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在海南那段生活的最后一年半,我思想上的冲突和对人生意义的考虑,远比上 述的要复杂得多。在九十年代,受人文主义感召而放弃商界位置,甘冒清贫生活的 风险投入文化事业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我知道是极其少见,且不能为人所理解。 我走的时候,完全是低调处理。老板未再挽留,也未在公司宣布我的离开,一 切都像只是出一趟长差的样子。我遵守了我的诺言,把我的存款转给了财务部,作 为我临时借给公司的钱。直到最后一天临下班时,职员们还在频繁地向我请示工作。 是啊,多少年来我已是公司里的灵魂人物,是机器上的主轴,所有的人都无法想象, 没有我,办公室该怎样运转。最后一晚,我坐在别墅凉台上,听着芭蕉树叶在暗中 悉簌作响,许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只叫了司机来送我,他憨厚寡言,跟了我多年,这次似乎察觉 到了什么,一路上闷闷不乐。在机场,托运完了行李,我跟他作别,他问:什么时 候回来?我说:说不上了。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问了一句:副总,你没有什么事 吧?我忽然有些伤感,握了握他的手:兄弟,回吧! 带着近乎悲壮的绝决心情,我飞向了北京。我知道,这一次是净身出户了,前 程多有不可预测处。我所有的财富,就只是心里火一般炽热的人文主义信念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到了北京还不到一个月,就陷入了绝境。不要说实现人 文主义理想,连容留我的寸土之地都很难再找到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在北京的两个朋友,老黑和老白。他们是我在八十年代 认识的,当年都是年纪相仿的文学青年。我在南下深圳之前,曾去北京试探过出路, 与两人过从甚密。这两人,可说是“老北漂一族”,那时我们共过一段患难,试图 用文学换饭吃。我们给当时还健在的大诗人艾无双、冯独秀办过创作生涯研讨会, 也去挨门拜谒过各大杂志的主编大人。我南下后,与他们的联系一直未断。我在海 南如鱼得水时,他们还在北京苦苦地漂着,执着地要在这个文化之都踢开一扇门。 两人中我与老黑走得较近,每次去北京出差,总要去看他,尽其可能为他提供我所 知道的用文化能够谋生的线索。到了九十年代末,情况有了变化,两人突然间暴发 了。老黑注册了一家公司,玩了几次资产重组,把河北一家奄奄待毙的国资老矿收 归名下,成了个有亿万身家的大老板。老白从承包报纸版面开始,进而做书、买电 视台广告时段,斩获甚丰,也是一俨然小富。 我在决定去北京之前,他们早就数度在电话里邀我前往,以共襄大计。提起当 年我们借住在单位单身宿舍里,彻夜连床而谈的往事,都不胜嘘欷。老白说:你来 吧,我正好承包了一个文化杂志,你来当主编,咱们搞他个中国的时代周刊。老黑 说:你早该来,在南方混什么,我这里钱虽不多,包下哥们儿吃住不成问题。你我 谁跟谁?明天我去方庄小区,给你租一带钢琴的房子,没事你就弹钢琴玩吧。老黑 和老白承诺的两件事,我反复在电话里与他们核实,直到我认为即使里面有百分之 五十的水份,情况也不至于太糟时,我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我的这一赌实际下得是太冒险了。我一是完全低估了他们在北京浸淫多年,所 沾染的八旗遗风程度。有骆驼不说牛,满嘴跑火车,就是对此最形象的说法。二是 完全低估了商业伦理对人心的改造,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再是当年颇有热血气 概的文学青年了。实际发生的情况令我椎心刺骨,到今天都不愿过多提及。简要的 情况是:老白的时代周刊根本还没谈下来,而且即使谈下来,他也只占小小的一股, 左右不了人事权。从我到北京之日起,就没见过这周刊编辑部的大门是什么样子。 老黑的态度也很古怪,把我接到一个二星宾馆,说:这老板是咱哥们儿,你先住着, 我已经交了半月房钱,完了你让他找我要。方庄的那房子,嘿嘿,我这两天周转有 点问题,你先绷一阵儿。然后两人就踪影全无了。老白说,他正抓紧“跑部”,争 取把周刊拿下来。老黑说,河北的老矿工人情况不稳,他要去安抚安抚。把我一个 人撂在二星宾馆,天天看窗外的永定门车站过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