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红卫兵让位工人阶级 黄涌江掀起一月风暴 从1966年底到1967年,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加紧了“夺权”的步伐, 全国形势更加动荡。他们首先利用造反派猛攻刘少奇和邓小平。 1967年1月的上海“一月风暴”,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从红卫兵时代向工人 时代的转变。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作为一种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开始角逐 中国政治舞台。 张春桥守口如瓶,从未向外人透露谈话的内容 1966年12月25日,首都北京寒风刺骨,天气昏暗。一群造反派从清华西门吵吵 嚷嚷冲出来,一路摇旗呐喊直到天安门。然后又兵分五路,分别到西单、王府井、 北京站、菜市口等处演讲,散发传单,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一时间, 北京城里响起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口号, 掀起了“打倒刘邓”的高潮。 现在才知道,这一行动原来是张春桥在背后唆使。那是1966年12月18日下午, 张春桥在中南海秘密接见了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 蒯大富先汇报了去上海串连的情况和清华学生运动的现状。后来,张春桥压低 声音一字一句地交待说: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当猖撅,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 不要半途而废……” 对张春桥的授意,蒯大富心领神会。后来他曾交待说:“我一听就很明白,张 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这人十分阴险,他守口如瓶,从未向外人透露谈话的内容。但蒯大富曾 在三次不同场合提及此事。 在张春桥的幕后操纵下,清华大学闹得沸沸扬扬。12月30日,江青和姚文元来 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大富的手,讲了许多鼓励的话。 蒯大富当时就更加趾高气扬:“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 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 漂亮。” 接着,江青还派人找来刘少奇与第三个妻子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和儿子刘允真。 江青对他们说:“涛涛、丁丁,你们知道你们的亲生母亲是谁吗?你们不去看看自 己的生母吗?”” 说着说着,江青干脆挑明说,你们“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和你们的生母一起揭 发刘少奇!” 两个孩子不谙政治上的尔虞我诈,听信了江青的谎言,把他们和生母之间的谈 话以及一些推测出来的问题写成《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一式三份贴在 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方。红卫兵们兴风作浪,将这张大字报翻印, 然后添油加醋,印发到全国。 圈套一个接一个,连环计一环扣一环。造反派们在江青的怂恿下,又上演了一 幕“智擒王光美”的丑剧。 1967年1月6日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电话铃声响了。 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 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王光美正想细问,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刘少奇听说女儿出了车祸,也很着急。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 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一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安全,曾下过指示,要她不得离 开中南海,以防不测。这样,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 刘亭亭走后,王光美还不放心,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自行车去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那是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说一句,停一 下。亭亭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大夫”的话音,要求家长尽 快赶往医院。 这下子,王光美决定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她一起去。 谁知,到了那家医院,他们立即处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包围之中。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 祸,引诱王光美上钩。亭亭和源源去了之后,被他们扣留,作为“人质”,他们逼 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粉碎性骨折” 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 华。”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保护下,登车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周恩来一听,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 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1月12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刘少奇家中,在院里、办公室里贴满侮辱性大标 语,并批斗了刘少奇。 翌日深夜,毛泽东派秘书接刘少奇去谈话。 接着,刘少奇郑重向毛泽东提出辞职。他说: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 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 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沉吟不语。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16日深夜,周恩来打电话慰问王光美。 可没隔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 中,强迫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桌子上接受批斗! 刘少奇面对造反派的冲击,只是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 东思想,只是有时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 过意见分歧。” 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认为刘少奇仍坚持反动立场,于是宣布拆除刘少奇办公室里 的专用电话。刘少奇这回沉不住气了,他挡住造反派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 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拆!”中南海造反派 根本不把已威信扫地的刘少奇放在眼里,粗暴地将刘少奇家的专用电话线扯断。从 此,刘少奇无法用电话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直接联系了。厄运接 踵而至。 毛泽东大笔一挥说“很好” 1967年1月4日上午,上海千万市民接过邮递员手中的《文汇报》时,都发现当 天的《文汇报》有些异样。这张创办于1938年的报纸,原来一直以孙中山手迹拼成 “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30年,忽然在1967年1月4日,换用僵硬呆板的三 个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套红刊登了毛泽东1957年7月1日 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头版下半版,还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其 中写道:“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 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敏感的上海市民意识到:很快就会有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并不宁静。尤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制造的“安亭事件”,更是轰动全国。 那是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中共上海市委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经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决定采取 “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 “工总司”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去市委大楼造上 海市委的反。造反派一直闹到深夜而毫无所获。 10日凌晨,“工总司”决定由王洪文带领2000余人冲进上海北站,强行登车, 声称赴京“告状”。 火车离开上海不远,即奉命停留在上海附近的小站——安亭。 中午,14次特快列车缓缓而来。王洪文当即煽动群众卧轨拦截,致使沪宁线中 断运营31小时34分钟,南来北往的交通随即阻断。 14次列车上的乘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是反革命暴徒。软卧车里的 外宾提出了措词强硬的抗议。 不久,全国各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到安亭送衣服、食品,做思想工作,要求“工总 司”恢复交通。 当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致电在安亭的上 海工人:“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 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面对上上下下的压力,“工总司”内部发生动摇,似乎有了妥善解决的可能。 不料,“钦差大臣”张春桥的到来却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 11月11日晚,张春桥飞抵上海后,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赶往安亭, 12日与王洪文等几个头头开了一个碰头会,当众答应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 13日上午,张春桥参加上海市委常委会,默认了上海市委关于不承认“工总司” 的主张。 可下午,张春桥就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 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等五项要求。 张春桥的所作所为,使上海市委领导非常气愤。陈丕显当即打电话给陈伯达, 质问道:“一个中央文革成员,可以不同上海市委、华东局党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 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究竟还要不要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 算数?” 然而1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并说:可以 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工总司”为了达到搞垮上海市委的目的,12月又掀起 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混乱,“工总司”和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康平路武斗。交通中断, 轮船停靠,无人装卸,5万多旅客途中受阻,使1967年新年的上海显得黯淡萧索。 就在元旦这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定稿的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月3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秘密会见了奉令来京的王洪文。张春桥肯定地对王 洪文说:“上海的桃子熟了!不能让陈丕显摘去!”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 将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就这样,当张春桥、姚文元在9000米高空南飞之时,上海千家万户收到了面目 骤变的《文汇报》。 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夺权,宣告“新生”,公开为“革命造反”唱赞 歌。 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后,秘密策划夺权。忙得不亦乐乎,接连会见徐景贤、 郭仁杰、王承龙、王永嘉等“秀才”;会见《解放日报》、《文汇报》的造反派代 表,还会见了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 1月6日,王洪文、徐景贤一伙联合全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市中心的人民广 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大会”。这是张春桥、姚文元幕后策划的,连大会的发言槁和口号都经过他们仔细 审批。 当天,姚文元克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写下了一篇《情况简报》: “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 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马、梁均到会。会后有通 电、通令。不承认曹市长、市委书记,曹监督劳动、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 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张春桥后来更是不打自招,兴奋地说:“且月6日的大会上就夺了权了。” 有“破”就有“立”。既然上海市各级党政机构全被摧垮,张春桥一伙就紧锣 密鼓,开始了筹建他们权力机构的工作。 1月8日,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取了铁路、海港、长江 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张春桥咧开嘴笑说:“火线指挥部可称为‘经济苏维 埃’,代替上海市市委”。 紧接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代替了上海市公安局;“造 反组织联络站”作为全市最高机构,取代了上海市委。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予以高度 评价。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 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 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 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翌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位置,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 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 中央各部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 上海全市人民书》。舆论一律,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特征。 《文汇报》刊出的《紧急通告》,接着又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指示《人民日 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要陈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 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社论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中说:“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 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一措施将推动全 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天天的沉默与日俱增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 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发出。贺电中说: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 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这个贺电,同时使“中央文革小组”和“工总司”声望剧增。 “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成为“无 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以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 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 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也使“工总司”身价倍增。而两个多月前,为 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擦了多少回 合,直到大闹了安亭才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工总司”已是金光闪闪 的招牌,确实值得庆贺。 于是1月12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如林,人声鼎沸,“上海革命造反派吹 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在此举行。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得意的神情。这是张春桥、 姚文元1月4日回沪以后,首次公开露面。 张春桥谦逊地、笑容可掬地站在话筒前宣读了中央的贺电,自称是来当小学生 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经验的。然后,他在短短几分钟的讲话里,高频率地 提到毛泽东,几乎每一句话里都有毛主席: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 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上海文化革 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 张春桥的话里话外,都在暗示人们: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 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那么他到上海来摘桃子,也是理所应当的。 当天晚上,王洪文在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就派人抓走了中共上 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陈丕显被关押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大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游行示众,车上的高音 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 1月14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勒令跪在一辆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上, 在全市游街。 上海的广大群众对张春桥一伙的胡作非为颇为不满。许多群众组织也不愿一味 听任张、姚等人的摆布。有些群众组织还试图干。脆夺取上海市的大权以掌握主动 权。 于是乎,上海夺权斗争出现了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1月12日由张春桥等人策划 的并公开宣布成立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计划,也一直实行不起来。 1月15日凌晨,“工总司二兵团”和“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进驻冷清多日 的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宣布“夺权成功”。 张春桥担心到口的肥肉被他人抢走,焦急万分地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 ‘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桃子’的人很多。‘联络 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1月19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张春桥在会上狂 妄地将“一月夺权”称为“一月革命”,同巴黎公社和苏联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并 提出全市政权机构可称作“新上海公社”。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的权》。 这篇社论。可以说是全国夺权的动员令。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树立夺权的“典范”,但那些“不听话”的造反派组织却接 二连三地进驻市委机关大楼,于是他加快了夺权的步伐。他与姚文元商量了一下, 立即找来十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座谈,提议甩掉“联络总站”的名字,建立“上海 人民公社”。 在张春桥一伙看来,他们取这个名字完全符合毛主席“最高指示”精神: 第一,毛泽东在1958年视察河南、山东时说过“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虽然他 当时指的是农村人民公社,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 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根据。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榨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20世纪 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既然 北京可称作“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也就理所当然地可称作“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随即给北京的陈伯达打电话,将这些想法一古脑儿地告诉了这位理论权 威,想听听他的“高见”。 陈“老夫子”的话令张春桥兴奋不已: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成员 名单…… 当天下午,百万上海市民汇集人民广场,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大会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一切权力归上海 人民公社! 张春桥在发表的“登基”演说中“谦虚”地表示:“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 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 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姚文元则站在“理论”的高度,分析道:“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 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 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 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第三号人物。他以高亢的声调, 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 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长长的队伍开往上海外滩市府大厦。下午5时 半,长达数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下来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换上 了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 王洪文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宣称:“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 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但是,2月6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只字未提!中央电 台对“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也“充耳不闻”,未予广播。 2月7日、8日、9日……日复一日,《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 不睬。 这时,张、姚、王才真正发怵了。而那些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 反派组织再度活跃起来。 上海的街头巷尾贴满了醒目的大字报: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天天的沉默与日俱增,相继增加到《八问》、《九 问》、《十问》! 因“炮打张春桥”而濒于覆灭的“红革会”也东山再起,通过各种渠道在群众 中散布:“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被张春桥“降服”的“耿司令”立即与“大联委”的有关成员秘密商议组建 “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不用说,在这些日子里,张春桥一伙的神经确实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惶惶而不 可终日,直到2月12日,毛泽东才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他俩提心吊胆地匆忙飞往 北京。 谁知一去就是一星期,可怜那公社“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只好咬紧牙关, 在日甚一日的“打倒”声中度日如年…… 在北京,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耳提面命: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考虑 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毛泽东在这里采纳了老将们的意见: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 和国岂不要变成中华人民公社,那自己不就成了中华人民公社社长了。再则,改变 国号,外国的大使都要作废,要重换大使,重新承认,这多少会影响国际关系。 自作聪明的张春桥,原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得到毛泽东的赏识, 成为全国的“楷模”。谁知,反而挨了毛泽东一顿不重也不轻的批评,讨了个没趣。 2月19日,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规定各地在 建立新政权时“不要使用人民公社名称”。 张春桥回沪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通知的精神,王洪文这才长长地舒 了一口气。 2月24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这一回,《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使用 了颇为亲切的语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 志出席了大会……” 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 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历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月风暴”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直接参与组织,尤其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 席均予以了公开肯定和支持,其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在一阵阵“夺权”的呼声中,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刮遍 全国各地。 一时间,“夺权”风潮达到了如火如荼,如疯似癫的境地。 1月14日,山西省夺权。这里面有江青的一大“功劳”。1966年底,江青发现1 936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只有刘格平一人未执行中央关于履行手续出狱的指示,觉得 此人不错,就将他找来谈话,要他回山西去进行夺权。 刘格平心领神会,回山西后立即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并煽动各造 反派联合起来,“向以卫恒、玉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 领了省市公安机关。一1月三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令》, 宣布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3月1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成立,刘格平任主任。 贵州省夺权之前,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连续向中央反映了有关当地“文 革”的情况,颇受‘中央文革”的青睐。 李再含1月下旬到北京后,江青对他面授机宜: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 1月25日,“贵州无产阶级造反派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接管原贵州省 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2月14日,贵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东北的黑龙江省夺权进程更为迅速。1月16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 令员汪家道亲自出马,支持23个单位的造反团体组织联合总部,发布了《红色造反 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 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隆重举行,宣告成立 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社论以示祝贺。 山东省的夺权则一直受到康生等人的指使。1月17日,原山东省青岛市副市长王 效禹派张子石(康生前妻生的儿子——作者注)赴京,向康生等人汇报运动情况, 并请示今后的工作。三月19日下午,王力对张子石耳提面命:“现在的大方向就是 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旗帜不要让人家抢走。” 19日晚,康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张子石等人,“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 运动到了左派要团结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时候”,并再三表示 “坚持支持”山东、青岛的夺权。 1月22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23个造反团体,联合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 一举接管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 2月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日报》随即发表《革命的 “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予以肯定。 由于以上夺权,均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和支持,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随即纷起 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