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盖棺定论 毛泽东放逐红卫兵 离乡北井 老三届踏上下乡路 从1967年7月中旬到9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视察了华北、 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 命”的情况。毛泽东一边看,一边指示。他试图把无法无天的状况往回拉,使“文 化大革命”限制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的秩序内。 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对各地的武斗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 各地造反派和解放军指战员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各地也开办了学习毛泽东南巡讲话 的学习班。 造反派和红卫兵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注意,不敢再提“以我为核心’了。 “大联合”开始成为新的时髦语言,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也有所缓和。最重要的是 各地开始解放干部,大批被整得焦头烂额的干部终于松了一口气。 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开始收敛 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公布,直到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才向全国广播了这一消息。随后,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 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个“重要指示”称: 毛主席在视察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 小将、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 现在全国的形势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七、八、九这3个月,全国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 发展。 有些地方前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 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对席卷全国的武斗,毛泽东承认这是很棘手的事。他强烈要求各地群众组织实 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 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 缺点、错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要求大同存小异。 针对群众造反组织乱抓人的情况,毛泽东指出: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 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对于干部,毛泽东表示出了意想不到的宽容: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犯了 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就要团 结教育他们。一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对于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毛泽东第一次向他们泼了冷水:对红卫兵小将要进 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 能犯错误的时候。 1967年7、8、9月全国的“内战”激烈,各地的党政大权在造反派组织中频繁易 手,对“天下大乱”,毛泽东也深感难以驾驭。他认识到,这种“大乱”如果持续 下去,必将使其失去民心,也必将葬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想,所以,毛泽东 的讲话意在坚持全面夺权的前提下纠正一些具体的混乱和错误,然而这是相当矛盾 的作法。 虽然这番话对于制止各地的武斗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毛泽东坚持 以“左”倾思想指导“文化大革命”,在总体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而这些错误又 被江青、康生等人加以利用和发展,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两派的问题。 在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威严下,各地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开始收敛。 1968新年来临之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 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说:“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 重要标志。” 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转发的《文汇报》且月1 2日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这篇社论分析了派性产生的原因及派性在当前的各种 表现,并把搞不搞派性上升到是否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高度。 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关于北京针织总厂两派群众组织进行大联合的长篇 报道《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这篇报道对全国产生了很大震 动,去北京针织总厂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月26日,《人民日报》在社论《春 风已到玉门关——热烈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 来,“把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妨碍毛主席最新指示执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派性打倒”。 党报党刊对于派性的严厉谴责和上纲上线,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围剿 派性的斗争。各地区、各行业、各系统纷纷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然后敲锣打鼓向省、 市革命委员会报喜,当时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已基本建成,只有新疆,西 藏、广西等少数几个自治区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 然而,作为“文化大革命”策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气氛却截然相 反。 1968年3月,由聂元梓一统天下的北京大学,逐渐蜕变出多个反对聂元梓的小组 织,最大的是以牛辉林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 的矛盾愈演愈烈。 3月17日,“井冈山兵团”的武装战斗队抄了北大工人刘宗山家,并在煤场附近 挑起武十,还绑架了“新北大”广播台的人员作为人质。21日,“井冈山兵团”抄 了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陈葆华的家,殴打北大校文革常委陈影,抢砸了地质 地理系文革办公室和汽车库,劫走汽车1辆。25日,“井冈山兵团”会同北京地院 “东方红”、北京农大“东方红”等红卫兵组织2000多人相继闯入北京大学,个个 头戴柳条帽,手持铁棍,冲砸了“新北大”广播台。3月28日,“井冈山兵团”占领 了北大31楼和40楼,翌日,又占领了30楼和32楼。 聂元梓在谢富治和北京卫戍区的支持下,依仗人多势众对“反聂派”大打出手。 3月29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去制止武十,实际上是表达了对聂元梓的支持。 到4月26日,“反聂派”被“新北大公社”逼退在6座宿舍楼中。 在“聂派”断电、断水、断粮的打击下,“反聂派”土崩瓦解,先后有1000余 人宣布“反戈一击”。 经过此次武斗,聂元梓在北大的地位更加巩固,而学生刘玮却成了武斗的屈死 冤魂。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也处在武斗的漩涡之中。 1967年4月14日,从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了“四·一四”派, 号称“山下派”。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则被称作“山上派”。双方为争夺清华 大学的领导权,由报纸、广播舌剑唇枪的“文攻”渐渐演变成了真刀真枪的“武攻”。 1968年5月29日,“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头头开会,决定第2天凌 晨3时攻打以教学楼和东区浴室楼为据点的“四·一四”派红卫兵。蒯大富的“井冈 山兵团”很快就把“四·一四”派包围在浴室楼内。 凌晨3点,蒯大富亲自去电厂下令拉闸断电,发出进攻信号。“井冈山”先是在 高楼之间搭了一个梯子企图冲上浴室楼,但对方发觉了,一阵砖头乱砸。“井冈山” 只好撤退。 接着“井冈山”又动用了一辆由卡车改装成的坦克,但同样被“四·一四”派 击溃。最后蒯大富下令用火烧楼,由于附近居民集体干预,蒯大富只好改用烟熏, 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于是两派开始了长期的战争,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战斗中,一方使用自制坦 克,一方就使用自制的反坦克炮。还动用了手枪。步枪、自动武器、火箭弹、加农 炮、手榴弹和地雷,有数名学生死亡。 双方的较量共进行了3个月,打死数人,伤残者不计其数。史称“清华百日大战”。 毛泽东决定派进工宣队协调学校中红卫兵两派组织 1968年夏天,两个一直在北京的美国教师,这样描述着当时的气氛: 一种阴暗的气氛笼罩着革命的首都。当我们沿着北京的偏僻街道长时间散步、 坐着公共汽车四处周游的时候,我们默默地观察着那些通过制造革命而学会革命的 人们,毫无疑问,运动带给他们的兴奋已经烟消云散。冒险精神已为反映在人们脸 上的冷漠所代替,人们依然行进在鲜红的旗帜和毛主席的画像下,但这样做只是出 于习惯了。 与广大人民的冷漠厌倦相同,此时,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经济生产,稳定各 地的政治局面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最大的愿望。为此,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了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等文件,要求各地所有两派组织一律停止武斗, 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者依法惩 办。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枪支弹药、现金和物资。 对于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毛泽东决定派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为 统一、协调学校中红卫兵两派组织的领导者。这和“文革”初期由刘少奇主持工作 的中央一线派到学校的“工作组”相比,“工宣队”权力更大、级别更高。尽管它 有“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理论支柱,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工宣队”都和 “工作组”如出一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1968年7月27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的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第一支“工宣队”被派到正处于武斗硝烟弥 漫中的清华大学。 蒯大富气得直哆嗦。他对工宣队的头头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这是大学, 工人没理由,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红卫兵之间的事情。” 工宣队头头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 想,谁阻拦,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 蒯大富可不是吓唬几句就能吓得倒的。他立即召来大批红卫兵,将工宣队团团 围住。 红卫兵还把工宣队中弱小的体力差的队员从人群中揪出来,每揪出一个,学生 们便一拥而上,拳打脚踢。 蒯大富望着这壮观的场面对工宣队头头说:“这就是你们工宣队进驻学校的下 场。我向你们发出最后通碟,如果工宣队不撤出校园,最终你们将无安身之日!” 5个小时后,几万名工人和解放军分七路再次向清华开进。尽管清华学生已经封 锁了通往学校的所有道路,但这次工宣队人数大大增加,工宣队员个个充满信心。 他们不带任何武器,手里只拿着《毛主席语录》和写着各种标语的旗帜,齐声喊 “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向学生的封锁线挺进。 “井冈山文攻武卫指挥部”下令“抵抗、还击”,蒯大富拔出手枪叫喊要和工 人“拼了”。“井冈山”队员举着长矛向工宣队扑来,死伤多人。 但工宣队员毫不退缩,潮水般涌进清华园。傍晚时分,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 清华大学终于陷落。工宣队员和解放军战士占领了“四·一四”派和“井冈山兵团” 的所有据点。 几小时后,也就是7月28日凌晨3点到8点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 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5人。 在会谈中,王大宾小声嘀咕了一句。毛泽东不满地问:“你不能大声一点。” 江青插话:“他是在抱怨,他们遭到了工人们的反抗和镇压!” 毛泽东仿佛没听见,继续重复刚才说的那句话:黑手不是别人而正是我。 会议室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仿佛一星火光,就会点燃整个世界。 约一刻钟。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慢条斯理地说:“还是让学生们谈一谈。他们先说。” 匆匆赶到的蒯大富擦着头上的汗水,说:“我知道,今天主席和副主席召集我 们到这里来,要我们说的也许就是几小时前的情况。清华园的形势确实不使人满意, 井冈山5000多红卫兵自年初以来,一直受压,原因就在于上级领导没有给清华红卫 兵更大的支持,反而指责井冈山兵团。在今年4月初的中央文革召见会上,我就曾一 再申明,要求中央文革明确支持我们,可是……” 时间已是半夜了,会议宣布休息10分钟。5个造反派头头凑到一起,进行紧急磋 商。 再一次开会时,蒯大富首先站起来说道:“中央首长的意思我们都清楚了。第 一,是‘盖棺定论’。对我们红卫兵运动要做出结论,可我们认为,这为时过早, 我们不想过早地退出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舞台。中央不是号召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进行到底吗?我们的决心也是这样,第二,是‘祸水东移’。领导同志似乎 把今年和去年冬发生的一些事情归结到我们红卫兵头上,整个社会都像是红卫兵在 杀人,放火。事实上,我们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 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三,是‘辕门斩子’。红卫兵自去年以来, 就不断遭到有些地方的镇压,解放军也介入了。而中央却没有指出这种镇压的错误, 现在,中央说我们抓老帅过火了,可他们在干什么?” 双方在摊牌,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有人插话:“是不是改天再谈?” 江青说:“还是今天解决好,若是改天,又不知搞成啥样子……” 韩爱晶针锋相对:“问题不会这样严重。” 毛泽东突然站起身:这不是严重,这是事实。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了,你们现 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 学生中大多数,关键在于分两派,搞武斗。 毛泽东激动起来,手在发抖,连珠炮般的言语射向五个年轻人:现在逍遥派那 么多,不搞斗批改,而是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 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方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 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 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 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 论讨论。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 于全身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 毛泽东嗓音哽塞了。工作人员连忙给他换了一杯热开水。毛泽东提高了声调: 我再说一遍,如果谁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国民党,谁 就是土匪,就歼灭! 毛泽东说完这话,头也不回地走进另一间屋去了。 满屋的人都呆住了。 五大学生领袖瘫软在沙发上。韩爱晶不知是说给别人还是说给自己:“完了, 完了,红卫兵完了……” 这次讲话内容被写成《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由聂元梓 等5人分别带回各校传达。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红卫兵组织对“工宣队”的抵抗 和不合作活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红卫兵终于意识到:他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 在北京,绝大多数学校都贯彻了讲话精神,从而比较顺利地保证了“工宣队”对学 校的进驻和领导。 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朋友赠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显然 这是一种对工宣队工作的支持和赞扬。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 队员。15日,又接见了驻清华大学“工宣队”代表。 8月26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 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 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断绝了造反学 生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 之后,全国各地都仿照北京的做法,向大中学校派驻了工宣队、军宣队、贫下 中农宣传队。 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全国大、中学校,是在红卫兵组织间派性争斗难 以遏止、大批领导干部又尚未“解放”的情况下迅速稳定秩序的一种策略。受当时 极左政治影响,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执行的都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他 们对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毫无意义,但总算使学校中有了无可争议的领导。 以工宣队进驻学校为标志,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以权力和利益为目的的武斗 因失去目标也随之停止。 一千多万“老三届”的出路成了一个难题 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各类学校以后,学校中的混乱局面逐渐得以控制。 但新问题又随之而来:从1966年废除了招生制度之后,大学已有3年没有招生。 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1966年、1967年和1968年3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分配,总数 在1000万人以上。 大量积压的毕业生在1967年之前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有力的政治砝码。 但在工宣队进驻学校后,失去了政治目标而又骄横成性的红卫兵们却成了学校和祉 会动荡不安的因素,成为恢复学校教学的一大障碍。 1967年前,虽然毕业生问题突出,但由于当时社会严重动乱,许多地区“夺权” 斗争尚未结束,革命委员会的新权力机构没有建立起来,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无 论从动员组织还是接受安置上都缺乏必要的条件。1967年10月上旬,北京市二中、 二十五中。女十二中、女十三中、五十六中、北师大一附中的红卫兵自动报名前往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11月,又有第2批红卫兵3500名报名参加上山下乡,但 并未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 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更加显得紧迫起来。到1968年,10 00多万名毕业生的压力迫使中央不得不下决心解决。而当时各地大都已建立起了革 命委员会,局势也已相对稳定,这给解决毕业生出路问题带来了契机。 1968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报告的批 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 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及时做好毕 业生分配工作。 然而,四个面向中的工矿和基层是一个什么状况呢?1967年工业总产值比1966 年下降10%,1968年又在1967年的基础上再降4.2%,只有1966年的86.6%。整个国 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局面,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都无力再招收新工人。对于城 镇来说,这1000万毕业生已成为多余的劳动力。所以,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实际上只 有农村和边疆。 1968年7、8月起,在全国范围内,伴随着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学校掀 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毛泽东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 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 教育。”这显然是在为大规模的下放中学毕业生作理论和宣传上的准备。 9月初,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再一次指出,全国即 将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 村去劳动锻炼。” 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通知:1968年大 专院校、中专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从本年11月起开始分 配。并规定1966年、1967年、1968年上述学校毕业生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在 工资制度没有改革以前,暂不转正定级。 至此,除部分4年制中等专业学校1969届学生外,全国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在校毕业生全部离校。这些学生由于参加红卫兵组织的 种种活动均未学完规定的课程。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 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在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 的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 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 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 生、武汉市2万多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 这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初高中毕业生,除已回乡或下乡和分配工 作的以外,纷纷开始去农村、边疆落户。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 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 劳动锻炼,持续的下乡热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一场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就在大、中学生走向“广阔天地”的 锣鼓声中渐渐销声匿迹了。 第¥¥ 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 丁晓禾 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