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西纠带血 红色恐怖万岁 联动攻毒 中央文革该死 1966年8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 经明朗。 在此后不久有关中央领导人的公开报道中,刘少奇的名字排到了毛泽东、林彪、 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但是, 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况且,邓小平、陶铸与刘少奇对 “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一致的,斗争仍然十分微妙。 8月19日,清华大学校园内出现了一张引起轰动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第 一号大扒手》。这张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国家主席的夫人,并且使用了谩骂性词 语,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接着清华园里又出现了讨伐性的大字报:《三问王光 美》和刘少奇女儿刘涛写的《誓死跟着毛主席于一辈子革命》。尽管这几张大字报 并没有直接抨击刘少奇,但至少说明刘少奇已经失去了作为国家领导人所应享有的 尊严和体面。 两天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 只要他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 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稍稍有些政治敏感的人都会猜到,这“职务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实际 指的是刘少奇。 上边的暗示立即得到了造反学生的响应,8月22日,清华大学校园里就出现了一 张《刘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 学生们公开向刘少奇宣战了。 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 刘少奇对此做出了温和的反应。他说他对毛泽东写的第一张《炮打司令部》的 大字报后下的结论是“保留意见”,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 问题,他并没有在“背后活动”。刘少奇处于一种有分寸的退却之中,他希望和学 生们不发生任何对抗。 然而,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不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北大、人大、师大、 地院、航院、钢院……几乎北京所有大学都出现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上海、天 津、广州、武汉的高等学校里也出现了反对和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只是,这些大 字报都比较温和,在“刘少奇”后面都加了“同志”2字,显然,学生们在试探中央 的反应。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心议题 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 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原定开7天,但由于很多领导干部 对“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对批判“资反路线”缺乏理解。毛泽东决定会议延长, 直到大家统一认识。 在后一阶段,会议发生了转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慷慨激昂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陈伯达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是中共高层第一次给刘少奇、 邓小平曝光。陈伯达将刘少奇、邓小平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 林彪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 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毛泽东在大会快结束时,做了指导性的讲话。他气宇轩昂地说:“文化大革命 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 的,是自然的。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很厉害吗?没有设想的事来了。这一冲,我看有 好处。” 在这种态势下,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做了检讨。刘少奇承认自己“在六月一 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错误…… 事实上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 烈烈的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 邓小平在检讨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 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向全国公开报道以后,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迅速在全国掀起。早就憋足了劲准备捉“大老虎”的首都造反派,一马当先,向刘、 邓等人发起了攻击。 10月18日凌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为 “口号事件”而在北京大街上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实际上“口号事件” 跟刘少奇没有直接关系,是北京市有关部门为便于呼喊革命口号,将某些标语擅自 做了删节。“三司”认为这是刘少奇等人捣的鬼,于是走上街头,掀起了“批判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头面人物”的浪潮。 同日下午,清华大学出现了特大标语:“打倒修正主义道路的头子刘少奇!” 10月25日,中央组织部的一些人要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 要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 11月8日,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贴出了题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的大字报。大字报说:“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 号人物就是邓小平。”“他在团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说 什么‘不管黑猫白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 造反派在揪批刘少奇等“大走资派”的同时,展开了对地方“小走资派”的全 面攻击。在大专院校里,由于校长、校党委早早靠边站了,广大师生攻击的对象是 刘少奇曾派来镇压造反运动的工作组。当时北京学生斗工作组长是最凶的,有些事 件引起了全国性的震动。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和北京航空学院 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就是在揪斗工作组长、冲击领导机关上出的名。 1966年8月23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000多人步行到地质部,坚持要求批 外曾在地院工作组任组长的邹家尤(地质部副部长)。当时的批斗方式是戴高帽、 挂牌子、搞“喷气式”。地质部党委为保护干部的人身安全,没有交出邹家尤。学 生们在地质部门口静坐绝食,不交出邹家尤誓不回返。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派人向 “东方红公社”表示敬意和支持,学生们绝食的劲头更强了。 邹家尤被迫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这事被学生们称为“一进地质部,炮打 ‘何家店’”。 9月5日,地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邹家尤已经去了地院, 而学生却仍滞留地质部,强行翻阅和取走机密档案。学生们在地质部造反半个月, 于9月19日撤离。 10月8日,“东方红公社”带着乐队,开着宣传车,以毛泽东像为先导,浩浩荡 荡三进地质部。他们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布两个月,揭发批判何长 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深夜,他们绑架了当时任地质部党委书 记、副部长的何长工。 10月27日,地院“东方红公社”四进地质部,扩大斗争成果。 这几去几折腾,使地院‘东方红公社”声誉鹊起,“东方红公社”的头头王大 宾也成为北京大专院校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北航“红旗战斗队”也是在揪斗工作组长、冲击国家机关的斗争中出的名。8月 25日,北航“红旗”学生在国防科委门前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 国防科委某局局长——赵如琼。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报告主管领导人林彪,说明: “赵的健康状况不佳,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罗舜初又多次向林彪 报告学生的粗暴举动,请求林彪指示。但始终未收到林彪回音,中央文革小组闻讯 后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北航“红旗”表示支持。9月21日晚,陈伯达接见 北航“红旗”学生,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22日夜,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双方都能接 受的“保证书”:“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 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琼),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打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陈伯达出奇制胜,解决了难题,赵如琼再也没有理由躲藏。9月23日,国防科委 交出了赵如琼,北航“红旗”撤走。此事轰动一时,北航“红旗”家喻户晓,它的 负责人韩爱晶也成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当时曾有一位年轻记者写诗颂之, 其中有这样几句:“北航旗如血,风雨满京城。二十八昼夜,牛鬼吓断魂!” 在北京造反学生的影响下,外地学生和群众对当地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冲击 也十分激烈。 “造反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这是全国造反派一致的口号。湖 南的造反者喊出了轰动一时的“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9月9日,长沙高等院校 和部分厂矿企业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召开了“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委暨中央、 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 宣布这个口号时,全场欢声雷动,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全国几乎所有的红卫 兵小报、造反派小报都登载了湖南造反派的举动。 在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昆明、广州、上海等地,都发生了学生和工人 包围省、市委机关,炮打各级“走资派”的事件。10月29日,为了“揪出省委内的 走资派”,吉林师大的造反派派出两个“战斗队”分别进驻省委和长春市委机关大 楼,同那里的造反派并肩战斗。省委机关再没有一间平静的办公室,再没有一张洁 净的办公桌。省委书记处的书记们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不得不转入“地下”办公,变 公开活动为秘密活动。 甚至,军事领导部门也遭到造反学生的冲击。10月下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的一些学生来揪国防科委副主任路阳(他在“文革”初期当过工作组长)。学生们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冲击国防科委大楼,一直冲到大楼顶层。11月初,张家口电 讯工程学院的一些师生,反对总参谋部李天佑、王新亭两将军在该院的讲话,认为 这个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学生们来京在国防部大楼门前静坐,要求揪斗李天佑、 王新亭。国防部多次派人劝说无效。11月8日,600多学生冲击国防部大楼。解放军 两个营在那里警戒,里面、外面都有战士手牵手地挡住学生。而学生打破玻璃,搭 上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头上,踩着木板冲进了大楼。这类冲击军 事领导机关,揪外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在北京发生多起。 现实的教训促使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自救 经过1966年8、9、10三个月的“天下大乱”后,中共中央高层政治斗争形势已 十分明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以刘、邓为代表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对峙,已不再是什么秘密。 但既然中央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然就要涉及到一大批高级干部和 地方干部。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无疑会使这些干部蒙受创伤。 在中国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悲喜剧深深地刺激着这 些干部的子女们。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走在“文革”前列、自认为“从里到外都红 透了”的高干子弟,却突然面临着随时被打入“黑帮”行列的危难,“革命”革到 自己头上了。 现实的教训促使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自救”。而要“自救”也就只能是同声 相求,同病相怜,共同的危急感使他们努力抗争,而“血统论”的思潮在某种程度 上是有利于他们的。 对于这些干部子弟来说,举起“血统论”的大旗并非偶然所致。 随着形势的发展,实际存在着的“血统论”意识、被批判着的“血统论”观点、 植根于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情感,相互扭结在一起,成为“文革”初期红卫 兵运动中一个奇特的现象。 于1966年8月25日组建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就是最早成立的一支以维 护当权派利益为宗旨的老红卫兵组织。不久东城区、海淀区也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 “西纠”成员有300余人,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干部和军人家庭,而且有相当多的成员 是高干子弟。 “西纠”宣布自己的“职责和权利”是: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 “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 们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 流氓”;保卫重要的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 对当时那种局势早已忧心忡忡、深感不安的周恩来总理立即给予支持。他通过 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条 件,还包括御寒用的棉军大衣。 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像雪片一般飞向全市,飞向全国。“通令”规定:不 准任意抄家,不准任意揪斗,不准武斗,打死人偿命,不准冲击国家机关,不准迫 害革命老干部。 “西纠”先后颁布了十三条通令,主要内容是强调政策,如规定:严禁查抄国 家机关和国家负责干部的家,“力争不出现武斗”,以后又进一步明令“严禁打人, 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通令的这些内容对当时缩小武斗和混乱局面 有一定作用。纠察队还在红卫兵的一些活动中维持秩序,曾竭力阻止某些大学生冲 击国家机关,揪斗领导人的行为。 纠察队还组织全市巡逻,组织红卫兵冲击造反派揪斗地质部长何长工同志的集 会,把被他们从医院里拉出来的何长工保护起来。 周总理特意安排了纠察队员在毛泽东接见各地红卫兵时,向红司令敬献纠察队 的袖章,借以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但毛泽东没有接受。 然而,纠察队既要协助红卫兵造反,就不可能真正制止武斗。纠察队员和作为 纠察队主力的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就有私设刑堂。私刑拷打、体罚、侮辱人的行为, 打人致死的事情也屡屡发生。 北京市第六中学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随着“血统论”的恶 性膨胀,“西纠”在六中建立了所谓的“劳改营”。这座“劳改营”设在六中的后 院,屋旁稍稍突起的门楼被作为岗楼。抓去的人从小门进入,与前院隔成了一个独 立的居所。 “西纠”认定的“黑七类”、“狗崽子”、“混蛋”一类人,被押进“劳改营” 后,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要经受“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 “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鞭打”、 “突刺”、“扫膛腿”等惨绝人寰的大刑。纠察队员还用“犯人”被酷刑折磨流出 的鲜血,在审讯室墙壁上写下了拳头大小的字:“红色恐怖万岁!”。 北京市第一中学的“监狱”也和六中“劳改营”差不多。他们成立了一个由30 0多名同学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我国古代使用过的各种 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或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 红卫兵纠察队把自己看成是“文革”的宪兵;的确,它做了一些制止在抄家中 混水摸鱼趁火打劫的事,但是,它更突出的形象是带血的,在“红色恐怖万岁”, “打击阶级报复”等口号下,诸如“狗崽子”、“反革命”、“右派分子”、“地 主”、“资本家”等等便成了他们手下牺牲者的莫须有的罪名。没有法律,没有审 讯,一切加害随同而起,棍棒皮带交加,事情过后,扬长而去。个别红卫兵残害无 辜的手段更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西纠”的粗暴、骄横引起愈来愈多群众的反感。老红卫兵凌驾于其他学生之 上,纠察队凌驾于一般红卫兵之上的状况,使学生中的矛盾扩大。纠察队阻止冲击 某些领导干部,阻止更广大群众加入运动的倾向也令中央文革小组不满。中央文革 小组最早察觉了“西纠”等老红卫兵组织的离心倾向,陈伯达说:西城区纠察队没 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已经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最后,终于触怒了江青。 江青说:“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的。” 造反派围攻纠察队,批斗周荣鑫,矛头直指周恩来。纠察队失势了。 “联动”六冲公安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着一项重要的 决定。 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 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这些老红卫兵大多是中国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子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 大革命”风暴里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领导干部子女。这些人曾经对党中央和毛泽 东本人无比的崇拜和热爱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初期参与和发起了无数骇 人听闻的过激行为。正当他们拿着皮鞭、木棍向被打成另册的牛鬼蛇神一顿猛揍的 时候,想不到自己家大门也被人家踢破了,自己的父亲也被人粗暴地拉上斗争会, 享受皮鞭和棍棒的滋味。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使他们打人的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 来,他们发热的大脑也开始冷却了。 会议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发 展和干部子弟应采取的对策”。这群青年学生大都是从外地串连后返回北京的。他 们脑子里乱糟糟的,全国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所到之处,省、市、 地、县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造反派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已经延伸到中央各大机 关。过去掌握权力的人全部变成了“黑帮”,都在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干部 子弟开始产生疑问:这就是毛泽东号召我们积极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吗?如果这 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无疑我们前些日子的举动是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发丧。 前些日子,中央军委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更使 他们兴奋不已。四位老帅明显地在批评当前的这些过头的做法。这给了他们鼓舞, 同时也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什 么提不得?” “可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 和蒯、聂之流干到底!” “应该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像‘西纠’那样。”不知谁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紧张热烈的讨论接触到主题,这个建议一发出,立刻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 响应。 那么,这个组织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我看,就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蒯大富是‘三司’,咱们是‘四司’。” 有人说。 “要不就叫‘造反兵团’……” “现在司令部多如牛毛,‘造反兵团’也太俗气,我看就叫‘联合行动委员会’ 吧……” “对,这个名字好!”会议室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多数人都赞成“联合行动 委员会”的名字。而且,有人还建议前面再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几个字,和大 学的“红卫兵”以示区别。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联动”就这样诞生了。大家决定,它的组织机构采 用集体协商办法,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由北京工大附中于增寿同 学任总联络员,总部设在北大附中。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石油附 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官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在此之后,他们以北京市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主体, 到处进行串连活动。 12月5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宣言”公布,以北京市高 干子弟为核心的“联动”组织正式成立。 当晚,北京街头出现了如下的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 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指1966年11月中旬,叶剑英、陈毅、徐向 前、聂荣臻四位军委副主席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作法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 为制造声势,“联动”成员奔走于首都的大街小巷,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的邹建 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了一条大标语,上面赫然写 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在造声势的同时,也开始主动出击,向造干部反的红卫兵发起挑战。 12月6日,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成员来到蒯大富、聂元梓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 三司令部,点名要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谁知刚进大门就遭到“三司”的围 攻。“三司”才不买“联动”的帐,而且他们对这些高干子弟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牛皖平寡不敌众,还没开口就败下阵来,只好夺门而逃。 “联动”并不甘心,第二天派出石油学院附中、农大附中20多名能言善辩的学 生来“三司”寻衅。“三司”用电话调来上干名造反派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 双方争执不下。 周恩来得知此事之后,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来调解。经过了周荣鑫的 耐心劝说,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三司”才将“联动”成员放走。 与此同时,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宫由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 筹备会上,“三司”和“联动”为争取联欢会主动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由于主 持者偏向“联动”,“联动”获得了主持权,“三司”代表愤然离开会场。“三司” 向中央文革反映了“联动”勾结“走资派”廖承志,“妄图利用外事活动进行反革 命宣传”的无中生有的事。为此,廖承志被江青多次点名批判。 12月16日,江青在北京市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点名 批判了“联动”,作为“联动”理论基础的“鬼见愁”对联,也遭到了厄运。大会 决定解散以“联动”为核心的红卫兵纠察队,并决定逮捕首恶分子。江青严厉地指 出,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是“东纠”。“西纠”和“海纠”的总后台,并气势 汹汹地说:“对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的,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 专政。”陈伯达在讲话中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会后,各校红卫兵组织联合对“东、西、海纠”,发动了攻击,捣毁了他们的 据点。12月16日晚,北航“红旗”红卫兵将两名据称是企图偷窃摩托车并行凶打人 的“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 随即,一群“联动”红卫兵冲进公安部,将被抓“联动”人员劫走并打伤北航 “红旗”红卫兵,并大骂、冲撞公安部工作人员。公安人员拘留了几个主要人员, 在对他们进行教育后释放。“联动”却说公安部乱抓人。这就是所谓“联动”一冲 公安部。 在12月28日上午、31日、1967年1月6日晚、9日、11日又连续发生了“联动”红 卫兵五次冲击公安部事件。在这六次冲击公安部的行动中,“联动”人员对公安部 进行了打、砸、抢,在墙上留下了诸如“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炮轰 公安部、火烧谢富治”、‘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命干部子弟”等标语,一些“联动” 红卫兵甚至喊出“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招致中央文革小组的弹压 在“文革”爆发后连续几个月的动乱中,“联动”红卫兵一些人已开始渐渐地 怀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些讲话和做法的正确性。也许是事实催人觉醒,觉醒促人 愤怒,愤怒在集聚着力量,这愤怒的力量终于在12月26日的大会上爆发。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这次大会 是“联动”第一次大会,由“联动”主要成员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 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 人筹备,彭小蒙(北大附中)主持。 会议开始,由清华附中等四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组织“红卫兵” 的成绩和缺点做“破私立公”发言,但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署名“红后代”的口号 传单,引起了青年们的兴趣,他们三五成群地议论起来。当大会主持人宣读传单上 写的“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时,全场同时发出“好”的吼声。这是几千个高中级 干部后代发自内心的呼声。当马晓军念到“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话时, 全会场几千人全都愣住了,大家压根没有想到传单上会有这样几个字。 一秒、两秒……全会场突然像炸了锅似的沸腾起来,大家捶胸顿足地叫好,鞋 子、帽子、头巾、传单被抛向圆形的屋顶,鞭炮声震耳欲聋。接着大会放映了毛主 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当镜头上出现老干部时,掌声响成一片。出现中央文革成 员时,会场发出一片“嘘”声。 大会结束后,“联动”成员奔赴全市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入户宣 讲。他们不再向过去那样旁敲侧击了,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他们的口号有: “江青不要太狂了!”“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 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踢开中央文革”!“打一打关锋、戚本 禹,吓一吓陈伯达!” “联动”红卫兵在这一时期始终处于十分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之中,一方面他们 希望自己能成为全国红卫兵的典范,去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方面,又 无法理解他们的父辈接二连三地坠入“黑帮”、“保皇派”、“走资派”深渊的事 实。 正是他们久已养成的孤傲心理和血统高贵的思维习惯,使他们把父辈被打倒的 愤怒宣泄在了中央文革小组身上,从而开始了最早的对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革 命”目的何在的质问和思考。 北大附中彭小蒙曾写道:“我翻毛选,又拜读了十六条,认为中央文革所作所 为都不符合。”“江青就会感情用事,江青太狂了!” 一些“联动”红卫兵也提出,“谁要是对中央文革不满,谁要是给中央文革提 意见,就给谁打成反革命。这是什么作风?显然是国民党的作风。”他们要求“对 中央文革要调查,要整成本禹!” 北大附中一位女红卫兵在家信中写道:“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 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对无产阶级东西还不理解;往严重了说,就是怀疑她 有野心。” 这种对中央文革甚至“文化大革命”方向的质问,虽然尚处于一种膝陇状态, 但这种比较清晰的思路毕竟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教训。在“文革”刚刚开始半年、 中央文革小组正炙手可热的时候,敢于提出这样的质疑是相当的难能可贵的。 1967年1月1日,部分“联动”成员发布了中发秘字003《中央、北京政军干部子 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央、北京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 中发秘字003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务院 各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几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 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 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 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 义和且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 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地区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 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 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 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 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 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 秀战士英勇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 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 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人类和所有的 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 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命干部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命 干部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1967年元月1日 从整个《通告》内容来看,这个“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 委员会”是年轻一代希望恢复正常的党内生活、保护老一辈革命家,纠正“左倾” 路线呼声的反映,也表达了干部子弟对“文革”以来危及他们父辈地位的这场“天 下大乱”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希望从上到下在全国把干部子弟组织起来,形成一 种自我保护并试图扭转“文化大革命”的强大力量。 显然,这在当时情况下,是极不现实的作法。且“联动”逆“文革”的潮流而 动,把矛头对准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只能导致失败的结局。“联动”公然 指责中央文革小组的作法,招致中央文革小组的弹压。 1967年1月4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许多所中学的平民红卫兵与 “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辩论大会,对“联动”进行讨伐。由于“联动宣言”中 包含了很多轻视工农、轻视民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内容,被平民子弟驳得十分狼 狈。 此后,“联动”成员因力量单薄,常遭围攻、谩骂和殴打,无处发泄的“联动” 成员有时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疾驰,高喊“打倒三司”、“油煎江青”等口号。 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如八一学校、北京小学、育英学校等校中,“联动”由于与 对立的红卫兵组织时常发生冲突,正常的教学秩序已不复存在。图书馆被捣毁,教 学仪器、标本被砸坏,桌椅板凳被拆卸,双方甚至以教学楼为依托构筑工事进行武 斗。 各校“联动”红卫兵组织常常结伙捣毁对立组织的总部。虽然“联动”人数较 少,但其成员胆量大、能量大,已成为扰乱北京“文革”进程不容忽视的力量。 1967年1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下决心消灭“联动”组织。1月17日,公安部长 谢富治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对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 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接着,在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地质学院、中国科技 大学等校红卫兵的配合下,中学红卫兵组织在蒯大富、聂元梓的带领下,相继捣毁 了“联动”设在北京一○一中学、北工大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 人大附中等十一所学校的据点,“联动”主要负责人牛皖平、卜大华、孔丹、任志 明、董良、贺邯生、郭大勋、马晓军、赵战平、邹平等相继被逮捕,“联动”分子 先后被捕者达100多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组织也先后遭到镇压。 1月21日,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22日,周 恩来在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表态指出,对首恶分子必须实行法律制裁。其中受蒙蔽 的群众要赶快觉悟起来。25日,“联动”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被蒯大富、聂元 梓指挥的红卫兵组织攻破。所有教室、仪器室、标本室、图书馆都被砸,32名学生 被捕。 1月对日,《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指出, “联动”是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并气势汹汹地宣称:“对于反动派,别 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文章透出森森杀气。 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北京红卫兵组织掀起了对“联动”的大围剿。在八一 学校举办的“联动罪行展览”的基础上,3月8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举办了“摧 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先后参观并讲话表示支持, 各地各机关也纷纷组织群众参观展览,在社会上广泛掀起了批判“联动”思潮的活 动。 然而,“联动”并没有立刻趴下,他们多次冲击“摧毁‘联动’展览会”。3月 18日,“联动”成员贴出三张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如 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并且表示,“跌 倒了,就站起来”,“再继续干”。在北京一○一中学,100余名联动分子降下国旗, 升起“老红卫兵”的旗帜,而且降半旗;在校园里,还到处张贴“联动万岁!联动 永存!”的大标语。北京三十一中学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绝对如此”的对联。“永远压不倒联动”、“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炮 轰公安局”等标语在北京不少中学里到处可见。甚至还有人贴了“毛主席正确不正 确,十年以后见”的标语。 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更加无所顾忌 “联动”的质问,的确代表了当时相当多的群众的心愿。他们既不知“文革” 到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明白“文革”目的何在,更为无休止的辩论、围攻、打斗产 生了厌恶情绪,这股思潮实际上是在抗拒着“文革”的潮流。 “联动”成员的父母多为高干,儿女的处境与他们命运相连。1967年2月,在著 名的“二月抗争”中,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为老红卫兵呜不平,对造反派愤怒斥责, 爱憎分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蒯大富是 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直到80年代,很多领导人仍是将老红卫兵与造反派区别对待的。1984年前后,在彻 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理三种人、整党的活动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一位有 决策权的领导人在处理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申诉材料时批示(大意):这些 红卫兵(指老红卫兵、西纠、联动的头头——引者注)不是三种人,其中优秀的可 以进入第三梯队。陈某某(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头头)是三种人,但也要给出路。 为使“文革”不至偏向,保持各种势力之间的均衡,1967年4月22日,毛泽东亲 自下令:释放联动分子。中央文革小组在重申了“联动”是反动组织后,将在押的 100多名“联动”首领释放。但“联动”首领并不买账,他们坚持认为中央文革逮捕 他们是错误的。 这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先接见了中学的造反派代表,稍后又接见 100多名刚释放出来的联动分子。江青等先后讲话说释放“联动”是毛主席指示的, 又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反动思潮要批判。讲话一再强调中央文革是支持造反派 的,“联动”分子释放后不许与造反派对立。 “联动”分子的回答倒也别致,他们唱起毛泽东的《蝶恋花》。这首词是毛泽 东为怀念自己第一个夫人杨开慧而作的。因为这是毛泽东的词,江青一时也无可奈 何。 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更加无所顾忌,血统论的思想意识支配着他们的言行。 “联动”召开“老红卫兵新生大会”,使干部子弟阶层抱得更紧。他们还参与了北 京中学生红卫兵中“四·三”和“四·四”派的斗争。 也许此时“联动”不便再攻击中央文革小组,“黑七类”就成了他们泄愤的对 象。他们喊出了许多具有浓重“血统论”观念的口号,如“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 你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你们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你们这些狗崽子!” “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老子拿下的江山,儿子就要接过去,这就叫 一代一代往下传”、“高干子弟掌权当仁不让”等等。 1967年5月29日,北京许多红卫兵组织都集会纪念红卫兵组织诞生一周年。在天 安门广场上,以“联动”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召开了一个“红卫兵万岁”大会,并与 对立派组织发生了矛盾冲突。 这是“联动”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的最后一次。不久,“联动”红卫兵组织逐 渐松散。只是在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仍设有“联动’的联络站, 虽然处境艰难,却一直维持到1968年春夏以后。 以后中学军训继续进行,过了几个月,中学生分配,一部分老红卫兵参了军, 其他大部分和同时代中学生的命运一样,上山下乡。亲眼看到农村的赤贫和亲身经 历了艰苦的生活,只有在这时他们才开始真正认识自己,以后林彪事件发生,更是 触发了他们的反省沉思。 其间,不免有沉沦,有看破红尘者,但也有许多人努力自修,充实自己。1976 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据传许多当年的红卫兵积极参加其间。 10年前,脸上的绒毛还没退净,他们就开始了追求。10年了,这是第一次,他 们不是凭想当然,不是潜在地受先入为主的理想主义或做接班人的使命感所驱使, 也不是站在自己阶层的利益去奋斗。他们凭借的是自己坚实的认识,他们爱自己的 国家和民族,这回他们和人民拥抱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