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魔方世界 引言 当我伫立在黄山“人”字瀑前,灵魂为之震颤:聆听那轰轰隆隆的呐喊、潇潇 洒洒的跌落,我深刻体验到一种生命的壮美; 当我仰视长空列阵的雁行,心为之激荡:观赏那铺写“人”字的雄奇、欢歌庄 严的历程,我深刻领悟到一种生命的高阔; 人的生命犹若暗夜蓬蓬不息的篝火、黎明喷薄跃起的日轮、春日划破坚冰的溪 流……古往今来,生生灭灭,多少诗章为之沤歌,为之赞颂,为之扼腕击节,为之 长歌浩叹! 忽一日,人类却为自身生命的繁衍而忧心忡仲,而做起悲哀的篇什…… 因职业的缘由,我的生命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列车上飞机上轮 船上延伸;我的精气神力一次又一次地在人海里耗费——太挤了,太累了,碰碰磕 磕,疲惫倦怠,于是,我便也加入了这和声愈众的关于“人”的大合唱。 歌声是苦涩的,焦灼的,真挚的——为了今天,更为了明天! 1990年5月25日 一 历史:背负沉重的十字架 这是一则真实的历史故事—— 1862年,在太平洋塔希提岛附近有一条商船,三只老鼠从船上溜到了岸上,垦 荒者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将会引起什么后果。几年后,当老鼠大量繁殖起来,使岛上 居民觉得这是个灾难的时候,人们才依稀想起有过三只老鼠上岸的事。 有位法国商人听说了塔希提岛上的灾难,便给岛上送去了500只猫。猫吃完了所 有的老鼠,不甘心呆在屋里了,便窜去了野地里,繁衍开来,成为一群群野猫,抓 禽鸟吃,又捕食鱼类,使岛上的生物圈陷于一片失调和混乱……垦荒者们力图竭尽 全力扑灭野猫,但为时已晚,终归失败了。1881年,全体居民只好卷起铺盖撤离塔 希提岛,一走了事…… 历史是严酷的,耐人寻味的——累积的历史终究要进行总清算! 人类自身的繁衍史,同样无法回避这一历史规律! 1 人口史上的第一块黄牌警告 公元一千七百八十九年。 正当欧洲西部的法兰西大地急剧震荡,首府巴黎第三等级的市民们发布著名的 《网球场宣言》,继而车辚辚、马啸啸,以狂飚突进之势一举攻占巴士底狱时;而 以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一水相望的英伦三岛上,一位年轻的风度翩翩的牧师兼 教授,却积多年的潜心研究而向社会交出了一篇5万余言的论文《论人口原理对社会 未来改革的影响》——此文后经作者有条不紊的扩展、延伸、修改、补正,一版再 版直到1826年出至第六种版本——这就是后世人们争论不休的煌煌巨著《人口论》。 这位年轻的牧师、教授、经济学家名叫汤姆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年轻的马尔萨斯在他的论著里纵横捭阖、恣肆放言。马氏有如哥白布发现了新 大陆,他断言宣称:如不遇到阻碍,人口繁衍将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社会所能提供 给予人们的生活资料,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因之人口的 增长速度将远远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马氏的立论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人 口将按下列的比数增加:1、2、4、8。16、32、64、128、256……而生活资料则按 1、2、3、4、5。6、7、8、9……的比数增加。这样,在两个世纪之后,人口对生活 资料的比率将会是256比9;在三个世纪之后,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则成为4096比 13……” 马尔萨斯在提出这个惊人的发现之后,他进一步阐述:“人口繁殖力和土地生 产力这两个力,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法则,却必须继续使其结果保持平衡。” 到哪里去寻找“均衡原理”呢?马氏武断地认为,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 饥荒是减少人口及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决定性因素。在此,马尔萨斯一笔抹 煞了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同时也无视科学技术的进步。 自从万能的上帝创世纪,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禁果,人类便开始编撰一 部卷帙浩繁的生命诞生的美妙神话。 社会发展简史则告知人们这样的常识:当第一只在树上攀缘的类人猿跳落到地 下,抖抖地举起两只前脚,趔趄了一下,身子挺直了,站稳了,行走了,便开始了 一种全新的“人”的生活方式…… 元谋人来了! 佩尔德唐人来了! 罗台西亚人来了! 震旦人来了! 北京人来了! 也许是百年,也许是千年,也许是上百个世纪,也许是上千个世纪……山川裂 变,江河改向,星换斗移。人类生息繁衍,世世代代,周而复始,绵绵不绝,天经 地义。何曾有过谁来指东划西、说三道四? 马尔萨斯的一部《人口论》,不啻为一块巨石猝然投入一面平静的湖水,激起 狂波巨澜,叠涛涌浪。因它“一举粉碎了和谐宇宙的一切美好希望”,“推翻了人 类进步的前景,代之以贫瘠、阴沉和冷清的未来”,从而成了“人所必读,人人咒 骂”的魔书。《人口论》问世之初,在英伦三岛这个绅士之风拂拂于世的联合王国 里,竟然上至王侯贵族、下及庶民百姓无不发出一片“国骂”声,其情之汹其状之 烈,绝不亚于法兰西大地正刮起的十二级风暴。 显而易见,马尔萨斯的推算公式存在很大的谬误,时隔两个世纪后,我们并未 看到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出现可怕的256:9;同时,马氏开具的药方既无法为人 类所接受,也不能从根本上疗治病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流。 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源远流长的人口发展史上,马尔萨斯第一个出 示了“黄牌警告”。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尔萨斯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 2 历史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中国,这个以农耕繁衍的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赖以生存的华夏民族,这个自诩 为雄视千古四海称臣的“中央大国”,自从“盘古开天地”,历朝历代的开明君主 总是昭告世人广土众民,贤相良性总是鼓励百姓生息旺族,而百姓们居家过日子也 总盼着人丁兴盛、子孙满堂。 由五千年宗法封建传统文化浸润、孕育而成的中国人的生育价值观念是:多子 多孙多福。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中国人接受启蒙教育时就引以为自豪、耳熟能详的 教科书课文。 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人口当作一个社会问题、一门人文学科去探讨、去研究。 直至1949年新中国创建之初,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依然是一笔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的糊涂账…… 1953年4月3日,政务院正式颁布《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投入这项浩大的 调查工程的人数多达250万人。调查登记的结果表明: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时止, 全国人口总数为6亿零193万8035人,其中男性人口占51.82%,女性人口占48.18%, 城镇人口占13.26%,农村人口占86.74%,汉族人口占93.94%,少数民族人口占6. 06%,18岁以上成年人口占58.92%。显然,我国一度广为沿用的“六亿神州”的说 法,应该是始于此项全国性人口普查之后的。尽管第一次提出了准确的全国人口数 字,但这还仅仅是一堆静态的原始的数字,凭此人们仍然无法获知人口的出生率、 死亡率及增长率。 其时,北京西郊风光秀丽的燕南园13号蛰居着一位古稀老翁。在烽火连天的抗 战时期,此公身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曾面对国民党特务刺刀弹丸的恐吓拍案而 起——“我自横刀向天笑”!实为中外闻名的谔谔之士。现在,这位老叟以拳拳之 心老迈之躯却对“中国人口增长率”这一为尊者讳的一元一次方程式发生了浓厚的 兴趣。 此人便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 教授。 从1955年至1956年,马老先生先后数度返回原籍浙江省调查、考察人口变动情 况。在故园嵊县浦口镇,马老先生面对自己的侄儿、担任生产队会计的阿清,因一 连生下九个孩子家计十分贫寒艰辛的境况深感震惊:“哎呀,小萝卜头‘一大班’! 你是怎么搞的嘛?”马老先生不得不语重心长地对阿清说:“你生下这么多的孩子, 怎么照料他们的体质健康和读书学习呢?再说,生儿育女不能光为自己打算,也要 为国家打算,为民族打算!生下他们来,就要为他们负责到底呀!”当时这个生产 队每个劳动力平均只有一亩八分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马老先生又扳 着指头帮阿清算了一笔细账:“等你这九个‘小萝卜头’都长大成为劳动力,到那 时,那么多的人种这么少的地,劳动力多,工分值就要低,使用劳动力比使用机器 还要便宜,机器就用不上了。你看看,人多不是拖住了机械化的后腿吗?”尔后, 马老先生又风尘仆仆赶至上海,在上海国棉二厂等厂矿做起让工人们感到既新鲜又 迷惑不解的调查工作。马老先生的工作作风是踏实、细致、一丝不苟的,逐户走访, 谈心,召开座谈会,查阅有关资料,调查结果更是令马老先生大吃一惊:据初步推 算,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高达22%。 面对这一关乎国计民生民族兴衰的重大社会课题,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马寅初,他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更无权三缄其口。 马老先生性格耿直。他决定破门而出,奔走呼号。他先后找过多年故旧邵力子 先生,找过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孟余先生,找过在浙江大学时同窗的竺可祯先生,找 过同毛主席吟诗唱和的柳亚子先生,找过曾同自己在上海《联合晚报》上进行著名 的“二马对话”的马叙伦先生,他还找过《资本论》的译者。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 先生和我国著名的人口学家吴景超、陈达教授……他逢人便说:“我敢担保,过几 年,30%的净增率还是保守的呢……如果以年人口增长率30%计算,15年后我国人口 将达到九亿三千万,50年后将达到50亿!” 1955年7月5日至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浙 江小组会上,马寅初就控制人口增长问题作了专题发言。然而,代表们的反应如何 呢?今天的人们听了也许要捧腹大笑,当年的会上却是这样一种调门:“苏联是老 大哥,老大哥没谈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谈!” 也许每年1300万新出生的人口,对于百废待举的新中国,已经分明感觉到了不 堪承受的重负——当时的国家每年只能安置100万的就业人员,那么,多余的1200万 人,就将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因此,党和国家也不得不关注起人口增长与经济 发展不相适应的棘手问题。1956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一贯务实的周恩来总理 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第二个 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开展体育活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计划 生育。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于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 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限制。” 1957年3月31日,中华医学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会议的主持者、从 闽西汀江畔教会“福音医院”投身革命后长期担任毛主席保健医生的傅连湾刚刚讲 完委员会的宗旨,马寅初便急不可待地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在用几年来亲自调查所 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有理有据地论证了我国搞好节制生育的重要意义后,马老先生慷 慨陈词:“控制人口必须用政治力量才能达到,控制人口必须要由政府来做,这件 事也只有我们这个政府做得到。因为要做好这件事的政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 个必须是强有力的,一个必须是人民拥护的。我们的政府是具有这两个条件的。” 一个月后,兴致勃勃的马寅初在北大燕南园自己的寓所里接受了《文汇报》驻 京记者的采访,他希望通过记者的笔进一步将自己的观点申布于天下。新春伊始, 他曾亲耳聆听周总理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 阶级的一部分”。为了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 应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更如和煦春风: 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 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 斗。气氛是祥和的,关系是融洽的。此时的马寅初,以童稚般的纯真、春日杨柳吐 绿般的柔情对记者说道:“当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深得人心,过去多 少不敢谈和不能谈的问题都开始涉猎了,今后政治的民主。学术的繁荣是可以翘首 以待的呀……” 其时,费孝通、陈达、吴景超、陈长蘅、孙本文、赵承信、全慰天等专家、教 授,也纷纷在报刊上撰文强调,必须通过试行节育和晚婚,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 的自然增长率,以期达到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有计划地协调发展。 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正式将自己多年潜心研 究的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以书面形式递交大会——他有如捧出了自己的一颗心。 7月5日,《人民日报》第11版整版篇幅(当时的《人民日报》共有12块版)以 《新人口论》为标题、以“马寅初的书面发言”为副标题,全文刊发了这篇振聋发 聩的长文。 《新人口论》共分为十个部分—— 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 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 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 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十、几点建议 另加《说明》:附表一、附表二,详细罗列农民、工人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 财富,以及1953—1955年国营、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企业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固 定资产等一系列阿拉伯数字。 通读《新人口论》,你能强烈感觉到马老先生的赤子之心。报国之志,其势如 醍醐灌顶,其状似酒热衷肠。 与此同时,你还会感觉到,马老先生已是十分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踩钢绳, 在文章的十个部分中,专门拿出两个部分的篇幅来全力阐述、划清此马(马寅初) 与彼马(马尔萨斯)的界线。可谓用心良苦矣! 然而,马寅初还是踩响了地雷。 1957年那个燥热的夏季。 中国的这艘艨艟巨舰似乎突然掉转了航向,离开平缓的江面,冲向激流险滩, 船体发生剧烈的摇荡,船上的不少人被纷纷摇落水中。马寅初这个童心未泯的古稀 老翁也成了不幸的落水人!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信号。 仅仅过去三个月零几天,同一家《人民日报》在10月14日第7版上,发表了一篇 题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重头文章。 文章发射出一排排重型炮弹—— “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是有意利用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来反共、反社会 主义的,他们不仅要假借这个问题,作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由头之一,还要进 一步把它作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由头之一。” “把人口问题说成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来就是麻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最有力 的武器之一。英国资产阶级早在18世纪末,就通过马尔萨斯这样做了。在中国,几 十年来,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派,也早就这样做了。” 文章虽然尚未点出马寅初的大名,但锋芒所指,已属“项庄舞剑”,尽在不言 中。 次年,在遍地土高炉、漫天放卫星的中国,空气灼热得几乎擦根火柴就能烧起 一片大火。马寅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他终于被“押”上报端曝光——1958年 4月19日和4月26日,《光明日报》接连选载了北京大学的四篇大字报,首开对他的 《新人口论》及其经济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先河。 马寅初也太单纯了,单纯得有点迂腐。在看了《光明日报》之后,一拂袖,报 落地,他不屑地说:“《光明日报》不光明,缺乏光明磊落、以理服人的精神!” 此时,一些名字如雷贯耳的教授、学者已争先恐后地在首都各大报撰文表示要“向 真理投降”、“向工人阶级投降”,而马寅初却在他的案头挥毫撰写答辩文章,他 愤愤然道:“我的文章原本是四万字,我敢断定对方只看了四分之一就批判,何等 马虎!好在我还没有死,可以当面责问……” 这年7月;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里召开了第一次批判马寅初大会。一贯善于翻手 为云、覆手为雨,两片嘴皮子能像水波一般翻动的“理论权威”康生坐在主席台上, 他的一对小小的豆荚眼,藏在海螺壳般厚的近视眼镜片后,幽晦、冷冽,颇似秋夜 坟场里那点点跳跃的磷火。一定是觉得众多的发言都未击中要害,老谋深算的他坐 不住了,伸个挺长的下巴,来指点迷津:“贵校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 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康生使出了杀手锏——在整人方面,他颇能匠心独运,而且从不心慈手软,必 置人于死地而后快。 马寅初也自有马寅初的性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处于台下被批判的他,不 断站立起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和抗争。之后,他甚至在一篇答辩文章中正气凛 然地写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独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 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人不以理服人的那些批判者们投降……” 接下来的阵势可想而知。几千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向大饭厅、礼堂、走廊、操 场,甚至还贴到燕南园13号马寅初的住所。一时间,从班级到年级到系到学校,北 大校园里纷纷成立批判马寅初的各种专题小组,同样也是“大跃进”的气魄。“大 跃进”的热度和“大跃进”的干劲,未名湖畔摩拳擦掌。口诛笔伐,莘莘学子们互 相比试着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出最多。火药味最浓的大字报来…… 马寅初的“滑铁卢”命运已注定无疑的了! 至此,潘多拉的魔盒被揭开了。 尔后,“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时隔三年之后,康生进一步发出指示:“马寅初最近还很猖狂!他的问题已经 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要 像当年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马寅初!” 时隔三十年之后,我们不得不痛苦地发现:为了这场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国人 不止要付出几十年、而将是几代人的昂贵代价。 蓦然回首,我们目睹的已是这样一组数字: 1949年,中国人口5.42亿; 1952年,中国人口5.75亿; 1953年,中国人口6.02亿; 1957年,中国人口6.47亿; 1965年,中国人口7.25亿; 1970年,中国人口8.30亿; 1978年,中国人口9.63亿; 1981年,中国人口10.01亿; 1989年4月14日,中国人口突破11亿…… 在百岁老人马寅初先生带着对他的人口理论彻底平反的一纸结论书欣然谢世之 后,人们追思缅怀老人一生不灭的功绩时,我们的报纸曾刊出过这样一段话:“…… 过人智慧戴上了光荣的花环,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让一 个民族及经济发展的缓慢来为一个人的高明预见作证,这是何等的悲哀,这是预言 者多么恼人的胜利啊!” 读来教人百味俱生! 历史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倘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将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 经历十年的改革开放,革故鼎新,又终于使国家经济走出了这片灾难的沼泽地;那 么,已累积成的11亿人口的重负,则无疑是需要中国人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 一道来承受的啊! “人口大爆炸”所带来的创痛至深且巨。 历史——就这样背负上沉重的十字架。 中国——这趟严重超载的列车,注定要以百倍的努力与艰辛去翻越万重关山…… 二 警钟长鸣:人口爆炸奇观 1987年7月11日,一个名叫马泰伊·加斯帕尔的男性婴儿,幸运地降生在依傍亚 得里亚海的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一座医院里。鉴于这一天该市正举办世界规模的 一个运动会,集中了来自世界上不同种族肤色各异的128个国家的居民,同时马泰伊 ·加斯帕尔是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抵达该市之前最后一个诞生的小生命,联合 国当天即庄重宣告:马泰伊·加斯帕尔为地球上的第50亿个居民。 这一天即为地球的“50亿人口日”。 无论地处东半球,还是地处西半球;也无论是属于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还是 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天都在各自的报纸上刊载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 亚尔抱起新生儿马泰伊·加斯帕尔的新闻照片。 对于人类,这无疑是一声长鸣的警钟! 自地球上出现人类至今,已约有三百多万年的历史。到1830年世界人口才达到 10亿;1930年达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达到50亿。可 以看出,世界人口达到第一个10亿用了300多万年的时间。此后每增加10亿人所用的 时间,则依次减少为100年、30年、15年、12年。据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统计数字 表明:现在世界每分钟增加180人,每天增加25万人,每年增加9000多万人。 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祖国——世界大家族中最大的一员、每五人中即占 有一人的“人口超级大国”。 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夏禹时期,我国仅有人口1355万人;到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 我国人口也只有6000万人;直至明末清初十八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才达到1亿。这 也就是说,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从1000多万到突破1亿大关,经历了至少3800年的 漫长岁月。 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是清代。全国人口总数于1762年、1790年和18 34年分别超过2亿、3亿和4亿,其间每增加1亿人所需年限分别是21年、28年和4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1949年我国人 口为5.4亿,1953年达到6亿,1963年增至7亿,1968年超过8亿,1973年超过9亿,1 980年达到10亿,1989年4月14日达到11亿。每增长1亿人口所需年限最长为10年,最 短的仅5年。建国40年净增人口5.6亿。 倘若我们不厌其烦再来算一笔细账:1987年我国净增人口1700万人,1988年我 国净增人口1541万人,1989年我国净增人口1577万人,三年平均年净增人口1606万 人。即相当于我国每年要新增加一个北京市和一个天津市,每月要新增加一个大县, 每周要新增加一个小县;平均每天净增44000人,平均每小时净增1833人,平均每分 钟净增31人。也就是说,每当你抽完一支香烟时,全国各地的医院里便有300多个新 生命呱呱坠地了。民间还流传着一种更为通俗的说法,也许更具形象感和立体感: 每分钟净增一个排,每小时净增一个团,每天净增一个军——一天净增一个军啊! 对于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果借用一个不甚贴切的比喻,则可谓如雨后大森 林里的野蘑菇一样在疯长。 “疯长”的结局,我们同样可以借助于一个成语来表述——“人满为患”! 1 北京。市民们抱怨说:“别挤了,再挤快成相片了!” 1987年7月27日。这一天的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 从中午12点到1点,《北京日报》一位记者和几名工作人员分守在位于王府井大 街的东风市场的四个大门口,他们在进行一项饶有兴趣的工作——统计顾客流量。 门外烈日当头,门内热气、汗味熏人,进进出出的顾客,或以手绢擦着汗,或 用报纸扇着风,或拧眉,或掩鼻,或摇头,或缩体……其情状,仿佛不是来这里买 东西的,而是在此地身上有哪处被割了一刀。 统计结果,在这一个小时里,有8240人裹着热浪进去,有9680人带着汗气出来。 记者上前询问了几位顾客的感受—— 一位拎着鞋盒的30多岁的女顾客说:“里面的人太多,挤得受不了,空气也不 好。这么大的商场也没个空调,让人闷得直流汗。售货员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站一 天柜台,可真不容易!”(如此说来,也就难怪有些售货员脸上总是堆满乌云、对 顾客恶声恶气的:“不中意你别买,你干脆别来呀!你不来,商场里的人少一些, 也许空气还能新鲜些呢!”) 一位外地口音的男顾客连声道:“这哪是进商场,像是进烤炉了!我本想在里 面多转两圈的,为家人、亲戚都买点东西,可现在只买了一样,便赶紧出来了,还 是保命要紧……” 不单是王府井,在前门、大栅栏、西单、东单、新街口等商业大街,有人统计 过,每天有近50万人光顾,节假日时则高达百万人。北京人对此常常诙谐地说道: “人比货多”,“好像不要钱似的”。(也正因为北京人知道“保命要紧”,同时 又知道并非不要钱;所以,对于地处王府井、前门、大栅栏、东单、西单、新街口 等富丽堂皇的大商场是想而生畏、望而却步的,在非特殊需要的情况下,他们购物 时都宁愿到住家附近的小商店转转,轻易不敢造访大商场。我的一位邻居就颇有感 慨地说:“我已整整五年没敢去王府井了!”) 过了三天,即7月30日,北京电视台报道:“北京火车站客流爆满,日流量多达 33万。车站虽是建国十周年落成的首都十大宏伟建筑之一,可当时设计的客流量不 过是日五六万人。”这一天,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又向全国电视观 众作了播放。镜头里:倒的倒,靠的靠,挤的挤,一个个蓬头垢面,心力交瘁,像 是一条条丢进石灰水里翻起白肚的鱼儿。所有的剪票厅都改成了临时候车室,但车 站大厅前的广场上,仍是黑压压的一片。(如是画面,在中国人崇尚大团圆的每年 春运期间全国大大小小的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轮船码头,更是无一例外地尤 为精彩地反反复复地重映着的!) 王府井大街南面,是宽阔得如同小广场似的东长安街,近10个公共汽车站连成 一条线;而等车的人呢,则堆成山、连成片。不是车太少,而是人太多。北京公共 汽车每天的乘客流量是1000万,这个重负不仅压在交通运输部门,也驮在了每一个 乘客的身上。挤车对于每一位北京乘客来说,无疑是一种体力上的磨而与考验,而 最终能否挤上车,则多少还得投进点智力因素。北京的小伙子们将早上挤车称之为 “练练”,下班后挤车则称之为“最后冲刺”——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密集的“练练” 场地了——盼呀盼,盼来车到站,车门“咣当”一打开,门前早已挤成一大团,大 伙直着嗓门喊:一二三,上!一二三,上……车上最挤时平均每平方米要塞进13个 人。难怪某个相声段子中的那句话“别挤了,再挤快成相片了”,引来那么多北京 人会心的大笑;也无怪乎小说家刘心武的一篇《公共汽车咏叹调》,引起全北京市 民的一片“咏叹大合唱”……中国人往往以这类掺有苦涩的幽默来稀释生活中的艰 辛。 北京人能不挤吗?! 目前,北京平均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588人,城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已接 近27000人,个别区则超过了3万人。北京总人口于1988年10月突破1000万大关,成 为继上海之后的中国第二个千万人口的大都会。 又何止一个北京挤呢?据公安部户籍管理部门公布的权威数字表明:1988年底 我国共有城市432个(含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我国城市总人口(不含市辖县) 为3亿零81万,占全国总人口(不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的27.7%,城市总人口比 1987年增加3970方,年增长率为15.2%,比1987年上升了2.8%。 2 上海。外来人潮如同黄浦江水一样激流汹涌…… 上海,这座素有“现代文明信鸽”、“国家现代经济运转中枢神经”之称的东 方大都会,正经受着外来人流大潮的猛烈冲击。 据统计:1984年上海日平均流动人口总量为111万人,1985年为165万人,1986 年为183万人,1987年突破200万人。 每日,当这二百多万外来人涌进浦江两岸时,他们不仅像一座流动的城中之城, 塞得原本就举步维艰的上海更是青筋毕露、心衰气虚;而且,还像一股股高压水柱, 冲击着这座大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在十六铺的副食品交易市场,1987年5月份的蔬菜成交量为1160万公斤,来往客 商达8000多人次,而其中80%以上是外来人,他们多从浙江、福建、江苏等地开着 卡车,披星戴月,仆仆风尘而来。果品市场的辐射面比副食品市场更大,1986年这 个市场成交水果850万担,占了全上海市水果经营量的近一半。其中绝大部分,也是 靠了外地人船运车载送来。每逢七八月份瓜果飘香季节,靠近十六铺的龙潭路热闹 非凡,白天,那密集似火柴盒里火柴杆般的黑压压人头,鼎鼎沸沸的吆喝声、叫卖 声、报数声、讨价还价的争吵声(幸而中国目前还不时兴噪音测定),还有几乎难 以插进一根针的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车水马龙,足以叫繁华喧闹的南京路、淮海路 也自叹弗如了;夜里,一座座突然从天而降的“花果山”,又在上海市地图上一把 抹去了这条短而窄的龙潭路…… 这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宿在哪里呢?自然,投亲靠友,宾馆旅店是个去处;但上 海人自身对空间的吝啬绝不亚于葛朗台老人对金钱的吝啬,“鸽子楼”、“叠罗汉”、 三代同堂四代同室在上海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同时,住店难在上海也是一个喊了多 少年的老问题了。更何况,对于那些众多的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来说,住店过于奢 侈靡费;而对于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来说,住店则无异于自己把手伸进了那副冷冰冰 的铐子里。 于是,真如、五角场、北新径、漕河径、龙华、浦东……一个个外来人群落疏 密有致地分布在上海市郊结合部的周围地段。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远自新疆西藏, 近到江浙鲁皖,“农村包围城市”在这里正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在有些地段, 还不仅仅是“包围”,而且是“蚕食”了。像真如,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只是近一 二年的事,这里村庄俨然,田园错落,阡陌依见,正在努力习惯于做市民的农户约 两千,人口约四千余,可在这里“落户”的外来人却远远超出了一万! 对于外来人海潮般的涌入,自然有喜上眉梢者,楼房晒台下的过廊,砌上半截 墙,再用塑料布这风挡雨,不过六七平方米空间,五个卖蛋姑娘借住了,每人每夜 一元;原先的柴房,四处破壁,摇摇欲坠,却也能一隔为三,借给三户外来人,每 户月租三十元;一户三口之家,造了二上二下的新楼房,宁可自家蜷缩旧屋,而将 新房全部租给外来人,每月租金的收入可高于党中央的总书记……纵观当今社会, 要想当个万元户说难也不难,最大限度地榨取空间并且出卖空间,便是最来钱的一 种。 也有忧心忡忡者。在外来人的聚居地,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古之遗风早 已荡然无存。被偷、被盗三四百元钱的财物,只不过像是孩子在家里偷拿了几个苹 果,小菜一碟罢了,难以开口请刑警队上门破案。甚至于诈骗,卖淫、赌博、拦路 强奸妇女、蒙面大盗登堂入室也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比如真如,1985年的刑事案 件为25起;1986年猛增到40起,而其中就有22起属外来人所为,占了55%;到1987 年,仅1至4月,已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就有18起…… 居民们往日心灵的平衡被打破了。对此,大多数上海人是有意见的:“怎么就 没人管一管呢?” 这确是一个两难的课题。 外来人口对城市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冲击波,实质上是我国当代人口史上一次独 具特色的规模浩大的人口迁徙运动。 1989年春节喜庆的帷幕还没有落下,人口迁移、流动的警钟便响彻全国。广州、 海口、上海、北京。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本齐等城市纷纷告急。 据来自公安部的消息说:我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总流动人口已逾 一千万,其中,日均流动人口超百万的就有上海(205万)、北京(131万)、广州 (110万)三市。而偏居大西北黄土高原的古都名城西安市,每日的流动人口已相当 于该市建国初期的常住人口总数。 同年2月26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更令读者目瞪口呆,报道称:我国每2 0人中就有一人在流动,全国约5000多万人口的流动大军仍呈不断扩大之趋势。据了 解,三分之二的流动人口从事经商活动,尤以劳工、经商、建筑、服务修理和当保 姆者居多。 在这震撼全国城乡的警钟声中,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通过中央电视台等新闻传 播媒介发布紧急通知,告示各地政府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 倘若我们细加考察就会发现,人口流动的流源主要是四川、河南、湖北、山东、 陕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内地和沿海人口大省,流向目标主要是广东、海南、东 北、西北以及有关的大中城市,尤以流向沿海经济开发地区为炽热。这就带有明显 的经济倾斜特色。 十年来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昔日“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从长年的土地束缚中挣脱出来;而商品经济大潮的迅猛勃 兴,又召唤这些获取了自由的“泥腿子”们前去一试身手。于是,农民们以其特有 的顽强和韧性漫山遍野地向城市各个领域辐射,既给城市的经济繁荣注入了一股活 水,又确确实实给城市人口控制及方方面面带来难以胜数的困扰…… 3 广州。《羊城晚报》撰文警告:“人民桥‘心肌梗塞’……” 扼守南中国门户的广州市,满城阳光着焰,满城绿树冠盖,摩天比肩林立的高 楼,阡陌街巷如织的人流……对于这司空见惯的羊城景观,早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 “街上人挤人,茶楼人撞人,公园人碰人,汽车人压人。” 1988年春季交易会期间,一批日本商人下榻广州宾馆。一天黄昏时分,他们漫 游了越秀胜景、又饱餐了广州名菜“龙虎斗”之后,便在宾馆靠南边客房的窗前踱 步消闲,突然,他们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着窗外惊呼道:“哈押苦,咪利库打 赛衣厂(日语:快来看!)瞬间,四五个光可鉴人的脑袋一齐往窗前凑去,瞳孔放 大,眼球都一动不动地朝海珠桥方向射去:斜斜的夕照和淡淡的雾霁中,一抹墨绿 色的江水静如彩练,南来北往的自行车,如蝗虫般铺天盖地而来,在海珠桥的两端 汇合,变成密密匝匝的人流、车流,像永远走不完的百万大军,在缓缓地蠕动…… 日本人评价道:“太壮观了,简直是世界第九大奇观!” 早在十多年前,面对自行车如此咄咄逼人的狂潮,有关部门不得不作出决定: 加宽海珠桥两侧,作为自行车的专用道,其结果扩建后的宽度是原桥的一倍多。为 了小小的自行车通道等于再造了一座桥梁,这在世界建桥史上也是十分少见的。然 而,在今日的海珠桥上,还是出现了“世界第九大奇观”这样的盛景。 以善于捕捉社会信息而著称的《羊城晚报》,曾以《人民桥“心肌梗塞”》为 题,刊发了一则现场新闻速写:“今晨七时起,广州人民桥交通堵塞,挤在桥上的 自行车、公共汽车进退维谷。有的乘客干脆在汽车上睡起觉来。其堵塞原因是许多 骑自行车者不遵守交通规则,有空就钻而造成的。堵塞现象数小时后才逐渐缓解……” 某十字路口,一位交通民警指着越过停车线和分道线的一大片自行车,粗声粗 气地感叹道:“这帮骑车的,最叫人头疼了,他们简直当这里没有我!你盯着他们, 他们似乎挺老实,可只要你转个头,他们又前进了一大排。能怎样?逮一个,跑掉 十个,法不治众呀……” 一位“的士”司机诙谐地说:“每逢红灯亮时,我的车前就停满了自行车。能 怎么着?悠着劲吧,礼让三分,要不压了人,还不是我们开车的先倒霉,纵使不去 蹲班房,至少也得吃罚金。谁叫中国那么多人来着?唉,在中国开车难哪……” 一位家庭主妇抱怨道:“我最怕过马路,那么多自行车塞满了人行横道,每次 我都得提着个胆子,小心翼翼东绕西绕才能走过去。还说不准什么时候有个冒失鬼 一头冲出来,呼地将你撞翻在地……” 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领导慨叹道:“纵然有齐天大圣的魔法也变不出什么 新招来,这么些年广州市净增人口72万人,在54.4平方公里的市中心区,聚居着21 9万人口,道路的人均面积仅有二平方米……广州市住宅建设和交通建设的发展速度, 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是居领先地位的,但都给人口膨胀抵消了!” 面对众多的身怀绝技的骑士们在马路上推出一幕幕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令人 目不暇接、魂飞胆寒的“车技表演”大苔革,某大学一位研究生调侃道:“自行车 于中国人,犹如蒙古马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一样,只有借助它们,才能完全地、深 刻地表现自己的勇敢和智慧!” 尽管这些年如决口溃堤般涌进“丰田”、“皇冠”、“尼桑”、‘篮鸟”、 “马自达”、“雪铁龙”……但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坐在小轿车里的国度。自行 车,作为一种简易、廉价、无机械动力的交通工具,将陪伴绝大多数中国人步入下 一个世纪。想想令人心悸啊!眼下,全国自行车的“出生”率为0.8秒一辆,人口出 生率则为1.3秒一人,互为刺激又互相适应,如是竞相发展下去,不是耸人听闻—— 待到某一天,所有大中城市的交通必将堵塞无疑…… 4 桂林。游人哀叹:“桂林不可不来,桂林不可再来!”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置桂林为郡,南朝梁为桂州治,明洪武初年改设 桂林府,素为岭南与长江流域联系的要冲之地,偏西南一隅的文化中心和兵家必争 之重镇。历代文人骚客多由中原腹地越黄河、长江而南下寻踪,从未见过如此奇特 的岩溶地貌:石山秀丽,直立成峰;流水冷澈,清明见底;山山有洞,无洞不奇…… 宋代的范成大于是说:“桂州之山直为天下第一。”从此奠定了“桂林山水甲天下” 之说。 桂林的山不高,一般在50米左右,平地拔起,没有庞大且伸延平伏的基座,直 立上指,形成柱状,十分近似人体的造型。与险峻的黄山、雄奇的庐山、耸拔的泰 山相比,它们有仙态的神秘,而桂林的山则有人态的亲切。漓江江面平静、澄澈, 水不扬波,显示出一种女性的温顺、平和。因此,桂林山水和树木、居民、小路、 渔舟一起,组成了一幅悠然恬静的。牧歌式的、千古不衰的田园风光。 今天,桂林的恬静在哪里? 芦笛岩一天最多时要接纳一万多游人,实在无法分批导游,游人们一窝蜂挤进 洞内,摩肩接踵,推推搡搡,如同乡下人在赶大集。 叠彩山、氵伏波山、独秀峰常常出现登山道堵塞,下面的游人上不去,上面的 游人下不来,大家只能大眼瞪小眼地发傻。漓江上的游船早已不再是昔日那种充满 野趣的竹筏轻盈。撑篙点水了,一律换上了涂抹着五颜六色如盛装妇人的游轮,游 江时前船接后船,一片隆隆马达声,其情状哪像在游江,倒像是一支正驰向海湾地 区的威武的特混舰队……夸张一点说,如果再增添上百把条游轮,根本就用不着开 航了,游人们干脆径直依次从一只只船上走过去游漓江算了……游轮驶抵阳朔码头, 游人款步登岸,突然,会围拢前来一大群赤脚顽童,手上捧着身上挂着琳琅满目的 各色纪念物,拦住游人,高声吆喝着叫卖;倘若恰好遇上的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外籍 游客,顽童们一声口哨,马上前堵后追,小嘴里不断发出一串蹩脚的英语单词,发 誓非要让你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美钞、港币或外汇券不可,真是令人扫兴。 今天,桂林的牧歌在哪里? 桂林市作为闻名中外的风景旅游点,它的市政总体规划是经过全国众多著名专 家、学者反复论证研讨方才制定的。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桂林不宜盖高层建筑。现在 却是高层热席卷桂林!这是势所必然,现在年均接待四百多万游客,城市已经超负 荷运转了。据预测,年均接待游客量很快将上升到国际游客100万人次、国内游客5 00万至1000万人次。社会实际生活永远比任何高明的理论都显得强劲有力。于是乎, 宾馆、饭店。酒楼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又一个个“欲与天公试比高”,最高的已达 二十多层,拔地高天,蔚为壮观。如果你有幸登上这些高楼,推窗凭栏眺望:目光 扫过高低错落的楼群,闻名遐迩的老人山、玉姑山、书童山、美女照镜、童子拜观 音、七仙女下凡……统统成了形容委琐的侏儒,那些美好如诗的联想,那些羽化登 仙的意境,顿时被戳了个斗大的窟窿;再将目光巡视一圈,昔日烟雨笼罩、“青罗 带绕千山梦”的漓江,被一幢幢灰蒙蒙的摩天大楼所遮蔽、所阻隔,一时间,恍如 来到了纽约或香港,天然褪尽,旧貌换新颜,繁华是繁华矣……照此下去,即使把 桂林市32平方公里面积上的三十多万人口全部迁往城外住,市内也再无法满足日益 增长的宾馆、饭店、酒楼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设施——道路、停车场、市政、商业服 务……等的容量了。 难怪有的游客说:“桂林不可不来,桂林不可再来。” 桂林山水再难甲天下! 桂林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中国,只要你睁开眼,随处可见到成堆结团的人流。这就提出了一个“哲学 兮兮”的命题:世界上很少有几个民族像中国这样,自古以来便讳谈一个“性”字, 甚于到了谈“性”色变的地步;然而,活生生的如此众多的人口,却又确确实实表 现了中国人相当高涨的繁殖兴趣与繁殖能力。这是一对十分深刻、十分复杂、十分 机智的矛盾,它的诙谐,它的博大精深,它的包容万象,得哲学家、社会学家、心 理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们穷其终生去探究! 三 人口辐射负效应:巨大的“分母”与窘迫的“商” 上古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曾主张人口增殖,他振振有词地说道:“得众 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老祖宗的这一训诫世世代代溶入中国人的血液中,落实在 行动上,越千年而不衰。 无独有偶。1952年,代表党中央发布声音的《人民日报》,也曾堂而皇之地刊 发过一篇令国人闻之丧胆的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 1958年,“六亿神州”口诛笔伐声讨马寅初的同时,报纸反复昭告人们的是: “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六亿人口不多,十亿人口也不怕”……据说,自有一个 不可置疑的理论依据作为坚不可摧的后盾:“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其结果是,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马寅初老先生在微笑中度过他的百 岁高寿之后,已安然仙逝。今天,留给我们国家的,是一个11亿人口的巨大的“分 母”。 人口一语,英语写成population,意即“人数”。中国人绝顶聪明,显然早已 悟彻其中真谛,汉语谓之曰:“人口”,一人一口。口之功能有二:一吃饭,二说 话。11亿人口就有11亿张嘴,加在一起张开时约有七百亩大,要吃要喝,须臾不可 或缺。吃不饱或吃不好,就要啼哭,就要骂娘,就要拍桌子拍板凳,可谓人言汹汹 是也! 于是,国人的吃饭、穿衣、住房、教育、医疗、生态、人均国民收入……统统 的被11亿人口这一巨大无比的“分母”一除,所得的“商”令我们狼狈、尴尬、窘 迫。 于是,我们不得不异常严肃地面对和探究这一人口辐射的负效应。 1 教育——记者招待会上一次耐人寻味的算账 1989年3月24日下午3时,我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会议厅由国务委员、国家 教委主任李铁映偕同他的助手何东昌、朱开轩副主任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是 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例行的有关教育专题的新闻发布会。 恰巧在此前一天,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明白 无误地指出:中国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 邓小平此言一出,国内外舆论为之震动,眼下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也就变得格外 引人注目了。300多名中外记者提着各式各样的摄像机、播话器和录音机,早早赶赴 会场抢占有利座位,后来者只好悻悻然地被挤靠到后排座席边上去了。 宽敞的会议厅一下变得人头攒动,招待会自始至终气氛热烈而又隐含着一丝紧 张。记者们争相举手,连珠炮般提问,无外乎教育投入少、教师待遇低、学生厌学、 中小学危房、学校弃教经商、第二次读书无用论风潮等等老生常谈的话题。 当今中国,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到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再 到校长、教师、学生直至平头百姓、老叟妇幼,大致上都通晓了这样一个大道理: 中国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中华要腾飞,经济要振兴,关键是科技和人才;人才 从哪里来?来自教育发达;重视和发展教育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当今中国,却又确确实实面临着这样一种严峻得不能再严峻的现实:全国中小 学尚缺校舍7500万平方米,同时现有校舍中还存有4500万平方米的危房,广大农村 学校仍然在为实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的美妙理想而引颈企 盼。全国现有文盲2.5亿人,每年还以200万新文盲的人潮加入这支不断壮大的队伍, 其中农民文盲数占全国总文盲数的90%以上;按国家教委要求标准配齐了教学仪器设 备的中小学还不足10%;教师的工资收入偏低,全国300万民办教师则生活在贫困线 以下;理论上反复阐述的太阳底下最令人羡慕的教师职业,其实并不令人羡慕,据 粗略统计,1984年9月至1987年9月,仅三年时间全国流失的在职中小学教师和未到 岗的各类师范毕业生多达三十多万人…… 于是,座谈会,演讲会,时不时有君子、贤能们振聋发聩的疾呼;报纸上,刊 物上,也断不了刊载关乎教育兴衰的各种宏论……国人皆忧心,忡忡复忡忡! 李铁映心中明白得很哩,今天下午他所扮演的将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招惹是非的 角色。但他身为国家教委主任,他不扮演又让谁来扮演呢? 公正地说,李铁映还算是基本上稳住了阵脚。面对“问题”密雨般的袭击,他 端坐台上,始终面含微笑,不卑不亢,应答裕如。他反复地不厌其详地向记者们申 述的一点是:中国教育基础薄弱,教育摊子大,欠债太多,但党和政府一直是高度 重视教育的,这具体表现为在国家财政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政府还是竭尽全力以 保证教育逐年的投入都有所增加。接着,他报出一大串不容怀疑的数字,作为论证 他理论的依据:1986年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16.4%;1987年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3. 94%;1988年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15%;三年平均增长率为11.78%。 此时,坐在记者席第一排中间位置上的我,越听越感到迷惘不解。虽说我国的 教育经费年年有增加,但前不久我翻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统计 年表时,发现的是一个令我既羞愧又痛苦的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年人均教育经费 为11.2美元,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二。而名列倒数第一的国家竟是炮 火纷飞已多年的柬埔寨。 我犹豫再犹豫,权衡再权衡,最后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嘱”地站了起来,一 口气向李铁映主任提出了这个令记者们颇感兴趣。又令主持人颇感难堪的问题。 我发觉,台上的李铁映初闻略微一震,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我的问题刚提毕, 只见李铁映又面带笑容地答道:“我们大家可以当场算一笔账嘛!去年整个国家教 育经费的财政拨款是323亿元,加上各类社会集资101亿元,总计教育投入达424亿元。” 稍停,他又顺手拿起铅笔,在白色便笺上刷刷地计算起来:“424亿元,除以10亿多 人口,人均41元4角4分,再除以3.74,折合成美金11.2元。” 大家愕然! 何东昌紧接着补充道:“我国目前有在校生2.2亿人,大家一分摊,人均不足2 00元,其中大学生人均2300元,中学生人均140元,小学生人均60元……” 皆因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分母”! 一方面人口在急骤增长;另一方面,物价也在急骤增长。如果我们再扣除1988 年同期物价上涨指数18.2%,那么,我们实际得到的却是教育投入的负增长了…… 2 住宅——曲“僧多粥少”的咏叹调 我将要前去采访的对象,是一位有所建树的新闻工作者。 他的工作令人仰慕,而且颇带几分“神秘和传奇色彩”—— 每日清晨,当绚丽的朝霞在东方天际涌动,一轮红日徐徐喷薄而出,大地开始 了勃勃生机的一天。此刻,公园里刚刚打完一轮太极拳而款款散步的老者、脚蹬自 行车穿街走巷匆匆上班去的青年、围在灶台边精心准备着一家人早餐的主妇、沏上 一杯热茶刚落坐在客厅沙发上肩负重任的领导……或纷纷旋开收音机开关,或忙不 迭地将耳塞塞人耳朵,都屏声静气地捕捉那飞过千山越过万水的恢宏电波——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例行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 他的工作,早班与晚班每四个月一轮换。如遇上早班,凌晨2点45分得起床,匆 匆梳洗,随后骑着自行车穿过拥挤而又宁静的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生活区,也无暇顾 盼路边沾满盈盈露珠的花草,必须在三点准时到达办公室。坐在写字台前,粗粗浏 览一遍本台采访部有什么稿子、新华通讯社的发稿目录,还有首都各报的大体版面 及地方报纸头天晚上电传过来的主要内容,半个小时内,他对这一万字左右的要闻 有了取舍的初步判断。三点半,编辑们上班了,他和组长、编辑们一起再过滤一遍 要闻,正式确定了今日节目的内容,然后交由编辑们编好,编完后再呈他审定。半 小时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能容纳6000至6500字,多数在30条至40条消息之间, 这是在九派连云的中国、风涛迭起的世界上,沙里淘金般筛选出来的新闻消息。他 手中握着的笔犹如那开启窗门的铁栓,而亿万听众正是通过这扇窗口去纵览国内外 谲波云诡的风云——他不能不寻思再寻思:有没有精华被遗漏了?他不能不斟酌又 斟酌,有没有哪怕是一星点不宜播出的内容掺杂其中。尔后是将审定稿送录音室录 音。尔后是将录音带送往播音室。6点30分,男女播音员优雅的声音准时涌进了共和 国千千万万个窗棂——它是十亿中国人民必不可少的一顿政治早餐; 7点整,中央二台重播一遍。8点30分中央一台又复播一遍。经过如此一番紧张 的忙碌,一般编辑9点多钟就可以下早班了。而他是这个节目的几位主要导演之一, 总有那么多方方面面的事在牵扯,诸如每日节目播完之后的小结会,有无中央领导 或普通听众打来电话指出其中内容的不适之处,等等。因而,他每日回家总早不过 11点钟…… 我骑车绕过天安门广场一路向西,驶过复兴门立交桥,在顶尖镶嵌着金色五角 星、表现出鲜明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大楼西侧生活区里,又经七拐八 弯的查询,终于如约叩开了五层楼上的一个单元房门。 这是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住着他、妻子、13岁的大男孩和11岁的小男孩四 口人。室内除了几样必备的已是陈旧的家具外,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摆设:没有 席梦思双人床。没有长条沙发或单人沙发、没有洗衣机、没有组合音响……不是他 穷到这等地步连一件都买不起,而是没有空间,空间!15平方米的空间,已经被充 分利用到了极限:两张钢丝行军床靠墙一字儿摆开,他和妻子一人睡一床,每人须 各带一个男孩睡,冬日拥挤成一团还可相互取暖,夏夜热汗蒸腾难受劲自不待言; 属于他的行军床的尾端三分之一部分,又演杂技般赫然用砖头垫起一张三斗桌,桌 面上叠放着高及棚顶的木箱、被褥等林林总总的一应家什,他躺下睡觉时必得小心 翼翼地将双腿依次伸人三斗桌下面窄小的空隙,似有在一堵危墙下过夜的感觉;一 张写字台,父子三人轮番共用;一张能折叠的吃饭圆桌,吃完饭当即竖立起来以便 腾出空间;一个大衣柜;一台缝纫机,缝纫机台板也是孩子们做功课的好去处;几 张折叠椅,也是准备着随时可以叠放起来;一家四人同处一室时,在房内走动都得 互相礼让三分;厨房四平方米,两家共用;门厅巴掌般大,也只能供两家人进出门 走动;更为破旧的杂物,则毫不客气地堆放到门外的公共过道上了…… 他长期上早班,近中午才回家。前几年妻子一直在京郊的一家工厂上班,路途 远中午回不来。他每天头脑昏昏沉沉地回到家,又得去买菜、烧饭。吃完饭还不敢 马上睡,怕孩子误了上学,将孩子打发走后,差不多两点多了。赶紧躺下睡两三个 钟头,妻子回家了,有时顺口说一句“五点多了”,他一听紧张极了,闹不清眼下 是白天还是黑夜,以为是凌晨五点钟,上班迟到了,睁开眼糊里糊涂就往门口闯, 有时还免不了额头上碰起个大包!晚上,想再睡一会,或是想写点什么东西,可屋 内两个男孩吵吵嚷嚷的;要不,关门闭户吧,外面大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隔壁房 间的电视声,也还是如古都秋末春初的满城风沙一样顽强不屈的漫进来。他自有办 法对付,习惯性地打开一个抽屉,里面长年存放着一团专用棉花,搓成两个死疙瘩, 一边一个塞进耳朵。万一储备用完了,他还有办法,就用手纸沾上点水,软乎乎湿 漉漉的,再塞进去。一般还灵,虽然以堵出了中耳炎、右耳听力明显减退为代价; 有时也不灵,塞了耳朵仍然连续几天没睡好觉,那脑壳便像孙悟空上了紧箍咒,不 用上医院,自己也知道这是肾虚、肝火,抓把中药熬了吃,再咬紧牙根挺过去…… 他也连累了妻子。整日里弄得神经兮兮的,害得妻子的生物钟也跟着出了毛病。 他每次上早班起床,妻子都是醒着的,不过怕他于心不安,故纹丝不动作大梦沉沉 状。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妻子患了“前庭功能减退症”,老是 头晕,有时还耳鸣不止,宛如身边总在走着那转着红灯的警车……一次,她在厂里 上夜班,突然觉得气闷、恶心,去楼梯口儿透透风,眼一黑,一下栽倒在水泥地上 了。同事们经过,一看地下一大摊血,赶忙送她去了附近的医院,头上缝了好几针。 再有一次,星期六上了夜班,回到家,便是星期天了。丈夫m年代曾毕业于北京大学 中文系,平素上班克尽职守,全副精气神力都在为每天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 的广播稿件圈圈点点,根本无暇他顾,星期天了,他极想扶笔写写自己想写的文章, 这就起码需要完全属于他的安安静静的一隅领地,这安静于他犹如莽莽大漠里的一 抹炊烟、一泓清溪、一声羊咩一般珍贵和稀罕。而作为家庭主妇的她,自然也期待 着丈夫的一篇稿子能换回几十上百元的稿费,聊以为贴补家用……于是,顾不上自 己彻夜没休息,也顾不得晚上还要去厂里上夜班,她领着两个孩子上动物园了。那 时她一手牵的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大儿子,另一手抱的是还只有三岁的小儿子。逛 逛悠悠间,那令人心悸的警车声又似乎在耳边鸣响了,胃里有什么东西在极力想要 窜出来,她又极力将它压回去,宛如胸间正在打一场各不示弱的拉锯战。为了不败 孩子们的玩兴,也想着要让烟雾缭绕里的丈夫能尽量多爬几页格子,她苦苦坚持着, 努力不形于色,如画的景致与如织的游人在她眼前木然而过,她却还得拼凑出几分 注意力来,以随时准备回答两个未涉人世的儿子不时抛闪出的、犹如春枝上雀儿般 活跃的“为什么……”。最后,实在拖不开步了,她只好可怜兮兮的央求一位游客: “同志,劳驾您帮我打个电话好吗?”她打算原地等着,让丈夫来接她和孩子们回 去。那人转了片刻回来,告诉她,借大一个公园,竟没找到一部公用电话……她只 有硬挺着上路了,走一段,靠一段,扶一段,停一段,好不容易上了15路公共汽车, 人一挤,汽油味、汗味一冲,最后残存的一点毅力也土崩瓦解了,她大口、大口地 呕吐起来,脸色惨白,手脚哆嗦,那哆嗦的手上,还紧紧抱着三岁的小儿子…… 他早已评上高级职称了,主任编辑,相当于大学里的副教授;行政上的职务则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他一家四口人就在这间15平方米的房 子里一住15年。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了一句平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不发 脾气,发脾气自费唾沫。”他像在一盏青灯下面壁几十年的海灯法师,可谓修炼到 家了,修炼到已没有了脾气。 他心气平和地告诉我,按照目前中央直属机关人均住房8平方米的标准计算,广 播电影电视部还缺房12万平方米。他接着进一步告诉我,他们台里的一位同志,也 是四口之家,今年45岁,上了二十多年的早晚班,也住着15平方米的一间;还有另 一位同事,也是一间房,14平方米,大女儿快20岁了,老为房子的事向父亲发火, 闹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当然,最后他还是叹了口气:“大活人,挤就挤吧,没事; 只是书多没地方放,又不能读完一本就吃进肚里一本,我现在是床底下塞满了书, 阳台上堆满了书,就这样也还有一架书不得不存放在公家的仓库里,已有些许年头 了,前些日子仓库通知要挪个地方,可钥匙不知塞去了哪里?唉,难哪……”他是 属于绝大多数脊梁像钢柱一般默默无言地承受着超重负荷的“中国牌知识分子”! 我从他家告辞出来,走在宽阔的长安大街上,大道两旁尽是绵延不断比肩高耸 的十几二十层大楼,每幢大楼都气势恢宏,每扇窗户都阳光璀璨,而我的心里却像 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涩,真说不清是啥种滋味?!我刚刚采访的那个 发生在15平方米房间里的故事并非绝无仅有。我经常耳闻抑或目睹同学、朋友、同 事们谈及某某人,因无房一年、二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结不成婚,或者结了 婚直至生了孩子而男女双方仍住在各自的单身集体宿舍,要不就干脆俩人晚上住进 办公室去(如果单位头头宽厚而不干预的话)。也有近似“天方夜谭”的,治安保 卫人员在公园幽静的角落“抓获”有越轨行为的男女,人家却大大方方的向你亮出 结婚证书来。至于中国人为分房而打破头而使出十八般招数的“黑色幽默”,更是 俯拾即是的事。新近由中央电视台播映、天津女作家航鹰编撰的八集电视连续剧 《乔迁》,对此已作了十分精彩生动长镜头式的艺术展示。 此刻,我也不期然地想起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窘迫:女儿降临人世,因只有一间 15平方米的住宅,自然无资格雇请保姆,只好不顾千里万里之遥将年迈的老母从福 建老家接来北京照管孩子。为这早已塞得满满当当的房间里突然要多出两口人和两 张床来,我同爱人将室内所有的家具均按照一定比例尺寸缩小后制成纸板模型,再 按同样比例规格在表示15平方米的纸面上进行着多种方案的模拟试摆;我们都充分 调动了各自的聪明才智和想象能力,不约而同地羡慕起大学时代集体宿舍里能够利 用立体空间的双层架子床来,但追寻北京市商场而不可得;也时不时因意见相左而 爆发了无数次唇枪舌剑的口角;其最后结果,我的一张书桌实在找不到它应有的位 置,只好每逢更深夜阑,邻里们已酣然进入梦乡,我便把一张可折叠的吃饭桌搬到 门外空寂无人的公共过道上,再把台灯用长长的胶皮线接出门外,这样来求得属于 我读书写作的一席之地。夏夜,蚊虫叮咬,则在脚边四处点燃蚊香;冬日,穿堂北 风如刀刃般寒冷彻骨,则一再裹紧身上的棉大衣——我曾为此而自嘲日“走廊书斋”! 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杜工部,在他的晚年曾作脍炙人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其中的名句千古传唱不衰: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50年至1986年,我国用于城镇住宅基本建设方面 的投资总额为1120多亿元,总共建成住宅面积13.22亿平方米,其中1979年至1986年 8年间,全国城镇住宅基本建设投资多达751亿元,建成住宅面积8亿平方米,这无疑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路线所收获的丰硕成果。与此同时,第一次全 国房屋普查结果却又表明: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为6.36平方米,其中市的居住水 平远低于县镇,全国城镇还有缺房户多达1054万户,占被调查总户数的26.5%,即 说明有四分之一多的住户缺少房屋,其中无房户又有130万户,占了3.21%。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现象:前所未有的建房奇迹与前所未有的房荒并存。 纵有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未必俱欢颜。这是一曲难唱的“僧多粥少”的咏叹 调。当然,也有个别手中握权的“僧”,多抢占了一碗甚至几碗的“粥”,那是另 当别论。1987年8月1日,发仞于山东烟台市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之潮,就是为了 遏阻某些“僧”无所顾忌地抢“粥”行为继续蔓延下去。然而,“僧多粥少”这一 基本事实依然活生生存在着,纵然烟台市的住房改革方案若干年后能够在全国城镇 行之有效地推而广之,它的实际社会效益也就是把有限的“粥”在众多的“僧”中 间分得均匀一些罢了。 北京市的高楼大厦正由前三门、建国门、地安门等三环内地域向三环外地域快 速扩展延伸,隆隆轰鸣的推土机声就是有力的证明。1989年,北京市政府使出了吃 奶的力气,终于完成基建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其中属于可供居民住宅用的建筑占 到了半数,数字不可谓不辉煌了。然而,经北京市的现有1000万居民一除,人均也 就只有半平方米了。 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僧”太多啊! 3 生态——地球在呻吟 1981年8月,地球的友好使者“旅行者2号”,在神秘的土星上周游一圈之后, 发回了一则令人懊丧的消息,至此,人类企望在太阳系星座上寻找伙伴的工作,宣 告以彻底失败而终结——太空科学勘察一再表明,别的星球上没有水,没有大气, 或者温度不适,总之,没有具备生命赖以生存的一切基本条件。 作为人类,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外形如鸡蛋的椭圆球体——地 球上,它的表层和深处分布着:水、空气、土壤、植物、动物、石油、煤炭、金矿、 铜矿、铁矿等各种资源,又从太阳那里吸取光和热,供给一切生命繁衍生息。 作为人类,我们是偶然的。正如同一位哲学家所表述的那样:“地球在宇宙中 是孤独的尘埃。地球在宇宙中的出现是偶然的,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也是偶然的, 于是,我来到人世间,便是三重的偶然。” 我们既幸运又偶然——我们这样认识了宇宙和自己。 那么,我们将怎样与之相依相存的地球相处呢? 这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悟彻了其间深奥如利刃的法则。 贵州西北部毕节地区,群山套着群山,峻岭遮住峻岭,山相连,岭相接,绵延 起伏,蜿蜒不息,在如云如涛如奔马的山峦中环抱有一个小小的村落,青砖瓦房、 阡陌桑田诗情画意般横陈于大山的脚下,耕织男女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仓凛丰,衣食足,日子过得乐乐然陶陶然。大山如屏障般拱卫于四围。山上古树参 天、莽莽苍苍,山风骤起时,松涛鸣唱,其情其状其声如古战场金戈铁马嘶鸣;密 林深处杜鹃灼灼如火,山茶洁白似雪,绿绿的一片与红红的一簇疏密相随、天然合 一;山羊、野狼、花豹奔突跳跃,黄莺、喜鹊、画眉百鸟唱和——这是一个恬静、 安宁、和谐的“伊甸园”。 慢慢地,“伊甸园”失去了平衡。 解放前这个只有70余人的小村庄,解放后医疗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 犹如注入了一针催生剂,村民们能生则生,快生早生,全村人口很快发展到165人, 最后又猛增到620人——无节制的人口生育确实是以几何级数在增长的啊! 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神州960万平方公里大地遍布烟火腾腾的土高炉, 当时的民谣唱道:“千万把斧头上山,千万亩森林成炭。”这深山老林也非世外桃 园,领袖的号令威慑四海,东西南北杂杂沓沓无所不及。于是,村民们手舞利斧, 拉响山锯,伐木声叮当悦耳,昼夜不息,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四山八岭上一棵棵合 抱粗的大树,统统被砍个精光,村口却多出了一堆又一堆的废铁渣。 历史的报应来得那么迅捷。人为地强行变革生产关系,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大滑 坡。接踵而至的三年困难时期,人人一身水肿、满脸菜黄色。野菜吃光了,竹笋采 光了,为了填饱肚皮,又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让“高山剃头”、“平地洗脸”。村 民们拖着沉重的步履再度上山,把剩下的小树,灌木丛和草也统统烧光种庄稼。 接下来是如火如茶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喊得震天价响的是“以粮为纲”、 “向荒山要粮”,什么森林,什么植被,统统见鬼去吧!全民总动员,全民大垦荒。 这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人越生越多,土地却不生育,粮食从哪里来? 郁郁葱葱的大森林不见了,丰茂繁盛的绿草地不见了,一架架大山恍如被剥去 了一层皮,变得赤身露体、嶙峋瘦骨。每遇大雨如注,山洪暴发,泥沙石块随着山 势滚滚而下,在平缓的山坡冲出一条条小水沟。年复年,月复月,日复日,小水沟 变成大水沟,大水沟有如一条巨蟒,将大山一劈两半,弯弯曲曲从山顶伸延至山脚。 1982年5月10日夜,天黑得像一口锅,沉沉地压向大地,突然,电闪、雷鸣,大 山怒吼了——这是雷霆震怒,狂风、冰雹、暴雨裹挟着泥沙巨石、残枝败叶,沿着 巨蟒般的大小沟呼啸翻滚……很快,似有一座山在移动、一道坡在移动,居高俯冲, 轰轰隆隆,其势若猛虎下山,不到30分钟,巨大的泥石流铺天盖地压向村庄。瞬间, 有三户人家连同屋子被冲得无影无踪,全村共死亡37人,伤31人,冲毁房屋26间…… 劫后余生的村民组组长李世伦两眼茫然失神,心惊肉跳地对前来采访的《中国 人口报》记者赵大力说:“事先我有点预感,离我们村不远的杨家湾村,前天因为 下大雨就冲走了一家人,我就告诉大伙,这些天天气不好,注意点。5月10日那天晚 上,我刚吃完饭,还没来得及洗碗,突然天变了,开始是一阵狂风,把房上的瓦都 刮掉了。接着下起冰雹,那声音就像发电机一样。接着暴雨就来了,山上洪水像小 山似的扑下来。我向家里人大喊:‘快跑啊!’就匆忙抱起我最小的孩子冲出去了。 这时泥水已经齐腰深,我跑不动了,赶紧抓住院子里的一棵树,眼睁睁地看着泥石 流冲走了我家的房子和房子里所有的人:我的女人、两个孩子、父母、两个兄弟、 两个妹妹,后来,连尸骨都找不到了……” 村子里一位须发飘拂的古稀老人,用他那枯枝一样的手指,颤巍巍地指着大山 沟对记者说:“我小的时候,这里也常下大暴雨,可那时山上有大森林,拿得住水, 水再大也不会把山上的泥沙带下来,屋子和人就没事了……” 人类对大自然索取愈多,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亦愈惨烈。一百多年前,恩格斯 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 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将对我们进行报复。” 我国曾引以为自豪的、开通欧亚贸易大门盛极一时的古丝绸之路,几度毁林开 荒、滥垦滥牧,今日竟成“千里陇原,一片赤地”的死寂荒漠,昔时叮当悦耳的商 队驼铃声已经成了历史的绝唱——这就是自然辩证法的严酷无情! 更为严酷的是,这一类悲剧还在祖国大江南北反复上演—— 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为12.7%,略高于世界平均覆盖率22%的一半,排名于世界 第120位,仅高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西亚、非洲少数沙漠国家。然而,随着人口压力 的不断加大,”这个数字也像暖春后的雪峰在被剥蚀消融。 在东北,素有“长白林海”之称的我国最大林区长白山森林资源,出现了严重 的采育失调。森林主体正以每年3.5万公顷、500万立方米的速度消失。伊春林区年 产原木500万立方米,而当地居民一年就烧掉300万立方米,若用来造纸,每年可创 三亿元以上的利润。黑龙江省森林工业管理总局所属的40个局,8个资源已经枯竭, 22个只能再维持10年左右,但在1985年,仍超采499万立方米,比原计划多出了39%。 1987年,又添大兴安岭一场特大森林火灾,受害有林地面积达87万公顷,过火受害 林木总蓄积量达3960万立方米……若不迅即采取抢救措施,到2000年,黑龙江省将 面临天然屏障破坏、森林工业经济崩溃、生态危机全面爆发的局面。 在西南,四川是我国主要林区之一,过量采伐同样严重。据有关专家估计,砍 伐与更新之比约为十比一。40年来,总计砍伐7000余万立方米。当地的有识之士将 省、州、县所属企业、集体和个人进行的“剃光头”式的胡砍滥伐,称之为“五把 斧头砍树,十条胳膊分林”。若任其恶性发展,到2000年,川西将沦为一片不毛之 地。 西双版纳州和海南岛,是我国著名的两个热带森林区,境况同样不妙。前者的 森林覆盖率,由50年代的60%,降为目前的30%左右;后者,解放初期天然林面积占 全岛面积的35%,到1981年降为10.5%,现在又跌至7%…… 大规模的森林被毁,滥垦山地,以及不适度的围湖造田,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 土流失和轮番而至的水旱灾害。 由于长江上游森林植被锐减,1980年以来,长江以年平均5.8亿吨的输沙量,将 上游泥沙带至中游,相当于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三条世界大河的输沙总 量。大部分泥沙沉积在荆江段和洞庭湖内,致使荆江段河床高出地面10米左右;洞 庭湖湖面40年时间则缩小了45%。荆江河床的抬高和洞庭湖蓄水能力的减弱,加剧 了洪水对中下游地区的威胁。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表明,如果再碰上1954年那样的 特大洪水,损失至少在120亿以上。 黄河更甚,年输沙量已达16亿吨,几乎相当于全世界河流输沙量的一半,每立 方米河水里含有黄沙37.7公斤,而尼罗河只有1公斤,被外国学者惊呼为“中国的主 动脉出血广目前,黄河的河床在有些地段已高出地面3—10米,成为一条空中悬河, 一旦遭到特大洪水的冲击,估计流量超过每秒22300立方米时,随时有溃堤危险,黄 淮平原上的各种建设有可能毁于一旦。这并非危言耸听,黄河的狂荡不羁多次作过 预演:1975年8月,在河南省的一场大洪水中,冲垮了板桥。石漫滩水库,给下游地 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1983年,又是一场大洪水,整个黄河泛区受灾人口高达一千 二百多万。时至今日,当地群众谈起这两场大水,还心悸色变! 在中南,河流由源远流长变为增洪削涸,山坡由水土保持良好变为表土严重流 失;许多河流由清流化为浊流;滑坡频率大增,生物基因库资源迅速丧失…… 据统计,我国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5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 一弱。从1949年至1980年,有8个省的307个县,约6.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变成沙漠。 目前仍以年平均15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若不能加以有效控制,至2000年,又 会有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被肆虐的黄沙所笼罩,它的面积略大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我们再来看看人们须臾也离不开的水。 我国多年来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约为2700立方米,名 列世界第84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美国人均占有量的五分之一、苏 联人均占有量的七分之一,算是一个贫水国。 长期以来,我们曾形成过这样一种概念,以为淡水和阳光、空气一样,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现在才发觉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我国淡水资源 的消耗量同解放初期相比,已经翻了好几番。在方块字中出现“水荒”这个词,也 只是近几年的新鲜事。 因地处古济水以南而得名、又素有“泉城”之美称的济南,自春秋战国筑城郭 始,即以其泉眼多、泉水美闻名于世。济南城区有自然涌泉多达一百多处,似乎整 个城下藏有一口大沸锅,沸沸腾腾的开锅水随时随地都会喷射出来。刘鹗就曾在他 所著的《老残游记》中描述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这样的美景。 在济南一百多处泉水中,又数趵突泉最负盛名,它是古泺水的发源地,与济南 城的历史一样悠长久远。趵突泉的壮观在于“趵突腾空”:三洞齐射,升空翻为三 堆白雪,飘飘洒洒,袅袅婷婷,疑是落花缤纷。古人云“三窟并发,浪花四溅,声 若隐雷,势如鼎沸”,可见其妙不可言也。 趵突泉水储量丰富,方形的清池内泉流昼夜喷涌不止,平均流量曾高达每秒钟 1600升。然而,随着济南城区人口的急剧膨胀,市民用水量和工业用水量不断增大, 不得不把掠取的目光投向地下水。据资料记载,60年代济南市区每天开采地下水9. 1万吨,当时的地下水位为31.54米,泉涌量每天可达50.2万吨;到了80年代,每天 抽取的地下水量猛增至31.3万吨,相当于60年代的3.4倍。由于过量开采,采补失调, 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降落,降到27.37米,降落了4.27米,泉涌量一下减少到每天只 有11.4万吨,等于60年代水平的五分之一。最后,终于导致千年趵突泉断流停喷, 是可悲哉! 名泉断流,还只是失却风采,拂了游人们的雅兴。而我国的首都北京,早已笼 罩在一片缺水的浓重阴影之中。北京市的地下水开采量,60年代比解放初增加了30 倍,70年代又比60年代翻了一番,80年代再翻一番。北京市原正常供水量为32亿吨, 现缺额超出三分之一以上。于是,地上,“自来水”变成了“夜来水”,许多楼房 二层以上白天已几乎无水光顾;地下,已形成近千平方公里的地下水降落漏斗,水 位平均下降4—5米,而且地下水硬度超标范围已达二百多公里,水质不断恶化…… 煌煌京都,人均年占淡水量只有470立方米,仅占全国人均水量的六分之一、世界人 均水量的二十五分之一,在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首都或主要城市中居百位之后,闹到 几年前就有一批专家在发迁都之宏论…… 大上海如何呢?1963年以前,由于每年开采地下水多达一亿吨,结果引起严重 的地面沉降,有些地方因“陆沉”甚至出现房屋倾斜、工厂机器设备错位,严重危 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不得不每年向地下强行回灌,才控制住地面不致继续 下沉。 天津的态势也令人焦虑。天津市及部分郊区地面,目前正以年平均80毫米的速 度沉降,最严重的地段天津北站,1959年至1982年间下沉已达2米。 岂止于京、津、沪?全国各地不断拉响缺水警报。据有关调查资料表明,我国 三百多个城市中,不同程度缺水的城市约有一百八十多个,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 中严重缺水的达四十多个。显而易见,控制人口增长已成为保护水资源的至关重要 的战略性措施!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 土地,人类的伟大母亲,所能养育的“子女”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在中国,土地的沉重,实质上来自于沉重的人口负载。 建国初期,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4.68亿亩,人均占有耕地2.7亩。1957年至1985 年,由于基本建设大规模上马,28年间我国耕地净减2.24亿亩,而同期我国人口却 净增4亿多,结果人均占有耕地降到不足1.4亩。以1981年为例,全国人口增长1439. 9万人,耕地却减少了1534.3万亩,这相当于一年多出了四个半新西兰的人口,却消 失了近两个青海省的耕地面积(该省当年的耕地面积为875.9万亩)。 太湖流域,三十多年来人均耕地从2.2亩降至1.2亩;当下降到低于0.8亩时,产 粮便仅能自给,长江三角洲上的这块我国著名商品粮基地,从此就要摘下牌子。 山东耕地,已由1955年的1.38亿亩减少到1984年的1.08亿亩,平均以每年1% (即120万亩)的惊人速度骤减。 福建耕地,全省总计2000万亩,人均只有0.76亩,仅为全国平均占有水平的一 半弱。但仅1979年至1981年,全省基建征地和农村建房占地就达17.6万亩,其中耕 地近9万亩,而目前该省人口平均每年增加43万人,这一减一增的结局,势必只能加 倍盘剥地力,使土地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在广州市,过去六年来市郊及市属八个县耕地锐减12万亩以上,相当于从地图 上一下子抹掉了有20万人口的新丰县的耕地总面积。耕地锐减主要有四种原因:一 是国家基本建设如筑铁路、修水利等占用了一部分耕地;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占用 农田,办一个简陋的砖窑,就得毁田几亩以至十几亩;三是农民建房用地,此项比 例颇大,有的农民已为年仅六岁的儿子建好了新房。更有甚者,清远县一个生产队, 为每个男孩分了一块住宅基地,全部都是可耕地;四是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如改 旱田为果园,毁耕地挖鱼塘等。 在温州地区,近年来农民占地造坟之风愈演愈烈,似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 金华搭车东进,映人眼帘的新坟越来越多,至接近温州辖区的温溪镇达到高潮,抬 眼朝镇后山岭望去,如恰逢清明前后,坟头白茫茫一片,绿色反倒成了点缀;直至 鹿城,视野所及,漫山遍野,均可见大片大片的坟墓;在雁荡山山脉东麓,一个较 大的新坟竟占地达130平方米,共毁植被约150平方米,据说还有比这更大的…… 有人估算,我国耕地面积以每年平均817万亩的速度减少,三年加起来,便消失 了一个福建省的全部耕地。建国以来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已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 英国或三个半日本。 目前,我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华夏民族的这 位母亲了不起,然而她已被压榨得气喘吁吁了! 据测算,从“七五”期间至本世纪末,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还要占用耕地几千 万亩,人口将继续逐年增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将越来越少。如果仍按每年817万亩 的速度锐减下去,那么,到公元2162年,我国的耕地面积将变为零。 我们不得不在此发出呼吁:体恤体恤“土地母亲”吧! 如果说,因为“人口爆炸”所辐射的负效应,给予了地球生态带来如前所述的 巨大破坏:森林资源萎缩、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锐减、地下水十水九空……尚 主要是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了一个难以逆转的困境;那么,眼前几乎无时不在、无处 没有的令人心悸的环境污染,则已经将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不容辩驳地拖拽进了一 个巨大的排污口内。 人口众多,排泄给社会的废旧物资也多。 天津市,全市一年的工业垃圾322万吨,生活垃圾160万吨,有人测算了一下, 如果不加清理,不出50年,就会把153平方公里的市区埋没在2米深的垃圾之下;问 题是天津市的垃圾还以每年15%的速度在增长,而且垃圾中的灰土含量相对减少, 废纸、化纤、塑料、金属等有害物资相对增多。 上海市,全市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一年多达730万吨,每10天的垃圾,便能堆 起如雄视大上海的国际饭店那么高大的体积。 北京市,连“早晨空气新鲜”这一说法都已值得怀疑,市区空气中可吸人颗粒 物日平均值最低时是每立方米340微克,最高时是每立方米690微克;按照国家的明 文规定,像首都这样的大城市每立方米150微克的一级标准,常年超出规定标准的一 至三倍。1985年10月,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兴奋剂检查委员会秘书、联邦德国科 隆体育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曼弗雷德·多尼克来华讲学,他在游览了北京市容 后说:“万万没有想到,北京的空气污染这样严重!”他还严厉指出:“严重的空 气污染对于耐久项目(如马拉松)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是极为有害的。如果到2000年 仍得不到根治,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申请是不会得到国际奥委会批准的。”国际奥委 会将对每一个申请主办国进行实地考察,该项考察一般在赛事前六年进行。 还有这样一则消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官员们惊奇地发现,从航天卫星发回 的地球照片上,已找不到中国的本溪市。在该市43.2平方公里的城区,排污企业竟 达二百多家,焦化厂的“黑龙”、炼钢厂的“黄龙”、水泥厂的“灰龙”,一齐在 市区上空翻滚腾舞,遮天蔽日,密布成一层厚厚的悬浮颗粒物……每年有近一半的 时间能见度仅有30米至50米。严重的空气污染使该市的呼吸道疾病、肝炎、癌症率 普遍升高。深受其苦的市民们大声疾呼:“救救本溪!”…… 据国务院农业部在“六五”世界环境日纪念会上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我国水 土流失面积已达160万平方公里,占到了国土总面积的1/6;草原沙化退化面积占到 草原总面积的14%,受沙漠化威胁的耕地达5800万亩,比50年代翻了一番;遭受工 业“三废”污染危害的农田约有1亿亩,造成每年减产粮食100亿公斤。因之,国家 每年因生态破坏造成的农业、森林、草场、水资源等诸方面的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 导致的经济损失,两项高达860亿元。 地球养育了人类,人类的迅猛繁衍,势必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向地球巧取豪夺; 被掠夺过量的地球,又反过来给予人类更加严酷的制裁——这是一个怪圈! 这就提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命题:地球的“人口承载量”。换句话说,人类必 须依允地球的许可来安排生活;人类必须依据地球的有限资源来制定新的人口政策。 有一首名为《命运与共》的流行曲,旋律悲怆,如泣如诉。歌中这样唱道—— 这地球累了, 露出愁容, 它载着我们, 艰难地运行…… 早在1968年4月,意大利工业巨子、经济学家奥莱里欧·佩切依博士在罗马猞猁 科学院“罗马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就曾以异常沉重而冷峻的语调致辞:“女士们、 先生们!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讨论一下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 人类是否还有能力让世界的末日推迟几年到来……” 从11亿人口的角度上说,我们拥有三分之一的亚洲、五分之一的世界; 也正是从11亿人口的意义上说,我们对与人类命运与共的地球更负有义不容辞 的责任! 四 瞒天过海的盲流潮:超生游击队 中央电视台播映的1990年新年联欢晚会上,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宋丹丹和 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演员黄宏联袂表演的喜剧小品《超生游击队》,令亿万电视观 众大饱眼福,不知有多少个家庭在电视荧屏前老少妇幼一齐捧腹大笑、前仰后合。 两位男女演员妙语连珠的对白、出神人化的神态、动作,简直让人们在饶有兴趣地 观赏一幅盲流潮的风俗画长卷—— 一对衣衫褴褛、东躲西藏的流浪夫妻,神色疲惫地从地下通道钻出来。 夫:生命在于运动。妞他妈,出来蹓跶蹓跶吧。 妻:拉倒吧!蹓跶一天了,还蹓跶个啥呀?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夫:不是给你整了两棵大葱了吗?! 妻:大葱能跟水果比哟。 夫: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上讲,那都是一样的。 妻:拉倒吧你,吃大葱你还想跟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来的孩子个顶个 脸红红的多水灵,你看你生的孩子个顶个傻乎乎的葱色绿。 夫:这样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嘛!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了2000 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妻:还吃糠呢,越生越多,他们长大了连糠都会吃不上。 夫:他们将来吃得上糠与吃不上糠跟我们的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的主要任务 是给我生出个儿子来。 妻:你没看到人家报纸上讲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夫:唉,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咱们俩趁现时年轻 力壮乡生几个,说不准将来哪个还能当上乡长哩! 妻:看你那副熊样,还能培养出乡长来?连给孩子起个名字都起不好。 夫:咋起不好啦? 妻:就说大丫头吧,一个女儿家,叫个啥“春”呀。“兰”呀、“凤”呀听着 也顺耳,你倒好,憋得满脸通红憋出个“海南岛”来,这叫人名呀? 夫:那不是在海南岛当兵的时候生的嘛! 妻:那么老二呢,你咋给起个名叫“吐鲁番”? 夫:那不是咱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嘛。起每个名字都有纪念意义。 妻:老三更好了,起了个名叫“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了 叫得出口哦?老四还没生,你歪名又起好了,叫个啥“兴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 你,我到了北戴河就生。 夫:那就叫“北戴河”,怎么样,依你行嘛?咱们的方针就叫“走一道,生一 路,走一站,生一户”! 妻:还有脸说呢,你知道人家叫咱啥?叫“流动大军”! 夫:说对啦!咱们的特点就是“流动”。拿不到护照,拿得到护照的话,咱们 还“流动”到外国生去,我连儿子的外国名字都起好了:“OK——沙尤娜拉!” …… 在20世纪80年代迈向叨年代衔接跨越的那个晚上,我也端坐在日立牌20时彩色 电视机前。当我笑够了,笑累了,笑出了眼泪,泪水不知不觉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突然,我感觉到了一种苦涩味——一种深刻的巨大的酸楚涌上我的心头!宋丹丹、 黄宏二位表演艺术家在电视上向观众们淋漓尽致所展现的,只不过是将当今人们司 空见惯了的社会生活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浓缩罢了——一部更为恢宏更为辉煌更为 色彩多姿惊心动魄的活剧,不正在生养了炎黄子孙的华夏大舞台上如痴如狂地上演 着吗…… 1 “盲流群落”速写 1987年8月12日晚8时许。 笔者和胡平应江苏文艺出版社之邀,为采写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大爆炸》,两 人骑自行车绕过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园,直趋永定门火车站。 其时暮色正浓,只见站前广场上影影绰绰地推出一片又一片衣衫褴褛的人们, 他们绝非候车的旅客,而是盲流者,却比候车旅客的队伍更为庞杂,更为气势嚣然。 北京并不情愿接纳他们,但首都又不能断然拒他们于门外,因为他们同样也是共和 国的公民。可在繁华市区不行,在常有“奔驰”、“皇冠”。“蓝鸟”、“桑塔娜” 等高级轿车经过或外国旅游者光临的地方不行。于是,几经迁移,他们不期然地都 来到了这里,最终选中了这一方“风水宝地”——永定门火车站。 这里恐怕算得上是当今中国的一支最大的盲流群落了,据说有数千人之众。他 们日散夜聚,风餐露宿,在水泥地上铺块塑料布、凉席或被单、破麻布片,再将旅 行袋一类不多的杂物枕在脑袋下,便算是有了首都的“临时户口”了。大概人生经 历的风霜雨雪太多,早已随遇而安了,他们大多无悲戚愁苦之神态,似乎也过得颇 信然自得。 我们绕着广场走了几圈,看到—— 有的中年盲流夫妇牵着背着抱着三四个年岁参差不等的孩子,凉席边堆着一摞 刚用过的塑料饭盒,还有半盆清水。那只几乎搪瓷脱尽、凹凸不平的破盆子,便像 是他们的“公用卫生间”了; 有几个老年盲流围坐一堆,用茶缸、瓷碗、口杯喝着啤酒,地上摊开的塑料布 上有腊肠、午餐肉、烧鸡、炸油饼等食物。嘴皮上油腻腻的,脸膛上都泛出红光, 一双双脏兮兮的手指分扯起烧鸡来,不见丝毫犹豫,其熟练程度绝不亚于英国伯爵 拿起刀叉享用布有烤牛排、红烧鲥鱼、草莓巧克力蛋糕和陈年醇酒的晚餐; 有人在微弱的路灯光下,点算着一把又一把的公共汽车票,眼珠子凸得几乎要 落下地来,其专注细致也不亚于国家执法人员在清点犯罪分子的赃款和假造的单据; 有一大群人围在一台砖头般大小的收音机旁,收音机里正在播送今晚与明天的 北京地区的天气预报。可以想见,他们想听的不会是人大常委会上的官员任免或伊 朗与伊拉克战争升级的消息,也不会是首届中国艺术节拉开帷幕和整顿全国非法出 版物的新闻,谁当部长、总理,或老外们打得脸歪鼻子青于他们都无关,他们最最 关注的是今天晚上老天爷会不会黑下脸来又刮风又下雨…… 此时,我们在盲流群中遇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通过他的娓娓讲述,又带 出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 他姓李,36岁,是中原某省一个偏僻山村的农民,妻接连生下两个女娃,夫妻 俩决心非生个男孩不可,妻便又怀上了第三胎,为了躲避乡、村计划生育手术队的 检查,举家四口踏上了盲流之路。妻临产前,偷偷跑回到外县娘家住下,菩萨保佑, 总算生下了一个男孩。妻既得儿,已无心继续随李某过盲流生涯,回家又怕挨罚, 在丈母娘的撺掇下,最后索性带着新生儿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也没同李某办理什 么离婚手续。李某上门索妻要儿,却被老丈人一顿拳脚赶打出来。这一下李某可惨 了,赔了夫人又丢儿。李某接连到乡里、县里、省里告状,结果都是“研究研究” 之后如泥牛入海无消息。李某咽不下这口气,返村将自家的破屋家什统统贱卖了, 兜里装了一把票子,牵扯上两个小女儿,千里迢迢上京告御状来了。谁知一告五年 多时间过去了,总总共共进北京城103次,光差旅费就花去了二千多元,还不算一次 又一次的扒车逃票;五年间,李某先后被遣送了11次(国务院接待站遣送五次,国 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信访办遣送六次);每次遣送时都答应解决问题,可人一走,茶 就凉,李某便又上访。李某每次进北京都住在永定门火车站;夏天睡广场、睡大街 人行道,冬天则睡进公共厕所里去。钱早花光了,就领着女儿要饭、要钱,什么颐 和园、故宫、前门、北京站、西直门、建国门、北海公园……哪里人多,就往哪里 要去。残菜剩汤、包子馒头、二分、五分的钢蹦儿、一毛、二毛的零钞,一天下来 也有个块儿八角的,除了买包廉价烟抽抽解倦儿,其余都用来买邮票、信纸、信封 了。这五年多里,李某共发出了三千五百多封信,其中贴足四角钱邮票要回执的双 挂号信就寄了600余封,从县里、地区、省级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计划生育 委员会以及他们的头头脑脑,直至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人大常委会、全国 政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都逐个寄了个遍,有的没有回音,有的有回执、回函, 加起来快二尺厚了。李某从中拣出一些个衙门大的随身带着,也还真能管事。警察 就盘查过几回,李某把回执、回函一掏,警察就忙不迭挥手:“去去去……” 十点钟,当我们怀着极复杂的感情驱车离去时,广场四周的铁栅栏上,已挂满 了汗衫、毛巾、手帕、裤衩一类的洗涤物,五颜六色,飘飘扬扬,异彩纷呈,有如 联合国总部门前的万国旗。一趟旅客列车又进站了,广场外随即响起一串悦耳动听 的女中音:“住旅馆哟,交通方便,设备齐全,有单间、淋浴、电视、电话,代购 车票……”再加上栅栏里开始响起的一阵阵鼾声,这一切那么矛盾、又那么有机地 组合成了一个非常奇特、促人深长思之的社会景观。 我突然想,连国家法令在这个盲流群落里有时也是无可奈何的;那么,计划生 育的有关条例呢,在这里不更是形同戏言吗! 2 “陆上游击队”轶事 盲流大军目前除尚无能力占据空中领域外,一般分水、陆两翼齐头并进,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只要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地盘,他们都不舍千里万里 长途跋涉,安营扎寨,尔后稳稳当当生养出一个又一个的男孩或女孩——我们姑且 称陆路这一翼为“陆上游击队”。 随着改革开放路线带来商品经济大潮的迅猛崛起,木匠、鞋匠、蔑匠、铁匠、 裁缝匠、泥水匠等农村的能工巧匠们纷纷背乡离土涌入城镇,加之城镇的个体经营 业、商品流通业、旅游服务业、建筑业、劳动服务公司等各业勃兴,使之盲流大军 的成分更趋鱼龙混杂,也给予以“超生”为主要目标的盲流人员提供了多种生计手 段和足以回旋的生存环境。据有关部门统计,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个体从业 人员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6.3%,眼下已激增至近700万人,这些腰缠万贯的新“大亨” 们,不少就属于“超生游击队”的骨干力量。 在四季如春百花争艳的昆明市,有一条长达两公里的青年路,一字儿摆开上千 个个体经营的摊点,个体户的孩子们在摊点间三五成群追逐戏耍热闹非凡。据青年 路居委会主任说,这些外来的个体户普遍超生,有的甚至已生至第四胎或第五胎了。 仅就他们管辖范围的半公里多的路段调查,外来个体户超生的就有一百多对。其中 一个来此地经商的湖南妇女,已经生了五个女孩,却公开扬言还准备再生。至于地 处城乡结合部的郊区,外来个体户的居住人数更多,超生现象也更甚。昆明北郊的 小菜园原本只有一百多户人家320口人,却住进外来个体户六百多人。男人进城做生 意挣钱,留在家中的女人,不是怀胎挺肚的,就是拖儿带女的,可谁也管不了,谁 也不想管。 在雄踞中原的济南城,英雄山下散落着星星点点几十处修鞋匠的摊子。时值酷 暑,每一处摊子的破旧凉席上睡着的全是伸胳膊露腿的孩子,少则一个,多则三四 个。大的已有五六岁,小的才只几个月。路过此地的记者金纯龙随意数了数,16个 修鞋摊旁,躺着21个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来自浙江、江苏和安徽等省农村, 到济南谋生已有三四年之久。接着,一位年轻的妇女边拍打着怀中叼着奶头的男孩 与金记者作了如下精彩的对话—— 问:“这孩子是来济南后生的吗?” 答:“这个孩子就是在这儿生下的,这是第三胎,大的丢在老家了。” 问:“你们那儿计划生育抓得紧吗?” 答:“紧着哩!可跑出来他们就没办法儿了。” 问:“罚款吗?” 答:“罚,罚得狠哩,俺不在乎,多吃点苦三两个月也就挣回来了。” 问:“在济南生孩子,没有准生证,医院肯收吗?” 女人嘿嘿一笑,在孩子的背上拍打了两下,答:“医院不管这个,只要交钱就 行。有时为了讨个方便,就多塞点。” 问:“你们那儿跑出来生孩子的有多少?” 女人乐了,答:“多得没法说。反正能跑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谁也不会呆在家 里受罪。” 金记者与另一位弹棉絮个体户(此人的工种与喜剧小品《超生游击队》中黄宏 扮演的角色恰巧相同)的对话也照录如下: “您有几个孩子?” “六个,死了俩,还剩四个。” “都是逃在外头生的吗?” “不全是。天下大得很,我那儿的土皇帝管不了这么远。” “您家在哪儿?” “南方。” “有男孩吗?” “有,两个。” “还想再生吗?” “能生就生。” “政府号召计划生育,你们应该响应才对。” “我少生一个国家就能富起来?我生的孩子是我自己养活,又不是国家养活。” “不管怎么说,你们应该去做绝育手术,这对你个人也有好处的。” “结扎?不干,人不是他妈的畜生!我一看到农村那些王八蛋抓女人去结扎, 就恨不得日他祖宗八代。” “你们生这么多孩子,今后能养活得起吗?上不了学当一辈子文盲……” “你别说了。我管不得那么多,孩子们长大了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上学不上 学是无所谓的事,你没看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如街头卖烤红薯的老太婆 收入多哩……” 至此,对话已无法继续下去了! 在八面来风人潮鼎沸的海口市。 自从1988年春,党中央、国务院毅然决定海南建省办大特区,长期孤悬海外少 人问津的海南首府海口市,一时身价倍增令国内外人士刮目相待,以图一展雄风的 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工程师、科学家、教授、学者、作家、演员、新闻记者、 企业家以及各怀动机的谋职者,如涛赶浪般跨越琼州海峡,再渗人到这个32000平方 公里风光旖旎亟待开发的亚热带“岛国”。然而,又有谁能预料得到,就在延揽四 方人才的轮渡一班又一班靠上海口码头,旅客们肩负手提兴致勃勃步入推土机隆隆 轰鸣、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的海口市区时,一支人数颇为可观囊括各色人等的“超 生游击队”,同时也顺利完成了一次从内陆跨海越洋的战略大转移。在海口,如雨 后春笋般遍地冒出的“工棚”,成了最理想的超生“保护区”。在海南机场营区内, 你会看到一串首尾相接的工棚,这里居住着112户民工,总人数为566人。这批人95 %来自广东、广西、四川、湖南等省区,平均年龄35岁上下,大多数人正处于生育 高峰期,大多数人也正是为着“超生”而来的。 一位来自广东省揭阳县的菜农,今年虽只有35岁,却已是膝下拥有5个孩子的父 亲了,可他的生育之志不减当年,决心在海南再创一番奇迹。 据海南省卫生厅、省人口局的粗略统计:1988年全省超计划生育的婴儿已达近 10万人。 3 “水上游击队”轶事 “水上游击队”系指借助舟楫,以江、河、湖、海等水域为主要活动范围的。 相对而言,“水上游击队”较之“陆上游击队”,在行动上更为机动、灵活、 隐蔽、迅捷,因而也就更加应对自如、游刃有余。 五六十年代,曾因山东籍作家刘知侠所著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及据此改 编的同名电影,而使得深藏于鲁西南丘陵间的微山湖威名大震。抗日英雄刘洪、王 强、芳林嫂等人在浩渺无垠的湖面上驾飞舟踏细浪,出没于盛开的荷花、茂密的苇 荡及望不及尽头的芨芨草丛中,令前来围剿的日军大部队纵有机动快艇也免不了处 处受制、处处挨打而只能望湖兴叹、一筹莫展——这样的故事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 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也许可称作为历史的悲哀,今日的微山湖,却成了“超生游击队”得天独厚的 “水泊山寨”。生于斯长于斯的渔民们和流入此地的外来户,他们依凭一条船一张 网,日出日没,捕鱼捞虾,小船是他们栖息的家,方圆660平方公里的湖水是他们的 “自由世界”;他们已不再弹起心爱的土琵琶唱那首著名的电影歌曲:“西边的太 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而是对着迷濛水天呼着大嗓门喊:“下雨天, 造人天!”他们都单个作业,各自为战,没有娱乐活动,没有群体观念,连电视也 难得看到,生孩子便成了他们惟一的乐趣;他们想生就生,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在 这里生孩子成为无计划的完全属于个人好恶的事情;政府想管很难管,政府真管也 管不了,一条小船随便钻入哪片苇荡,像泥鳅遁入湖底一般,便“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地茫茫皆不见”。再者,今日渔民们操作的小船,又远非昔时破烂不堪,大多已 装备上了发动机,只要马达一响,“突突突……”一溜烟驶离微山湖,苏杭数百里 水路来无影去无踪。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谣最为形象贴切:“年年想生年年生,处 处无家处处家,只要河流水不断,跟着流水走天下。”据有关消息透露,微山湖一 带超生没编人户口册的“黑孩”数早已逾万! 大陈岛,这颗镶嵌在浙江省中部沿海大陆架上的“东海明珠”,在硝烟炮火弥 漫的50年代之初,曾因遭受一场惨绝人寰的洗劫——路清退的国民党军用刺刀军舰 强行劫持岛上渔民逃往台湾,而一度变得空寂、冷清、荒漠以至了无生机,孤岛伴 枯草,潮起又潮落。四十载弹指一挥间,人民政府招募有为青年大力开发大陈岛, 这颗“明珠”蒙尘落尽再现光华,复又帆影点点,炊烟缭绕,现今岛上居民已达五 千二百多人。 大陈岛的喧闹繁忙更有另一面驳杂迷离的景观—— 每日从椒江、温岭、黄岩、临海、三门、乐清、苍南、象山等隔海相望的市镇, 再加上远及江苏、上海、福建等省市穿越滚滚风涛前来捕捞的流动船只,一列列、 一排排,多达四百多条,船上人员共有三千多人,等于从海上漂来多半个大陈岛; 若逢渔汛季节,更是空前壮观,两三万外来渔民云集于此地,把个小岛闹成沸沸腾 腾。这些个流动渔船大部分是个体船,许多人就是为着“超生”而来,在岛上安营 扎寨,生上三胎四胎不嫌多;还有人干脆制定长期战略措施,在岛上借宿空闲房屋, 男人出海捕鱼,女人在家生子。如果你有兴致上岛游览一番,就会不断遇上手上牵 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蹒跚而行的挺着大肚的孕妇。一位来自温州的渔民 欣欣然报告大家一则喜讯,他的妻子已生下三个女孩,最近又在大陈岛上生下一个 男孩,他的人生目标实现了,这一下全家人可以“衣锦还乡”了……大陈镇的党委 书记和镇长也深感在他们治下如此张狂地多生多养有损规范,长此下去岛将不岛, 于是一次又一次劳动双腿,走前村,串后街,四处八方苦口婆心地游说外来户们采 取计划生育措施(他们的权限也仅能游说游说而已),然而成效寥寥。人家不避艰 险不辞辛劳长途跋涉驾舟远渡专程而来,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超生”、多生,仅靠 游说有用吗?显然,必须要制定一整套相应的强有力措施! 江苏省苏北某地农民杨氏,夫妇俩已生三个女孩,他们发誓要再生一个男孩。 村里计划生育抓得紧,咋办?苦思冥想数日之后,杨氏一拍脑门:“有啦!”他即 刻变卖掉所有的家产,买回一条机帆船,又将三个女儿送往丈母娘家,夫妇俩便扬 帆出发了。船在京杭大运河上往返漂泊,或捕捞,或运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生完一个孩子即送回丈母娘家一个,前方。后方绝对配合默契,直至生到第六胎果 真生出一个男孩,才像凯旋的将军一样息桨归田。 扬州市曾抽调大批干部进行摸底调查,初步查明共有流动船只33000条,从业人 口15万人,活动范围达十多个省,这些船民生遍天南海北,他们的口头禅是:“要 得养,买挂桨!”…… 4 “瞒天过海术”新篇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以勤劳朴素、任劳任怨、不屈不挠等凝聚着民族光华的传 统性格闻名于世,倘若再拨动那根深藏不露的狡猾和智慧的琴弦,那必然可以弹奏 出无往而不胜的进行曲。 下面将要讲述的一则故事,相信读者们肯定会被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天衣无缝的 谋略和机巧过人的行动惊讶得目瞪口呆—— 故事发生在山清水秀的福建某山村。 狗仔和喜妹结婚四年,接连生下三个丫头片子。晦气吗?且慢,喜妹不是又怀 上了,狗仔就不信自己生不出个小子来。 计划生育的风声日紧一日,县医院组织的结扎小分队像猫头鹰一样搜寻着目标, 一经发觉动静连夜就会奔袭进村强行实施手术。可这一切都难不倒绝顶聪明的狗仔, 别看他书只读到初中毕业,平素小人书、侦探片看得多了,脑瓜子里的鬼点子也多 着哩!只见狗仔伏在喜妹的耳朵旁嘀嘀咕咕一阵子,说得喜妹两颊羞红嘴里直骂 “亏你想得出,亏你想得出”——一个工于心计的“喜剧小品”很快就将搬上舞台, 由狗仔和喜妹有声有色地进行表演。 一日,正在磨房里碾老玉米的喜妹突然大叫肚子疼,疼得双手捂住肚子在地上 打滚哭爹喊娘呼天抢地,病情的危急如同火烧房子,邻居慌忙喊回在麦地里锄草的 狗仔,只见狗仔急得满头大汗,风风火火拉上平板车就把喜妹往十几里外的“县医 院”送。第二天,夫妻双双返回村子,一脸的悲戚,狗仔逢人便说倒了八辈子大霉, 医生诊断出喜妹肚子里长了一个大肉瘤子,凶吉未卜,县医院也束手无策,必须送 省城的大医院才能保住性命。说到伤心处,狗仔又抹眼泪又刮鼻涕,众乡亲听得唏 嘘叹息,更有村里的小媳妇、老太太们陪着嘤嘤饮泣。 果然,乡邻们看到喜妹肚子里那个可恶的“肉瘤子”日见长大,长得圆圆的鼓 鼓的。村里三五个媳妇在溪边浣衣时互相逗趣说:“真背时,喜妹那肚里的肉瘤子 着换成个胎儿,敢情就好啦……” 此时的狗仔正忙着八方筹措盘缠,细心打点行装,吃的用的穿的一应准备齐全 之后,把三个刚会呀呀学语的小囡留给老爹照管,便情切切凄戚戚告别众乡亲,带 着病病歪歪的喜妹,也带着乡亲们的一片虔诚祝福,坐汽车换火车上“省城”求医 去了。 此后好长一段日子里,狗仔老爹俨然成了牵动全村人神经末梢的新闻发布官。 最初报道的消息称:狗仔费尽周折托人送了一大把笋干、香菇、乌龙茶,喜妹才得 以住进省城××大医院,手术相当复杂,难度大,病人又多,得按先来后到排号慢 慢等着。 接下来的消息报道说:大医院的大专家们协同会诊的结果,发现“肉瘤子”不 是恶性的,医生动手术时像摘瓜一样把“肉瘤子”摘下来了,喜妹的性命总算保住 了。 乡亲们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回到原位,都齐声赞颂省城的大医院大医生果真有 能耐妙手回春,能将人从阎罗殿上拉扯回来。也有人说在肚子上划一道口子也不是 好玩的,这又不是生孩子像母鸡下个蛋一样顺当。 围绕着喜妹肚子里那个颇为神秘的“肉瘤子”的舆论渐渐平息下来了,村民们 该扛锄下地的扛锄下地,该出门跑买卖的出门跑买卖,小媳妇们照例嘻嘻哈哈结伴 赶大集扯花布,老大爷们照例悠哉游哉围成一堆品茶下象棋……这样一晃眼又过去 了多半年。 忽一日,小山村笑语喧哗,原来是狗仔、喜妹夫妇双双从“省城”回来了。喜 妹虽经一场“大病”,可已调养得白白胖胖,两颊红润润灿若三春桃花。狗仔老爹 在院门口挑起一挂“电光炮”噼噼啪啪燃放起来,分得喜糖的光腚孩子们追逐戏闹 不止,老大爷们则咂巴着嘴连连称道:“大难不死,往后狗仔家的福气用门扇板都 挡不住哩,哈哈哈……” 白白胖胖的喜妹坐在院子里,向围着她的小媳妇们叙说“省城”里的高楼都像 俺村后的大山一般高一般大,听得这些穿红挂绿的小媳妇们眼睛里都放出一道道绿 光来…… 又过去大约一年光景,狗仔老爹又一次在院墙门口挑起一串“电光炮”噼噼啪 啪燃放起来,这一次是喜妹她大姨领来一个孩子,说是过继给狗仔、喜妹做儿子的。 乡亲们一看,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简直就是从狗仔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至此,大幕徐徐降下,这出“喜剧小品”算是表演完了。 乡亲们自是心知肚明。 5 “黑孩”知多少? 1989年暮春时节,我曾经驱车从鲤城泉州出发,专程去造访众说纷纭毁誉参半 充满神秘感和诱惑力的晋江石狮市。 刚踏入林林总总像万国旗一般挂满各色服饰的拥挤不堪的街市,就目睹了一幕 惊心动魄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场景:一群半大不小的顽童,最大的不过十三四岁, 最小的则只有七八岁,在街市一角手拉手圈成一个圆圈,然后由两名不足十岁的男 孩和女孩登场表演绝活。所谓绝活,即用一根锋利的粗铁丝狠劲穿透细嫩瘦小的手 掌心,殷殷血水顺着铁丝渗出后滴滴嗒嗒落地有声……此刻,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卷 毛小子领头高喊“好!好!”于是数百名围观者中不少人也一齐直着脖子喊“好”。 接下来,一个上身穿红肚兜的小女孩手举一托盘绕着围观者一路叩头如仪,大家遂 将零钞。硬币“叮叮当当”往托盘里扔……事后我了解到,这群孩子的父母都是 “超生游击队员”,孩子生多了,入不了户口册,领不到粮油副食票,更上不了学, 父母也无力抚养,就让他们自个儿去闯荡江湖自谋生计了。 这一类故事可以组接成一部厚厚的《社会通俗演义》。 在北京火车站以及海淀区万寿路“侃爷村”、朝阳区六里屯贸易市场,你不时 可以见到一群黑不溜秋的野孩子,他们向南来北往的旅客、倒爷、推销员、过路人 伸出又脏又瘦的小手:“大爷叔叔阿姨们,行行好……”; 在上海市五角场。十六铺等个体商贩聚居地,小“拉兹”们结成团,抱成伙, 昼伏夜出,撬门入室,扒个钱包,抱台电器,视为家常便饭; 在广州市海珠广场,在深圳市沙头角中英街,以及安徽黄山、江西庐山、山东 泰山、浙江普陀山、福建武夷山、四川九寨沟、湖南张家界、河南少林寺、河北秦 皇岛、海南天涯海角等各处旅游风景区,于一片如织人潮中突然会闪出一颗颗小脑 瓜来,手举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旅游纪念品,兜头拦住游客就高声吆喝叫卖,那叫 真的神态连一个子儿都不会让…… 全国“黑孩”知多少? 据1989年3月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统计:全国一孩比例只占到每年出生婴儿的 52.55%;二孩比例在30%上下波动;全国出生人口的计划生育率不到60%,近几年 平均每年有900万计划外婴儿出生,每年出生的多孩人数超过300万。就全国各省区 相比较,多孩率最高的首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达45.43%;其次为海南省,达3 3.73%;第三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达29.97%;第四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达28.40%; 第五是贵州省,达28.3%。如果我们把这五个省区分别标在祖国的鸡冠形的版图上, 一眼可见,它们都是分布在边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需要特别指明的是, 这种官方统计数字对于散居隐蔽在全国各地杂杂沓沓里的“黑孩”们,往往是无法 包括人内的。 换句话说,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黑孩”的重负加在祖国母亲瘦弱的肩 胛上! 大多数“黑孩”可以说是盲流人员(亦即“超生游击队”)的“杰作”。 盲流人员人户分离,行踪不定,流动性大,婚孕产情难掌握,综合节育措施难 落实,奖惩规定难兑现,使得密如蛛网的国家计划生育管理体系也往往网开一面, 挂一漏万。据贵阳市对八万多暂住人口进行调查,女性人口中育龄妇女占用.6%, 超计划生育和多胎生育现象相当普遍。浙江省1987年的统计表明,全省计划外出生 的婴儿中,80%是流动人口所生。福州市流动人口所生的计划外二胎占全市计划外 二胎总数的50%,多胎则占到总数的80%。武汉市江汉区贺家村的九户外来农民中 有八户超生,其中一户已生到了第九胎。江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南昌、九江、奉 新县等地区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被调查的616名20岁到39岁已婚育龄妇女中,未采 取任何节育措施的有329人,占流动妇女总数的53.4%;616户流动户中出生新生儿 125人,出生率为53.6%,相当于该省平均出生率的3.1倍。 山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人的意见具有启示性意义。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 的进一步搞活,社会上的流动人口将继续呈现上升趋势,这一部分人的生育工作基 本上处于失控状态,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有关部门“几不管”造成的“死角” ——恰好成了流动人员“超生”的“温床”。加强对流动人口生育的管理,这是一 项全社会综合管理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国协调步骤统一行动。因为现在的人口流动, 不仅仅是县际、地区际,而已是省际间的大流动,是全国性的问题。倘若国家没有 制定出一整套统一的严而有效的措施,此项工作势必流于空谈。 江苏省从1984年即开始了探索搞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新路子。他们 的工作程序是:首先组织队伍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在此基 础上因时因地因人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然后要求公安、工商、劳动、城建、房管、 农委、卫生、个体劳动者协会、乡镇企业管理、计生委等主管职能部门协同配合, 齐抓共管,强制执行。 江苏省地处东南沿海,铁路、水运交通便利,商品经济发达,流动人口的队伍 杂而庞大。通过调查,他们发现有建筑人员、“五匠”、船民、个体商贩、临时工、 合同工、外包工、季节工、以及城镇的拆迁户。半家户、空挂户、口袋户、待业户 等,从事的行业多,工作散布面广,情况千差万别。扬州市的经验是将这些包罗万 象的流动人口分门别类,划归为四大类型:一是流动船户;二是建筑工人;三是个 体从业人员;四是临时工、合同工。然后根据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特点,分别纳入 不同的管理轨道。 江苏省制定的并经当地政府和人大常委会联合签发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办法》,主要体现了下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流动人口中属于计划生育管理的对象是指:出。人省市乡三个月以上 的已婚育龄妇女。流出流进的均要管起来。 二、实行管理的部门: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先后由流出户籍地和流入居 住地所属人民政府负责。村(居)民委员会要与外出的已婚育龄妇女签订计划生育 合约,用工单位和团体组织负责其计划生育的管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用工单 位和团体组织应列入工作职责范围。 三、流动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外出前,必须持有户籍所在地乡镇和街道办事处 《计划生育证明》,否则有关单位不予办理签证。对营私舞弊出具“证明”或伪造 骗取“证明”的要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制裁。 四、各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用工单位和团体组织对流出与流入的已 婚育龄妇女要登记造册,其有关计划生育指标的统计由流出地负责,但计划外怀孕 的补救手术的费用由用工单位和团体组织负责;外来的已婚育龄妇女应遵守流入地 的有关计划生育规定,超生者由流入地区征收超生费和罚款,并在没有兑现罚款和 采取绝育措施前,应暂停使用有关执照和证件。 江苏省自实施上述管理办法以来,是收到了一定成效的。据1988年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调查数字,该省总人口为643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14%,计划生育率为 70.74%,多孩率为6.11%,综合指标在全国属于前五名内的先进省份。 从1989年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获悉,已有天津、浙江、安徽、 山东、江苏、福建、广东、云南、陕西、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制定了《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这在全国30个省市当中,还只占到三分之一,当然还 很不够;但它毕竟标志着希望的开端,是一次强有力的起步! 1990年2月15日,国务院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沈益民宣布:我国现有 流动人口已达6000万至8000万,以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为最多。准确地查清这些 流动人口的数量、分布和从业情况,将是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重点内 容,同时也是此次普查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显然,沈益民向大众传递出一个信息:国家将很快着手制定一整套对全国流动 人口行之有效的管理法规。 五 人口素质:被遗忘的另一片世界 无论二百多年前英国人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论》,还是三十多年前中国人马 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两者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只集中强调了人口的数量 问题。 人口实际上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人口数量膨胀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犹如在一只腾空奋飞的大鹏鸟翅 膀上系结上一块沉甸甸的铁砣——这一道理在支付出昂贵的代价之后已在全社会基 本达成了共识。 人口质量危机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上设置了一道道屏障,犹如关山万重、恶水阻 隔,使得共和国列车步履瞒珊——这一道理时至今日却并未在全社会引起足够高度 的关注。 人口质量亦即人口素质,它起码应该包容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思 想道德素质。 1971年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发展研究所举行的“发展中心选择”讨论会上,智 利知识界的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 曾说过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 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人的心理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提高人口素质,究其根本,便是一个由传统人向现代 人嬗变的异常艰辛的演化过程。 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如果一个国家 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 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和态度、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 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束将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 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鉴于此,我们有责任大声疾呼:人口素质,向中华民族敲响了第二个警钟! 1 数字是枯燥的,又是沉重的 数字是枯燥的,又是沉重的,沉重得像一座大山。 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 我国现有文盲2.5亿人,其中35岁以下的文盲(亦即青少年文盲)占文盲总数的 30%左右,每年产生的新文盲多达200万人。我国的文盲率为22.7%,比发达国家要 高得多,比如北美国家的文盲率仅有0.5%,欧洲国家的文盲率为2.2%。 我国的学龄儿童入率率仅达到95%,还有500万学龄儿童没有入率。我国的中学 入率率才达到30.75%,大学入率率为16.98%。而美国的中学入率率高达99%,大 学入率率达到58%;苏联的中学入率率为96%,大学入学率为21.2%;日本的中学 入率率达到92%,大学入率率达到30.2%。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为例,美国为531. 3人,苏联为197.2人,日本为206.5人,我国才11.8人,还低于印度的70.5人、埃及 的123人。 近年来农村小学、初中的流失生不断增多,从而成为“廉价的小徒工”。他们 去从事普通工、挖土工、搬运工、纺织工。无照商贩,或沿着城市公共汽车路线一 路拣拾遗弃在地上的废旧汽车票,或终年终月终日都在农村私人承包的小块土地上 从事农耕劳动……这样使得童工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 据《中国法制报》透露,在南方的福建省,发现有三百三十多名不足16岁(国 家规定从事劳动的法定年龄)的儿童在闽侯县的14家纺织厂里从事体力劳动。 郭亮自称他14岁了,事实上他刚满10岁,每天清晨,他肩上挑着棉套出发了, 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甚而挨家挨户叩门大声吆喝兜售他的棉絮,每卖出去一 个他可进项二元钱。据《北京晚报》的一位记者介绍说,在北京城从事这项买卖活 动的儿童,至少有2000人至3000人。他们差不多全都来自浙江省。就像9岁的简平叶 一样,他们每季度可赚到7000元。郭亮和简平叶同住在北京西郊租来的一间农民房 子里,和他们一起住在这间房子里的还有另外十来个同年龄的孩子,他们一个挨一 个挤靠着睡在地铺上。指挥和调度他们工作的是四个五十来岁的师傅。这些“小徒 工”中,绝大多数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小学,只有郭亮的两个小伙伴说自己有能力给 父母亲“写信”——于是他们从背包里翻找出一封还没及寄出、错别字连篇、一口 气很难读得下去的“信”。 驻北京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位代表说:“没有关于童工的官方统计数字。 但是,很容易估计出童工的数目,因为人们知道全国至少有3000万儿童(占儿童总 数的20%)没有读到小学毕业2另外,有5%的儿童是文盲。”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最近的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儿童所受教育不满五年。据报界披露,在某些县里, 受教育不满五年的儿童的百分比竟高达88%。其中,受教育不满五年的女孩于的比 例则更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那位驻北京代表还指出:“让自己的儿女做童工的 作法对父母亲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特别是因为在有2.5亿文盲的中国,还没有经济 能力在全国各地真正实施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 国家教育委员会1985年估计有300万女孩子(占总数的7%)从来就没有进过小 学校门。在富裕的浙江省,很多“家庭作坊”都雇用童工,其中有一多半是女孩子, 最小的只有10岁。例如《浙江工人日报》报道在小城金乡,就有四百多名儿童在服 装厂里做工,其中有半数孩子不识字。 据1987年报界公布的统计数字: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4,其中城市妇女的 生育率为1.3,农村妇女的生育率为2.6,农村妇女的生育水平比城市高出一倍。 我们再来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1988年上半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 另一组数据:北京的多孩率为1.79%,上海的多孩率为1.12%,天津的多孩率为2. 59%,全国城市街道的多孩率平均为1.19%;全国县属乡的多孩率为17.63%。农村 的多孩率是城市多孩率的15倍。 我国的总体文化水平不高,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5年。据1987年的统计数字: 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约占总人口的0.88%;工业部门中,工程技术人员仅占 职工总数的2.8%;工人中,80%的人文化水平达不到初中毕业。全国文盲、半文盲 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些文盲、半文盲人口92%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而农村 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数高达44%;15岁至19岁人口中近半数没有受过初中教育, 25岁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9.7%。一次别出心裁的普查, 对50岁以下的妇女按文化程度分类统计表明,平均生育子女数分别是:文盲5.86个, 小学水平4.8个,初中水平3.47个,高中水平2.85个,大专水平2.05个。 上述三组统计数字,不容置疑地让我们得出了如此令人惊骇的结论:愈穷愈生, 愈生愈穷;愈愚愈生,愈生愈愚! 这不但直接影响到我国现有人口的总体素质的下降,而且毫无例外地将导致我 国下一代人口总体素质的继续滑坡。 接着要谈谈我国人口的身体素质。 毫无疑问,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保健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开 展,以及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我国人民体质普遍有了增强,人口 发病率、死亡率迅速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上升,昔日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状 况早已不复存在。 在此,我们还不得不指出我国人口身体素质的另一个负面—— 据1987年4月1日进行的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结果推算: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 约有516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有残疾人的家庭约占社会家庭总数的五分之一, 比例之高令人咋舌。其中:听力语言残疾患者1770万人,智力残疾患者1017万人, 肢体残疾患者755万人,视力残疾患者755万人,精神病患者194万人,综合残疾患者 673万人。 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有各种先天缺陷患者3000万人,其中0岁至14岁儿童 智力低下总患病率为1.07%,他们中间又有五分之二属于较重智力低下者,这就意 味着约有120万程度较重的弱智儿童需要特殊照顾。 据全国945所医院对120万围产儿出生缺陷的监测,共查出病种111种以上,出生 时肉眼可见的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13.2%,包括有严重出生畸形无脑儿。脊柱裂、唇 裂、胯裂、唇胯裂等等。这样,我国每年约有38万肉眼可见的异常婴儿出生,约有 85万婴儿有生理缺陷,我国的先天致残率已超过50%。天津市儿童福利院近年来收 养的弃婴,年递增率为33%,其中除一部分健康女婴外,绝大多数属痴傻、严重畸 形婴儿。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三亿多少年儿童中,由遗传因素等原因造成的 残疾及智能低下者占到3%,高达1000余万人。 在城市已经实行围产期保健之后,不少农村地区的孕产妇却连最基本的医疗卫 生条件都还得不到保障,接生设备更谈不到。正如一首顺口溜所唱的:“一盆草木 灰,一个棉花套,一把小剪刀,再熬水一锅……”其结果,在城市婴儿死亡率已占 不到1%的情况下,某些边远农村山区婴儿的死亡率却高居15%。而恰恰又是广大农 村的孕产妇们,始终在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生育着。可想而知,在 广大农村地区病残新生婴儿的比率,只会是一笔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了。 就健康状况而言也不乐观:我国青年中营养不足者占28.9%,少年中则占到36. 16%。有关专门机构曾进行过一项独特的调查:中国男女儿童在12岁时,身高比日 本同龄儿童分别低7.2厘米和5.75厘米,体重轻9公斤。 儿童的状况困扰我们,老年人的状况同样困扰我们。 我们再来看一幅生机盎然的都市社会景观:每天晨曦微启,大街小巷欲醒未醒 之际,各处含苞带露的公园里,或枝叶扶疏的街心绿地上,早已汇聚着成千上万舒 展手臂,扭动腰肢,做出种种“高难动作”的老人们——这就是被西方国家形象地 戏称为“白发浪潮”的人口老龄化现象。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前景是:目前已拥有9000万年逾花甲的老人,约占总 人口的8.4%;到本世纪末,这支“队伍”将扩展到1.3亿人,占总人口的11%;按 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就算是老年型国家— —这表明我国很快将正式步入“老年型”国家;到公元2025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将 激增至2.8亿人,全国平均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我国人口老化速度之快, 与世界公认的人口老化最快的日本己是并驾齐驱了。人口快速老化除了会导致劳动 力资源的老化与不足,最终必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外,日渐庞大的老年群体, 也势必向社会提出越来越多的特殊需求。 笔者在这一节里实录了如此众多有关的调查统计数字,并不是要展览我们中华 民族的悲哀,而是为着面对现实,正视现实,警醒国民,以期引起疗救! 2 重男轻女——封建老树上结出的一只苦果 自从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训诫之后,传宗接代、 延续香火的宗法观念,千百年来一直像绳索一样牢牢捆住了中国人的灵魂,进而积 淀为民族心理深层结构中摇撼不动的永固大厦。 也正是在这一社会各阶层共同严格恪守的道德规范的涵盖下,男子——成了 “种子”、“根”、“苗”、“香火”、“顶门柱”。老人死后坟头的“哭丧棒” 等等的代名词——成了家族乃至国家人丁兴旺的惟一标志(在此,女人显然被忽略 不计了)。 于是,生男孩始终成为中国人生育追求的第一目标。 历史的巨大惯性力一直延冲至今日—— 东北。一农妇接连生下四个女孩之后,丈夫的脸黑得像是堆满了烈性炸药,一 点就爆,出口伤人,动手挥拳,怪她的肚子是没用的“窑”,火再旺也烧不出块 “金砖”来。于是,这个家是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摔盆子砸碗碟,再也过不 下安生日子了。她一遍又一遍给观音娘娘上供烧香,跪拜叩头,又含着眼泪偷偷地 找了算命先生,那瞎子却摇头晃脑地向她揭示命运的奥秘:“命中注定呀,大嫂你 生完七千金后必定得子!”她生第五胎时,老北风裹挟着雪花从土墙的窗洞一个劲 地往里灌,她的牙在打颤,心在哆嗦。在历尽痛苦与折磨之后,满身血污的婴儿终 于生下来了。她不敢看——没勇气看;她也不愿看——没情绪看。反正是丫头片子, 她摸索着胡乱抓起婴儿蠕动的双腿,顺手就丢进了床边的马桶里。她感叹自己命苦, 任凭凄楚的泪水汩汩地流淌下双颊……丈夫从大田里三脚两步风风火火赶回来了, 推开门,急问:“生了吗?是小子么?”她无力地抬手指了指地上那只黑糊糊的马 桶。丈夫猛扑过去,抱起婴儿:“啊,是小子!是小子!”可婴儿已溺死了…… 西北。一农户一个接着一个地生下女儿,他发誓要生下儿子。为了防止计划生 育手术队将妻送到乡卫生院做人工流产,他特地在屋后的黄土高坡上挖了一窑洞穴, 洞穴长且深,里面铺上干草,备好了应有尽有的各式干粮食品,妻子一怀上孕就住 进去,一住几个月直至生产后再重见天日。如此这般,他家的老三、老四、老五、 老六4个女儿全都出生在洞穴里。显然,这个黄土高坡上大字不识几个的庄稼汉,对 “深挖洞,广积粮”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京郊。一农妇卧怀上了第三胎后,她几乎就没再敢在自个家里呆过。这个亲戚 家躲两天,那个亲戚家藏三天,怀胎十月,她东躲西藏居然就给躲藏过来了。村里 大伙儿早已订了《计划生育公约》,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因为她头胎生了 女儿,村干部照顾她再生一个,谁料想第二胎生的又是女儿。她心里也明白得很, 照顾只能一次,不可能一直照顾下去直到让你生出男孩来的。现在她又想生第三胎, 如果让村干部们看出了破绽,那是肯定要被弄到医院去引产的。按丈夫的话说: “俺村就紧挨着北京城,俺们这是在皇帝眼皮底下偷生孩子呀!”“偷生孩子”是 要挨罚的,夫妻俩也早商议过一遍又一遍了,罚几个钱算啥,只要能生出胖小子来, 就算是买个“议价儿子”吧!天遂人愿,这第三胎果然是儿子。不等人催,无须人 叫,丈夫就高高兴兴眉开眼笑主动将三千元“超生款”送到村委会去了。做满月那 一天,夫妻俩将双方的三姑六姨、亲朋好友,以及乡亲乡邻老少爷们全都请了来, 高朋满座,喝酒划拳,大伙儿正吃喝得满嘴流油,天旋地转,做父亲的怀抱着新生 儿出来朝众乡亲频频施礼,尔后郑重宣告:“俺琢磨好啦,现在国家时兴对外开放 嘛,俺这儿子就起个日本人的名字,叫‘三千一郎’!”话音落地,举座皆欢,鞭 炮齐鸣…… 西南。一农妇已生了三个女孩,任村干部们跑断腿磨破嘴皮子,她死活就是不 肯落实节育措施,因为她和丈夫的目标是生男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又怀上了 第四胎,为了躲过计划生育手术队,她让丈夫将滚烫的沥青涂在自己的小肚子上, 造成肚皮严重灼伤溃烂,这样医疗队自然无法对其施行手术了,得以生下第四胎, 遗憾得很又是女婴。她很快又怀上了第五胎,这一次她则让丈夫用小刀在她的肚皮 上划了一道长口子,结果伤口化脓,又无法进行引产手术了,再生下第五位“千金”。 这样一次又一次皮肉受苦,苦不堪言。但她忍了,一切全忍了。她认为女人到世上 走一遭,如果不能生下个儿子,不等于白活了嘛…… 安徽。当某乡计划生育小分队获得十分准确的情报,深夜来到一家“钉子户” 准备凭三寸不烂之舌决心做通思想动员工作时,却发现长期躲藏在外今傍晚才潜回 家的孕妇不翼而飞了,伸手摸摸床铺,床上的被褥余温尚存,人会跑到哪里去呢? 后来才知道,孕妇的丈夫已早有准备,在床下挖了一个地道直通后院的柴房,地道 口用一块木板遮盖着。那天晚上刚听到叩门声,丈夫情知不对头,急忙翻身下床手 脚麻利地移开木板,妻就从地道里顺顺当当逃出去了。这一细节颇像电影《地道战》 里的场景!无独有偶,这类“金蝉脱壳”的故事在贵州的一个小山村里换了另一种 形式又重演了一次:也是在一个更深夜阑时节,计划生育工作队来到一个怀第三胎 的农妇家动员她去医院做引产手术,没料到农妇出奇地痛快,满口答应了,说是去 换件衣服就走,说完便一脸春风转身就进了另一间屋,随即“砰”的一声将房门关 上了。这边工作队的同志们正暗自窃喜今夜不必磨破嘴皮子了,便耐心地等呀等呀, 却久候终不见她再出来。无奈,试着推开那间房门,只见一条炕上躺着她的公公及 另一个“男人”,哪有她的踪影?在其他的房间里也遍寻不着。最后,工作队也只 好悻悻然撤离她家。事后才晓得,那天晚上她就是乔装一番后坦然躺在公公身旁蒙 上被子的那个“男子”——她采用如此大胆的出乎常情的手段终于在计划生育工作 队同志众目睽睽之下蒙混过关!她信奉的人生哲学是:一个女人,蒙受钻公公被窝 的羞耻却远比没有生下儿子的羞耻要差得多…… 上述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故事,只要你有兴趣走向广大农村,去叩响庄户人家 的院门,就会感到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和传统文化观念共同浇注下的土地,深深植根于这块土地 上的封建老树结出的苦果——“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就互为因果地编织成这 样一个可悲而又可怕的“怪圈”——一方面,极大地刺激着人们(尤其是农民们) 的生育欲望和生育热情,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十几年了,我国80.21%的家庭仍然 生育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另一方面,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又迫使人们(尤其 是农民们)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生男流女,而现代医疗技术也起了副作用,不少孕 妇利用医院的B超和羊水化验等手段鉴测胎儿性别,特别是二胎以上生育者,一经发 现是女性,就做人工流产,若发现是男性,就想方设法生下来,很多地区甚至一再 发生溺弃女婴事件,遂造成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人类的正常生育中,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为1.3:1.6,男婴数略多于女婴数—— 这似乎是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上帝苦心孤诣的安排。而1987年,在我国新出生的22 00万婴儿中,其中男婴为1162万,女婴为1038万,若按正常性别比103计算,女婴少 生了八十六万;若按正常性别比106计算,则女婴少生了六十六万。这种失衡现象在 广大农村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诸如“九个闺女不如一个瘸腿儿”、“无儿便是断 香火”等封建传统生育观念还占据着许多农民的头脑——尤其牢牢占据着地处边远 山区年岁大文化低的农民的头脑。湖南省曾对14个县市进行抽样调查,新生儿性别 比为132.6,1/3的乡新生儿性别比高出200,其中某个生产队出生八个婴儿中竟然 只有一个是女婴。河南省有关部门曾对285个农户进行抽样调查,在新出生的385个 婴儿中,男婴205人,女婴180人,性别比为113,其中多胎(二胎以上)生的性别比 为160,且这种性别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在陕西省和河北省对尚无子女的育龄妇女 进行调查的结果是,只有3%的妇女表示希望第一胎生女孩。河北省某地第二胎的性 别比高达900。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低龄人口的性别比态势颇令人忧虑—— 0岁组的性别比是109.54; 1岁组的性别比是111.72; 2岁组的性别比是109.73; 3岁组的性别比是109.88; 4岁组的性别比是108.68……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指出:由于歧视妇女现象仍然 存在,目前我国已开始出现男女比例失调,女性只占总人口的48.9%,男性则已占到 总人口的51.1%。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康冷日前则向报界透露:因为有些人为生男 孩,不惜违反国家政策连续超生,且野蛮地遗弃或溺杀女婴,导致自然存在的男女 正常比例遭到人为的破坏,目前女性儿童比男性儿童少了2.2%,依照这个比例推算, 当他们长到23岁时,将会有4400万娶不上妻子的男光棍汉出现。 专家们指出,人为地破坏人口生育规律,导致性比例严重失调,会给社会带来 潜在危机,增大未来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直接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引起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3 优生优育与“四二一”综合症 当今世界已经迈人知识爆炸、科技革命的崭新时代。随着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 识和珍视,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亚洲或欧洲,也无论什么文化背景、什么种族肤色, “优生优育”都成了一个时髦的社会话题。 优生学的本意是:生一个聪明、漂亮、活泼、健康的孩子。它是1883年由英国 博物学家高尔顿最先倡导并建立的。自从我国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实 施以来,这门学科得以迅速勃兴:婚前检查、禁止近亲通婚、讲求适当的婚龄和育 龄、开展遗传优生咨询、进行产前诊断、提倡胎儿教育和幼儿教育等等,已经成为 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它无疑是提高我国人口智力和体力素质的必 不可少的科学途径。 然而,任何事物都包容着它的正面和负面,就像是你手中正掌握着的一把双刃 剑。我们经常会在林林总总目不暇接的报纸杂志上读到诸如此类的故事—— 丽丽长到五岁了,聪明、活泼、可爱,晚上从幼儿园回到家中,白天阿姨教授 的歌舞记忆犹新,兴之所致,于是又在父母面前翩翩然跳起《天安门上太阳升》, 惹得父母乐呵呵不拢嘴。 一天晚上,爸爸中学时的同窗好友来家做客。他见了丽丽的俏丽模样赞不绝口, 又抚摩起丽丽芦笋般的纤纤十指,突然,他唱咏叹调般地感叹道:“老兄你好福气 啊,丽丽真是个学钢琴的好材料,我可以打保票,只要你现在就开始让她学钢琴, 她将来长大了不是傅聪,也一定是鲍惠荞!” 客人走了,那句话却整夜整夜地在丽丽爸爸的脑海里折腾。他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工人,普通到从芸芸人海里经过时,绝没有谁会多看他一眼。他甘于这种普通, 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命中注定”了的。现在,朋友的一席话在他的心中燃起了 五彩般霞光绚丽的希望。其实,五年前自从丽丽降生的那一天起,他就把“希望” 深深埋入了心之某一处隐秘角落——于是,他一个堂堂七尺须眉男子汉,才心甘情 愿地干起了洗尿布、哄睡、洗澡、熬奶糕……只是到了今天,他心中的“希望”才 变得如此明晰、鲜亮起来! 虽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家用电器如海浪般涌进千家万户的今天,丽丽的 家里还只有一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没有录音机。炎炎夏 日,他也只能用保温瓶从大街上给丽丽提冰激凌回来。但是,为着能给女儿丽丽制 造一个斑斓的梦,经济上的匮乏又算得了什么?他将拼命挤进这个梦里—— 戒烟。戒酒。戒肉。又东挪西凑借来1500元的外债。三个月后,一台价值3500 元的光可鉴人的钢琴抬回家里来了。丽丽也不再送幼儿园,那个只会教孩子们“咿 咿呀呀”唱歌跳舞的地方能培养出钢琴家吗?! 拜师。上课。观摩。每次都是丽丽的爸爸亲自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又自始至终 一直守在她的身旁。 从此,钢琴犹如一块硕大无朋的巨石压在了丽丽的童年上。每天长达八九个小 时的练琴,练得手臂都抬不起来了,三餐吃饭时,五指疼得抖抖索索,连筷子都握 不拢,像是得了鸡爪疯。趁爸爸不在家,悄悄溜下楼去,同小朋友玩一会儿,可爸 爸早已在邻居的孩子们中间安插了“克格勃”,发现举报一次,奖给五粒“大白兔” 奶糖,尔后,丽丽必然要遭受一顿粗暴的呵责;夜晚,困了,丽丽的小脑袋一头栽 下去,黑白分明的琴键上便洒下点点殷红,爸爸从里屋跑出来,看了看,往丽丽额 头涂上点紫药水,还不“大赦”,他居然想出了一个效仿古人的办法,从屋顶上垂 下两根绳子,用绳末拴住女儿的两根小辫…… 丽丽呀,望着楼下在“跳房”的欢天喜地的小朋友,她的脖颈伸得像鸭子一般 老长老长;听着窗外绿叶枝头上小鸟宛如短笛的啁啾,她两腮上止不住扑簇籁滚满 了泪珠儿;只要一眼望见那似一尊大老虎般的钢琴,她就吃不下饭,睡不稳觉,条 件反射作用使得她经常在睡梦中也哭泣着喊:“我不要练琴,我不要练琴……”一 种愤然而生的心理,越来越强烈,愈来愈骚动,丽丽她几乎不能自持了…… 一天,爸爸上班前又照例扳着脸给丽丽交代了作业。要弹会两首练习曲,否则 中午不许吃饭。望着爸爸背起工具袋推着自行车出门,“丁零零”汇入人流渐渐远 去的背影,丽丽狠劲地紧咬住自己的小嘴唇,很快,小嘴唇上就留下了一排清晰可 见的紫褐色的齿印……突然,丽丽“蹬蹬蹬”跑进厨房,拿来一把菜刀发疯似的向 钢琴砍去,五下,十下,二十下,三十下……她越砍越来劲,像同小伙伴们跳橡皮 筋一样来劲;她越砍越欢快,像过大年和爸爸妈妈去院子里放鞭炮一样欢快;渐渐 地,她的手臂乃至整个心都麻木了,一下一下成了机械运动,仿佛不是她在使着刀, 而是刀的魔力在扯动着她的胳膊一起一落砍下去……望着刀痕累累、面目全非的琴 键,丽丽开心地笑了,那笑容决不像一个五岁的孩子的,深邃、艳丽,而又透出一 股刀刃般的悲凉,颇似暴风雨前那熔金泼红的西天托起的壮丽……仅仅一会儿,笑 容跌入恐怖的黑暗之中,丽丽知道爸爸下班回来之后,家里将会出现的炸药爆炸一 般的浓烟密雾…… 丽丽颓然地倒在地板上,天花板上的每一块方格图纹竟也印着爸爸狂怒的面容…… 转个身,丽丽一眼瞄住了墙角边上的一只暗红色的玻璃瓶子,前些日子妈妈用瓶子 里面的药水熏过蚊子,还特别叮嘱她:“这药水能毒死人,你千万不能动!”她努 力地站起来,走过去,拿起了瓶子,像削铅笔一样轻巧地旋开盖,对着小嘴“咕咕 嘟嘟”就喝了起来,神情平静得似乎在夏日里舒心地喝一瓶冰镇过的橙汁…… 喝完后,丽丽走回到钢琴旁,用纤纤小手最后一次细心地抚摩琴键,然后将锃 亮的琴盖轻轻盖上,然后又倒在地板上——静静地。窗外,响起一串稚嫩、甜美的 童音:“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花开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 我们终于看完了这幕由一个五岁女主角上演的大悲剧! 问题是,这带着血和泪的悲剧还在社会生活舞台上日复一日地排演着。替孩子 们精心设计前程,乃至将自己未及实现的梦,遗传基因般硬塞给下一代,不惜搀和 进一股强劲扭曲幼苗的野蛮——普天下厚爱孩子、望子成龙的父母们,难道不应该 深长思之吗! 下面,我们再来读一则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以《“抱大的一代”令人担忧》 为题的新闻速写—— 连日来,天津东站出口处被一堆醒目的高校接新生标志牌围得水泄不通。一个 负责接新生人校的校车司机抱怨汽车超员时说:“接来的一多半是学生家长。” 今年天津高校新生绝大部分由亲属千里迢迢护送到校,“盛况”远远超过往年。 在天津大学,无数家长拿着登记表之类的东西,人前人后挤来挤去,而他们的“公 子”、“小姐”则在圈外若无其事地静候。一位家长竟然这样说:孩子从小就是由 老师。家长“抱大的”,希望大学的老师能接着“抱”下去。她还说,如果不亲自 送孩子来,她那“从没离开过家”的18岁的千金连衣服该放哪儿都不知道。一对从 江西南昌专程送子上学的夫妻正在忙着,儿子在一旁静坐,他父亲说:“他昨天才 第一次洗衣服。”一位从抚顺送女儿来的父亲,当年18岁参军时已经会自己做被子 了,可他19岁的女儿却从未干过任何家务活。许多父母为了全力保孩子上大学,竟 免了一切他们早该会做的事。这些家长可能从未认真想过他们的孩子在走上社会之 后,还会不会有人“抱”着? 何止一个天津?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哈尔滨,在拉萨,在海口……每 年每年的夏秋之交,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高等院校迎接新生入率时,这样的“喜剧” 都要上演得令观众目眩神迷。 1986年暮春,当青年女作家涵逸在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作家》上发表她的长篇 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时,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犹如共同经受了一次强烈地 震——父母们争相传阅、奔走相告,报纸杂志纷纷转载,影视圈则忙于筹划将它搬 上银幕,“小皇帝”这一形象的文学譬喻也毫无争议地成为我国独生子女的专有代 名词。 涵逸的写作显然受到了《新闻周刊》的提示。美国这家颇具影响力的周刊,在 1983年3月18日就刊载过一篇题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拜倒在孩子脚下的父 母称孩子们是小皇帝,中国的报刊称他们是娇生惯养的孩子。中国实行‘一对夫妇 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以来,已有3500万孩子出生。小皇帝们所指的就是这一代孩子。” 涵逸在她的报告文学中,对“这一代”有着更为确切的指代,他们是“由祖父 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奉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了‘四二一’综合 症的孩子”。 多多的做衣服,多多的买巧克力,恨不得把百货商场里所有琳琅满目的玩具全 都搬回家来,只可惜不能再把天上的月亮给摘下来了,全家四个祖辈、两个父辈从 上到下、从里到外、从早到晚围着一个‘小皇帝’转,百般迎合,千种娇宠,万分 讨好,直转得乐乐然陶陶然皆大欢喜——独生子女患上“四二一”综合症的普遍性、 严重性乃至荒唐性,使之一位专门从事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专家,不得不向广大家长 们开列出这样一长串看似好笑实则悲凉的家庭问答试题—— 1.您的孩子能自己洗手帕吗? 2.您的孩子会自己洗脸吗? 3.您的孩子能把自己的玩具、小人书等收拾好、整理好吗? 4.当您的孩子提出要求遭到拒绝时会怎样? 5.您的孩子白天敢独自在房间里呆着吗? 6.您的孩子晚上敢独自去里屋拿东西吗? 7.您的孩子跌了一跤时会怎样? 8.您的孩子在游戏中遇到失败时(例如搭不成积木或玩具坏了)会怎样? 9.您觉得您的孩子对人有礼貌吗? 10.您的孩子合群吗? 11.您的孩子与小伙伴们玩时能谦让别人、同别人好好玩吗? 12.您的孩子在家里听大人的话吗? 13.您的孩子在大人不让他(她)做什么时,他(她)偏要做吗? 14.您的孩子有常性能坚持到把一件事做完为止吗? 15.您觉得您的孩子无论做什么事都很有信心吗? 16.您的孩子做一件事时喜欢同别人一起做吗? 17.您的孩子平时做事时有主意吗? 18.您的孩子与别的孩子一起玩时爱领头吗? 19.您觉得您的孩子胆大吗? 20.您的孩子常与别人打架吗? 21.您的孩子在家时常毁坏玩具、小人书等东西吗? 22.您的孩子常与别的孩子吵架吗? 23.您的孩子在遇到自已不懂或不知道的事时,爱向别人打听吗? 24.您的孩子爱把自已知道的或懂得的事告诉别人吗? 25.您的孩子常常要求别人帮助吗? 26.您的孩子常常帮助别人吗? 27.您觉得您的孩子娇气吗? 28.您的孩子喜欢别人夸奖吗? 29.您的孩子在遇到伤心事时,常常需要别人安慰吗? 30.您的孩子会安慰别人吗? 在我国的近、现代史上,曾有“八旗子弟”一说,它系指清代封建王朝的官宦 贵族家庭,养育出一些不学无术、饱食终日、提笼玩鸟、打架斗殴、无所事事的纨 绔子弟,最终往往在这些声色犬马之徒手上断送了先辈基业。 现在我们论述的问题是,当我国因十年改革开放物质生活水平刚刚从贫困型步 入温饱型,众多的普通工人、普通农民。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却以超乎寻常 的热情和超出实际生活水准的慷慨,去娇宠、溺爱自己的孩子。而且,此风日炽, 演化成全民行动,父母们一齐去抢购钢琴,父母们一齐送孩子上大学,父母们一齐 来“抱”大孩子……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它无异于全社会正在进行这样的工作: 非贵族家庭培育出贵族子弟! 我们不想说美国社会什么都好。但美国青年一般长到18岁,他们就尽可能地离 开家庭,离开父母,走向社会,自己去打工,自己去挣钱,去磨砺独立生存的能力, 不论他们的父母当总统或是百万富翁,也照样去餐馆端盘子、洗碗碟,去大街上打 扫卫生,没有贵贱荣辱之分,只有自食其力之乐。人人争取自立自强,遂造成全社 会自立自强的意识,进而形成一种宝贵的国家性格、民族性格。这样的国家、民族 就具有一种强烈的创造意识、竞争意识,就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也不想把问题说得耸人听闻。但20年之后,30年之后,抑或更久的将来, 这一代“小皇帝”必定成为共和国的主人,他们将主宰国家的方方面面,把五千年 华夏民族的历史延续下去。试想,如果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是众多的“贵族子弟”, 共和国的明天将会是多么的暗淡无光。 请记住:父母们、家长们,你们正在建造共和国明天的大厦,正在续写一部中 华民族的未来史! 六 一支未曾走入社会的大军:不准出生的人 当今,历史已演绎到以“第三次浪潮”为标志的高科技时代。 试管婴儿的出现,无可怀疑地宣告:人类了解自身生命延续的奥秘,已同庄稼 人了解春播秋收一样明白无误。然而,问题却在于,人类要想阻隔那一瞬间生命的 吻合就千难万难了。全世界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家们为彻底解决避孕问题而伤透了脑 筋,就像为攻克医学上的大敌——癌症一样伤透了脑筋。迄今为止,人类尚无法掌 握一种能够确保百分之百效果的避孕药物或避孕手段。 于是,只能求助于人工流产(堕胎)。 人工流产显然是人类自行调节生育机制的一种亡羊补牢式的莫可奈何的办法。 在我国,自古崇尚广土众民,人口多多益善。儒家文化的祖师爷孔子就说过 “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一类的话,他的所谓“庶民”思想,也就是指的人 口越多越好。稍孔丘之后的墨子也主张人口众多,为此他还极力提倡早婚早育:男 子20岁娶妻,女子15岁嫁夫,禁止畜养妾腾。这样同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钦定的各种 制度、相关利益搀杂在一起,再经过世代的社会化过程,遂成为一种不可逆忤的道 德行为规范准则:堕胎被视为罪恶之举。《阅微草堂笔记》卷九中就记载了这样一 则故事:有一女子高价向某医生求购堕胎药,医生坚决拒绝,结果女子因私生子的 降生而败露,子被杀,女子也自缢身亡了。死后,女子到阎王殿上去告那医生,医 生却理直气壮地答曰:“药以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汝自以奸败,与我何尤?” 因之,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医术典籍中,向来只谈如何“有子”。“有种”,却从不 言及堕胎。纵然一些民间郎中手中握有堕胎秘方,也从不敢轻易示人,更不可载于 堂堂正正的医书之上了。 历史,毕竟翻过了尘封网结的一页! 1 沉重得令人落泪的故事 到公的私的大的小的明的暗的五花八门的各式各样的医院去做人工流产的女人 们,有一大部分是属于未婚先孕的年轻姑娘。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国门洞开,西方世界的各种 思潮便滚滚涌入这块沉淀着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的黄土地。好比人们在一座密不透 风的黑屋子里呆得过于久了,一旦推开窗门,灿然的阳光照射进来令人眼花缭乱。 一时间,由于晚婚带来的婚前性行为呈上升趋势,加之我国的性科学教育历来羞羞 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极不正常极不普及,避孕宣传跟不上,避孕工具、药 具发放渠道多有不畅,婚前受孕现象急剧增加。 虽然,不少青年人自己对于婚前性行为已不再认为是十恶不赦的渊薮;然而, 在历史巨人刚刚抬腿跨越这道高高的门槛,往往还是进两步退一步乍暖还寒的时节, 未婚先孕的姑娘们所承受到的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她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确实 是过于沉重和过于昂贵了。 “未婚妈妈”的出现,在香港、台湾早已见怪不怪。但在大陆,人们是连想象 都不敢想象的事。怎么办?医院里有门子有熟人的,或通过关系的关系七拐八弯终 于打通门子找上熟人的,好办。拎上几条高级香烟、几瓶高级好酒,或塞上一把 “大团结”票子,悄悄地也就给做了,人不知鬼不觉,花些钱破点财也值得。因为, 堕胎这号事若是露了馅,领导找谈话,组织给处分,单位里同事们的嘴皮子像水波 一般翻动的热闹场景,使得你的脊背上永远感受得到一股凉飕飕的冷风。若是没门 子没熟人或找不到门子找不到熟人的,那就叫惨了。领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一位 丧魂落魄的男青年,在陪护女朋友去某医院就医时,就作过这样的一段自述—— 我们还没及结婚,她就出事了。我是待业青年,22岁,她才21岁,是一家纺织 厂的挡车工人。我们是邻居,两家的关系挺好,平素有什么事都互相关照。因为青 梅竹马,我俩早有了感情,可她的母亲嫌我待业,要给她介绍个对象,一个重点大 学的本科生,她自己却三心二意的。我逼她说出了这情况,心想:人家大鱼大肉, 还瞅着别人碗里的,我可是个连碗也没捞着的!如果这回又连个老婆都混不上,这 辈子就太冤了……我得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将生米煮成熟饭,看她母亲还能怎么着? 没想还真的一炮就中,她怀上孕了!她感觉四肢无力、恶心,一吃东西就吐,但还 得躲着人,强打精神,装出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弄得我也茶饭不思,感到了问 题的严重性:万一让她父母、周围邻居知道了,我不就成了个千人指、万人骂的流 氓?档案上再记一笔,待业也得待到四五十岁白了头……听人说医院打胎要出示双 方单位证明和结婚证书才给动手术,我没有单位,她的事也不能让单位知道,我们 更拿不出什么结婚证书。她的单位里有个女工,就因为结婚才六个月就生下了孩子, 一直被人点点戳戳,被人们看成“烂货”呢!又听人说,吃药也可以打胎,我便去 药房给她买回奎宁、麝香、十滴水;还让她贴过风湿止痛膏,一贴贴一排,像是腰 间围了一圈子弹袋;还要她拼命做家务,洗衣服,刷锅洗碗,可是那东西结实得可 以,就是掉不下来!我哪经见过这号事呀?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急得身子脱 了形,原来毛重140有余,两个月里一下掉了二十几斤肉……好几次,我们鼓足勇气 到了医院门口,想进去,又停了步,堂堂一个男子汉,就是让一纸证明给憋死了! 前天,一个在医院门口蹓跶贼眼滴溜溜转的家伙拦住了我们,他细心问:“是不是 想打胎?”我赶紧点了点头,他接着伸出四个指头说:“这个数,我给你们介绍。” 无奈呀,我连想也没想就从兜里掏出四张“大团结”丢给了他。他随即把我们带到 挨近郊区的一所偏僻房子里,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迎了上来,只见那大褂上灰 的灰、黑的黑,像是几块大抹布给拼接起来的,一看就倒胃口。我真不想做了,但 一回头,看到她已被中年人像赶牲口一样赶上了床,做吧,只有做了。也没怎么消 毒,就草草动了手术,事后收了60块钱的手术费。走到门口,那中年人又皮笑肉不 笑地说道:“好走好走,欢迎下次再光临敝院。”我啐了他门上一口痰。回来的路 上,身上总有龌龊之感,可是她眉头舒展了,我也想,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 了……谁料到,她第二天就发起了高烧,今天更是肚子痛得在床上没命儿打滚,我 只好赶紧硬着头皮将她送进了医院。唉,我真是后悔死啦…… 医生检查后说:“胎儿没打掉,感染很严重!”于是,这位未婚少女再次进行 了手术——全子宫切除,她永远不必再担心怀孕了。因之,这位男青年与她的关系 也终于如磐石般稳固起来…… 读青年作家瘦马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工大流产》,其中记述的一位女大学生堕 胎的故事,它所展示的深刻的悲剧氛围,同样会使你觉得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说不出是啥滋味—— 史洁文静、腼腆、纤细、秀美、好学,从南方千里迢迢来到北国古城就读于某 军医大学,21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华,可预见的前程也肯定会是铺满鲜花的大道。 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临毕业前她被安排到一所地方医院外科病房完成例行的 实习。实习期间,史洁连夜为一位急性盲肠炎患者实施了手术,她人生第一次拿起 手术刀,自然显得紧张、兴奋、热情而又倍加珍惜,问题却恰恰导源于这次期待已 久的成功的手术上了。 患者名叫童森林,出于对医生的感激之情,病愈出院后他专门邀约史洁到他家 去做客。两人海阔天高地神聊,一同做饭,都有点儿相见恨晚的意思——一个不可 忽略的细节是童森林的妻子恰巧又上班去了。 鬼使神差,史洁竟喜欢上了童森林这个男人。尽管她很清楚校方早有警示,在 校学习期间不许谈恋爱,军校的纪律更是铁一般严明;尽管她也知道童森林已是一 个有妇之夫,这爱情之花再绚丽也只能结出苦涩的果子;但是,史洁还是一腔真情 深深地去爱了。似乎一切都很自然随便,又似乎一切都不可阻遏。谁又能说得清道 得明这其中包含着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呢?我们姑且借助于文学大师卜伽丘的一句名 言:“在所有自然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是最不受约束和阻挠的!” 这一切都在极其隐蔽的情况下悄悄地进行着。偷偷摸摸中,史洁终于怀孕了。 童森林慌了,手足无措,发愁发愣。此刻,史洁却显得异常的镇定,她反倒来 安慰童森林,让他放心好了,说,到时候我自有办法的。 史洁的“自有办法”,指的是她准备由自己来实施人工流产手术,因为她是学 医的,当然这样做生命要冒极大的风险。 首先要选择流产的时机。史洁打算等到学校放暑假了再进行,这还得等上四个 月。本来,怀孕的时间越短流产时痛苦越小,待胎儿长到四个月时再进行引产将承 受相当大的痛苦,但史洁只能这样选择,因为只有到了假期可供她支配的时间才是 充裕的。 实施流产手术的“病房”理所当然选择在童森林的家中了。史洁偷偷地准备好 一切必备的器械、消毒包、针剂,又陆陆续续分期分批将它们转移到童森林家,再 锁人他的皮箱里。 暑假终于到了。有一天童森林的妻子终于回娘家去住了。一切条件均已具备, 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史洁和童森林决定当晚即动手引产。 这不啻于一次拿性命开玩笑的游戏。 史洁首先把引产原理详详细细讲给童森林听,她要让童森林当助手,童森林听 得目瞪口呆。 史法采用的是“水囊引产法”,这种方法现在已基本废弃不用了,原因是引产 时间长,产妇痛苦大,也很不方便。 整整一宿,史洁几次疼得死去活来;童森林则忙手忙脚的不是碰翻了瓶子,就 是打碎了茶杯。这种引产术在设备齐全的医院手术室进行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 史洁确实也是山穷水尽别无选择。总算是谢天谢地上苍保佑,折腾到天明,不足月 的胎儿终于给打下来了。气息奄奄的史洁歪躺在床上,而头脑发蒙的童森林慌忙找 了一张报纸,草草将胎儿包好,溜出屋外,假装着晨起跑步锻炼,在僻静处眼疾手 快地将这包不洁的东西丢进了一个垃圾桶。 故事到此本应划上句号的。 谁想节外生枝。第二天,正当童森林在办公室里悠闲自得地品茶安神的工夫, 突然被保卫部门“请”了去。开初,他还硬顶着不认账,很快,却一五一十全招了 供。 与此同时,史洁立刻从床上被带到医院检查核实,证实了童森林的口供无误。 两个人遂被隔离审查。 原来,问题全出在那张该死的包胎儿的报纸上了。那上面留有收发室工作人员 分发报纸时顺手写下的部门、姓名;捡垃圾者又是一个极负责任的老头,马不停蹄 就将“赃物”送交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按图索骥,事情马上露馅。真是一招不慎, 酿成终生抱憾之灾。 接下来是童森林为了保住自己党员、干部的资格,不惜昧着良心推卸责任,指 责是史洁勾引了他。史洁则尽量为童森林开脱,将一切“罪责”全揽在了自己的身 上。 结局是史洁被开除军籍,开除学籍,遣送回家…… 上述两个故事(这样同类型的故事在社会生活中有千千万万个)都证实了一点: 80年代初期直至中期,未婚先孕及堕胎,极大地触动了几千年凝积的习俗与偏见— —一根颇为敏感的社会神经。 2 一年“流”掉一个大上海人口 在对待人工流产问题上,道德审判无可奈何地让位于人口压力,只是近四五年 的事。 到医院要求人工流产的妇女越来越多,而且增长幅度一直以几何级数直线上升: 未婚先孕的、婚外恋怀孕的、避孕措施不当怀孕的、超计划指标怀孕的、为“科学” 生儿而对已怀上的腹中胎儿自觉不够“科学”的、为学习为出国为事业暂时不想要 孩子却又已怀上孕的……不一而足,都需要到医院去做人工流产,而且每个去了医 院的女人都能说出一套自以为是的理由,堕胎一度成为时髦,真比赶大集还热闹几 分。有个年轻女子就公然宣称:“不做一次人工流产,算不上一个成熟女人!” 于是,面对汹汹人潮,医院不得不敞开了大门,再不需要出示什么单位证明或 结婚证书,妇产科医生们的眼神也不再像两柱探照灯光一样扫描,更懒得启口问婚 否,只要掏钱交费就行。 有关医书上指出:人工流产如果是第一胎,产妇手术后还须住院观察一段日子, 以防不测。可这一条也早已成为过时皇历了。现在大城市哪家医院都人满为患,都 不可能一到就做。预约登记,如期手术,过期不候。手术时,一拨轰进去10名,一 上午轰进去若干拨,大部分还都是第一胎呢!那情景,那场面,青年女作家唐敏以 亲身所获的体验描述为:“像赶牲口似的。”人一多,立刻就不显娇贵了。 据某法制报披露,某医院做人工流产的妇女将近70%是属于未婚先孕的(这只 是能够统计的数字,实际上未婚堕胎所占的比例还会更高一些)。尽管已经是很开 放了,尽管人们已见多不怪,因之不再大惊小怪或大呼小叫;但对于未婚女青年来 说,做人工流产手术保密还是第一重要的。需要永远是经营者最大的动力——一些 在妇产科行医多年的退休老医生,在获得各级卫生局等有关职能部门的批准之后, 开家个体诊所,专门做人工流产,往往生意兴隆,门庭若市,许多未婚先孕的女青 年都乐意到这些个体诊所堕胎,虽然收费要比一般医院标准高一些,但医生的医术 高明,态度和蔼,最为可取的是,保密性极好。 北京市前门南大街。在挤挤挨挨人声喧哗的百货商场、电器商店、中西餐馆、 服装、鞋帽、五金、食杂、医药门市部等繁忙杂乱的店面中,有一家并不太引人注 目的小小的街道医院——崇文区正大医院,一百四十多名医护人员每天忙碌在一幢 二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里。就是这么一家不起眼的小医院,每月来此做人工流产 的,最多可逾二百多例,最少也不下一百四五十例,一多半是未婚先孕者。来者大 多数却并不是崇文区的,而是西城区、朝阳区,最远的则有丰台区、海淀区,甚至 还有来自外省的,仿佛是“文革”期间外调人员满天飞,现在则是做人流的满天飞。 手术质量绝对有保证,服务态度更是没得说的,该医院每年做人流手术一千六七百 例至二千例,10年里还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价钱也便宜,过去做一次人流10元钱, 现在随行就市涨到四十多元。姓名、单位、婚否……随你报,连工作证都不用掏。 笔者曾专程前去正大医院采访,一位在妇产科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大夫,感情颇为复 杂地对我诉说—— “五十年代,很少有未婚先孕的。偶尔有一个,也得在我这里先哭上半天,我 一边叫人看住她,一边还得设法去叫她的家属来,担心她想不开寻短见。她的妈妈 来了,嘴皮子还挺硬的:‘我闺女特老实一个孩子,怎会有这种事?莫不是医生给 弄错了?’出院后,又得忙着去街坊邻里四处扩散:‘我闺女怀哪门子孕?唉,是 肚里长出个瘤子,在医院刚刚动了手术……’现在呢?可好,一拨拨、一茬茬的, 最小的才十四五岁,最大的有四十五六岁,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其中还有不少属于 ‘二进宫’、‘三进宫’的,有一个姑娘,人流三次了,间隔时间最短才两个月, 还没来例假就怀上了。有进来笑眯眯的,后面跟着个大小伙子,或是个胡子拉碴的 中年汉,那神气像是走进了游乐场,大大咧咧地说:‘大夫,我怀孕了!’‘你结 婚了吗?’‘我没结婚。’‘你为什么不结婚呢?’她耸耸肩,撇撇嘴:‘我年龄 不够,’或者‘我们没房子’,还有竟拍着那男子的肩膀说:‘这哥儿们现在养不 起我。’……思想开放到了这份上,我们当医生的还能说什么呢?也有一进来就冲 着你哭哭啼啼的:‘我跟某某好了一段,现在他不要我了……’‘那你就当个教训 吧,搞对象就搞对象,别忙着发生关系,一有身孕,男的没事,女的可遭罪了。现 在罪你受,钱该叫他出,他人在哪儿?’‘他不肯来……’要她报了个单位,可一 查,那单位根本没这个人,想必连名字都是假的呢!总起来看,现在难为情的劲没 了。结了婚的反而有难为情的,偷偷摸摸来做,不敢让单位知道。如果单位知道了, 因为计划生育措施没落实好,不但要扣发她个人的奖金、工资,还会影响到整个班 组的奖金。这批人可怜呐,按正常情况,她们是采取了避孕措施后仍怀孕的。人工 流产手术后一般要给14天假休息,恢复身体,可她们没敢向单位要假,只能出了医 院门便硬挺着身子去上班,或是有补休的用补休,无补休的则请两天事假对付一下。 九月底来医院做人流的多是这类人,因为国庆节有两三天休假,可缓冲一下,过完 节再去上班……” 不管人们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近年来人工流产现象大量存在却是不容怀疑 的事实。继1986年《福建青年》以九、十、十一连续三期的版面,刊载唐敏采写的 旨在“献给所有合法与非法的丈夫们”的报告文学《人工流产》之后;1988年新春 之际,《青年文学》又以探索“当代青年面面观”为栏目,在头条显赫位置推出了 瘦马撰写的报告文学《人工大流产》。后者较之前者在大标题上增加了一个醒目的 “大”字,“人工流产”加“大”的确够触目惊心的了——文学,永远是感应社会 生活的一根最敏锐的水银柱! 那么,如何来看待“人流热”(且有愈来愈热之趋势)这一牵动着千家万户的 社会问题呢? 首先,在对待人工流产的患者方面,医院一改往昔“道德审判者”的冰冷面孔, 而代之以宽容、宽厚、“开绿灯”的态度是可取的。从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看,它 减轻了产妇们的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给予一颗颗痛苦流泪的心以慰藉。从社会现 实需要看,它极大地减缓了祖国母亲背驮的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人口负载,据有关 部门统计,1986年全国人工流产总数为1158万例,换句话说,一年“流”掉了一个 大上海的人口。试想。若让这1158万“不准出生的人”降临人世,其后果是可想而 知的。 其次,人工流产毕竟不是像喝咖啡、跳迪斯科一般的赏心乐事。人工流产无疑 是庞大的计划生育措施中一个重要的和必要的组成部分,但它又确确实实是一种没 有办法的办法。从医学角度上看,刮宫时,子宫内膜刮薄了,犹如一片新整治过的 土壤,再次怀孕还比较快,于是造成了越刮越孕、越孕越刮的恶性循环;再者,由 于多次人流,损伤子宫,带来输卵管发炎、宫腔粘连、闭经等疾病而影响婚后性生 活,乃至造成终身不育者,不乏其人。从社会学伦理学角度看,未婚先孕或非婚怀 孕而做人流,不是像穿牛仔裤、抹唇膏与指甲油,可以招摇过市的,它对家庭的稳 定和社会的稳定,都会造成不小的震荡或冲击波,乃至酿成五花八门的社会悲剧。 由此说来,不该怀孕而又怀上孕的,医院一定要给予种种方便而让其能够及时 终止妊娠,顺利完成堕胎手术。像过去那样人为地设置障碍实属不必要,而且弊大 于利。当然,上上策是不该怀孕的最好不要怀上孕。这就需要对未婚青少年男女进 行一些必要的性科学性知识教育,正式渠道不畅必然导致歪门邪道旁出,羞羞答答 遮遮掩掩不如公公开开大大方方教育为好,同时辅之以道德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 对于已婚育龄夫妇,则极需加强计划生育和避孕宣传,同时改正和完善避孕药具、 工具的发放办法,也期待着医学工作者能够尽快地研制出更为简便更具效力的避孕 药具和避孕工具。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普天下的衣食男女更幸福、家庭更和美,以及国家更昌 盛啊! 七 计划生育:天下第一难 倘若我们客观、公正、冷静地回顾一下我国“计划生育”思想的酝酿、提出及 至真正付诸实施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矛盾交叠的画面。 60年代初期,国家已分明感受到了人口压力的沉重负荷。这表现在第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郑重其事地指出我国人口发展 过快;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漳则在《健康报》上撰文吁请全社会关注节育问题;1960 年4月10日二届二次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 第四条明文规定“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同年12月18 日,党中央。国务院又正式发出指示:为了控制人口发展,“使生育从无计划走向 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既定政策”。然而,就在1960年这一年,意识形态领域 继1958年之后,再度掀起了大张旗鼓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高潮,并公然撤销 了马老先生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大跃进”失误及自然灾害 带来的大饥馑造成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这一年全国人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 减少,是建国以来人口发展的最低谷。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提倡节制生育”的 声音便变得十分微弱而可怜了。 1962年,周恩来总理内疚地承认“宣传节育抓迟了,要公开宣传节育”。周总 理一直操持在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他对人口发展过快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冲击,感受 得尤为深切。 1963年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指出:“社会 主义制度对人口没有计划是个短处。” 196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机构,任命周荣鑫为主任、杨振亚为 办公室主任、栗秀真负责技术指导。同年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大普查,全国人口 已达6.9亿多人。 1965年,周恩来总理八次讲计划生育问题,毛泽东主席也出面讲了五次。然而, 由于一再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议论“人多”早已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禁区。 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已正式提倡计划生育,但谁也不愿就人口问题去作切切实实的 科学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实施办法,这样,上面的号召也始终只能是“号召”而 已。这一阶段,人口出生率高达43.6%,年净增人口首次突破二千万人大关——中国 的人口生育已似一列开疯了的火车,风驰电掣,全速冒进,很难紧急刹住了。 及至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忙于革“文化”的命, 忙于政治权力争斗,忙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大鞑伐,经济建设早被挤到了角落 里,至于计划生育更是无人问津、无人管束,完全流于无政府状态。下面将要叙述 的一个故事,对这一非常时期的人口失控现象作了极生动形象的注释。 故事是近似荒诞的,却又是真实的—— 1966年秋末。在祖国南方一个小城的某小学里,有一位名叫阿捷的新婚青年女 教师。阿捷所在的学校,也和全国一样,卷进了“史无前例”的狂潮之中,十一二 岁的娃娃闹起了“革命”,除了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天天要打扫校园和厕所外, 其他的老师不上课也没事干,可也不敢不来学校,于是天天自发集中起来政治学习, 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这一天,大家又围坐一室讨论《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百无聊赖之中,阿 捷手拿半截铅笔头,想在一张报纸上写点什么,是下意识地,可也是思维神经的惯 性作用,一写“毛主席万岁”这句当时充斥于人们脑海、溶化进人们血液的口号, 便跃然纸上。讨论结束后,一位晚走片刻的男教师顺手拿起留在桌上的那张报纸, 独个儿悠闲自得地欣赏起这五个娟秀、飘逸的铅笔字。依然是那根紧绷着的“阶级 斗争神经”像雷达扫描仪一般敏捷,男教师猛然发觉,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偏 不斜,这五个神圣的字体的反面,正好印着报纸的黑体标题字“打倒刘少奇”,能 说是偶然吗?伟大领袖的教导犹然在耳:“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 缘无故的恨。”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此刻,男教师心之一角还涌起一阵酸楚,前两 年自己穷追阿捷,她却连理睬也不理睬。好哇,我们本属于你死我活两个敌对营垒 的人!为了表现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无产阶级义愤,男教师操起报纸便风风火火奔造 反派司令部举报去了…… 当年中国办这类“案件”的效率总是极高的。不出三天,阿捷便以“现行反革 命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年。 岂料,在这个命运的大逆转时刻,她发现自己的腹中已经有了一个小生命。在 人生最悲惨的黑屋子里,她看见了透过缝隙的一丝阳光,叫同监的女犯们羡慕得个 贼死。根据当时我国少得可怜的几条法律,对于有孕及哺乳期的犯罪妇女,须予缓 刑或监外执行。因此,阿捷的刑期也依法予以监外执行,待孩子出生后,经一年哺 乳期满,再收监服刑。 小夫妻俩常常扳着指头数日子,一年的哺乳期很快就要过去了,怎么办?难道 真的扔下一个一周岁、刚呀呀学语的孩子去蹲九年大狱吗?天下哪有如此狠心的母 亲?可又不能再将孩子装回肚里去呀! 阿捷不是忌狱如狼,而是忌夫离子散似虎。生,接着生,只有继续当孕妇,当 一个“生产专业户”!别无选择,在丈夫的有效配合下,阿捷一鼓作气地生孩子, 一年一个,两年一双,一连十年,整整生下了十个孩子,像农夫一样惟恐漏掉一个 播种季节…… 当国人提蟹煮酒,雀跃街头,欢庆“四人帮”垮台之日,当年削肩蜂腰、亭亭 玉立的阿捷,早已变成了一个骨瘦如柴、踽踽而行的小老太婆了。可十年的大刑, 她也到底在家中“监外执行”完了…… 一场噩梦醒来,共和国的经济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总人口却发展到了近 十亿。十亿人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要上学,要就业……总之,“人口大爆炸” 辐射的冲击波已经实实在在逼到了每个中国人的面前。 1977年12月26日,在广东汕头市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座谈会上,第一次 提出了人的生产和物质生产“两种生产一齐抓”的理论阐述。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53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正式将“实 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7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郑重其事地报道了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消息:经 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作出决定,为马寅初及他的《新人口论》彻底平反,恢 复名誉。决定指出,《新人口论》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是可行的,1958年和19 60年两次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理论到实践,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了计划生育的重要 性与迫切性。为控制人口生育而发表公开信,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尚属首次,它 是党中央关于推动计划生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年,中央还发出一号文件,开始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项政策在 广大城市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得以顺利实施。 至此,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 少生一亿人与节资二万亿元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迅速而有效地展开,首先得益于一个群众性的全民运动。 1978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的报告》,明确要求“县以上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精干得力的工 作班子,人员列入行政编制。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指明在公社。 街道一级亦须配备计划生育干部。文件下发的当年,广东、河北、河南、天津等14 个省市,计划生育办公室即单独设置,成为各级人民政府的一个专门办事机构。 1980年,协助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方略的全国性群众组织——“中国计划生育协 会”正式宣告成立。迄今为止,其各级基层组织已发展到五十多万个,已接纳会员 二千多万人。各地基层协会在会员中广泛开展“四带头”活动:一、带头学习。宣 传计划生育方针政策;二、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发挥表率作用;三、带头联系群众, 切切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四、带头勤劳致富,为计划生育工作造就更坚实的物质 基础和更有利的舆论环境。很多基层协会还定期开展优生优育及避孕节育咨询服务 活动,并积极主动协助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落实对独生子女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及 时纠正一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侵犯育龄人合法权益的各种不良现象。 1990年5月29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其成立十周 年纪念大会,党的总书记和政府总理联袂发来贺信,对协会十年来卓有成效的工作 给予了高度赞誉并寄厚望—— “在你会成立十周年之际,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 以及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贡献的社会各界,表示诚挚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广大 计划生育工作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 很大成绩,党和政府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 “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它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 义关于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理论为依据的。我国计划生育既要控制人口增 长,又要提高人口素质,努力促进优生优育工作,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你们从事的工作是光荣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 “面对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再接再厉,继续抓紧抓好,一 刻也不能放松。计划生育协会是协助政府动员广大群众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种很 好的组织形式,希望你们紧密依靠群众,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把计划生育工作 做得更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支持计划生育协会和广 大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工作。 “我们庆贺你们今天的成绩,更期待着你们为明天作出更大的努力。” 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密如蛛网的群众性组织的参与和介入,由 于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持久不衰的宣传攻势,无论你随手翻阅各种报纸、杂志,或 晚餐之后全家人端坐在电视机荧屏前;也无论你漫步大都会街头,或深入到荒僻的 乡村农舍,你抬头看一眼琳琅满目的广告牌、标语牌或墙报栏,有关控制人口、少 生优生的信息都会扑面而来。计划生育在我国已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每个家庭一项 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不论你持赞同态度或持抵触情绪),并且收到日益明显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统计资料表明—— 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由60年代的5.68,降至70年代的4.01,到80年代又降至2. 47; 在60年代末之前(1959年至1961年因天灾和人祸造成人口锐减特殊时期除外), 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始终徘徊在30%上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一直维持在20%以上;自 1978年至今,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控制在11%至14%之间。参照世界人口统计资料,人 口自然生长率平均水平,全球不发达国家是》24%,亚洲地区是22%,说明我国的人 口自然增长率已明显低于不发达国家及亚洲地区的平均水平; 自1978年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国全力推行计划生育,全国共少 出生一亿多人。有专家测算,在我国抚育一个孩子,从婴儿出生到16岁,在城市需 要2.13万元,在农村需要1.05万元,这少生的一亿多孩子,仅抚养费就使国家节省 了二万亿元; 计划生育已肯定地令人信服地使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状况,由“高出生、低死亡、 高增长”类型,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直接导致我国的“11亿人 口日”至少迟到了5年。 十多年来,我国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而举世瞩目的,对于稳 定亚洲及世界人口的增长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自1980年始,每 年向我国捐赠1000万美元资助人口计划生育事业;1983年把首届联合国人口奖授予 中国;1988年11月28日,国际“争取更好世界协会”在美国纽约举行隆重颁奖仪式, 授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该年度的“稳定人口奖”;二十多个国家先后来华考察,纷 纷赞誉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远见卓识”! 2 一场“生育率的革命” 计划生育可以称之为一场“生育率的革命”。 总和生育率(TFR)是评价计划生育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 策短短的十多年里,总和生育率从6左右奇迹般地下降到更替水平(2.2)以下,这 在中外人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这一转变,往往都花了上百年的 时间。因之,在‘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学术讨论会”上,世界著名人 口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雷·寇尔欣喜地指出,中国生育率发生了急剧 变化,“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下降”。来自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六十 多位人口学家、学者和研究人员,一致作出如是评价: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 快的国家。 我国计划生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有赖于各地各级政府创造性的工作,以及 他们所积累的极其宝贵的创造性的经验。 地处黄海之滨的江苏省如东县,用改革开拓思想统揽计划生育工作,保证了人 口生产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十年翻了两番,人口出生数十年累 计少生20万人,1988年全县计划生育率达99.74%,计划外怀孕率已降到2.5%以内, 并杜绝了多胎生育。 如东县人多地少,全县总人口111万,农业人口占了90%以上。农村实行联产承 包责任制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使农民们对劳动力的需求迫切起来,极大地刺激 了群众的生育欲望。县委、县政府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在摸清群众的思想脉搏之 后,带领广大干部登门上户做思想工作,向群众讲清节育的道理,帮助群众改变生 育观,同时组织医务人员下乡广泛开展节育优生知识咨询服务。更为得力的措施是, 每逢农忙季节,各乡各村协调组成劳务助耕队,帮助劳弱户和已落实节育措施的农 户抢收抢种,保证不误农时,这就切切实实解除了少儿少女庄户人家的后顾之忧, 使广大群众逐渐将计划生育变为自觉行动。如东县已连续四年无多胎生育,计划生 育率连续十年保持在99%以上,目前,据统计全县共有14000个家庭符合生育二胎的 规定,而实际要求生二胎的只有4800个家庭。 如东县创造的另一个奇迹是成功地有效地控制了外流人员的计划生育。如东县 地处沿海,商品经济发达,据统计全县外流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人员多达三万人。一 段时期,这部分人犹如断了线的风筝,无人管,也无人管得了。如东县委、县政府 经过周密的调查和整顿,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卓有成效的管理办法:县计划生育委员 会协调工商、税务、公安、卫生等有关部门,对外出人员逐一登记造册,督促其外 出前落实好节育措施;派出专人或去函与外出人员所在地政府密切联系,要求当地 政府协助管理督促;与此同时,对流入本县的外地人员严加管理。实行两地双向跟 踪管理办法后,做到了人员“流”到哪里,管理就跟到哪里,基本堵塞了漏洞,消 灭了死角。 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红旗单位——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计划生育率已达到99.9 9%,他们的做法是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实行计划生育合同公证。目前, 全区已有26248对育龄夫妇签订了合同并进行公证,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对人口增长的 宏观控制能力。 自1988年1月始,金州区在农村广泛实行计划生育合同公证。具体做法是:围绕 人口控制目标,由当地乡镇(街道)或村(委),同本地已生育两胎以上的育龄夫 妇、政策允许但尚未生育两胎的夫妇、新婚夫妇分别签订合同书。合同中载明按政 策规定允许育龄夫妇生育的胎次、生育的时间和应采取的节育措施等内容,同时白 纸黑字写下奖罚条款。对自觉履行合同的,给予颁发独生子女保健费,同时报销节 育手续费;对于违反合同规定的,则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育龄夫妇签订合同书时, 必须按规定交纳保证金或相应的抵押物,并自请担保人;合同期满,保证金、抵押 物连本带息返还本人;如当事育龄夫妇违反合同无力交纳罚款,担保人负有代行偿 还罚款的义务。 金州区实施的这套计划生育合同公证管理办法,显示了法律和人际关系的双重 制约作用,对人口增长的宏观控制取得明显效果。自1988年以来,全区已有4751名 育龄妇女主动采取长效节育措施,长效节育率达80.04%;另有77名计划外怀孕的妇 女主动到医院采取补救措施;全区没有发生一例计划生育合同纠纷。 武汉钢铁公司是拥有五万多名育龄女职工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目前全公司已 有三万多对育龄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其中生一个女孩后主动领证的夫妇占49.6 %,独生子女领证率已连续六年达100%;计划生育率自1983年以来,连续五年保持 99.98%,1988年达到100%。 武汉钢铁公司创建了一套双承包、双考核制度:既承包物质生产任务指标,又 承包计划生育人口指标;同时考核生产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计划生育考核包含独 生子女领证率、计划生育率和一胎率等六项内容。完成得好坏与奖金、干部政绩直 接挂钩,逐月考核,记录在案,年底兑现。1987年全公司共有78个单位全面完成承 包合同,总计获奖金二万六千多元,只有一家单位未完成合同,则受到处罚。公司 明确规定计划生育要做到五纳入:纳入公司的总目标管理和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要议 事日程;纳入各级经济承包责任制;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纳入企业评比考核;纳入 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 为了造成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优生优育优教的大环境,武汉钢铁公司专 门创办了一所孕妇学校,每季度招收一百名学员,进行轮训学习,让孕妇们较系统 地了解和掌握孕期。产期、产褥期、哺乳期和新生儿教养等知识,掌握数胎动、测 量宫底高度和听胎音等技能,提高孕妇家庭自测和监护的能力。该公司还坚持举办 每月一次的计划生育讲座,讲授内容包括胎教与优生、妇科常见病等,使生育科普 知识教育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和系列化,几年坚持下来,共举办了六十多期,参加 讲座的近4万人次。武汉钢铁公司的一整套办法,既有针对性、实用性,又有科学性, 不但有效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确保了人口质量的提高。 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克鲁普斯卡妮扫盲奖”和“全国计划生育先进 县”的山东省五莲县,从1978年至1987年,十年间全县累计仅增加15000人,平均人 口自然增长率为7.3‰,低于北京8.8‰和天津10.27‰的自然增长率,仅略高于上海 6.4‰的自然增长率(上述京、津、沪三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系1988年的统计数据),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奇迹! 显然,山东省五莲县大力抓好扫盲工作,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知识,对转 变被农民们视为天经地义的几千年形成的旧有的生育观念起了很直接的催化作用。 农村实施生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中流行的口头禅是“各种各的地,各赚各的钱, 多生孩子自家养。”五莲县委、县政府在向群众宣讲计划生育政策时,采用具体事 例强化了人均意识的教育。比如安排工作任务,尽量按人头算出具体指标,使人们 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人口增长过快与各项经济工作的直接利益关系,明白多生孩子 并不是“自家养”的事,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对于违反计划生 育条例和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和事,坚决进行公开处理,以儆效尤,收效甚好。 到1987年,全县青年晚婚晚育率达80%以上,全县计划生育率达99.1‰;到1988年 上半年,全县已有22510对育龄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有四百四十多对符合二胎生 育条件的夫妇自愿不再生育。 五莲县在努力转变人们生育观念的同时,花大力气健全计划生育工作网络。近 几年来,全县已投资一百七十多万元,在22个乡镇95%的村建起了计划生育服务室, 乡镇计划生育站配齐站长,并招聘了二百五十多人充实到工作片、计生站,使全县 形成上下有人抓、日常工作有人做、节育对象有人包的工作网络。县委、县政府在 配备基层领导班子时,一般都配备一二名干部专职抓计划生育;在提拔使用干部时, 将抓计划生育工作能力的强弱列入考核条件之一,对抓计划生育工作不得力、造成 人口失控的干部及时调整撤换,反之,抓计划生育成绩突出的基层干部则得到提拔 重用。五莲县抓计划生育还有两手绝招:一是建立党员联系户制度,本着自愿结合、 自找对象的原则,党员直接与农户建立联系,包思想教育,包晚婚晚育,包宣传政 策,包节育措施。目前全县已有510个村的13200名党员与51200个农户建立了联系户。 二是实行群众自治制度,县、乡、村三级都成立计划生育协会,发动群众自行管理, 全县已建立起计划生育协会392个,发展协会会员3950人。上述两项措施,对于计划 生育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十分有力的保证作用。由于五莲县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 协调了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十年来国民经济收入增长了4.4倍,人均分配却 增长了6.2倍,使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尝到了计划生育的甜头。 驻扎在北京郊区的人民解放军卫戍区某师,将计划生育工作作为军民共建活动 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师143个共建点。片的晚婚率、一胎率连续三年达到100%,这 些点、片也都分别被评为县市或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针对商品经济条件下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该师自1985年 以来,先后从部队机关及医务部门抽调干部战士2300多人次,组成宣讲小分队,利 用办板报、墙报。广播讲座、技术咨询和上党、团课等多种形式,深入村镇院户、 工厂街道,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人口理论、人口政策及优生优育知识的宣传 教育。该师驻军密切配合当地政府,在开展军民共建活动中,特别注意做好避孕节 育、优生优育等技术服务工作,积极为群众提供方便、安全、可靠的优质服务。三 年多来,他们通过孕情编组、随访调查、谈话登记、妊娠化验等综合措施,先后为 对21400多名育龄妇女建立了科学有序的生、节育档案资料和孕情登记卡片,坚持将 避孕药具按时送上门。到1988年底,该师共建点、片的21200多名只有一个孩子的3 5岁以下的育龄妇女,全部采取了长效节育措施,其中1356人做了结扎绝育手术。部 队还定期为妇女儿童作健康检查达18600多人次,并对1200多名患有不同病症的幼儿 和妇女及时进行了治疗。由于解放军官兵的不懈努力,该师全部共建点人口自然增 长率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人口素质也有所提高。 为了向人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教育,强化人们 的优生优育意识,各级地方政府可谓千方百计、花样翻新,组织了一系列别开生面 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寓宣传于娱乐之中,收到了潜移默化的功效。 福建闽西是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人民共和国的血与火的斗争岁月,成 千上万的老苏区妇女唱着民歌送郎当红军曾传为历史佳话。1990年新春伊始,闽西 首府龙岩市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摩托车宣传队,为首的地市委书记、行署专员、 宣传部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等党政负责人身披“独生子女一枝花”、“按政策 生育光荣”等鲜红缓带,引得万人空巷驻足观望。摩托车队缓缓绕城一周,尔后驶 向郊区红坊、东肖、曹溪、西破等五个计划生育先进乡镇亲临慰问,赠送贺信。他 们的口号是要发扬当年老苏区人民闹革命的光荣传统,坚决完成计划生育任务,力 争在叨年代第一春创立无早婚。无大月份引产、无计划外生育的“三无”村镇。 位于祖国西北边陲、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市(蒙古语意即“优美的牧场”)。 1989年喜迎新春佳节之际,“优美的牧场”活跃着一支由各级计划生育干部组成的 别具情趣的春节慰问团。他们踏着皑皑白雪,迎着凛冽寒风,走街串巷,去叩响一 家家喜气洋洋的院门,向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乌孜别克等少数 民族计划生育光荣户登门慰问拜年。自从1988年7月1日始实施“自治区少数民族计 划生育暂行规定”以来,全乌鲁木齐市已有五千多对夫妇自愿领取了《计划生育光 荣证》。 1989年7月15日,“西施兰杯计划生育知识大奖赛”揭晓,在收到的千万多份答 卷中,全部答案填写正确的多达54(份。这次竞赛是由卫生部妇幼司和《健康报》 社联合发起举办的,内容包括避孕、节育等一系列科学知识,这是在群众中进行计 划生育意义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普及的非常有效的办法之一。类似这样的知识竞赛 活动,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也时有出现。 所有上述的一切努力,都为着一个目标:将我国的“生育率”降下来,再降下 来! 3 一支忠于职守的队伍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无论是繁华喧闹大都市的阡陌街巷,还是荒漠 边陲小村寨的庄户庭院,都密布有专司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能机构——有道是“天网 恢恢,疏而不漏”。在这些大大小小机构供职的在编或不在编的工作人员,他们经 年不息的奔忙,他们任劳任怨的工作,他们空前的热情与百倍的努力,才使得在短 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计划生育事业取得了令世人惊叹不已的成就。 1989年新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电视电话表彰大会, 对六名在各自负责的计划生育工作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者,授予自治区劳动模范的 光荣称号。赤峰市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唐耀明,14年如一日坚持深入第一线,率 先推行节育“四术”和避孕“三网”目标化管理办法,使全市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斐 然,1988年同1982年相比,全市计划外二胎出生人数从13474人降至724人,全市汉 族多胎率仅为0.14%,多胎出生人数从7395人降至57人,计划生育率达到98.02%。 身为林西县隆平乡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凤兰,自己在本村第一个做了结扎手术, 以此带动众人,从1981年至今,这个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始终控制在4.6%以下,晚婚 率、节育率均已达到100%,刘凤兰确实创造了了不起的奇迹。呼和浩特市左旗计划 生育技术指导站站长武巧莲,则早在1963年就带头做了绝育手术,她长期刻苦自学 医疗技术,熟练掌握了接生、结扎、上环、人工流产、引产等手术操作技术,自19 79年以来,足迹遍及全旗三百多个乡村,为全旗接产4000余例,做各种妇科手术一 万多例,从无一例医疗事故发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这些人劳动模范称 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国务院外交部机关,由于它的工作面对世界的特殊性,因此表现出国内所有机 关都难以呈现的特殊状态:摊子铺得大,战线拉得长,遍及五大洲四大洋,且人员 流动大,调动频繁,每年都有上千人在国内外反复轮换。外交部专司计划生育的干 部便在这水流般的状态里,创造出该部计划生育工作程序水流般的活泼:凡举办干 部出国前的学习班和回国休假的轮训班,都把计划生育政策学习列为必不可缺的内 容之一;每位出国人员在办理离部出国手续时,必须到部计划生育办公室了解有关 规定,落实节育措施,填写节育卡片;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主动访问各驻外 使馆、领事馆的领导同志,吁请他们做好本馆的计划生育工作,并经常同各馆妇女 小组和计划生育宣传员通讯联络,沟通情况;长年储备了各种型号齐全的药具,对 在国外工作的同志,定期托人捎去药具与材料;驻外各馆领导一旦发现计划外怀孕 情况,立即与国内联系,使之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之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纷乱 如麻的国际事务活动中,就曾为一例人工流产的处理方案,接连向国内拍回三次电 报,写回两封信,并做大量的工作,最后进行了妥善处理……正因为外交部计划生 育干部创造了如此出色有效的工作方法,自1983年以来,该部机关独生子女领证率 及计划生育率均一直保持在100%。 在北京崇文区天坛街道,笔者专门采访了两个居委会的几位主任、副主任。她 们都是退休工人,年龄都在55岁上下,按北京人的称呼,该叫“老太太”了。抓计 划生育是老太太们最主要最繁重最艰巨的工作之一,为此,她们所经历的大大小小 的是非和眼前亟待化解的矛盾,加在一起,可谓千头万绪。下面,就是这几位老太 太娓娓道来有如潺潺小溪流水般的自述…… 抓计划生育是难。打从盘古开天地起,有了个儿子还想要个闺女,有了闺女的 更想要个儿子,谁人不是这样?现在要改谱了,规定了新道道,只准许生一个,自 然不容易!我们居委会一没行政权,二没经济权,只有靠做思想工作,跑细两条腿, 磨破嘴皮子。碰上对方有单位的,好说,有单位、居委会两头配合做工作;碰上通 情达理的,三次不行,跑五次,也总有做下来的时候;若碰上个不讲理的,得了, 你有千条妙计,他有一定之规,“甭来了、够逮捕条件就让公安局来!”“咱们是 社会主义国家。你翻开《宪法》仔细查一查,哪条哪款上写了多生一个孩子犯法?”…… 你就是说出个大天来,他也不听,咋办?偏偏咱这帮老太太还没有多少文化,而有 文化的人又不愿干这居委会工作——吃喝拉撒睡生死。没权,连个行政二十五级的 小干部都摊不上,可又样样得管着。甭说别的了,如今计划生育方面的账卡、报表 特多,填起情况来,还好些,这个字不会写,找个字代代,就是写错了,那意思上 面猜也猜得出来;一串串数字可没法代了,你得根据一项项要求坐在那里硬憋硬算, 动不动就是百分之几、千分之几,还指明要算出小数点后面的数。在自家过日子, 谁还管它百分之几、千分之几呀!每回填报表,都让咱们心里犯怵…… 没权,没多少文化,那咱们就多掏心。生了一个闺女,还想要个儿子,也怀孕 了,经过多次反复做工作终于答应做人流,去了,因月份大了得住院,医院没床位, 她又借故不做了。怎能让前功尽弃?咱们便厚着这张老脸皮去医院求神拜佛,找了 妇科主任找住院部主任,找了住院部主任又找院长,心诚则灵,床位总算求下来了。 又得回过头来找她本人,白天不在家夜里找,夜里没找着第二天接着找,一天接一 天守在她家门外等,终于找着了讲得连牙床都出血了也容不得再拖延了,若再晚几 天,床位又飞了不说,肚子里的那国肉也许就下不来了。总算做下来了、咱们心里 寻思,人家那么大月份了还去做人流也真不易,咱老大姐几个便你一元我两元凑份 子,拎了两瓶罐头、几斤水果,专程去医院慰问她,一是感谢她支持了咱居委会的 计划生育工作,二是了却一份情,这样做了心里舒畅些。有的人,确是真心实意地 支持咱,膝下就只一个四五岁的丫头,自己便主动要求做了绝育手术,就算是咱自 己的闺女,恐怕也会再三、再四地想万一、万一……真有个不测风云,那后果还只 能自个兜着哩!人家硬是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咱们发现一个,及时走访慰问一个, 多多少少总得有点表示。人家为国家主动牺牲了个人的利益,咱们破费点钱财算什 么?咱们没多有少,总是一片心意,让人家心里觉着政府在感谢她。孩子们拿石片 子打水漂,河里都有一串击水声,何况这,你说是不是…… 掏心之外,咱们还得鼻子伸长点,腿脚放勤些。搞计划生育工作不比抓卫生, 哪旮旯不干净,哪房前屋后有堆垃圾,一眼就望到了,你发动群众来搞就是。可计 划生育抓的是肚子里的东西,两三个月之内,自己不说别人咋发现得了?一发现就 是五六个月了!若说比救火、堵决堤还紧急,这是夸大;可七个月一过,医院里不 愿做人工引产,怕出了人命危险,本人则更是不肯做,她想方设法拖到今日,便是 为着造成既成事实。咱们的目标是力争在两三个月内消灭“隐患”。不是孙猴子, 没有火眼金睛,也没有特异功能,咱们只能靠了两条:一是将凡有可能怀上第二胎 的,分门别类,建立重点人员卡,定期联系,逐一记录,出现问题及时处理;二是 一经发现可疑情况,决不放过,非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咱们在居委会工作每月有40元钱的补贴。咱这些老大姐都是干了几十年的老工 人了,虽说手脚已不太灵便,技术可还是硬邦邦的,只要走出去,到哪里也不止挣 这个数。眼下正逢改革开放盛世,街道企业、乡镇企业都似当年的水泊梁山,延揽 四方英雄、八路好汉。一家拉链厂就来联系过,去到那里,不动手光动嘴,每月补 贴加奖金带福利一百三四十元……就是再不行,坐在哪儿管管卫生总行吧。有人介 绍咱们的一位主任去王府井中国照像馆门口管卫生,一个月补贴80元,另有罚款的 40%归个人提成;那来人说,咱中国,也许再也没有比在王府井罚款更兴隆的地界 了,就那三四十米宽的地面,最多的一天罚了二十多个,个人提成落入腰包的便有 半张“大团结”…… 咱们在居委会干计划生育图个什么呢?受气挨累不说,一年拼死老命下来,若 没一个计划外超生的,上面会给发点奖金,少则几十元,最多也不过二百元。就这 点钱,咱几个老大姐也不能分了装进自己的腰包。不错,工作咱们干得多,可也还 靠居民们配合呀。因此,不是用这钱组织积极分子们出去玩玩,就是开个表彰会, 买点纪念品什么的发给大家。最后真正分到咱们手上的那点钱,还不够一年的磨鞋 费呢!如果有超生的,哪怕只是一个,那奖金也黄了,而且一年的辛苦说都没地方 说…… 说实话,没少灰过心,灰心时也没少敲过退堂鼓。但转念又一想:不干,行吗? 咱们可都算是过来人了,50年代,去天安门站上个把钟头,难得见上有两辆车子并 排着走的;无论去前门,还是去逛北海、颐和园,走哪儿都从从容容,就像现时老 爷子们赶早散步遛鸟似的……现在可好,谁上街谁怕,连在胡同里走着都不安全, 不是小车挤进来弯道,就是自行车突然从哪个口子里蹿出来“咬”你一口,人太多 呀!听说国外科学家们都算出来了,80亿人口是地球负担的极限,若以目前的中国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22%来推算,那么咱们国家人口的极限便是17.6亿,可现在都已 经11亿多了!不但咱中国重视,连联合国也专门到咱北京来开人口问题大会,咱们 还能无动于衷吗?虽说到那时咱们早两腿一蹬,各人都能在一个小骨灰盒里舒舒服 服住着,可咱们都有子孙后代,谁不希望那时他们也能生活得幸福呢…… 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受点气不算什么,好在咱们这帮老太大都还挺宽怀 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咱们不是什么大人,可咱们都是往花甲上奔的人了,还 和晚辈们斤斤计较些什么?个人发不了财,还得破费点,那更算不了什么,现在谁 家还真会缺吃少喝的揭不开锅?只要工作能做好,所管辖的居民片里没有出现超计 划外生育,咱们的老脸上就感到有光彩了…… 《光明日报》1990年2月22日的二版头条位置上,记者以《辛苦了,计划生育工 作队的同志们》为题,充满感情地报道了地处晋冀豫交界处峰峰矿区计划生育工作 队进行“1989年度人口责任目标执行情况考核”的一天实况。 这支计划生育工作队由区属11个乡镇、9个局抽调出的46名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多 年的同志组成,成员中有妇联主任。医务人员、计划生育积极分子等。考核活动将 分两路深入到24个村庄、5个居委会进行逐家逐户登门调查登记;考核为期一周,调 查登记的表格项目内容详细、具体,包括育龄妇女姓名、本户人口、结婚年龄、现 有子女、符合政策情况、当年采取节育措施等。 时值岁末,天空纷纷扬扬飞飘着鹅毛大雪,他们一行10余人的小分队乘车在泥 泞的山道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一个名叫立合村的小村庄。队员们跳下 车,雪花迎面扑来,寒冷的老北风直往棉衣里钻,浑身上下冻得直打颤,面对矗立 在皑皑白雪上的一栋栋新砖瓦房,他们恨不得立即踏进农家门,喝上一杯热山茶, 围坐在火炉边暖暖身子。 敲开了第一家农户的门。农家主妇既不给踏雪冒寒前来的客人们让坐,更谈不 上给每人端上一碗热山茶。屋内谈话的氛围如同室外的天气一样冷冰冰的,一问一 答,话语不多不少,临走也听不到一句送客声。但队员们对主妇的冷漠似乎毫不介 意,照样认真的观察,热情的询问,仔细的登记、填表,一项一项工作有序地进行。 队员李锦秀笑着对记者说:“像这种情景,我们见得多了,也早习惯了。只要能够 顺利地进行问答。登记,我们就很满足了。我们看白眼、听骂街话是常有的事,有 的人还吓唬你,甚至想要动手打你两下,但我们能扔下这份工作不管吗?” 走了一家又一家,串了一户又一户,直到中午12点过后,在寒风雪地里忙乎了 一上午的队员们才先后聚到村党支书家中。进门后,大家便毫不客气地各自端起茶 杯,围着小火炉,喝了个够,要知道整整一个上午,她们谁也没沾过一滴水呀!谈 起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感受,大家七嘴八舌说开了:“我们在农村常年搞计划生育, 不管雨雪冷热,不分白昼黑夜,更谈不上节假日休息日,一个心眼想做好这项工作; 可由于在农村多子多福、无子断根等传统观念很深,我们这些人常常得不到社会和 群众的体谅,工作起来很吃力,压力很大。”“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确实难搞,不过,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这项国策总算逐渐地在农村扎下了根,一年比一年顺利起来了。 希望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真正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发自内心 的自觉行动!”说毕,她们又一步一滑地在雪地里继续着挨家挨户地走访登记…… 这是一支忠于职守的队伍。 人民共和国应该大喊一声:感谢你们! 八 2000年:新世纪的挑战 20世纪的帷幕即将徐徐落下,新世纪的曙光已照临人类的窗口。 我们听到了激荡的浪涛在不远的彼岸拍响,那是新时代的呐喊。 岁月悠悠,生命悠悠—— 自从“上帝”轻轻地把“诺亚方舟”放向宇宙,人类便在此中繁衍生息; 一万年以前,人类社会发生了称之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革命; 三百年以前,以英国及整个西欧为发端,“第二次浪潮”即产业革命席卷全球; 时至今日,世界工业体系所创造的整个文明即将解体,以科学技术革命为先声 的“第三次浪潮”正已勃然兴起; “诺亚方舟”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控、能源危机、军 备竞争加剧,以及最为严峻的人口爆炸压力…… 世界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人类正在走向一个‘非群众化’的社会,它 不是黑白两色的构图,不是非此即被的取舍,而将是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和充满个 性的选择……” 现代文明的支柱是:科学、技术和管理。 下一个世纪的特征是:卫星、计算机和航天世界。 公元2000年——新世纪的挑战。 中国——将以怎样的身姿,走向那朝霞磅礴的黎明呢? 1 前景堪忧——并非危言耸听 1989年4月14日,中国大陆总人口突破11亿大关(若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在内 则为11.26亿人)。 “11亿”——意味着什么? 早在1982年,我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于众时,美国《时代》周刊发 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就曾以“十亿中国人走过天安门要用多少时间”算了一笔账: “假如将所有的中国人按四人一排编成队,每队相距6英尺(约1.8米),以每 小时3英里(约5.8公里)的恒速(即保持速度不变)走过天安门的话,将需要十年 多的时间才能全部通过。 “中国的节育措施已将人口增长率降低到14%,但每隔两秒钟仍有一个婴儿呱呱 落地,每天大约出生43200人。假如再把他们的父母在十年内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 通过天安门期间所生的婴儿计算在内,那么这支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的时间,则还 须再加上20个月……” 显然,这样一支要走十多年的队伍,对于共和国的经济大厦来说,无疑是一股 潜含着巨大冲击波的洪峰巨浪! 中国科学院一批专门从事经济统计、系统分析、资源考察、粮食预测、环境监 测方面研究的专家们组成的“国情研究小组”、提供了一份名为《生存与发展》的 报告,以科学的声音向国人发出警告—— 我国拟于本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的目标已基本落空(预测将达到13.13亿); 到下世纪20年代至少达到15亿,稍一放松即可达到灾难性的16亿至17亿; 半个世纪后,总人口将达到不堪想象的20亿左右。 这并非危言耸听! 首先,农村的情况令人忧虑——一 前些年从上面吹下来的风是逐步开“小口子”。如1982年有通知照顾二胎生育 面为5%;1984年扩大至10%;又过了两年,改为允许各省根据本省实际“抚慰”独 女户,照顾面竟突破了60%。于是各省头一年放开5条照顾对象,第二年增至8条, 第三年涨为13条,第四年再加上一条“抚慰”独女户,摆出年年后退的架势。这有 如洪水年年愈见高地漫上堤坡。以山东省莒南县为例:1982年6种人可生二胎;198 4年15种人可生二胎;次年,又新规定凡一胎生女的独女户,在拉开间隔的前提下均 可生二胎。我国农村妇女生育的总态势是:大部分农村妇女生二胎,相当一部分妇 女生多胎,生一胎的妇女大都是年龄较轻的新近结婚者,经过一段时间后,她们存 在着生育第二胎的极大可能性,而已生二胎的妇女中有四分之一以上存在着生育第 三胎的极大可能性。这样一来,不少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放松了,出现了半失 控、失控的严重态势,“一胎化”只是写在标语上的口号,生二胎、三胎已屡见不 鲜。 另一方面,省与省、县与县开的“小口子”大小不一。在其他方面诸如经济、 教育、技术上的差距可以慢慢赶,而这方面出现差距的信息却咄咄逼人,差距的缩 短也是时不我待,而且你攀我比,互相花样翻新、花招迭出,很快“小口子”变成 了“大口子”,又像水流一样地蔓延开去。无怪乎近年来在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中, 流传开了这样一首顺口溜:“先放女,后放男,两年三年都放完……”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给计划生育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过去生产队是经 营单位,什么都被管得死死的,计划生育工作也能被管得死死的。现在,农民们被 松了绑,计划生育也似乎被松了绑,在土地承包到户、经济上自负盈亏之后,一大 部分农民总在自觉、不自觉地企求或表现出生育上的“自负盈亏”。基层干部们却 失去了昔日的权威,在过去,起码能攥住农民屯里的粮、厩里的草。现在能攥住什 么呢?全中国的农村基层干部都几乎不约而同地拿起了一件笨拙而又原始的武器— —罚款。罚款其实并不是灵丹妙药。对于富裕地区的农民来说,有的干脆变“罚款” 为花钱买“合法”,我出钱,我多生,似乎占了理谁也管不着。在山东省蓬莱县有 一个农村专业户,就主动向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捐赠七万元人民币,并说明其中的两 万元作为自己生育第二胎的罚款,另五万元则赞助县里建一个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 这场面哪有一点点被罚的沉痛意味,有的只是某类喜剧的色彩了!对于贫困地区的 农民来说,无论罚多罚少,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虱子多了不怕咬”,你罚 你的,我生我的,双方面打的都是“空对空导弹”;另有一些农民交不起罚款,干 脆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加入到规模日益庞大的“超生游击队”或“超生盲流群”行 列。对于在广大农村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基层干部来说,一种是不愿得罪群众则采 取说假话虚报数字应付上面,致使计划生育系统的人口数字严重失实;另一种是敢 抓敢管,必然出现强迫命令,处罚面越来越大,干群矛盾日趋尖锐化。这里问题的 全部症结在于农民们陈腐的生育观念——几千年世代相沿的积习啊!要想彻底转变 它,绝不是在短时期内就能轻而易举办到的事情。 我国农村人口约有8.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2.6%,且总体年龄结构较年轻, 蕴藏着巨大、潜在的生育能力。若按近几年来不算最多的1986年全国2.42的总和生 育率推算,那么,到2000年,农村人口将增至10.65亿人,这意味着,城市人口即使 一个不增(这实际上不可能),全国总人口也将突破13亿。 其次,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咄咄逼人—— 人口增长自有其不可阻遏不可逆转的巨大惯性。 我国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50年代中期至后期,高峰期的时间跨度不算 长。 我国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与第一次人口生 育高峰太逼近了。《中国青年报》记者郭蓝燕这样评述说:‘低谷效应还没显露出 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抓紧时间把经济底子搞得厚实一点,第二个高潮就淹没过来 ——整整3.6亿人!” 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3.6亿人,开始陆续进入婚育期。按目前实际生育水平 持续下去,今后十几年中每年处于生育高峰年龄组的妇女(20-30岁)将高达一亿 人以上,而生育年龄区间的妇女则将保持在三亿人以上(1988年有育龄妇女三亿人, 1995年有可能超过3.3亿人,2000年则可达到3.4亿人)。专家预测:今后每年出生 人数不可能低于2500万人,并将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大,人口生育高峰年中,每年出 生人数将达3100万人。我国的人口总数将在五至六年间净增一亿。这就是说,我国 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已汹涌而至,如果在2000年之前不能将此次生育高峰压下去, 则持续时间将一直延至下一个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倘若人口增长控制得好,届 时,峰值人口也不会少于15亿,稍有疏忽则可突破17亿,并由此而迅即导致我国第 四次人口生育高峰的来临,而且必然是更为可怕的放大效应! 历史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已经很小。在人口生育问题上,一代人一年中播下的 错误种子,要用几代人、六七十年的时间来补偿;但如若一代接一代十几年几十年 地犯人口错误,只怕是永无补偿的机会了。 人口增长的惯性规律是不以任何人(包括伟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的! 2 “经济巨人”穿上紧身衣之后…… 1987年,中国人的眼前曾经一亮: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全世界 排名由第八位跃升为第七位。 198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3694亿元,又比上一年增长了11.2%;而改革 之初的1978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482亿元,十年实现了翻两番。 毫无疑问,是十年大刀阔斧革故鼎新的改革开放救国运于贫弱,使中国开始走 出了穷困的山谷——中国人得以顺利登临经济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第一道台阶。 然而,若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在全世界128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中国 仍屈居于倒数第20位。 人口——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挑战性的障碍! 犹如“经济巨人”穿上了紧身衣! 1990年3月24日,日本贸易振兴会海外调查部部长汤泽三郎,在《日刊工业新闻》 上发表题为《从人口问题看中苏改革》的政论文章,其中对我国部分作了颇为客观、 冷静的分析,特摘录如下—— “中国的人口每年以超过155万的速度在增加。据估计,1989年底的11.12亿人 口,到2000年将超过13亿。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增加的人口相当于整个阿富汗的人 口或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 “要想让如此迅猛增加的人口吃上饭并有工作,没有长远的对策是不行的。 “从人民公社的解体到农业耕地的租赁,这个转变取得了成功。农业产量从19 78年的3.05亿吨,最近三年已增加到4亿吨。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每年的粮食消 费也增加1000万吨至1500万吨。从1987年起,中国重新变为粮食进口国。 “这三年间的粮食进口,每年都超过1500万吨,1989年的粮食进口额达30亿美 元。 “今后,农业生产也不会取得显著的增长,理由是耕地面积将越来越少和农业 生产率下降。45亿多的农业劳动力,总是在寻求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只要不走出农 村地区,耕地面积的缩小和生产率的下降将在所难免。以吸收劳动力为目的而推行 的经济开发,主要集中在耕地面积广大的沿海地区,结果,往往导致耕地的减少。 “提供就业机会的开发,当前代价很高。耕地面积的减少,除导致粮食进口的 增加外,还扩大了开发所需的原材料、机械和原油的进口。1985年至1989年,机械 进口额是60亿美元,工业原材料的进口额是35亿美元,两者都有增加。中国原油产 量的增加速度逐年放慢,1989年同上一年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原油的出口,这几 年也一直在下降,1989年是2440吨,同1986年相比,减少了近15%。另一方面,进 口则由1986年的46吨增加到1989年的326吨,1989年是1986年的七倍。 “人口增加导致粮食进口的增加和工业原料等进口的增加,这需要大量的外汇。 于是必须以促进出口为首要任务,以确保外汇来源。幸亏这四年来,出口增长很顺 利,出口额已由1985年的260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525亿美元。但是,产品出口比 率不到50%,其中的70%是纺织品和杂货,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很激烈,现在 还无法保证将来的出口会继续增加。” 日本学者的分析起码证实了这样一点: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 中国十年改革开放所获取的来之不易的成果。 四川是拥有一亿人口的内陆大省,素有“中国粮仓”之称。古人云:“天下未 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先治。”可见治蜀之重要。 然而,“中国粮仓”的现状堪忧—— 据权威人士测定,四川省“七五”期间人口生育计划很难实现。进入“八五” 以后,每年将有142万女青年步入婚育期,育龄妇女达322万人以上,其中20岁至29 岁生育旺盛期妇女的比例平均为41.25%,比全国高出3.5个百分点,每年约有230多 万新生儿降生。 1989年四川粮食产量曾创历史最高水平,但全省人均产量则因人口增长反而比 1984年时低22公斤。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到2400年,四川全省人口如能 控制在1.2亿人,按世界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的标准计算,则平均每年必须增产粮 食8.3亿公斤。可是,从1985年以来,四川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不前。四川农业部门 发出警告说:全省粮食单产每公顷比世界平均水平已高出1400公斤,在现有生产条 件下,再要大幅度提高单产将十分艰难。显然,“中国粮仓”即将被不断增多的人 口的“口”所吞没! 有关社会学专家算了这样一笔账:我国每年的新增人口需消耗掉20%左右的新 增国民收入。以1987年为例,我国有48.5%的增产粮食和45.6%的增产肉类用于新 增人口,有35%的新设医院病床以及37.7%的城镇竣工住宅用于城镇地区的新增人 口。如以本世纪末我国人口13亿为基点,从现在到2000年,我国人口要净增近二亿 人,按人均年消费粮食400公斤计算,需增产粮食近800亿公斤;按人均住宅面积6平 方米计算,需增建住宅近12亿平方米。到那时每年增加1000万人口,人均国民收入 就将下降10元左右。 对于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将要出现的负效应,《中国青年报》记者郭蓝燕为我 们描述了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图景—— 全国总人口将再增加四至六亿,其中农村潜在失业人口将以目前的1.4亿为基点, 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递增,耕地面积以每年5%的速度递减,耕地总面积将减少二亿 亩,绝对总量和人均量都将进一步减少;水危机将成为耕地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第二 个自然资源危机;加之历史上开发资源规模过大,以及在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 的重大失误,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的问题日趋严重:草原退化加剧,沙漠化迅速发 展,水土流失很难有效控制,污染物总量大幅度增加……总之,我们的子孙后代将 生活在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中。 我们有一句喊得很响亮的口号“胸怀全球,放眼世界”。那么,世界的现状如 何呢? 当今世界,简言之是由富的半球和穷的半球组合而成,也可以说是由人少的半 球和人多的半球组合而成。 经济较落后(穷的)的五个地理区域:非洲、印度次大陆、东南亚、中东、拉 美,分布在这些区域的人口近4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70%多,人口年增长率为25‰, 每年增长人口达7000多万;尤其是非洲人口增长率从1977年的‰上升到现在的30‰, 约为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如此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非洲人口将翻一番 猛增到11亿,人口飞速增长为非洲人民酿成的深重灾难,将决不亚于那场教人谈虎 色变、饿死了数万人的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大旱灾…… 在经济发达的(富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欧美,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另一 种人口危机:现时的全欧洲人口年出生率为12‰,美国也不过16‰;在这些地域独 身主义已成为一种时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结婚,即使结婚了,也不愿生孩子。 在西德、东德、丹麦和匈牙利,人口呈直线式下降,以至于北约和华约组织均感到 兵源匿乏,联邦德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将国民兵役期由原先规定的15个月延长到18个 月。随着学生锐减,大批学校随之关闭,数以万计的欧洲教师已面临失业威胁。19 85年的上半年,在意大利竟然第一次出现了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卫生部部长忧心忡 忡地说:若长此下去,意大利人在下一个世纪将会绝种。法国前总理希拉克曾宣称: 从人口发展趋势看,欧洲正在消失。有的宣传媒介则用醒目的大号标题发出警告: 欧洲正在集体自杀…… 莫非是地球出了毛病? 一边是经济不发达,贫困的人们生育欲望恰恰极为高涨,愈生愈多的人口又反 过来给落后的经济加上沉重的负荷; 一边是物质高度文明,“义明”装饰过度的人们却不愿意生育,而愿意尽情地 享受,于是人均占有的财富便越来越多。 1990年5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表的年度报告,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怪圈”的 发展趋向—— 目前全世界总人口已达到53亿。 在90年代,预测世界总人口还将增加10亿。世界人口现在正以每秒钟3个人,即 每天25万人,每年9000万至1亿的速度增长,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东欧的人口。 20世纪叨年代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 世界人口的增长状况是极不平衡的。其中90%的人口增长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的一些落后国家。 问题恰恰是这些经济落后国家最缺乏人口增长所必需的资源! 检视一下我国不同地域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态势,同样笼罩在这一“怪圈” 的阴影之中—— 上海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约是贵州的近20倍,贵州的总和生育率则是上海的3倍 强; 浙江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是广西的2倍,广西的总和生育率则是浙江的2倍强; 江苏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约是新疆的3倍,新疆的总和生育率则为江苏的近3倍…… 统计资料一再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有着明显的反比关系。越是经 济发达地域,如京、津、沪、江、浙、东北松辽地区,生育率越低;越是经济不发 达地域,如西南、西北地区,则生育率越高……’ 《马太福音》里说:“让富有的更富有,让没有的更没有。”这句话被控制论 称之为“马太效应”,用来形容“正反馈”。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人口与经济统 计数字所呈现的,正是一个“马太效应”:生育率越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就越高, 生活也就越加富有;生育率越高,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就越低,生活也就越加贫困。 长此循环下去,这两者间的巨大差异将永无吻合之日! 3 迎接挑战——我们别无选择 尼采说过一句很精彩很深刻的格言:“悲剧的义务是向自然举起一面镜子。” 那么,既然“人口失控”这面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子孙后代的“悲剧的 镜子”已经高高举起,既然这面“悲剧的镜子”已经照出过去、照出现在、照出未 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回答是——强化计划生育机制!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上至高层政要,下至黎民百姓,谁的心里都明白得很:中国的事情纵有千难万 难,计划生育为第一难! 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传统思想观念很深蒂固、政治经济文化又不甚发 达的国家,要人为地实行控制人口,所面对的将是如大山般的难题。辽宁省计划生 育委员会主任杨魁孚的一番话说得颇有见地:“现在的人口形势早已不是什么潜在 的忧虑,而是现实的危机了。计划生育与中国现有的经济、文化水准相比,是一种 超前行为,光靠群众的觉悟是达不到的,因此必须强化社会制约机制。” 如何强化社会制约机制呢——必须立法,必须使计划生育工作走上法治的轨道! 不少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有识之士早就抱怨说:“无论是超生或无计划生育的, 在法律上都属于民事范畴。除了经济制裁和行政处分外,不能判刑。说服教育的功 效是有限的。”“一边是国策,一边是宪法,我们到底该按哪个办呢?” 著名人口学家、全国政协委员邬沧萍教授在政协大会上一再呼吁说:我国人口 激增,是由于我们未能在两次生育高峰出现之前,抓紧时机防患于未然。我们失去 的第一个机会是50年代初,那时全国总人口才5.5亿,每年进入婚育龄的妇女平均不 到500万,那时着手控制人口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失去的第二个机会是60年代初, 当时的全国总人口是6.6亿,每年进入婚育龄的妇女少则500万,多也就是600万至7 00万,如果当时加以控制,也不会出现第二个特大人口生育高峰。现在是第二个生 育高峰的人口陆续进入婚育龄的时期,平均每年新进入的婚育龄妇女是1100万至13 00万,平均每年进入婚育龄的人群比过去的两个高峰前多一倍。第三个人口生育高 峰已不可避免,且来势比过去迅猛得多。为了抓住这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前的机会, 我们必须尽快通过《优生法》和《计划生育法》,用法律条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 育一个孩子”,并明确规定为了中华民族的国家、社会的共同利益,公民有承担一 对夫妇不生育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义务。 中国的事情却往往是:尽管不乏社会贤达、各界名流不断呼吁、上书,尽管上 下左右都已心知肚明时不我待、必须赶快做、越快越好,但做起来又总是莫着急、 慢慢来、老牛拖破车。一部《计划生育法》,自1980年即开始酝酿,至今披阅十载, 易稿十数次,却仍未有送达一定级别的委员会讨论、审议。至于一些与计划生育相 关的单项法规,如《优生法》、《违法婚姻处罚条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办法》等,虽然报端上也时有披露有关职能部门正在着手抓紧制定,却是只闻打雷 声,不见雨下来,左盼右盼、千呼万唤不出来。 有关的会议开得够多了,有关的文章写得够多了,有关的话也说得够多了。关 键的问题已不在于坐而论道、一再发布宣言,而在于紧急行动。 1988年11月23日,我国优生史上第一个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地方法规——《禁 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定》,终于在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第七届第五次会议上正式审议 通过,这一明智大胆的壮举,如同一股势不可挡的巨流,冲开了千年伦理、道德观 念的防堤。《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定》以不容置疑的法律口吻庄严宣告—— 禁止因家族遗传、近亲结婚等先天形成的痴呆傻人生育; 痴呆傻人必须施行绝育手术后方准予结婚,在本《规定》公布前结婚的痴呆傻 人也必须施行绝育手术; 对已怀孕的痴呆傻妇女,必须中止妊娠; 对违反《规定》造成痴呆傻人生育的直接责任者将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痴呆傻人,医学上称智能低下者。据统计,这类患者目前在全世界约有1.5亿人; 我国的智力残疾人约为111万人;甘肃省则是痴呆傻人比例较高的省份,人数为27. 8万人,且每年还新出生痴呆傻婴儿2000多人。 痴呆傻人是人类自身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出的残、次、废品。当他们呱呱坠地 降临人世,便给家庭、社会带来无尽的烦恼与沉重的负担。根据有关资料测算,为 保证这些“终生消费者”的正常生活,国家每年得拿出50亿至70亿的巨额资金。甘 肃省每年仅用于痴呆傻人的救济粮就有4000多万公斤,各种救济款则达1400多万元。 痴呆傻人虽智力低下,生活不能自理,但其生育的本能并未丧失。这些人的父 母亲朋也大多煞费苦心地为他们相亲成亲,希望他们生下个一男半女对自身有个照 顾。可基因遗传规律却导致这些人结婚成亲后,他们所生育的子女仍多为智力低下 的痴呆傻人。甘肃省服县十里乡大沟寨村有一农户,全家八口人,除老母亲和小女 儿精神、智力正常外,其余五男一女全是痴呆傻人。这种状况,于家于国都不能不 说是深刻的悲剧。 社会上如此众多的痴呆傻人,年复一年,子孙繁衍,代代相传,劣生劣育,长 此下去势必大大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总体人口素质。有鉴于此,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 会从1986年开始,即多次派出调查组前往痴呆傻人病患高发区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 尔后,又与卫生、民政和负责研究优生遗传学的同志反复磋商、座谈和探讨,取得 共识。接着,他们组织写作班子,草拟出一稿、二稿、三稿、四稿连续上报省政府 和省人大,建议对痴呆傻人在结婚和生育上进行必要的限制。 然而,要制定一部在国内尚无先例可循的采用法律形式制约一部分人生育的法 规,立即招致各种非议和看法,甘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在讨论议案时也发生意见相 左,争执不下。这样,一方面由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地方病防治、医疗卫生、 民政等部门牵头,组建成十个调查组,再度分头分批深入各地调查情况;甘肃省有 关部门还对人们接受这一《法规》的心理承受能力专门组织了一次民意测验,从兰 州市、武威市和康县11种不同职业的2786人的问卷调查中得悉,90%以上的人积极 要求政府立法。另一方面,组织专职人员开始查阅国内外大量相关的科学技术资料, 特别注意参照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瑞士、瑞典、奥地利、挪威、冰 岛、丹麦。芬兰等发达国家及墨西哥、印度、罗马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立 法程序。与此同时,还多方邀集了国内外优生学专家、各方面的学者对制定“禁止 痴呆傻人生育法规”的可行性反复论证。在一份份翔实可靠的科学依据、一串串确 凿无疑的调查数字基础上,我国优生史上第一个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地方性法规, 才像一个孕育已久的难产婴儿,终于降生了。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玉林无 限感慨地说:“这法立得可真不易啊!计划生育战线上的同志们为此奋斗了整整三 年时间。”是不易,可贵的是他们见诸行动去做了,而且做出了成效。 甘肃省《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定》颁布、实施不到三个月,陕西、青海、宁 夏、吉林、河南、河北、内蒙、山东、辽宁等省、区计划生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纷纷 来信、来函、来电,表示准备起而效仿。 无疑,甘肃省计划生育战线的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也有一些人口学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提出了“突破性和创造性”的意见。中国 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田雪原认为,目前国家每月发给独生子女5元奖金未能发挥应 有的作用。为此,他提出一项独具慧眼的建议:每年发给独生子女的60元奖金暂不 发给个人,以信用卡形式存人银行,按相当于国库券利率14%增值,假设从孩子0岁、 父母25岁起存人,这样到孩子14岁、父母39岁时即可增值到2630元;当父母处于55 岁至60岁时,则已增值到5770元,每年可领取养老金808元。终生未婚或终生不育者 应享受上述同等的待遇。如此,5元钱可发挥巨大效应:从国家角度看,当前把每月 支付的5无独生子女费推迟到14年后支付,等于变这笔消费支出为积累基金,于国、 于民、于社会发展都大有稗益;从民众角度看,实行这一措施既解决了养老问题, 又可使农村、落后地区和文化较低人口的生育热情降下来。 田教授的这项建议受到中央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在四川省的德阳、乐山、 南充等地实行了试点。据悉,德阳市区已有16万份独生子女保险,占独生子女总数 的44.2%。1989年该市一孩率达到90%以上,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 1987年7月11日——地球“50亿人口日”来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 利亚尔曾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人们既不应受贫穷之苦,也不应该把贫穷传给子 孙后代……为了50亿公民,为了我们大家分享全球的未来,我们必须面对人口的挑 战!” 中国是当今世界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面对这场挑战,每一个中国人肩上所承 受的分量将格外沉重。 笔者不久前在“九省通衢”的大都会武汉市采访时,曾看到地处汉口的海军工 程学院校门口赫然立着这样一块大字标语牌:“同志请警惕——我们已不再拥有地 大物博,而只剩下人口众多!” 那么,就让我们左肩背起危机感,右肩背起奋斗感,背起来——全民为控制人 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共同努力! 只有卓有成效地控制住人口增长,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持续稳定地发展国民 经济,人民共和国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华夏子孙才有希望! 如是,当我们告别世纪末的夕阳,眺望新世纪的日出——中国,将放射出绚丽 夺目的光华…… 1990年4月20日—6月10日 写于北京珠市口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