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巅峰时刻 1948年,沙伊被解散,同时,36岁的哈雷尔被本—古里安总理任命为国内安全 总局辛贝特的首任局长。 1952年9 月,罗文·希洛因健康原因辞去摩萨德局长职务,并向本—古里安提 出了接任人选:莱文斯基、吉布利和哈雷尔。而本—古里安最终选择了哈雷尔。在 建国之初的4 年里,以色列情报机构一直在忙于应付杂乱纷繁的国内外活动,尚未 腾出精力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明确的指导方针。以色列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必 然包括秘密斗争,因此,所有的情报活动都是刻不容缓的。但问题在于,所有这一 切都显得毫无章法和缺乏连贯性。 几位情报界最早的领导人仍在寻找一种能够将高效率的安全机构与真正的民主 合为一体的框架,他们寄希望于他们的政治领袖。但是,已经为无数难题找到答案 的本—古里安,此时却也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一特殊挑战了。 伊塞·哈雷尔的坚强和正直打动了这位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认为,哈雷尔正 是那种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的合适人选。于是,哈雷尔被任命为摩萨德局长,成为 继罗文·希洛之后的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最高领导人。 1 .对摩萨德的变革。 哈雷尔刚接任局长时,摩萨德的规模还很小,其总部连局长秘书在内,也不过 12人。此外,办公条件极其简陋,经费也严重不足,就连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无着落。 哈雷尔立刻去找本—古里安追加经费。当天下午,摩萨德的经费就增加了10倍。 哈雷尔要求摩萨德特工必备的第一素质,就是为以色列国家忘我工作的献身精 神,而他自己则正是这一精神的化身,他因每天连续工作18个小时而被手下人称为 “工作狂”。哈雷尔的这种忘我精神极大地激励了部下,他们在执行一些危险任务 时,尽管既无报酬,也无褒奖,但却总是能够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哈雷尔在任摩萨德局长期间,不满足于仅仅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在其任内,摩 萨德海外特工行动也极为活跃,其谍报人员分布在国外各个角落,并且经常是单枪 匹马地各自为战。尽管他们的薪金远比不上欧美各主要情报机构的间谍,但其忠诚 及献身精神,却是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人员无法与之匹敌的。摩萨德驻海外情报站 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职业情报人员。以色列其他情报机构在国外执行某项任务时, 除了军事情报局派驻各国的武官外,其他人员均由摩萨德统一指挥。 哈雷尔善于发现人才,在他领导的部门里,凡是敏锐果断者都会迅速得到提升。 1955年,哈雷尔还说服本—古里安,把建国前臭名昭著的地下组织斯特恩集团的最 能干的成员招人了摩萨德。而在此之前,本—古里安是极不喜欢他们的。这些人中 包括斯特恩集团的头子伊拉克·耶泽尼茨基,他后来改名为伊扎克·沙米尔,并最 终当上了以色列总理。 哈雷尔也懂得爱护部下。各国特工部门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被捕的间谍就是 一个失败的间谍,但是哈雷尔却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如果他手下的人不幸被捕,他 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无疑使得摩萨德 的特工们感到了身后强大组织的有力支持,因此在完成任务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反过来,哈雷尔也要求他手下的特工必须绝对地忠诚,任何背叛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在哈雷尔的领导下,摩萨德飞速地运转起来,很快就干出了几件令国际情报界 同行目瞪口呆的绝活。 2 .迷霉行动。 1956年下半年,为了保守以色列军队参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机密,摩萨德成功 地实施了“迷雾计划”。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它扼守着亚。欧、非三大洲交通 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运河自1869年开通后,就被英、法垄断资本的苏伊士 运河公司所控制。1956年初,埃及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开始谋求通过谈判 将运河收归国有。而既得利益受到侵害的英、法两国,决定通过武力制止纳赛尔政 府的正当要求。 英、法两国为使战争开始后美国能够站到自己一边,力争将埃及的宿敌以色列 拉人这次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则想从法国获得核反应堆及武器供应,于是双方一拍 即合。 法国政府自当年4 月起,开始武装以色列。法国的运输船队和大批运输机源源 不断地开往以色列,并在黑夜抵达海港和机场卸下大量的坦克、大炮、战斗机和弹 药。 7 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蓄谋已久的 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时,美国人根据种种迹象和传闻,也已经觉察到了以色列参与 这次战争的意图。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命令安格尔顿与哈雷尔联系,以探 听虚实。 哈雷尔为了严守战争机密,决定对美国也加以蒙蔽,于是便不动声色地将本— 古里安总理不久前在陆军高级军官学校发表的讲话稿,转送给了杜勒斯。该讲话稿 的中心意图是要教训一下约旦,并不是战争。与此同时,摩萨德还使出了散布假情 报的手段。就在进攻西奈半岛的前几天,摩萨德又故意通过其他渠道向外界透露: 鉴于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不断向以色列发起进攻,以色列正计划对约旦实施一次 小规模的报复行动。 埃及被蒙蔽了,美国人的疑虑也消除了。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伞兵和三路地面部队开始越过埃以边界,随后穿过西 奈半岛,逼向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了,埃及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直 到战争爆发当天的中午,摩萨德才向中央情报局电告实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中央 情报局这才恍然大悟,杜勒斯气得大发雷霆,当着助手的面怒骂道:“他们把我们 骗了!” 3 .扬眉剑出鞘。 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和巩固本—古里安的政治地位,哈雷尔在舆论界也展开 了战斗。他在进行全面搜索之后断定,很受欢迎的希伯莱文杂志《这个世界》已对 总理、工党及整个政治制度构成了明显的现实危险。哈雷尔决定向这家周刊宣战。 但是,与媒体作战并非哈雷尔的特长,最终他不得不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这场战斗。 《这个世界》之所以受欢迎并不是因为能发布什么具有一流价值的新闻,它纯 粹就是一个流言蜚语、黄色丑闻及调查报告的混合体,该杂志提倡与巴勒斯坦阿拉 伯人实行和解,并对以色列现实生活提出了怪异的观点。杂志的主编是乌里·阿弗 内里,他呼吁本—古里安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允许成立巴勒斯坦国——尽管以色 列在独立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50年代初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严重对立的局势下, 这是十足的异端邪说。 本—古里安及其中央集权的执政方法自然是这家杂志极力攻击的目标,执政党 则憎恨阿弗内里。工党机关发起了对《这个世界》的抵制运动,但这份刊物始终有 它的忠实读者。1956年,由于该杂志在封面上登载了有关特拉维夫警察局长腐败行 为的标题新闻,这位警察局长正好是总理的儿子阿莫斯·本—古里安,所以发行量 甚至还大大增加了。作为本—古里安总理的忠实仆役,哈雷尔对此诽谤性的标题新 闻无法容忍。 此外,阿弗内里还将他的笔墨子弹射向了辛贝特本身。这使哈雷尔更加无法忍 受,因为当时还无人写过关于以色列安全机关的文章,《这个世界》并未直呼辛贝 特之名,而只是经常提到“黑暗机关”。 这家杂志把辛贝特描述为一个残酷践踏人权的魔鬼,似乎以色列社会中一切不 好的东西都是辛贝特造成的。 阿弗内里的行为不仅惹怒了哈雷尔这位梅穆内,而且还惹怒了辛贝特的挂名局 长阿莫斯·马诺尔。马诺尔指责该杂志“编造谎言,惹是生非,并开始对其人员进 行监视,希望查出他们的丑行”。《这个世界》则使用登载调查报告的形式予以回 击。当然,这种回击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在文章中写出情报界任何职员的姓名都是 违法的。 艾泽·哈雷尔决定亮出一种特殊武器:一份针锋相对的刊物。为了减少阿弗内 里的发行量,辛贝特于1956年8 月1 日开始出版名为《石榴》的周刊。这份杂志与 阿弗内里的刊物大同小异。《这个世界》就现实社会发表批评意见,而《石榴》则 宣传官方观点,但《石榴》也刊登一些娱乐行业的花边新闻,旨在扩大销路。 《石榴》对《这个世界》展开了文字战,然而,这份仿制刊物的内容和文笔始 终不如《这个世界》吸引人。由于不能扩大杂志的销路,经过一场拙劣的攻击战之 后,情报界终于在发行战中败北。3 年的滞销已使辛贝特无法继续支付《石榴》的 经费,《石榴》只好停刊。 4 .反间谍战。 哈雷尔在出任摩萨德的首脑前是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关辛贝特局长,国内安 全之一就是反间谍。出于形势的需要,以色列不断地把特工派到国外,而敌国也不 断地把间谍遣人以色列,而由于新生的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建国初期50万犹太 人从世界各国的迅速拥人,无疑为一些外国情报机构向以色列派遣自己的间谍提供 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反间谍就成了辛贝特的重要工作之一,而这也是哈雷尔 始终如一的兴趣所在。在人主摩萨德后,哈雷尔同时被总理授予“梅穆内”一职, 实际上就是辛贝特和摩萨德两个工作一块抓。所以,哈雷尔的反间谍工作一直在进 行着。 哈雷尔反间谍的工作重点在苏联(包括东欧各国)和阿拉伯国家上。因为前者 是犹太移民最多的国家,后者则是以色列的敌对国。 (1 )齐夫·阿弗尼。 在外交部,一位来以色列之前就是苏联密探的间谍被抓获了。此人原名沃尔夫 ·戈尔茨坦,出生在瑞士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早在1917 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曾参加过列宁领导的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崇拜英雄的沃尔夫 在少年时代就迷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吸收了他,并让他在莫 斯科接受了全面的谍报训练。训练的出发点从一开始便是潜人以色列政府内部。 沃尔夫于1948年战争期间来到以色列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外交部吸收 了他。他被安排在当时规模很小又急需人员的经济处工作。作为惯例,沃尔夫·戈 尔茨坦将其姓名改成了希伯莱名“齐夫·阿弗尼”。 阿弗尼最初只是以色列政府的一名普通职员,但他被派往国外后却得到了一些 重要职务。50年代初,他在以色列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任经济参赞。当时,以色列正 在就向在大屠杀中遭难的以色列犹太人赔偿损失问题,与西德官员进行着秘密谈判。 阿弗尼便利用工作之便,定期向克格勃报告谈判的所有细节。 之后,阿弗尼被调到贝尔格莱德工作。正是在南斯拉夫期间,他对以色列国家 安全局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最初,他的工作是处理以色列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商业 往来业务,但后来由于人手紧缺,他也被允许进入大使馆绝密的通信密码室。阿弗 尼学会了使用收发以色列外交部与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间所有电报的密码机的操作。 阿弗尼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不仅经常自愿加班工作,还主动为不 在的或生病的同事替班。这位苏联间谍很快获得了以色列外交部的密码,从而使克 格勃具备了破译以色列外交官及拥有外交掩护身份的情报人员的所有电报的能力。 具有良好反特意识的哈雷尔一直在注意着以色列外交官的名单,并最终找到了 怀疑阿弗尼及其工作热情的理由。有迹象表明,一些以色列间谍的身份已被暴露, 而阿弗尼在贝尔格莱德的异常表现似乎与此有关。 1954年 4月,哈雷尔编造了一个理由,将阿弗尼召回特拉维夫。不知道大难临 头的阿弗尼飞往以色列之后,即被辛贝特逮捕。在审讯中,阿弗尼垮了下来,并且 交待了一切。辛贝特鉴于他的合作态度极好,因此在其服刑期间,将他安排在关有 其他叛徒嫌疑分子的牢房里,当上了辛贝特的密探。 就在将沃尔夫(阿弗尼)这位苏联特务从外交部挖出的同时,哈雷尔又抓住了 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这名阿拉伯间谍。 (2 )玛丽·弗朗西斯·哈根。 哈根是一位在纽约联合国工作的美国记者,她与很多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的代 表相处得很好。她喜欢这些阿拉伯人,并且成了叙利亚外交官加拉布·艾尔一基利 的未婚妻。在爱情的召唤下,哈根同意为基利在以色列搜集情报。1956年,她作为 一名记者来到以色列,不久便开始向叙利亚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了。 辛贝特发现哈根对以色列边境地区特别感兴趣后,开始对她进行24小时的不间 断监视,并很快掌握了她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哈雷尔手下的特工将哈根当场逮捕。 她受到了秘密审讯,其在新闻界的同行们未被允许到庭。1956年,玛丽·弗朗西斯 ·哈根被判以间谍罪,在一所以色列监狱中监禁了8 个月。获释后,天真的哈根急 不可待地回到了纽约,但令她吃惊的是,“未婚夫”加拉布·艾尔一基利已不愿再 见她了。她被阿拉伯情报机构所利用并且最终成为了牺牲品。 (3 )库尔特·西培教授。 尽管叙利亚人成功地将美国记者哈根发展成为一名间谍,但总的来说,阿拉伯 国家对以色列成功的渗透活动并不很多。辛贝特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人员几乎 同时发现,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阿拉伯国家的情报机关缺乏长期行动所需要的勤 勉和恒心,而这些正是出色的谍报工作所必需的“面包和黄油”。 而与阿拉伯人相反,苏联人却具有突出的谍报天赋:静候时机的耐心,将支离 破碎的细节合并起来从而解开难题的完美技术,以及将感情与工作彻底分离的能力。 伊塞·哈雷尔自小生活在俄国,直到1930年他18岁时,才随父母移居巴勒斯坦。 家世背景使哈雷尔对于苏联人的思维方式和办事原则相当熟悉,从而保证他能在知 己知彼的情况下与狡猾的对手进行较量。 苏联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有大约60名成员,其中一半是“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 “格鲁乌”的间谍。他们在以色列征召密探,以便组建起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庞大 间谍网。从意识形态上讲,当地的共产党人较容易被发展成为苏联间谍,但由于他 们已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怀疑对象和重点监视目标,于是苏联人将目光转向了以色 列政府机构中的非共产党人员及其亲属。 1955年夏天,一名驻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以色列高级外交官的妻子回国探亲,在 特拉维夫,她与一位苏联外交官相遇并堕入情网。当时,辛贝特对苏联外交官实行 严密监视,因此很快便发现了这一情况。辛贝特把这位夫人请到了总部,让她与其 情人断绝一切来往。 与此同时,为保护她的丈夫即那位以色列驻东欧的外交官免受讹诈,外交部在 不作解释的情况下将他召到奥地利。当这位丈夫来到指定旅馆时吃惊地发现,以色 列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正等待在为他预定的房间里。哈雷尔开门见山地向这位戴绿帽 子的丈夫说明了一切:他的妻子正在与一位苏联人私通,所以他将调离东欧。外交 官当即就被通奸事件和工作调动惊呆了。从那以后,以色列外交官在被派往东欧之 前,都会被告诫不要卷入风流韵事,而外交部也不再派单身汉或未婚妇女前往东欧 工作。作为防范措施,各大使馆也都驻有辛贝特的特工,其职责之一就是提防和监 视那些潜在的敲诈者。而凡是接到这类敲诈信的人所面临的,都是要在个人声誉和 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不过,辛贝特也很清楚,人的情欲是很难控制的,一旦它 被激发起来,任何防范措施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利用色相勾引目标,再使用隐藏的照相机或摄影机拍摄下追踪目标做爱的镜头, 然后进行敲诈是克格勃惯用的手法。针对克格勃屡屡使用色情敲诈手段获取情报的 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提醒说“每张床的下面都藏有红色分子”。 而哈雷尔则想向他的美国伙伴证明:在以色列人的卧室里,连粉红色也必须清除。 1960年1 月16日夜间,两位男子出现在海法郊外霍雷布大街的一栋别墅前,其 中一位是辛贝特特工,另一位是警察总部调查局特勤处警官。两名男子敲开了捷克 斯洛伐克籍教授库尔特·西塔的家门,井以间谍罪将他逮捕。 西塔于191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的一个非犹太德国人家庭。在布拉格 学习期间,西塔被认为是一位数学和物理学天才。由于其妻子是犹太人,盖世太保 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结识了一批捷共著名人士。战后, 这些共产党员中的一部分人加入捷克情报机构后,也将他们的朋友西塔吸收为间谍。 西塔曾在英国学习核物理,后又在纽约的锡拉丘兹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美国联 邦调查局发现他是共产党间谍后,对他进行了审讯,并让他充当双重间谍。1953年 离开美国前往布鲁塞尔,两年后,他又应邀前往“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大学”——海 法技术学院讲学,并接受了该校物理系主任一职。 作为一名非犹太人的外国人,西塔在以色列的非凡成就为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 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55年至1960年,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驻特拉维夫大使馆 的“外交官”经常与这位教授见面,并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的材料。 西塔教授的被捕不仅震惊了他在技术学院的同事及学生,也震惊了以色列政界 领导人,他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法庭审讯所列举出的事实却不容置 疑。西塔的主要目标是伯格曼教授所领导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而他则是在以色 列纳哈尔·索雷克核试验反应堆投入工作两天之前被捕的。 哈雷尔领导的辛贝特花了近5 年时间才侦破了这一间谍案。西塔在5 年中究竟 向东欧集团提供了多少以色列的核机密,无人可以说清。于是,辛贝特在庆祝胜利 之际,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修复他们业已受到损害的形象。其官员声称,西塔只是在 谍海中戏水的一条小鱼,他向共产党国家提供的只是一些与核项目无关的次要情报。 而哈雷尔则抱怨美国联邦调查局,指责他们没有将以前了解的西塔的所有情况告诉 以色列。 伊塞·哈雷尔对于追捕间谍的工作格外着迷,他如同一名痴迷的猎手,每捕获 到一只新猎物都会兴奋不已。而现在,他又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本—古里安总理身 边的著名人物——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4 )总理的密友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伊斯雷尔·比尔于1912年出生在维也纳,早年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据他自己 讲,1938年纳粹进驻奥地利之前,他曾走上大街与法西斯战斗。比尔说,他曾在奥 地利一所军校学习,后来志愿加入了“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 1938年,比尔移居巴勒斯坦。凭借他自己介绍的战斗经历,他加入了哈加纳。比尔 的社会主义观点、他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教育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帮助他结识 了正在打仗的犹太领导人。比尔因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而被授予了中校军 衔。 以色列建国后,比尔一直是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亚埃尔·亚丁的副手,从而 使他能够经常同军事情报部门的行政当局打交道。50年代初期,比尔差点获得了武 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比尔曾是激进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的党员,并在该党的安全机构担任过重要职 务。但在50年代初,他退出了统一工人党,转而加入了更为温和的本—古里安领导 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从那以后,他便与肖尔·阿维格、西蒙·佩雷斯等国防 机构主要领导人,甚至本—古里安总理交上了朋友。 1955年,本—古里安将其私人日记交给比尔,让他代表官方编写一部以色列独 立战争史。这份特殊的工作是一个绝妙的观察哨位,它使比尔有机会接触到涉及以 色列国防的最敏感、最机密的材料。有关方面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进行这项研究工 作,特意在国防部大楼里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比尔还经常参加许多重要的秘密 军事会议,军队的秘密计划、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方案和文件,无不经过他的手。甚 至就在他离开军队后也是如此,那些关系到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机密的情报, 也都要交他过目。而对于他所想知道的一切,以色列将军们几乎是有求必应,有问 必答。 从那以后,比尔渐渐地成为了本—古里安的密友,几乎每次举行军事检阅时, 他总是站在总理身边,其近臣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60年,比尔放弃了他的军人生涯而转人政界,不过仍被授予了预备役上校的 军衔。比尔虽然退出了军界,但却继续以其军事方面的专长,在以色列举办过一系 列关于各种军事问题的演讲会。从那以后,人们便改称他为比尔教授。 比尔教授还经常应邀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讲授战争学,而他对于未来战争的 军事战略所作的杰出分析,赢得了不少外国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信任与敬佩。在 当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比尔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法国国防部的官员们 曾赞誉说:“比尔教授在战术分析方面,称得上是眼界开阔、见地甚高。” 然而,就在50年代中期,当这位比尔教授所受到的宠信及所掌握的权势如日中 天之际,有关方面却已经对其忠诚产生了怀疑。 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对于比尔退出军队后仍能随便出人国防部大楼感到惊 讶和不满,这位将军干脆以比尔已不在军队服役为理由,要求他不要再穿军官服装, 并取消了他出人于国防部的所有证件。 1956年,英国、法国、以色列拟向苏伊士运河派驻联合部队。为协调整个行动, 三国政府首脑和军队领导人决定在法国塞夫勒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临行前,本—古 里安总理和达扬将军召集所有随行官员举行了一次准备会议,使达扬感到吃惊的是, 比尔并不一同飞往巴黎,但却出席了临行之前的这次秘密会议。摩西·达扬当时就 曾半开玩笑地指着这位军事史学家问道:“这位间谍在这儿干什么?” 而作为负责以色列安全的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早在1953年起就对这位来历不明 的伊斯雷尔·比尔产生了怀疑。当时,比尔私下与联邦德国情报界总管、联邦情报 局局长莱恩哈德·格伦将军建立了联系。他的这一举动触动了哈雷尔那根警觉的神 经。 格伦及其情报机构在北约联盟的欧洲防务中拥有特殊地位。格伦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曾在纳粹军事。情报机构工作,负责监管在苏联的间谍,如今他正与美国 中央情报局和英国MI6 合作,以唤醒沉睡在俄国的间谍。苏联人无疑很想知道联邦 情报局所构成的威胁,因此派人弄清格伦在干什么便成了当务之急。比尔教授似乎 正是苏联人所需的合适人选。 首先,比尔有条件掌握某些机密情报,他与北约各国的军界、情报界的许多官 员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战后的联邦德国一心想讨好以色列,也曾向比尔提供 了令人吃惊的接触德国军队、北约设施、美国及其他国家基地的特权。其次,比尔 教授到西欧讲学时经常“顺道”去东德、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这一举动 也引起了哈雷尔的怀疑,并因此对他发出过多次警告。 哈雷尔怀疑,比尔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国家安插在以色列的一名间谍,他和达 扬都曾多次向本—古里安表示过自己的怀疑。然而,以色列总理却认为证据不足而 不肯放弃对比尔的信任。到最后,本—古里安甚至怀疑哈雷尔和达扬是在嫉妒比尔 的亲信地位。 尽管本—古里安不相信比尔会是间谍,但哈雷尔凭借着他那灵敏的嗅觉,坚信 自己的怀疑是不会错的。虽然眼下还缺少过硬的证据,但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哈雷 尔还是决定再警告比尔一次。 哈雷尔再次把比尔教授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对他的一系列反常现象开门见 山地提出质疑,但是比尔是一个老江湖,根本不吃哈雷尔那一套,还反警告哈雷尔 不要随便诽谤人。 既然软的不行,哈雷尔就觉得应该立刻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他来到本—古 里安家中,向总理报告了他所掌握的有关比尔的材料:“比尔搜集了许多一般来说 与他毫不相干的情报,他常利用到欧洲旅行的机会去共产党国家,比尔还与苏联驻 以色列的外交官们交往频繁……” “比尔在特拉维夫的夜总会里花消甚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正常收入。就在不久 前,他在慕尼黑的一家饭馆里吃饭,200 美元的账单都没有使他皱一下眉头。而他 在为幽会的女人购买昂贵的时装时,更是花钱如流水……” “他与妻子丽卡克的关系很不好,因此总在耶胡达大街的‘阿托姆’酒吧间里 整宿整宿地借酒消愁。……比尔还经常和一些可疑的女人厮混,而且总是狂饮。我 认为,此人正被某种强烈的紧张情绪所折磨,而这种紧张情绪多见于那些过着双重 生活的间谍。” 最后,哈雷尔提醒总理:“比尔对您也并不如您想像的那般忠诚和老实。就在 不久前的一场风流丑闻中,他被那个女人的丈夫狠狠地揍了几个耳光,牙齿被打掉 了好几颗。但他却对您当面撒谎,说是在一次小小的车祸中撞坏的,而您也相信了 他……从现在起,您一定要提防着点儿比尔。” 但是,哈雷尔最终也没有能说服本—古里安。他对哈雷尔说道:“怀疑每一个 人是你的职业,至于我,则对比尔教授完全信任。” 就在哈雷尔这次谈话之后,本—古里安又把自己的另外几本私人日记借给了比 尔教授。这些日记不仅记录了他本人最隐秘。最能说明个人意向的想法,甚至还包 括不少连内阁都不知道的国家机密。 事到如今,若是换别人也许早就罢手了,但具有坚强韧性及高度责任感的哈雷 尔却不会这样。尽管他与本—古里安私交甚好并且对其绝对忠诚,但当他意识到以 色列国家安全正在受到威胁时,便不惜冒得罪总理的风险也要一追到底。 从那以后,比尔教授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辛贝特特工更加严密的监视。哈雷尔 还命令摩萨德调研部,对比尔的个人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并且特别强调, 即使是对于那些尽人皆知的“事实”,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放过。 事实再次证实了哈雷尔直觉的正确。1961年3 月,摩萨德得出结论:伊斯雷尔 ·比尔教授不仅是一个冒牌犹太人,而且是一名克格勃安插在以色列多年的老牌间 谍。 1961年3 月31日,作为梅穆内,哈雷尔下令在其犯罪现场逮捕比尔。 那天,辛贝特特工与警察抓住比尔的时候,比尔正将一些文件交给克格勃间谍 维克托·索科洛夫(他以苏联外交官的身份潜伏在特拉维夫)。这些文件包括本— 古里安总理日记的摘录和一份有关一家以色列国防企业情况的报告。 在法庭上,比尔承认自己的经历是编造的。他从未像他夸口的那样获得过历史 博士学位,也从未到过西班牙。后来,他在狱中又推翻了他在法庭上的招供,并宣 称他原来介绍的经历是真实的。至此,有关其确切身份的问题就更难解答了。 尽管不知道比尔的真实姓名和背景,以色列法官还是发现了其不可辩驳的罪证, 特拉维夫法院以间谍罪并以足够的理由判处他15年徒刑。在他1966年于狱中去世之 前,他始终坚持说自己不是间谍,而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他只想使以色列成为一 个不结盟的而非亲西方的国家。 5 .捉捕纳粹战犯。 除了反间谍以外,捉捕纳粹战犯是哈雷尔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二战以后,一 部分纳粹战犯于1946年被押上了纽伦堡法庭,但是数以万计的纳粹分子逃脱了制裁, 其中一部分被西方情报机关收容并加入了反共的行列。哈雷尔认为,以色列应该将 最坏的纳粹分子送上审判台,这其中就有两个人尤其应该受到惩罚,但他们已逃之 夭夭。一个人是阿道夫·艾克曼,他是希特勒“最后解决”政策的执行官,曾想方 设法以最高效率杀掉600 万犹太人;另一个人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他以在奥斯 威辛集中营进行惨绝人寰的医学实验而臭名昭著。 1957年底,哈雷尔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得知阿道夫·艾克曼躲藏在阿根廷,于是 率领摩萨德进行追捕。他们先是大海捞针般地搜寻并确认到阿道夫·艾克曼的踪迹, 随后,哈雷尔又亲自率领一支12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秘密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 诺斯艾利斯,将其秘密绑架到以色列进行公审。此举立刻震惊了全世界。关于这次 行动,我们在随后有一章专门讲述。 劫持艾克曼事件以及以色列情报界受到的空前热烈的欢呼无疑构成了哈雷尔一 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直到近30年之后,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被作为“抓获艾克曼 的人”而得到人们的尊敬。这是这位梅穆内最大胆的行动,也是“人工情报”的典 范。“人工情报”是以色列人极为擅长的技能,在这次行动中,他们没有使用任何 辅助性技术装置。 196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抓获艾克曼为摩萨德争得了荣誉,但这一行动也激发 了阿根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浪潮,从而给那里的50万犹太人带来了危险。据报道, 由“芦苇”组织策划的对犹太人的袭击活动日益增多。“芦苇”是阿根廷的一个法 西斯组织,警察机构和军界许多高级官员的子女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1962年7 月1 日,一位名叫加亚姬·西罗塔的犹太学生被“芦苇”成员绑架了。 他们在她的胸部刺上了纳粹党徽的花纹。这一事件在阿根廷犹太人当中引起了极大 的冲击波,以色列报纸则发表社论,敦促政府向在南美的“我们的犹太同胞”伸出 援助之手。于是哈雷尔交给摩洛哥行动的老将、纳粹猎手施米尔·托莱达诺另一项 任务,让他奉命将阿根廷及附近其它国家的犹太青年活动家带到以色列接受严格的 自卫训练。这是摩萨德的一项秘密工程。 哈雷尔不想躺在艾克曼事件的荣誉上睡大觉,而是继续抓紧缉拿纳粹战犯。对 于他来说,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是欠那600 万被害犹太人的一笔债。这一使命使 以色列人在西方情报界独具特色。 其它国家的安全机关只是在敌人对它们的国家构成明显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设 法抓获他们。哈雷尔想让摩萨德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追捕运动,缉拿 的对象就是那些在以色列国成立以前就残酷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分子。 为此,哈雷尔制定了一项独特政策。他建立了一个特别协调机构,领导这个机 构的摩萨德情报官就是50年代中期在组织摩洛哥移民工作中显示出杰出才能的施米 尔·托莱达诺。 联邦德国官员帮助以色列人列出了最急于抓获的10名纳粹分子名单。除艾克曼 之外,托莱达诺的特工们追捕的目标包括门格尔医生、希特勒的副手马丁·博尔曼、 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马勒以及曾是纳粹冲锋队军官的比利时人利昂·戴格雷尔。 门格尔是一位虐待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疯狂地拿犹太人做试验,性格残暴 凶狠。哈雷尔率人到阿根廷捉拿艾克曼,就在抓获艾克曼的那天夜里,他手下的人 差一点抓住约瑟夫·门格尔。 后来以笔名彼德·曼从事写作的兹维·马尔钦说,他曾逼迫艾克曼提供情况: “告诉我们你的朋友门格尔在哪里。你一定知道他居住在何处。”但艾克曼坚持说 他不知道。马尔钦只好告诉哈雷尔:“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我想他不知道门格尔 在哪儿,要么就是不愿透露任何情况。” 尽管如此,以色列特工人员还是得到了一个地址:门格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长 期居住的一套豪华公寓。以色列特工检查了那栋楼,发现门格尔及其家人在艾克曼 被劫持两周之前逃走了。这位虐待狂医生显然是被有关一位纳粹搜寻者的一次谈话 的报道吓坏了。此人在谈话中声称,在阿根廷首都可能会找到门格尔。据哈雷尔说, 这位身为医生的战犯先是移居到巴拉圭,后来又搬到了巴西。 但是抓获门格尔的努力并未停止。直到1985年,当巴西有关当局宣布这位纳粹 医生早已去世,慎重的摩萨德于是秘密派出一位病理学家去检查他的遗骸。检查的 结果使摩萨德确信追捕名单上列在最前面的那个名字可以彻底划掉了。 对戴格雷尔的追捕引起了一场异乎寻常的风波。这场风波起源于一名特工对于 虚浮的荣耀的期待。1961年初,辛贝特特工兹维·奥尔多比听说摩萨德正在寻找这 位比利时纳粹分子。奥尔多比梦想着成为捉捕纳粹分子的英雄,于是他秘密组织了 一个绑架小组,小组成员主要是自己的一些老朋友,其中包括戴高乐总统的私人保 镖。他们希望最终能够以电影剧本的形式将整个故事出售,而且他们已经从一些重 要杂志获得了预付酬金。这个成员混杂的小组发现戴格雷尔在西班牙,于是开始跟 踪戴格雷尔,最终来到他在塞维利亚附近的别墅,准备使用绑架艾克曼那样的方式 劫持他,然后将他送交已经在其缺席的情况下判处他死刑的比利时当局。他们甚至 希望戴格雷尔能帮助他们最终找到博尔曼,因为他们截获了这两个纳粹分子之间的 信件。 但是这次行动最后失败了。因为奥尔多比嘴不严,他会在电话里谈起行动计划, 他所有的女友都知道这件事,而他的女友又实在太多。西班牙警察很快获悉了此次 行动,并在1961年7 月14日逮捕了他们。西班牙人将奥尔多比和他的朋友芬斯顿关 押起来,拷打他们,最终判处他们7 年徒刑。另一位参加者莫森索恩则幸运多了— —被抓数小时后即被释放了。 6 .“猛虎行动”。 “猛虎行动”其实是一次寻找一名儿童的行动。为了找到一位年仅10岁、名叫 约赛勒的男孩,以色列情报机关搜遍了全世界。 约瑟夫·舒马切尔出生于1951年。1959年当他只有8 岁的时候,他就被自己的 祖父劫持了。其祖父是一名狂热信仰东正教的犹太人,他担心约赛勒的父母正在对 他进行世俗教育。协助劫持的还有“城堡守护神”组织的成员。这是又一个观点与 政府相左的组织,他们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在弥赛亚降临之前, 犹太人没有建立国家的权利。 他们把约赛勒偷偷带到国外,并把他打扮成一个小女孩。起初,为了不被人发 现,他们把约赛勒藏在欧洲,从一个安全房转移到另一个安全房。最后把他转移到 纽约。以色列各家报纸都刊登了这一事件,但似乎无人知道他的下落。那段时间, 以色列全国到处传唱着一首歌词极为简单的歌曲。这首小调问道:“约赛勒在哪里?” 社会上则流传着各种笑话,讽刺无力找到这位孩子踪迹的政府。 作为一个捉拿纳粹战犯的英雄,眼看报界和反对派政客嘲笑本—古里安及其内 阁不能找回那位孩子,哈雷尔极为恼火。捉拿艾克曼的成功使哈雷尔迷上了又一个 大海捞针般的挑战。他不顾他在辛贝特和摩萨德里的助手们的反对,授命联合行动 小组寻找约赛勒,从而展开了“猛虎行动”。驻国外的高级特工接到指示:停止其 它活动,包括对门格尔的追捕,集中力量找回那位男孩。 寻找小孩的行动首先在巴黎取得了突破。根据线索,摩萨德特工发现了那些可 能帮助隐藏过这位失踪男孩的犹太东正教徒。于是哈雷尔亲自前往巴黎进行审讯。 哈雷尔让他们将心比心想想约赛勒的父母承受的痛苦。结果一位名叫鲁思·本—戴 维的“城堡守护神”女性成员妥协了。当初,正是这位女人给约赛勒戴上了假发套, 给他取名克劳迪娜,最后用船将他带出了以色列。她把纽约的一个可能找到约赛勒 的地址交给了哈雷尔。 1962年7 月,在布鲁克林的一套由犹太狂热分子占据的公寓里发现了以色列千 寻万找的那位男孩。消息被火速传到了联络调查局,约赛勒被凯旋般地送回到他在 以色列的父母手中。此事听起来似乎无聊,但安全机关又一次得到了公众的感谢, 以色列的秘密保卫者又一次陶醉于颂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