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壮大 国家安全局办公楼一层见41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兴奋紧张的气氛。地板上铺着 已经磨旧的漆布,工作人员聚拢在一架金属扬声器周围,以一种近乎怀疑的心情倾 听着扬声器里传出的浑厚而清晰的声音。此时正值1979年,全球依然被冷战浓浓的 寒霜所笼罩。然而,此时此刻,A 组破译苏联密码的工作人员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 滋味。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还是头一次。在他们每个人的绿色金属安全徽 章上,都用链子挂着一个黑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降雨”。 A 组由一群杰出的数学家、语言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组成,专门处理“苏联问题”, 负责人叫安。卡拉克里斯蒂。她是位不苟言笑、头发花白、快六十岁的妇女,有一 种把黄铅笔抛起来的习惯。别看美国这位首席苏联密码破译员外表朴素、沉静,住 的可是华盛顿市内的时髦地段——乔治城,她的房子颜色红得就像消防车。到1979 年为止,她与各种各样的国外密码机器斗智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了。“因为干的时 间久,所以连只要懂得使用横断纸、弗里登计算器和IBM 穿孔卡技术就能顺利破译 的时候我都赶上了,”她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那时候‘NSA ’表示‘无此机构 ’或‘无话可说’。” 卡拉克里斯蒂1942年6 月毕业于纽约州特洛依市的罗素。塞奇学院。毕业后仅 几天,她便投身当时主要由威廉。弗里德曼管理的陆军信号情报处。她被分配到一 个研究日军密码电文的小组,开始做的工作是整理原始通讯电文。二战即将结束时, 她已才华显露,被提升为密码破译研究员以及部门主管。离开军队后,她在纽约《 新闻日报》广告部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她又重操起密码破译这个有点苦行 僧性质的老本行。这次是破译苏联军事密码。虽然置身于一个基本上由男性主宰的 领域,她的分析技能及创新思想却使她脱颖而出。到1959年,她已经是第一位女性 “超级官员”,一个相当于陆军上将头衔的文职级别。16年后的1975年,她接手了 国家安全局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A 组,负责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情报监听及破译工 作。 二战期间,美英密码破译人员屡屡不可思议地成功破译德。日密码,这曾使得 国家安全局颇为自得,而冷战时代他们却鲜有胜绩。尽管有过为数不多几次值得称 道的成功,可是他们遭遇的挫折却更为惨重、更为频繁。其中一次重大突破是解决 苏联的“鱼”机密码。但是40年代末期,苏联人改换了更为安全的加密方式。国家 安全局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内部出现了叛徒的缘故。到50年代,苏联政 府和军队的大部分电信通讯都是通过难以窃听的陆上线路、地下电缆以及倒换频率 的声音线路来完成的。冷战中期,国家安全局突然患上了听力障碍症。 1952年,在备受外界指责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局恢复运营。前安全局史实记录 员汤姆。约翰逊说:“它的两家主要非国防部客户——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均 对国家安全局的前途持怀疑态度。为了避免损失,中情局还设立了自己的通信情报 系统,并挖走了一位国家安全局的顶级人物弗兰克。罗伯特。显而易见,其目的是 要另起炉灶,自行完成国家授权给国家安全局的任务。国家安全局面临的是一种不 成功则完蛋的局面。如果再不恢复昔日的水平,它将极有可能关门停业,密码分析 事业也将因此再度陷人混乱无序、效率低下的境地。” 如同墨水褪色一般,国家安全局的昔日神奇已经消失殆尽。10年中,国家安全 局没能破译过任何一种苏联高级密码系统,甚至连截获的未加密的语音联络情报的 数量也少而又少。一位中情局官员把20世纪50年代称为信号情报的“黑暗时代”。 “曾成功地经受了二战考验的密码破译组织在‘圈内人’看来已是今非昔比,风光 不再,”国家安全局的约翰逊说,“那些二战期间破译过几乎所有敌方高级密码系 统的陆海军破译员再也做不到这一点了。” 50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总统身边的好几位重要人物开始意识到国家安全局的 潜在能力,同时,他们又对国家安全局水平下降到如此之低而感到惊恐不安。白宫 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包括情报领域在内的联邦政府的各项活动。调查结果使他们 极为震惊。“别再考虑资金问题了,”他们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建议,为了搞到高级 信号情报,“我们必须马上投入至少相当于实施曼哈顿工程(二战期间制造原子弹 的工程)同样的干劲。”五角大楼授权国家安全局网罗国家安全局以外的最有发展 潜力的分析人才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找到这些人才),总统的外国情报活动顾 问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局有潜力成为他们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最后,白宫的国际动 员署建议“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应该同时是情报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至少也该是情报 咨询委员会的观察员”。 不久,国家安全局的腰包便鼓了起来。拨给它的资金增至5 亿美元,占全国情 报部门预算经费的一半以上。甚至连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对如此激增暴涨的花销深为 关注。“因为二战中发生了诸多让我们预料不及的事情,”他说,“所以或许我们 在大力拓展我们的情报事业中有些急于求成。”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召开的一次特别 电信情报委员会会议上,同艾森豪威尔经常一起打鹤鹤的老朋友、财政部长乔治。 汉弗莱大声宣称自己“对(国家安全局)飞速增长的花销已见怪不怪了”。但是, 艾森豪威尔在这个问题上对汉弗莱的焦虑却不以为然。“能破译苏联密码是我们的 当务之急,”他说。 出席会议的还有54岁的小威廉斯。雷。基利安。他是总统的外国情报活动顾问 委员会的主席,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这位总统顾问深知情报信息的必要性。 几年前,他曾为艾森豪威尔秘密研究过突然袭击对国家造成危害的问题。现在,顾 问委员会在提交给总统的正式报告中呼吁要加大破译苏联密码系统的力度。“依我 们看,能够给我们带来丰厚回报的‘突破’是成功破译苏联高级密码,”报告中提 到。 基利安积极倡议:“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途径是要有效动员国内现有顶尖人才, 找出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研究与发展思路。”艾森豪威尔采纳了这项建议,并任命 在贝尔实验室负责研究工作的副总裁威廉。欧。贝克博士负责旨在提高国家安全局 破译苏联高级密码能力的科学研究工作。1958年2 月10日,贝克的研究报告由专人 递交给艾森豪威尔。报告表明了研究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局的看法,认为“国家安全 局提供了最好的情报”。国家安全局的截获情报能力以及对电子和遥测情报的分析 能力给委员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克认为国家安全局在整个电子情报领域占有完 全主导的地位。这份报告也因此解决了一场国家安全局与空军之间为争夺这个飞速 发展的情报领域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长期较量。但是,委员会还指出国外的编码 水平超过了国家安全局的解码水平,并且对国家安全局的密码分析能力持怀疑态度。 基利安还极力主张要把重点放在国家安全局“为提高从每日积累的大量通讯情 报信息中筛取重要内容的速度而进行的机器与技术”的开发项目上。艾森豪威尔也 采纳了贝克委员会的提议,把苏联密码电话一一倒换频率的语音通讯——作为一项 重点开发项目。20年前的1939年,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曾就欧 洲大陆不断升级的战事通过倒换频率的电话进行了一系列的高度机密的讨论。电话 线路的一端设在白宫的地下室,另一端设在伦敦丘吉尔的地下战时内阁会议室。 这种通讯系统是由贝尔电报电话公司开发的。这种叫AM的系统使得线路一端的 频率受到扰乱,并分散语音脉冲,而在另一端如同瓦拼图游戏一样在复原这些分散 的脉冲。罗斯福的声音最先传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设在纽约的安全室。在那儿,语 音信号被打乱成嘈杂的声音后,通过海底线缆传送到英国。在伦敦,这些语音信号 被恢复如初。 罗斯福第一次接听电话的时候,德国的邮政部长就开始着手破译这种密码系统。 此前,他曾意外地发现从英国到美国的海底线缆的分接头。工程师们在既没有系统 的实际模型,也不知道系统外观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成功地破译了密码 系统。此后,希特勒收到了一些有关战争的最机密谈话的电文译稿,结果导致意大 利战场灾难性的战事延长。 20世纪60年代,国家安全局对苏联高级密码的无可奈何成了它最大的秘密。中 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克恩为此深感焦虑。1964年他授命理查德。比斯尔负责调查 这个问题。比斯尔智慧过人,是中央情报局科学家中的佼佼者。他是研制U2和SR71 侦察机以及早期侦察卫星的成员。由于卷进了猪湾风波,他不幸被肯尼迪总统解职。 此后,比斯尔就职于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智囊团——通讯研究部门——的防御分析研 究所。比斯尔离开防御分析研究所后,大约在1964年,麦科恩要求他针对国家安全 局破译苏联密码系统的最机密工作进行一项特殊的研究。中央情报局委派外人探察 国家安全局最机密的工作使国家安全局的许多人都感到惊恐。 “我确实最后呈交给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国家安全局一份报告,”比斯尔说, “但是这份文件太机密了,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留一个副本。而且,我都不知是否 会有机会重读这份文件。可是国家安全局竟然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把他手里的报告 交给国家安全局,这一要求遭到了理所当然地拒绝。”后来继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偶尔会问起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他们的工作有什么突破。可是,答案总是模棱两可。 “我从来都不清楚他们在解决苏联密码问题上的进展到底有多大,可是依我看,他 们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什么起色。尽管他们会说差不多成功了。” 没有有效的密码分析方法,A 组的分析人员主要依靠传统的通讯量分析、电子 情报以及非加密的通讯信息来完成他们的报告。获得苏联情报的另一个渠道是破译 第三世界国家的密码系统。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在与苏联官员会晤后经常通过安 全防范措施不太复杂的系统把情况汇报给国内。 70年代末,尽管密码电话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加密的文字通讯相比, 人们仍然认为密码电话更容易被破译。在国家安全局A4组里,苏联密码问题的代号 为“降雨”。电码破译员们日复一日地一刻不停地寻找着“突破口”——他们可以 利用苏联密码中小小的失误为立足点,攀上密码破译的顶峰。他们终于在70年代末 期找到了突破口。“当他们出错后,”一位参加此项目的工作人员说,“就无法继 续使用加密电码。如果想重新建立加密链接,就必须使用明码电文。这可是件大事。 这种情况一出现,人们就会冲进你的办公室。八九个人围在一台接收机旁收听通常 是加了密的,而今却清晰可辨的电文。这可是实时截获。” 当倒换频率的谈话在一端或两端无法正确地同步传递信号时,加密工作便无法 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应该先解决问题再进行谈话。可是,偶尔传输系统在 没有加密的情况下也会继续工作,这或许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加密失灵,或只是 出于懒惰。有时,工作人员会就此故障问题展开讨论,因而泄露出一些诸如密码索 引信息等重大系统机密。随着时间的推移,“降雨”工作组的密码工作人员发现了 大量的突破点,以至于后来他们能准确破译出没有错误的倒换频率的苏联电话。 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苏联方面不知道的情况下,截获倒换频率的电 话信号以及其他苏联通信信息。为解决这个问题,20年来,国家安全局一步步地把 窃听触角伸向太空。到太空发展的最初设想诞生在一场暴风雪中的霍华德。约翰逊 餐馆一个餐具垫的背面。 “成功截获一次信息价值500 万美金,”50年代末,供职于国家安全局研究与 开发小组的罗伯特。欧。阿尔德对同事纳特。格尔森如是说。40年后,据已成为国 家安全局高级密码专家的格尔森回忆,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1 号, 使得获取苏联太空活动的通信情报变得更为紧迫。截获遥测信号,即从导弹传送给 发射中心的信号,是我们的主要目标。“阿尔德不断鼓动我,说接收到遥测信号将 对国家安全局极为有利,”格尔森说。 还有更为大胆的设想。1959年,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的会晤中,基利安建议在 环绕地球,大约14英里海拔高度的6 个位置上摆放窃听气球。他说,“这样极有希 望监听到苏联导弹发射的信号”,因为声音在此高度形成“通道”。基利安说: “在这个高度,声音容易停留在云层中。”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个“精妙”的主意, 但他又担心这样一来秘密会泄露出去。他指责“一些不负责任的官员和煽动分子正 在泄露我们的安全情报”。 对于格尔森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获得导弹发射的信号。由于信号是瞄准线,而 发射台在苏联的内陆地区,所以利用外围探测飞机很难截获信号。格尔森探索出了 一些方法以使大气能像镜子一样长距离反射信号。一旦信号被反射到苏联境外,地 面或空中的收集器将截获这些信号。1959年,格尔森递交了他的《提高信息截获能 力的6 点方案》报告,并获得首期100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随后,他便开始了实验 工作。 首先,在巴哈马群岛建起了一座信号截获站。它的目标是坐落在1500英里以外 的路易斯安纳州什里夫波特市的一个不知内情的电视台(电视台转播的信号是瞄准 线)。由佛罗里达州艾格林空军基地发射的一枚火箭在美国西南部的上空引爆了一 颗含氧化铝和硝酸铯的化学炸弹。硝酸铯是一种危险的物质。硝酸铯的使用者受到 警告:“不要吸人其粉尘、蒸汽、细雾与气体,不要使其进入眼睛,沾到皮肤和衣 服上。一旦吸人,必须马上就医。”可是没有人想到要去提醒炸弹引爆地区的居民。 当有云雾飘到什里夫波特上空时,电视信号便被云雾中粗大的颗粒崩散四射, 于是驻扎在巴哈马群岛的国家安全局情报通讯站便能截获电视信号。“实验获得了 成功,最终使得在瞄准线以外接收信号成为可能,”格尔森说,“电视信号是通过 化学混合物的电离作用产生的电子云进行反射的。接收过程持续大约60分钟。” 格尔森一边进行着他的实验,一边轻松地考虑下一步要把一件大型的反射器发 射到空中,从而使情报通讯站截获苏联的遥测信号。当时,格尔森与一位国家安全 局的同事“还对从月球反射的信号进行了估算分析”。他说:“事后还估算了从火 星和金星反射的信号。结果令我们大为吃惊:如果存在足够的高接收率的天线,我 们的想法是可行的。” 后来在60年代初期,五角大楼的远景研究规划局开始为在波多黎各建造规模庞 大的阿雷西沃电离层观测站提供资金。一架用来探测地球电离层以及周围空间的科 学天线被架放在一个硕大的渗坑上。这个渗坑是摆放这架天线的直径为900 多英尺 的抛物面式反射器的绝好基座。反射器的面积保证了天线能大量接收信号。可是因 为使用了天然渗坑,天线本身只能被固定在原地。只有悬挂在抛物面形反射器上的 900 吨重的天线馈电平台可以移动。 格尔森认为阿雷西沃抛物面式反射器会成功接收漂浮在空中,经由月球反弹回 地球的苏联信号。他找到远景研究规划局局长查尔斯。赫兹菲尔德,提出是否可以 让国家安全局进行天线的试验。“赫兹菲尔德明确地对我们说阿雷西沃电离层观测 站是完全作为科学和公开的设施得到资助的。绝不能允许它从事机密研究。而且他 认为我们提出这个要求有些放肆。”格尔森回忆说。但是赫兹菲尔德后来做了让步。 于是国家安全局以研究月球温度为借口开始使用观测站。 (事实上,远景研究规划局突然给予了国家安全局极大的帮助,甚至愿意为国 家安全局在塞舌尔群岛使用核武器。一次,国家安全局在制定从阿雷西沃截获信息 方案时,格尔森提到,天线非常理想,而地点却很糟糕。他指出,最好的地点是印 度洋上的塞舌尔群岛。“远景研究规划局的戈德尔后来找到我,”格尔森说,“提 出要在塞舌尔群岛或其他地方为国家安全局建造一个凹形天线。为给天线反射器造 一个大坑需要利用核爆炸手段。而且远景研究规划局保证将残余放射线泄露量控制 到最小,并且保证为天线建造一个合适的弹坑。我们从来没有实现这个计划。后来 由于美苏签订了暂停核实验的协议,实施这项计划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阿雷西沃实验的结果使国家安全局官员大为惊讶。正如所料,机密信号漂浮 于空中,从月球弹射回来,返回到地球,像台球落到球桌旁的球袋中一样,进到了 地球另一端的阿雷西沃反射器中。“短短的一周以后,”格尔森说,“我们就截获 了苏联雷达在北冰洋沿岸的活动信息,”他补充道,“参与此项工作使我养成了一 个习惯:一看到月亮就想起我们的实验。”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还有人在开发以电子手段迷惑苏联卫星的装置。秘密传 输到苏联卫星的信号会诱使卫星把信息发送到国家安全局截听员能够接收到的地方。 诱惑装置被放在一个野外情报站。然而,格尔森与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唐纳德。赫。 门泽尔都不赞成此举。门泽尔当时任国家安全局顾问。“我们俩都担心这种做法会 成为先例,”格尔森说,“这样做无异于自毁前程,这会不断地对其他卫星形成电 子干扰。到了1960年夏末,为了防止哪怕是一次偶然的干扰,这个装置便不再被使 用了。” 在纳特。格尔森积极寻求从月球捕捉飘忽不定的苏联信号时,海军研究实验所 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但是与格尔森的做法相异,他们在西弗吉尼亚州秘密寻找雾震 重重的山谷。最终他们在人迹罕至、林木葱郁的阿勒格尼山中找到了一个隐秘的绝 佳地点:只有42个居民的甜树丛。甜树丛隐藏在彭德尔顿县群山环绕、碧草葱葱的 南福克山谷的深处。这是一个静溢的地方,安静至极。1956年,西弗吉尼亚州立法 机关为计划安置在此地区的太空射电望远镜营造一个没有无线电波的环境,通过了 一项法律,规定在此地区方圆100 英里以内不许有任何电磁波干扰。 在这个远离人烟、群山为屏、没有电子干扰的地方,海军研究实验所开始建造 迄今为止最大的窃听器。这是一个让人看了头晕心跳的工程。它将是迄今为止建造 的最大的可活动的装置:3 万吨钢焊接成的66层高、直径为600 英尺的碗形装置。 它的面积足以容纳两个放在一起的包括看台在内的足球场。与阿雷西沃反射器不同, 此装置为了能使其“硕大的耳朵”对准月球,必须像机器人跳芭蕾一样,不断变换 方位。因此,它被安放在一个能摆上、摆下、摆向两边,且能在1500英尺长的轨道 上旋转360 度的巨大传送装置上。这样,由于它的转动,在地平线以上的任何地方 都可以精确地对准它的“耳朵”。只要月亮一出现,甜树丛的窃听装置就会把苏联 的所有机密尽收囊中,无论是其内陆腹地的雷达信号,还是其实验区内的弹道导弹 即将燃尽所发出的嘎嘎吱吱的震颤声。 可是当时计算机大得像坦克,而计算能力只相当于现在的数字显示手表。如一 位工程师所言,这项工程对数学计算能力的要求“几乎超出人们的理解力”。要把 多达13个部件连接到一点上,必须在同一时间解出多达92个不同的算式。这项浩繁 的工作,即使由当时最大的商业计算机来完成也有些强其所难。尽管使用IBM704型 计算机进行设计工作已历时半年多,但到1961年时,工程进展才只是到了建造旋转 轨道和扣钉轴承的程度。由于想出了更富于创新、更为可行的方法,于是就停止了 给工程拨款。 国家安全局与海军研究实验所的官员们逐渐认识到解决问题的惟一可行且能经 受住时间考验的办法,要到无边无际、未被开垦的太空领域去寻找。“惟有卫星上 的接收器才能按国家安全局的要求全面彻底地完成接收任务,”纳特。格尔森总结 说。尽管这个提议打动了国家安全局局长,可其他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都认为这个 想法轻率浮躁。“这个想法无人欣赏,我没有料到情况会是这样。”他说这句话时, 忘记了“无人欣赏”还有“毫无用处的意思”。最终,在格尔森多次递交报告后, 他的理论才开始为大家所接受。 为验证其理论,一台接收器被放到了一枚将被发往太空的火箭的顶部。这样做 是想验证接收器是否能令人满意地截获火箭下方一家不知内情的美国电台的信号。 由于耽搁了很长时间,开始发射火箭时,电视台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可是,火箭 发射后不久便成功的录下了电视台结束曲的一部分:几秒钟的《星条旗永不落》。 截获信息虽少,但是已证明其理论的可行性。 在一场暴风雪中,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霍华德。约翰逊的雷德。迪。梅奥想到 了同样的结论。1958年初,因为暴风雪,这位海军研究实验所的科学家及家人被困 在了一家餐馆。他开始用铅笔在一个沾了油污的餐具垫后面勾画一些细节问题。 “我妻子和两个孩子在桌边睡着了,我便开始想这个问题,”梅奥回忆道,“我做 了一些距离的测算以证明我们是否能从飞行轨道的高度截获情报。计算结果清楚地 表明我们能在600 英里多一点的高度达到这个目的。”他补充说:“我们这项杰出 工作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在餐具垫上完成的。” 早些时候梅奥曾完成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窃听项目,“潜水艇部让我们给他们的 潜望镜的镜片里安装一个小型的螺旋式天线。小天线上有一个缩微型二极管探测器。 这样不仅为潜艇配备了水面上的眼睛,而且还配备了一只电磁耳。此举大获成功, 因此我们考虑如果把潜望镜抬高一点,甚至抬到空中轨道高度,或许我们会获益匪 浅。” 6 个月后,一个被命名为“泄密者”的项目启动了,其目的是要建造一颗能够 详细探察所有苏联空中防御雷达系统的准确地点和技术参数的卫星。为了这个目标, 许许多多的飞行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此项目的进展过程极为保密。为掩人耳目,那颗电子情报卫星被藏在另一颗众 所周知的科学实验卫星里。参与此项目的工程师不允许在白天把电子情报卫星带到 光天化日下进行实验。“我们必须夜间行事,在黑暗中取出弹体,把它带到房顶上 尝试各种天线组合方式及其他操作步骤。”梅奥说。 当地面站网络已经准备就绪以及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以后,卫星的首次运行就 只等总统一声令下了。1960年5 月5 日星期五,即苏联导弹击落鲍尔斯的UZ侦察机 后的第5 天,艾森豪威尔下达了命令。 6 周以后,刚过午夜,高高悬在卡纳维拉尔角军事基地的发射台上的托尔A 星 283 号已整装待发。在漆黑的夜空中,弧光灯的光束照亮了光洁雪白的火箭。凌晨 1 点45分,移动维护塔倒向一边,大地震颤,白色的蒸气云雾吞没了下面的平台。 火箭缓缓地从发射台升空。它在竭尽全力摆脱地球的重力束缚以达到行驶于轨道上 所需要的每小时17000 英里的速度。紧裹在玻璃纤维罩内的是世界上第一颗军事间 谍卫星。 公之于众的消息是托尔卫星上搭载了两颗科学卫星,一颗被称为“太阳辐射” 的卫星用来测量太阳系辐射,另一颗用来导航。6 月23日早晨的《华盛顿邮报》以 “负载式卫星拓展了美国卫星的太空领域”为标题进行了报道。然而,藏在太阳辐 射号卫星里的是代码为GRAB(银河辐射与背景的缩写)的海军研究实验所的电子情 报卫星。GRAB看起来像一个银色的足球,其功率只有6 瓦,重量只有42磅。 电子情报卫星运行到苏联上空大约500 英里的高度时,会接收到遍及苏军禁地 许许多多的雷达系统发出的脉冲信号。这些信号马上通过窄带甚高频传送给分布在 土耳其、伊朗或其他地方的地面站的小接收箱。在地面站,信息被录在成卷的磁带 上。录好的磁带通过运送情报的飞机送往华盛顿,交到海军研究所实验室的科学家 手中。他们把这些数据转换成数字信息后再送交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 “在这个能清楚地看到地平线的高度,”梅奥说,“能瞬间截获情报的范围是 直径大约为3000或3200英里的圆形区域,区域的大小依高度而定。”而在边境上空 的侦察机只能接收大约200 英里以内的信息。“国家安全局详细地检查了我们的数 据,”梅奥补充说,“并且首次发现了从一台反弹道导弹雷达截获的信息。” 尽管在高空轨道上运行的间谍卫星只有一品脱大小,艾森豪威尔还是极其担心 苏联会察觉它的真正使命。所以每当卫星运行到苏联上空,都要征得艾森豪威尔本 人的同意才能启动接收器。“由于艾森豪威尔的担心,”梅奥说,“卫星走第一圈 的时候,接收器开着;走第二圈的时候,把它关掉或开着不用它。当卫星运行到苏 联上空时,我们对它使用得非常谨慎。” 有一段时间,苏联地面控制系统与返回地球的宇航员暂时失去了联系。这对于 国家安全局和电子情报卫星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苏联雷达系统的指示灯 全部亮了起来,像点亮的圣诞树。“他们与宇航员失去了联系,”梅奥说,“为了 恢复联系,能用的功能都用上了。” 首颗间谍卫星的任务是接收与空中防御导弹联系的雷达信号,而后来发射的卫 星的目的则是转发从苏联远程空中雷达检测系统和其他系统得到的信号。1961年6 月29日,发射了第二枚电子情报卫星。这颗卫星一直工作到1962年8 月,后来被一 个代号为“罂粟”的更为先进的系统所代替。同时,国家安全局和已经接手了所有 间谍卫星的制造和管理工作的国家侦察局开始研制新一代通信情报卫星。太空的球 状卫星可以成功地绘制出苏联雷达的结构图,但它们无法有效地窃听到微波——细 小的能量波束所携带的机密语音与数据通讯信息。在低轨道上,小卫星从这些光束 中飞驰而过,却没有足够时间获得任何片言只语。 苏联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微波与卫星通讯,而逐渐告别了高频信号和地下线 缆。高频信号不可靠,因为它像乒乓球一样蹦来蹦去,而且极易受到大气突然变化 的影响。苏联幅员辽阔,西伯利亚地区的土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冻结,因此埋设地 下线缆的费用昂贵且安装困难。另一方面,使用微波系统仅需在每隔大约20英里的 地方建造造价低廉的增音塔,卫星信号不受天气的干扰。 因此,苏联人开始在大城市的建筑物上安装圆锥形天线,搭建一排排延伸很远 的增音塔。这些增音塔,如钢铁哨卡一般,使莫斯科的官员能与远东及其他地区的 指挥部取得联系。大量使用增音塔的原因是因为微波信号像光束一样直线传播,而 不是像穿越美国全境的火车那样沿地球的弧线运行。对于国家安全局的窃听者来说, 直线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不遇到障碍,微波信号就会像一条没有终端的电话 线一样发射到遥远的太空。由于这些数量众多的增音塔位置固定,信号总是在空中 的同一个位置中断,形成一个巨大的通讯弧。因此,如果国家安全局能在那些微波 经过的地方架设他们自己的接收器,他们就能窃听到数以万计的电话谈话、数据传 输以及遥测信号。 然而,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低轨道运行的卫星停下来接收微波信号,将 会掉回地球。惟一能避免此后果的办法是把卫星送到与地球同步的轨道上(像并列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两辆汽车一样,卫星的运转速度与地球完全相同)。但是同步 轨道是在赤道上方22380 英里的高空中,因此必须使用更强大的火箭才能把沉重的 卫星运送到同步轨道上。要接收微弱信号,卫星上必须安装巨型天线。而且,为了 截获大量的信息,必须建造新的地面情报站。 6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安全局、海军研究实验所以及航空航天公司的工程 师和科学家一直在测试轻型的屏幕,缩小零部件的体积,以及精确地调整接收器的 频率。结果他们研制成了名为“流纹岩”的国家安全局第一个真正的空间情报通讯 站。它可以截获如同划过夜空的闪电般的瞄准线。这架航天器是在加利福尼亚,雷 东多海滩航空航天公司的M4中心建造的。这是一座屋顶为圆形的无窗建筑物。在这 个对外宣称叫“高湾区”的地方,人们对这颗卫星进行装配、测验。像在医院手术 室里,技术人员穿着上过浆的白工作服,带着立绒尼龙帽子,俯身检查装着精密仪 器的“病人”,调整静脉般的几百英里长的电线及高度敏感的“耳鼓”。 “流纹岩”是一个微型汽车大小的、装有大型抛物面状天线的复杂的微波接收 器。它与“银色足球”间谍卫星有着很大的差别。它身上装有两个由硅光电元件组 成的直指地球的长翼,可以把阳光转化为电能。 1970年,在卡纳维拉尔角航天基地,卫星由强大的阿特拉斯——阿格娜D 号运 载航天火箭装载,被首次发射上天。“流纹岩”最终被放在印度尼西亚附近的赤道 上空的同步轨道上。在这个绝好的位置上,它既能从苏联又能从中国搜集到信号情 报。 “流纹岩”的地面站选择在澳大利亚中部的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周围到处可 见红色灼热的沙漠,锯齿狼牙般的灌木丛林,干涸的河床,干枯的漠黎,一派可怖 的火星景象。阿利斯斯普林斯荒凉的特点正合国家安全局的心意。为了最大限度地 缩小卫星的重量、体积及其能量供给设备,卫星上没有安装加密系统。因此,“流 纹岩”卫星向地面传输的地点离苏联越远越好。从关岛和卡纳维拉尔角军事基地出 发的信号情报船,或是在古巴境内或大使馆内设立的监听短波电台接收到“流纹岩” 发出的光束信号,苏联人就会发现国家安全局在窃听他们的情报,然后就会采取防 御措施。 “卫星接收到信号后在没有加密信号的情况下直接传送给地面站,”一位曾参 与此项目的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卫星上有24个接收器。把地面站设在阿利斯斯 普林斯地区的原因就是防止苏联知道卫星传送的内容。”在这个地方,信号的“足 迹”小得在澳大利亚境外根本无法窃听。他们不想让苏联人利用情报信号窃听到任 何信息。他们(指国家安全局驻阿利斯斯普林斯地面站技术人员)把信息加密,再 将信息发往另一颗卫星;最后送到国家安全局进行研究。阿利斯斯普林斯地面站只 接收未加密信息,对其加密后再将其送回米德堡,在那里他们不会进行解密工作。 他们只接收信号,锁住信号,解决随时出现的接收问题。国家安全局的阿利斯斯普 林斯基地在建成时取名为“松谷”。 据这位官员说,早期“流纹岩”卫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他们无法条分 缕析地区分出数量众多的信号。“他们未必知道这些接收的信号都来自何方,”他 说,“他们有一个辨别语言的官员。辨别为何种语言后,再让处理这门语言的人员 判定是否保留这条信息。有时还能收到(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内容。” 整个70年代,国家安全局研制的信号通信卫星体积不断增大,复杂程度也越来 越高。发射到地球同步轨道上的体积更大。能力更强的航天器,除地球最北区域以 外,能监听到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为了监听到最北部地区又开发了“回弹式座椅” 卫星。“回弹式座椅”航天器在同步轨道上运行。它的飞行轨道是一个椭圆形。因 此,基本上它可以长时间在苏联北部地区的上空“盘旋”。 “这些巨型伞形的飞行器,”这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直径大约有40米 (120 英尺)。太空中没有微弱的信号。当信号穿行于大气间——撞到山脉、树林 或其他的东西时才会变弱。由于太空中没有任何障碍物,因此信号清晰可辨。从地 面情报站相互传输升级到利用卫星信号传输就仿佛从收听500 英里以外一家电台播 放的中波节目而变为走进播音员的播音间去听他播音一样。我们的卫星无法沿轨道 转动,可我们能变换它们在轨道上的角度,使它们瞄准莫斯科或远东地区。我们总 是在利用卫星电子束去覆盖目标区域——我们的电子束现正对准哪个区域?我们能 搜寻到什么信息?” 为了从“流纹岩”型号的卫星和苏联自己的军事及民用通讯卫星上接收向地面 传输的情报,需要建立更多的地面情报站,或对现有的情报站进行升级改进。除 “松谷”以外,国家安全局还分别在德国的巴德。艾卜林格、英国约克郡的曼维斯 山以及日本三泽地区建成了几个主要海外卫星情报接收站。随着卫星的更新换代, 种类增多,卫星的代号也成倍增加,如:“准则”、“别墅”、“旋风”、“火药”、 “猎户座”、“水星”等。 正当国家安全局在情报搜集方面突飞猛进时,它的破译工作也突然取得了极大 进展。“1979年左右,我们破译出了加密的苏联语言通讯,”一位前国家安全局官 员说,“我们收到一个信号,再把信号精确地复制到一个特制的机器上,然后再设 法搞懂它。‘降雨’指的是防范严密的加密的语言通讯系统。我想,至关重要的是 我们窃听到的加密语言通讯比通讯双方听到的声音可能更清楚。” 这是M 战以来极为重大的突破。因此当1980年4 月A 组领导人安。卡拉克里斯 蒂被提升为安全局副局长时,没有人感到惊讶。副局长这个职位是国家安全局本局 人员能被提升到的最高职位。 当国家安全局把它的电子耳伸向遥远的太空的同时,它的触角也伸向了海底。 在1974年夏,约翰。阿诺德被招到国家安全局参加一个有关国家安全局重大机密 “常春藤铃”行动的秘密情况介绍会。20年的时间里,阿诺德的仕途异乎寻常的顺 利:他从一名普通海员平步青云登上了海军少校的职位。在此期间,他曾专门研究 海底窃听,带领研究组在苏联沿岸附近执行了大量潜艇侦察任务,其中包括1962年 拍摄、记录苏联在新地岛最后一次进行的地面核武器试验的任务。由于他后来研究 的装置截获了从萨姆一2 导弹k 发射的情报,使得在越南作战的数以百计的美军飞 行员幸免于难。 在介绍会上,阿诺德被告知一个由海军信号情报专家组成的小组几年来一直试 图窃听苏联远东鄂霍次克海海底的一条主要苏联海底通讯线缆传输的信息。四面几 乎被苏联大陆包围的鄂霍次克海更像苏联的一个大湖。线缆的一端设在拥有一些绝 密苏联潜艇及导弹实验设施的勘察加半岛。另一端转为陆上线缆,与苏联太平洋舰 队的总部海参成相连接。 早些时候,一艘美国海军潜艇执行任务时发现了这条线缆。当时潜望镜捕捉到 了海滩上一个警告人们不要毁坏埋设在此处的海底线缆的小牌子。可是,尽管名为 “大比目鱼”的潜艇成功地在短时间内窃听了电缆,其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他们获取的信息毫无价值,这令国家安全局及海军部极为沮丧,”阿诺德说, “国家安全局说:”晦!别拿这点东西逗我们玩。如果你们好好窃听,就会得到好 东西。“‘据阿诺德说:”当时的人员只具备信号情报侦察能力,不具备线缆窃听 水平,而且他们对宽带记录工作也不熟悉,此外,他们的设备也没有配备齐全。 “因此,阿诺德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找到最好的线缆窃听人员。”他们的意思基本 是你可以到任何地方找到高手组建你的小组,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丢脸。“阿诺德随 后飞抵海军部所属的在波多黎各的沙巴那。塞卡的情报通讯站,找到了第一位经验 极为丰富的干将。他先后找到的4 个人与6 个其他海军信号情报专家,4 个潜水员 及”大比目鱼“潜水艇上的其他成员一起在国家安全局或其他地方接收了将近一年 的秘密培训。 1975年6 月在旧金山附近的牡马岛,“大比目鱼”潜水艇起航出发了。大约一 个月后,平静驶抵熊嘴——鄂霍次克海。经过几天的探察工作,找到了线缆。如登 陆月球一般,潜艇缓缓沉降在脏兮兮的海底,在黑暗中溅起了团团的淤泥。由于潜 艇一次要在海底停留几个星期,所以为防止其圆形底部滑动,还特别为其配备了独 特的雪橇状的滑橇。 当进行窃听的准备工作就绪时,潜艇上的人们都兴奋起来。此时此刻,尽管此 次活动属高级机密,艇上每个人从厨师到高级军官都对即将执行的任务有了一些初 步的了解。‘“如果你知道了内情,你就会郑重其事地处理它,”阿诺德说,“但 如果把其他人都当成傻瓜,不让他们知道任何事情,就会惹恼他们。事实也多次证 明让他们猜疑比告诉他们真相更糟糕。” 阿诺德和他的小组在潜艇中部、电抗器舱前面的一间经过改建的狭小的储藏室 里工作。另一间的无线电工作室里,挤满了信号情报专家,他们大部分是俄语专家。 4 名潜水员待在潜水钟形的机械装置里。此装置看上去像深海救援器,但是它哪也 去不了——它被焊接在高层甲板上。潜水员们已经在这个狭窄的、令人难受的减压 室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这个密封的管状小屋里,几种特殊的气体混合到一起,以 使屋内的气压与潜水员在400 英尺深的水下环境中所受的压力相等。小屋里有4 张 帆布床、一个便桶。 当室内压力与外部海水的压力相等时,两个潜水员打开出水舱口,游向冰冷漆 黑的海水。为了不致使他们冻僵,脐带式管缆不断地把温水输进他们穿的湿式潜水 服中。其他管线提供可供呼吸的混合气体及供交流信息的电缆。第3 名潜水员站在 舱口放送管线。第4 名已经穿戴整齐作为后备力量严阵以待。 两名潜水员一出舱口便游向潜水艇一侧的密封舱,拉出一条又长又粗像一套巨 型跨接线似的电线。实际上,这是一部插在船边的窃听装置。找了一会儿,他们找 到了要找的东西:一个叫做中继器的圆型金属桶。实际上,配置了雪橇状滑橇的潜 艇正好压在了线缆上。拳头粗细的电话线缆上每隔20或30英里有一个中继器,它像 扬声器一样放大信号的音量。“在此我们收到最清楚的信号,”阿诺德说,“因为 你从中继器一边得到发向一个方向的清晰信号,而在另一边收到发往相反方向的清 晰信号,所以你得天独厚——两个方向传播的信号都清晰响亮。” 正当他们把窃听装置绑在中继器的线缆上时,一名潜水员遭到了突然袭击。 “一条大鱼缠住了一名潜水员的手臂,”阿诺德说,“他无法摆脱,就拿出刀子把 鱼杀死了。这可是条大个的鱼。”游回潜艇时,他们抓了几只蟹,准备晚饭时吃。 这时,在特别操作室里,人们开始感到恐慌。无论阿诺德和他的小组成员怎么 转动调节控制器,上下搬动按钮,还是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有人担心苏联人可能已 经发现这次行动,关闭了线缆。潜水员重新游回到中继器处,发现他们把窃听器装 在了一根软辫线上——这是一根螺旋短线,外面来回缠了两层外皮,以防止信号泄 露。这回他们把窃听器绑在了传输信息的线缆上,然后回到了潜艇。“窃听是由电 磁感应来完成的,”阿诺德说,“而不是通过物理方式对线缆有所破坏。是通过电 缆的电磁泄露接收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窃听器是许多家庭或单位电话上安 装的吸碗式录音器的复杂变体。 这一次特别工作室的人们松了一口气:听到的声音响亮清晰。“我们就是为这 个来的,弟兄们。”阿诺德说。苏联线缆包含大量使用“分频多路转换器”的信道。 “如果要分析,我们就能把他们区分开,但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录在了有许多声道 的宽带录音机上。”录音使用的是10英寸宽的磁带卷盘及2 英寸厚的磁带。“我们 能调到任何一个声道收听。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你点什么,有什么。”阿诺德说。 国家安全局磁带录音机从线缆上录下的信息有苏联军队指挥官之间对陆上、海 上行动的讨论以及在指挥部之间传输的数据信息。有些是用原文进行传输的,有些 是加密的。 潜艇在水里待了大约14天,录了一卷又一卷的苏联绝密通信情报。转天,突然 响起了警笛。原来一条连接一个内燃机(用来在紧急情况下发动潜艇)和船体的管 子漏水了。更糟糕的是当时潜水员不在潜艇上,他们正在艇外工作,几乎没有足够 的时间返回潜艇。“这可真是让船长感到棘手,”阿诺德说,“他必须做出抉择, 要么离开海底保船舍人,要么待在海底。那就极有可能因控制不住海水而毁掉舰艇。 海水的温度只有华氏28”。那些处理泄水的小伙子们很快就给冻僵了。“幸运的是, 最后舱里不再进水了,也就无须对这个进退两难的选择做出决定。 这个几乎酿成灾难的事件发生后,船长稍微缩短了执行任务的时间。潜艇驶往 关岛进行修理。但是休整时间不长。大约三个星期后,修理工作完毕,“大比目鱼” 又要返回海底执行任务。阿诺德让人把所有磁带捆到几个架子上,装进一架C141飞 机运回华盛顿。“我们送交了大约700 盘录音带,宽带录音带。”阿诺德说,“国 家安全局的人高兴极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效果这么好的录音——而且是这么有 价值的材料。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座金矿……” 一个月后,阿诺德随潜艇返回到鄂霍次克海海底,执行为期三个星期的任务。 这次又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几百盘的磁带。随后的几年中还建造了一些庞大的20英 尺长的潜艇分离舱,并把它们分别安放在白令海底和鄂霍次克海海底的线缆上,潜 水艇便可以在一年以内的任何时间返回海底找到放在线缆上的窃听器。然而,在1980 年左右,一位利欲熏心的前国家安全局雇员把这项工作的详细情况出卖给了苏联情 报机构,进行这项工程的意义便大打折扣。不管怎么说,只要窃听器在,国家安全 局的成功就会令人瞠目。 正当线缆窃听工作进行得一帆风顺之时,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9A197 房间走进 来一位新的局长——这位局长在来到米德堡之前早就对窃听工程了如指掌。1977年 独立日后的第二天,鲍比。雷。英曼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局历史上最年轻的局长。 英曼来自位于达拉斯与路易斯安那边境中部的东得克萨斯城的罗纳斯堡。这是 一个长满了风滚草的偏僻荒凉的地区,远离大道,地图上经常找不到它的标记。英 曼身材瘦长,牙齿稀疏,似乎与这个仅有200 个居民的贫困小镇有些格格不人。他 父亲经营着当地的辛克莱加油站。进入米尼奥拉高中不久,他就明白了要想不在厕 所挨打,就得让他的敌人成为保护他的人。他开始讨好欺负他的同学,帮他们做作 业,逃过老师这一关。同时,他还巴结学生中的社会、政治团体的骨干,帮他们竞 选班干部。对这些往事他至今刻骨铭心。 到70年代中期,这位平步青云的海军将领已经成了海军情报局局长。在与国家 安全局紧密配合进行线缆窃听工作的同时,他还负责侦察南非以南苏联海军活动的 高级机密任务。这使他与一位经营一家小公司的行为可疑的美国商人保持了长时间 的联系。这个商人是从宾夕法尼亚老家后院的鸡笼起家的。 詹姆斯。格林经营着一家名叫“国际信号与控制”的公司,正急于将他的电子 设备销往南非。由于南非政府奉行种族隔离制度,美国禁止与其有任何贸易往来, 这就对他的目标构成了一大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格林同意作为一名身份隐 蔽的间谍参加X 行动,这个代号俗气、令人置疑的行动是由国家安全局与海军情报 局联合进行的,其目的是帮助实行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府将好望角附近的西蒙 斯顿海军基地的秘密情报通讯站升级换代。国家安全局将给南非情报服务中心提供 高级窃听及光学设备,用来监视过往南非南端的苏联船只与潜艇。作为回报,美国 方面将得到原始情报材料。格林为英曼秘密工作到1978年。 1977年7 月,英曼受命去领导国家安全局,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那儿任职。1961 年,他在国家安全局的海军作战情报处任作战情报分析员。“我做了33个月的分析 员,专门研究苏联海军情报。当时我能从各种渠道得到情报,”英曼说,“我是说 只要是有关苏联海军的情报,都会源源不断地送给我。当我观察苏联海军的动向时, 他们很少派遣军舰到距其领海200 英里以外的海域,而当他们的舰队驶出来的时候, 却总是因为抛锚而不得不被拖回去。三年后我离开情报处时,苏军已经在地中海和 西非近海建立了永久性的军事基地,而且他们正在为在印度洋建立其军事基地搭建 一个框架。” 如今,这位当初的情报分析员以局长身份重回旧地。“回来当局长的想法似乎 是异想天开,”英曼回忆道,“我做海军情报局局长是在我得了第一颗将星以后, 那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向往:或许我干长了甚至可以熬到三星将军。因此,国家安全 局的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我非常想去国家安全局工作……毫无疑问,在我 看来,国家安全局是众多情报机构中最好的。” 为了让英曼尽快了解国家安全局要处理的事项,即将离任的局长卢。阿伦交给 他一些高度机密的文字材料。阿伦是一名空军上将,不久就要担任空军参谋长,因 为他是70年代中期带领国家安全局完成一个又一个情报突破的有功之臣。 英曼拿的材料中有破译苏联加密系统的情况介绍。当时A 组还没有解决这个问 题。对于这份文件,英曼说:“有重重的VRK 保密指令wRK 意为”严格控制,不得 泄露“,属国家安全局超级机密等级)。但是它对AS问题(AS是A 组的一部分)进 行了深刻的思考,并会在破译任务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走马上任伊始,英曼便开始迅速招集精兵强将组建忠实可靠的核心领导班子。 他在物色他所谓的“情报奇才”。这些人“有潜力成为局内主要领导者”。英曼同 时也在寻找一位新的副局长。当时任此职的本森。克。巴夫汉任期将满,他以前曾 担任过业务副主管。人们普遍看好时任业务副局长的罗伯特。艾。德雷克。如果英 曼任命他担任此职时,人们不会感到意外。“一开始我就有这种想法,”他回忆道, “两年以后鲍勃任期届满,又要物色新的候选人。我没有听信其他人的建议,而是 出人意料地选了安。卡拉克里斯蒂做副职。我了解她在A 组的工作。” 英曼补充说:“我决定再找一个在二战期间出生的人担任副职。安知道我希望 在不同的岗位上任局长,而不是像卢。托德拉任副职那么长时间也不换岗位。她没 有问题。”英曼也不希望他的副局长长期担任此职。“我开始建立一种模式:副局 长任期两年到四年。”他说,“我认为(托德拉)待的时间太久了。” 英曼不希望自己只在情报界代表国家安全局,他还对日常的业务工作事必躬亲。 这些具体工作以往都是留给密码破译出身的副局长去做。“上任几个月以来,我有 一种感觉,工作人员对待局长,有点像把他当法老对待,去哪儿都前呼后拥,只让 他去参加庆功和礼仪活动。局以外的事可以任由他处理,但局以内的事不太让他插 手。我是一个什么都要亲自去管的人。”英曼开始在局内到处走动,进出于各个部 门——局长一般都不太会这样做。一次,他偶然探访了负责非共产党国家情报的G 组。“我大约是第四次走进G7组的房间,”他说,“我看到墙上挂着为我准备的标 语,上写‘欢迎将军英曼。您是自卡耐因将军以来第一个探访G7组的局长’。” 英曼到任之时,国家安全局正处于恢复阶段。美国参众两院在调查了情报机构 后,发现国家安全局的业绩不佳。为了在国会议员心中重新树立国家安全局的形象, 英曼套用了他在高中时期的做法,变对手为同盟。以前在学校里给欺侮他的霸道学 生补课,而今是在给有权有势的参政两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及成员“补课”。委员 会成员们长期以来已习惯于国家安全局绝对保密的作风,以及“别担心,该让你们 知道的会让你们知道”的搪塞态度。英曼一反国家安全局的惯常做法,他要以诚实 坦白的态度与恭维奉承的言语赢得委员会成员的赞赏。“只有您能理解。”他会私 下里孩子气地笑着对委员们说。前情报委员会工作人员安杰洛。科德韦洛说:“这 些话足以让大多数跟英曼打交道的人觉得他们彼此都是天才,无论他们是自由派还 是保守派。”像先前在米尼奥拉高中一样,英曼的计划大获成功。他成了国会的红 人,一个不会无事生非的机灵鬼。于是,听证会每每开成了“情人聚会‘。”不用 听你的陈述,我就投你一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巴里。默。戈德华特说。他 又补充道:”在这一行我不知道有谁能比你声望还高。“特拉华州的参议员约瑟夫。 拜登把他称为”政府中最有才能的人“。 与此同时,英曼拉拢了华盛顿新闻界的众多精英,为了讨好他们,他几乎成了 “泄密大王”。他准确的推断,新闻界没有人敢冒损失一个最好的——或惟一的— —‘’高级情报来源“的危险去批评英曼或国家安全局。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与广播 电视网的高级编辑与主管都成了他的同盟。作为英曼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他们会对 任何企图攻克英曼把守的国家安全局堡垒的不守规矩的记者严加看管。 在这座城市里,只消插播几段商业广告的工夫,一个英雄便会变得如希特勒般 声名狼藉,而英曼却被奉若神明。《奥姆尼》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最精明的间谍” 的文章,认为“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他都能算得上绝顶聪明的人”。 而《新闻周刊》称他为“情报界的超级巨星”。《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认为, “对英曼的评论超乎寻常,几近吹捧”。英曼对自己的处世哲学轻描淡写地总结为 一句话:“多年来,我一直奉行化敌为友的基本原则。” 曾在《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工作过的记者约翰。沃尔 科特说:“他当然知道办事公道的原则。”当时他经常与英曼打交道。另一位记者 后来称他“在过去10到15年间透露的情报信息最多”。几年以后,《纽约时报》也 承认英曼“确实是该报华盛顿分社最有价值的消息来源”。 一些人认为英曼对国会与新闻界的态度,与其说是玩世不恭,不如说是别有用 心。美国企业协会的苏珊娜。加门特说,作为一名国家安全局的领导,“英曼掌握 着大量的信息——据一些评论家称,英曼提供的信息多为迷惑外界的假情报——这 使他在双方的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假设国家安全局“有能力窃听到所有海外电 话,”她说,“他就能保护人们,而且让人们觉得自己也属于上层圈内的一员。一 些人为回报这种优先知情权而乐于发表支持性的言论和给予立法方面的关照。有些 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做出回报。” 另一位作家更直截了当:“当然,有些规矩还是要讲的:不可提他的姓名;不 可说是他提供的趣闻轶事;事实上,他不让你做的事情,你就不能做,否则你就再 也不会受邀与他共进早餐……他掌管国家安全局期间,对国家安全局指责的言论几 乎全都销声匿迹了。” 英曼不想向媒体透露消息时,他也试图阻止其他人这样做。他刚到国家安全局 几个月,《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就让他大为恼火。这家报纸声称,伊利诺伊州 的国会议员、共和党人爱德华。杰。德温斯基因向南韩官员透露了韩国驻纽约情报 处主任将背叛祖国的消息,正在接受审查。让英曼怒火中烧的是,文章说联邦调查 局是通过国家安全局截获的德温斯基与韩国官员的电话谈话得知所指控的泄密事件 的。此前,德温斯基从未因有过任何劣迹而遭到指控。 英曼亲自飞往纽约与《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兹贝格进行交涉。两人在曼哈顿 的《纽约时报》办事处进餐时,英曼一再强调,以后如再发表牵扯到国家安全局的 文章,一定要跟他提前打招呼。在他打道回府的时候,他以为这项秘密协议已经板 上钉钉。然而,苏兹贝格显然另有打算。对此,他从没有对他的编辑们进行过任何 正式的指示。可是,赋们在整理稿件的过程中,却总是把有关国家安全局的文章传 给英曼过目。“事实是根本没有什么像英曼所说的那种正式的新闻,”当时主管《 纽约时报》调查部的尼古拉斯。霍罗克说,“可是,许多记者,无论是来自《纽约 时报》还是其他报纸杂志,还是给英曼打电话,求他审批通过自己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也是时常给英曼拨电话的记者。可是他偶尔 也写一些不讨英曼喜欢的文章。这种情况下,英曼会越过鲍勃的上级,直接找到本。 布雷德利或者霍华德。西蒙斯,然后找到《华盛顿邮报》的主管编辑,让他们撤回 令他气恼的稿件。 虽然英曼深争众望,可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却时常困扰着他。他极度自卑, 甚至觉得自己的形象还不如那双洁净的海军鞋漂亮。罗纳斯堡的儿时经历如影随形, 他走到哪儿会跟到哪儿,是他一辈子都甩不掉的阴影。耻于他那稀疏的牙齿,他照 相时从来都是紧闭双唇。写公函时,他从不使用“鲍比。雷”这个名字,而更愿意 把名字简写成“B 工。英曼”。“我的真名是鲍比。雷,尽管我讨厌这个名字,” 他曾经说,“可它是我的真名。” 工作上,他觉得自己是个完美无缺的局外人,永远渴望进入圈内,但从没有真 正进入到圈内。听完了大量的溢美之词,他会在半夜醒来,因为一句批评的话便再 也无法人眠。一次,因为他没有解雇一个国家安全局同性恋雇员,便有谣言诽谤他 是一个隐蔽的同性恋者。他觉得有必要公开澄清这个不实之名。这就是“证据”, 他指着一张测谎调查问卷说。测谎调查中,他否认有任何同性恋行为。英曼说,测 谎仪认为他的答案“真实可信”。这件事把他搞得心神不宁。他竭力要澄清雇佣同 性恋朋友的初衷是“专门(挑选他们)以试图理解他们”。 大多数人看到的是充满自信、聪明绝顶的海军上将,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沸 腾着愤怒傲慢的情绪。一位观察家认为他这个人“发条上得比塑料笼子的蜂鸟还紧”。 另一位说英曼使人想起了《该隐号起义记》中的奎格上校。还有人认为英曼长期生 活在隐密的间谍世界里,因此他认为阴谋圈套无处不在。 最初得以窥见英曼另一面的人中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姆。拉。萨菲 尔。在英曼自认为已经与《纽约时报》发行人定下秘密协议的几周后,毫不知情的 萨菲尔给英曼打电话希望他能为专栏提供些信息。英曼拒绝了这个要求。萨菲尔这 位前尼克松发言讲稿撰写人觉得自己应该跟其他人一样有权利从英曼那里得到一些 信息。结果,据英曼称,这位专栏作家“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不给他提供信息,他 会让我看到以后的新闻报道时后悔不迭”。萨菲尔则否认曾如此威胁过英曼。 几年以后,在1980年,萨菲尔负责另一专栏,专门报道比利门事件。这次事件 中,总统吉米。卡特的弟弟比利涉嫌代表利比亚政府进行商业运作。消息是通过国 家安全局对往来于利比亚的通信情报进行秘密监听得来的。萨菲尔在他的专栏中祝 贺英曼有“非凡的勇气”,向司法部长举报总统的弟弟。 英曼因为萨菲尔违反了那项任何提及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报道都要经他审批通过 的秘密指示而大发雷霆。他认为萨菲尔的文章已经堵死了“获得恐怖分子大量信息 的极为重要的渠道”。坐在他那张超大型木桌旁,英曼拿起了那部与外界进行非机 密性联系的“红色”电话,拨打萨菲尔的号码。这位专栏作家称,将军“指责我因 泄露了消息的来源与得到信息的方式……而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萨菲 尔不吃这一套。他反过来质问英曼:“一个成熟的人如何才能正视自己的过去?” 说到这一刻,萨菲尔说,英曼“喀呼一下挂断了电话”。 然而,萨菲尔意犹未尽。在摔电话事件后不久,他在专栏里发表了一篇文章斥 责英曼受邀到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晚间在线”节目出任嘉宾。他认为全国最机 密的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简直匪夷所思。“全国窃听人员的负责 人,”萨菲尔写道,“正在晚间节目中滔滔不绝地信口谈论信息来源与窃听方式。” 英曼任职期间的工作可被分为两个部分:试图建立国家安全局在密码破译领域 的主导地位以及寻求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工作的立法支持。 为了击败密码破译领域的竞争对手,英曼开始在一系列的讲座、采访中公开亮相。 这是国家安全局从未有过的先例。但是,在大多数这样的场合中,国家安全局都保 持低调,不想引起过多的注意,尽量传达较少的信息。 英曼曾对他的工作人员谈及他公开亮相这个超乎寻常的决定:“我尽量做得不 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情报局的领导不应成为公众人物……如果成了公众人物,如 果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报纸头版、电视上或是期刊的封面上看到他们的领导的照片, 看到评价他们工作的褒奖之言,再让他们遵守保密纪律可就有点难了。” 1981年,里根当选为总统,英曼被调离国家安全局出任中情局副局长。当时任 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杰。凯西与英曼合不来。凯西把英曼看成是一个“过于担 心自己形象、内心脆弱的成功人士”。转年,英曼辞职,转而投身到私营企业。他 所接受的带薪职位是他的老朋友詹姆。格林的“代理委员会”,其职责是防止机密 信息泄露给外国政府。但是,在英曼任职的几年中,格林重新打通了通往南非的非 法运输渠道。这次给南非种族隔离主义政府输送的是灵敏度极高的军事装备,如感 光成像系统和先进的雷达控制高射炮零件。知道内情的凯西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正是在这个时候,格林成了一个大军火商,专门从事杀伤力极强的榴弹炮的交 易。1984年,他的一份机密的炸弹设计信息在被非法移送到智利一家为伊拉克武装 部队制造榴级弹的公司途中被截获。虽然联邦调查局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可司法部 门却从没有为此抓过任何人。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英曼知道这些交易。 但到了80年代末,格林的贪婪终于使其尝到了恶果。他被认定犯有策划金额达 14亿美元的诈骗活动的罪行。联邦法官把这个案子描述成“北美有史以来最大的诈 骗案”。同时,他还犯有洗钱罪和向南非出售价值5000万美元军火的走私罪。其他 指控还包括格林非法向伊拉克出售导弹技术。虽然格林被判15年的徒刑,却能一直 得到英曼的支持。在他服刑期间,英曼还写了一封赞扬其“爱国主义精神”的信。 曾有一度,国家安全局像是没娘的孩子,得不到有权有势的间谍组织首领的疼 爱。艾伦。杜勒斯就曾拒绝国家安全局在情报顾问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到 了70年代末期,国家安全局秘密地发展壮大起来,害得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断抱怨国 家安全局越来越无法控制了。那时候,国家安全局已经如一台运转顺畅的间谍机器, 拥有自己的军队、空军、遍布世界各地的数以百计的情报通讯站,以及遥远太空中 的大型窃听装置。它的印刷工厂一天24小时运转,印出他们自己的报告、分析高级 密码破译译文及设计规划。有权有势的国会议员都把鲍比。英曼看成是情报界的黑 马王子,一位绝对可靠的全知全能的奇才。转瞬间,国家安全局从仅重98磅的体弱 病夫变成了一颗超级巨星,令中央情报局刮目相看。 几十亿美元的资助使两位上将——国家安全局的英曼与中央情报局的斯坦德菲 尔德。特纳——在建造规模庞大的卫星方案上产生了分歧。英曼极力主张在天空中 布下更多的窃听器,而特纳却希望在天空中配上更多的电子眼。这场争执使英曼仿 佛回到米尼奥拉高中,不过这回是更大的挑战。这回他没有向班干部讨好,而是不 声不响地把高级机密报告交给了一位权势极大的国会议员,以期赢得对其计划的支 持。 当情报委员会的参议员丹尼尔。艾诺尔(来自夏威夷)说他需要一些国家安全 局的秘密卷宗,英曼并没有得到白宫或中央情报局的同意而先斩后奏把文件交给了 他。“我说‘没问题’,”英曼回忆道,“然后派一个小伙子火速出城把文件递交 艾诺尔。”没有多长时间,英曼就受到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怒气冲冲的 责问:“上将,我知道你把高级机密送给了艾诺尔。谁授权你这样做了?”“我授 权的!”英曼反唇相击。“你没有跟斯坦。特纳或国防部长商量吗?”布热津斯基 问道。“我说了。这是我职权范围的事,我授权做的事。”英曼说。然后他把电话 挂断。与以前一样,英曼没有受到处分,而国会议员为此却对他赞赏有加,称他为 可以信赖、做事果断的人。 政府很少对英曼说不。即使英曼提议上马的项目会突破财政预算,他们也会不 遗余力地迁就满足他。“我们想做的工程耗资巨大,根本不可能在预算开支范围内 做成。”英曼谈到了一项耗费巨大的收集苏联情报的工程。在五角大楼里,国防部 长哈罗德。布朗建议,国家安全局的预算与经费不该增加而应减少。“我告诉他不 能这样做,”英曼说,“因为它具有潜在价值:如果项目成功,将会带来无可估量 的回报。主要是国防部会获益匪浅。”英曼如愿以偿拿到了钱。“后来特纳怪我没 有通过他解决此事,而叫他难堪,”英曼说,并傲慢地补充道:“当时我很客气, 让事情慢慢地平息了。” 英曼在国会里是轻车熟路。他向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众议院拨款委 员会主席的国会议员(来自得克萨斯州)乔治。马洪介绍了情况。“我说的他一点 也不懂,”英曼不无嘲讽地说,“然后,他只是简单说:”孩子,如果你觉得应该 做这些事,就去做吧。我们会考虑的。“‘在中央情报局里,特纳对日益壮大的国 家安全局的忧虑与日俱增。据特纳称,事态已发展到了国家安全局凭借手中掌握的 一些极其重要的信息,不再相信中央情报局及其他情报界的成员组织。”我担心的 是压在国家安全局手中的情报。“离开中央情报局以后,他说了这番话。”他们压 着这些新闻不发,是想获得内幕曝光时轰动的效应。他们总是说’消息太机密,不 能公之于众‘。“ 据特纳说,英曼不满足于只是在间谍活动中超过中央情报局,他希望在密码分 析方面也同样超过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只被授权搜集情报,他们无权进行情 报分析,”特纳说,“必须对搜集的情报进行粗略的分析,才有可能决定下一步搜 集什么样的情报。用情报界的行话说:这级水平的分析是文件处理。国家安全局往 往把处理过的文件进行全面的分析。” 据特纳称,国家安全局传给美国其他间谍机构的一些情报都是经过删节的—— 删除机密的信息——是一些毫无价值的情报。这种情况发展到“他们故意不把原始 资料送交真正有分析权利的机构。国家安全局想借此独家消息大出风头”。而国家 安全局辩解说他们只是想保护超级机密的“来源与方式”。特纳对此持有异议。他 说他坚信国家安全局定期地故意对截获的情报秘而不宣,完全是由于要为自己脸上 贴金,而不是为了保护秘密。 在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的较量中,英曼开始出于同样的原因抱怨特纳对新 闻的封锁。1980年,对于为解救在德黑兰被伊朗激进分子劫为人质的美国大使馆工 作人员而精心策划的准备工作,国家安全局一无所知。“没有人通知我们要做什么,” 英曼说,“后来我们发现特纳在为人质营救计划提供所有的情报信息。”事实上, 英曼是从国家安全局自己的信号情报系统中偶然了解到这件事的。有一天,有人给 他送来一些截获的情报,他们觉得这些情报有些可疑。“我马上认同了,这些情报 表明美国即将采取行动。这是些有关行动计划的情报。”他回忆道,“我们发现得 相当早。” 国家安全局在营救行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轮到特纳抱怨中央情报局被 封锁了消息。“到了关键时刻,”英曼说,“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给(五角大楼)以 及直接给在白宫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提供消息。对后来特纳指责国家安全 局想降低他的作用或其他别的原因而故意把他甩开,哈罗德。布朗只简单地说—— 他没有兴趣!” 据英曼讲,国家安全局无意中在这次失败的营救中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他因他 的组织被排除在计划之外而大为恼怒,马上警告空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大 卫。克。琼斯:由于通讯安全措施不利,他已经截获了有关这个计划的情报。琼斯 大为震惊,为了防止散失信号被再度截获,他马上下令绝对禁止无线电通讯,甚至 命令直升机在地面待命,不到最后时刻,不能起飞。 “一开始就泄露了行动计划,使琼斯吃惊不小,”英曼说,“他马上加强了通 讯安全防范措施,这直接影响了救援部队的准备工作。救援直升机在航空母舰上停 放了五个星期,直到最后一刻才飞上天——这样做的目的是担心泄露天机……国家 安全局的警告使他觉得秘密已经暴露,因为他并没有让国家安全局参加此次行动。 因此他采取如此严加防范的措施。”无线电通讯系统关闭,直升机行动前缺乏训练, 以及飞机长时间停放于航空母舰上,得不到使用的机械状态都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几年以后,克林顿总统提名英曼顶替莱斯。阿斯平任国防部长。在白宫的玫瑰 园,英曼做了接受提名的演说。演说中他傲慢地提到,就他的才干而言,他需要得 到一个与刚刚提名他的人相比还算过得去的职位。他的讲话使许多人瞠目。 但是,在例行公事的背景调查中,有关英曼是同性恋的昔日谣传再度风起。英 曼对负责背景调查的白宫律师乔尔。克莱尔否认这些谣传——他任职国家安全局以 前接受了同样的调查。但是克林顿的助手乔治。斯坦芬诺帕罗斯不无担心。“如果 英曼被证实是同性恋者,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国防部长,”他说,“他将腹背受 敌:一方是认定同性恋是一种道德败坏行为的保守派,一方是赞同同性恋的拥护者, 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选一位同性恋国防部长却不让同性恋者参军是政府伪善的行 为。” 英曼突然做出了坦白。“当总统第一次考虑任命我时,”他在苇尔的度假小屋 里通过电话对克莱尔说,“我对你只说了90%的真话。现在我告诉你另外的10%。” 尽管他还是否认自己是同性恋,但还是道出了第一次接受背景调查时隐去那部分私 人生活。 “如果我们早一个月知道全部真相,总统就不会任命英曼了,”斯坦芬诺帕罗 斯说:“一旦参议员就英曼个人生活的调查结束,一切都将公之于众,英曼的任命 将不被批准。” 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是英曼的一位最狂热的支持者,他给白宫打电话为海军上 将辩解。他说英曼之所以要通过解释让人们相信他没有这种隐匿的行为是要“引起 大家的注意”。‘俄们在场的其他人都互相转了转眼珠,“斯坦芬诺帕罗斯说,” 然后乔尔告诉塔尔伯特他与英曼最近的一次谈话。即使你心存这种在任命过程中英 曼的个人生活问题不应公开的模棱两可的假设,我们得到的事实是:英曼已经误导 了白宫。“ 白宫最后决定放弃英曼。但是因为英曼曾经在提名发言中故意让克林顿感到难 堪,他完全可以不失风度地自动退出。“他惟一的选择便是悄悄地退出,然而固执 激动的上将不愿意这样做,”斯坦芬诺帕罗斯说。英曼决定站出来指责所有的人, 而认为自己一点错都没有。英曼想到做到。他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实况电视新闻会议 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英曼在节目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狂轰乱炸式的指责控诉。 他说他是一个“新麦卡锡政府”的受害者,参议员鲍勃。多尔和威廉。萨菲尔联合 起来诬陷他,还说他是“怀有敌意”的新闻报道的攻击对象。在斯坦芬诺帕罗斯看 来,英曼像是在通过他牙齿间的填充物来传播指令的人。 他不承认自己遭到遗弃,而是竭力表白好像他从开始就不想做这份差使。“我 很自负,”他说,“我也有脾气。如果人们觉得我的脸皮应该再厚点,那就说对了。 然而他们让我滚开……真见鬼,我起初就没想做这份工作。欢迎这项决定。” 1981年3 月10日,英曼的老朋友——53岁的空军中将林肯。迪。福勒接替英曼 继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他头发花白,却留着流行发式。来自马萨诸塞州曼德福德的 福勒毕业于酉点军校,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情报与战略侦察工作。50年代,他指 挥过RB47侦察轰炸机。60年代末,他接管了驻扎在阿留申群岛中酷寒的谢米亚岛上 的一个侦察飞行中队。70年代,福勒负责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他曾任美军南方指挥 部的情报主管,空军情报助理副参谋长,防御情报局生产副主管;美国驻欧洲指挥 部情报主管,以及北约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当福勒任职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神秘城”建造工程正在破土动工。这项耗 资二。3 亿美元的巨型工程,使原有的总部办公大楼增加100 万平方英尺的面积, 外加上用于技术、系统组织及其他功用的100 万平方英尺的新建楼群。里根总统执 政时期,资金就像从坏了扳手的水龙头里流出的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进情报机构。 国家安全局正在经历它的储备积蓄阶段。 与英曼不同,福勒决心要避开公众的关注。他开始为国家安全局建造一堵与世 隔绝的墙。他曾对一群退休的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警告:永远闭紧嘴巴。 “泄密不是答案,”他责骂道,“泄密是危险的、毁灭性的、不可饶恕的。泄密者 与利用秘密信息牟利者都应受到公众的唾骂。而媒体决定公开情报工作成就的做法 应该受到批判。如果我们社会仍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为基石的话,考虑到我们对 手日益壮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将‘自由’与‘不负责’混为一谈。”然后他5 ;用 了乔治。华盛顿的话:“获得好情报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是无需再强调的——我 只想再补充说明你们必须对整个工作守口如瓶。” 头脑迟钝的福勒既没有英曼处世的圆通,也没有英曼的领袖魁力,更没有做众 多国会议员的朋友。据说他是被排挤出国家安全局大门的。中将历时四年的局长任 期将在1985年8 月结束,但是1984年的冬天他被卷进了一场预算大战。为了拨给国 家安全局、五角大楼及其情报部门资金,里根停止了对很多社会项目的资金援助。 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对持续增长的联邦财政预算赤字极为愤怒。他们担心这种情况 会影响到1986年的国会选举。他们在政府门前点起了火堆,希望以此劝说政府减少 国防开支。国防部长卡斯帕。沃。温伯格响应大家的建议,准备减少一些项目的开 支。他的减肥名单中躯体超重的国家安全局首当其冲。 但福勒坚决不答应。他认为国家安全局的“神秘城”应该继续加快而不是减缓 建设速度。同时,福勒还想为设在几英里以外的国家安全局附属的国家密码学校建 一座新楼。1982年他曾跟国家安全局前雇员吹嘘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做得如何出色。 “国家安全局运转正常,”他说,“没问题……只能是越办越好。”接下来,他就 抱怨办公面积小,工作人员少,都需扩充。他指出,1960年时,计算机和其他设备 只占国家安全局办公面积的35%,而现在占到了65%。“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工作人 员的办公地方有多么的拥挤不堪,”他申辩道,“这已经造成了我们办公空间的严 重紧张。”尽管所有的新工程都在开工或筹建中,福勒却只是说国会对国家安全局 的求助还算有些反应。 对那些企图妨碍新城建设进程的国会议员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他也进行了严厉 的谴责。他特别指出了“预算限制”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分析人员的裁 减。“分析人员大幅度削减,”他说,“他们的目标范围被轻率地缩小了,盲目的 批评打击了他们的信心。为了避免听到‘情报失败’的俗套指责,他们工作上的语 言时常模棱两可。” 面对缩减开支的命令,福勒全力反击,他辩驳说资金减少会损害未来的情报能 力。他的无休止的抵制“给情报界造成了不小的混乱”,一位官员说。结果,为了 结束这场争执,据报道卡斯帕。沃。温伯格建议福勒提前退休。接下来福勒决定 “激流勇退”,据一份报告记载,3 月19日福勒立即递交了离职文件。一个星期后, 他便离开了。五角大楼对福勒被迫离开的说法予以否认。 福勒提前离任迫使五角大楼尽快物色他的接班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温伯格举 荐了一位海军上将,可是据报道凯西觉得他不合适,因为他只有一年在情报领域工 作的经验。下一个人选是中将威廉。奥多姆,时任陆军情报部主任。里根政府的一 些人不满意他曾在卡特政府中工作过,而另一些人想派他负责国防情报局。福勒闹 得沸沸扬扬的离职事件的六周后,1985年5 月8 日,奥多姆在一些人的反对声中正 式就职。 奥多姆,秃顶,鹰一般的脸上架着一副大片圆形眼镜。他曾在西点军校教授俄 国历史。由于有布热津斯基的支持,奥多姆的军衔与职位都提升得很快。他们两人 是在哥伦比亚认识的,当时布热津斯基任教授,奥多姆在读在职研究生。最后,奥 多姆这位极端保守的死硬派军人,成了布热津斯基的军事助理,得了一个“布热津 斯基的超级鹰”的绰号。在卡特政府任职期间,他主要研究苏联入侵阿富汗及伊朗 攻占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事件。他很快被升为陆军准将军衔。里根人主白宫不久, 奥多姆又被升为陆军情报机构的最高领导人。 奥多姆严厉、暴躁,一本正经。国家安全局人员普遍不喜欢他,很多人认为奥 多姆是国家安全局有史以来效率最低的局长。 他声称对新闻媒体泄露情报会导致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军事政策的“瘫痪” 及“重大判断错误”,甚至会5 ;发战争。他还拿美国跟踪处理恐怖活动的能力已 经下降以及六七十年代中美国错误地估计了苏联战略力量的增长作例子说明。“说 白了吧,”奥多姆对一位老间谍人员说,“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既没有明确说明 也没有隐含暗示公民有彻底的‘知情权’。”他补充道:“也许如果政府告诉公民 所发生的损失,就正好让媒体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更好的借口。”但奥多姆在保密问 题上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把敢报道国家安全局的记者与间谍等同起来,把他们叫 做“没有经过判决的重要罪犯”。 奥多姆还指责国会议员及里根政府的其他官员泄露机密。“国会在泄露机密,” 他告诉这些老间谍,“政府在泄露更多的机密,因为它的机构更庞大。”接着,他 好像是说里根总统是最不可救药的泄密者。一年以前,里根公开谴责利比亚造成的 西柏林地区的美好迪厅的恐怖爆炸案,那家迪厅是美国军人歇班时常光顾的地方— —在这次事件中两名美国士兵与一位土耳其妇女遇难,有250 人受伤。里根下令对 的黎波里进行报复性打击,随后他又出现在电视上。为了表明美军飞机袭击利比亚 的公正合理,里根列举了由国家安全局截获的3 份利比亚情报,这几份情报是利比 亚策划爆炸案“无可辩驳”的证据。毫无疑问,里根的做法明白无误地告诉利比亚 领导人穆阿玛尔。卡扎菲,最好尽快更换通讯电码或添置新的加密设备。奥多姆对 泄密事件深恶痛绝。他说:“过去三四年间的泄密事件对系统造成的损失比以往很 长时间里造成的损失还惨重。”接着,当问及里根总统泄露了截获利比亚情报机密 时,奥多姆只说:“利比亚,没错。真是致命的损失。”但是他拒绝详述这个问题。 在处理伊朗门事件的善后工作中,奥多姆又5 !起了一场轩然大波。1985年12 月,包括威廉。凯西在内的一个由美国政府官员组成的秘密小团体谋划用导弹换取 被扣押在黎巴嫩的人质。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力佛。拉。诺斯中校找 到国家安全局寻求帮助。他需要若干特殊设计的带有安全加密功能的集成电路板的 “k 广十0 ”手提电脑用来使他与同谋者在路上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秘密联络。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个成员建议诺斯去找约翰。西。沃本史密斯。他是国家 安全局信息系统安全理事会的一位高级官员,负责所有编码设备的开发、分发与管 理。诺斯告诉沃本史密斯这批机器要用来解救困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鉴于这次行 动的隐秘性,诺斯说他决定亲自跟国家安全局进行交涉。 沃本史密斯称那次与诺斯接触后不久,他看到奥多姆从一个办公室出来正朝另 一个办公室走去,他凑上前去与他简短地说了几句。“我知道你在帮助诺斯中校,” 沃本史密斯说奥多姆对他说,“我授权你继续支持他,他要什么给他什么。如果他 需要几台‘by40’电脑,就给他。”奥多姆后来说他不记得这次谈话。沃本史密斯 把电脑交给诺斯却没有让他在收据上签名。这件事后来搅得他不得安宁。 两年以后,继伊朗门毁灭性的丑闻曝光后,一位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官员建议停 发沃本史密斯15天工资,因为他在发票管理上的小差错以及没有给诺斯提供足够‘ by40’计算机使用的信息。但是,一个由4 人组成的申诉团经过5 天的听证后建议 不应对沃本史密斯进行纪律处罚,并且应补偿沃本史密斯大约5 万美元的法律诉讼 费。 奥多姆对此深感气愤。他认为沃本史密斯应对让国家安全局暴露在大庭广众之 下负有全部的责任。这在国家安全局中是难得出现、不可饶恕的罪行。他还担心伊 朗门事件的独立起诉人劳伦斯。沃尔什会因此把矛头指向国家安全局。“你们在听 证会上没有听到国家安全局的名字吧,”奥多姆曾经吹嘘道,“原因是我比很多其 他人更早了解奥力佛。诺斯这类人。我得保证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他妈的坏人混进来。” 据一位知情人讲,奥多姆对沃本史密斯似乎为自己能与华盛顿的政界接触而沾沾自 喜也大为恼火。他对旁边的人说,违反正常的工作程序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如果沃 本史密斯是个军人,就会把他送上军事法庭。 结果,奥多姆违反了申诉团的决定,不但斥责了沃本史密斯,仅偿付了他1229 美元的诉讼费,而且责令他不得踏出“绿门”半步——避免与外界接触。 这下激怒了许多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一些人认为沃本史密斯是局长的替罪 羊。沃本史密斯的上级埃德温。林道尔是信息安全部的副主管,也是局里的一位高 级官员。他对申诉团表示抗议奥多姆的行为。“我们感到非常难过,”他说,“当 我看到一位兢兢业业、勤恳工作的人因受到局长不公正的指控而为自己辩护,而且 还要为此事负担大笔费用,”林德尔继续说,这件事连同其他几个“主要原因”迫 使他离开国家安全局。“这个机构的管理与政策令我厌恶,”他说,“它竟然会严 惩像约翰逊这样的人。” 沃本史密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遭到什么样的灾难。在受到指控之前,他的上 级主管曾准备推荐他领取一项奖金。几年以前,他还是国家安全局提名的联邦事业 服务奖的四位候选人之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义务服务工作——每周为他所在的社 区义务服务三至四个小时。 降职以后,人们开始疏远他。“我非常孤独,”沃本史密斯说,“我感觉很多 人对我竖起了围墙,很多门对我紧紧关闭。”国家安全局艰苦独特的工作性质使得 沃本史密斯受到的冷遇尤其难以忍受。“我们在这儿工作的人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与家人交往,”他说,“就是说,我们不能跟他们讲我们在做什么。我想他们知道 有什么事发生了,但是终会有一天他们知道了你的工作有多么难,他们看到了发生 的事,他们会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这个单位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会是这 样?他们一下子基本上就不要你了?“‘最后,奥多姆自己基本上也是被逐出门的。 据称,因为他与里根的国防部长福兰克。卡卢奇有意见分歧,因而在他被晋升为四 星级军衔的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建议在三年的任期结束后不再留任奥多姆。” 他被明确告之他已不受欢迎,“有人曾告诉《华盛顿时报》的比尔。格茨说。可是, 奥多姆却另有一番评价。”我为这个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说,”是我真正带 它走上了正轨。“ 奥多姆的离任为海军官员重回国家安全局铺平了道路。自鲍比。英曼以来,第 一位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海军军官是威廉姆。欧。斯蒂德曼中将。除了新局长外表 酷似华莱士。肖恩,其他方面与英曼仿佛如出一辙。斯蒂德曼也是出生于得克萨斯 州,也是新近就任海军情报局局长。“我想所有的星星都能在天堂里幸运地找到合 适的位子,”他指的是得到这份工作,“这显然是情报界举足轻重的职位。” 1988年8 月1 日,这位第12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宣誓就职。他一走马上任,坐到 办公楼ZB座顶层的局长办公室,就发现了许多由于前任局长管理不善遗留下来的问 题。“我刚到时,局里存在一些士气问题,”斯蒂德曼回忆道,“我感觉国家安全 局相当闭塞。”奥多姆还试图鼓动斯蒂德曼继续进行他心爱的项目。“显然,他想 使他的项目继续进行,想要保住他在开发这些项目中的既得利益。”斯蒂德曼说。 奥多姆计划中的第一个项目是花巨资制造能在苏联的袭击中“幸免于难”的窃 听卫星。国家安全局的许多高级官员认为这种想法是痴人说梦。“显然,局里不想 把钱花在研制卫星的抗袭击的性能上,”斯蒂德曼说,“他们想搞信号情报…。。 下面的人们都憋着一股劲要耗到奥多姆下台,或者在这些项目上敷衍搪塞他。”斯 蒂德曼也对奥多姆的论点嗤之以鼻。“早些时候,”他说,“我就砍掉了那些研制 卫星抗袭击性能的项目……我认为奥多姆对自己的决策能力有些灰心丧气,”斯蒂 德曼总结说,“或者对自己解说项目的能力及让系统在这里实际运作起来的能力信 心不足。” 斯蒂德曼就任时,冷战正酣,里根慷慨的拨款还在源源不断的流进国家安全局。 国家安全局除了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它自己的情报通讯网络,还开始帮助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增加信号情报机构。自从1946年3 月5 日签署“英美通讯 情报协议”以来,他们的合作关系得以持续发展。到80年代末,地球上的每一寸土 地都受到这个协议的成员国的情报通讯站的监控,或者受到美国卫星的监控。 英美协议的一个主要成员是脱胎于二战检查分队的、规模虽小但财源丰富的加 拿大通讯安全署(通安署)。1946年,加拿大外交部提议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信号情 报组织,于是成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通讯部。当时全部雇员只有179 名。英国为这 个初创的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截获情报。到1962年,它已发展到约有600 名工作人员。 到1975年,人员没有增加的国家研究委员会通讯部转由国防部负责,并改成现 在的名字“通讯安全署”。通安署坐落于提太华省一个名叫“联盟高地”的郊县境 内的土丘河旁边。它的总部在赫伦路719 号一幢难以描述的名为塞。莱昂纳多。提 勒的大楼里。楼高五层,L 形状,棕色的砖墙,四周设有高高的围栏及带刺的铁丝 网。楼内有一条地下通道通向它的附属建筑——座为防止信号外泄而设计的耗资3500 万美元的无亩水泥建筑物。它的顶上竖立着丛林般的天线。1996年,通安署的工作 人员已经超过了900 人,每年的财政预算为11680 万加元。大约1100名军队截听人 员活跃在遍及加拿大领土各个地方的通讯情报站岗位上。在总部里,分管同一个地 区工作的办公桌摆放到一起。很多雇员的桌子上都摆放着电脑。他们的耳朵上带着 塑料耳塞。 7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里,正当国家安全局为自己在卫星窃听领域取得的巨大成 就而贺喜庆功之时,通安署却变得越来越僵化守旧。环绕地球、大量传递截获数据 信息的卫星越多,国家安全局对通安署收集北极上空苏联信号的地面站的依赖就越 小。同时,通安署的密码破译组织01部也已经奄奄一息了。大多数信息还是通过人 工处理。只有埃德。谢米拉一人真正称得上是密码分析专家。但是,就连他也仅仅 使用原始的手动系统。署内的电脑装备极为落后。据加拿大有关文件称,通安署获 得的信息“非常复杂,很难分析”。而且,它的密码分析部门“已无法破译任何密 码,还得了‘死胡同’的臭名”。一位局内人士说,01部“已经变得陈旧退化,不 可信赖”。 因此,1980年初,政府下决心使密码破译机构起死回生。新鲜血液被补充进来。 1979年,前通安署与国家安全局联系的联络员比得。亨特接任生产部长,顶替自50 年代末一直任此职的杰克。多南。一年之后,亨特被提拔为整个通安署的负责人。 他的第一步措施是求助国家安全局。他派了一位天资聪颖的科学家托马斯。约翰逊 去国家安全局取经。约翰逊是物理学博士,精通高等数学,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 他从国家安全局带回了将会耗费巨资的规划方案。要实施这项方案,就必须积极聘 用从事冷门专业,如随机过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移位寄存器及多项式理论的数学家。 不仅要彻底重新组建密码分析队伍,还要配置一台高级超能计算机。当时,通安署 的信号情报数据库是装在IBM370的主机上,而那些过时的PDPS及PDPll 计算机是用 来进行语言分析的。 购买几百万美元的超能计算机的要求遭到了预算部的拒绝。但是约翰逊仍在努 力争取实现他的愿望。(同时,他成功地把一台IBM 计算机改装成密码破译机,这 台破译机能够给他提供破译外国密码的关键日常密码。)起初,约翰逊极力鼓动购 买一台300 万到500 万美元之间的控制数据组合740 电脑,其主要原因是看到国家 安全局正考虑配置这样一台机器,可是国家安全局最终买了型号更新、价格更贵的 克雷XMP ,于是约翰逊攀比的心理促使他申请更多的钱赶上国家安全局。 国家安全局估计在计算机密码分析领域里通讯安全署与国家安全局有着“40年 的差距”。面临如此的压力,加拿大政府痛下决心,同意购买一台XMPAI 型号(调 整后)的重量减轻的克雷计算机。加上所需要的克雷维修合同,这台机器花费了1208.2 万加元。这台机器是全加拿大功能最强的计算机。 这台威力无比的机器被安放在装有空气过滤器的宽敞的计算机中心。在米黄色 的终端旁,16位密码分析人员敲出复杂的问题,计算机平静地吃进这些数字后,瞬 间便吐出结果。给迅速飞转的计算机下达指令是国家安全局名为“民俗”的信号情 报的套装软件操作系统。国家安全局还就如何使用克雷计算机给几位加拿大密码分 析员及计算机操作员进行了培训。 要在密码破译方面赶上国家安全局就要投入巨额资金。到1994年,通安署单在 XMP 上就花费了3400万加元的巨资。80年代期间,据估算,为通安署配置现代装备 花费了多达1 亿加元。到2001年,工作人员增加到900 人,每年的预算经费达到9800 万加元。还新建了一座每周7 天、每天24小时时刻运转不停的加拿大信号情报指挥 操作中心。 大部分的情报收集工作是由与辅助无线电系统联系的截听员完成的。辅助无线 电系统的总部设在握大华的胜尼牧场。通安署的部分情报通讯站设在安大略省握太 华以南的加拿大部队驻地雷彻姆。其天线场设有四个大型抛物面式卫星接收器,接 收来往于提太华地区的外交通讯信息。设在纽芬兰甘德的通讯站有一个似大象笼子 般的大型天线,主要负责海上情报信息接收工作。甘德通讯站与国家安全局遍布全 球的“公牛眼”高频定位网络相联接。好几个其他的通讯站主要是通过遥控的方式 进行操作的,其中包括北部地区的埃莱斯米尔岛上的阿勒特站,几十年来这个站一 直监测苏联北极上空的通讯信息,此外还包括布列颠哥伦比亚的CFS 马塞通讯站, 这个站也有一个像大象笼般的大天线。 通安署的监听目标包括日本、南韩及墨西哥等国家。和国家安全局一样,贸易 情报在整个情报中占了相当太的比例。在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协商过程中, 通安署的截听人员非常忙碌。“他们在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对墨西哥的贸易 代表实行间谍监控,”前通安署语言专家简。肖特说,“我只记得见到过这些摘要。 我知道我的那些西班牙语专家要加班加点,真是把他们累坏了。”在“宝瓶”项目 中,肖特负责监控南韩就加拿大重水铀核反应堆事项与加拿大贸易官员会见时的外 交反应。她还负责窃听往来于驻加拿大握大华南韩使馆的情报信息。 “知识就是力量,”国会自由党议员德里克。李说,“我们代表加拿大坐下来 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时,为了在谈判中处于上风,我们就得尽可能掌握大量的信息。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会这样做。” 在信号情报方面,加拿大被称为后起之秀,而英国则实际上是发明信号情报的 鼻祖。早在伊丽莎白时代,在英格兰至少有几个人知道女王能秘密读到所有人的信。 在斯特拉特福这样一个青山环绕、草房遍布的地方,莎士比亚曾经在《亨利五世》 中描述过这种做法:陛下知晓他们所有的盘算,做梦也未想到遭国王窥探。 二战期间,随着破译出“谜”、“鱼”及“紫色”密码机器,英美两国的密码 破译工作都进入了鼎盛时期。战后,为了掩人耳目,不让人知道这个日益壮大的密 码破译组织的真实目的,弃用了所有与密码有关的字词。于是,政府密码学校更名 为政府通讯总部。大约在同一时间,布利彻利公园被辟为训练中心,政府通讯部迁 到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政府通讯部于1953年在切尔膝纳姆建起了占地广大的总部 大楼,周围是由中世纪石屋组成的古老村落和无边无际的田地。 多年来,政府通讯部与国家安全局一直有一点不同之处:政府通讯部总部的工 会组织化。政府通讯部的密码破译员、监听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可以参加工会,甚 至可以参加短期的罢工活动。随着1984年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施用其铁腕手 段取缔了工会,政府通讯部人员的工会活动便告结束。美国在淡化政府通讯部内部 员工的工会组织活动过程中,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1979年2 月23日,两个行政部门的工会组织了几百名成员为要求带薪休假的权 利进行了为期一天的游行活动。活动规模虽不大,却在短时间内中断了长期以来一 直进行的监听分析工作。后来,在1979年2 月份,正值苏军入侵阿富汗时期,监听 员们进行了“变相怠工”行动。结果大大降低了政府通讯部截获苏联坦克与陆军行 动的情报信息量。所谓“变相怠工”是指监听人员把接收器调到目标信息所在频率, 然后就再也不闻不问,哪怕信号会忽左忽右偏离其所在频率。 因为国家安全局总有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在英国政府通讯部工作,所以国家安 全局马上就知道了英国政府通讯部发生了“变相怠工”事件。这令政通部部长布赖 恩。托维极为尴尬。最后,他因自己员工的玩忽职守而向当时的国家安全局局长鲍 比。雷。英曼道了歉。“这件事使我们丢尽了脸,”他回忆道,“这件事对我来说 是个转折点。从那以后,部里一直潜藏着一股令人不安的。与上对抗的暗流。也许 这周是无线电监听员,下周就是通讯官员,再下周是计算机工作人员。但是,人们 总是在试图遮掩着什么。” “大约60%的无线电(监听)人员响应‘变相罢工’的号召,”一位政通部的 监察员说,“这种行为给通讯情报信息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以至于在政通部与 国家安全局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争执。国家安全局威胁说要终止英美协议,撤回所 有的资金援助,停止一切情报交流。”他补充道:“国家安全局对政通部是否有能 力交货的信心越来越不足。” 托维预感情况不妙。1981年春天,他说,工会“直截了当”地表明他们要拿政 通部做靶子——“一个他妈的攻击的好地方,”他补充说,“打击政通部不会伤害 民众,然而却能让女王陛下的政府坐立不安、无地自容。” 1980年,正当苏联大举进犯阿富汗之时,政通部所属的一个通讯情报站的监听 人员进行了一场“变相罢工”。这使得国家安全局更加愤愤不平。结果,托维给那 些肇事的人员写了封密信。“我跟他们讲明了这个事件的后果以及给我们的客户和 我们的主要盟国带来的极度焦躁不安的情绪。” 最为严重的一次罢工事件发生在1981年3 月,当时国际上重大事件频频发生。 其中包括华盛顿刺杀里根总统未遂案及波兰的团结工会号召举行全国罢工活动。英 国工会号召政通部举行一天罢工,随后发展到政通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通讯情报站 进行“有选择性的破坏性罢工”。“监听人员大规模的响应罢工号召使得许多情报 收集站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一位政通部监察员说,“这样 做不仅截获不到当前的情报,而且还丧失了该组织为几个月后能顺利截获有价值情 报而必需的重要信息。” 据托维讲,当时“出于最重要的安全原因”,必须马上禁止其中一个通讯站的 罢工活动。可是,当一位政通部高级官员晓之以理,大致讲了罢工将造成的后果, 恳求工会取消在这个站的罢工活动时,这位工会官员粗暴地答复说:“我们就是要 让撒切尔夫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所以当托维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告诉国家安全局局长工会被取缔的消息时,英 曼笑着说:“太棒了。”“我们互不干涉,”托维说,“但虽然如此,看到一个主 要伙伴在工作中遇到麻烦,美国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们注意到了美国人不太愿意与 我们合作,我们领会到了这个意思。起初是他们抱怨‘上帝呀,我们真不知道是否 还能依靠英国人’……工会的存在使他们困惑不解。国家安全局可不是心慈手软的 机构。如果国家安全局里有人胆敢罢工他立刻就会被开除。我们以前常对他们说:” 由于工业动荡,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做法,你们能为我们收集这些情报吗?‘美国 人觉得我们这样做非常奇怪。“ 托维向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极力主张取消工会在政通部活动的权利。他坚称工 会过去的行为“不公平地给美国人施加了压力”。他还提出工会采取扰乱性活动的 次数日渐频繁。撒切尔夫人刚一通过这项提议,用牛皮纸信封装的命令文件就下发 到每个政通部的雇员手里,“有一些人脸色煞白,”一位政通部的工人说,“一些 人开始咯咯笑起来。可以说他们都略微有些临床休克的症状。”为表示抗议,工会 在伦敦的一家小报上刊登了一则付费广告:“在政通部,政府除了不听工作人员的 话,谁的话都听。” 英国政府一直担心国家安全局会有一天离政通部而去。到了1982年,英国与阿 根廷为争夺福克兰群岛而交战期间,这种担忧达到了极点。那时,英国政府才意识 到在信号情报方面他们是多么依赖国家安全局的帮助。“可以说是全面依靠。”一 位官员说。一份报告表明,是国家安全局破译了阿根廷的电码,而且98%的有关阿 根廷海军与陆军行动的情报来自国家安全局。“我们可以求美国人做事,”一位前 官员说,“但是我们不能强迫他们。也许有些目标他们不乐意管。” 出于这种担心,1983年英国政府秘密同意开发自己的代码为“钻石”的信号情 报卫星工程。早在70年代国家安全局“流纹岩”项目成功后不久,政通部就向国防 部提出过此项建议。可是提议不断地遭到拒绝。直到1983年福克兰战争以后提议才 终于被采纳。 起初准备在1988年起用的“钻石”卫星是以军事通讯卫星的身份为掩护的,它 的主要目标是欧洲、苏联和中东地区。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个决定。一小 部分人斥之为“攀比政治”的产物,目的是为了在无尽无休的空间情报竞赛中赶上 美国。更糟糕的是,国防部从没有对国会提起过这个耗资7 亿美元的工程。 但是,巨大的开销不久便使“钻石”计划濒于破产。除了卫星本身的昂贵造价, 它每年的维修费用据估计也达到大约二。5 亿美元。“英国简直无法负担这笔开支,” 国防情报负责人德里克。布尔曼中将说。英国转而同意为美国出资,以便能得到使 用国家安全局代码为“麦格农”的新一代信号通讯卫星的使用权。这项新的协议规 定,政通部可以在18的时间里使用卫星收集英国所需的情报信息。 第一颗“麦格农”卫星于1994年携带一直径为160 英尺的抛物面状监听器飞上 天空。由于英国同是这颗信号情报卫星的所有者,英国高级官员便开始更加关注切 尔膝纳姆。同年,英国首相约翰。梅杰首次视察了政通部。转年年初,女王本人与 爱丁堡公爵也视察了政通部。当时,政通部总部有6228名员工。在海外情报站也有 大约3000多名员工。其预算资金大约为9 亿美元。 到2000年,政通部一直都忙于建造一座耗资5 亿美元的太空时代大厦,以取代 原来的总部大楼。这个绰号为“炸面圈”的占地176 英亩的圆形建筑结构坐落在切 尔股纳姆的本霍尔地区,距奥克利的旧总部大约有4 英里。这个配有防弹楼顶的70 公尺高、直径为600 公尺的4 层信号情报中心,大得能轻松容纳伦敦的皇家艾伯特 大厅。除了装满接收器电脑的办公室外,中心还配有银行、商店、医疗中心、健身 房,仿佛一个小城镇。中心的中部“凹陷”地带有一个小池塘,池塘四周装有抛物 面式天线。这座别致新颖的建筑物四周建有一圈一圈的能容纳1750辆汽车及200 辆 自行车的停车场。 最近,审计员提出警告说建造中心的费用增长速度几近难以控制。然而,政通 部还计划着建造一些其他的设施,其中包括一个由高科技建筑群组成的科学园。这 项工程预期在2003年前建成。到那时,以前的总部大楼将被改建成拥有500 套住房, 配有超市、音像店、外卖餐馆的住宅区。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新的世纪已经开始,政通部与国家安全局的内部、外部都 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合作双方都表示将继续保持60年前M 战最艰苦时期的秘密合作 关系。在1999年秋季,国家安全局局长海登在刚刚走访了英国同行后,在国家安全 局弗里德曼礼堂对一些人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必须与政通部重修旧好。” 同政通部一样,澳大利亚防御信号理事会(防信会)也是崛起于二战的废墟中。 二战期间,防信会的中央局在监听与破译日本电文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战后, 它还建了一些通讯情报站。在香港与新加坡的通讯情报站里,澳大利亚与政通部的 监听人员共同合作。 如今,防信会的总部设在墨尔本市圣。基尔德路上的一座名为“维多利亚营区” 的现代化玻璃结构的政府建筑里。与国家安全局和政通部相比,防信会是个小机构, 只有约500 名监听人员。防信会机构虽小,但由于澳大利亚处于重要战略位置,它 能给国家安全局及其他的英美协议成员国提供大量的有关其邻国的情报信息。据澳 大利亚情报文件称,这些信息包括日本、韩国。巴基斯坦的外交通信,南非反叛分 子的通信以及两伊之间的边境冲突。几年来,防信会及时提供了有关法国在南太平 洋进行核试验的密报,使得美国有充分的时间布置飞机、军舰以监视法国的核引爆, 测算出其原子弹的当量及其他详细的技术细节。 “维多利亚营区”边上有一座貌似粮仓的无窗盒子形建筑物。实际上,这是一 个通讯情报站。多年来,它一直负责窃听中国和苏联西部地区的情报信息。80年代 初期,由于天线设备主要依靠遥控操作,英国与澳大利亚的监听人员便撤出了香港 地区。巨大的抛物面形天线自动收集信号,再通过卫星转发到相距5000英里以外的 墨尔本。通讯情报站对外宣称的名字是联合通信墨尔本工作组。 最后加入英美协议组织、规模最小的成员是正式建于1977年的新西兰政府通讯 安全局(政通局)。二战期间,当日本这架战争机器迅速开往太平洋地区,吞并太 平洋上的诸岛时,新西兰很快建起了一些信号情报站,辅助英方、美方的情报工作。 这些情报站坐落在惠灵顿斯陶特大街一座7 层楼里,受国防部的控制。 战后,新西兰不再进行监听工作,而是派遣——些工作人员到澳大利亚战后密 码破译与窃听机构防御信号理事会去工作。尽管如此,新西兰还是在北岛中部地区 瓦伊乌鲁荒凉的火山高原上建起了一座小型情报通讯站,最终它被命名为新西兰联 合信号组织。在越南战争中,它为美国的情报工作做出了贡献。 现在,政通局的总部设在惠灵顿国会对面的福赖伯格大楼的顶层。它主要负责 监听太平洋沿岸诸国以及太平洋岛国的通讯。在距惠灵顿北部大约225 英里的坦吉 姆纳海滩上建有一座高频通讯站。在韦荷派地区开启了一架卫星接收装置;它的目 标中包括往来于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大使馆的外交通讯信息。2001年,政通局有大约 200 名雇员,财政预算约为2000万澳元。它的负责人是曾往来于国家安全局的联络 员,并于1982年加盟该局的沃伦。塔克。 随着新西兰1977年加入英美通讯情报协议组织,世界上主要英语国家都成了这 个高度机密协议组织的成员。它们对来自敌对国及友善国的情报信息都在进行监听。 它有自己的法律、誓言、语言,所有这一切都不为外界所知。正如一个主权国家有 自己的法律体系一样,这个协议组织也有它的一套秘密体系。国际信号情报规则决 定着诸国电子间谍的一切行动,从他们接受培训时发的誓言到填写监听表格的形式 以及他们独特的密语及化名,无一例外。 70年代,这些规则实施的条件已经成熟,国家安全局便马上着手集中各自为战 的成员组织,以“神秘城”为中心,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组织。它建造了一个代码 为“平台”的大规模计算机网络,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成员组织的52个分散计 算机系统连接起来。网络系统的焦点或“主环境”是国家安全局设在米德堡的总部。 最终,为消除成员组织的表面界限,开发了一个套装软件,使各个成员组织在世界 范围内的信号情报活动成为一个联合整体。各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可以把目标任务下 达给组织内的任何一个情报通讯站。同样,任何成员都可以分享截获的情报——可 以使用电子长勺捞取盛满情报的锅里的任何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组套装软件密码为 “梯队”。 到了80年代,开始大量使用传真机与计算机。越来越多的信息一改以封装邮寄 的办法,通过无线电进行传输。私人信件。税务报表、合同、商业谈判以及国外非 机密军事、外交信件一下子从遮遮掩掩变得清晰透明。间谍们所需要的是能收集来 自国际通讯卫星信号的钢网。如同会说话的鹦鹉一般,17颗国际通讯卫星栖息在地 球同步卫星轨道上,为世界200 个国家和地区传送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及其他国 际通讯信息。这个系统受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基地的国际电信卫星组织管理。 “我们连接了世界的电信网络。”这家公司说。 由于世界各地纷纷建起了商业地面站以通过国际通信卫星传输、接收数以万计 的私人信函及电话信息,国家安全局及其成员组织开始在这些地面站附近秘密建造 镜面接收器。这个直径为90英尺的大型抛物面式接收器宛如一个盛满供品的银色圣 杯安放在厚厚的水泥基座上。第一批接收器分别建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甜丛林地区荒 凉的山谷中(使用月球反射项目废弃的零件)、华盛顿州亚基玛县的广阔的封闭军 事射击场以及英格兰比德地区附近的科尼什山崖边。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通讯卫星 发送到遥远的星际天空,用来监听卫星信号的地面站也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 来。 80年代末,情报界的创新发展已经步人鼎盛时期。大规模的卫星监听将使信号 情报工作发生永久性的改变。“信号情报工作在80年代发展如此迅猛,以致我们都 快派不上用场了。”1990年出任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的罗伯特。拉。雷斯特尔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