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说“血统论” 谭力夫下场不妙 道“出身论” 遏罗克结果更糟 1966年7月25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几个学生贴出了一幅引起轩然大波的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问世,立即招来了一场广泛而影响深远的辩论。这场辩论深深影响 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后来在红卫兵中自然形成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两派”,可 以说与之有很大关系。 具有高贵血统的干部子弟开始感到恐慌了 1966年7月下旬,在一片“造反有理”的怒潮中,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被以“黑帮” 论处已成定局。以北大“六一八”事件为起点,各地各单位都陆续发生了揪斗领导 人的现象。7月下旬开始的反工作组斗争,又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干部打入另册。 这一时期捉摸不定的政治风云,使许多高、中层干部及其子女恐慌。他们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之所以响应毛泽东号召起而造反,主要缘于他们那高贵的革命 血统及政治色彩极浓的家庭教育。他们对剥削劳动人民,歧视劳动人民的旧时代的 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有一种本能的仇视,而对他们现有的美 满家庭,优裕的生活环境,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高干子弟们则又有一种本能的珍 视。所以当毛泽东讲有人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使中国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的 时候,这些高干、中干、普通干部的子女们便坐不住了,他们在强大舆论工具的煽 动下,带头扯起了造反动派反的大旗。 历史证明,在没有经历近代工业冲击过的社会中,封建主义的意识观念就依然 是不可低估的。在适当的机会下,它们甚至可以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文化大革 命”时期的中国就是如此。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传统、讲究血缘宗法观念的社会。这是不言自明的。新中 国成立后,我们对待诸如“地、富、反、坏,右”等“阶级异己”分子的政策,一 直存在着“左”的偏差。这些人不但被宣布为社会所不容的“败类”,在经济待遇 和社会生活上予以极刻薄的压制,使其在政治地位甚至人格和尊严上低人一等,而 且其家属也都被打上了“黑”的印记,成为中国社会的“贱民”。也正是传统的血 缘宗法意识作怪,这些所谓“阶级异己”分子不但要为生存付出超常的努力,而且 他们的子女也升不了大学、找不到令人羡慕的职业,甚至连婚姻都只能在同样的圈 子内解决。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 已有实际上的“血统”鉴别现象。“血统高贵”者(如革命干部、老贫农、老工人、 革命烈士、革命军人的后代)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优越的待遇,而“血统低贱”者 (如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则往往是人们鄙视、轻贱的对象。 也正是在17年间,这种由血统而来的使人在社会地位上形成天壤之别的现象, 使无数正处于学习阶段的青少年们形成了最初的“血统”意识。当这批青少年后来 成为“文革”时大砍大杀的红卫兵时,这种讲究“血统”的意识就构成了他们鉴别 “好人”与“坏人”的标准,也为以“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 但高干子弟们没有料到“文革”之火也使他们自己感受到被灼烧的滋味。他们 这时才领悟到毛泽东一再重申而被他们自己一再忽略的谆谆教导:“这次运动的重 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具有高贵血统的干部子弟开始感到恐慌了,他们意识到中国将面临着阶级阵线 的大分化,大改组,中国持续了近20年的阶级格局将重要划分。“贱民”的行列中 将增添许多新的成员,这些成员可能就有他们自己。 这些高干子弟的父辈——老干部们也对“文化大革命”使革命几十年反而成了 革命的对象不满,这成了他们大发牢骚的主题。中国社会以“血统”划分的等级观 念,曾令干部出身的青少年学生形成了自傲和飞扬跋扈的性格。而父辈一夜之间由 “红”到“黑”的沦落不可避免地使他们脆弱的心理蒙受了极大的打击。 在北京,高干子弟一般集中在几个有名的学校学习。动荡的时机使他们抛开了 繁重的学习任务,他们在一种自然的排外情绪中自觉地走到一起,互相谈论着政治 形势,炫耀着父辈的职务和光荣历史,议论着目前各自所处的难堪境况。 残酷的政治现实使相当多的干部子弟感到惶恐不安,犹如惊弓之鸟。他们聚在 一起,很少再谈造别人反的事了,而是猜测各自家庭的命运,发泄家庭受到冲击的 不满情绪。在冲动和义愤的驱使下,在潜滋暗长的以血缘划分等级观念的思维中, 他们决定采取行动,为父辈和个人的自尊辩护。 7月25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部分高干子女学生,贴出了那副引人注目的对 联。 对联贴出后,立即招致了其他出身不太“高贵”或“低微”的学生的反对,双 方在校园里就对联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辩争。 辩论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写对联的一方坚持己见,为表示对出身“低微” 的学生的鄙视,他们特将此对联起名为“鬼见愁”。 形势的发展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高度重视 8月1日晚上,发明对联的北航附中干部子弟被自己掀起来的轩然大波所陶醉, 他们决计把这场风波进一步推向社会,以期引起更大的社会影响。处于狂热状态中 的干部子弟们找来了大红纸,在教室里写了几十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 混蛋”的对联。 这群青年学生成群结队举着刚写的对联,骑着自行车耀武扬威地出了校门,在 学院区横冲直撞,嘴里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将对 联贴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和一些中学校门的门框上。 这些学生所到之处,立即引起了观点对立两派之间的激烈辩论,整个学院区及 城内一些中学,派性开始迅速膨胀。 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了对“鬼见愁”对联持不同意见的 双方代表,指出这副对联是“不全面”的。他认为如果按照对联的观点来进行“文 化大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又将会成为一次打“死老虎”的运动,这违背了 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建议红卫兵们将其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理应如此。” 但陈伯达的意见并没有被北航附中干部子弟认同,虽然并没有人当面反驳陈伯 达的意见,但背地里干部子弟们却牢骚满腹。当天下午,北航附中近千人到清华大 学游行,高呼“鬼见愁”对联,引得清华园有不同意见的学生上前辩论。两派学生 相持不下,争得面红耳赤,还出现了拳脚相加的场面。 在北航附中、清华附中连续几天的辩论诱发下,潜滋暗长的“血统论”观念使 一些学生萌发并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的念头,北京的一些高校如北大、清华 等都成立“贫协”(工农革干子弟协会)。 “贫协”这种组织,是“四清”中社会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其实大学里根本没 有什么货真价实的贫下中农,“贫协”的出现,实际上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学生要标 榜自己父辈在旧社会的低下地位,从而说明自己在现实中纯正高贵的血统。 在北大、清华学生的带动下,北京各大学、中学纷纷以出身为纽带成立了各种 各样的组织,像什么“革命军人子弟协会”、“革命烈士子弟协会”、“工人子弟 协会”、“工农革干子弟协会”等等。 形势的发展引起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干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文革”的目的是搞倒“党内那些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以前都是英雄,“文化大革命”是整大批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英雄的,如果不扭转干部子弟的自来红思想,如果任其各种各样的 “子弟协会”泛滥,必将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开展。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立即下令干涉“贫协”的组织活动。 为制止这场辩论,把斗争引向斗“走资派”的轨道。江青于8月4日来到北京大 学。 江青的开场白是极具煽动性的:“小——将——们——: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 大家!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江青接着说:“小将们,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江青并没有责 怪小将们,而是用一种爱惜的口吻讲了她的担心。她号召小将们团结起来,集中精 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的规劝,仍然没有平息这场争论。 8月6日,对联的创造者和拥护者在北京天桥剧场摆开擂台,展开了一场前所未 有的大辩论。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等人也应邀前去参加。 对联拥护者为赢得辩论胜利组织了大量的队伍,会场内外,摇旗呐喊,口号震 天,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对联的反对者,尽管人数不少,但由于无人组织,成了一 盘散沙,因而对联拥护者一直占据着辩论会的主导地位,讲台始终为他们所占据。 他们尽情地阐发自己的观点,搬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条条框框,试图说明他 们父辈对中国革命乃至对世界革命的贡献,说明他们的老子跟着毛泽东闹革命,中 国才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他们的老子是中国的有功之臣,是英雄,而英雄的 儿女在娘胎里就接受了革命的家教。从娘胎里出来的时候,就红得发紫。中国无产 阶级的红色江山非他们莫属。 自来红小将们的发言,台下平民子弟越听越生气,但谁也不敢上台去反驳,因 为这不是他们的讲台。 在会议进行到高潮时,干部子弟簇拥着“血统论”中最高贵的人的妻子江青, 要她表示意见时,江青很谨慎,反复声明她赞成陈伯达8月2日的建议,将对联改为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鬼见愁”对联和陈伯达的修改联虽有一定区别,但在肯定血统论这一点上却 无异议,只不过陈伯达修改的对联有给出身不好的人以出路的意思,这样或许可以 扩大红卫兵在社会上的支持面。但红卫兵认为,陈伯达的修改联不如原来的明确。 对联涵盖的文化意趣实际上是由中国政治文化对传统观念的吸收和对阶级斗争 学说的提倡构成的,所以传统的血统论观念和等级观念并不是江青几句话就可以改 变的。天桥剧场的大辩论,不但没有能在红卫兵组织内部就“鬼见愁”对联达成意 见统一,反而使“鬼见愁”对联得以传播开来。北航附中和其他几所学校的干部子 弟都极力鼓吹“自来红”的论调,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副“鬼见愁”对联在以后一个时期内,又出现了内容相同字面略异的新变种。 如: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基本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字上牢 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谁敢翻天 8月下旬,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写出了所谓《自来红站起来》、《无产阶级的阶级 路线万岁》、《红卫兵战校对形势的十点估计》等文章,公开支持“鬼见愁”对联 所宣扬的“血统论”观念。 由于以血统区分贵贱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成为了一种惯性政治行 为,这种以血统划分等级的观念也在无形之中积淀在青少年一代的心中。所以,表 现“血统论”观念如此明显的“鬼见愁”对联才能在这一代红卫兵身上找到释放能 量的缺口,并成为了许多红卫兵思维和行动的指南。 贵族子弟的“觉醒”导致了他们行为上的理性,他们不再盲目地东拼西杀了, 即便对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们也要慎重考虑。于他们有利的事他们义无反顾地干, 于他们毫不相干甚至会危及他们家庭或前途的事,他们决不插手并全力加以阻止。 他们过早地成熟了,过早地担起了维护本阶层利益的重任。 对“血统论”思潮问题新的一轮争论 1966年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谭力夫贴出了其与别人联合署名的大 字报《从对联谈起》。在《从对联谈起》这张大字报中,谭力夫在肯定必须坚持阶 级路线的前提下错误地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做“全 面的”、“策略的”中共党的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 同时他又提出“鬼见愁”对联立论幼稚和颇偏,建议补充一幅“老子革命儿接 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的对联。谭认为前一幅只说明了过去,后一幅 指明了未来,是不唯成分论。两联加起来较为全面。在这之前,红卫兵们对“鬼见 愁”对联的争执只是局限于对联包含的思想正确与否,还从没有人像谭力夫这样把 它提到“阶级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因此谭力夫的大字报在北工大引起了轰动。 8月20日,对立观点的人点名要谭力夫在关于工作组和阶级路线的辩论会上表态。 身为北工大“巴黎公社”红卫兵负责人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以滔滔不绝的口才 一气呵成了几十分钟的讲话。 这篇讲话后来被印成《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材料而闻名全国。 在这个讲话里,谭力夫认为绝大多数干部及其子女都是好的,即使有缺点错误, 也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小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工作组有许多地方应当 加以肯定。他个人认为,不加分析地冲击,批斗甚至诬蔑中共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 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这样一篇维护中央和党的领导,要求稳定秩序的讲话,表达了 许多人对社会纷坛变化、动荡不安的忧虑心情,但谭力夫的讲话表露出来的“自来 红”倾向极易使人产生他在宣扬“血统论”的错觉。 作为北京工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谭力夫,虽然其大字报是针对北工 大校内情况而言的,但他提出的问题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所以谭力夫的讲话在几 天之内就风靡了全北京的大中学校,引发了大中学生对“血统论”思潮和“文化大 革命”的方向问题新的一轮争论。 谭力夫讲话在北京各大中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在北京许多重要的道路旁也 都有复制件,但遭到了许多红卫兵派别的反对。9月13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 贴出的致北师大校文革筹委会的信中,公开称谭的讲话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 草”,应当立即收回。9月15日,以北师大“井冈山”、北工大“东方红”等十几所 高校的“少数派”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 条’联络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并先后于9月26日、10月4日、10月8日连续 三次召开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联委会”还在先后三次向全国红卫兵和革 命师生发出公开信,以“肃清”谭力夫《发言》的“流毒”。 一些红卫兵们认为,谭力夫的讲话给他们在学校里批斗非“红五类”出身的人 提供了理论依据。许多高干子弟认为,谭说出了红五类的心里话,“是活学活用毛 主席著作的典范”,“是精神原子弹”,“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在随后而来的一段时间里,“红外围’、“黑五类”出身的学生被红卫兵集中 在一起学习。上厕所都要向“看守”请假。出身工农的学生接近了出身非“红五类” 的学生,就被指责为“划不清界限”,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则被扣上“企图拉 工农子弟下水”的罪名。非“红五类”学生相互接触多了,被斥为想搞“阴谋”。 饭吃少了说是“抗拒改造”,吃多了又说是“对粮食的政策不满”。写检查说是蒙 混过关,不写又说是“消极对抗”。念语录声音低被说成是“没有感情”,声音高 又被指责为“出风头”。清华附中红卫兵甚至不允许非“红五类”学生戴毛泽东像 章。北农大附中红卫兵则不允许“黑五类”分子参加重大的政治活动,这些学生的 选举权也被剥夺。 谭力夫讲话后不久,正值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这次劳动就成了谭 力夫“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言论的实 验。非“红五类”出身的人被编为一组,由红卫兵带队。带队者每天用皮鞭吆喝他 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重的活,非“红五类”没有戴毛泽东像 章。唱语录歌曲、读语录的权利。 谭力夫的讲话在外地影响也很大。它一经发表,便被北京市各校红卫兵用电话、 电报、信件邮递到全国各地。很多面临被打倒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很好。 一些地方竟还编印了《力夫语录》、力夫同志论什么什么。福建省就复制了几十万 份“讲话”下发工厂、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4个半小时的“讲话”。不 少学生对谭力夫“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至于纷纷改名叫“力夫”。仅福州师 院附中,就有5个学生改叫“力夫”的名字。 谭力夫的讲话流传很广,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也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 派的反对。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歪曲谭力夫的观点,指责谭 力夫是“血统论”的倡导者和“鬼见愁”对联的发明人,使之后来遭到残酷迫害。 红卫兵组织分裂成相互对立的几大派别 整个红卫兵运动期间,在被红卫兵广为传抄的为数众多的讲话、记录稿的作者 中,唯一不是政治领导人、没有特殊身份的人就是谭力夫! 骄傲得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何以竟甘拜于一个同龄人的脚下呢? 在红卫兵运动时期,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使人享有人格与 尊严,万分自豪地成为政治的宠儿,也可以使其像垃圾一样,被扫到不为人齿的角 落。 红卫兵组织刚刚出现时,他们的成员主要是由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 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女组成,这就是所谓的。红五类”。 随着运动的深入,北航附中红卫兵打出了“鬼见愁”的对联,他们以出身好坏 作为吸收成员的标准,决定批斗对象,使红卫兵组织很快就分裂成相互对立的几大 派别。 “血统论”思潮导致红卫兵开始对自己同学进行以血统为准则的“划分”。 当时的大中学校内,有“红五类”、“红外围”、“黑五类”、“黑七类”等 几个等级。“红五类”在红卫兵组织中被认为是最为高贵的出身,他们政治地位高, 在红卫兵组织中占有主导地位。“红外围”是“红五类”以外诸如家庭出身教师、 店员、中农、下中农、市民等的子女,他们被认为是经过改造后可以团结的对象, 地位比“红五类”、低而比“黑五类”高得多,视表现好坏可以加入红卫兵组织, 也叫“麻五类”。“黑五类”是指家庭出身和亲属中有人出身是地主、富农、反革 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的子女。他们是地位最低的一类,是红卫兵专政、批斗、役 使的对象,一般来说,是不允许加入红卫兵组织的。“黑七类”则是“黑五类”再 加上家庭出身或亲属中有人是“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子女。他们的地位和“黑 五类”相似。 在许多红卫兵组织内部,也有一定的等级划分。一般是按照出身不同、父亲职 务的高低来确定佩带不同质地的“红卫兵”臂章。袖章的质量分呢、绒、绸、缎、 布五种,尺寸也各有不同。 由于人民军队是国家的基石、党的支柱,由于长期以来把军队摆在一个十分重 要的地位,军装在当时的确是一种高贵和尊严的象征。当毛泽东在八一八接见百万 红卫兵时,令人惊异地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后,军装的价值就更非同寻常了。毛泽 东对红卫兵袖章的接受,即是对红卫兵行动的支持,红卫兵袖章也成为了青年学生 最时髦的装饰物。 八一八之后,红卫兵们都开始穿军装。为了表示红卫兵的高贵血统历久弥远, 许多红卫兵把父兄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拿出来穿上,再配以“红卫兵”臂章,一时间 竟成为最受青年人青睐的“时装”。 这些尚未发育完全的青少年穿上宽大而不合体的军装,腰间紧束上一条宽皮带, 有些人甚至还登上一双重重的黑皮靴,说话动辄以“老子”自居,对“黑七类”和 其他批判对象则常以“小子”、“狗崽子”、“混蛋”等蔑称相待。 傲慢的神态,粗鲁的语言,加上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活脱脱一副流氓无 产者的形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当然的“红色接班人”。这“红” 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天生的高贵。 “红五类”对于“黑七类”的歧视、批斗是司空见惯的了。每次开会,“黑七 类”不能和“红五类”、“红外围”坐在一起,只能单独列队。而分裂成几派的红 卫兵常常有自相矛盾的命令,搞得“黑七类”们无所适从。 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中学红卫兵对“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有5条禁令: 1.不允许学毛著和毛主席语录(他们认为这些人只能越学越反动)。 2.交出自行车和手表。 3.降低工资到最低生活水平(12元以下),能活命就行。 4.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菜。 5.禁闭劳动。 1966年8月26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旗”红卫兵把131名“狗崽子”所带的 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全部抢去,并对他们施以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 剪阴阳头,侮辱女学生,他们一边打一边说:“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 火药味”,“毛主席跟我们说的‘要武嘛!’” 这就是北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 许多学校都规定:学校的笔墨纸张“狗崽子”一律不准用。“红五类”可以全 天外出串连,其他一般出身的学生在下午5点至7点才可以串连;“黑七类”不准出 校门,8月20日中午,北京女二中曾贴出过“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非红五 类不许出门”的通令。 “黑七类”表现积极的,常被红卫兵们取笑为“白乌鸦”。 以后,这种以血统划分等级、阶层的作法,由红卫兵推广并蔓延到社会的各个 方面。一时间,出身好坏似乎成了衡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标准。上汽车、火车要报 出身,去医院看病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常有被拒之门外的危险。 “血统论”思想造就了红卫兵的心理优越感,也给了他们一种似乎可以用来 “纯洁”社会的斗争模式。他们以父母“高贵的血统”而自豪,也为他们所处的时 代和肩负的重大责任而激发他们以“血统”划分贵贱、“纯洁”社会,也在这种以 血统为核心的等级观念的支配下思维和行动。 1966年8月19日,北京师院附中红卫兵在给毛泽东的决心书中这样写道:“革命 的家谱就是要通过‘革命’二字续下去的。我们接过革命先辈的红旗,就要像他们 一样,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把革命的家谱永远续下去……锻炼成文武双全的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老红卫兵的领袖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干部子女 由于血统的不同,在红卫兵组织中造就了两个在各方面都有分歧的派别——老 红卫兵和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界打开突破口的。“文革”前夕,毛泽东多次指 责教育界。1964年、1965年,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 门主课”,“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过头造反!”1966年5月,他又说:“学制 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讲话实际上是向青年学生发出了造反的动员令。 毛泽东的指示并没有立即全文公布,其精神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传达传 播到学生中间,小道消息往往比报刊和学校领导的报告更迅速更准确。而干部子女 消息灵通,反应格外强烈。在酝酿对教育界的批判中,形成了激进的政治小群体。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这些学生闻 风而动,激进的学生群体演变为红卫兵组织。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多少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红卫兵在第一篇论述 造反精神的大字报中,揭示了他们造反的直接目标。他们认为,进行“文化大革命”, 必须有一支敢于造修正主义的反。捍卫红色江山的阶级队伍,以往听命于学校领导 的共青团难以担当此任,必须重新组织一支阶级队伍。这支“看成分”的、由“红 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组成的阶级队伍 就是红卫兵。 7、8月间,关于对联的辩论唤起了许多“红五类”子女的优越感,动员他们站 到了红卫兵的旗帜下,俨然成为红卫兵的组织原则,红卫兵带着血统论的胎记风靡 北京,驰骋全国。以后,成立早些的红卫兵,特别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检阅之前 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 如果说老红卫兵的兴起是向教育界发难,以唯出身论拉队伍的话,那么造反派 则是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击领导干部、“当权派”起家,以“平反” 和“平等”为旗帜。 造反派指责工作组领导学校运动期间把普通群众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 派”,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要求工作组回忆作检查,为被打击的群众彻底 平反。造反派反对依据家庭出身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主张所有学生都有参加“文 化革命”的平等权利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其中大学生造反派偏重于要求工作组为他 们平反,关心与工作组领导人政治地位紧密相关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等政治问 题。而中学生造反派更重视平等地位,关心与此相联系的反特权问题,具有更多的 社会性。 造反派猛烈地抨击唯出身论,温和者说这违背党的政策,压制群众,激进者说 这是搞封建特权。大批受血统论欺侮的青少年,包括出身“黑五类”、“牛鬼蛇神” 家庭的学生,在对血统的批判中投入造反派的队伍。时至今日,不少人在抨击高干 子弟时,仍联想到“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喧嚣,视老红卫兵不成功的表演为高干子 弟谋求权力的第一次尝试。 平反、平等的要求,反对打击群众,反对特权的主张唤起了社会中下层许多群 众的同情和支持,动摇了领导干部是人民利益代表的道义和政治地位,“无产阶级 司令部”对“资产阶级反对路线”严厉批判,剥夺了第一线领导干部是共产党正确 领导化身的权威性,摧垮了当权派的思想和政治战线。原来被视为思想落后、有问 题、甚至反动的学生,成了革命派、“左”得出奇的造反派;而一批老革命,一向 有权给别人定性、划左、中、右派的领导干部,反倒一而再、再而三当众作检讨; 革命后代、红卫兵反不如非红五类、“狗崽子”革命。多年以来,以及“文革”初 期形成的左派右派、先进落后。是非曲直观念被造反派打了个天翻地覆,大有“革 革命者命”的势头。 一般地说,老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在共产党外、非“当权派”。对于党内, 只是打击少数,打击那些认为包庇了“牛鬼蛇神”,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人。老 红卫兵相信党政军领导体系中的大部分干部是好的,是应当保卫的。他们始终警惕 着右派假借造反之名冲击政权的主题。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 翻天!” 造反派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斗争对象则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实际上是普遍冲击共产党、政 府甚至部分军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他们对大部分领导的优劣持怀疑、审视态度。 他们认为走资派本身即是新生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党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 “文革”运动打击的重点。造反派的运动造成了建国以来对党政军领导体系和领导 干部空前的巨大冲击。 老红卫兵创建伊始,就打出阶级路线的旗子,提出家庭出身问题,这不仅是政 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老红卫兵的领袖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干部子女,红卫兵主 要反映干部子女的价值取向。工农子女在大多数情况只是追随者、跑龙套的角色。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批判血统特权以后,工农子女纷纷脱离老红卫兵,另起炉灶。 造反派红卫兵的家庭背景比较多样,与老红卫兵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基本来自 不当权的社会阶层。血统论在大学生中市场不大,“文革”前3、4年贯彻阶级路线 的结果,已经使大学生中家庭出身“好的”所占比重上升。大学生争论的中心是工 作组问题,而不是血统论的对联。 中学生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由于入学时基本没有家庭 出身的限制,在一些录取分数线高、升学率高的重点学校,干部子女、各类职员 (包括知识分子)子女、有家庭文化熏陶的旧统治阶级子女的比例远远高于他们在 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而工农子女的比例很低。 血统论的对联在中学影响很大,是老红卫兵与造反派冲突的主要焦点。造反派 由反对对联的学生组成。最初是少数反对对联的“红五类”子女以及按纯而又纯的 家庭标准不能入选红卫兵的“红五类”子女。后来由于家庭出身束缚的解脱,大批 非“红五类”子女加入造反派组织。许多工农子女也脱离老红卫兵,加入造反派。 在造反派中,出身“一般”的学生在人数和政治影响力上占了相当大的优势。 “文革”领导者努力把红卫兵引导到与党内斗争相呼应、相配合的轨道,但是 老红卫兵顽强地表现自己的追求,在他们心中,革命后代的阶级队伍是比批判“错 误路线”更有分量的事情,革命后代的群体认同感、“朴素的阶级感情”,很快超 越了对工作组评价上的分歧。以批评工作组闻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与保护工作队的 清华大学红卫兵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8月下旬,他们共同行动,在清华园内外“破 四旧”,撕去了校园内炮轰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大字报。在“红色恐怖”的1966年8月, 老红卫兵向社会、向党外猛烈出击的“破四旧”的热浪几乎淹没了批斗党内走资派 的主题。 当“文革”领导者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把群众运动的矛头重 新引导到揭批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方向时,老红卫兵却感到了空前 未有的困惑,他们在造反派对当权派大规模的冲击面前犹豫了,退缩了,保守了。 他们无法接受这样多的领导干部,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父母和最接近、最尊敬的革 命前辈,被当做运动对象质问、揪斗;他们无法容忍那些出身“有问题”,政治 “不可靠”,至多是团结对象的学生对老干部、对老红卫兵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他们与造反派势不两立。当发现造反派的靠山是曾经支持过他们的中央文革小 组时,他们开始对中央文革小组怀疑、不满。这时的江青已经不再是当初捧他们为 “小太阳”的“江青阿姨”了,强烈的压抑感终于在12月汇入抗争的潮流,红卫兵 发起者组成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对“文革”的“新动 向”发起了抨击。 出身低微的人找到了自信的力量 1966年12月,一篇由遇罗克撰写,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材料 《出身论》一夜之间张贴到了北京众多公共场所,成为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血统论” 最有力的批判文章。 不久,被《出身论》深深折服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找到遇罗克, 经过商量,决定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办一份《中学文革报》全 文刊载。 1967年1月28日,刊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公开出版发行,第一 次印刷了3万份,接着又重印6万份,都被一抢而光。随后,遇罗克又先后在《中学 文革报》上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文章,对“血统论” 作了有针对性的系统批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遇罗克在中学是品学兼优的学生,高中毕业时他以优秀的成绩达到了清华大学 的录取分数线,然而由于他出身不好,最后竟致落选。这一生活经历深深地刺激着 遇罗克年轻的心,使他对以“血统论”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有了切身之痛, 也开始认真思考这一类问题。 “文革”爆发后,以“鬼见愁”对联为起端,“血统论”思想以各种各样的形 式在社会上流传,毒害着青年学生。遇罗克从很多与自己情况类似的人的不幸经历 中意识到,“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非“红五类”出身的人 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 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这种以先天的出身划分政治待遇的作 法,残害了无数青年。面对这样一种残酷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遇罗克认为: “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 动儿混蛋”的“鬼见愁”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 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 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 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遇罗克认为,每个人都是稍微懂事就进入学校,因此,“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 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 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 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他在强调家庭对人的影响的同时却更重 视社会影响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这是符合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规律的。 遇罗克的这番理论是对“血统论”的无情批判。他认为:“总的来说我们的社 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 治的,是最重视青年一代成长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社会影响的无比强大, 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 如果“你真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 么都强大”。遇罗克尖锐地指责那些制造和支持“血统论”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 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如果照“鬼见愁”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 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他认为,每个人的发展不能由其出身来 决定,“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 力”,是“娘胎里决定不了”的。 显然,遇罗克的思维已不再仅仅是对红卫兵组织宣扬的“血统论”观念的批判, 而且也是对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以血统论为思想基础的政策和行为的公开挑战。 文章以大量的事实说明“血统论”对青少年成长的摧残,对社会进步的扼杀, 号召全社会的人们都来思考这个问题,认清“血统论”的危害,共同起来“填平这 人为的鸿沟”。 《出身论》在“血统论”的腥风血雨中犹如一道春光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田。许 多人读着它,思考着,议论着,凭着真理的威力,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出身低微的人从中找到了自信的力量。 由于“文革”中父母犯了错误而沦为“黑七类”的学生,虽然表面上有点垂头 丧气,但骨子里仍坚信其“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着无产阶级的血”。既然《出身论》 认为不管什么出身的人都应有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些在“文革”中才由“红” 变“黑”的人也从其中找到了解释自身地位变化的有力根据,并为《出身论》呼吁 给他们以平等的政治待遇而叫好。 他们对于《出身论》的论点自然是倍加欣赏。出身为“黑七类”的人即使卖命 为红卫兵服务,仍不免受“白乌鸦”之讽。“红五类”的高做无法容忍所有的人都 和他们一样享有政治上的种种特权。有如“贱民”般的“黑七类”在现实生活中难 以寻求到《出身论》所描述的平等。虽然这种政治平等犹如乌托邦式的理想虚幻, 可望不可及,但毕竟说出了这一部分人的心里话。 而坚持“血统论”观点的人,对有人敢于怀疑他们“自来红”的“纯洁”和 “正统”怒不可遏。在他们看来,生就的”红”、天生的“血统高贵”是任何力量 也无法改变的。而沉浸在血缘亲情中的许多人,则认为,这是在混淆阶级斗争的界 限,是在搞“阶级调和”。 《出身论》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但作者遇罗克常常被要求辩论的人围攻。登载 过《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时常被人撕抢,甚至卖报的人也遭到围攻、殴打。 《出身论》立论有据,说理充分。表面上是在批判“血统论”思潮,实际上却 是在反思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和许多红卫兵组织都认为它 对自己已经形成了威胁。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讲话中指责《出身论》是“大毒草”。 他说,《出身论》是让人们不要阶级成份,否认阶级观点,用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 资产阶级的观点攻击社会主义。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认为《出身论》代表着“一股 反动的翻案黑风”。 在强大压力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1968年1月5日,经公安部长亲自批准,遇罗克被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 命集团”的罪名遭到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