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解放军“支左” 群众杀得天崩地裂 中南海打“虎” 元首斗得家破人亡 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 了,天下大乱了。” 事实上,天下早已大乱了,不过1967年7月、8月、9月乱到了毛泽东也驾驭不了 局势的程度。 是年夏季,炎热、干燥,气温骤升,天像下了一团团火,大地仿佛罩在蒸笼里, 空气是热的,风是热的。时间好像凝固住了,山山水水,沟沟坎坎,城城乡乡,村 村寨寨,都处在一种灼热之中。 北京和全国,到处都是红旗,到处都是长矛,到处都是人流,到处都是标语, 到处都是喊叫声,到处都是厮杀声。 各地、各行业的造反派、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分化成了各种派系,像当年的 军阀一样,各自占山为王,一会儿大打出手,一会儿怒目而视,一会儿唇枪舌剑, 一会儿拳打脚踢。 到处都是砖头、血迹、污泥,到处都是弹痕、残壁、尸体…… 解放军“支左”存在一个实际问题 对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混乱局面,毛泽东忧心忡忡。为了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 进行,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 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但解放军“支左”存在一个实际问题:谁是“左派”?无论是毛泽东的指示信, 还是中央的“支左”决定,都没有讲明什么样的群众组织是“左派”。这就在执行 中给广大“支左”部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支了这派那派不答应,支了那派这派不答应。军队处于尴尬之中,冲击部队的 现象时有发生。 1967年发生了一系列军队和造反派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流血事件。 1月底,新疆石河子发生流血事件。 石河子是解放后新建的城市,当时这里驻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工 二师、独立团《兵团武装部队》,汽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总共约 30万人。从1967年1月17日到1月27日,先后有7个“造反团”冲击了武装部队机关, 强行接管了独立团管辖的通讯总机,还夺去步枪、冲锋枪、手榴弹、子弹。 独立团指战员开始采取了克制态度。且月25日傍晚,围攻独立团的造反派增至 4000余名。且月26日零点,在夺枪与反夺枪中,双方发生枪战。5人死亡,6人受伤。 已获武器的造反派强行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枪战,死亡2人,伤27人。在公共汽车站 等处,双方也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一天,双方共死亡24人,74人受重伤。另 外还有好多人被对方抓住,施以酷刑。 在四川,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二月镇反”事件。当时成都军区由于支持造反组 织“产业军”而受到激进派造反团体的围攻。这些造反团体开着广播车,出动上万 人冲击军区机关。成都军区只好向中央军委求救。2月17日,中央军委给围攻成都军 区的造反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出一封 措词强硬的公开信。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激进派组织对中 央军委的公开信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自己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成都军区是 支持了保守的群众组织。成都军区不承认错误,他们就不停止冲击。成都军区在造 反派拒绝撤离军区、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派兵强行驱散门口的造反团。双方发 生冲突,造反派许多人被抓,军区也有士兵受伤。 在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 派群众的决定》后,青海省驻军为执行这一指示,建立了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 赵永夫当时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西宁市群众组织“八· 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北京串连学生的支持下,借口一篇《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 强行冲入报社造反。他们在报社内大搞打、砸、抢、抄、抓,对报社工作人员实行 “红色恐怖”。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决定对《青海日报》实行军管。但“八· 一八红卫战斗队”对前去执行军管任务的解放军百般阻拦,使他们难以工作。“八 ·一八红卫战斗队”还用暴力将军管人员驱赶出报社。 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经研究决定对报社实行强制性军管,并确定了“敌人 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这次活动由赵永夫组织,任现场总指挥。部队开到《青海 日报》后,对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用扩音器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交出抢夺 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占据报社的造反派拒绝执行 命令,并向部队开枪寻衅。部队当即回击,双方展开枪战,双方都有死伤。 在宁夏,发生了“青铜峡”事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夺权斗争中分化出两派群 众组织。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说对方是反革命组织。两派势不两 立,多次发生武斗。 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就宁夏问题表态,支持造自治区党委反比较彻底的一 派,认为他们是“左派”。他还要求驻宁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支持这一派,并 公开讲:“必要时可以发枪自卫’。对另一派,康生斥责他们为保守派,应该解散。 康生的讲话引起被称为保守派的一方极大愤怒,他们开着宣传车上街游行,呼喊反 对康生的口号,并组织人冲击了宁夏驻军机关。事态不断恶化,发生了流血冲突。 随着天气升温,全国一片混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武斗在全国城市乡 村都发生了,打得难解难分。 在江苏:1967年1月始,苏州两大派组织进行了持续3个多月的武斗,损失财产 无数,大批人员受伤。 在黑龙江:发生在哈尔滨建工学院的“六·二一”武斗,砸坏教学设备,损坏 图书,折合人民币6万元;8月下旬,哈尔滨市武装部在某地的军械库被抢去迫击炮 6门,机关炮5门,机枪20余挺,冲锋枪40余支,步枪百余支,刺刀10余把,各种子 弹7000余发。 在四川:武并规模更大。特别是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亲 自组织和策划的“武装进攻沪州”,共调集10个县数万名武斗人员,炮火把江面映 得通红。这场大战死伤者无数。 在浙江:1967年发生在肖山、富阳的大规模武斗中,双方死伤许多人。 在广西:1967年各派组织在桂林、柳州、南宁的武斗中,沿铁路线架起机枪, 致使铁路大动脉陷于瘫痪,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无以估量。 原想再横渡长江的毛泽东不想武汉局势混乱 1967年7月20日,武汉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大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的事件。 1967年2月8日,武汉的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 势的声哪。武汉军区2月18日发布了批评这个声明的《严正声明》。 以对这两个声明的不同态度,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拥护《严正声明》 的组织,5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比较 “保守”,又拥护军队,而为武汉军区所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无产阶级 司令部”——中央文革的支持,两者互不相让。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情况。会上,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 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为了亲眼目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决定即刻南下。 他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泳,那里的水好。” 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毛泽东出去巡视,全国各地武斗还不少,尤其是铁路 沿线情况更为复杂,怕危及毛泽东的安全。 但毛泽东执意南行,当晚深夜,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 7月14日,周恩来乘飞机到了武汉,为毛泽东巡视打前站。同机前来的有李作鹏 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 中午,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赶到武汉。 当晚,毛泽东在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等人陪同下抵达武汉。 周恩来为毛泽东打前站,一是想看看武汉的形势是否像中央文革说的那样一团 漆黑;二是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三是想利用毛泽东巡视武汉的机 会,将问题妥善解决,以促进全国形式的逐步稳定。 周恩来对谢富治、王力强调:“你们不要公开表态”。因为中央一旦公开表示 态度,局势会更加恶化,“要对双方做政治思想工作”。 但就在抵达武汉的当天晚上,谢富治、王力就违反总理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 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校门口下车,与激进派谈话,公开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武汉激进派就举行了盛大游行,称谢富治、王力为“毛主席派来的亲 人”,欢迎他们来武汉解决问题。 其间,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商讨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他指示:要给工人总 部平反,放掉朱鸿霞(激进派骨干之一)。“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 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连续几天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武汉师以上 “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陈再道等人的汇报。18日下午,周恩来做了总结讲 话。他说: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 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陈再道等人当时怎么也接受不了这种“错误”。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文 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 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当天晚上,周恩来回京,临行前特意带陈再道等人会见了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就对陈再道问道:“你们怎么样啊?”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还是想不通地回答道。 毛泽东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 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 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就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 经主席这么一说,陈再道等人心里踏实多了。 毛泽东接着又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群众,做思想工 作。 但谢富治、王力却并没按主席的指示行事,不但不做工作,反而在群众中煽风 点火。当天夜里,他们就窜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在大会上说:武汉问 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 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 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第二天,造反派组织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及 王力讲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激进派是 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这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的更大愤慨,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 武汉街头,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愈益高涨。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乘27辆卡车和8 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 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口号,并宣布必须当面质问谢富治和王力“‘百万雄 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四个问题, 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上午7时许,“百万雄师”代表200多人和一些战士到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 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中央代表团”带去的北航“红旗” 等造反派又气势汹汹地辱骂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军 区大院4号楼,要王力回答问题。军区政委钟汉华、副政委叶明在场保护王力。 接着,“百万雄师”调出200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 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 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百万雄师”袖章,刺刀上枪,在汽车 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 道堵塞,到处一片反对谢富治、王力的呼声。 “百万雄师”另一些人说:“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谢富 治没有调查靠边站!”“王力你敢与我们辩论吗?”“打倒王力!”“王力是破坏 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揪出谢富治!”下午,“百万雄师”开7万人大会, 向王力示威。军区领导人则将王力转移到安全处所。 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大规模游行,出动卡车400多辆。黄石市也 来了30多辆卡车,参加游行。“百万雄师”收到湖北20多个县、市的声援电,得到 了陕西、辽宁、四川一些群众组织的声援。 7月22日,“红卫兵成都×××部队”给陈再道的信说:“最敬爱的陈再道同志: 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行动,希望您用您现在的权力。要知道他们像剥蒜一 样,把革命的老干部清除。一不做,二不休,为革命先烈复仇,为成千上万被游街 示众、被残酷斗争的革命老干部复仇,把这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 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 7月21日、22日,武汉大街上出现大标语:“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 “打倒王力,打倒成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 去”…… 这一事件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组织的。事件的爆发, 固然由谢富治、王力公开支一派压一派所引起,但主要是广大军民对把几十万人参 加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 “无产阶级司令部”归咎于陈再道和钟汉华,把这一事件说成“陈再道搞兵变”、 “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7月22日下午,“无产阶级司令部”组织了数万 人在北京西郊机场欢迎谢、王回北京,7月25日又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激进派的群众 大会。 7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以武汉军区名义发表《公告》。 《公告》说:“七·二○”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的叛变行动”,“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陈再道罪责难逃, 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翌日,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被撤销,并遭受批斗。 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被说成“七·二○”“黑后台”。 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 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在“七·二○”事件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 群众多达数万人。 毛泽东原想再度横渡长江。不想武汉局势已如此混乱,只好放弃横渡长江的计 划,从武汉飞抵上海。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目睹武汉“七·二○事件”,毛泽东思绪起伏,一直到了上海,还思考着这件 事情。 一天,随毛泽东南行的杨成武陪主席散步,毛泽东突然问杨成武:“你认识陈 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杨成武回答说。 “他会反对我吗?” “军队的许多老帅是跟你干革命的,不会反对你的。”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毛泽东反剪着双手,缓缓地在林荫道上徜徉,不时显出些许焦虑的神态,他又 问杨成武道:“你知道陈再道现在哪里?” “不清楚。” “你去问问总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 三是注意安全。” 毛泽东之意是要保陈再道,但林彪、江青、谢富治却欲置陈再道于死地。 毛泽东在上海呆了近2个月时间,大部分时间呆在室内,听听汇报,批阅文件、 报纸。 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停下来,问在场的人: “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指着报上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字:“伟大 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有些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不要宣传这些, 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几天后,毛泽东又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 军节招待会。请各位老帅也参加。” “现在有人不赞成将‘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杨成武报告说。 “为什么?”毛泽东不解地问。 “他们提要把秋收起义那一天做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个在先,一个在后,而且南昌 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把秋收起义那天作为建军节,是不对的。”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两篇由陈伯达签发、王力审定,关锋主持起草的 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这一概念。 于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地区的陈再 道!”等口号在中国东南西北响起。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纵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的斗争矛头直指当地驻军的领导人, 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事件屡见不鲜,许多军队干部惨遭迫害。 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愤然批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大毒草’。” 接着,他又在林彪送审的文件上划去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后退给林彪。 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惊恐万状,出尔反尔,将责任完全推给“小爬虫” 王力、关锋、戚本禹,自己则蒙混过“关”。 “王、关、戚”随即被隔离审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对隔离审查“王关戚”起了重要作用的杨成武,后来竟被 林彪一伙诬称为“王关戚”的黑后台。 江青、陈伯达煽动群众冲击中南海 毛泽东南巡,中南海也是一片混乱。 在江青、陈伯达等人的鼓动下,1000多个造反派组织将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 要揪出刘少奇。 1967年7月13日,刘少奇“文革”初期曾蹲过点的北京建工学院造反派组织“八 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写的“认罪书”不过关,向刘少奇连续发出了几封勒令要 他滚出中南海的最后通碟,各种各样“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刘少奇从中南海 滚出去”、“中南海不允许反动分子居住”……的大字报、大横幅、大标语贴满了 中南海红墙上。 北京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工矿企业纷纷响应,派出人马去中南海西门向 “八一战斗团”表示声援。当时的中南海其它4个门,很快也围满了红卫兵小将和机 关、工厂的造反派。 他们架起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送勒令刘少奇滚出中南海的最后通碟。晚上, 造反派们扯起了无数个大灯泡,把中南海围墙外照得如同白昼。 学生和职工组成一个个方队,轮番高唱用毛泽东语录谱写的歌曲:“马克思主 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 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7月17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 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 最强硬的革命行动”。7月22日零时,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部分成员在中南海西 门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向各界群众广泛分发了揪刘《绝食誓词》。 这天晚上,北京200多个造反团体,20多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 誓师大会”。中南海墙外人山人海,口号声震天动地。围观的居民有几十万、黑压 压的一眼望不到边。交通全部中断,几十个高音喇叭同时发出呐喊,半个北京城都 能听见。中南海西门派出了大量解放军把守,造反派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不言语。他 们手挽手,面对浩瀚的人海顽强地堵着大门。 实际上处于解放军严密保卫下的刘少奇夫妇,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中南海院内 的革命群众,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出动数百人将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 的两个食堂里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抄出刘少奇、王光美及其子女的上百本笔 记本,试图搜集到刘少奇反毛泽东的罪证。在斗争会上,刘少奇弯腰站了两个多小 时,造反派轮番对刘少奇进行审问,刘少奇不得反驳,只能低头认罪。年近七旬的 刘少奇被折磨得面色苍白,汗珠滚滚,当他掏出手绢想擦拭汗水时,被造反群众狠 狠一拳,将手绢打落在地。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办公室隔离看管,并加派 了岗哨。王光美则被隔离在后院。他们的子女各自住在自己的房中,不得离开半步。 第二天,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北京 各大专院校,各中学及厂矿企业、商业网点、科研院所,甚至郊区农村都派来人马 汇入“把刘少奇赶出中南海”的洪流中。 从早晨到晚上,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000多个造反组织到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 为了更好地协调各造反组织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衣食住行及和外地群众组织的联络, 参加“揪刘火线”的各造反团体,一致同意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 刘少奇火线联络站”。 出于对革命小将的关心,中央文革还特意联系了几所解放军医院,让他们派出 医疗队到“揪刘火线”巡回医疗。当穿绿军装、戴五角星的解放军医疗队出现在中 南海墙外时,激起了红卫兵小将和群众的阵阵欢呼。造反者争先恐后地将自己所在 团体的红袖章,戴在情绪同样激昂的穿白大褂的解放军军医胳膊上。解放军军医则 高呼口号,“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工人造反派学习!”“誓把刘少奇揪出中 南海”。 中南海外造反的群众越来越多,红色旗帜、红色横幅、红色标语如海如潮,苇 席、木板搭成的棚子,一个挨着一个,里面日夜坐满了“揪刘火线上的战士”。 在中南海西门外,造反派还轮番揪批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让他 们交待跟刘少奇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活动的罪恶。造反派崇拜的“文革”红人关锋、 戚本禹,时不时地来到中南海西门,向学生和工人发表演讲。戚本禹的演讲极有煽 动性,几分钟的讲话常常被十几次掌声打断。尤其是戚本禹讲到“我们不仅要把刘 少奇揪出来,而且能把刘少奇揪出来”时,“揪刘火线”的情绪被煽到了极点,一 些年轻人当场表示:冲进中南海,揪出刘少奇! 此时的中南海,已很难找到以前那么多显赫的领导人了。毛泽东,林彪不在里 面,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都搬到别处去了,只有周恩来、刘少奇等少数几家仍住在 里边。 刘少奇家住中南海深处,离围墙较远,而周恩来的办公室离围墙很近。周恩来 日夜被高音喇叭搅扰着,但最使他担心的是一批批想冲进中南海来揪刘少奇的人群。 群众忽而冲向这个门,忽而又冲向那个门。每当大门吃紧,门卫和群众相持不下时, 门卫不得不用告急电话让周恩来出面处理。有时周恩来还没做完一个门口群众的说 服工作,又要赶快去另外一个门,帮门卫解围。更让周恩来恼火的是,有时周恩来 在这个门劝说群众要讲斗争方式,不能乱冲乱撞,而江青、陈伯达却到另一个门去 煽动群众冲击中南海,揪出刘少奇,把周恩来弄得真有点应接不暇,招架不住。有 一次,上千群众喊着号子朝门卫挤来,门卫抵挡不住,群众冲进了中南海。周恩来 立即赶到,非常严厉地对群众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如果你 们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进去吧!”慑于周恩来总理的崇高威望,群众退缩 了,避免了一场冲进中南海的闹剧。 尽管“揪刘火线”最终也未能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但9月13日,刘少奇的 子女全部被赶出中南海,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被逮捕入狱。刘少奇也被连夜筑起的 一堵高墙围在了里面,过起囚犯生活,从此走向家破人亡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