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男生偷越国境打美帝 女生拦截火车反苏修 1966年10月,北京秋高气爽。 只是,火热的红卫兵运动并未因天气转凉而稍有降温。 红卫兵是站得高、看得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决心要把革命的火 种带到国门之外,让无产阶级的革命烈火燃遍整个世界。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 法等国家出现了以国际红卫兵名义张贴的大标语:毛主席万岁!还出现了最高指示: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等。在帝国 主义的老巢美国,也出现了标语、传单。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摆在大小书 店出售。在非洲,更有许多中国革命青年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往行人怀里塞毛泽 东著作的事发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一些影响。欧 美都出现了以毛泽东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治组织。直到20年后,在没有政治因素的 足球赛场上,仍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可见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之深 远。 中国红卫兵走出国门,进行世界大串连,去的最多的是越南。缅甸。 小将想到了越南南方的抗美斗争 1966年10月底,北京已是秋末冬初,普通百姓家已开始安装煤炉,储备冬煤, 准备过冬了。 可玉渊潭国宾馆西侧的八一湖里,却有着十来个与众不同的游泳者。他们不像 其他人那样,只穿游泳裤下水,而是穿着衣服。背着重物游泳,像是解放军战士的 军事训练。 他们是北京市第一○○中学高中学生赵建军、武热河,北京市第五十六中学高 二学生孙智忠,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瞿绍东和王莒生、李小倩等人。他们是9月份刚刚 相识的志同道合者,相识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一次全市红卫兵大会上。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年轻人相处的方式、热门的话题。60年代中期的他们, 聚在一起后,交谈的话题都是革命、造反、串连。红色司令部的新精神以及在何地 发生了武斗等等。 在会上,他们听到一位老将军气宇轩昂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以一个老战 士的资格向你们保证,老一代用28年的时间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今后在伟 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我们还要用一个28年解放全人类!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这话猛然撞击着这几个人的心。散会了,赵建军、武热河、孙智忠、王莒生、 李小倩结伴而归。 一个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系在了一起:光用笔墨批不倒旧世界,应该拿起真枪真 炮,进行武器的批判——“埋葬帝修反”。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 锋,短短五个多月的时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工农群众已经起 来了,充当革命先锋的红卫兵应当开辟新战场。心中装着全世界的红卫兵小将把月 光投向国门之外。几个人不约而同想到越南——越南南方的抗美斗争。 当时,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越南共产党主席胡 志明则称越中友谊是“同志加兄弟。”中国人民无私的援助源源不断地通过火车送 往越南。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事迹也不断传到中国来。中国人从“南方来信”中知 道:美帝国主义残酷而又虚弱,被越南人民打得焦头烂额,溃不成军。 这一切令红卫兵小将跃跃欲试:到越南去,到南方去,到热带丛林中去打游击、 埋竹钉,亲手消灭几个美国鬼子。 赵建军等人敢想敢做,立即着手准备。他们根据自己设想的需要,购置了指南 针、地图、匕首和必要的食物。他们听说,美国少爷兵人人怀揣越南南方民族解放 阵线散发的传单,一见到越共就投降,便学了几句:“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同志,你好”等简单的越南话。他们在空旷的麦田、河边,高声用越语喊着: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听着自己威严的语气,他们仿佛看到,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美国大兵瑟 瑟发抖,跪在面前。就像地富反坏、揪出来的走资派那样,在红卫兵面前没有半点 反抗能力。 10月的最后一天,他们瞒着父母,登上5次特快南下。 赵建军日记中的话可以代表他们真诚的心:“再见了,年迈的父母,等到越南 统一之日,再回来见你们。” 车身摇晃、车厢板咯吱作响,“红卫兵专列”里的乘客却很少有人注意这收获 季节窗外的美景。车厢里充满汗臭脚臭,几个月不洗一回的黄军装上汗渍味,谁还 有心去欣赏风景。何况,这10个人正要去完成一件“伟大的壮举”,更是无暇顾及。 经过30多个小时的颠簸,火车吐着白烟在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停下来。11月3日, 10个人匆匆转乘去凭祥的普通快车。当天下午两点钟,他们在离终点站还有3里路的 地方下了车。这里可能是天高路远,还没有红色革命带来的痕迹,没有一块块方补 了似的语录牌,没有高音喇叭,没有戴着高帽的游街。头顶斗笠、穿着黑短衫的农 妇在地摊上叫卖着咸肉、蔬菜,壮实的坦胸裸背的庄稼人守着一捆捆等候买主的竹 杆,像松树皮那么又干又皱的老爹们在灼热的秋阳下晒着烟叶。鸡鹅鸭鱼,瓜果椰 子,真叫人目不暇接。 通过一条又窄又长、两旁长满低矮树林的小道,一行人陆续来到了一小山丘上。 武热河不等人们坐定,忙催建军:“你快点把咱俩商量的方案说说吧。” “战友们,再前面就是边境线。”赵建军打开一张军用地图指点着,“我们要 分成三个小组,从几处过境。也许几天之后,我们就能在越南见面,也许……” 于是,10人分成了3个小组: 第一组:武热河、瞿绍东、王莒生; 第二组:赵建军、孙智忠、李小倩; 第三组:杨湘燕、李南下、赵和平、赵奠军。 10个人分手了,带着北京的风尘、南疆的雾气,带着父母的照片和对家人的思 念,带着未褪尽的少年的稚嫩和不成熟的热情,也带着对领袖的狂热信仰和对“革 命路线”的忠诚,分手了、离别了。 可赵建军、孙智忠等人的脚步声刚在国境线上响起,一棵巨大的法国梧桐后面 就闪出了乌黑的枪筒。“站住!干什么的?”两名巡逻兵把他们拦住。 “我们,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赵建军急中生智,连忙亮出了红袖章。 “我们是到边境来慰问解放军的。”孙智忠的谎话也是说来就来。 两名战士笑了。孙智忠把几枚精致的毛主席像章递过去。 “我们不晓得是红卫兵,闹误会罗。”一个战士操着四川口音说:“北京来的 客人,当然不敢怠慢哟。”言毕,就把他们让进了哨卡小棚子。 几乎就在同时,武热河、瞿绍东、王莒生也被截留在友谊关。 杨湘燕、李南下一行四人组成的第三支小分队运气最好。他们步行数公里,不 想竟让越南人民军抓了“俘虏”。看着这一个个全身军人装扮却又没有帽徽领章的 越境者,他们判定是一群解放军的逃兵跑错了方向。于是,二话没说就把他们押到 了同登公安局。然后又与中国方面联系,送到中国边防站,打了防疫针,最后发了 回国签证。这一路人马虽然初战告捷,但也是“全军覆没”了。 当晚,凭祥市委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议题是怎么处置这些“毛主席的小 客人”。 第二天,凭祥市委按上级决定,把赵建军、武热河、孙智忠、瞿绍东、李小倩、 王莒生六人“解往”南宁。准备从那儿直接送回北京。 可以想象这几个人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心里那股窝囊劲儿了。不行,得跑,他 们故意放慢了速度,他们在寻机发起第二次行动。 机会来了:街角拐弯正是一处厕所。阳光烘烤下,臭气熏天,隔着多远就听见 绿盈盈的苍蝇在四周飞鸣。走在前面的两个姑娘像躲避瘟疫似地绕开了,押送人员 也只好跟着走到街的对面。当时正值中午,土路上人来人往,尘土飞扬,汽车一过, 一片隔步不见人的白尘。赵建军连忙向武热河、孙智忠、霍绍东3人一使眼色,立即 消失在人群、尘土里。为了造成假象,还把军用挎包放在厕所外,示意他们只是小 小“方便一下”。 赵建军等人凭着一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倔强,返回边境,越过国界,进入异 国他乡。 在凭祥,他们可以从店铺内墙上贴、挂的胡志明像判断,那一定是越南人开的。 他们以为,在越南,可以凭一句“胡志明主席万岁”,找到同志、朋友。像在中国 似的“毛主席万岁”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语言。 他们在越南的山林里,偶尔碰到人,他们喊“胡志明万岁”,对方只表现出惊 恐、迷茫,似乎不知所云。倒是中国的人民币他们还认识,换了些吃的东西。 后来他们才了解到,胡志明在越南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阮爱国”,而且越南 没经过中国的土改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山里人的阶级觉悟有限,对国家大 事也不怎么关心,甚至有的人还以为南方人民正在与之浴血奋战的仍然是骑在他们 脖子上多年的法国殖民主义者。 赵建军等人感慨之余,更急于找到自己人。他们日夜兼程,终于找到公路,拦 住一辆卡车,高喊:“巴亭,巴亭。” 巴亭是河内的一个大广场。越南人熟悉巴亭广场,就像中国人熟悉天安门广场 一样。卡车司机示意让四人上车。在车厢里颠簸了一天一夜后,四个人终于到达越 南当时的首都河内。 这里的山形地貌、房屋样式,除了留下不多的法国洋楼和日本的小窗户厚墙壁 的建筑外,与我国的广西边区并无二致。梧桐树叶和别致的椰林装扮起来的大街小 巷,看上去真有点像南宁。只是灯火管制,夜的沉寂和隐隐嗅到的硝烟味,给人一 种陌生的战争感觉。他们还看到了灯光下的巴亭广场和路旁树下的高射炮。他们感 受到了战争的气氛,精神为之一振。 在北京时,他们瞒着亲人离家出走,到了河内,他们又自然而然地去寻找亲人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可河内街上行人稀少,四个人用学过的几句话四处问路,大多是面有难色、摆 摆手。武热河又急了:“建军,别他妈瞎打听了,就凭咱这几句话,恐怕连个厕所 都找不到。”这句气话倒真提醒赵建军,他连忙掏出个本,撕下张纸,按照不准确 的印象画了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 恰在这时,一个戴太阳帽的公务员走过来,建军连忙把纸片递过去,那人胸有 成竹地点点头,示意他们跟他走。谁想到,稍稍放宽的心,几分钟后又收紧了。当 赵建军他们按照向导的指引,来到一幢米黄色的两层楼前时,立刻愣住了。楼上飘 的竟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错啦错啦!我们是中国人,中国……” “中国,同志中国?” “没错儿,是中国。”四个小伙子的声音一下提高了八度。 公务员歉意地笑了,又带着他们向远处一座高大的建筑物走去。那里,飘扬着 五星红旗。 赵建军、武热河四人见到了朱奇文大使,讲述了几天的经历,坚定地表示: “我们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远,困难多大,我们都能坚持下去。” 外交无小事,何况是未经许可,偷越国境。大使无权自作主张,即刻向北京汇 报,并于第二天向越南方面表示歉意,几位中学生这才感到,事情不像他们设想的 那么简单,有麻烦了。 两名中学生被五花大绑押送回湖南老家 同样是在1967年的元月,在中国通往越南的另一个重要通道,云南省河口县, 发生了下面的事件。 两名湖南的中学生,因家庭出身不好,屡受侮辱,怀着用一腔热血表白忠诚的 复杂心理,南下昆明,登上开往河口的小火车。 火车行至河口县境内427公里处,2人看到河对岸野芭蕉林立,藤木缠绕,与这 边橡胶林井然、稻田有序形成鲜明对照,他们误以为对岸就是越南了。 于是,两个人溜下火车;躲进胶林,等天黑以后,游水过河,在大山里乱转了 一夜,天快亮时,终于见到一处林寨。一见到人,2人便用刚刚学会的越语叫“胡志 明主席万岁。” 对方听不懂,他们又用越语讲:“中国、越南,同志、兄弟。” 那人领他们走进一个房里。只见迎面悬挂着臂戴红卫兵袖章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的画像,以及用中文书写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横幅。二人心中暗自纳闷:越南 人原来也如此敬仰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几个人从外面进来。为首的一个人头戴一 顶绿军帽,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衣,下身一条短裤,光着两只大脚板。一开口, 竟也是变了味的普通话:“你们是什么人?” 原来是中国人。两位中学生便不再讲自己也不会几句的越语,用汉语与同胞交 谈起来。 听说他们要去越南抗美援越,那人有些将信将疑,说:“事关重大,需要请示 上级。” 两个人被带到河口县城。走在县城大街上,看到中越大桥,2人才知道,这里的 河才是界河,自己冒险夜渡的小河,不过是自己国家领土上的一条小河,名为南溪。 县公安局电话直接打到湖南,信息传回:两个人出身黑五类家庭。 根据当时的辩证逻辑,老子反动儿混蛋,狗崽子怎么可能有报国之心。他们想 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偷越国境也不是去抗美援越,恰恰相反,一定是去投靠美 帝国主义,认敌为父,甚至是要引狼入室,当汉奸。 几番批斗之后,两名中学生被五花大绑押送回湖南老家。其后果不得而知。 反修的高招:拦截国际列车 “文化大革命”当中,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假想敌。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反 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 8月24日,红卫兵浩浩荡荡杀到苏联大使馆门口,胡同里挤满愤怒的红卫兵。就 像想到狗地主剥削过农民,就能仇恨其子、其孙一样;想到沙皇俄国欺侮我中华的 历史,红卫兵对苏修的仇恨如怒火燃烧。数万名红卫兵齐声向苏联大使发出怒吼。 一番口诛笔伐之后,苏联大使馆坐落的扬威路被改名为“反修路”,附近的北京第 二女子中学,改名为“反修路中学”。 大串连开始。满腔热血、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在改街道名称、张贴大字报、大标 语一系列行动之后,终于又想出了反修的高招:拦截国际列车。 汪彬是个有男儿姓名的女孩子,参加这一行动时只有16岁,当时她是北京一所 中学高一学生,正是躁动的年华。 作为军人家庭出身的汪彬,自以为根红苗正,冲上街头扫四旧,戴着红袖章斗 地富反坏右,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的行动中都可以看见她的尚未 成熟的身影。 她那时确实是很狂热地投入到那场震撼人心的运动中,毛主席在天安门8次接见 红卫兵,她也没一次拉下。她们以为这么闹就能闹出一个最伟大的红彤彤的新世界 来。 那时候,她们天天都在“策划”新举动,想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66年9月 初,学校里的战友邓媛萍在一个深夜急匆匆地找到汪彬,说在黑龙江边境将有一个 新的反修活动,比改“反修路”的影响还大。参加的人数不多,要保密。 汪彬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和邓媛萍第二天一大早就坐火车去哈尔滨,在那 里和20几名红卫兵汇合。几个领头的先去黑龙江省委联系,当时各个省委都被当地 的红卫兵小将炮打,他们自身难保,如惊弓之鸟,一听说北京来的红卫兵有“革命 举动”,马上给他们创造一切条件。黑龙江省委和齐齐哈尔边防检查局给他们大开 绿灯,并在通行证上写明:“北京22名红卫兵从中苏中蒙边境一带视察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希沿途军警岗哨验证放行。” 好家伙,“视察”这词儿可只有国家领导人到地方上才能用,最少也得全国人 大代表才这么称呼呢!可见当时首都红卫兵规格多么高,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时,很 多老将军、部长没资格上城楼,可红卫兵却能上,还能和毛主席说上几句话。 在一路绿灯的照耀下,这20几个红卫兵的照片也轻而易举地被齐齐哈尔边防局 盖上可以通行的钢印。边防局还送给他们御寒的皮夹克、皮大衣,像整装待发的战 士一样,乘火车开往海拉尔。到了海拉尔,他们又受到了当地领导高规格接待,可 真是诚心诚意的。 万事俱备,他们20几个红卫兵在海拉尔车站集合,登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豆 次特快列车。一个女红卫兵迅速地把毛主席画像贴上,这可能在列车史上还没有先 例,漂亮的苏联女列车员不知所措。 过了几秒钟她才反应过来,从嘴里吐出“胡尼”几个字。后来红卫兵们才知道 女列车员骂她们是“流氓”。她接着把画像拉下,把毛主席像撕了。 这可不得了,要知道那时红卫兵对毛主席怀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啊,撕毛主席像 就如同用刀砍自己的母亲一样,于是几个人向她扑去。 女列车员眼疾手快,打了一位女红卫兵一记耳光,大家一拥而上扭成一团,后 来红卫兵的“领导”用克制的声音喊:“我们有真理,真理能战胜一切敌人。”双 方总算没有打起来。 她们接着又在列车上贴了三张“光焰无际”的毛主席像。他们还在车厢里向人 们散发传单和小册子,车厢里的中国人拿到当然很虔诚,苏联之外的外国人也好奇 地看,只是苏联人却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东西扔到窗外。 趁列车还没有开,红卫兵们又在车厢外刷反修大字报,但苏联列车员坚决不让, 车下也乱作一团。 一位男红卫兵在学校里是俄语尖子,他的俄语可以和苏联人对话。苏联人说这 是苏联的列车。他反唇相讥称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领土上铲除修 正主义。他还流利地把“苏修集团”背叛马列主义、背叛十月革命、勾结美帝、镇 压人民的罪状一一列举。苏联人则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灭绝文化,是对 共产主义的污辱,还说毛主席是山沟里的农民,根本不懂马列主义。 红卫兵们又刷大字报又喊口号,火车比规定时间晚开了10分钟,海拉尔车站站 长面露难色,他内心肯定对红卫兵们的举动不满,因为误车是他失职,但他也不敢 流露。 临开车前,红卫兵们突然发现两位战友——彭少珠、商小果不见了,他们估计 可能被苏联列车扣住了,急忙让站长发出紧急停车的信号,几个“反修勇士”飞快 地跑到列车头前不远卧在铁轨上。 这时,火车已徐徐启动。 列车不得不停下来。红卫兵们要求上车,但苏联列车员硬是不开门。还是工人 阶级有力量,站长对几个工人说:“不开门就用铁榔头砸!”几个工人果然抡起榔 头砸了几下,列车门终于开了。 红卫兵们一拥而上,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搜寻,终于找到了这两位战友,她们 的手被反绑着,嘴里还塞上了毛巾。 红卫兵们当然怒不可遏,决心打击“苏修”的嚣张气焰。他们拿起油漆和刷子, 让会俄文的同学写上“打倒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 岁”,还攻击了他们的总书记和总理:“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列车又耽误了几个小时,最后不得不带着这些标语回苏联,红卫兵们总算出了 一口恶气。 红卫兵们还不想善罢甘休,决定再到满洲里搞一次新的行动。但是他们突然接 到了海拉尔市委转来的党中央给他们小分队的电报。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谁独出心 裁搞一次行动,谁就能引起中央的关注。那时正是天下大乱,谁都不敢打击红卫兵 的积极性。电文内容是:你们反修精神很好,要注意斗争策略。 红卫兵们天不怕、地不怕,对中央的电文也不太在乎,他们决心接着干。 这次行动的首领是北京一00中学的李建平和五十四中学的红涛。他们觉得还是 要向中央请示,于是在海拉尔市委给北京挂长途。负责电话接线的同志说:“你是 什么人,怎么能随便叫周总理接电话?” 他们回答:“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在海拉尔执行着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有 事向周总理请示,如果你们延误了,一切责任由你们负!” 接线员被震住了,她设法找到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做报告的周总理, 红卫兵们终于和周总理对上了话。 周总理先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他们的反修方向,又让他们注意策略。说 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但不要上列车,因为那是苏联的列车。 周恩来总理是世界闻名的外交家。他当然知道红卫兵的行为是违反国际准则的, 但他必须讲究策略,如果他全部否定红卫兵的行为,林彪、江青那伙人就会跳出来 捣乱。周总理经验非常丰富。他一方面不能让那伙极左势力抓住口实,另一方面又 要阻止红卫兵的行动。政治家确实需要政治智慧,不能只是激化矛盾,周总理又告 诉红卫兵,中央讨论了他们的行动,支持他们的反修精神,并让他们快赶回北京, 有大会欢迎他们,而且毛主席要接见他们。 红卫兵们起初不大情愿,问周总理这是不是毛主席的意思。周总理说当然是, 他们才同意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他们参加了周总理主持的红卫兵座谈会,周总理还当着众多的红卫 兵欢迎他们的归来,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汪彬她们个个都如英雄般的得意。 周总理见到小分队负责人红涛后还说,我们在电话里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 用俄语辩论两个多小时。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周总理还把红 涛与李建军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笑着和他们握了手。 红卫兵们得意了,他们又策划了第二次拦截,很多同学也争当英雄,但人数只 是限制在30多人。 9月21日晚,红涛带领一路小分队去满洲里。 到天津站时,大喇叭急促广播,让红涛接紧急电话。 原来是周总理让天津市委派车把他们接回北京,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 但这次和以往不同,他没有谈笑风生,而是挺严肃,并批评他们没有打招呼就擅自 北上。 再度拦截国际列车的行动终于搁浅,第一次行动成了“绝唱”。 现在汪彬已是45岁的中年妇女了。在一所科学院里当医生,回忆起当年的举动, 她感到好笑而不可理解。如今她女儿也16岁了,在北京广渠门中学读高一,汪彬想 把这段经历讲给女儿听,可女儿根本听不懂。20多年的时间作为一个人的经历是够 漫长的,作为历史却又十分短暂,而20几年在中国仿佛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与变迁, 难怪女儿听她的讲述如听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