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英雄迟暮 至此,哈雷尔似乎已经走上了事业的顶端。他应该休息了。然而,促使他下台 的却纯粹是由于自己过分热爱本职工作。对于犹太人的利益过分专注让他办事有些 过了头。 60年代初,一批德国导弹科学家进驻埃及。 纳赛尔希望德国人帮助他发展能够用于未来埃以战争的地对地导弹。哈雷尔确 信,德国又一次加入了旨在灭绝犹太人的重大行动。为此,他展开了“达摩克里斯 行动”——悬挂在每一位为埃及人工作的德国科学家头上的一把剑。 以色列特工人员向那些德国科学家及他们的家人寄发内设陷阱的邮件。类似的 恐吓活动遍及了整个欧洲。这一次,哈雷尔重新使用了曾于1956年成功地使用过的 方法。当时,按照阿穆恩局长哈卡比的命令,邮包炸弹被寄到了那些负责从加沙地 带向以色列派遣恐怖分子的埃及情报官的手中。在以色列情报机关针对恐怖主义而 进行的第一轮暗杀中,两位埃及高级情报官遇害。 在那些针对德国科学家的行动中,有几人受伤,更多的人则遭到了恫吓。哈雷 尔觉得他的行动能够成功,但他与本—古里安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因为这位 总理不断地敦促他不要惹怒联邦德国政府。本—古里安实际上是在说:“别碰那些 德国人。” 为了迫使那些科学家撤出埃及,哈雷尔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哈雷尔得知马德里 的前纳粹军官奥托·斯科曾尼与一些驻开罗的德国科学家是朋友,于是派了一个特 工小组冒充北约组织情报机构的代表去同斯科曾尼见面,劝说斯科曾尼为了西方的 利益敦促他的朋友撤出埃及。这既令人吃惊,又在摩萨德内部人员中引起了不安。 因为斯科曾尼也同阿道夫·艾克曼一样曾经服务于纳粹。哈雷尔宣称斯科曾尼只是 一名德国老兵,而不是一名战犯。 不但如此,哈雷尔还策反了一位在埃及为纳赛尔工作的导弹科学家,这就是奥 托·乔克利克博士。乔克利克博士是奥地利人,他是一名弹道学专家,但他更是一 位冒险家。 哈雷尔劝乔克利克为他服务,这样他便可以在从埃及挣得的大笔工资的基础上 再从以色列人手中挣得一大笔收入。这位奥地利人成了摩萨德的密探。离开开罗以 后,他飞抵以色列,对埃及秘密导弹工程的情况作了全面介绍。乔克利克警告说, 埃及正朝着这样一个危险的目标疾步迈进:发展专家们所说的“最基本”的打击力 量。他们的计划是研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而这些大规模破坏武器可以 装在德国设计的导弹上。这位奥地利人的话与哈雷尔的担心完全吻合。 在职业情报官当中,哈雷尔独立处理问题的习惯可谓有口皆碑。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由于其这一习惯,他没有把乔克利克来以色列的情况告诉国防和安全机关领导 层中的任何人。但是,国防部副部长西蒙·佩雷斯却有他自己封闭的情报界内线, 从那里,他获悉哈雷尔的计划和这位科学家的情况,于是坚持要见乔克利克,以便 国防部要员向他询问情况。 哈雷尔拒绝了。他坚持以色列情报界的传统:各机构一般不交换秘密情报的提 供者。共同分享的是情报,而不是提供情报的人。知道他们的人越少,他们就越安 全。 佩雷斯在本—古里安面前大发牢骚,并威胁要辞职。“老人家”以总理的身份 命令哈雷尔允许国防部接触乔克利克。作为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将审问的任务交 给了绝密机构拉卡姆的负责人宾亚明·布卢姆伯格。由于布卢姆伯格的人员中有些 就是科学家,所以他们有资格判断哈雷尔的观点——埃及即将拥有威胁以色列生存 的基本打击力量正确与否。这一点自然激起了哈雷尔对布卢姆伯格和佩雷斯前所未 有的憎恨。 布卢姆伯格的分析人员否定了乔克利克提供的有关所谓埃及导弹工程威胁情报 的真实性。他们的结论是,这位奥地利人的科学家身份值得怀疑。 然而,哈雷尔仍然确信纳赛尔正在策划想要毁灭以色列的行动,他仍然相信乔 克利克。哈雷尔派了一位名叫约瑟夫·本—盖尔的以色列人与乔克利克一起前往瑞 士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们的任务是恫吓海迪·戈尔卡——一位为埃及导弹工程工 作的德国科学家的女儿。他们对海迪·戈尔卡说,如果她父亲不立即离开开罗,就 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她向瑞士警方报了案。1963年3 月15日,瑞士警察在巴塞尔 一家旅馆的外边逮捕了这两位摩萨德间谍,并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这使以色列非 常难堪。他们最后被判处短期监禁。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 尽管如此,哈雷尔还是认为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德国人和埃及人并未停止合 作,在瑞士审判期间也有必要进行一些解释工作,让全世界,起码让以色列人民相 信这一点:纳粹后裔还在以埃及作为基地进行导弹研究,并以此威胁他们刚刚建立 的国家的命运。 于是,哈雷尔开始寻找记者作为摩萨德间谍前往欧洲对那里的媒体进行宣传工 作。有3 位以色列高级记者在他的鼓动下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搜集更多的有关那 些德国科学家的情况。 让以色列记者充当间谍,这样的事情摩萨德干得很少,而这回也许还是第一次。 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二个大错误。这些“半摩萨德”记者不停地发表有关导弹威胁 的文章,这在以色列公众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本—古里安非常恼火,他指责哈雷 尔私自向报界透露消息,损害了以色列与联邦德国之间正在发展的外交关系。那时, 由于戴高乐对以色列逐渐冷淡的态度,以色列极度需要把联邦德国视为可以代替法 国的新盟友。 可是,作为情报机构的首脑,哈雷尔并不关心外交上的考虑或联邦德国对于本 —古里安新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而是坚持实施他的行动计划。这是哈雷尔犯下的 第三个大错误。 裂缝产生了。本—古里安要求哈雷尔停止其私自组织的讨伐行动。哈雷尔则加 以拒绝。他想从本—古里安的工党其他成员那里获得支持,并试图把外交部长果尔 达·梅厄和财政部长列维·艾希科尔拉到自己一边。 除此以外,本—古里安与哈雷尔之间在其他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前面讲到的 哈雷尔反间谍的事件就是一例。哈雷尔热衷于提蛀虫,但是捉到总理的头上了。由 于比尔是总理的密友,当比尔确实是间谍而被捉捕的时候,这让本—古里安十分的 不快,因为这极大地扫了自己作为总理的面子。 本—古里安也开始为哈雷尔拥有的过高权威而担心。哈雷尔运用总理给与的权 利发展了摩萨德的也是他自己的威望,他已逐步接受了这样一个神话:他创造了自 己,并且已经成为国际性棋赛的一位重要选手。他起码坚信这样一点:作为梅穆内, 他是不可替代的。这让本—古里安受到了权力上的挑战。 就这样,以哈雷尔攻击那些德国科学家为导火线,两位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出现 了巨大裂缝,洪水冲入了这一裂缝,摧毁了他们之间曾经非常牢固的相互信任的关 系。 1963年3 月25日,乔克利克和本—盖尔在瑞士被捕9 天之后,哈雷尔呈交了一 封辞职信。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是,哈雷尔对以色列情报界(尤其是对摩萨德)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让人忘 却的。哈雷尔以其高效率的谍报工作,为以色列情报史增写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成 就不仅仅让世界认识到了摩萨德的神通和能量,而且也为他本人赢得了“情报天才” 的美誉。几乎所有国家情报部门首脑都对哈雷尔及其特工才能表示出了极大的钦佩 和敬意,摩萨德也被国际情报界公认为“胆子最大、雄心勃勃和十分内行的情报机 构之一”。 哈雷尔的成功源于他对情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而他本人也不赞成人们对摩萨 德的过分神化。1980年春,哈雷尔曾对采访他的联邦德国记者埃里希·福拉特说: “应该停止对昔日摩萨德的神化了。我认为,我们只是比其他情报组织工作得更艰 苦些,所以搜集的情报更多一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亟需一个具有 极高效率的情报组织,因为以色列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面临敌对国间谍的恐怖活 动。摩萨德存在与否,实际上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伊塞·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位置上长达11年之久,是摩萨德有史以来任职最长 的一位局长。 哈雷尔以其对摩萨德乃至整个情报界的杰出贡献,最终获得了“摩萨德教父” 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