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全国大打“黑五类” 北京处处有冤魂 当红卫兵将对道路、店铺的易名和社会上的扫除“封、资、修”运动推向高潮 后,由对固态的物的毁灭到对体现“反动”意识的人的主体攻击,又形成了红卫兵 们新的一轮冲杀,也惟有如此才能在新的层次上满足红卫兵们的“革命”欲望。 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在破四旧的过程中,基本上还处于控制之中,过火行为不算 严重。尤其是对人,多是采取了文斗的方式。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越来越感到这样 不过瘾,为了将文化大革命推向深入,以北京为中心,掀起了一场狂热的抄家、打 人、轰回老家的运动。 抄家风骤起,众多文化精英遭浩劫 8月下旬短短几天内,北京大学就有100多人被抄家,有些教师被挂上黑牌子监 督劳动。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家被红卫兵查封,门上贴有“冯友兰的黑窝”的字样。 受冯友兰的牵连,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女儿冯锤璞及儿子冯锤越 (在沈阳工作)都受到了批判,甚至冯友兰在幼儿园的小孙子冯岱也遭到“退园” 的处理。 中国最有名望的女作家之一,《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作者丁玲,1966年下半 年,红卫兵闯入她家查抄达十几次之多。丁玲在农村积累的创作素材和辛辛苦苦写 出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的续篇《严寒的日子》十几万字的手稿也被抄走。 著名小说《三家巷》、《苦斗》的作者欧阳山,其艰辛创作的《一代风流》的 第三部《柳暗花明》全稿及第四部的部分书稿,共约50万字的手稿被抄走。 在8、9月份,北京各校红卫兵尚无统一组织,互相之间消息不通,一户所谓 “牛鬼蛇神”可能会遭到若干个红卫兵组织的反复抄家。抄家时,红卫兵有时令户 主跪下,逼其交出所谓“变天账”、“地契”、“反动日记”、“特务用品”等, 稍有反抗,即被剃成“阴阳头”,遭到拳打脚踢。稍微象样的家具、大批的书籍都 被搬走,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不放过。有的将床架、床板也给拆掉,有的甚至以 要找“罪证”为名,将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很多人在遭几番查抄后被限时离开北 京返回原籍。 据统计,1966年8月18日以后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有11.4万多户,被赶回 原籍的有85198人。全市查抄出大量金银制品,现金、存款、公债、外币达4478万元, 图书235万册。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1万件, 各区、县收存财物变价达1867万元。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 图书字画抄出后焚烧了8天8夜。又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北京市非法没收住房 52万间,其中私房82230间。这些行动多数是红卫兵所为。 在上海市,由于这里过去是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抄家的规模既大,红卫 兵“战绩”也很突出。居住在上海的书法家、新文化运动时期新诗创始人之一的沈 尹默先生时已年近八旬,却遭到三番五次抄家的浩劫。他60多年来书写的诗词、字 画、收藏的古今作品、古帖古书,全部被红卫兵运走焚毁。 著名翻译家傅雷,一生翻译了30余部外国文化名著。因其心直口快,曾被划为 “右派分子”。红卫兵在9月2日抄了傅雷的家,将其一生珍藏的书、画一扫而光。 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杀身亡。 巴金回忆,他家是从1966年9月10日开始被抄的,以后红卫兵一批批地接踵而来。 凡是不曾上封条的地方,他们可以随意取用任何东西。巴金夫人萧珊和巴金一起被 关押在卫生间里,萧珊遭打,左眼上留下的淤血黑斑好几天以后才消退。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的家被红卫兵抄得家徒四壁,全家衣物都被作为“战 利品”拉走。1966年冬天,贺绿汀全家过冬竟没有一条棉被。9月16日晚,贺绿汀被 红卫兵打得伤痕累累,贺的妻子姜瑞芳也被红卫兵逼到墙角打伤。在批斗会上,当 贺绿汀反驳对他的诬蔑时,红卫兵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其大搞“喷气式”,使贺绿汀 痛极倒地。 二级教授李翠贞仅因平时注意仪容和服饰,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分子”,在批 斗她时,把她的皮鞋、口红、胭脂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展览”,她还被勒令拿着扫 帚边敲打边喊叫:“我是一个妖婆。”李翠贞不堪摧残,当晚含愤自尽。 在南京市,著名画家刘海粟的家被红卫兵抄了24次之多,家中所有财产都被掠 劫一空。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好得很!》社论以后,天津红卫兵小将也闻风而 动。8月下旬,天津红卫兵查封了开滦煤矿驻津机构——滦州矿务公司董事会。董事 会8名高级职员均被抄家,除留下3名在本单位劳动,每月发给15—30元生活费外, 其余人员均停发薪金或退休金。从8月27日到9月9日,到天津市房管部门主动申请交 房者计11525户,共交私房49776间,其中已腾空的有1030间。 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组织共查抄了1.2万户人家,共抄出1.3万辆汽车的财 物,装满了约6万平方米的52座临时仓库。其中现金556万元、存款4050万元、公债 261万元、黄金4万多两、金银饰品6万多件、银元60多万元。截止到10月25日,北京 和其他城市的红卫兵运送到天津市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反动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共309户,713人。 在苏州市,著名人士周瘦鹃视如生命的盆景“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 石”均被抄走。苏州市被查抄了财物的共有64056户,财物中仅图书、字画、文物等 就达17万件以上。 高层民主人士有不少也尝到红卫兵的厉害,除中国民主建国会以外,民主党派 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100人先后被红卫兵抄家和斗争,占总数的36. 5%。其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31人,中国民主促进会有8人,中国农工民主党 有8人,九三学社有15人。 有些人马上受到周恩来的保护,才没有受到一般人的遭遇。 红卫兵们尽管也满目威严地闯进这些人的家造反,但跟他们闯入一般平民家庭 造反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况且这些高层人士大都能通天。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后在纺织工业部任要职的蒋光鼐,由于家住深宅大院, 红卫兵认定里边有四旧的东西,在一天内几次去蒋家抄查。后来红卫兵干脆住在蒋 家,监视这家人的“反动行为”。此事周恩来知道后,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时,周恩来请蒋光鼐务必上天安门城楼陪同接见。 周恩来特意当着红卫兵的面问蒋光鼐:“红卫兵去过你家了?” 蒋光鼐忙回答:“还文明,还文明。” 红卫兵也知趣,悻悻地撤离了蒋家。 被毛泽东痛骂过的解放前名噪一时的“乡村建设”倡导人——梁漱溟,解放后 继续奉行他那种刚直不阿的人生哲学,曾在政协会议上多次顶撞毛泽东。这是中国 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劳苦功高的中共群星也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梁漱溟的直言不讳同样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应,毛泽东曾经指着梁漱溟的鼻子 喝道: “你是反动分子!” 被毛泽东下了如此结论的人,无异于政治生命的终结。梁漱溟被轰出了全国政 协,但由于他是知名人物,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所以并未被轰到乡下接受劳动改 造。他仍然居住在京城一所大宅院里。十几年来除了邮局投递员以外,并没有陌生 人干扰他的平静生活。 红卫兵不知天高地厚闯进他的宅院,抄了他的一些书籍。梁漱溟立即想到了他 青年时代便结识的毛泽东,他硬着头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述说红卫兵粗暴的行 为。毛泽东对知名人物还是有肚量的,他当即在梁的来信上批道:“请总理酌办。” 从此,红卫兵再也不敢闯入梁家造反了。 全国各地所查抄的财物多为生活用品,计有金银首饰、家具。衣服、化妆品、 电视机、收音机、钢琴、手风琴、书籍、古玩、字画和各类私人证件等等。查抄物 品一般由红卫兵掌管,有的堆放在仓库里,有的就堆放在露天场所任凭风吹日晒。 据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的“红卫兵战果”统计,红卫兵“破四旧”的 “成果”是相当惊人的。上述仅部分城市“抄家”浪潮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只是当 时整体状况的一个侧面。“红卫兵战果”的统计也只是一个大概数字,真正的数目 永远也无法弄清。但就此管中窥豹,人们已能感受到当时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 气氛。 中央命令:警察不得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经毛泽东批准的公安部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 革命学生运动》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这实际上等于给红卫兵的任何行动取消了法律上 的限定。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文章赞扬了红 卫兵乱揪乱斗、抄家和扫地出门等行为。这无疑又加剧了日盛一日的抄家之风。8月 31日和9月15日,林彪在毛泽东第二、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两次讲话,向百万红 卫兵喊出“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 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 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 ‘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陶铸等人再三劝告红卫兵不要抄家、不要打人是起 不了什么作用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不下令制止红卫兵过火的“革命行 动”,因为这些行为是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的需要。“革命”的逻辑就是这么简 单而又荒唐。 1966年8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召集了部分省市公安局长来北京座谈对运动的 看法。 当时有一位局长问:“我们那里造反的红卫兵打死了一个地主婆,这些红卫兵 是不是要判刑?” 谢富治回答:“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 不着。” 那位局长接着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 谢富治说:“打死人,如果把打死人的人再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 九千万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他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 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 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 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这样,不但红卫兵抄家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惨无人道。红卫兵搜不 出枪支、变天帐、电台,就不放过房主人。搜不到阶级斗争的罪证红卫兵就对房主 施暴。 在“文革”初期,红卫兵组织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及“牛鬼蛇神” 分子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在北京,以中学红卫兵为主体展开了对“黑五类”分子的暴力浪潮。 北京城内几个剧场,如天桥、民族文化宫、长安戏院、吉祥戏院等,都举行过 多次打人集会。章乃器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始终拒绝在 自己的右派结论上签字,被很多人誉为“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他当时被拖进了 吉祥戏院,受到红卫兵的皮带和木棍之苦。 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斗。 8月23日下午,红卫兵在焚烧了国子监孔庙大院内的大批戏装、道具时,将著名 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著名艺术家苟慧生、白菩生等30多人分别挂 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押到现场批斗。他们 全部被剃成“阴阳头”,一些人头上还被倒上了墨汁。 67岁的老舍被打当场晕倒。红卫兵认为他态度不好,又给他加了一个“现行反 革命分子”的罪行。8月24日深夜,不堪凌辱的一代文学宗师老舍先生携带手抄毛泽 东诗词一卷,投德胜门外太平湖自尽身亡。 也有些被抄者奋起反抗红卫兵的暴行。北京崇文区发生了震惊全城的“李文波 杀人案”。李文波是民族资本家,居住在北京崇文区一座自家的二层楼里。 北京二十五中的红卫兵到他家造反,让他们夫妇下跪,向他们要“变天帐”。 李文波说没有,红卫兵就翻箱倒柜,穿着鞋在床上乱踩。没翻着变天帐,红卫兵就 用皮带抽打李文波夫妇。 李文波忍无可忍,抄起菜刀对准一个女红卫兵猛砍,并砍了15刀。这个女红卫 兵的爸爸是著名小说《烈火金钢》的作者——刘流。 不知是李文波年龄大了,还是他不敢使劲,刘流的女儿并未倒下,而李文波夫 妇在遭到多人殴打后被抓走,没几天就被专政机关枪决。 “李文波事件”还招致全北京红卫兵对所谓“黑七类”的疯狂报复。他们拿着 皮带,到各单位把这些人集中起来,狂暴地乱抽乱揍。 红卫兵小将打人、抄家的红色恐怖举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中城市里 秩序混乱,治安恶化,每天都有人死,每天都有伤残。 在红卫兵看来,“黑五类”只能算猪狗一样的东西,死几个根本不算什么,全 死光了也无所谓;无产阶级照样打江山坐江山,而且会生活得更好。他们对“黑五 类”恨之入骨,恨不能将他们全部从地球上消灭干净。他们希望建设一个非常无产 阶级化的世界,一个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残余的新世纪。 仅几天时间,就有将近9万人被赶出京城 也许,在红卫兵们看来,批斗、抄家都不能完成这一使命,“黑五类”“人还 在,心不死”。为了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首都的红卫兵于8月下旬率先发起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遣返运动”。 “遣返运动”的对象是各机关、厂矿、学校、街道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 坏分子、右派。尽管走资派和民族资本家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但他们都侥幸未被 列入遣返的范围。 “遣返运动”显然得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的默许和支持。各级公安机关及街道 派出所都接到市里通知,积极配合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对“遣返”人员户口的注销, 要从简从快。北京火车站也接到通知,为“遣返”准备好专用通道。 北京许多中学的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按统一部署来到北京站,手拿棍棒,皮鞭, 不分昼夜立在遣返通道两旁,以雨点般的皮带和棍棒为遣返对象送行。红卫兵的 “护送带”从站台一直延续到站前广场,离老远就能听到红卫兵的叫骂声和“黑五 类”遭到皮鞭抽打时的“哎哟声”。 张欣的父亲是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在她12岁时,父母被造反派遣返回老 家,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她父亲由于历史上有污点——他参加过张学 良领导的东北军,任少校教官。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他在工厂被关了近一个月。9月 的一天,父亲突然在三个年轻红卫兵的押送下,回到家里。红卫兵向张欣全家宣布: 三天之内,全家滚出北京! 三天?全家人都呆住了。她哥哥问:“怎么,我们子弟也走吗?”“对!”红 卫兵厉声对她哥哥喝道:‘土家都滚蛋!一个不剩!’, 她哥哥不服,去新市委群众接待站上访。新市委接待站聚集着一大批遣返对象 的子女,他们中有些人还佩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这些子女异口同声说他们已同反动 家庭划清了界限,正在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们一块遣返,不是把他们 往反动阵营里推吗?接待站的同志一听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接待 站就告诉哥哥他们:政治表现好并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黑五类”子女可以留京。 张欣由于年龄小,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随父亲一块离开京城。让人不解的是 红卫兵也不知道把他们家送往何方,他们只是见别的工厂开始遣送“黑五类”,他 们怕落后于形势,便匆匆地订下了驱赶“黑五类”的时间表。不过红卫兵有一点是 明确的,那就是要把他们送到乡下去。因而红卫兵命令他们少带东西,几个铺盖卷、 几双碗筷就足以。 他们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张欣父母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 9月17日,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张欣家门口。在一阵“四类分子滚蛋了!”的喊声中, 他们一家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开到了北京火车站,张欣下车一看,吓了一跳:满广场都是穿着旧军服、 腰扎武装带、手里拿着皮带、木棍的红卫兵,足有几万人。广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 通道,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黑五类”扶老携幼在这条通道里慢慢蠕动着。红卫 兵们不时抡起皮带、拳头朝“黑五类”砸去,“黑五类”躲得了这边,躲不了那边, 一副悲惨相。 看到这情景,张欣父母想往后退,但押送的红卫兵不答应。说早晚得过这一关, 而且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没办法,他们3个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连走3 0多米都没挨着皮带,红卫兵站在两旁只是讥笑他们3个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衣。 由于时间紧,母亲只用大针缝缝就给她们爷俩穿上了,所以棉衣很不合体。她父亲 的棉衣一边长一边短,袖子还掉了下来;张欣的棉衣又肥又大,引得红卫兵们一阵 大笑。 快到进站口时,情况有点不妙。他们前边的一对老夫妻被红卫兵截住了。红卫 兵开始搜他们的身,当搜到那老妇人时,老妇人有些慌乱。红卫兵立刻警觉起来, 挨个口袋翻查老妇人的衣服。突然,一个女学生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 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看见我们的布告吗?‘黑五类’不能带任何贵重物品 上车。你为什么违反规定?”这时那“黑五类”老头扭过脸说:“这都是我们这几 个月的工资,到乡下要花钱的。”“好啊,你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 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见鲜血。老 妇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几个红卫兵死死拉住。“打!”只听一声喊叫,十几个红卫 兵一齐朝老头扑来,老头很快就倒下了。 那老太婆已经吓傻了,呆呆地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学生大喝一声:“滚!” 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动。但没走几步,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这是地 主婆!”于是老妇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袭击。 厄运终于也落到张欣一家头上。她父亲由于走的快了一些,学生们立即截住了 他,一阵拳打脚踢。只是由于父亲嘴里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红卫兵才 放过了他。接着是她母亲,由于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100元钱,几个女红卫兵扯着 她的头发,要不是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红卫兵指挥部的紧急广播,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 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 “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是“文化大 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 “遣返运动”受到了当时传播媒介的狂热吹捧。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发表重要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 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 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 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 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 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 兵的功勋。” 这篇社论尽管并没有批斗、抄家、遣返等字眼,但红卫兵都知道,这篇社论是 赞扬自己的,是对批斗、抄家、遣返运动的充分肯定。过了两天,即8月31日,毛泽 东携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再次公开接见了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林彪在 大会上重申了中央和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小将的坚定立场。 党报和中央领导的公开表态,使红卫兵和造反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为高涨。9月上 旬,北京遣返运动进入了高潮,仅几天时间,就有将近9万人被赶出京城。当时,北 京站每天开出几十次列车,每次列车上都载有成群结队的被轰回原籍的“黑五类” 分子。而在车站广场上等候遣返的“黑五类”黑压压望不到边。 受尽凌辱的“黑五类”满以为离开大城市可以少受些罪 首都的遣返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广州、南宁、重 庆、长沙…… 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掀起了遣返地富反坏右的浪潮。大批解放后老老实实甚 至兢兢业业、发奋向上的国民党时代的旧知识分子、旧商人、旧工厂主、旧官吏、 旧军人被革命造反派押解着赶回原籍。 可当时,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展起来了。许多社队——尤其是靠近城市 的社队纷纷组建了红卫兵或其它名称的造反组织。他们为了表示对城市遣返运动的 支持,纷纷派人主动与城市红卫兵组织取得联系,要求把遣返对象交给他们处理。 当受尽凌辱的“黑五类”满以为离开大城市可以少受些罪时,殊不知回乡后实 际上一点也不亚于城市,因为“红色恐怖”也已经在农村全面降临。 例如,在河北省京广线上的一个小站——高碑店,仅1966年9月上旬,就有十来 个从北京遣送回来的黑五类分子刚一下火车就被当地造反派殴打。在保定和怀来车 站,也发生过多起殴打北京遣返人员的事件。当地公安机关对此事采取了不闻不问 的态度,因为稍微施以人道主义也是保护阶级敌人,致使这种“消灭黑五类”的行 为愈演愈烈。 后来,事情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他站了出来,告诫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要 “把污水泼到乡下去”,“‘黑五类’分子应该也能够就地得到改造。”有些激进 的红卫兵在有关会议上向周恩来递条子,建议中央把黑五类子女全部赶出北京,周 恩来念完条子后说:“这一条我们当然不能同意。” 周恩来的话拯救了成千上万的黑五类及他们的家属,使他们免去了随时可能降 临的横祸。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尽管对周恩来有些不理解,但周恩来那崇高的威 望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标记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战略。 1966年9月下旬,首都和其它城市的“遣返”运动实际上已经停止。短短十几天 时间,仅首都北京就有近9万人被轰回原籍,去接受农业劳动的惩罚。 红卫兵组织的殴打行为直到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后才有所收敛。 周恩来、陈毅等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力劝红卫兵不要打人。陈毅8月30日曾说: “北京目前打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红卫兵中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 人狗崽子。”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上告诫“你们要讲政 策,要团结大多数。” 1966年11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表《重要通告》。指出:“任何厂矿、学校、 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 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全国 各地陆续转发了这一《通告》。12月16日,在北京市召开的“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誓师大会”上,正式宣布取消红卫兵“纠察队”。 然而,在当时“天下大乱”的大环境下,根本无法制止红卫兵和其他组织的武 斗行为。进入1967年以后,红卫兵在校园内的打、杀行为反而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武 斗,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