方党委压制 他们的“革命”热情,是不“突出政治”!学校领导方面则认为这样的批评是错误 的。结果双方的矛盾加剧,在校园内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许多学校发生了几派激烈 辩论的场面。 5月初,卜大华他们的班长写了一份谈对《海瑞罢官》认识过程的思想汇报,是 从学术问题向政治问题的高度上认识的。卜大华和另一个学生在文章前面加了一个 “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性的大讨论。卜大华等一些学 生坚持己见并和校方领导发生争执。卜大华等人指责校方不积极引导对《海瑞罢官》 和“三家村”的批判与讨论,是不突出政治的表现。 5月8日,清华附中高65(1)班的团员请校团委书记来听取大家对清华附中教育 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看法和意见。团委书记是个火气颇盛的年轻人,刚听了两个人的 发言,就沉不住气了。 卜大华发言时,为了显得有理有据,说明学校歧视工农出身的学生,引经据典, 特别爱引毛主席的话。这位书记脸色铁青,一下打断卜大华的发言,说:“不要搬 这些话,别用报纸套实际,这是唬人战术”。 团委书记脱口而出,却万万想不到立即被学生们抓住把柄。卜大华几个人立即 找到清华大学党委反映情况。 校长似乎这时才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仓促“应战”,一面到班里听取学 生意见,一面又向各年级的主管教师布置对策,甚至把卜大华、旷涛生、骆小海的 学历卡调到校长办公室审查,准备搞组织处理。 结果,高三年级的王铭、张晓宾等听到消息后,纷纷表示无保留地支持。高一 年级、初三年级的学生们也愈来愈频繁地与他们接触起来。 自5月22日以后,学校的气氛呈紧张状。各班的班主任每晚必向校领导汇报,而 各班学生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两天以后,学校领导人向全体学生宣布: 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他还专门提醒:请不要忘记,1957年的右派分子中也有学生,这次声色俱厉的 “宣布”同时还伴以严格规定:每日下晚自习后,不许串连聚会,立即回宿舍。外 出者晚9时前必须返校,否则为学校纪律所不容。 5月25日晚9时整,学校还派出“校卫队”,把学生宿舍强行锁住,不许任何人 进出。同时用碎砖烂瓦、废暖气管堵住了与外界的通道。 卜大华回忆说:“我还记得,那些校卫队员个个如临大敌,准备‘抓’一做百。 不想这更激怒了学生。郑义,就是后来写了《老井》的那位,当时是校方宠儿,也 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 5月29日下了晚自习,卜大华、王铭、骆小海、旷涛生、陶正、张晓宾,张承志 等七、八个人来到圆明园旧址。 在这片象征着旧中国保守与沉沦的土地上,在这块记录着清朝政府昏聩腐败的 废墟里,他们充当了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揭幕人。 他们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瞎胡闹,而是认为自己正在真 真确确地参加着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他们认为,目前的形势正是该“大树特 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越谈,大家的心收得越紧。怎么办?真的要坐以待毙吗?如果学校宣布他们是 反党分子就不好办了。虽然,大家从心底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左派,但…… 他们感到缺少力量,而力量,只有靠团结起来,用同一部声音来抗击“压迫”才能 获得。 “嘿,伙计们,我看咱们今后应该告诉全校所有与咱们观点相同的人再写大字 报小字报就用同一个签名同一个笔名。”卜大华出了这个主意。 “对对对,让学校也弄不清我们是谁,有多少人,而且这么一搞就会铺天盖地 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骆小海兴奋地赞同道。 “现在学校的那些小字报上的笔名可多了,什么‘向阳’、‘华峰’、‘卫东’、 ‘海峰’、‘红心向党’,也不知用哪个好?” 有人提出张承志用过的笔名最好。这个张承志就是后来写《黑骏马》、《北方 的河》的名作家。在他们这些曾醉心搞理工科的同学中,独树一帜要搞“文”,也 算个稀罕物。“红卫兵”,这三个字就是他写小字报用的落款。 “红卫兵?如何!太棒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红色卫兵……” “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士、红色江山的光荣卫兵。嘿!真是怎么叫怎么顺,就叫 红卫兵’!” 红卫兵这三个字的由来,是一个偶然的小插曲,但红卫兵这样的组织被推上当 时的中国政坛则有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常常是通过其偶然性来实现的。只是当时,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字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 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 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 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稚嫩而庄严的红卫兵就在这群大不过19岁小只有13岁的孩子的童音中诞生了。 5月29日,后来就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日。 全国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 几天后,一批用“红卫兵”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就覆盖了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附 属中学。6月2日、3日,海淀区、西城区各个中学的学生都闻讯赶到了清华附中,纷 纷写出大字报予以声援支持。几乎每张大字报的下首,都歪七扭八、龙飞凤舞地签 着“红卫兵”的大名。比如“四中红卫兵”、“三十五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 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 不久,北大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 京矿业学院附中等校中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东风”、“红旗”等学生组 织。 这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由此开始,以中学生首先自由结合组成的团体 “红卫兵”,作为一种来自下层的集团力量的象征,向中国政治舞台冲杀过来。 这些学生都是天真烂漫的青年,压根不谙中国的政治斗争奥秘。他们偏激甚于 公正,空想甚于实际,冲动甚于冷静,盲目甚于思考。在许多大学和中学校很快掀 起了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不时发生乱揪乱斗的现象, 党组织完全陷于被动和瘫痪。 面对这种乱得一塌糊涂的局面,刘少奇、邓小平和新组建的北京市委,都感到 万分忧虑、紧张和不安。谁心里都明白,把挑起大乱的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布于世, 是毛泽东一手批准的。但这种局面,如果任其自流,很快就会成为漫天大火。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刘少奇、 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 “文化大革命”。并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 “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 黑帮住宅”等。 同时,刘少奇、邓小平二人立刻乘飞机飞往杭州,当面将北京的混乱局势,向 毛泽东作了汇报。 “希望毛主席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解铃还得系铃人, 非毛泽东亲自出山不可了。 “我暂时先不回去!”毛泽东认为乱得不够,他不能回去。 他说道:“你们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吧!”对派工作组一事,毛泽东说了模棱两 可的话,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 刘少奇和邓小平回到北京,便急忙召集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最后决定派工作组,哪里出事,就往哪里派。 派工作组的决定很快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复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心里总算 踏实了。 6月3日,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 6月4日,以沈兰村为首的工作组开进北京政法学院; 6月6日,孙友余率领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师范大学; 6月8日,以赵如湾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航空学院; 6月9日,叶林带着500多人的庞大工作组开进了清华园; 6月15日,由200多人组成的以邹家尤为首的工作组被派往北京地质学院。 随后,由工交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也陆续被派往北京15所工交 高等院校,1500多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也进入了北京各中等学校。 上海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对中学派出了160多个工作 组。极少数未派工作组的学校,也派驻了联络员。 6月21日,天津市第16中学学生向全市中学散发《告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公开信》, 号召中学生起来反对万晓塘、张淮三等天津市领导人。天津市委将此事定为“反革 命事件”。25日,天津市开始向各中学派驻工作组。 当时,除极少数以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向各地的大中学校派驻了工作组。 这一时期内,北京、上海、长沙等地一些高中毕业生先后上书中共中央和共青 团中央,要求废除高等院校升学考试制度。 于是,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 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 二(五)班学生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两封信,同时配发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 这一决定在广大中学生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庆祝集会。 从6月18日起,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集中精力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学 生们摆脱了学习的重负,兴奋异常,“革命热情”倍增。 这样,本来已经十分混乱的教育界就变得更加动荡不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