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崇高 郑白 母亲小传: 赵莲萍,农历乙丑年出生于北京。一生平凡辛劳,务农、做工、生儿育女,遍 尝人间百味。性善心慈,乐于助人。现年逾古稀,身体健康。 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飞散,润湿了小妹妹稚嫩的小脸,也 润湿了母亲曾经丰满却已干瘪的前胸。就在母亲推开屋门的一瞬间,我看 到她曾经俊美苗条而今却已微驼的身躯,在悲痛中微微颤动时,生性刚烈 的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和沉重的。我以为,我们生存的社 会应该是人类生活的天堂。人世间应该充满亲情的温馨,充满友情的和谐,充满爱 情的甜蜜,充满暖融融的阳光;天上地下寰宇间,人们应该互助友爱,和平相处, 文明竞争,共同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民族强大起来,虽然社会上可能还 有犯罪,还有丑陋,还有欺诈的种种恶习发生。我也曾经这样相信过,相信我们生 存的空间就是天堂。可是,当我用自己这只秃笔,在稿纸上写下《人间最爱是母亲》 这个题目,要记述我最亲爱的母亲的生活经历时,我才发现,要用自己这只笔来写 生活在“天堂”中,我普通善良的母亲,它是多么的笨涩,多么的无能为力。因为 在母亲的生活经历中,虽然也曾有过幸福,但更多的却是难以言说的、无奈的悲哀。 因此,这篇文章的题目只能改为《悲哀的崇高》。在这里,我不得不用母亲真实的 生活经历来告诉读者:我们的生活曾经像一场恶梦,这场恶梦缠绕了我们许多年。 在那场恶梦中,我们的身心遭受了怎样的挫磨;母亲在那场恶梦里,曾过着怎样的 炼狱般的生活;那些心灵丑陋、灵魂肮脏、丧尽天良的“人”,又是用了怎样的卑 鄙阴损的手段迫害善良的弱者。并以此文献给天下所有善良的母亲。 我母亲是一个最最普通的母亲。她是农民的女儿,出生在北京东郊区(现在的 朝阳区)马道口附近。现在,这里已经是高楼林立,商厦比肩,人气旺盛的居民小 区。可是,70多年前,这里却是偏僻的农村。贫瘠的土地上散落着群群簇簇的破民 房,房的四周是一片片荒芜的窑坑,里面长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丛。那个时候 这里是狐狸野狼和恶狗们的天下。我的少年时代经常去那里游玩和探险。母亲就是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到出嫁。母亲家只有几分薄地,姥爷种地之余兼做泥瓦木工活 儿,是个勤劳的庄稼人。姥姥长得又矮又瘦,身体却很强健,非常善良可亲,干起 农活来也是把好手。母亲姊妹四个,她最小。母亲婚前的16年生活,饱受了战乱、 落后和贫穷的搅扰,使她在很小的时候便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毫无疑问,我姥 姥、姥爷和所有的父母亲一样,是非常慈祥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们的。可是,贫穷 生存状态中的母爱,虽然也饱含着母亲对孩子们真挚慈爱的崇高,却只能是维持他 们生存的简单的精神呵护,物质的美好和神圣在那个时代,在像我母亲那样的农户 人家之中,在中国数以亿万计的贫穷人家中,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母爱来体现的。 姥姥家贫穷而又普通,属于那种典型的安分守己勤俭持家的中国农民。他们的 生存内容简单到只有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年年月月周而复始。一家人过着辛苦而 又艰难的生活。那个时候,中国农民的劳作方式,还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田地 里的活计,全部要由人力来完成。只有少数富裕的农民或地主用得起牲口。姥姥家 是属于用不起牲口的农户,家里那很少的一点土地全部要由姥爷、姥姥,带着几个 孩子用人力来耕作。所以,母亲很小的时候,便跟着姥姥、姥爷下地干农活。拉犁 耕田,挑水浇地,间亩薅草,凡是能干得了的活儿,母亲全都干过。农闲时,母亲 还要跟着姥姥一起去捡粪,或者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拉黄土卖给煤铺换几个小钱。一 年到头根本就没有闲着的时候(母亲的三个姐姐已经出嫁),这种时候,姥爷往往 已经去北平城里打短工了。 到了晚上,尤其是冬天的夜晚,天上繁星点点,地上漆黑一片。姥姥和母亲无 事可干,也舍不得多用一点灯油,只能早早上炕休息了。母亲和姥姥蜷拥在只烧了 几把秫秸杆儿的土炕上,瑟瑟缩编地听着小破屋外,笑鬼般追逐打闹的狂风的啸叫 和饥寒交迫的野狗们有气无力的猜吠,歇一歇疲惫到极点的身体,在毫无希望的麻 木和毫无思索的痴呆中昏昏睡去。单调而又枯燥无味的农家生活中,母亲养成了逆 来顺受,沉默寡言的性格。她从不会多说多道,从不会出风头,只是辛勤劳作,默 默地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在为生存的苦苦劳作中,在对生命无追求的 平淡中长到了16岁她出嫁这一天。母亲嫁给父亲,是由我的大姨保的媒。当时姥姥 一家,认准了母亲嫁给我父亲,是会享福的。因为他们相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样一个道理,可是,母亲这个纯纯粹粹的农家女,嫁过来后,不仅没有享福,反 而跟着父亲吃了许多不明不白的冤枉苦。 我们家是满族的后裔,到我爷爷这辈儿的时候,仍然在皇宫里带刀侍卫。可这 一切都是过去,这一切都随着辛亥革命的炮声化为乌有。中华民国成立后,所有的 满族人,都断了钱粮,无论贵贱高低全部沦为庶民。我们家也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 在战乱和贫穷交融的岁月中活着。因为,这时候我们家的生活遇到了极大的问题。 由于旗人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又缺少劳动的手段,突然断了钱粮,无异于被扼 住了喉咙。所以,不出卖劳力,我爷爷就无法养家,全家人就无法生存。也许是爷 爷自己的灵性,也许是生活所逼迫,他学会了笙、管、笛、萧等民族乐器,当了吹 鼓手。我的奶奶则带着我姑姑和我的大堂姐在齐化门外的东岳庙前卖豆汁。就这样 一家老小齐上阵,每天的进项虽然很少,却也能够维持一家人温饱的生活了。那个 时候,贫穷如狼似虎地时刻逼视着我们一家,似乎要挑选一个合适的瞬间把我们一 家吞噬了。全家人在饥饿与贫困的边缘挣扎着活着。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家已完完 全全地成为自食其力的城市贫民了。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我父亲的二哥,念过几年书,会说英国话,算是个有文 化的人。可是在北平沦陷的时期,他不愿意给日本人做事,甘愿在城里拉洋车卖苦 力,以帮助家里的生活。后来,年轻的他忍受不了日本侵略者的压迫,接受了抗日 的先进思想,义无反顾地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抗日之路。在奔赴延安的路上,过敌人 的封锁线时,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过早地失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我们一家则和那时所有的北京市民一样,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蹂躏下,过着 普通而又艰苦的生活。父亲当时在杠房做过抬杠的杠夫(抬棺材),做过“窝脖” 的苦力(旧北京曾有一种为人搬运大件物品的人。搬运时把物件放在脖子处,旧称: “窝脖的”),到跤场摔跤卖艺,后来跟我爷爷学会了多种民族乐器,成了北京城 里远近闻名的吹鼓手。仅仅为了生存,他干一切可以挣钱的营生,饱受了亡国奴般 的屈辱与贫困的折磨,也饱受了有钱人家的欺负。那个时候,穷苦人之间常用一句 话来自嘲,叫作“人一歇工,牙就挂对”(北京话:牙没事干。引伸为没有饭吃的 意思)。大约说的就是我父亲这样打短工的人,只要一天没事干,全家人就得挨饿。 我母亲就是这个时候嫁给了我父亲,这一年母亲年仅16岁。这个时候,我家的 经济状况属于一般,仅仅能吃饱肚子而已。父母成亲后的第三年,日本人在石景山 钢铁厂相看门的警卫,为了使家里能够生活得好一点,我父亲便去报名。由于他身 材高大魁梧,便被选中做了石景山钢铁厂穿制服的门卫(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保安)。 父亲的工作就是在工厂门口站岗。这一点似乎与我母亲的生活无直接的关系,可是, 就是因为这不到两年的工厂门卫工作,在以后的生活中不仅给我父亲带来了灾难, 也给妈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当时石景山钢铁厂被日本鬼子占领着。所以,我 父亲的这一年多的工作经历,在解放后,被视为曾任伪职业,是他个人生活历史中 的污点。(后来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我父亲在石景山钢铁厂当门卫期间,没做过 一件坏事,没欺负过一个工人。就连从工厂里偷东西的人,我父亲也装做没查到, 而放行。因为当时工厂在日本人手里,偷他们的东西也可以算是间接抗日。哪一个 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国家,不爱自己的同胞呢,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可是,就因 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冲击被折磨。与此毫无关系的我的母 亲,也被那些狗届不懂,只知道吃饱了淫吠浪行的小脚侦缉队们所折磨所迫害。而 在日本侵略者最疯狂的时候,在他们在北京城里最肆无忌惮地欺负中国人的时候, 我父亲曾经凭着对异族侵略者的仇恨,凭着自己身强力壮,凭着自己的摔跤本领, 凭着他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之心,狠狠地摔打日本鬼子为中国人出气的事,却似乎被 人们忘记了,永远也不被我们中国人提起。一切民族的骄傲,一切普通老百姓为中 华民族所作的贡献,在政治这只怪兽面前都不能发光闪亮。在邓小平先生提出以改 革开放,发展经济为基本国策以前,好像有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人不爱自己的祖国, 不爱自己的中华民族;好像在那个时候的社会里,要不人为地制造出许多“牛鬼蛇 神”,这个社会就不完美。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种错误观点,才造成了诸如“文化 大革命”那样的大悲剧,才造成了许许多多无辜的寻常百姓受迫害,才使中华民族 遭受了一场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其实,哪一个炎黄子孙不爱 自己的祖国,不爱中华民族,不爱他赖以生存的家园呢? 大约是1938年夏天,母亲在一片唢呐喜庆的喧嚣中嫁到了我们家。这一天,或 许仅仅是这一天,我的太太(满族人称奶奶为太太),也就是母亲的婆婆,为三儿 媳妇的进门笑得十分开心。因为。我大妈在我大堂姐5岁时去世了。全家只有她一个 成年女人料理着一家人里里外外的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一 个曾经过惯了富足生活的满族贵妇来说,娶进家门的儿媳妇的真正含义,就决不仅 仅是儿子的媳妇了。就我母亲嫁给我父亲这件事来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要 是在民国以前是决不可能的。一个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活得自由自在的满清少爷, 一个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仅仅为生存而苦苦劳做的农家女儿。这样一对儿门不当 户不对的男女,怎么也不会走进一个家门。满清的灭亡,使旗人们的生活从天上掉 到了地下。民主和平等才使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事成为可能。可是,历史的根基在 人们头脑里留下的沉疴,是很难去除干净的。曾为人上人的优越感,在我太太封建 保守的头脑里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因此,我太太对嫁进门来的这个儿媳妇,表示了 绝对的藐视。这一点在我母亲嫁进我家后,在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中,被我太太体 现得淋漓尽致。 婚后没几天,仅仅16岁的母亲便挑起了操持全家生活的重担。每天,母亲第一 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她生儿育女,庭除打扫,洗衣做饭,伺候公婆,照顾侄女, 还要去东岳庙前帮助我太太卖豆汁儿。那个时候,我爷爷、我大伯、我父亲三个大 男人,竟不能使全家人生活得从容一些。这虽不能排除社会战乱和社会贫穷的原因, 满人长期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不能放下架子的生活习惯,也是我们家不能生活得更好 一点的重要因素。如果仅仅是生活的艰难倒也罢了,母亲在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还 要不断地受我太太的气。我太太虽然也在为全家人的生存而奔忙,而劳作,可是她 却对与她命运相同的儿媳妇横加责难。社会现实对她造成的压力,曾经富足的生活 的失去,使我太太的心理严重失去平衡,所有的优越感,所有的对社会的鄙视,全 部集中到为人婆母这仅存的优势上。好在我太太没有打人的恶习,好在她的心是善 良的,她对我母亲的欺孽,全部来自她那无遮无掩的嘴上。只要稍有不顺心的事情, 不管因为什么,也不论何时何地,她都会把邪火发在我母亲的身上。母亲是个孝顺 的女人,无论婆婆怎样骂她,怎样冤枉她,她都忍着,从不和婆婆顶嘴。因为母亲 的忍让,我们家的生活虽不富足,却生活得和和美美。有一句老话,“家和万事兴”, 常常挂在母亲嘴边。这句话,母亲几乎说了一辈子,直到我们都长大成人,她也经 常用这句话来教导我们。母亲没有文化,也许,这句话包涵了母亲头脑里的全部的 人生哲学意识。虽然这句话非常非常简单,可是它的深邃它的内涵它的美好,却是 多么的博大精深啊。我知道,在这句普通而又满富哲理的话里,寄托着母亲对我们 家的希望,对我们孩子们的希望。可是,在母亲的一生中,她的善良,却被某些人 们认为是软弱可欺,她的美好愿望,也时时刻刻被来自社会的政治运动和邪恶的权 势吞噬着。 母亲身材不高,年轻时长得很好看。由于长期劳动,她的身体非常棒,很少得 病。母亲一共生过七个孩子,前两个男孩儿出生不久就死了。我那没见过面的大哥 和二哥出生在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期,没活多久就夭折了。那时正是日本 鬼子在中国最疯狂的年月,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异族侵略者的重压下活着。死人的事 情每天都在发生,尤其是闹“混和面儿”的年月,更是“倒卧”遍地。在北京城里 是随处可见。 1940年,日本鬼子铁蹄下的北京城,百业俱废,民不聊生。物质极度匮乏,就 连当时供应给北京市民的口粮都是连猪狗都不吃的“混和面儿”。(关于“混和面 儿”这种东西有多么害人,老舍先生所著的《四世同堂》中有详细的描述。是日本 鬼子疯狂掠夺和恶魔般的摧残中国人民的铁证。)这种叫作“混和面儿”的东西, 似糠非糠,似面非面,里边还搀杂着石灰,人吃了以后肚子疼痛难忍,还拉不出屎 来。为此而死的北京市民无计其数。这个时候,我父亲曾打过一次短工。日本侵略 者要在朝阳门外挖一条沟,招了许多苦力,我父亲便是其中之一。可沟挖完了,日 本人却迟迟不给工钱。由于我父亲身高体壮,又能说,许多穷哥们儿就煽活他去跟 日本人要。其实我父亲也怕日本人,可一想这是大伙的事,总得有个人出头露面, 于是他就去了。可那个日本工头不仅不给钱,反而要打我父亲。年轻气盛的父亲, 怒火攻心,当时也没多想,揪着日本人就出了屋子,让他跟大伙说清楚。听父亲说, 那小鬼子个儿不高,却非常凶。而我的父亲却是身高1.85米的壮汉。小鬼子几乎是 被我父亲提到了外面,他打不到我父亲,就用日本话破口大骂。到了外面,我父亲 刚一松手,小鬼子就扑了上来打他。父亲被逼急了,一个大背垮就把小鬼子撂躺下 了。等小鬼子爬起来还没站稳脚跟,我父亲上步近身,又是一个手别子加贴身靠, 把小日本儿摔出去有一丈多远。摔完了,我父亲就跟让枪震了的兔子似的,撒着欢 儿跑回家。到了家大气都没敢喘,给我太太撂下一句话就又跑了。我父亲出了土城 (现在三里屯至永安里一线),就奔了乡下。过了五六个月才偷偷摸摸的潜回家里。 到了家也只能在家呆着,哪儿还敢出去找活儿干呀。钱没要成,到成了日本鬼子追 捕的犯人。要不怎么穷呢。 母亲怀着大哥、二哥的时候,正是北京城里闹“混和面儿”的时候,市面上几 乎没有粮食供应。那时,因父亲不能出去找活儿干,我家已经穷到极点,只能靠在 农村的姥姥家接济一些吃的东西,才躲过了“混和面儿”这一关。可却因缺医少药, 而没能保住大哥、二哥他们的生命。其时,母亲痛苦到极点,整日以泪洗面。这个 时候,对于一个失去亲子的女人来说,应该得到的是更多的关怀。可是,我太太却 不管当时的社会情况,不管缺医少药的现实,也不管刚刚失去亲子的母亲心里有多 么的悲痛,只从她要抱孙子这一点出发,对痛苦中我的母亲进行了无情的咒骂。把 因社会战乱而死人的责任,蛮横地强加于我母亲的头上。使我母亲的心理压力又无 端地增加了许多。当时,母亲不会意识到,她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正在遭受外族侵 略的社会。在她的生活中,还有一个她无法回避的封建保守的家庭。这个软弱的社 会,这种封建保守的家庭,决不会使一个母亲生活得幸福。作为母亲,作为一个中 国母亲的全部悲哀,在我母亲初为人母的时候便全部品尝到了。母亲没有文化,她 不知道反抗社会的压迫,也不知道反抗家庭的压迫,只是无声无息地生活,像一只 温顺的小羊,可以被任何人或任何什么东西随意地恐吓,随意地宰割。正是母亲的 这种性格,造成了她一生的悲哀。 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北京市民的生 活才有了明显好转,社会也相对安定了许多。转过年,我母亲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儿 子。这第三个孩子现在被我称为大哥。1946年的北京城,虽不是太平盛世,却也比 日本占领时安稳多了。被蹂躏了八年的北京市民,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欣喜若狂, 各行各业都在平稳地复苏待兴。不用说,我母亲在这个时候生下我大哥,是非常幸 运的。母亲怀着大哥的时候,我太太大约是急于抱孙子,所以她一反常态,对母亲 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关怀和无与伦比的宽宏大量。母亲也第一次充分享受到为人母的 高尚与幸福。太太对她的疼爱,也因此被母亲牢牢地记在心里。 母亲常常对我们说起一个故事:有一次,母亲在坛口的市场里,经过一个卖炸 丸子(北京的一种小吃)的小摊儿,闻到煮在锅里的炸丸子特别香,就买了一碗自 己吃了。没想到,母亲还没有回到家里,她在外面吃炸丸子的事,就已经被我们的 一个街坊,报告给我太太。那是一个和我母亲年龄相差不多的一个小媳妇,她生在 北平,长在北平,是地道的城里人。母亲是农民的女儿,身体强健,面色红润。可 这个女人长得又干又瘦,还有抽烟的坏毛病。她总是嫉妒我母亲,常在我太太面前 说三道四,挑唆我太太给母亲气受。可那次她的阴谋落空了,也许就是因为母亲怀 着我大哥的缘故。那女人大约不知道一碗儿子和一个儿子哪个重要,可我太太肯定 是把这事儿掂量清楚了。我太太毫不客气地数落了那个女人。她吃炸丸子怎么啦? 又没有去偷谁抢谁。、你要是嘴馋,你也去吃。真是多管闲事儿。这些母亲当时并 不知道,老实的母亲,回到家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对我太太说,妈,我刚才在坛口那 儿吃了一碗儿子,也不知怎么了,就是闻着那么子特香。说完,母亲就低下头等着 太太责骂她。可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太太竟十分爱惜地对她说,闻着香就去吃。回 头让老三(老三就是我爸爸)再给你几块钱,好好的保养身子,想什么吃,就买点 什么吃啊。多少年来,母亲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时,言谈话语间总是带着几分骄傲 和幸福的神情。 我长大成人后才明白,那价值无几的一碗炸丸子,太太那普普通通的几句话, 之所以能给母亲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这样的事情在母亲的生活里发生得太少 太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成立了。我们也相继出生。我们就是我姐姐、我、我 的两个妹妹。这样,母亲就有了五个孩子。从此,母亲就像一头勤奋的老牛,拖着 我们家这部沉重的破车,艰难地行走在人世间。如果说,我们五个孩子像五条铁锁 链,栓牢了善良慈祥的母亲,使她不能生活得幸福的话。那么,社会上的那许多心 灵丑陋、德行阴损、欺善压弱之人,还有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那些颠倒黑白之 事,就是一个个人面兽心的恶魔。他们用那肮脏的口唇、杀人不见血的爪子,时刻 侮辱着吞噬着撕扯着我善良的母亲的灵魂和精神,使她表面上像个人一样的活着, 实质上却在生活中的几乎所有方面折磨她,使她尝不到一点做人的温馨和权利。 从我有记忆开始,便目睹了母亲生活中的全部遭遇。我敢声嘶力竭的向全世界 大声呼喊: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善良最慈祥的母亲,她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从 来没有说过任何人一句坏话。她活着,除了为我们这个家尽一个妇人的责任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内容。在母亲的照料下,我们全家人生活得很好,就连瘫痪在床 的太太,也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因为,解放后,在抗美援朝时期,父亲凭着自 己的民乐吹奏艺术,被选进了志愿军评剧团。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又到中国评剧 院工作,有了一份固定的丰厚的薪金收入。我8岁以前,我家的生活一直非常好。那 时,我们几个孩子全都穿皮鞋穿新衣,我们上幼儿园,我们唱着:嘿啦啦,嘿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啊……;我们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人 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母亲的脸上也布满了 笑容,还进了扫盲班学文化,全家人和和美美安安稳稳地过日子。那时,我们全家 人从老到小,都感到生活的幸福,都说还是新社会好。 可是灾难却不合适宜的来了,并把母亲推人到艰难困苦之中。 我们家是个老式家庭,祖祖辈辈都遵从古训:“善待邻里,平和相处。”多少 年来,我们家的人没做过任何坏事,也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更没欺负过人。当然 更没出过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可是,那时候却仿佛有人容不下我们这个普通善良的 人家。那是一个红太阳似火的夏日,灾难突然降临到我家。 大约是1961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那天非常闷热,我父亲正在收拾乐器,准 备晚上去演出。一个刚刚搬到我们胡同的男人,一个长得鹰鼻鹞眼的街坊,无缘无 故地堵着我家门辱骂我父亲。在他挑衅的同时,已经有许多男男女女的街坊围观了。 刚刚从志愿军评剧团转业的父亲,不甘忍受侮辱,便出门与他理论。可是那男人似 乎被什么力量所指使,因为此前此后发生的一切,都像是经过周密部署的阴谋。因 为在我家居住的胡同里,老街坊们相处和睦,多少年来从没有发生过邻里纠纷。在 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破口骂人,的确是件新鲜事。可究竟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至今也不知道。那男人仿佛理直气壮,他不问青红皂白,也不说出到底因为什 么,出手便打了父亲一个耳光。他大概不知道我父亲旧社会曾帮过跤场,也曾怒而 摔打过日本侵略者的事儿。就在他第二次伸手要打我父亲的时候,被我父亲顺势一 带,便把他摔了个嘴啃地。由于那男人在摔倒的时候揪住了父亲的裤衩儿,由于那 时的布料不结实,父亲的裤衩被他揪扯撕破,腿间那垂累累的东西便被暴露在光天 化日之下。于是,有几个围观的女人惊呼“流氓”。于是,那男人屁滚尿流地跑了。 一小时后,四个警察在一群小脚女人的带领簇拥下,闯进我家并带走了我父亲。可 是,那个挑衅滋事的家伙却安然无恙,仍然趾高气扬地来来去去,就像他没骂过人 没打过人一样。几天以后,我父亲被他们阴损地扣上“流氓”的恶名,并与所谓的 “历史问题”加在一起,不明不白地送往大兴县“天堂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而 他们这样对待我父亲,简单无理到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只把 我母亲叫到派出所,十分蛮横,又十分虚伪地告诉我母亲说:送他去“天堂河”, 是给他找个工作。可当时,我父亲正在中国评剧院的乐队,为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 霜伴奏。在当时,那是个很了不起的工作。他们说的给父亲“找个工作”,是谎言, 是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这凭空发生的一切,全是阴谋。憨厚老实的母亲,从未 和警察打过交道,听了他们的话,被吓得不知道辩解,不知道问问为什么,不知道 问问凭什么说我父亲是“流氓”,不知道问问凭什么打人骂人者可以平安无事,不 知道问问为什么一样的公民却有两种待遇,不知道问问不是说民主政府爱人民吗。 不,母亲不可能问,因为她没有文化,因为她从小就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母亲是低 头捂脸哭着回到家里的。无言地认可了这个结果。 没有了男人的家,仿佛天塌了。那时我们五个孩子已全部出生,再加上瘫痪在 床的太太和鳏居在家的大爷,全家人口人的生活重担就全部压在了母亲的身上。父 亲被送劳改没有工资,我家的经济来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瞬间便无着无落了。一 家八口人要吃饭,我和大哥、姐姐三个孩子要上学。可是,钱呢?钱从哪里来呢? 我家在一瞬间就变成了穷光蛋,我们几个孩子也在一瞬间变成了社会上最穷最苦最 可怜的孩子。周围的一切突然间对我们变得陌生起来,就连平时唇齿相依的邻居, 也变成了猫鼻子狗眼。母亲急得彻夜痛哭,哭肿了眼睛。母亲叫天天不应,呼地地 不灵。善良无知而又没有文化的母亲不知道,那时的社会上只有政治和阶级斗争, 根本没有良心和同情。 可是,我的母亲是个坚强的母亲,她没有去哀求谁来可怜我们。为了维持我们 一家人的生存,母亲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一方面开使变卖我家祖传下来的一些瓷 器和值钱的东西,另一方面到一个火柴盒儿加工点央求人家,取来原材料,在家里 糊火柴盒儿,挣一点加工费借以养家。虽然那加工费每月只有二十几元钱,可这二 十几元钱就是我们全家八口人的活命钱啊。母亲只能以她的勤劳来换取我们一家人 的生存了。可是,我家珍藏的非常宝贵的瓷器等物品几乎全部散落民间。 那一年我8岁。刚刚懂事的我,亲眼目睹了困苦中生活的母亲的全部经历。那时, 母亲为了能挣到尽可能多一点的钱,她没日没夜地糊火柴盒儿。早晨七点钟,我们 起床时,就看到母亲已经糊完了满满一大筐的火柴盒儿。夜里,我们已经睡醒了觉, 看到母亲仍在灯下一刷子一刷子机器般地糊着。说母亲夜以继日的干活,是丝毫都 不夸张的。那时,笑容从母亲的脸上消失了;那时,母亲憔悴了;那时,母亲没有 睡过整夜的觉;那时,母亲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从那时起,母亲就再也没有添置过 一件新衣;从那时起,母亲就再也不敢生病!从那时起,母亲就像牛马一样的活着。 如果说在旧社会,母亲忍受的痛苦是来自贫穷、战乱和封建家庭的欺孽。那么,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造成她生活艰难和痛苦的却是人为造成的,是莫名其 妙的政治重压。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母亲拼了命地苦苦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并鼓励 我们在困境中努力上进的话,我们几个孩子的处境和前途简直不堪设想。其实,母 亲只是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她只是在解放后的扫盲中才学会了有数的几个字。她 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更弄不明白自己的丈夫刚刚从志愿军评剧团回来,怎么会突 然之间就变成了敌人,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呢。母亲所受的教育,完全来自 她父辈的言传身教。“为人诚实,与人为善,安分守己,恪守妇道,相夫教子”, 是母亲做人的根本。母亲在生活里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活着。无 论做什么事,她都想做得尽善尽美,生怕因自己的失误而给别人造成麻烦。可是, 我的母亲却不知道,正是因为她的老实,她的善良,才有人时时刻刻地给她制造麻 烦,使她的生活道路上充满了坎坷。记得有一次,我们家实在没有钱买粮食了,母 亲就叫哥哥和我去把家里我们睡觉的床卖掉,因为那是我家唯一能换成钱的东西了。 我和哥哥借了一辆平板车,把床拉到东四十条的一个旧货店去卖。因为我们两个都 是孩子,那个收货的人,只给了10元钱。他还说,不卖就拉走。当时那张床还有六 七成新,决不仅仅值10元钱。可我和哥哥都不会讨价还价。再说我们出门时母亲叮 嘱,无论给多少钱都卖掉,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和哥哥只好忍痛把床卖掉了。 当我和哥哥又饥又饿地拉着空车回到家,把那10元钱交给母亲的时候,我看见母亲 的眼睛中含着泪花儿。从那天开始,我和哥哥就只能在用几块破木板搭成的床上睡 觉了。 那个时候,母亲和我们不知道我们家究竟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贫穷,我们也不知 道这种灾难为何而来。用“祸从天降”来形容当时我们悲惨的遭遇当不为过。我们 更不知道为什么厄运总是缠绕着母亲和我们一家。 1961年夏天,北京市许多街道都准备组织一些人去农村劳动时,我们街道上那 些没有工作,无所事事的“小脚侦缉队员”或“准小脚侦缉队员”们,硬是把我母 亲和一位只有一个傻儿子的姓朱的中年女人,说成是在城市里吃闲饭的人,强行送 往农村劳动三个月。也许那时社会上有闲着没事吃闲饭的人,可决不是母亲和像母 亲一样的人; 那时,母亲正在为我们一家的生存而日夜操劳,为了我们能够准时把每人每月 那20多斤粮食买回家,为了我们几个孩子去上学时肚子里能有一点食物,为了我们 能够买得起一分钱三支的处理铅笔而写完老师留的作业,为了我那瘫痪在床的太太, 不再被饿得全身浮肿,而能喝上一口煮黄豆水,为了我那远在“天堂河农场劳改” 的父亲不牵挂家里,为了使我们一家人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哪怕活得非常艰难, 却活得清白,活得正直,母亲没日没夜地糊火柴盒儿。那时,我们全家在贫困和饥 饿中挣扎,我们吃的饭全是绿色儿的。因为无论是白米、白面还是玉米面,里边全 部搀满了干菜叶、树叶或野菜。那时,一个白菜疙瘩几根白薯须子,对于我们家来 说都是极其珍贵的。因为那些东西毕竟属于蔬菜和粮食的范畴。当时我们几个孩子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那几年,我们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记得我被饿得实在是无 法忍受了,放了学,就和几个同学跑到日坛公园捋榆树钱儿、扒榆树皮吃。为此还 被园林工人抓住,被痛打过。最令我难忘的是,我曾经吃过喂马的豆饼。我家住的 胡同里有个公共厕所,那时掏粪都是马车。每次掏粪的马车一来,我们胡同里的几 个孩子,就围在不远处瞧着。只要掏粪的人一进厕所里去掏粪,我们就跑到马槽前, 伸手从里边抓一把草料。然后跑到一边,挑里边的豆饼渣儿吃。其实,我们并不知 道,那个掏粪的农民是很善良的。他经常在掏完粪临走之前,从那高高的粪箱上拿 下装豆饼的小布口袋,从里边抓出几块豆饼,分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儿吃。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从来也不说话,也不看我们,给完我们豆饼赶车就 走。那时候的一小块儿豆饼,恐怕比现在的巧克力和鸡鸭鱼肉还要金贵千万倍。因 为我们的肚子里总是空空瘪瘪的,几乎没有一点一滴的可以充饥的食物。那时我们 几个孩子,真的盼着那个掏粪车天天来,好能吃到一点点喂牲口的豆饼。其实我们 是太天真了,我们就从来没想过,人们没有东西可吃,怎么能拉出来呢?所以那掏 粪车不可能来得很勤,再加上我们还要上学,所以我们真正能吃到豆饼的时候也就 不多了。 那个时候,我们唯一能给贫穷困苦中的母亲的心带来安慰的是,哥哥、姐姐和 我全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在学校或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所以,无论是从贫穷的角 度,还是从我们成长的角度来说,母亲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为了我们这个家 能够艰苦地生存下去;为了我们几个孩子将来能够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她正在全 力地劳作着。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母亲清俊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挺直的身躯累弯 了腰。那些把母亲这样的人称为“闲人”的人能被叫作“人”吗?她们还有一点人 心吗?还有一点人味儿吗? 和母亲一起被强行送往农村劳动的朱大妈也是位善良的普通妇女。朱大妈大约 比母亲大十几岁,她的丈夫是个耳聋之人,而且聋到极点,所以他没有工作,只是 在家里和朱大妈一起糊火柴盒儿。(那个年代北京市的许多穷人都以糊火柴盒儿为 生。)她的20多岁的傻儿子(智障人)身体还算强壮,每天挑着水桶为邻居们送水 挣点小钱,大约每送一挑儿水,能挣1分或2分钱。反正给几分钱,傻子就拿几分, 从不会主动与人讨要。朱大妈一家的生活也十分艰苦,但由于人口少,所以比我家 略好一点。可她家三口人中,有两个属于残疾人,朱大妈这个正常人就是他们家的 顶梁柱。可是那些黑了心的小脚侦缉队的女人们,却把朱大妈也划为“闲人”。朱 大妈一走,这两个残疾男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可是朱大妈和母亲都必须去,在 当时她们不敢说不去。因为,那些小脚侦缉队的女人们,欺上瞒下称霸街道,似乎 是一方土地的主宰。何况,在她们的后面,还有一个病得不轻的神经衰弱的强大社 会背景在作蛊。对她们说“不去”,就可能会有更大的灾祸降临。因为那些没有法 律知识,没有道德修养,甚至连文化都没有的家伙,对比他们更弱的女人,下手比 对日本侵略者还狠。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软弱的女人们不会反抗。 当时母亲伤透了心。那年我的小妹妹还不到两岁,放在家里谁照顾?我们几个 稍大一点的孩子要去上学,鳏居的大爷要照管瘫痪在床的太太,还要学着给我们做 饭。总不能让瘫痪在床的太太来看护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儿吧?在毫无办法的 情况下,母亲只好带上小妹妹一起去农村。准备行李的那几天,母亲背着我们不知 流了多少眼泪,眼睛都哭肿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她把我们叫到身边,开始还强 忍着自己心里的悲哀和无奈,摸摸这个又摸摸那个,嘴里说着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 的话。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泪就流出来了。终于,她再也忍受不了心里的那许多悲 情,泪流满面了。于是我们全家抱头放声痛哭。瘫痪在床的太太用被子蒙着头哭, 鳏居的大爷隔着玻璃窗看着我们,站在院子里哭,我们围在母亲周围,拉着母亲的 手或揪住母亲的一点衣服放声大哭,还不懂事的小妹妹,也被吓得在母亲怀里大哭 起来。没有人可怜我们,没有人关心我们。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根本没有 亲情,只有“政治和阶级斗争”谬论。而且时刻把中国老百姓当作臆想中的敌人, 不时发动个什么运动,使这一部分人去折磨那一部分人,使这一部分人精神亢奋, 使另一部分人又极度恐慌。也不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地 搞经济建设,使中华民族真正富裕起来?难道是我们中国人民真的没有创造力吗? 我以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形势,真正说明了我们中国人民不是吃闲饭的。 那一夜,我们全家人是在哭声中度过的。 那个夏天的夜晚,带着我人生中第一次的疑惑和悲愤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它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是南北极的夜晚,充满了寒冷充满了黑暗。 第二天一大早几,街道主任带着两个“小脚侦缉队”的积极分子,就闯进了我 家的院子。她们站在我家的屋门外,扯着沙哑的喉咙,用非常大非常激亢的声音叫 着母亲的名字。“赵××!赵××!拿着你的行李,带上孩子,该走了!” 哭了一夜刚刚进入朦胧睡乡的我们,被这如狼似虎的吼叫声惊醒了。和衣躺在 床上根本没睡的母亲,慌慌张张地下了地,赶快伺候小妹妹起床,动作之快,决不 比军人紧急集合的行动慢。她揉着哭肿了的眼睛,抱起了小妹妹。回头一看挤在床 上正看着她的我们,又哭出了声儿。看着即将离家远去的母亲,看着母亲慈爱而无 奈的悲痛神情,听着母亲委屈的哭声,我们也跟着大哭起来。 “哭什么哭!又不是送你妈上刑场,不就是去农村劳动吗。这是响应政府的号 召,是光荣的事。”听见了我们的哭声,那两个“小脚侦缉队员”又像豺狼一样嚎 叫起来。“走!赵××快走!你哭什么哭!” 软弱善良的母亲,颤颤微微地用另一只手,拿起了装着她和小妹妹衣物的小布 包和被褥,非常吃力地向外走。我看到,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飞散,润 湿了小妹妹稚嫩的小脸,也润湿了母亲曾经丰满却已干瘪的前胸。就在母亲推开屋 门的一瞬间,我看到她曾经俊美苗条而今却已微驼瘦弱的身躯,在悲痛中微微颤动 时,生性刚烈的我,虽然年仅10岁,却再也忍不下去了。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赤裸 裸扑向了屋门。“操你妈的!光荣你们为什么不去呀?操你妈!我操你们‘光荣’ 的妈!!”我像一只因兽般咆哮着,我要咬人!可除了骂人,10岁的我,还什么都 不懂,什么也干不了。母亲听到我的骂声,扔掉手中的行李,反身拦住了我并劝慰 我。然后,我看到母亲重又转过身,含着眼泪弯腰去提行李。这时候,大哥和姐姐 已经起床,他们帮母亲抱着行李,送母亲走出了家门。 “他妈的!豆儿大的×崽子也敢骂人,咱们走着瞧。”三个小脚侦缉队员嘴里 不干不净地骂着我走了。(在许多年以后的1988年春天,在一次偶然的邻里纠纷事 件中,她们果然报复了我,就像当年她们陷害我父亲一样,陷害了我。他们颠倒黑 白混淆是非,向公安部门提供假情况,试图诬陷我于牢狱之中。多亏许多朋友和当 时北京市作家协会的领导关心和救助,多亏改革开放以后公安干警们的事实求是的 公正态度,才还我清白,使我免去了一次牢狱之灾。为此,我感谢改革开放使中国 逐步走上了实事求是之路。) 大哥和姐姐送母亲走出家门后,家里突然空洞了许多。仅仅属于我们的那一片 阴沉的天,要塌了;那一方皱巴巴阴湿的地也要裂了;笼罩在我们周围的空气也仿 佛黏稠了许多,让人有一种将要窒息的感觉。太太和大妹妹还在哭,我心里也翻江 倒海似的难受,想哭却再也流不出眼泪来,便抓起书包追出去送母亲。 我看到,在街道办事处门前停着一辆解放牌破卡车。那卡车的车身上披着红布 条,车头上装饰着大红花。红布条上写着大字标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 里面吃闲饭。”许多身强力壮的人,在帮20多个老弱妇女(所谓的在城里吃闲饭的 人)往车上装行李,并非常费力地把她们扶上车去。很快,他们就把这些人装上了 车。那些身强力壮的人们,站在车的周围,一边抽着烟说笑,一边不断地喊着“革 命”的口号。还有许多身强力壮的男人在撒了欢儿似地敲着欢乐的锣鼓。 许多和我一样背着书包的孩子们,围在车的四周,眼巴巴地看着车上,看着即 将被送往农村劳动的我们的母亲。车上的母亲们。也挤在车箱的四周,眼巴巴地看 着她们可怜的孩子们。这时,我看见靠在车边上的朱大妈,眼含着泪水在人群中寻 么着。她在找她的傻儿子。突然她的眼睛一亮,嘴里喊着“朱禄!朱禄!”同时手 使劲向南边挥着。所有的人都转头去看,她的傻儿子挑着一副水桶,从马路的南边 向着卡车小跑过来。他嘴里也似乎喊着什么。 这时,那辆破卡车“突突突”地起动了。车上的母亲们一片哭声!车下的孩子 们一片哭声!已经是大小伙子的傻朱禄,“咣啷”一声扔了水桶飞快地向卡车追来, 他含混不清地使劲喊着:“MA—MA——”我们也追在卡车后面使劲儿地喊:“妈— —妈妈——”可是,那破旧不堪的卡车与人心一样狠,它越开越快。我们跟着卡车 跑了一小段路,它就向东拐去,带着扬起的尘土,消失在并不宽敞的马路上。只留 下我们的母亲们的哭声,缠绕在我们的头顶,与我们的哭声交织在一起,久久不能 散去。万般无奈的我们,远离了母亲的我们,仿佛失去了整个世界的我们,只好灰 头灰脸地含着可怜而又委屈的眼泪往回走。这时那些敲锣打鼓的男人们,一边抽烟 一边有说有笑地收拾锣鼓家伙。那些小脚侦缉队的女人们,三五成群往回走,还扎 成一堆儿嘀嘀咕咕,还得意忘形地“嘎嘎嘎嘎”地笑。 我长大和成为作家后,曾许多次问过母亲,到农村的那一段日子是怎么过的。 可是母亲从来没有回答过我的问题。我只知道我问一次,母亲就难过一次,许多天 都很悲伤的样子。也许母亲怕我将这些情况写出来,那些家伙对我进行迫害。后来 由于伯母亲伤心,我就再不敢问了。但有两点我是十分清楚的;第一是我那不到两 岁的小妹妹回到家里时,又黑又干又瘦,完全没有小女孩应有的水灵模样。在农村 她肯定受了非常大的委屈。第二是母亲从农村回来后,精神就更加软弱,对那些 “政治的小脚女人”有一种惧怕心里。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对错,只要那些家伙说了, 母亲就会唯唯喏喏地不折不扣地去照办。因此,我敢肯定,那3个月的时间,是母亲 身心被摧残得最厉害的3个月。因此,在那3个月里,母亲的心灵和人性被严重地扭 曲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母亲才不愿意再提它。 后来,我们家的生活更困难了。因为,许多生活困难的人家,都来糊火柴盒儿 以资补家用,那有数的加工量,被越来越多穷人均分着。所以,火柴厂的发活儿点, 也只好定量分给大家匀着干。当时,社会给定出的最低生活贫困线是每人每月吕元。 而我家人均不足6元,连买粮食都困难了。我们几个孩子,被饿得一个个细脖大脑壳, 满脸的菜色儿。太太也因严重的营养不良而去世。为了使我们全家人能够生存下去, 坚强的母亲去挖野菜,带着两个妹妹去捡煤渣,后来又去一家铁工厂当壮工。那时 候,我们全家人没有添过一件新衣,就连配给的布票也全部送给了别人,而我们自 己却只能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裤。当时我家就连一件雨具都没有。每逢雨天,8们家的 人要不就不出门,只要出门就得挨淋。赶上下雨天,我们去上学,全是把书包抱在 怀里,一口气跑到学校。有时雨下得太大,湿衣服半天都干不了。有一件属于我们 家的家庭幽默,说来让人心酸。我父亲在“五·七干校”时,有一次休假回家正赶 上大雨连绵不断。父亲思家心切,就找了一个装化肥的塑料口袋顶在头上回家了。 “我一路上也没遇上一个顶塑料袋儿的人。”父亲对我们说:“快到家时,看到仪 表螺钉厂门口,有一个披着破塑料薄膜的人,在雨里拉着一辆平板车,心说,可遇 上一个和我一样的人啦。可等我走近了一看,那个披塑料薄膜的人,竟是你妈。” 从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当时我家有多么的困难了。 小的时候,我不会思想,我以为我们这样的贫穷,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正常的。 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和我家一样,处在极其的穷困之中。可我长大了反思这件事时, 却又似乎悟出了这其中的一些道理:我家的贫穷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因为我父母并 非懒惰之人。我的父亲是个很好的民乐演奏家,也曾经有着很好的工作——中国评 剧院乐队,在当时是属于高收入阶层。我母亲生在农家长在农家,从小就是勤劳善 良的人。按父亲当时的工资收入(170多元),就算母亲不出去工作,我家的生活也 是非常好的。(也许正是因为母亲当时没有出去工作,只是在家里照顾我们五个孩 子和瘫痪在床的太太,才使那些“小脚妇女们”顿生妒意,而蛇蝎之心大发,并借 着当时的社会形势,灭着良心对我母亲进行了伤天害理的迫害。)可那时,我们以 “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不搞经济建设,使得国无生气,物质极度匮乏。我家, 尤其是我母亲,被人为地推进了贫困的深渊,被无缘无故地折磨了大半生。 1965年我父亲从天堂河劳改回来了,仍然进了剧团乐队做伴奏员。我家的生活 逐渐有了一点好转。1966年,中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己民族毁灭自 己民族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美其名日,“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什么是”意识形态”?我辈才疏学浅,一点儿不懂。是不是就像一只猫对着镜子, 在和镜子中它自己的影子,左扑右追地打斗,就是“意识形态”呢?而“革命”这 个词的含义,我们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反复学习过,是早就弄懂了的。在“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中,“意识形态”和“革命”被巧妙地合成在一起。于是,全中国几 乎各个阶层的人民都被冲击到了。仿佛所有的人都是阶级敌人,只是有“一四七” “二五八”“三六九”之分罢了。 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啊,是这样的文明吗?我们善良而又充满礼仪的 民族之魂,在这个“意识形态的革命”之中,曾经变得多么丑恶多么肮脏。 我的父亲作为文艺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冲击了。我家刚刚开始 的正常生活,又被无情地破坏了。父亲先是被隔离审查,(借口仍然是他解放前曾 当过两年石景山钢铁厂的门卫,还有他曾为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新凤霞等伴奏, 属于封资修那条文艺黑线上的人,必须批斗。)然后,就像千千万万的干部一样, 被归属到“牛鬼蛇神和臭老九”的行列之中,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 耐人寻味而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父亲去的“五·七”干校,也在大兴县。 脸上刚刚有了一点笑容的母亲,重又被愁云笼罩住。在惨无人道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的红色恐怖之中,母亲除去贫穷的重压之外,又多了一层 政治的重压。因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头脑没有良心没有教养的“小脚侦缉队 员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非常活跃的。她们高喊着“无限忠于”无事生非,没日 没夜地到处寻觅,监视着我的母亲和像母亲一样善良老实的妇女。她们像被注射了 兴奋剂一样,迫害了数也数不清的普通人。在她们毫无理智的疯狂的淫威之中,母 亲纯净的灵魂和柔弱的精神又一次被她们摧残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大破四旧的红卫兵们,使我们生存的社会里,到处笼 罩着红色恐怖。母亲整日里战战兢兢地活着,惟恐有哪一点得罪了那些似乎中了魔 法的,蛮横无理不可一世的“小脚女人们”,而给我们家带来灾难。虽然我们全家 人不声不响过日子。可灾难还是来了。本来,母亲已经为我家的生存而全力地劳作 着。她一天到晚也没有闲着的时间。她以她那瘦弱的身体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可有 一天的早上,一个带着红袖标的老女人,通知我母亲立刻去街道革命委员会。母亲 只好放下手里的活儿,跟她去了。原来,她们让母亲给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做饭。 而且要我家腾空四间房,供红卫兵使用。听了这个命令,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 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小声地又问了一次。那些“革命”的老红卫兵们,立刻 就像狗一样地翻脸了。“犯什么傻呀?让你给红卫兵腾房,就你家宽敞。”那几个 女人老狗一样向着母亲咆哮着。 “可我家人口多呀,自己住着已经很挤,怎么腾得出来呢。”母亲小声地怯怯 地争辩。 “赵××,你甭废话。你也知道你丈夫的问题,让你给红卫兵做饭,已经是高 抬你啦。这是给你一个机会,你就说你腾不腾吧?腾,就立刻回去准备给红卫兵小 将做饭。不腾就立刻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让红卫兵小将直接找你‘谈’。两条 路,你自己选吧。” 当时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法无天的意思。那些家伙,只要在自己 的左胳臂上套上一个写着“红卫兵”或“造反者”的红袖标,似乎就有了魔鬼般的 力量,就可以随便打人,随便骂人,可以把人关押起来,使用各种非人道的酷刑折 磨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对人进行摧残。那个时候有谁不怕“红卫兵的无产阶级专 政”呢?听了她们的话,母亲吓得不敢再说什么,只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 了家里。 从此,母亲更累了。每天,她除了要给我们家做饭,还要伺候那些无法无天大 破“四旧”的红卫兵。每天母亲天不亮就得起床,烧火做饭,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那样的日子没有多久。因为,红卫兵来北京都是白吃白喝白住,连坐车都不给钱。 时间长了,国家也负担不起。 串联停止了,母亲却没有从政治压力下解脱出来。我家为红卫兵腾空的4间房和 另外两间房,却被强占了,一占就是10几年,我家共有10间房,可我们一家8口人, 却只能挤住在4间之中。母亲也曾去申辩,想将房子要回来。因为,我们住的实在是 太挤了。因为,那是我们家自己的东西,是我们祖辈辛辛苦苦劳动买下来的私人产 业。可是,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好吃懒做的无赖们,硬是剥 夺了我们正当的权利,强占了属于私人的东西。母亲的申辩不仅毫无作用,反而被 那些家伙侮辱嘲弄了一番。从那时起,“小脚侦缉队”对我的母亲从精神上任意地 折磨迫害。 我的母亲长期生活在重压之下。那时母亲除了干活儿,就是呆呆地坐着,满面 的愁容。可是,母亲却再也不敢流泪了。因为,我们已经长大,她怕一旦把事情的 真相说出来,我们几个孩子要桶漏子,招来祸事。母亲的心呢,我亲爱的母亲的心, 是多么仁慈多么博爱多么宽厚啊!她为了我们的平安,为了我们能够躲过这一次又 一次的灾难,把人世间的苦难、人世间那些对人的非人的侮辱,把一切的难以忍受 的压迫,全部自己承担了。也许,她已经没有眼泪了!母亲几近于涩的眼睛,已经 流不出眼泪。可是,她的心每时每刻都在流血。在为她的家的悲惨遭遇流血!在为 她的孩子们的悲惨的生存环境流血!在为她自己的悲惨的命运流血! 也许只有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母亲的心里一定一次又一次地呼天问地,“为 什么?这是为什么呀?”当然,我也知道,母亲的心里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因为母 亲仅仅是个没有文化的普通人,只有逆来顺受的性格和一颗与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 的善良慈爱的心。所以,母亲的悲哀决不是她个人的悲哀,而是她们这一代人的悲 哀。在母亲身上发生的悲剧,也不是她个人的悲剧,是所有母亲的悲剧,是整个中 华民族的悲剧。 我的母亲今年已经70多岁了,常年的艰苦生活,没有压垮她,反而使她练就了 一副健康的身体和大度的处世观。1997年夏天。哥伦比亚大使和夫人,曾邀请母亲 和几位与他们相识的老人去使馆作客,请几位个老人到大使馆品尝很好的哥伦比亚 咖啡。没想到,母亲老了老了,又当了一回中外友好的民间使者。母亲回来说,虽 然有语言上的障碍,可她们与大使和大使夫人谈得十分热烈友好。这种事在改革开 放前,不管是谁,也是决不敢去赴约的,如果去了,会被说成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贼, 大祸就会从天而降。 回想过去,我们仿佛是做了一场恶梦。而且,当我们在恶梦中挣扎的时候,没 有人叫醒我们。 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结束了 那场浩劫,使我们人民大众从恶梦中醒来,并确立了邓小平先生主张倡导的“改革 开放,发展经济建设”的政策,使中国的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使中国人民远离贫穷 富裕起来,使我们中国人活得像个真正的人了。 近几年,每当我们带着孩子们来看望母亲她老人家的时候,母亲的脸上,就会 漾满了笑容。她说:“以前苦是苦点儿,可这不是都过来了吗。为人从善,苍天有 眼。善恶到头终有报。咱们苦过,可你们走的都是正道,孙子孙女又都考上了大学。 这不是很好吗。我还是那句老话,‘家和万事兴’。只要你们几个都能安安稳稳地 过日子,妈从前受的苦算什么呢?当时那些迫害我们的人,太糊涂,也许他们想往 上巴结巴结,当个官儿什么的。我不记恨他们。等我这几个孙子孙女都大学毕了业, 能够为国效力了,我才是真高兴呢。咱们这不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吗。” 每当我听着老母亲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是高兴还是痛苦的滋味 儿;每当我想起母亲所受的苦难时,眼泪就在我的心里流淌;每当我看到母亲那花 白的头发和饱经风霜的布满皱纹的脸时,我就想向全世界呼喊:我善良的母亲的心 是多么的宽厚多么的仁慈啊。 不要再给我们的母亲人为地制造灾难了! 我愿普天下的母亲都像我的母亲一样善良,我愿母亲所受的人为造成的苦难永 远成为过去,永远不再来! 有一个问题我至今也弄不明白,那些迫害我母亲的人,尤其是那些曾经疯狂的 女人们,在当时他们是为什么抛弃了自己的人性,而灭着良心去迫害其他的人呢? 当他们回想过去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忏悔呢?让善良和爱心重返我们中华民族的灵 魂吧! 作者简历:关圣力,笔名郑白,1952年在北京降临人世。1968年初中毕业后, 做了一个修路力夫。十年奔波,心损体健。1977年高考中榜,无缘入学。经历坎坷, 如滚针毡。自修大学中文、法律、日语、现代广告等学科。并致力于文学创作。已 发表作品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纪实文学等多种,代表作《人之初》。 现为自由撰稿人,广告策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