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灵”的出现 ——河南省西华县农村见闻琐记 李准 “合作化以来最成功的政策” 在中原大地,1980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粮食丰收了;棉花丰收了;茶叶、油 料也丰收了。这一年,“老天爷”确实是帮了忙,风调雨顺。但是过春节的时候, 农民们却没有向“老天爷”和“财神”叩更多的头,因为他们相信了另一个改变着 他们命运的“精灵”,这个“精灵”就是“联产计酬责任制”。 这个“精灵”的生命活力是如此旺盛,它解放着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它结束了 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怠工”现象;它解放了农民的智慧,它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 义的信念和希望。 这个“精灵”拿着棍子,帮助农民驱赶着“穷神”。它唤醒了农民身上的干劲, 它踢着“懒汉”们的屁股。仅仅才一两年时间,它给农民的破囤里填满了粮食,箱 子里塞满了衣服,油瓶换成了油缸,草房换成了瓦房。农民们说:“这个办法是 ‘吹糠见米’,是‘搭锯见末’”,“是合作化以来最成功的政策!” 一场自发的大讨论在农村展开 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像种子撒向农村,落在大地上,生了根,开了花,又结了 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使务实的庄稼人开动了头脑中的机器, 还乡青年,复员军人,生产队干部,民校教师这些有文化的农民开始在想问题了。 他们想着:为什么二十多年来有那么多好年景,而只有今年才获得这样大的丰收? 为什么1960年每口人三分“借地”,就度过了饥荒难关?为什么一分自留地,打的 粮食却比大田里半亩还要多?这些思考坚定着他们对新的“实践”的决心。 “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五定一奖责任制”,“大包干”,“公粮田、口粮 田”,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方法,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农村大地中冒出来。它们经历着 考验,经历着完善,显示着广大农民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一场自发性的大讨论在农村展开了。这个讨论深入到农村每一个角落,在农村 饭场,在路边小店,在公共汽车上,在小镇的理发馆,在机关的饭堂,到处都在讨 论责任制这个“精灵”。 公共汽车上,一个外乡的工人看着车窗外说:“进来西华县,场里小麦秸垛一 大片,这不是单干?” 坐在他后边的一个农民接过来说:“这就不是单干。所有制没有变,就不能叫 单干。麦秸垛小,打粮食不少。” “打粮食不少都弄到自己家了,国家的公余粮还要不要?” “老兄,我们队里是‘大包干’,公余粮今年夏季一季超额完成,秋季还清了 十来年欠国家的贷款!”…… 大路旁,卖汤圆的摊子前,有个干部吃着汤圆说着:“这个办法,庄稼能长好, 粮食能多打,就是看不到‘一大二公’了。” 一个买化肥的民校教师也在吃汤圆。他说:“‘一大二公’是社会主义,‘一 小二公’也是社会主义,只是经营范围不同。社会主义不是光叫看‘一大二公’, 眼饱顶不得肚饥!” “你大约分超产粮不少吧?” “实不瞒你,我是个民校教师,老婆孩子在家。去年还给队里打了七十多元买 口粮款,今年不打了。老婆包了三亩棉花,超产奖弄了六七百元,给我买了辆新车 子。”他用手指着他的新自行车。 “一头沉”干部们的故事 丰收的喜讯从乡下传到县城里,又从县城里传到省里。为了听听这次大讨论的 真实情况,我想到农村看一看。五六年没到西华农村去了,那是我下放劳动住过三 年多的地方。趁春节的机会,去给老邻居们拜个年,同时也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2月11日到西华县委。下车后屋子里就被一些老朋友挤满了。凳子不够坐,坐在 茶几上。他们大部分都是“一头沉”干部,即老婆孩子都在农村,自己在县里或公 社工作。这些人在前年大部分还是反对责任制的,因为家里没有劳力。可经过一年 多实践,他们变过来了。他们向我讲着一连串有趣的故事。 县文教局长是个冷面幽默的人,他说:“前年我有个外甥来找我,要我在城里 给他找个工作。我说回去好好劳动,找工作不那么容易。他不高兴地走了。今年春 节又来我家了,带了好多东西,看样子是分了不少超产粮。吃饭时他指着我吃的花 卷馍说:‘舅!我们老农民现在可是不吃杂粮了!’我说:‘你农民就农民吧,老 什么?你有多老,比我还老?’外甥看我生了气,他自己却在吃吃地笑。” 县财政局长是老同志,现在每月拿六十多元工资。家里老婆孩子一大群,年年 欠队里口粮钱。去年他的女儿包了几亩棉花,全家参加管理,没明没夜地干,结果 弄了一千五、六百棉花超产奖。这个县财政局长说:“我干了三十多年还比不上我 女儿干一年。她一年收入顶上个十三级的高于。” 西夏公社的文教干事常文良是我当年的老朋友,记得前些年我从西华搬家走时, 他还给我编了一双“草窝子”棉鞋,让我坐夜时穿。这次见他,听说他要退休回家。 我问他:“你刚五十岁出头,怎么就退休?”他说:“我有病。”我说:“我怎么 看不出你的病来?”他没有回答。到了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才对我说了真话。 他说:“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大病。退休一来是想叫孩子顶替,二来是我看现在 当个农民真舒服。年前回家帮老婆送两天粪,邻居有个小驴,我借来套上我的架子 车,不到一天就把两天的粪送完了。用个破麻袋往车上一垫,来回坐车。小鞭子一 撂,驴跑得像飞风一样,心里那个滋味,别提了,比什么都得意。”“所以你也想 回去得意了?”“我要回去比他弄得还要得意,我要买个小马。就像现在这责任制, 我一个人能包它十亩,你看能弄多少粮食?”“就那样吧,先叫农民得意得意吧! 咱们还得当干部。”“是啊,所以我把‘申请’又抽回来了。” 15元钱买了一个0 红花公社有个干部,也是老婆孩子在农村。他不大相信这个“责任制”。队里 包棉花地时,老婆要包,他不叫包。去年过春节时,他花了15元钱买来酒菜,把队 干部请到家里。他说:“我家在队里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三个孩子,爱人身体不好, 请你们照顾一下,今年别给她包棉花地。”队长说:“好,不给她包就是了。”谁 知道到秋后,凡是包几亩棉花的妇女,都分了一千多元钱。他老婆埋怨他,他有苦 说不出,15元钱买了一个0,心里后悔死了。今年他老早就自己买了化肥,决定让爱 人包几亩棉花。 县委书记贾廷勋同志告诉我,今年棉花是大丰收,1979年全县总产400万斤,1 980年总产1,350万斤,增产两倍多。粮食1979年全县总产33,830万斤,1980年总 产38,120万斤,净增产4,290万斤。油料1979年全县总产572万斤,1980年总产达 到1,200万斤,增产一倍多。 西华县是个穷县。我在那里几年中,那个县的人民差不多每年都要吃国家统销 粮一两千万斤。去年不吃国家粮食了,完成了上缴任务6,800万斤,超过国家定购 任务40%。至于棉花,西华县向来也没有收过一千多万斤棉花,去年上缴给国家1, 300万斤,超过定购任务两倍多。 我笑着对贾廷勋同志说:“去年算抓住了。”他说:“还不算抓住。扶沟县去 年弄了4,000万斤棉花,领超产奖1,000元以上的有42,000户,占他们全县户数的 40%。咱们县领千元以上的有6,500户,3,000元以上200户。比人家还差得多。” 只用跟群众讲一句话:“政策不变!” 面对着这些数字,我有些激动。记得1969年我在西夏公社时,有一天和一个邻 居青年去赶集,他想买一盒最次的白鹤牌烟抽,却拿不出这一角三分钱,他就在他 家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到了供销社,把鸡蛋称了称,只能卖九分钱,换不来一盒 烟,他失望地又把鸡蛋拿起来。后来还是我给他补起来,算是买了一盒烟抽。现在 全县的农民存款达到940万,我想我那个邻居青年,不至于再偷一个鸡蛋换烟了。 我问贾廷勋同志:“去年获得这样大的丰收,风调雨顺占多大成分?贯彻党的 三中全会经济政策占多大成分?”他笑了笑说:“叫我看,还是落实党的经济政策 占主要。咱们县87%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几乎全都增产。有些队没有把棉花包 下去,增产并不显著。有些户不相信政策,还赔了产。同是一个老天爷,人的干劲 还是主要的。” 说到这里,他感叹着说:“去年群众可真是出了大力了。二十多年来,没有见 过群众这样大的干劲。有的管理棉花的妇女,在地里搭个棚,住在地里四十多天。 过去不到十一点就收工,去年大都把中午饭送到地里。也没有人下命令,也没有人 敲钟,一天干十三四个钟头。群众说:‘联产连着人的心,家家都是队长。’去年 获得这样大的丰收,我们县委并没有费多大的劲,只用跟群众讲一句话:‘政策不 变!’” 像做梦一样…… 在县委看了一大堆数字,我还有点不放心。我怕我的故乡又闹“浮夸风”。19 58年就吃了这个亏。我得到屈庄和前高村去,到那里我能核对出真假。2月12日先到 屈庄,我和这村的人共过患难,给不少家写过“祭文”。我是那个村青年们的“大 叔”。 一进村子,我被一群小孩围住了。十来年不见,我都不认识了。还是几个小伙 子自己报名:“我是野猫!”“我是福建!”我认出来了。原来穿着破破烂烂棉袄 的孩子,现在都穿着翻领绒衣和涤卡上装,有的还穿着皮鞋。屈跑跑过来了。他现 在是队长。他一把拉我到家里,马上命令儿子九生去买啤酒——他知道我不喝白酒。 庄稼人也喝起啤酒,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老头们都从地里回来了。老婆们送 来鸡蛋、油条和青菜。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我只咧开嘴笑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屈庄1975年被大水淹过一次。现在都盖起了新房,这次盖的是瓦房,草房很少 看到了。这个队过去有两家最穷的户,一个是屈新正,一个是屈连元。屈新正当年 死了老婆,自己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过。孩子小,自己身体又不好,整年吃救 济。一年到头红芋干也吃不到嘴里。男孩子叫自祥,冬天穿个烂棉袄,一个扣子也 没有,腰里系一根麻绳。女儿七八岁了,冬天穿不上一双袜子。当时隔几天到我家 里说:“老李哥,借五角钱。”我当时每月生活费15元钱,比他要强得多。这次我 看见屈新正简直认不出来了,吃得又红又胖,穿着新蓝卡其短棉大衣。屈玉方告诉 我:新正今年行了,银行里存一千多元,盖了两间新瓦房。 我问新正:“你存一千多元?”新正说:“那可不,你侄女今年包了七亩多棉 花,弄了六七百斤超产棉,每斤一块多,加上超产奖,就是两块多一斤。你算算, 不就是一千多元?!现在不吃粗粮了,家里棉油还有一百多斤,三天两炸。” “这么说你屈新正也富起来了!” “什么富不富!以前我的家当,收拾到一块也不值200块钱,如今是彻底翻身了。 这不是,你侄儿他今年也定下亲了。”他指着身后边一个留分头,穿着两层新绒衣 的小伙子。当我认出这就是当年腰里系根麻绳的自祥时,我的眼睛潮湿了…… 下午,我到屈连元家串门,屈连元有九个子女。我在屈庄住时,他有七个,我 走后他又添了两个。大闺女当时才十六岁。下边还有一大群。屋子里,院子里,床 上,草窝里哪里都是孩子。别说穿衣服,一天磨一筐红芋干还供不上吃。那时候, 家不像家,人不像人。现在他家也有了大变化:两个闺女包了十来亩棉花,今年单 是棉花超产奖,就弄了三千多元。屈连元告诉我:“在棉花收购站数着大叠新票子, 真和做梦一样。我总想着,这难道是真的吗?”他说着几乎掉下眼泪。他又指着墙 边放的几大袋化肥说:“今年我家包的麦地,化肥已经耩上了。一亩20斤!这剩的 是给棉花、秋庄稼准备的。我今年一下子买了二百多元的化肥。地要打粮食,舍不 得垫本不行。“我看着他的孩子,都吃得又红又胖。特别是二闺女秀玲,脸吃得像 要裂开一样。她笑着说:“大叔,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说:“要在路上,我真 不敢认。小时候你可瘦啦。”屈连元说:“家里还有三百多斤棉油,反正就炸着油 条吃呗。孩子们忙了一年了。” 临别时,屈连元的老婆问我:“老李,这政策会变不会变?”我反问她:“你 想变不想?”她笑着说:“叫我说,千万别变。要是这样再干三年,我们家就管买 个小手扶拖拉机。”我说:“要是十年不变呢?”她笑了:“你就会往人心窝里说。” 农村流传的“板话” 我在屈庄和前高村串了二三十家的门,和农民聊天,他们大都希望把“责任制” 这个政策稳定下来。屈玉方在村子里是个较有威望的农民,他告诉我:“现在群众 是只往包的地里上化肥,大粪、圈肥还是往自留地里上,因为怕把地喂肥了再收走。 化肥只起一季作用。”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能不能向省里反映反映,出个告示, 说明政策几年不变。别像过去:‘有了困难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 政策。’”这个老年农民的意见,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随着各种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创造了很多“板话”。比如他们说“全奖全罚” 的办法是:“全奖全积极,半奖半积极,不奖不积极。”比如对“大包干”办法是 否好,他们在辩论时,编的联儿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我问 他们“不拐弯”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大包干’干净利落,不用算那么多帐。 社员收多少,出多少,自己能看得见。”我问:“那么公共积累怎么办?”他们说: “不光公共积累,队干部的报酬,五保困难户的照顾,只要说出个名堂,我们都可 以出。一句话说到底,这个办法干部不能‘混水摸鱼’了,所以群众拥护。”事实 上,责任制已经超出它的经济意义,它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清扫着多年来一部 分农村干部的特权思想和多吃多占作风,制度把他们变成了人民的“公仆”。 现在有个别大队,干部还不大想放权。本来没有条件实行“小段包工”,却仍 然要坚持统一干活,敲钟上工。群众叫作“硬往一块捆”。结果有很多落后队,一 季产量和社员收入超过了他们。社员就给他们编个联儿:“叫你分,你不分,庄稼 长得稀断根。包一半,留一半,干部群众找麻烦。挖个坑儿,栽个棍儿,干部群众 都有劲儿。” 去年,县里和公社的干部、职工还大多数反对“责任制”。通过一年实践,他 们家里都有粮食吃了,有的还存了款。现在干部、职工们到家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大 大提高了,干工作也特别卖劲(因为心里有愧,怕人家说把劲都使到家里)。有的 一下班,蹬起车子就往家里跑。春夏季天长,到家还要干两三个钟头农活。事实上, 一种“半耕半工”和“半工半农”的雏形,已经在农村出现。农民对他们积极劳动, 不把嘴“插在别人锅里”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编了这样的快板:“穿皮鞋,戴眼 镜,到了家里就劳动。”“大干部,小干部,回到家里闲不住。” 农业机械化的一个设想 去年在豫西农村调查,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后,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土 地包产到户以后,怎样实现农业机械化?怎样推广农业新技术?这次在西华县开了 几个座谈会,看来通过一年实践,农民自己有了很多创造。学习农业新技术,在农 村已经形成一个高潮。家家学技术,人人学技术。比如棉花“营养钵”,过去很难 推广,现在家家户户搞“营养钵”。过去棉花技术员,在农村没人理睬,现在到处 被人请。技术推广站种的棉花,天天有人来观察学习,都是自发来的。过去推广良 种是干部的事,群众不大管,现在种子站每天都收到很多信,每天都有人来要求换 优良品种。有的为了换良种,还要“走后门”。过去有些队干部,长期以来只会 “管人”,现在实行责任制,觉得无事干。其实组织学习新技术,倒是非常需要他 们。 西华县1979年化肥总销售量为4,000万斤,1980年总销售量为5,700万斤,比 1979年增长了42.5%。原来担心实行责任制后化肥无人使用,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 多余的,而且现在大都是农民自己购买化肥。今年小麦所施的化肥,比历史上哪一 年都多。 在农业机械方面,全县1979年有大、中型拖拉机572台,1980年增加到611台, 增加39台,数量不算大。小型手扶拖拉机增加得却比较快。1979年全县675台,188 0年增加到968台,增加293台。现在主要是缺货。很多农民想买手扶拖拉机,却买不 到。 在县里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大家对手扶拖拉机极感兴趣。我们算了个帐,西 华县有12万农户,如果平均四家农户合买一部手扶拖拉机,有三万部全县就机械化 了。这种手扶拖拉机可以犁田,可以中耕,可以运输、浇水,还可以粉碎脱粒。 据县里干部说:“现在的手扶拖拉机还可以改进,如果生产一种10马力,价钱 在1000元左右的,农民会更欢迎。”他们还说:一农民自己购买,自己使用保养, 会比自家的自行车保养得还要好,用起来也一定会节约燃料。” 我们算了算,三万部小手扶拖拉机需要3,000万元,等于修一公里地下铁道的 投资。国家如不帮助,农民自己也买得起。 大家迫切希望国家能生产更多的小型农业机械。他们说:“中国地少人多,必 须精耕细作,走小单位生产机械化的道路。手扶拖拉机和生产责任制最‘配套’了, 是巩固完善生产责任制的最好办法。现在有些工厂转产、停产,如果多生产手扶拖 拉机,既能为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又找到了一条生产出路。” (原载1981年3月2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