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一言九鼎 不去梦想七色花 九死一生 终将造就七代人 77级大学生,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的黄新亚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十年一 代知识分子》。 他在文章里把中国本世纪人物分门别类地划为若干代,其中启蒙的第一代的杰 出代表是康有为、严复、谭嗣同;革命的第二代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接着 是在中国科技界大有作为的第三代:华罗庚、李四光、卢嘉锡、史良、雷洁琼;然 后又有战斗的第四代:记录的是大革命年代的军事家,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主题 就是打仗;接下来是受挫折的第五代:这代人指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的胡风集团,而 后的右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卷入了知识分子。 接下来便是随波逐流的第六代: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拿起笔来做刀枪;这便是 “文革”中的红卫兵,革命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又是受害者。 黄新亚把自己归属于第七代,称为不断思考的第七代。这代人的主要特点是思 想型,他们本是新中国最忠诚的后代,最坚实的一代,但得到的结果是,该长身体 的时候遇上自然灾害,该工作的时候上山下乡,该找对象的时候晚婚晚育,该生孩 子的时候计划生育,好容易熬到今天,还有个走向市场经济,失业大军也多以这一 代为主,实在是艰难。 研究历史的黄新亚论述中国历史的这些年代的特征与过程,意在促使他们这一 代人去不断地思考:为什么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那么大?这一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理想能不能最后实现倒无关紧要,而是考虑社会是否能离自己的理想更进一步,也 许奋斗的结果永远是虚无缥缈,但毕生都在追求。 作为第七代人的一员,黄新亚的经历大致如下:1950年生,68届高中毕业生。 1968年赴陕北插队、青海做工。1977年考入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在陕西师 大获历史硕士学位。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这看似短短的一段简历,其中却包含着他人生的前二三十年许多惊心动魄的经 历,这位后来考上大学,当了教授的北京人,在返回大学校园,返归知识分子之列 的漫长旅途中,曾数度遭遇险境,可称得是九死一生,全靠幸运之神的关照,才免 却了死神的邀请。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黄新亚几度涉险 黄新亚是老高二的学生,1968年12月的最后一天,插队去了陕北延长县,这一 批到陕北的北京知青有三万多人,到延长县的知青有300多人。他是独子,按当时的 知青政策本可以留北京的,但他那时革命意志坚定,坚持要求去下乡插队。说实话, 他至今还认为,他们这批人算是共产主义教育最成功的一代人。 陕北苦啊,全靠老镢“讨”(陕北方言)出地来,把种子撒下去,撒点儿牛羊 粪,就等着靠天吃饭了。每天的活儿就是担上去,种下去,再收回来,很高的山哪。 陕北老乡管这叫“受苦”,这苦受够了,什么都不怕。 陕北没烧的,有几片长满了树的地方,是国家的封山育林区,不能砍伐,那时 的人自觉,要是现在早就让人砍光了。能砍树拾柴的地方,大一点儿的树全都砍没 了,比草大不了多少的柴禾也被刨光了。而且平时还得干活挣工分,没那么多时间 去拾柴禾。 陕北的老乡们要烧柴,便想法子趁干活时找柴。他们一边用老撅讨地一边用目 光四下里乱看,看见有柴禾就想应该怎样把它刨下来。黄新亚在那儿很快就学会了 这种寻找柴禾的诀窍。然后,就有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有一天,他正在地头干着活,突然看见悬崖边长着一根足有20厘米粗的柴禾, 下面那个大树根真大啊。他心里一阵开心激动。真是好运气,让我看见这很好柴禾 了。 要是现在,黄新亚看到这根树根,一定会想这是个很好的根雕材料,可那时想 的是,这么大的根能烧两天呢。他脑子里一个劲地想着该怎么把这树根创下来! 他就站在悬崖边上刨树根。可黄土的悬崖完全是被树根托着的,把树根一刨下 来,整个悬崖顿时就全塌了! 黄新亚才去陕西不久,还不很精通在崖边砍柴的方法。当地老乡是把柴禾刨下 来的一刹那,就势儿往上一跳,人上来了,柴禾也上来了。他还想学这手儿,于是 刨下柴禾来就势儿往上一跳,但根本不等他跳,悬崖早塌了。 说来可笑,在刨柴禾前,他还跟人家挺有理论地说,一旦塌崖,立马一转身, 拿老摄一刨身后的黄土就站住了,哪想到,根本容不得转身的工夫,黄土带着人呼 啦啦地就下来了。 他整个人就被黄土带着,顺着山坡往下滚,“咣、咣、咣”,真就这么滚哪! 滚得他直着急,心都滚慌了:“怎么老不到底儿呀?”每滚一下都特别疼啊,身上 到处都是伤!后来,头脑就发昏了,到底滚了多远,迷迷糊糊地不知道,只有一点 感觉,怎么老不见底儿呀…… 最后,总算是停住了。他终于发现,自己是一直 滚着掉到“哨眼”里了。 黄土高原上,一下雨,所有的水都冲向山洼洼里,积水一点一点往下渗,千百 年越冲越深,冲成个深井,叫做“哨眼”。老乡们可怕这“哨眼”了,下不见底儿, 上又被灌木丛挡住,有经验的老乡走路时都拿一根棍子,伸在前面试一试,看见有 灌木丛就拨开,千万不能是“哨眼”,人要是掉到深不见底的“哨眼”里,算是完 了,会没命的。 黄新亚被摔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醒来。他醒来后第一件事,是在脸上狠狠拧 了一把,还疼,活着哪!左胳膊动不了,左腿动不了,腰摔成三截了,摔得一塌糊 涂,就是这拧脸的右胳膊还是好的,还有头脑还是清醒的,没有掉傻。 这时,他好像听到有人叫他。他勉强应了一声。原来,眼瞅着他掉下来的老乡 和知青们绕到山洼里救他来了。 谢天谢地,救星从天而降,三根长绳接在一起,自山顶上放了下来。可是,眼 瞅着那么长三根绳子,放完了,竟然悬在他的头顶上方,还是够不到底儿,这“哨 眼”够深的了。 够不着他,怎么办?还是几个知青有办法,想出了挖洞的办法。他们估摸着地 方,量准了方向,几个人拿老撅从底下刨开洞,愣把他给刨出来了。 把人救出来后一检查,好家伙,身上到处是伤,肋骨断了,脊骨断了,好在人 还活着,没往死神的路上走。黄新亚人生中的历险就此开始了第一个回合。 这次伤得严重,但毕竟是二十不到的小伙子,生命力强盛,在炕上呆了40天, 黄新亚就躺不住了,到秋天了,该收割了。他就又下地干活了,一只手的骨伤还没 痊愈,就吊着一只手,打枣去了。 有了第一回,就挡不住下一回了。 第二回是在那年春节探家回陕北的时候。坐火车回陕北时,随带了不少吃用的 杂物,还有必不可少的书。黄新亚不怕沉,拿一根四川的竹扁担挑两大捆行李,一 捆是书,一捆是吃的。 陕北没有什么吃的,从北京回去时就带些酱油膏、香肠、白糖。说起这捆书, 还真管用,那时在陕西,没地方可借书,只能从北京往那儿搬几本。也亏得有这几 本书,闲下来就读它,读了一遍又一遍。 因为没有别的书,就把带去的《三国演义》啊、《红楼梦》啊反复地看,品味 出了很多东西。他后来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认为能够走上治学的道路,写一些著 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时反复看过的一些书。 黄新亚还记得那时有个知青带去一本《战争论》,另有个知青带去一本30年代 翻译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他们相互传阅,把这些书看了不知多少遍。在所 有的书中,最精彩的还是黄新亚从北京带了两本《外国民歌200首》。那时,他以这 两本的拥有者而名声大震,全县的知青都争着与他交往,跟他套近乎拉关系,为的 是把书借走抄一夜。 却说那天,他挑着两大捆行李往插队的村子赶路,走到延安市和延长县之间一 个叫“甘谷驿”的小镇,毛主席在陕北打胡宗南的时候就是最先撤离到这里。甘谷 驿距他们生产队还有45华里,要翻一座山。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大约是下午七点多钟,再走就看不见路了,也有点危 险。黄新亚正好在路上结识了一个会弹吉它的北京知青。那人对他说,天这么晚了, 就在这里住下吧,明天再走。 没想到,就是住了这么一夜,第二天,大雪呀!根本走不了。那时,初生牛犊 不怕虎的他,还硬是冒着漫天大雪,肩担着行李往回走。那么大的雪,实在是太难 走了,走了十几里路,已经摔了100多个跟头。 他好容易走到岳口村,碰上原来中学乒乓球队的一个女生,她留他吃了一顿饭, 又送他到男生窑洞去休息。 在男生窑洞里,黄新亚碰到了邓拓的儿子邓壮,对他说:“你呀,别逞能,干 脆你住这儿得了,这么大的雪根本没法儿走。” 本来他还有点想留下的,可是邓壮这么一说,他反而非走不可了,那时的他, 好强好胜,人家越这么说,他越要表现出英雄气概,非要回去不可,结果就招来了 第二回祸。 出岳口村,走了一程,才走到安家墟村,天就大黑了,对面也看不清人影。真 是黑极了。不知那个村的狗们是不是近视眼,总之一定是把他当成要饭的了,突然 一大群纷涌而起,大叫着冲着他直扑过来。 黄新亚大惊,赶忙抽出扁担打狗,一扁担就打翻一条狗,猛然背后出现一条特 大的狗,拽住他的裤腿上来就是几口!一条绒裤。一条毛裤、一条线裤全咬穿了, 腿上挨了一大口。 然后,这群得势不饶人的恶狗猛扑上来,把他扑倒在地,那条大狗爬在他的脖 子上,要不是老乡及时赶到,他就葬身狗腹了。 村里的老乡把他弄到屋里亮光下,一问才知道,被狗扑倒的原来不是要饭的, 是知青,都喷喷不已,说:“哎呀,太可怜了,大雪没膝呀,我们都不敢走这山路, 你敢走?” 接着老乡们都劝说道:“你别走了。” 这回他确实也走不了,被狗咬得浑身好几处伤;疼得要命,走路都困难了。不 知怎么的,那时也想不到什么狂犬疫苗,幸好没有狂犬病。 以后几天,他在老乡家呆着,等着雪化,一天不化,两天也不化,他又着急了。 把行李放在老乡家,借了一把铁锹铲雪,铲一步,走一步,愣用铁锹边铲雪边翻山, 铲出一条路回到了生产队。 第三回祸更是他想不到的。 那天,黄新亚随队里的社员们用老镢讨地。那讨地是机械动作,什么也顾不上 看,只是弯腰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干。突然,他只觉得耳边一阵风响,来不及抬头, 队里一个女知青陶茹茹的老镢直愣愣地冲着他砍过来也! 还好,当时他本能地偏了下头,才没砍到脑袋上,镢头一下子把他胳膊砍了, 袖子砍烂了,肉砍烂了,伤口又宽又长,露出骨头啊!到现在还留着一个疤。 在陕西插队几年后,他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这赤脚医生不算“官儿”可也有 很大的权威。全大队600多人,就指着他一个人,很受尊重啊,谁都得跟他陪着好话, 生怕他看病时不仔细。 黄新亚是北医的子弟,在下乡前也稍微作了些准备,看了点儿医学书,还带下 去了注射器、听诊器。农民们看到他的那些现代化医学装备,就信了他会看病,他 也壮着胆,现学现看书,学中干,当起赤脚医生。 黄新亚那时当赤脚医生,可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是“实践与理论相 结合”,先实践,看着不合适再翻书。扎针灸,把哑巴扎好了几个,把聋子扎好了 不少。 现在他想起来还有点后怕,那时胆儿也太大了,扎生命中枢哑门穴居然敢下手, 反正人也皮实,一个也不死。还有,他打青霉素不做皮试,就那么打,也没死一个。 消毒根本不严格,做手术也把人救了。 当时有个知青,全身性淋巴肿大,都烂了,直流脓,全靠打青霉素维持。为了 他,黄新亚只能翻山越岭到城里去买青霉素。那时,必须持赤脚医生证书才能配供 青霉素。 且说这天,他从城里买了青霉素回来,一路急着赶路,走了二十里山路,前面 还有十几里山路,这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突然,觉得身后有小孩子哭的声音, 哪儿来的小孩? 他回头看看,没有看见人影。走两步,又听见哭声,再看,哎,怎么那么绿呢? 像两只绿眼睛。 他一边纳闷,一边还继续走。又走两步,觉得身后似有谁家的狗往外跑呢?大 概是条狗跟在后面吧,他又不慌不忙地走了三里路,猛然间,突然跳出一个念头: 呀,别是狼吧! 这一想,不禁头发都竖起来了!汗毛把衣服都乍起来了!再回头一看,果然是 一只狼尾随在身后! 这狼也怪,就那么一直跟着他,跟得他好近啊,他一直那么走,没显出发慌的 样子,它也一直没扑上来,只是不紧不慢地随着,他走,它也走,他站住看着它, 它也站住盯着他,“哧、哧、哧——”发出这种馋声,狼喘气时张着嘴,尖尖的牙 齿! 黄新亚心里有点发毛了。他常听村里老乡说,狼这东西吃人,专吃人的下水, 把人肚子扒开,那样子可惨了!想到这里,他的头皮一阵阵发麻。怎么办?打吧? 可黄土高原上,连块石头都没有。怎么打? 他想了想,把衣服脱下来,用衣服包住药箱,可劲儿地抢药箱。狼围着他在外 面转大圈,他在里面转小圈。他走一点,狼跟一点,跟了他十几里山路,最近的时 候也就三五米,一窜就上来了。 好不容易才走近村子。到了离他们村还有五里路的时候,黄新亚养的两条狗跑 出来接他,狼一瞧这阵势,一下子跑了。 这又是一难。这一回没伤着,但想起来,比前几回哪一次都觉得可怕,真险! 回到住处,同住的知青们看到他的脸色,都说:“你怎么面如土色啊?一点人 色儿都没有?” 他说,这回,才知道什么叫“跟黄土高原的颜色一样了”。 他躲过了这头恶狼的追击,到第二天,听到有传言,说这只在这一带很有名的 胡狼在别的村子附近,吃了一个又高又壮的婆姨。 人家都说黄新亚命大,其实,他后来想过,主要是他没发慌,他那么稳稳地走 路,把那头狼也弄得二二糊糊不敢冒进。 再一回遭难,还是动物,是蛇。 南方蛇多,陕北的黄土高坡上也有蛇,而且都是毒蛇。一次干了一天活,要收 工了,黄新亚在山上走到半截路时,一只脚一下子踩到一条蛇尾巴上,蛇翻过头来, 闪电般“叭”地咬他一口! 那蛇动作敏捷,咬了人后就“嗖”地跑了,吓得他“啊呀”一声跌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看自己的鞋,天哪,一只解放鞋的鞋底鞋帮都被咬穿了。 完了,让毒蛇咬伤了!他第一个念头是,离县城有几十里山路呢,抬到县城也 没命了。仔细一瞧,把趾甲扫去个边儿,身上一点伤也没有,没咬着肉!要是咬着 就完蛋了! 他把这也算成是一难。 后来,气愤的知青们把那条毒蛇打死了,吓得老乡直磕头,说是把龙给打死了, 要有旱灾。 一手抱孩子,一手拿书本,居然考了个全省的状元 在陕北插队两年多后,那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他开始找别的活法,就到别处去 找工作。中学时代的黄新亚是乒乓球队的队员,有一技之长,于是,他联系到青海 去打乒乓球。没想到,插了几年队,手脚都僵了,打乒乓球这点本事都废了,乒乓 球再也打不好了。 他还记得那天在延安体育馆出洋相的情景。那是几年后第一次打比赛,他还想 拉拉弧圈球,不料球拍子居然脱手了,像铁饼一样转起来上了房顶,卡在房顶的角 钢上,拍子没有了,球也打不成了。那笑话出的,大了! 乒乓球是不能打了,他就走到集中了2000多北京知青的青海拖拉机厂。到了拖 拉机厂还声明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去了铸造分机修车间,一口气当了7年修理 工。 黄新亚到了工厂,好歹比在黄土坡里种地要强一些,吃过大苦的人最珍惜来之 不易的这份工作。他干活不错,比那些从没下过乡的人强多了。他在车间成了技术 骨干,还当上省级的先进工作者。 当了工人,死神也没忘了找他的麻烦。 有一次,修天车,修完天车后把工具箱给丢在电盘里了。试车时通上电,试完 车以后忘了已经通电这码事,伸手就去拿工具箱,那上面可还有380伏的电呢!他一 下子从天车顶上给打出去,恰好下面有一根焊着的薄薄的钢条,奇了!单单就掉在 钢条上,被钢条卡住。如果稍微歪一点,黄新亚的小命就没了! 就这样,黄新亚这个北京知青,九死一生地从陕西农村走过来,从青海的大厂 里熬过来,熬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已经28岁了。 记得初得这个好消息时,他还很担心,因当时有个通知,报考年龄不得超过25 岁,又来一个通知,如果确实有专长,年龄可放宽至29岁。 黄新亚想了半天,他有什么专长?灵机一动,把他在《陕西日报》等报纸杂志 上发表的散文诗歌拿到厂部领导那里,问他们:“这算不算专长?” 领导点点头,承认是特长,说:“这可算是个事,那你就报文科吧。” 黄新亚想,自小他就有志愿,有理想。小的时候的志愿是想打乒乓球,中学时 的最高志愿是当数学家,下乡时更强烈的愿望是做医生。可现在呢,看来医生是当 不成了,数学家更不可能,眼下的光景,也只能将就着报文科。为了找出路,文科 就文科吧。 1977年12月正日开始考试,他是11月25日报的名。报名之后用六天的时间看书。 唉,连个课本都没有,还考什么大学呢! 只能现找书,满处乱打听,他好容易捞了几本来凑合着读。历史书,找了一本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地理,就是地图,那还有什么问题;政治课好办,那 时候都兴讲政治,国家大事国际形势还不知道吗?就连十几年前学过的毛主席语录, 现在也还能背得一溜够,大批判文章写得滚瓜烂熟,还考不了政治?至于数学,更 是他的专长啊,他在初中时就参加北京市数学竞赛。 还有个麻烦事,那阵子,他的孩子才出生不久,当了父亲的黄新亚只得身兼双 功,复习时,一手抱着刚出生的女儿,一手拿书。 有意思的是黄新亚的妻子,她是下一届考大学,考78级。她办法就多了,在刚 会爬的女儿的四周拿糖码成一圈长城,让女儿挑糖吃,就这样,挤出一点时间看书。 只花六天时间,黄新亚居然考出了高分。那天一发分数,他自己也闹傻了,没 想到他闹了个青海省高考状元。 那时的《人民日报》曾选登了全国高考的三篇作文,其中就有他的一篇《一万 年太久,只争朝夕》。 他的成绩单上,一片光明的数字:数学100,史地78,政治62,语文自然也是高 分,平均83分半。 可是,到了发录取通知书时,却没他。 黄新亚气愤了!去找招生办的领导,质问他们:“凭什么比我分数低的人北大 也去清华也去了,怎么就没我的份儿呢?” 他报的是北大,却没有录取,北大的老师私下跟他说:“我们想要你,但省里 不给档案。” 他又去找招生办的人论理,那儿的人跟他说了实话:“省委下达指示,人才不 能外流,要把人才留在我们本省。” 原来,这年考大学的,文科前40名,理科前60名,一数全是北京知青,青海本 省的子弟分数在后,青海省的头头们可惜人才,便下了指令,把考在前面的北京知 青留住,倒让本省考在后面的考生去了北大清华。 北大没戏了,外地的学校都招完了,剩下本省的学校。于是招生办的人对他说: “你随便挑吧。” 有幸恢复高考,却只有文科一条路可选;有幸考上大学,却只有一条道儿可选, 黄新亚无奈,只好屈服了。 文科,在当地除了青海师大,无学可上。他只好上了青海师大中文系。 九死一生,历尽坎坷,黄新亚终于返回校园。这是他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机。后 来,他认识的美国的一个朋友曾对他说:“中国‘77’级的大学生是世界上最好的 大学生。” 黄新亚比外国朋友更能体会“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生”这样的赞词是建筑在什么 基础上的。因为这批人压得太深,吃的苦太多,从1966年到1977年,压了整整11年! 其中许多人甚至没能熬过来,倒在苦苦挣扎的路途上了。 积了11年的中学生,大多数是过了本科生年岁的人,一下子都来考大学,甭管 题出得多简单,让大家竞争一次,全国录取的比例是十分之一。能够上来的,都是 压出来的,磨炼出来的,与命运拼搏出来的。 刚上青海师大的时候,还有股子“左”风,大学一年级,他们这些人还得去学 农。天晓得,他黄新亚还用学农吗? 他们到青海黄南州去学农,收麦子。到了那边,他惊喜不已,啊,可到黄河源 头了!历尽苦难浪漫不改,他一人悄悄地到九曲黄河之地看黄河去了。 没想到,黄河可不那么欢迎他。他把裤腿一挽,站到黄河水里,脑子里才想起 “九曲黄河万里沙”那句诗。不料,脚下的水一阵冰凉,腿肚子抽筋,一下子摔在 黄河里。水不深,但急得能把人冲走。他的身子顺着急湍的水流“呼、呼”地冲下 去,不知冲了多远,最后冲到一个漩涡里…… 当时,他已经被冻得没有一丝力气,脑子里却很清楚,只是委屈地想,妈的, 这回完了,又要没命了!才上大学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这可真叫冤呢…… 也许黄河只是想与他开个玩笑吧,突然,那急流又“咣”地一下子把他旋上来, 猛地甩在岸上!居然又没什么事了。 这是在夏天,黄河水竟是那么地冰寒刺骨。浑身湿淋淋的他,像个傻瓜似地瘫 在岸上冻得直打哆嗦。他一边哆嗦一边想,看来,这是死神最后一次跟我玩这种死 亡游戏了。 上了大学,他感到自己终于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吃过苦的人最懂得甜的 滋味。只有从“老三届”到“新三届”这一代人,能懂得上大学是一种难得的权利, 也只有他们这一代人,更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权利,只有这一代人,更会运用这种权 利很好地发展自己。 走进了大学校门,黄新亚便感自己如同变了一个人似的。班上年龄最大的和年 龄最小的相差12岁。老三届的这一批,亡羊补牢,要把损失的这十年时间补回来, 年轻的这一拨儿,唯恐落后,想赶上老的这批。 竞争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每天晚上,他一般是1点多离开教室,与同学们比较 起来,还算是离开教室比较早的,有些同学要埋头学习到3点多才离开教室,每天如 此,从不间断,第二天早上8点还要上课! 他们班办了一个民办的大学生刊物《求索》,油印本,参加了“77级”大学生 民办刊物的联网,相互交换,北大有《未名湖》、北京师大有《初航》、西北大学 有《期望》、陕师大有《渭水》,“77”同学的一些小说、散文、诗歌首先发表在 这些民办刊物上,好不热闹。 那时黄新亚干劲十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除了民办刊物,他还开始投稿,参 与“伤痕文学”的写作。有一回他发表了一篇小说,得到200元稿费。 发了小说后,干劲更足了,有一阵,他每天都在创作,有空就趴在桌上写呵写, 写出来就寄走,可过两天又厚厚的一沓给退回来。他也不在乎,马上换个信封寄到 别处去。 那时,各种思潮特多,校园里也整天热热闹闹的。他们几乎每个星期举行一次 讨论会或者座谈会,比如关于历史动力的讨论会,关于张志新的讨论会,关于中国 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会,等等,思想非常活跃。 有一回,黄新亚参加了“关于历史动力”的讨论会,写了一篇论文《农民战争 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他是有感于现代中国的革命史,写下这篇文章的。 毛主席不是说农民的战争农民的起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吗?可他这篇文章则讲, 中国之所以长期延续封建社会,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多,农民起义是历 史前进的动力,同时又是历史前进的阻力,农民战争一方面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 一方面又修补了封建生产关系。 后来,这篇论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这可是破天荒的事。他们那个学校 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这下子把本校所有 的老师看得目瞪口呆。 黄新亚这么有能耐,让他光读书可有点大材小用。所以,他才上了两年中文系, 到1979年,校方便把他抽出来教书了,让他教中文系的77、78、79三个年级,他的 同学又是他的学生。其实中文系的师资力量挺强的,就是为了选拔人才嘛。 这种奇特情况,也只有在那种年代才可能出现。黄新亚这样的学生,一方面是 不幸的,一方面又有一种特别的才能,早早地成熟了。学校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一批 人,因此这批人中的很多人早早就已在艰难中自行成才了。 后来黄新亚回想起来,学校待他还是很不错的,给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一 面在中文系教书,一面在历史系读书;作为学生中的老师,连续三次参加了全国性 的学术讨论会,在唐史研究会上,他写了一篇论文,专家学者给了很高的评价。 就因为写了这篇论文,受到好评,结果到1981年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就鬼迷心 窍地选择了陕西师大唐文专业。从此,他就一头钻进了历史的故纸堆里,与各种历 史人物与史实打起交道来了。 后来,就又发生了一次生死之祸。黄新亚想到这事,便总也想不通,不知为什 么的,他这一生中,与死神较量的机会实在太多了一点。上大学,做起学者后,他 还不时地要让死神捉弄一回。 单说最近的一次,也够悬的。 这是在1996年,他要为一部关于敦煌的电视片撰稿,所以1995年9月的时候,朋 友约他去一趟敦煌。本来他不想去。但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当年插队时 的一个老乡的儿子在电话里说,他爸爸病了,肺癌。他们二十多年没联系了,人家 有难,想起了咱北京知青,是个情分啊。 他就对那老乡说:“那就到西安治吧,延安的条件肯定不行的。我给找个医生, 钱嘛,我来筹集。”于是,他在插友们中募捐,大家凑了20000多元钱。 去了敦煌以后,他没有同大家在10月10日回北京,而是独自一人提前赶到西安。 老乡父子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一查,肺癌已是晚期。医生建议,赶紧做手术,还 有一线希望。 但是,说是这么说,那些医生们谁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为什么不做呢?他细 问了一下,如果在省医院做手术需要费用30000多元钱,医生们也许是怕这个穷乡下 人到时候付不起钱。 他问:“谁是省里的一把刀?”打听到是省医院61岁的外科主任。他就去找那 位大夫!于是,他贸然闯上门去,对老大夫讲,他与病人非亲非故,只因是插队时 结下的友谊。 他的一番话,把老大夫给感动了,说:“这个手术我来做,我带着省医院的人 马到属于二类医院的交通医院去做,手术费用可以省点,有20000多元就够了。” 于是,10月3日配血,10月4日手术。老乡还是AB型的血,不好找,但交通医院 院长也被感动了,亲自布置四处去找血。 手术安排得挺好。完了事,第二天他就准备回北京了,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呢, 包括他撰稿的电视片《长征,世纪丰碑》等着他回去敲定。 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来了个老板,挺热情地说:“我给你找辆车,送你回北 京。”约好第二天早晨6点走,结果司机5点钟就来了,揉着眼睛说:“怕起晚了, 一夜没敢睡觉。” 快上高速公路了,在离收费处一二百米的地方,眼瞅着前面50米有一辆红色的 车,车后挂着个挂斗,拉着个水箱。他坐在后排座上都看见了,司机还看不见?离 红车还差十几米的时候,他一看,怎么不减速,还在往前冲啊?说了句:“哎,怎 么不踩闸啊?” 他的话音没落,已经撞上去了,刹那间他还没忘了看一下表,80迈的速度。把 人家的汽车拦腰撞成两截! 他的头撞上去了,胸和肚子贴在前面的椅子背上,胸和腰砸坏了,伤痕累累。 司机这边坐的兰州军区加油站站长,一头把玻璃撞碎了,脑勺“呼呼”地流血,坐 在他旁边的油料处处长,腿上“嚓嚓”几道伤,也是鲜血直流。 红车拉的水箱砸到他们的车顶上,捅下来一块角钢,正好把司机的头发噌去, 留下几道血印子,也怪,就数司机最危险,也就数他最没事儿。他们都爬出去了, 他伤得最重,动不了,人们把他抬了出去。 幸好是快到收费站了,车开始减速,要是上了高速公路,开到100迈,还不全交 代进去了! 他遇到的难够多的了,有人给他算过命,30岁以后就没有难了,况且这次是做 善事,怎么又遇上祸了妮? 窝里斗起来了,她与男友先闹崩了 对于朱维红来说,“文革”与下乡插队那一漫长的人生经历似乎就是一场遥远 的梦。它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给他们那一代人留下的 都是一辈子难以混灭的烙印。尤其是女性,在那场人生磨难中,曾有过多少苦涩的 故事? 朱维红不喜欢有人说的“知青自恋情结”。已经有一些年纪的她,常感慨地说: 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是沉甸甸的一页。那时的我们,实际上都是想为我们的祖国 分解重负。但是很可惜,人的命运并不都攥在自己的手中,至少在那十年动乱期间, 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朱维红离开校门时刚刚高中毕业,不到二十岁,等她再次跨进大学门坎,已整 整30岁了。那时的她,早已经结婚成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的两个孩子正在需要 母亲呵护的时候,一个5岁,一个才3岁。作为一个拖家带口的女人,怎么离得开家 庭与孩子? 但朱维红心里的那个大学梦,却比这一切现实都更加沉重,更加执着。多少个 白天,多少个不眠之夜,心里想的盼的,不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吗?于是,身为妻 子与母亲的她,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志气,硬是走过了那道道难关,重新给自 己的人生作了定位。 时过境迁,重新安定下来的朱维红,回想求学之路,那前前后后的全过程,有 说不尽的酸甜苦辣。 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朱维红觉得似乎总是与书联在一起的。她从小爱看书,看 得多,忘得快,属于不求甚解的嗜读癖。她家离北京市少年宫图书馆不远,她三天 两头逮空儿就往那儿跑,时间长了,那儿的辅导员都认识她了,喜欢这个喜爱看书 的女孩子,有时就拉着她一起说说话,还热情地指导她读好书。 她所在的景山学校,特别重视古典文学教育。老师让他们每天背一篇《古文观 止》或猛子释注》中的短文或章节,不过这些“童子功”经过漫长年月到现在,朱 维红已忘得精光。 然而,书本知识却潜移默化地造就了她。那本当时人人爱读的苏联小说《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她读了一遍又一遍,小说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影响了她的人 生观,使她在人生之旅,追求上进,不甘平庸。 人在很多时候其实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有时,环境造就人,有时,性格也能 决定人的命运。朱维红感到:要强的心人人有之,关键是自己认不认命。人在倒霉 的时候,极易认命,认了命就意味着放弃追求与搏击。人认命,像保尔·柯察金那 样,即使连自己的身体都背叛了自己,心犹不死,又是一番景象。 1966年,朱维红高中毕业。毕业考试已毕,她按父母的意愿打算考医学院,将 来当一名医生。她自信,即使考不上重点大学,普通高校也会有她个位置的。可那 一年一切都乱了套,举国上下竟再也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而且一乱就是整整十 个年头。 千千万万个青年学生,刚开始还气昂昂地呼叫:“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 我们的国家……”后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了。升学无望,就业无门,渴望 当兵更无门路,唯一肯敞着大门接纳他们的,就是农村和边疆。“ 朱维红属于自觉自愿自讨苦吃的那批知青。一来在学校“造反”和打“派仗” 伤了同学之间的感情,腻烦了那无所事事的生活,渴望到农村去改天换地,有所作 为;二来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思想基础,坚信人定胜天,而无“天杀我也”的 精神准备,以为农民都像电影、小说里描绘的那般可爱。 种种对农村生活的理想主义想象,来自于过去读过的小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是榜样的力量。有一天,朱维红的男友拿来一张小报,上面介绍有个叫蔡立坚的女 同学,串联路过偏僻的山乡杜家山,就只身去了那儿,而且干得很红火。 就这一份小报,立即把朱维红的热情煽得火热。别人能行,我为什么就不能行 呢?于是,她信誓旦旦,也串上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学着蔡立坚的样,也要在穷 乡僻壤画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若不是插队,她根本无法想象在太行山中还藏着这样个袖珍型的小村落。 她插队的村叫杏林塔,村里只有两户人家,总共五口人。那两对夫妇都上了年 纪,小男孩儿只有11岁,村里没有青壮年,朱维红他们去了,才算得有了几个。 他们所居的山头儿四面环山,倘若选一个最高峰攀上去,放眼远望,山连山, 山套山,重重叠叠,一望无际。这地方若偶然来游玩,必会觉得大气磅礴,但是让 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国在里面重复一种枯燥、乏味的原始劳动,就会觉得生命 的活力被窒息。 人是社会性动物,渴望交流,渴望认同是一种本能。何况他们来自文明的大都 市,是有知识的青年人。可是,一旦置身这精神荒漠中,那种痛苦与寂寞真是难以 诉说呵! 这个深山沟里,平时很少有人来,许多天里,偶尔才有人从对面山上路过,这 也算得一件喜事,于是隔着老远,他们都要大声呼喊着打招呼。除此之外,就是收 工之后,翻山越岭地去大队、小队开会,取信取报纸,这就是与外界保持的所有交 流,一直如此。 他们知青团伙是村里的大户,鼎盛时期有9个人。坚持到底的只有5个人。刚开 始人心很齐,生气勃勃,干活儿铆着劲儿,生活有点像原始共产主义,有唱有笑, 合着一个锅里吃。 可是后来渐渐就怨气丛生,彼此对立到近在咫尺却能几天不说话,如果说话, 话里都“含棒子夹枪”的,唯恐斗不起对方的火儿。现在朱维红回想起来,这些矛 盾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儿像夫妻过日子,彼此距离太近,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冲突, 却又难以调和抹平。而在当时,这种不团结现象可把她恼透了。 因她是到这里来插队的“始作俑者”,她年龄又长,有责任把众人团结在一起, 可事实上,她又常沦为众矢之的。 那年冬天,矛盾终于公开化,激烈化了。她和男友闹翻了,中断了初恋,其他 插友们又四分五裂,东奔西走。在此难关口,偏偏她的母亲又猝然而去,母亲这年 才47岁呵,就突然病逝了。 朱维红心头泛起的尽是苦涩和被命运抛弃的凄楚。带着一种深深的失望,独自 在荒山上吟唱着她改了词的《智取威虎山》李勇奇母亲的那一段:“天寒地冻病缠 身,又忧又虑包袱沉,没娘的孩子谁过问……” 山风吹绿了田野,又吹黄了庄稼,然后再把千山万壑“剃”成了光头。她前顾 茫茫,后看亦是茫然,在这种情况下,终于厌倦了这种毫无起色的山民生活,看破 了理想主义的那一层镀金的光彩。 多年以后,再回想那时的下乡生活,朱维红觉得当时接触的农村干部倒还都不 错。他们质朴无华、勤劳忍耐,对她这个女知青干部也还算照顾。但是,深山里的 农民,他们距离现代文明太远,实在给不了知青们什么“再教育”。也不理解他们 为什么要放弃北京,寻到这山旮旯里受苦。 山民们自有他们的生活哲学,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省灯油,天一黑就 早早上炕。跟外界没有什么接触,也就没有那许多烦恼。他们教育朱维红的,只有 那种认命的生活逻辑,可是她不愿意被他们“同化”。 也有过知青与当地人“结合”的范本。 朱维红所在那个大队,有个军队干部出身的女知青,嫁给了个土头土脑的当地 农民,在当时很是引起轰动,其实这也是无奈中的女人寻找解脱的一种办法。有一 回朱维红遇见那个知青,没说两句话,那人便哭得说不出话了。 另有位同学在杏林塔呆不下去了,挪到别的知青点,还不合群,招工又因家庭 问题受挫,一气之下自杀了,她也是寻找最后的一种解脱。 这两件事让朱维红十分伤心,但不能说。她在那年头,苦闷之极时,也感到活 得没意思,有过一闪念的“活着真没意思”的想法,但她最后还是强撑着,不敢自 暴自弃。 在那时候,谁也不敢怀疑“文革”,不敢奢望插队的知青今后会另有安排,苦 闷时,唯有读《毛泽东选集》,一遍遍地读,指望从中汲取些精神力量。当时油灯 下的苦读,确实教她受益。 读着毛选,她偶然会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她是不 是该读完了医科大学,走向了北京的某个大医院,譬如协和医院、北京总医院,在 那儿当了一名儿科大夫?想着想着,眼泪就禁不住地淌了下来…… 熬了几年,终于有了一丝光明。1971年4月,她被县商业局招工了,分到了县蔬 菜公司。招工是一种无奈的出路,因为你被招进那个小地方,有了工作,就得是那 儿的人,以后再要回北京,再想上学、参军,都不太可能了。但那时朱维红的心情 却是只要能离开杏林塔,干什么都行。 蔬菜公司是商业系统最差的一个部门。商业系统的人说他们是“烂菜公司”, 很是有些歧视他们。他们这支队伍云集的尽是小商小贩、家庭妇女和连初中都没有 毕业的小青年,有高中学历的仅两个人,朱维红是其中之一。 蔬菜公司的头儿一眼就看出来,朱维红这个人不那么好驾驭。她凡事有主见, 好发表意见,又不爱鞍前马后地围着领导转,自然给领导的印象不佳。她站了一个 月的柜台,又被打发下乡,搞“路线教育”,后来以工代干留在办公室。 蔬菜公司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没完没了地开会,早上天天读,下班天天会。 那会开起来没完没了,让你饿着肚子听说教,不到九十点钟不放你下班。 再就是没完没了地加班劳动,很少让踏踏实实地歇星期天。因为她是单身,哪 怕只有一个女人去卖苦力的活儿,也必是她。她并不怵这类劳动,这些营生比插队 时干的活儿轻多了,但是,她受不了这种“耗”。当看到别的女同事怀孕、奶娃娃, 都能借此理由逃避一下这类差遣时,她突然也那么渴望成个家了。 是的,此时的她已经二十大几了,在那地方这种年龄再不结婚嫁人,人家都会 怀疑你生理上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朱维红在蔬菜公司呆了两三年,似乎已对前景看 得很淡,有好长时间没读过一本书,不再期望上大学了。于是,就想找个好男人, 结婚成家,生孩子,过日子。 她和丈夫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不是理想的婚姻模式,但经过底层生活的磨难 和感情挫折,她已经少了浪漫色彩,多了理智地处事。那男人还不错,人老实、有 学历、真心待她,即使性格情趣上面有些差异,她也认了。 两个人相识一年后就结了婚,进入婚姻的必然程序。从此,她像公司大多数女 人那样,怀孕、生孩子、迟到早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过去读的书,全都“就” 粥“喝”了。 他们这个班有100多人,可谓“四世同堂” 她浑浑噩噩地这么过了几年,没想到还会有恢复高考这一天! 那天,她偶尔读报纸,从报纸上获悉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的喜讯,冷了多年的 那颗心又热了起来,大学梦再次出现在心头。 唉,真叫书到用时方恨少。由于隔了十几年,近些年只顾忙于工作与家务,几 乎没看什么书,要想把扔了多年的书本再捡起来,还真叫难呵!翻开那些教科书, 原本就学得吃力的三角函数、解析几何全忘了,过去背得滚瓜烂熟的外语,也只残 存了一鳞半爪…… 她大胆地报了名,要在三十岁年纪考大学,这事又成了新闻,周围的人见了她 都说这件事,口头上在恭维,实际上有许多人却是等着看笑话的。而单位的头儿在 这时又格外“关照”她,让她到门市部顶班劳动。 朱维红的倔劲儿上来了,偏要去考,有一分希望,就得百倍努力。你想卡我, 想看我的笑话,那就试试看! 她找到那位头儿,对他说:“我不信没有我站柜台,门市部就会歇业!”她声 称如果不准她假,她就向上级反映,幸亏这个头儿偏在这时也遇到了棘手的事。于 是,她胜了,得到了半个月的假期。 半个月的假期里,要拣起荒疏多年的功课,可不那么容易。为了提高效率,她 的弦不敢绷得太紧。看书看得头昏脑胀,实在“灌”不进去的时候,就睡一小党, 一小觉醒来,不管是白天黑夜,起身又背功课。 还亏得有丈夫帮忙。她丈夫那时候出了不少力,东奔西颠地也为老婆考大学着 忙,替她四处借旧课本,可又不好意思说是老婆要考大学。在这段时间里,过去很 少做家务的大男人很认真地看孩子、做家务,还为朱维红讲解数学题。最后又和孩 子一起送她去上学。 年过三十的女大学生走进校门,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呵! 等她把铺盖卷扔在集体宿舍的床上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里原本是 该十几年前就走进来的,她在人生路上多转了一个大圈,才又回到这条路上。她从 小锅小灶,又回到吃食堂的大锅饭了。这就是她曾日思夜想的大学,十几年过去了, 似乎还是那个老样子,校园里还是50年代的设备,厕所经常堵塞,一进楼就闻到一 股臭气…… 他们这个班有100多人,可谓“四代同堂”,有1966年高中毕业的,有1966年初 中毕业的,有1966年小学毕业的,还有1966年才幼儿园毕业的。她在这里理所当然 的就是老大姐了。 唉,有时她真恨自己为什么不是才二十岁。最让人嫉妒的是那些小女生,她们 的年龄比朱维红小一轮;一个个青春横溢,朝气逼人。像她这样年龄大的女生有4个, 又数她的孩子多,经济负担重。现在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过去的已成为历史, 未来正取决于他们的努力。 朱维红此时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经浩劫,正百废待兴,渴求人才,虽说将 来不愁毕业,但能否学到真本事,还在于自己。她只有把30岁当20岁过,珍惜这重 新获得的学习机会。 虽说自己的条件在班里属倒数第一,她也不愿意给人家“垫底儿”,除学习外, 还积极参加校园里的各种活动。 上体育课时,她虽然自谑‘老胳膊老腿儿,赛过钢筋棍儿”,但还是十分认真 地遵照比她年轻的体育老师发出的指令,跳高、跳马、长跑、短跑。有一次为了达 标,她一口气跑了800米,跑下来满口血腥味儿……值得骄傲的是,她的体育成绩不 逊于小妹妹们。 毕业分配之际,据说有人查阅了全班同学的考试成绩,她居然名列第11名。她 不仅获得一纸文凭,更恢复了对未来的自信。 大学毕业,她离开山西,来到父亲所在的南京。南京是个文化古城,各方面条 件比山西强得多。但是,对她这样一个拖儿带女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情况却不那么 乐观了。 新的单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热情。一听她有两个孩子,又是两地分居,还没 有住房,就把她视作包袱推之惟恐不及。后来是迫于压力接纳了她。这个单位人际 关系又比较复杂,他们已把初来乍到的她划入了某一派。她不愿再重蹈蔬菜公司违 心作人的覆辙,只待了几个月就调走了。 此后,朱维红便进入人生的又一种历程,开始了教师生涯。这并不是她当年的 人生目标,那时她是想当医生,但现在,她觉得做一个教师也很不错,至少她可称 得在为人师表。 当教师最大的好处是相对地独立和自由。自由在于不坐班和每年有两个假期; 独立在于不用曲意逢迎领导,你可以较大可能地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性,当教师, 只要能教好学生,这就是你的本事。 朱维红去的不是普通学校,而是一所戏曲学校,教的这班学生不同于一般学生, 有时还真叫人挠头。她的这些学生全是学艺的,小学二三年级时就被招进来,文化 底子浅,又不爱学文化。他们对专业老师毕恭毕敬,根本不把文化教师放在眼里, 一堂课里,不定爆出什么把戏。按她的水平,教他们历史课绰绰有余,可一上课就 受憋,简直不可理喻! 为了教好学生,加强勾通,培养共同语言,她在业余时间常常去看他们排戏。 那时,她儿子才上小学三年级,丈夫还没调来,她只能把孩子独自锁在家里,让他 作完功课就睡觉。她呢,从很远的地方赶到戏校的排练场。 说实在的,朱维红不太爱看戏,受不了京剧那套锣鼓家伙振耳欲聋的效果,也 不欣赏那样慢慢吞吞的表演阵式,坐在剧场里形同受罪。可她从浓妆重彩中辨认出 自己的学生,看到他们眼波流慧。字正腔圆的表演时,又觉得不虚此行。 看他们的彩排多了,跟他们可交流的内容也多了,渐渐地,她的课也上得顺畅 了。 教书之余,她喜欢泡图书馆。她总觉得自己这个年龄应该出成果了,不能再蹉 跎,而站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面前,她还是贫乏的。在没有课的日子里,她就整天坐 在省图书馆里,买个面包就算一顿饭。 这时候,她想到要写小说了。那阵子,知青小说频有佳作,她被感染,又感到 尚未说出她熟悉的那种生活。比如他们的杏林塔,比如他们这群拖儿带女的“老” 大学生等等。写他们这代人经历感受的一切,也是记录了这段历史。 文学之路曾经很拥塞,不少人被自然淘汰。爬格子并不浪漫,用心血铺成的稿 子,往往都成为自生自灭的垃圾,用虚荣心和名利诱惑支撑的创作动机,是受不了 这冷遇和排斥的。 她的处女作《啊,文凭》发表在1985年的《雨花》上。内容是写一个女知青为 一纸文凭艰难搏击的历程。她的文学手法是稚拙的,根本不懂得剪裁,恨不能把生 活中的素材统统用上。 第一次的成功,膨胀了她的写作欲望,她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 了,于是连连不断地写稿投稿,但杂志编辑总是委婉拒绝她,她甚至又怀疑自己是 不是这块料了。 恰在此时,学校把她调到办公室工作,含有“第三梯队”的意思。她太了解自 己了,中等的智商,过于强调独立的人格,既不会在官场周旋,又不会见风使舵。 何必为一顶“乌纱帽”放弃自己长处呢?她对领导实话实说,在“提拔重用”面前, 当了逃兵。 1986年初,朱维红调入省党校任教。她在党校教师队伍中没有什么优势。上有 年资很高的老教师,周围有同是大风大浪中闯荡过来已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同龄人, 后边又是后生可畏的年轻本科生。她的专业属冷门,课时不多,博彩也难。 党校的学员有其特点,来到这里学习的干部大多有学历,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 实践经验,自我感觉良好,听课也比较挑剔。在这里,学员经常要给教员打分,如 果被学员们认为教学效果不佳,就很难再有登讲台的机会。有时,从讲台上看到学 员那漫不经心的表情,就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作为教师,要强的朱维红当然不愿被学员打低分儿。为了争这口气,她在每次 上课前,都用许多精力充分备课,提前进入角色。 朱维红有一个特点,讲话的频率快,不会拖腔拖调,这样不歇气儿地讲3节课, 很吃亏,要准备超常量的教案,一不留神,讲空了时间就很尴尬。所以,她很注意 这点,每逢课间的空当儿,她还见缝插针地和学员们聊一聊,征询意见。这样下来, 3节课比平时一周说的话还要多。下课之后,唇干舌燥、精疲力竭。好在那些有知识 水平的学员非常好,很珍惜她这份劳动。 除了教学任务外,党校还规定每个教师每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要搞调 查研究。调查研究倒不怵,难的是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纯理论的文章更难做。 现在,搞理论的作者很难,有时辛辛苦苦地出了一本书,出版社还要规定作者包销 多少本,谁看见堆在家里那新新的书心里不犯堵?他们写理论书,不仅稿费无着, 还很可能欠一大笔印刷费。 虽然出版文章有诸多难处,但只要是平等竞争,她都愿试一试。她试着写各类 文章:报告文学、社会纪实、散文、小说,编写教科书和词典等等。 他们党校的图书馆得天独厚。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教师可以进书库随意翻阅。 每进图书馆楼,她都感到自己一贫如洗。她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贪多嚼不烂地大饱 眼福了,而是有选择地扎扎实实细读。 和书相伴的写作,不再是应付学校的苦差,也不是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了。她有 感而发,有激情就写。发表了不再欣喜若狂,被“毙”了也不再垂头丧气。写作变 成了她的精神需求。 南京夏天热得人几乎七窍生烟,写字时胳膊肘被汗水粘在桌上;冬日室内外温 度相差无几,冷气从脚底弥漫到腿骨缝。她“爬格子”最喜欢熬夜,耗的是精血, 冷淡了家人,马虎了当主妇的职责。她硬是用自己的作品,敲开了一家家刊物的门。 她最得意的倒更是自己另一部作品:儿子已成为南京大学热闹专业的学生,女 儿今年也要搏击,准备考大学了。这时候,她常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让他们不要 梦想七色花。 转眼间,人到中年,朱维红抚今追昔,总感到命运这东西怪得很,似有似无。 有时你期望得很多,它给予你的却很少;有时你完全绝望了,它偏偏又叫你死灰复 燃;有时它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但两种选择同样残酷。人,只有勇敢地抬起头向 前走。命运给她们的种种磨难,也恰是他们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