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将军和夫人 个头不高,一副道道地地的家庭妇女打扮,一口安徽口音,说话时总是面带微 笑,她,就是已故的徐海东将军的夫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管理局顾问周东屏。 周东屏原名周少兰,1917年出生在安徽六安县一个木匠家里,由于家境贫穷, 10岁就被送到一家姓沈的大户人家做童养媳。1930年参加革命,后随红二十五军长 征。 说来也巧,周东屏同志从参加红军那天起,就一直在徐海东军长的部队里搞医 务工作。当战友第一次把徐海东军长介绍给她时,她拒绝了。面对着地位显赫的将 军,她突然觉得与之差距太大。自己一没读书,二没技术……唉,太不相配了。 红军到达陕南米粮川后,徐海东与局东屡见面了。 “少兰同志,张桂香同志已跟你谈了,你的意见如何?” 徐军长微笑地望着她。 “军长,我已同张桂香同志说过,我配不上你……”周东屏低着头,满脸通红。 徐海东深情地望着她,“你说的那几条,我都不嫌弃。” 这声音是那样的坦率、炽热、充满着真诚。 红军到达陕北后,经组织批准,他们幸福地结合了。 1941年,徐海东随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工作。这年冬天,几天风雪,交通隔断, 报纸送不来,文件看不到,电话打不通,和前线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前线的战事怎 么样了?徐海东同志眉头紧锁,昼夜焦急。这天深夜,他把周东屏叫起来,要她立 即和前线指挥部取得联系。她告诉他,已经派人产线,明天电话一定会通的。 “不能等到明天,你现在就到司令部去!” “等到天亮就不行?天又黑,雪又大找不到路。” “不行!不行!”他严厉地说,“一个红军老战士,还怕天黑雪大,今晚不接 通电话,不问明前线的情况,我开除你的党籍。” 周东屏穿起大农,带着两个人,踏着没膝的大雪,摸黑向司令部走去。其时, 她并不是怕开除党籍,而是她最理解徐海东,他和她一样,时刻在关心着前线的战 事。 天刚亮,她从司令部转回来了,带来了前线的消息以及文件和报纸,接着电话 也通了。徐海东读了文件,又看了报纸,他那紧锁的眉头舒展了。这时,他忽然想 起了昨天夜里对周东屏的责备,深情地拉着她的手说:“东屏,对不起啊……”。 长期的戎马生涯,使徐海东将军积劳成疾,伤痕累累。 特别是左腿成了二等残废,完全丧失了运动能力。睡觉时连被子都不能盖贴身, 只好用铁丝做一个支架,把几床棉被严实地捂在支架上,大小便、洗澡、穿衣、吃 饭,样样都是周东屏同志亲自护理。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他的前任秘书扬言要“火烧老病号”, 新来的秘书也一反常态,趾高气扬地劝徐海东作“触及灵魂”的检查。警卫人员被 送到“学习班”,大儿子文伯和女儿徐红被“隔离审查”,儿媳被送往河南“五。 七”干校,身边只留下聋哑儿子文忠和小儿子文连。家里的电话线切断了,银行的 存款冻结了,天寒地冻,暖气也停送了。房子是冷的,被子是冷的,这不是想把连 被子都不能盖贴身的徐海东置于死地吗?看到这些,东屏同志心如刀绞,她只有一 个念头,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战友活活地被他们整死。她擦干限泪,挺 直腰板,冒着风险,四处奔波,他一方面想办法把这情况告诉给王震同志和周恩来 总理,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在房里生起几盆火。房间温暖了,将军的心里也暖烘 烘的。 周东屏同志有四个孩子,大儿子文伯现在是文化部干部司司长,小儿子文连1981 年在加拿大获博士学位,现在一家实业公司工作,大儿媳是原安徽省省长黄岩的女 儿,小儿媳是徐向前元帅的小姑娘。这些特殊的身份特殊的地位,在他们的工作生 活中“名不副实”。他们住的房子,原来只有两间正房和一间小厢房,吃饭时大家 都坐在天井里,如遇雨天,一家人只好蹲在屋檐下吃饭,周东屏同志看到这样长期 下去不行,就叫女儿徐红自己设计,建造了现在的一幢典型的北京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