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5月23日,我在《深圳晚报》上写了一篇题为《一个艾滋病患者的最后日子 》的文章,希望好心人能够给他一些捐助。一如我希望的那样,有几家医疗单位向 小路伸出援手。令人无比失望的是,我只收到两个人捐助的150元钱。 手握汇款单,我的心是沉重的,我曾经写过失学儿童的报道,失忆女的报道, 也写过白血病人需要帮助的故事,收到的捐款最少也有几千元。然而,一个艾滋病 人希望捐助而得到的捐款实在是太少了,难道艾滋病人就真的不需要同情和帮助? 难道患上艾滋病的人都有着丑陋的灵魂?既然艾滋病是世界性的传染疾病,我们有 什么理由把憎恶和痛恨强加给那些不幸染上艾滋病的患者身上呢?何况,就算男人 眠花宿柳易于染病,但那只是艾滋病三种传播途径中的一种方式。那些不幸因血液 或仅仅因为母亲有艾滋病毒的孩子成了罪恶的化身? 我最担心的还是小路,我不知道他接到这笔钱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对 人们冷漠的仇视,还是对自己生命的绝望?当我打电话告诉他时,他出乎意料地表 现了少有的激动:“有一个人理解就是我的福分。”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我愿意 去做人体的活体试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预防艾滋病的长城,使更多的 人能够幸福生活。这是我为社会仅能做到的!”我相信,说这话时,小路一定是神 采飞扬的,一扫先前的病态和愁容。因为,他立志要做个重病在身却精神向上道德 高尚的好人。 在我开始采访小路以来的日子里,我的朋友与同事当中,凡是知道我穷追不舍 地与一个艾滋病患者对话的人,都对我的举动很不理解。 世界上的事情万万千,稀奇古怪的事情也是千千万。所以,当我讲述不吸毒、 不嫖娼的小路,患艾滋病的原因是帮助受伤工友时不慎受伤而感染。许多人不相信 这是事实,认为不是他骗了我就是我骗了他们。在他们看来,上帝弄出一个艾滋病 来,就是上帝要对坏人、恶人、淫棍荡妇的惩罚。而这种惩罚随着我和小路的深入 接触,渐渐地降临于我的身上:同事不再登门,好友不再相聚,仿佛我也成了一个 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 我成了寂寞和孤独的囚徒。每天采访回来,我都把自己锁在小屋里,边听着采 访小路的录音带,边整理文稿。我终于明白小路的不幸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艾滋病 病毒携带者,更因为他在不多的生存时间里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是何等的沉重。而他 还希望自己活下去,还在不停地对抗艾滋病毒。 一天,一位好友在街上遇见我说:“你整天去采访那些艾滋病人,就不怕自己 被染上,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心一紧,随即给防疫站的冯铁建医生打电话,他听后笑了,艾滋病主要是通 过血液、性交和母婴传染。我半信半疑,还是决定去做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我把 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教师的母亲和做文学编辑的父亲,他们并不感到惊讶,只是父亲 问我:“你还决定继续采访吗?”我肯定地点了点头,父亲笑着说:“当一个好记 者不容易呀!不要怕舆论,不要怕压力,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一定要坚持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