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作 我接手的新任务是一项很特别的招募工作。工作计划是由山姆·斯威福特经过 几个月的酝酿后提出的。他是一位杰出的官方掩护情报官和招募高手,也在东京站 工作。山姆希望能和我搭档,开始执行这项计划。 后来,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到东京站检查工作,了解到这一计划的实 施过程和最后结果后,他评价说:“胆大心细,别出心裁!” 山姆大约有一米八五高,宽肩膀,结实强壮。脸上轮廓分明:高鼻梁,下巴向 前突出,浓密的眉毛,灰色的眼睛,目光锐利如鹰隼。猛一照面,就感到他甚至可 以活生生地吞下一个人,边吐骨头,还会边向你要牙签剔牙。他根本无须说出自己 是柔道黑带高手,往面前一站,已可令人畏避三分。他胆大,好斗,技能出众,是 一个真正的男人。从海军军官学院毕业后,因为天性喜欢冒险,过几年就加入了中 情局。 进一步接近他,我发现山姆是一个非常爱家的男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他 和他的日本妻子十分溺爱才4 岁大的孩子c 日渐灰白的头发使人觉得他不正40岁, 也说明他可能是个感情丰富、容易受伤的人。 我和他有所不同,也有共通之处。我们能够成功合作,是因为我们都有一种使 命感,都积极向上,所以能够超越彼此间的分歧。 一起执行任务面对敌人时,我们根本无须借助于言语,一个眼神已足够交流一 切。 我对山姆很放心,执行任务时协调分工,齐头并进。到我完成我的任务时,他 也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反之亦然。真可谓是心有灵犀。 我们都不是那种“严肃”的人。即使是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也不会忘记插科 打浑。有时会嘲笑敌人,有时则相互逗趣。我们彼此都深知,在这个行当中,幽默 感是不可或缺的,是保持头脑清醒的调味剂。 山姆的缺点是脾气暴躁。大家都怕他。他还很固执,自己是工作狂,也要求别 人像他一样玩命干,直到身衰力竭,倒下为止。 我们部长曾若有所思地称赞我们是一对最佳拍档,但可能不会长久。他显然过 于低估了我们都渴望成功这一最基本的共同点。 与山姆认识后,我和他作了一次长谈。我想更深人地了解他的一切。为保证我 们合作的顺利,我也向他摆明了我的几条基本原则。 那时我刚刚提职,升为GS-9 级。山姆的职衔则比我高,为GS-13级,而且他 在上一年还错失了一次提升机会。 山姆告诉我,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不小心把车开进了皇宫周边的水壕里。 这种情况的确很少发生。 他说自己差点被淹死,已不记得是如何被人救起的了。警察局向美国大使馆通 报了他的情况。 日本警察做事从来都是很有效率的,他们私下向美国官员提出警告,说他们发 现山姆(有官方掩护身份)与一个被怀疑是苏联间谍的人时有来往,因此怀疑山姆 是否苏联间谍? 东京情报站出于无奈,只能把山姆的真实身份知会日本警察当局,解释说:山 姆事实上是在培养策反那个苏联间谍。山姆还算运气,经此遭,也仅获处罚2 年不 得升迁。 我和山姆在级别上相差甚远。2 人都性格倔强,不愿容忍别人。因此,为了能 和山姆有效合作,我要立几项基本原则,以调和我们彼此间可能发生的冲突。 我和他约法三章:——重要的决定应先相互磋商;——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 ;——要平等地讨论事情,不受级别高低的影响;——作为高级官员,且可以出入 东京站,但除非站里确实需要他代表我们两人讲话,否则他的意见不能代表我的意 见。 山姆极守信用,他完全遵守了我这个下级所提出的条件。我敢肯定,如果没有 这些基本原则,我们难以合作到一起。 再者,我也不由自主地对山姆存有戒心。 我给山姆看我随身携带的一柄锋利的小刀,告诉他我能纯熟运用,应他的要求, 我还向他示范在执刀相斗的时候取胜的秘诀。山姆看起来很吃惊,问我会不会真的 用它,我说如果情况需要,会毫不犹豫拔刀相向。他可能体会到我的狂野粗放,我 知道他也如此一样,彼此心照不宣。 山姆的计划是:我和他假扮成从欧洲来的富商,藉此接近通常很难靠近的敌方。 如果接触成功,就开始在对方阵营中筛选可能的发展对象,对其进行评价、培养, 并最终吸纳为我们的人。 山姆将扮演一家大型的欧洲集团公司的“老总”,公司也涉足对方公司的业务 范围,而且十分活跃,这样,我们与对方就有了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将假作向对 方“取经”,提出开展“合作”。山姆假作不懂日语和日本风俗,我则扮演山姆的 助手兼翻译。我的外语特长使我非常适于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们对细节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什么说从欧洲来?因为那时的日本人对欧 洲还知之甚少。 为什么扮成富商?因为无论是谁,政客、商人或技术人员,在金钱面前都容易 发生动摇。我们并不认为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被收买,但俗语说得好:有钱能使鬼 推磨,英雄难过美人关。 我们以富商的身份招摇过市,一定会有人上钩的c 为什么山姆要假装对日本一 无所知?这样可以拉远山姆与日本之间的距离,适当时他可以说出较为“过份”的 言辞,一旦对方表现出反感,就用他对日本人一无所知之类的借口,搪塞过去。再 者,他还可以借此获得一些迟疑思考的时间,以考虑如何更恰当应答对方,或对对 方的举动作出最恰当的反应。 与对方成功接触后,我们将继续作何种努力? 一个情报官最重要的素质在这时就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对所接触过的人进行评价,筛选最有发展潜力、最有价值的目标人选,加以培养发 展。 山姆已是一位有目共睹的招募老手。我的工作经验虽然有限,但已表现出对人 性的深刻理解,而且在思维方式上更近于东方人。 何况我也有成功发展特工的经验。 我们准备对接触范围内所有可能的目标人选展开工作。 这无疑是一项很大的计划。对我们所要接近的目标,中情局以前还从未取得过 任何成绩。 山姆的新身份将是一位在匈牙利出生、在西德接受过教育的安顿·诺维克先生, 具黎巴嫩国籍,有一位德国妻子,为德国一家跨国公司工作,公司注册于莱切斯坦。 这是否有些令人糊涂? 麻烦的是,山姆不会说匈牙利语,德语只会说大约十几个单词。阿拉伯语和法 语更是一窍不通。 山姆所在的公司,则“拥有数十亿计德国马克的资产,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在 欧洲其它国家均有分支机构。但是,基于税收等原因,公司却注册于莱切斯坦”。 无论对方谁有兴趣,我们都将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重复这番话。 我们知道:与钱有关的事谁都愿意听。 虽然山姆事实上只会十来个德语单词,但他却能煞有介事地说带浓重德国口音 的英语,时不时地还带出几个德文词汇,甚至已经可骗过真正的德国人。 山姆为此还专门留了长发,做成当时欧洲很时兴的发型。他向我抱怨,由于留 长发,在美国使馆等机构还曾被不少女人当作笑柄,笑话他。他还专门订做了款式 考究的欧式对襟西服,带名牌眼镜,拿金质打火机和金质雪茄烟盒。这番打扮着实 耗资不菲。 叫人难以忍受的是,东京站只批准山姆添置一套西服。后来在烈日炎炎的东京, 可怜的山姆也只好裹着厚重的冬装扮欧洲来客。 (我们从春天开始行动,当时没有料到这次行动会成功地一直延续到夏天。结 果,我在东京时这一计划顺利进行了18个月之久,此后又继续了8 年多方告结束。) 山姆还要把他那双经过柔道训练的大脚,硬生生塞进一对细长的皮尔·卡丹牌 皮鞋里。 在欧洲已作了相应的安排,准备了许多细节性的道具,比如信用卡、文具、汉 莎航空公司的提包等。还有一只封盖上贴着日本海关税条的沃克黑签威士忌酒瓶, 这也是身份的象征,表明是在日本以高价买下的,我们这些欧洲“富商”花起钱来 当然是毫不吝惜的。 山姆弄到那只空瓶后,就向其中灌人他从免税店花较少的钱买来的沃克黑签威 士忌。那时一些很好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在日本还不为人所知。 对于我这样一个新手,局里就从国外派一位专家,直飞东京,教我如何如何进 行“简易伪装”。每当有重要行动时,中情局总是会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 即使是只须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简易伪装,也可以使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改 观。其效果因人而异,通过比较化妆前后的快相即可一目了然地作出评价。我们的 化妆专家给我戴上了一副难看的眼镜,画浓了我的眉毛,还在我脸上贴上了两颗显 眼的黑痣,进而把我的头发染成灰色! 如果有谁喜欢化妆取乐,我完全可以奉上我免费学来的招数。 眼镜框可以从很大程度上使人改观,描浓眉毛也有效果。我很幸运他们没有要 我带上假胡须,否则我和对方的人一起吃饭时就会很不方便。胡子对于喜剧表演来 说可能会是效果出众,但对于从事情报行动而言,则很不适宜。 那两颗假痣,我们的女专家——当然是一位女士——保证至少可以牢牢粘在我 脸上72小时。她发誓说不会有问题。但我敢打赌她绝没有碰到过如此紧张的情形。 如果你在行动中能时时保持警惕,珍惜自己的生命的话,就要把她的话打上一个大 折扣,只能相信8 小时。我后来就为此遇到了麻烦。 我们的女专家为我把头发染成了灰色后,又要求我自己操作一遍。我觉得我一 点也不喜欢,所以拒绝采纳她的建议,这多少令她有些失望。但是,我后来十分庆 幸当时拒绝了她的染发建议。 首先,晚上我一回家,和子就发现我的头发看起来变红了一些,这当然是头发 受到氧化的结果。几个月后,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重复将头发染成灰色可能会引 致秃顶,看来我拒绝得对。 我们开始并不期望这一计划能延续多久:完全失败的话可能要2 星期,取得一 定成果的话可能会延续2 个月。不想后来竞延续了18个月,想到如果当初听那位女 士所言,一旦把头发染灰去执行这项任务,我可能就会在36岁就早早地成了秃头, 真是令人后怕。 现在,染发技术已改进了很多,也更容易操作,但我还是希望头发在一遍一遍 染色、洗发后依然能保持茂盛。 在我看来,化妆只适合在亲戚朋友很少的地方采用。但我在东京的熟人却多了 些。我用的化名是陈南明,身份是在不同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商人,父亲是中国 人,母亲是日本人,由此可以解释我流利但带有口音的日语和中文。 结婚了吗?后来确实有人无聊相问。“是的,是的,我和一位漂亮的法国女人 结婚了,但是,唉,她竟跟我最好的朋友私奔了。” 我如此交心似地作出回答,加上眼睛里必有一丝伤悲的神情,而后又默默无语, 这足以使任何人都不想再追问下去。 我的结婚戒指上刻着我和和子结婚的时间和和子的名字,所以我必须脱去戒指。 一开始和子还有点反对,希望我能一直戴着象征着我们爱情的戒指。但不止是在这 次行动中,而且在其后直到我退休长达18年的潜伏生涯中,我对外经常使用化名, 身份也一直在变,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戴这枚结婚戒指。唯其如此,我才能不为别 人提出的诸如配偶情况如何等无聊的问题所困扰。和子无奈只有接受这一现实。 我退休后,和子立即就要我戴上戒指,我当然很高兴地从命啦! 也不知是否天意的安排,退休时我的手指已经太粗,无法再戴进那枚戒指了。 现在它还静静地躺在银行保险箱里。 在给自己选择化名时,我还学到了不少经验。起名时,最好先用罗马字母把它 拼出来,然后以你所知道的所有语言把它读一遍,并试着弄明白这个名字的可能意 味的所有意思。 我一直对我的化名不太在意,但有一天凑巧登记人住东京一家很高级的酒店。 侍者念着我行李箱上的名字,竟忍不住咯咯偷笑起来,我终于明白过来,我化名中 的“南”在日语中原来亦有“难”的意思,合起来可以叫是“难民”。那位传者可 能永远忘不了这个名字,而那对不愿引人注意的我而言,却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一直对穿戴都很讲究,所以无须再另外添置什么服装以使自己看起来像 个富商。 我不得不清理自己的所有衣物,去掉上面可能有的表明我真实姓名的痕迹。做 为伪妆的一部分,我还开始使用烟斗。烟斗是很有效的伪装手段,因为那时极少日 本人用烟斗抽烟。但我没有想到,从此后,用烟斗抽烟真成了我的隐癖,我因此还 自掏腰包,收集各式各样的烟斗。 很不幸的是,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我偏偏遇见亲戚朋友和其它熟人。我 的化妆根本骗不了这些亲朋老友,每当遇见他们,我只能很尴尬地把烟斗从嘴边移 开,无言以对,徒劳想着自己脸上的痣会有多么滑稽。想想如果我真的还把自己的 头发染成灰色,那会引发什么样的误会。 山姆和我相互之间以“诺维克先生”和“陈先生”相称。如此正式的称呼符合 我们欧洲公司的作风,也相互提醒对方,时时不忘自己的化名,而且在说“先生” 的时候,还有一点停顿的时间以便思考随后要说的话。 人脑的反应速度有时真是令人惊奇。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利用说“先生”的那一 刹那,来进行思考,就像有时需要略作停顿来想下一步行动一样。 我们当然要“三思而后言”,言语之间容不得半点差错。事实上,我还常常利 用有意无意的咳嗽,来为我们两人争取一些时间,以考虑随后该说些什么。 山姆安排从西德发出商业信函,给对方公司,宣布我们“即将前往日本”,井 表明我们想会见他们的意愿。 两周后,一切安排妥当,是拉开帷幕正式表演的时候了。我们在东京一家豪华 酒店订了套房,像两个演员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排练。赌注加大了。 组长参加了我们最后的“彩排”,他不断向我们发问:“那么,诺维克先生, 您又是在哪出生的呢?” “啊,我出生于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哪儿?是布达,还是佩斯?” “当然是佩斯啦!”(注:佩斯英语有“害虫”之意。) 我们三人都狂笑起来。我们从不忘记忙中取乐,更何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确实 很有意思。第一天行动时,我们按捺住紧张的心情,走在银座后街上。我们都化妆 易容,带齐了所有该带的东西,包括假身份证明和各种“道具”。 这时已是下午,大街上已经开始拥挤起来了,很多酒吧和咖啡店的职员,已经 在张罗晚上的夜市营业了。在这样的娱乐“地头”,人蛇混杂,很多职员实际上都 有黑社会背景。 突然,一个小痞子用广告杆轻轻打了一下山姆的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日本 人对外来旅游者的一个小小的挑衅行为。 但是山姆,或是安顿·诺维克先生吧,却不是一个一般的旅游者。这位柔道黑 带高手这时正蹦紧着身上的每一根神经。他迅速作出反应,一把拎起那家伙,要把 那小子的头向水泥地上猛撞。 我马上出面调解,跑到他们中间,拉开山姆和那个还在叫嚣的小子。这时就显 出两个案官在行动中相互搭档的好处了,紧张时刻总要有一人保持头脑冷静。 令我惊恐的是,山姆此时竟用带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高叫道:“叫警察来!警 察!”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到最后关头我们怎么能找警察。我只得附耳向山姆说: “想想你身上带的假身份证,快点闭嘴,你这个白痴!”山姆重新拾回了他的理智, 他拉了拉身上的对襟西服。他刚才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有数十亿马克身家的欧洲富 商,而更像是身边最多只有几千马克。 那个小混混儿还未意识到他其实已经很幸运了。如果我们不是想伪装身份,他 可能已经被山姆用来测试水泥路面的硬度了。 到了一个酒吧后,我很严厉地责备起山姆来:“你能不能保持一点冷静?站长 一定会为你而感到‘自豪’的!你真的想让日本警察检查你的假身份证?杀了那小 于你打算怎么收场?” 我承认,我们到对方办公室进行会晤前都感到很紧张。我是一个新手,但是山 姆呢?这位著名的鬼见愁一样的情报官,竟也像我一样,每隔几分钟就要上趟洗手 间。无疑,他也像我一样紧张。 山姆自嘲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傻瓜才不紧张呢,但傻瓜却不可能完成 这样的任务!” 并不是我们两人都缺少“胆量”。我们并不比世上任何一个人胆小,但当时可 能还不敢肯定,我们的胆气是否能够应对这样大胆的计划。 我们都知道,这次行动如果以失败告终,所损失的可能不光是时间、金钱,也 不光是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件不体面的事可能会惹恼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如 果我们当场被抓,我和山姆就会永远从日本消失。而我的妻子和她的家人也难免要 被大众媒体所伤害。(山姆的家人则会受到保护,因为他毕竟有官方掩护身份。) 我们绝不能失败!我们一遍遍地说服自己。 我们昂首阔步按电话里预约的时间埋头进了对方的办公室,一举一动完全是亿 万富商的派头,我们会晤了对方的最高经理,告诉他我们公司也和他们一样,有相 似的行动和计划。 这番开场白,连同已经从欧洲发给他们的信件,引起了很有效而且很自然的反 应。对方可能认为我们的确和他们一样,在从事一些秘密的商业行动。而后,我们 就建议,在一些商业活动中双方可以合作,这样于双方均有利。 这正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言:不人虎穴,焉得虎子。 我们甚至做得更好:可谓是披着虎皮骗老虎。 我们一共顺利地对近20个对方的据点进行了探查。他们在这些据点里所从事的 活动,很多以前都是我们所不知的。但是,这些人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默默寡 言,面无表情,外表彬彬有礼,实际上是对我们满怀疑心。他们可能害怕一不小心 泄露了他们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可能是害怕我们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而我们第一步所要做的,就是要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戒心。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对手多少都比较急躁、充满敌意,这当然是不断的冷战和 战争的结果。在这个狂躁的世界里,只有利用诡计和非法手段,才能侥幸谋得生存。 我们努力表现,劝说他们与我们一起合作,互惠互利。 双方沟通的原则只能是“利益”。 大部分人都具有自我保护、自我欣赏的心理,喜欢追求快乐,不断改善自己的 生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容易理解,我们也都承认这一事实。千百年来,人们都 是这么想的,也都怀着如此的希望。 要达到这些目标和满足这些愿望,最可靠的办法即是不断为自己谋取物质上和 精神上的“利益”。利益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则有助于人们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至 少看起来如此。所以,谋取利益是人的本性。当一些不道德或非法的因素夹杂进谋 取利益的过程中时,人们就会出错。 我们,诺维克先生和陈先生,在我们新认识的“朋友”面前从不摆出所谓“仁 义道德”的面孔,我们甚至坦言相告,说我们也会“要手腕”,就如同他们一样。 他们听到这些话后,发出神经质的笑声,笑声里含有戒意,显然他们还是要保住他 们的既得利益。但无论如何,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是放松了不少。 从纯商业角度上来看,他们还是违反了对共产国家的禁运条款。 虽然日本人认为这些条款是美国人专横规定的,但是,在那时全球冷战和越南 战争的气氛下,违反这些禁运条款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有一次我接到消息,有1500副潜水装置,包括水中呼吸器和潜水刀将被秘密售 往香港,而后转手卖给别国。 这一数量的潜水装置足可装备一个旅。除此之个,还能有什么目的?水下奥运 会?或是要拍摄什么史诗式的电影,以重现水下的绝世传奇? 我方将这一情报迅速转告了日本当局。 探查过对方的据点后,就要从中物色合适的人选。这些人肯定是贪心的,而且 想获得更多的私利。而后,我们就会在外单独约见目标人选,向他们暗示,只要他 们愿意为我们提供一些服务,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个人好处。 我和山姆是分别选择各人的猎物的。当我们到对方公司后,就会分头留意他们 的表情和反应,体会他们说话时细微的差别,或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和注意其身体 语言。我们发现,对于大多数的目标人选,我们的观察结果几近一致,这使我们更 加自信。 如此操作进行了2 周。在这期间的大多数晚上,我都是一个人留守在酒店套房 内。因为随时可能有目标人选打电话来,甚至对方还可能来一班人马“回返”。所 以必须随机应变。山姆相信我完全可以独自应付深夜可能到访的不速之客,而他本 人则放心地回家和妻儿团聚。我却相反,我妻子除非是受到太多的恫吓,是不会阻 止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的。 开始时,我还有些提心吊胆,每晚都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我用一把椅于靠住门 把,以防外面的人破门而入,或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一点冷静思考的时间。 每次探查时,我们都会出一些小差错。正因为如此,我们得不断学习和改进, 我们也一次比一次做得好。 每天工作完毕,我和山姆都会到一家小咖啡馆讨论当天的工作进展。我们互相 配合得很好。 我们本不是生意人,开始时和精通业务的对方谈话每觉提心吊胆。山姆常常到 大使馆的专业部门请教一些专业问题。而谈论政治就要容易得多。 有些对方的据点就像是捕熊的陷阱,很难接近和深入了解。 在一处公司,对方对我们假意奉承,使我们迫不及待地就想尽快离开。我们和 他们道别时,气氛显得很紧张。 他们不断对我们挥手作别。在与对方一个家伙握了手后,我灰溜溜地抢先走出 了门,回头我看见山姆面色凝重地也出来了,我看到他神色有异,问他发生了什么 事,山姆说:“难道你?跟他们握手?”他有点语不成气。 原来对方一个长相丑陋的人在与山姆握手时,用力很大,像是要捏碎山姆的手 似的。而山姆如此强壮,又是一个柔道高手,竟还着了他的道。 我们左思右想,也没理出个可以令自己觉得满意的头绪,为什么那个可能是 “空手道”高手的家伙,差点要把山姆的手捏成肉球?难道这表明,他们已经知道 我们的真实身份啦?为什么他们的手势如此的不友好?为什么只针对山姆·诺维克, 而不针对我陈先生?是否那个野蛮的家伙只想向“不讨人喜欢的白人”显示他只凭 空手就能把我们如何如何?这种举动和前一天那个混混儿的举动如出一辙。 山姆恨不得找把榔头,回头砸了那个鬼地方。但我们终于还是压制了怒火,理 智地决定,不再去招惹那个马蜂窝。 虽然当时我们的胆子很大,但都不愿意忍受屈辱去试探对方。有选择性地保持 自己的尊严是一种美德。 在另一处,我们则几乎陷于绝望,因为我们对对方所谈及的生意一点儿也不明 白,桌子那边的人不禁起了疑心(贵金属不仅仅是业余者能谈论的话题。)为使自 己免处下风,我抓住一个机会,问对方一个近乎无理的问题:“那么,那种金属的 纯度怎样?” 回答是:“四九五。” 我于是胡乱评论道:“啊,四九五,好得很。” 我们急忙转移了话题。我暗自庆幸自己是一个老练的扑克玩家,知道如何连蒙 带骗地应付对方。 我们后来问大使馆,依然对“四九五”到底是什么意思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 没人能帮得上我们。 许多年后,我忽然想起我父亲曾是一家矿业公司贵金属部的负责人,我于是求 教于他,他说:“这人人都知道。四九五,就是99.995 %的纯度。” 我们并没有完全探查我们所开列的所有目标。 西德波恩站是为山姆的所谓的“数十亿马克资产的公司”作掩护工作的,我们 突然收到波恩发来的一封电报,说曾有一个德国私人侦探打电话到法兰克福,查问 山姆的所谓“公司”是否存在。负责该项任务的情报官失言了。而那个德国私人侦 探口里吐出的脏话,恐怕连成人杂志上也难见到。(电报里没掩饰这些脏话,山姆 依实向我说明了这些话的意思,我听了以后很是担忧。) 看来我们要尽快罢手了。我们担心这一事件的后果会在两三天内就彻底摧毁我 们。我们心里都感到震惊。尽管组长和山姆表面上都显得严肃、平静,但我知道那 只不过是他们的职业风度所使然。我已近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准备面对最坏的后果。 这可能是因为如果出事,我失去的会比他们多。我在日本的熟人太多。如果是 在其它地方,比如在希腊、巴西或突尼斯,我所担心的可能就不过现在的十分之一 了。 不单是对方可能采取行动。日本警察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也可能会来查问, 还有新闻媒体,如果它们发现我……。 山姆打心眼里还想继续探查完他原先所开列的所有目标,这毕竟是他长期以来 的一个宏愿。虽然他有点依依不舍,但我们还是立即退出了酒店。 山姆是个意志极为坚韧的人。即使是决不轻易言退的我,有时也都会对他的毅 力产生钦佩,但有时又会觉得他的固执很可悲。 山姆告诉我,在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动前,我们要再等待两个星期的时间。 他要我保持轻松。 是的,山姆。不过唯一能轻松下来的可能只会是我的肠胃,神经质地泻起肚子 来。 我开始提心吊胆起来,不敢出公寓半步,害怕一旦出去可能会碰上在两个星期 的行动中认识的对方的人。我深知我的“简易伪装”难以骗过任何人的眼睛。 我并不是为我自己的安危担心。这种意思上的“害怕”从我一加人中情局就已 经不复存在了。 我害怕的是影响整个行动,辜负了上司和同事们的期望,也怕我的妻子和家庭 受到牵连。我能想象到,如果我走出门不巧碰上对手,被人认出,那就会像是打开 了潘多拉魔盒一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整个事情的全面崩溃。首先会惹恼日 本政府,然后是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政府,还有可能引致与对方有关的国家的攻击。 何况我已经感到,自从在法兰克福为我们打掩护的官员失言于那个德国私家侦 探后,这个活多拉魔盒实已半开。 虽说我可能有点神经质,但我的确有些相信神秘主义,心里莫名其妙地,总是 觉得一出门就会出事。“背运”,我总是这样说。这在我的生活中却每每应验。 我很容易想象,在一个像日本这样的国度里,各种媒体十分活跃。一旦有一点 丑闻或“间谍”之类的话题曝出,山姆的日本妻子和我妻于的家庭就会马上被过分 热心的媒体所包围。如果那样,作为主角的我和山姆就别无他路,只有撤出日本, 而给家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苦楚。 这是我一辈子里最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爱妻和子的真实性格。 和子十分讨厌情报工作,但她对我说:“麻烦终于来了,这是你已选择的工作, 打起精神来,拿出你的信心!”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刻我的愧疚之意,也永远为爱妻的坚强而自豪。 两周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终日藏匿在一间小公寓内,一定会使人得幽闭综合 症的。我不得不时时出去走走,但只是一个人,以防真有不测发生时,可以随机应 变。 在后来的几天里,每当我出门散心时,只能专拣小路走,还下意识地用报纸遮 住自己的睑,仿佛自己已经成了通缉犯一样c 我那时的神情一定惶恐不安、滑稽可 笑,但我确实无法自制。 我想我一定要找机会向山姆请教,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超脱和放松自己。山姆 在这方面是出类拔革的。 1995年电影《阿波罗13号》推出,披露了一段极严重的航天事故,在全世界都 引起了很大的震惊,也使我感到疑惑。我一向对新闻十分关注,且以自己出色的记 忆力为自豪。奇怪的是,我党对这起几近灾难的事件一无所知。这是为什么?不久 我就从回忆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在过去我曾有两段时间无心关注其它事情,一段是 在1973年我母亲去世的日子里,另一段则是在1970年,即我和山姆开始这项“杰作” 行动之时。 我查阅了当时自己用密语写的工作日记,上面确实有关于这起事故的记载。阿 波罗13号发射升空,实施登月行动的那一个星期,我和山姆正开始对对方的据点进 行探查。在那两个星期里,我对报纸和电视新闻竟漠不关心,这的确有些令人难以 相信。后来阿波罗13号终于脱险,安全返回地球,而我和山姆还未完成探查行动。 直到现在,我都难以回味当时那种专注和紧张的精神状态。 两周后,行动进人最为关键的第二阶段:将容易拉拢的目标人选约出来,请他 们吃饭,培养他们,如果可行的话,就将他们发展为我们的特工。 每迈出一步都是很艰难也很危险的。一旦选错了目标,选错了时间,甚至言辞 不当,都有可能铸成大错,引发我们不愿想象的灾难性后果。被我们约出来吃饭的 第一个目标人选,就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角色。现在回忆起来,由于我们当时缺乏 相关经验,这一个目标是选错了。虽然难对付的角色每每也是最有价值的人选,但 人不能连游泳都不会就去学潜水,也不能连猎物是鹿是狼都不知道就盲目追逐。 我们初次选择的目标人选是对方的一个经理,我们怀疑,就是他所在的公司雇 佣那个德国私人侦探,到法兰克福查我们老底,并几乎酿成灾难。他头脑灵活,精 明干练,是那个年代日本人中的姣姣者。他曾到过很多国家,与我们原先对他的猜 测大相径庭。 我们字斟句酌,约他到一家豪华酒店吃午饭,言日“随便谈谈”,丝毫不敢用 “生意”一类的字眼。午饭开始很顺利,我和山姆像演员一样,很好地进人了角色。 山姆流利地用带德国日音的英语,海阔天空地侃开了,还时不时地夹杂着德语口头 禅“呀(是的——译者注)!”和“耐恩(不是的——译者注)。我则给山姆充当 翻译,并时时注意场上的动静。 吃了一会儿后,我突然被山姆的举动惊呆了,急得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我发现山姆吃饭时竞然把餐叉从左手换到了右手。只有美国人才改换右手执叉 吃饭! 因为我在欧洲生活过,所以我知道这一细微差别。而山姆在美国生活,不知道 这一点。我不禁开始出汗了。 接下来我竞又浑身冰凉。我发现山姆左手手指上竟还戴着一枚美国海军学院的 纪念戒指!真他妈的活见鬼!他为什么一定要戴这玩意儿?任何一个对美国生活有 所了解的人,都有可能认出这是一枚大学纪念戒指,我甚至还看到戒指上面刻的字。 我暗自咀咒山姆,心里急得直发慌,只好离桌去洗手间,以调整一下心情。 在洗手间里,我看到自己脸色苍白,觉得视线模糊。吃饭时用餐巾擦脸,有一 颗假痣也被擦掉了一半。 还好我算细心,出发前就怕发生这样的意外,随身带了化妆用具。我重新在脸 上粘土一颗痣。瞧,我依然是个“完美主义”者! 我回到桌边刚坐下,就立刻发觉山姆脸色暗淡。他没有按我们原先所计划的将 话题渐渐引到谈论金钱、利益等“刺激”上,而是在无聊地谈论香港的脱衣女郎! 同时对方也用磕磕碰碰的英语回应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山姆显然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偷空低声告诉我:“这狗娘养的到过布达佩斯… …他会说一点匈牙利语……” 噢,不,黑尔·安顿·诺维克,你不会说匈牙利语!!? 我笑了。要是在平常,我一定会大笑起来,可现在却不行。我和山姆一样,心 里暗自着急。我们不得不当天就中止针对那家伙的计划。 我们强打精神坚持吃完了那顿难受的午饭。 客人一走,我就冲山姆大声咆哮起来:“你他妈的简直是土包子!竟连欧洲人 怎么用刀叉都不知道?你还算运气,没有点盘整鸡用你的肥手撕着吃!你那么大的 牛皮,还戴着戒指?是不是想让人知道你老人家是美国海军军官哪?任何一个额头 上长着眼睛的人都能看到戒指上刻的字!” 山姆承认“错用”了餐叉,保证他以后会改正。(他的确改正了。)但他不想 脱下他钟爱的那枚安那波利斯(美国马里兰洲首府、海军学院所在地)戒指,坚持 “没有人会注意我手上的戒指”。可我注意到了。 在以后执行任务时,山姆依然戴着那枚戒指。他知道我对这事很紧张,每当看 到我无可奈何的神情,他脸上就会流露出恶作剧似的笑意。 再说说山姆鲁莽的个性。在以后的行动中,他竞然还同会德语的日本人“讲” 德语! 我对日本人很了解,事前已经告诫山姆,在我们所要对付的这一代日本人中, 很多人所学的第一外语即是德语。信不信,后来我们真遇到一个能操流利德语的日 本人。 想象一下我们亲爱的诺维克先生会怎么说吧。 “啊!好极了(这是山姆所会的10个德语单词中的一个)!您会说德语!但你 的发音还要再纠正纠正!” 那个可怜的日本人竟然真的感到自悲,登时闭口无语,山姆不禁洋洋自得地瞥 了我一眼。 虽然差一点酿成大祸,但我们并没有终止对那个难对付的角色做工作。 我们认为难对付的角色一定价值也高,于是决定在那个狗娘养的家伙身上再下 一次赌注。 我们将他请到了我们的套间里,他坐在那儿,智慧的脸上满是问号。我们已无 路可退。在和他谈所谓“利益”、“刺激”和“合作”之前,必然要首先面对他的 提问。 这次约会还是一无进展,但快要结束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特意拿出 了一个记录本,打开放在膝上。那情形和手势,就像是日本歌舞伎的表演一样。 然后,像是电影里放慢镜头一样,他又拔出一枝笔,放在笔记本上,说:“好 吧,请告诉我你们的银行资信。” 在我的间谍生涯中,这是我记忆最深的情景之一。我觉得我的心脏都停止了跳 动,几乎要衰竭。 我开始咳嗽以拖延时间,给自己和山姆以思考的余地。大约过了10秒钟,我不 得不停止咳嗽,故意慢慢地将他的意思翻译给山姆听。 山姆当然明白对方作如此要求意味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大声说:“啊,好, 好!我们印有精美的小册子,介绍我们的公司及银行资信情况。我们会尽快寄一份 给您。好!陈先生,你留心不要忘了这件事!” 那日本人心不甘情不愿地收起了笔记本和钢笔。 他走后,我和山姆神经质地相视而笑,觉得轻松了些。我们开始回顾这次会晤 的前前后后。山姆也承认他那颗强健的心,当时也几乎停止了跳动,还好我那一阵 子咳嗽给他争取到思考的时间,终于咄咄逼人地回应了那个日本人。 银行资信是不容忽略的,但同时也难于伪造。查询一家公司的银行资信很容易, 也很快就能获得结果,通过极其普通的操作即可了解得一清二楚。如果我们的谎言 被揭穿,就会立即传遍对方所有的公司,我们已经作出的努力也会悉数付诸东流。 山姆感叹说:“那狗娘养的摆出的谱儿还真他妈的有效,有机会我也学他试试。” 我们最后作出结论,不能再去碰那家伙,应当把他从我们的名单上彻底抹掉。 我们很勇敢,有时蛮勇得甚至近乎自杀,不能再这样了。 在这次行动中,我从山姆身上学到I 一个很重要的职业技巧,把我从害怕遇见 熟人和朋友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我在东京的熟人要远远多于山姆。 山姆告诉我:人总是只对自己感兴趣,而不是别人。 这可是山姆给我的真传。如果你不小心碰到熟人,只须避开和对方的目光相接 触,要完全忽视对方的存在,加快步伐离开。这样的话,即使是你的生身母亲,也 会考虑是否应该当面叫住你。(一个人能否忽视他母亲的存在又是另一码事。) 山姆曾有机会证实过这个道理。 一次他和我一起伪装后外出,碰到一个日本姑娘要和他打招呼,但对方即又顿 住了,欲言又止。山姆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例前行。 走远后山姆咧嘴笑着对我说:“知道那个’/头是谁吗?她是一家美军基地商 店的销售员,我每个星期都能见她几次。她马上就认出是我。但当我丝毫不理会她 的存在后,她应没有那么自信认定我了。” 这个经验对我非常有用,从那以后,虽然我还有些不自在,但却不像原来那么 紧张了。后来我到罗马,虽然地方比东京小,人比东京少,条件比东京艰苦,而且 对手还更难缠,但是,我也没有害怕碰见熟人这一层顾虑。 我们继续执行原定的计划,试探可能发展的目标人选。在那段雄心勃勃的日于 里,我们依次约见了3 个发展对象,分别和他们喝酒吃饭,终于成功地发展了3 个 特工。 招募有潜在价值的特工是一项很重要的成果。试对比一下所花费用(像我在前 面所述的一样,特工也是很耗钱的)和所获得的情报,就会知道这钱花对了地方, 花得值。许多情报官从未发展过特工。还有一些则虽然声称要招募特工,但却没有 付诸行动。 曾有一位女特工在结婚的同时,也劝说她的新婚夫老同她一起“搞副业”。这 几乎算不上是负责她的案官的功劳,虽然那位案官煞有介事地吹嘘这件事,但这不 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招募。这名所谓的“新特工”,倒有点像是由他妻子招募的。 山姆把我们成功发展第三个特工的消息报告站里后,副站长对他几乎是倒展相 迎,兴冲冲地说:“‘你们十得太棒了!太棒了!再接再励。” 我们并不需要鼓励。山姆和我从不耽于现状,我们已经在策划下一个目标了。 表面上看“有吃有喝”是不错,但其实我们所冒的风险丝毫不亚于其它行动。 由于心不在焉,我常常面对丰美的珍精却毫无食欲。不过,山姆却是大展雄心,他 的食欲绝不会受其它事情影响的。 在日本,最有特色的娱乐就是把客人带到餐厅、夜总会或酒吧,让女侍应坐在 身边,为客人倒酒、添菜、点烟、叫酒和淫乐取笑。据称这样有助于舒缓身心,从 一大的劳顿中解脱出来。 在那时,这种场合的消费是很高的。在我们的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的同 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花美国纳税人的钱,所以,我们不得不仔细对待这种消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免税沃克黑签威士忌倒人准备好的空瓶中的原因。那时,免 税威士忌的价格仅是日本市面上同一牌于价格的1 /10)。有效地使用经费是我们 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几年以后的一次行动中,为满足3 个目标人一小时的“娱乐”,我为3 个人 (我、目标人和介绍人)付了800 美金。 我们陪这些人狂欢作乐、培养他们时,世会碰到一些很巧合的事。 曾有一个目标人选扬言他也为我们找点乐子,以作为回报。我们立即表示欢迎, 以表明我们够朋友c 我们步出酒店套间后,我问他带我们去哪,他说出了一个酒吧 的名字,我听后大吃一惊。 在著名的银座娱乐区的众多酒吧、夜总会当中,他所说的那家是我绝不能去的。 三年前,我和和子认识的那一晚,那位贵妇人在饭后就是带我们到那间酒吧的, 她实际上是那间酒吧的股东,并把其他股东经理也正式向我作了介绍,他应当还能 认出我。我很庆幸自己还记得那间酒吧的名字。 我不得不临阵退缩。山姆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临阵退缩,他没有了我就等于 “没有喉舌”,因为他不能在目标人选前说日语。山姆禁不住又要发火了,他的脾 气就像干柴,一点就着。我只能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说明原委。 而后我当着山姆的面问我们的目标人选那间酒吧的情况,他的回答证明了我所 说的情况属实。我的确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那间酒吧。山姆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 一事实。 还有一次,我们和另一个目标人选到一间有异国情调的餐厅,由女侍应陪我们 吃饭。从一开始,我就对一个女侍应很警觉,因为她好奇心很重,又很泼辣。她给 我带来了毫无前兆的麻烦,她靠在我胸前,几乎要和我脸贴脸。(你可能觉得这不 坏吧。) 可她却突然用手指点着我脸上的假痣,问我:“这是什么呀?”我觉得我的假 痣竞然滑动了。 我一言不发,马上走进了洗手间。我的假痣竟然已经移动了有几公分。要把它 再安回去已经太迟了,我只能干脆揭掉,准备以“我从香港一个和尚那学来的‘辟 邪用的护身符’”之类的借口搪塞过去。(不错的借口!)我回到自己的座位,要 山姆尽快结束会晤。 这次意外之后,我只保留了前额上的一颗假痣。没人发觉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次很意外的巧合。6 周后,山姆又忙碌地安排另一次行动,而且他第一 次告诉我行动的细节,请我也参加。事情大概一样,只是要会见的人背景不同而已。 山姆自己当然没问题,但当我听到对方的姓名后.又大吃一惊。 我对山姆说:“这回可不行,山姆。我6 年前曾在巴黎见过这人。我曾在巴黎 一间便宜的酒店住了差不多4 年,在酒店里认识了这人,和他一起出去找女人,却 反而被两个年轻的法国女人缠上了,她们带我们去一家香摈酒廊喝香槟,我发觉那 儿的香槟酒质差价格高,我立即意识到我们可能被骗了。虽然我表示了反对,但他 却不听我的意见,施了点小恩小惠,把他那个女人弄到了手,并把她带回酒店做爱。 我则单独回酒店。第二天一大早,他跑来敲我的门谢谢我,说他按计划要离开巴黎。 我知道他在一间有名的机构工作,但我怎么都没想到,竟会在干这一行时又听到他 的名字。我敢肯定他还记得我,因为那个法国女人是我帮他弄到手的。” 这实在太过巧合了,山姆不信我说的,他很气愤,认为我一定有其它理由不愿 合作,并坚持时隔6 年,那人一定已经认不出我了。可我很坚决,因为我知道自己 在说些什么:那个法国女人是那家伙睡的第一个白种女人。他绝不会忘记那次艳遇 的,换谁都不可能忘记。 山姆只好找了一位朝鲜裔的美国官员去扮演我的角色。 清者自清,事后山姆有些心虚地告诉我:那个目标人选对山姆的朝鲜日语翻译 的流利日语很感诧异,说:“我曾在巴黎碰见过一个台湾大学生,他的日语水平也 很高。他名叫洪保罗。” 我感激山姆的坦荡。那个目标人选甚至还记得我的全名。可想而知,法国女人 的床上功夫一定了得。 有时这世界真是太小了。我时时在伪装后意外遇见熟人,新闻社的同事,老朋 友,姻亲,甚至还有7 年前我在巴黎的日本女朋友。 我初见她时她还是个处女。虽然我化妆很浓,她还是认出了我。她兴奋地叫了 起来,问我她怎样才能再找到我。我一时显得很狼狈,结结巴巴地对她说:“我结 婚了,是的,幸福,很……,请……理解。现在请……,真的要走……,改天……” 另一次不可思议的重逢:1957年夏无,在华盛顿我好像发疯似地爱上了一个法 国女人,但我们在一起仅3 天。1959年我赴巴黎,一下飞机就直奔她住的公寓,一 门心思地要向她求婚。她是我所见到的最美丽、大方、聪慧的女人,会说6 种语言。 可惜的是,她当时没住在巴黎那间公寓里。我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了她,但她对我说 的第一句话就是:“猜猜我现在怎样!我正准备这个礼拜结婚!是不是不可思议?!” 是的,绝对不可思议。我的运气就是如此。 她嫁给了一个同她非常般配的上流绅士。 没想到12年后,我脸上化了淡妆,竟和她单独面对面在豪华酒店的电梯里相遇, 我一时百感交集,无言以向。她手上拿着她的房间钥匙,腋下夹着一件名贵的貂皮 大衣,高贵典雅。她没有认出我,绝不会想到我在日本,而我觉得此时此地又见伊 人,真恍若在梦中一般。我那晚还有一项工作要做。我当时没有对她作任何表示, 只默记她的房间号码,。 大约到了晚上10点钟,工作结束后,我对山姆说我要给住在同一间酒店的她打 电话。山姆依然有些半信半疑,但他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开始知道无论什么难以 想象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给她打电话时,山姆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听着。 她已经上了床。我费了很大的劲,用了两种语言,才抹平了12年光阴的沟阂, 使她终于相信原来是我。(我的形象在她的记忆中并不深刻。但我能呼出她的闺名, 这使她终于在记忆中找到了我的位置。〕我要她在10分钟内穿上衣服,我则L 前敲 她的门。我和她一起走进东京迷人的夜色中,相叙初年。 后来,我调往欧洲工作,又与她取得了联系,她和她的丈夫邀请我们全家到她 家中作客。她们的生活正是我和和子所喜欢的那种:雅致、考究、平和温馨,文化 味十足。 如果在过去我有什么值得欣慰的话,那就是我和异性朋友相处的方式。即算是 因为我的愚蠢而分手,双方依就是好合好散,极少带有怨恨之气。或热情似火,或 如歌如泣,我都能体会个中的美妙之处。有时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有时是肉欲 的亲欢,我都能自尊自重,表现得像个骑士。爱情是丰美的盛宴,留下的不应是苦 涩。 正因为如此,当我1982年到罗马时,我携家眷依次拜访了20多年前的四个女友, 几家人后来都成了朋友。 有一位女友原来是意大利贵族出生(我过去并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并不知她的 全名)。我在罗马的电话号码薄上好不容易找到她的缩姓,然后致电她。对她来说, 要找回23年前并不是很重要的记忆,确有些困难,但她终于还是想起了是我。刚好 她的独女不久正要举行婚礼,她邀请我和和子参加。 作为职业习惯,我迅速对她的家庭进行了了解,发现她的家族竞然出了2 个罗 马天主教教皇和12个红衣主教。 那是一个使我印象深刻的婚礼。知情的人发现,“罗马所有的贵族都莅临祝贺”。 珠光宝气,华彩精呈。 第二天,在他们的家族教堂中等待仪式正式开始时,我和一位前意大利驻美大 使的遗霜闲聊,获知他们家族竟可以追溯到西塞罗。我想印证一下我有没有听错: “您是说尤利乌斯·恺撒时代的西塞罗?”我在台湾时就背诵尤利乌斯叶岂撒的故 事和莎士比亚的两起悲剧。 我还有机会到丹麦赫尔辛基和意大利维罗纳,找寻哈姆雷特和罗蜜欧与朱丽叶 的踪迹;到威罗纳,到苏格兰,莎士比亚不朽的悲剧索绕在我的心扉。 有趣的是,我到这四个莎士比亚悲剧的历史遗迹都纯属偶然:在哥本哈根(丹 麦首都——译者注)执行任务,我正在料峭寒风中找洗手间,却不经意看到“哈姆 雷特城堡”;驻派罗马,在罗马广场上我似乎呼吸到尤利乌斯·恺撒时代的气息; 在维罗纳,我正埋头走着寻找停车场和酒店时,却看到一个标志牌L 写着“朱丽叶 故居”,在那以前,我还一直以为罗蜜欧和朱丽叶不过是小说里的人物;最后一次 到欧洲,带儿于彼得到苏格兰去看“尼斯湖怪兽”,却在苏格兰北部又见到了“麦 克白城堡”(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在东京,这次行动已成了我的日常工作。这段时间里我犯了一个情报人员的大 忌:我同时随身带着两个身份证。这是违反职业规定的,但我别无选择。我和山姆 不同,因为我常常会在东京遇到熟人,所以必须带两个身份证。中情局要求如确有 必要,必须使用特殊的藏匿方法,将一个身份证藏在身上,但我没有作此准备。 我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我想如果被日本警察查问,我就给他看新闻记者 的身份证,他应该不会再难为我。如果这样还不行,那本身就已表明我们的整个行 动已经败露,再遮遮掩掩已无必要了。 不过,这样我就要小心,千万不能卷人交通意外事故中。 前苏联间谍理查德·索杰曾在东京郊外遇到一起严重的摩托车车祸,被送进了 医院。 虽然极度疼痛,但索杰坚持不让医院对自己实行麻醉手术。他要人打电话叫他 的同事来医院,向同事暗示,在他内衣口袋里有机密文件。当看到同事顺利地找到 了文件后,索杰便失去了知觉。他不愧是间谍中的姣姣者。 我得在脑子里先行排练好,在同一酒店的不同场合,该怎样把握自己的身份: 在酒店大厅,应使用真实的身份;当进人某一楼道或转过某一个转角后,在包括清 洁工和一些餐厅的女侍应面前,我又变成化名的身份。但如果在这些场合我又碰到 熟人,又必须能自如地转换角色。可想而知,我的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 每当我要走出自己住的公寓外出时,和子都会为我检查身边所带的东西:两张 放在特定口袋里的身份证、化妆盒、一些零钱、纸币(常是大面额的)、空白支票、 发蜡、烟草、假眉毛、假痣等等。 我和山姆都急切地想去日本西部的名古屋和大贩,以发展新的对象。我们去了, 但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进展。 有一个大热天我和山姆去西部,挤在拥挤的车厢里,道路又弯弯曲曲,我流了 一身汗。我再看看我们可爱的“安顿·诺维克”,他穿着那件其实是冬装的唯一的 双开襟西服,活脱脱已成了一只正在洗桑那浴的猪。 我赴约时绝不迟到,除非是特意迟到或是得到预先警告。大约从1956年起,包 括被交通拥挤所耽误,我总共的迟到次数也不会超过15次。 和子和彼得首先就被我这个“愚蠢的习惯”搞烦了。不过到现在,至少彼得也 已有了这样的习惯,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你从不迟到,从另一角 度上来说,可以使你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准备即将开始的工作。 有一次弄得我很紧张。我化了妆后正准备开门出去,突然我的一个叔叔在门外 敲门。 我们的公寓可没有后门可走。而我绝不可能不让这位长辈进屋。我只能让妻子 去应门,自己却跑进浴室,飞快地褪去化妆c 而后找借口让叔父尽快离去,又跑进 浴室化妆。但我终于还是准时赴约。 我们一位官员曾引用前长官艾伦·杜勒斯的话:“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你虽 然只迟到短短的10分钟,但这对于正在等你的特工而言,则可能是以生命危险为代 价的10分钟。” 我有一次在罗马等上司时,就有类似的遭遇。我认为他是怀着卑鄙的意图故意 迟到的。 有很多的约会地点可选,而他却非要选择在伊拉克大使馆前与我见面,而那时 伊拉克正与伊朗交战。我提出可否在另一地点见面,他很傲慢地拒绝了我的建议。 我请求他准时到约会地点。结果我准时去了,而他却很自然地迟到了。 没多久,就有三个伊拉克人出来检查我的车。那时到处都有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我竭力挤出些笑容,以缓解他们的疑虑。 7 分钟后,那位上级才姗姗来迟,脸上丝毫没有一丝歉意,也不向我作任何解 释。 第二阶段的招募行动持续了2 周,结束时还有一段小插曲。 在酒店的最后一晚,我和山姆决定放松一下,庆祝我们所取得的出色成绩。 在酒店大厅里,我看上了三个美貌的日本女人,于是征求山姆的意见。好极啦, 为什么不?山姆也想“浪漫”一下了,他这时已差不多忘了做爱是怎么一回事、该 怎么做了。但山姆说:三个女人?对我们两个?他有点犹豫不决了。我马上劝说他 这没什么,我们一定能搞定,我知道怎么应付这种情形,相信我对女人的经验。况 且连凶狠的敌人我们都对付得了.何况三个日本女人,干吧? 我在巴黎时对“猎艳”就有一套,我能感觉到这三个日本女人是在找刺激。她 们肯定不是妓女,但今夜不只是想卖弄风骚调调情,而是想找男人真刀真枪,疯狂 一夜。我说不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是在大厅里,从她们的气息中,我 还是能感到她们身上的雌激素在喷勃涌动。发情的女人。她们穿着都很不错,看起 来经验老到。 我问山姆是愿意做安顿·诺维克先生,还是想做山姆·斯威福特本人。山姆笑 着说他想做个“会说流利日语的”诺维克先生。这个想法不错,他既可以用日语和 那三个骚娘们沟通调情,又能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吗,当然还是再当一回陈先 生啦。 我走近那几个女人,有礼貌地邀请她们“到我们的套间去喝点酒玩玩”。她们 竞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令我们“无暇理会女人”的山姆先生很觉意外。 回房后,我和山姆悄声商量着策略。如果有人到访,山姆就和女人们一起躲起 来,让我一个人去应付来人。即使是从于这类事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不失情报官的 特色。 我们于是打开名贵的威士忌,要大家一起玩“脱衣扑克”。两个女人马上迫不 及待地赞同,而另一个看起来较年轻、长得又最漂亮的则有些犹豫。我一眼就看出 她是那两个缝制高级衣服的女人的徒弟(难怪她们穿得很好),而且,不是开玩笑, 一定还是个处女。另外两个则都是30岁上下,一个结婚,一个离婚了。 不久,我们就惊讶地发现对于那两个急于想脱下自己的衣服的女人来说,这种 游戏实在是太慢了。山姆于是用日语建议改玩“牙签”游戏。谁抽到五根火柴中最 短的那根,就脱下一件衣服。这个玩法虽然简单得近于荒唐,但效果绝对一流。两 个年纪大一些的女人高兴得咯咯笑,而那个处女只勉强同意c 这纯靠运气,不久, 我和山姆几乎全裸,而那两个最想脱的女人却几乎没脱。这可不行。我们可是一流 的中情局情报官,绝不能在这样愚蠢的游戏中输给这些业余选手。我和山姆交换了 一下眼神,无须一言一语,我们就各自施展手脚,开始作弊。 也是运气,那位不幸的处女小姐最早输得脱光了最后一丝衣服。她哭着掩面跑 进了浴室。 那位处女小姐很漂亮,她无助地竭力想用手掩盖双乳的神态,酷肖希腊女神。 我和山姆绝无诱使她脱衣的想法。她哭着躲进浴室后,我和山姆互望了一眼,然后 又看了看那两个已经面似桃花、兴奋异常的女人。我们还等什么呢?上! 暴风雨过后,那位处女小姐静静地走出浴室,手里抓着一条大毛巾,遮着她还 全裸着的身子。她的双眼还红红的,面上带着难为情的微笑。她依然纯洁美丽。 我们发展的那三个特工都向我们提供情报,但他们的价值和获取情报的能力各 自不同。他们好像并未意识到是为中情局服务,或至少他们表面上装作不知道。 我们案官并无必要告诉特工我们是什么人。很多人并不喜欢,甚至害怕中—— 情——局这三个字。所以我们也不用这三个字。从另一方面来说,“被招募”的特 工也不想问他们是为谁提供情报,这有点像鸵鸟,埋头砂中装不知。他们有“评价” 他们自己行动的准则,那就是金钱。 成功发展了三个新特工后,山姆就表面上回到了欧洲。我则表面上到香港和其 它东南亚城市做生意,每隔两星期“回东京一趟”,分头与三个特工见面,拿取情 报资料。山姆依照我的接触报告和我转交给他的情报资料写出情报报告。这样,这 三个特工实际上是由我直接控制。后来,“安顿·诺维克”又每两个月从欧洲到东 京,以加强对三个特工的了解和联系。人总是倾向于接受那些令他感到愉快和高兴 的事物,同时排斥和拒绝其它可能性,就如同是一种自我催眠。 我经常随身带着一板香港夜总会的纸板火柴和一本香港酒店的便笺,和特工会 面的时候,我总是故意使用这两件东西。我发现这种小道具非常有效,于是一有机 会就随手收集这类东西。 每两周穿梭于香港和日本之间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我从不喜欢和特工一起吃饭, 虽然这是由局里出钱,而且常常是在豪华的酒店餐厅里吃豪华餐。 我宁愿自己付钱,在便宜的餐馆吃饭,这样我可以使自己得到放松,不用为化 妆提心吊胆,也不会碰到熟人,还可以自在地喝酒和看我喜欢的杂志。而且,我发 现了满足我肉体上需求的新方法。 无论怎么说我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我的脊骨节原有些错位,有一次一位日本 按摩师帮我治疗,复了位,由于我患疵气的骨节已经基本上磨损了,以后疼痛就减 轻了很多。但是,由于长期紧张,我的脖子和后背肌肉很僵硬,几乎每晚都需要按 摩。 我听说,对顶级酒店里的女按摩师是不能“动手动脚”的。如果要她们于按摩 以外的事,她们会很反感的。但是,我用日语和她们亲切攀谈,加上我是外国人的 背景,不久我就发现她们也不能抗拒我私底下的诱惑。我早在巴黎时就是一个诱情 高手了。 我和她们攀谈,劝她们,有时甚至是用甜言蜜语诱惑她们,总能令她们心动。 在大约一年里,我和五六个年轻的女按摩师一起在床上嬉戏。我无须另付钱,只需 在超时时补上差价八当然我是用自己的钱给她们付费的,因为我不能把这些费用计 人房费中,然后到站里报销。)她们都很喜欢我,但她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别人也 和我私下有关系。 有一个很有礼貌的女按摩师被她们视为榜样,但可能只有我才知道,其实她是 一个女色情狂。 三个特工中,有一个头脑特别迟钝。一次他竟带给我一份瑞典红十字会给河内 一家医院的医疗用品清单。(把人道主义援助的清单给我有什么用?)我不得不委 婉而有耐心地对他说,我们所要的是“机密的、不公开的、很少有人能拿到的资料, 全世界只有不到十个人能看到的资料”。 上帝呀,救救他!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似地宣称:“你是说要像007 一样的材料? 间谍材料?” 我迟疑了一下,说:“是的”。那个中年人的脸竞亮了起来。 “哦,这太刺激了!晤!我要试试!” 快拯救这人的灵魂吧,上帝! 另一个特工则相反。他拿到他的“服务”酬金后,一定感到了不安。我相信他 已经知道了他在干什么。他决定和我摊牌,在还不算太晚的时候就断绝和我们的关 系。 中国有句话:“人急要反,狗急跳墙。” 虽然我没有给他什么压力,但他却自己感到了压力。我和他一起在酒店餐厅里 吃午饭,点完菜开始谈生意时,他突然高声说:“你是说要我做你们的间谍?这绝 对不可能!你认为我是什么人?间谍?你凭什么以为我会干这种事?” 他说着说着,竞站了起来。餐厅里每个客人和传应都不禁转过头来看着我们。 我知道他是被吓坏了,他故意制造这样的场面,好使自己能在别人看我们的同时安 全离开。 他可能是害怕被毒笔刺中,或是害怕被无声手枪射杀,电影里说间谍都这么干。 但是他其实还可能不知道我的真正底细,因为我和山姆从未对他暗示过什么。 我做了一个很友好的姿势,请他坐下别急。但他却冲出了餐厅。我无奈地摊开 手掌,脸上一副被刺痛的表情,不理会旁人的目光,独自吃完了沉闷的午饭。我知 道,这个贪婪的胆小鬼再也不会回头了。 我们完全可以忍受。他没必要在这种场合这样离去。 在这三个特工之后,我们又开始对两个重量级的目标人选展开了工作。一个成 功了,一个失败了。 下一个目标很重要。非常有发展意义。我们要极其慎重地对他开展工作,以免 危及我们已经招募的特工。我们相信他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情报,但也知道,如 果手中没有他的把柄,而凭空对他展开工作,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他是一个有信 念和人格完整的人。 他是个忙人,在多个圈子里为人所熟知。我们终于找到机会和他一起喝酒吃饭 ——这是我们的惯伎。在与他会面前,我们已经下了不少功夫,收集关于他的资料。 一起喝酒才知道,原来他的酒量也很大。 这时我已是有12年以上经历的酒鬼了,酒量很不小。我在喝醉后还能很好地控 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喝醉了回到家里,连和子都不知道我已经喝醉了。但糟糕的是 我一喝醉就想睡觉。山姆的酒量没我大,大概是我的一半,关键是他一喝酒情绪会 发生变化,有时兴奋,有时发怒。在日本,人们喜欢把啤酒、米酒和威士忌混在一 起喝,这样更容易使人喝醉。 第二次见面时,我和山姆计划要把他灌醉。我们准备轮番向他敬酒,这样我们 每次只有一个人喝,而他要陪我们两个人喝。 喝酒的气氛很好,不过我们离灌醉他还远得很,他一点要发软的样子都没有。 但是,他表面上已开始能接受我们说的话了,不再像在外国人面前那样显得拘谨了。 机会、“体质相和”和加上大胆,我们盼望的时机终于来了,可以对他发动攻 势了。我们发现,这位目标人选“需要一大笔钱”。我们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但不 敢保证他会不会因嫌钱少而拂袖而去。 虽然我们已经是熟手了,但在最后向他摊牌之前,我们的神经依然绷得很紧。 任何漏洞都有可能放走这条值钱的大鱼。只有在确认了他已落人我们撒开的网中, 我们才会全神贯注地开始收紧网袋,然后用手把他捞上岸。 我要山姆以感谢信的形式,准备一份稍微正式一点的收据,以便在适当的时候 诱使他在上面签名。山姆对要这条大鱼在收据上签名觉得心里没底,怕被他正面拒 绝,过早地结束这个游戏。我让山姆放心,我比他更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只有在我 觉得没问题时,我才会让山姆拿出收据,给对方签字。 “勇敢一点,听我的指令行事。”我对山姆说。我奇怪自己竟然敢这样训山姆 c 晚饭后,我们又把目标人选带回酒店套间里继续喝酒。我们早已准备好了一箱威 士忌。我偷偷地吞下一大块黄油,这样使小肠壁上沾满一层黄油,或许可以阻碍身 体对酒精的吸收。这是一种流传的民间方法,我以前从没试过,现在却指望能派上 用场。 我们用很大的高杯盛威士忌,半杯威士忌约有六指宽高,再加上一半水和冰块。 我和山姆轮番向客人敬酒:为健康干杯,为工作干杯,为未来干杯,为美帝国 主义的衰落干杯,为世界和平干杯,等等。 但我们的客人实在是厉害,我和山姆已觉得有点东倒西歪,而他还是面不改色。 我们只能再耍手腕了,在向他的杯子里倒酒时,仅放一决冰,再把威士忌加满。两 杯下去,他终于支持不住,醉了。 我们立即依口头协议进行交易,把事先经上级批准的钱给了目标人选。 山姆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他在征询我的意见,是否把钱给对方后要求在收据上 签名?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又犹豫起来。我深吸了一口气,坚定而大声地对山姆说: “诺维克先生,拿收据来。我们不能忘了生意上的手续。”山姆从他胸前口袋里抽 出收据,目标人选竟一言不发地在收据上签了名。我和山姆相视一笑,成功了。 目标人选走后,我和山姆相互翻着醉眼,又用抖抖索索的手拿起酒杯:“成功 了!太棒了!”我们祝贺自己。 这个目标人选的确有价值,虽然他的工作很繁忙,但依然信守诺言,同我们见 面并为我们提供情报,他提供的情报都是硬情报,极有价值。如此一直持续到我离 开日本。山姆后来只好让那个会说日语的美籍朝鲜人给他当“翻译”。 故事还未就此完结。差不多5 年后我回日本,山姆告诉我的事几乎令我难以相 信。 那个美籍朝鲜人是一位高级情报官,也能力出众,但我知道山姆一直和他相处 不好,他对山姆的脾气颇有微辞。 而那位目标人选,其实已是我们的特工,后来意识到他是在犯错误,觉得后悔, 想退出,脱离困境。 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被哪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所控制。 他知道肯定不会是苏联克格勃。首先怀疑的应该是中情局c 但是由于我们自我 保护和掩饰做得很好,又使他觉得糊涂,或许我们是英国情报部门,德国的,法国 的,还有可能是台湾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背景和所用的语言,使他费解,难以作 出肯定的结论。 正如我想象的一样,他宣称不再为我们工作,不再要我们的钱。我们可不干! 山姆告诉我,站里在认为这个特工极有价值的同时,也认为他一但反水,会引 发很大的风险。为防他反水,我们两次用摄像机录下了他接受我们的钱的场面、而 且,这些录像带也能对他起威慑作用,使他不敢向公众公开我们的“故事”。 但这些录像带并没有派上用场。 山姆虽然本身既不是律师,也不是生意人,但在准备第一份收据/信时,很细 心地在末尾加上了一句极为郑重的话:“此协议须经双方同意方向终止。” 任何一个律师可能都会认为这样的声明十分荒谬。但却没人注意。 在特工提出要终止不干的那个晚上,山姆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复印的收据, 煞有介事地给特工一份,给“翻译”一份,自己手持一份,口里嘀咕:“嗯,就这 样哪?”然后把剩下的几份放回公文包里。 他虽然嘴上没说,但意思却很明确。我们可爱的山姆,或安顿·诺维克先生, 完全可以把成千上万份收据复印件贴满大街小巷,对那个特工而言,这无疑就是世 界的末日。 然后,山姆又像一个老练的律师一样,在桌边对收据上那最荒唐的一条发表意 见:“上面说‘要经双方同意’,我还没同意!你不能单方面撕毁协议!” 那个特工以后再也不说要退出了。 但对山姆而言,这还不算完结。 山姆对我说,他和那个美籍朝鲜同事从一开始就合不来。那时,那个特工约定 每个月和山姆会面一次,而且他每次都能带来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同他见面是一 件很重要的工作。 一天晚上,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山姆喝醉了酒,而且是烂醉如泥。而那个从不喝酒的美籍朝鲜同事竟然也喝醉 了。那个特工当然也喝酒,但我们知道他的酒量。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那“翻译”竟然发起呆来罢工不干,按山姆向我描述的, “他说不出话来,走到窗口,眼睛一直盯着窗外,对我和那个特工置若罔闻。” 山姆既觉得狼狈,又觉得可气。在特工面前,山姆不可能打他的好像是突然哑 了的“翻译”,而在另一方面,山姆又的确不想失去这个特工,或每月获得一次硬 情报的机会。整个过程中,那个特工都一直在看山姆和“翻译”闹别扭。 最后,山姆采取了行动,也只有他才做得出来的行动:他走近特工,用自己流 利的日语向特工说:“请听我说,我最近已经学了一段时间的日语了,我现在觉得 我可以不要翻译了。” 特工站在那儿,连眼皮都不眨,似乎是他早已料到。 山姆和特工用日语顺利地完成了交易。 五年后我回到东京办理第二次调动手续时,山姆忍不住要我帮忙,央求我回到 他所在的小组,再给他当“翻译”。 这滑不滑稽!你不是说你已经用流利的日语跟那个特工沟通了,没有吗? “不,不。我们还是接着打哑谜好,这样对行动有利,而且你在场还可以做很 多其它事。”山姆没有告诉我,他和接替那个美籍朝鲜人的新搭档,也是他的好朋 友,又有了矛盾。他也没有再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被那个官员无端伤害,并 彼此结下怨恨时才知道这一情况,但知道得已经太晚了。(后面的章节中对此事还 有详述。) 我有点勉强地同意继续和山姆合作。 我再次充当诺维克先生的“翻译”,而他也好像是完全忘记了他曾用流利的日 语和特工说话。特工绝口不提此事。他从不和山姆直接对话,一直要我翻译。他依 约仍向我们提供情报。我第二次离开日本之前,山姆对我说他想“放走”这个特工。 这时已经过去了八年,我表示同意他的想法。 虽然我对这个特工还是有些介怀,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大人物”,一个绅士。 我尊重他的勇气,也尊重他的人格尊严,甚至还甚于我身边的其他人。 虽然有时我也认为对待敌人应该残酷无情,但内心里还是觉得做人应该善良、 有同情心。有些官员认为,特工仅是为了金钱和自身的利益而工作,因此觉得他们 令人讨厌,不尊重他们,或私下蔑视他们。但是,我从不喜欢持这种观点的官员。 我承认我不喜欢这些特工的根本动机。确实,很多特工有令人厌恶甚至更坏的 动机,而且人格低劣。 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为我们工作。所以我还要保护他们,并善待他们。 我觉得山姆是以搭档和朋友看待那个特工的。不知道这出戏还能唱多久,我希 望那个特工能好自为之。山姆已经退休了。 现在我谈谈我和山姆的一个败笔。我们为发展一个特工而努力了近乎一年,终 以失败告终。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这位目标人选十分重要,他是我们收集某一类特 定情报的关键人物。(在情报工作中,若没有一次一次地与目标人选接触,是很难 评价目标人选到底有多大价值的。) 这个目标人选很不诚实,更糟的是,因为他长得不好看,个头又太矮,所以心 里有明显的自卑情结。 依我个人的经验,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发现:我在中情局见到过很多特工,他们 大部分身材都很矮c 我想不起有比我高的(我身高一米七五),在心理学上,身高 是很重要的,身材大矮的人常常怀有所谓的“拿破仑情结”。从男人的角度,这很 容易理解。可能的解释是:从一开始上学.小个子就容易受到大个子的欺负。他们 因此会不愿意上学和参加社交活动。在性格上则容易走极端,要么过于柔顺,要么 非常好斗。 (有一个例外是我的岳父,他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但没有这样的情结。他当时 也确实希望自己能长得高一些,但却没有因此而导致性格上的缺陷。) 还有一些身材矮小的人则出类拔革,我想这与他们的身高也有关,恰恰因为矮 小,他们才立志发奋图强,追求卓越,并最终获得成功。 我和山姆多次会见这个目标人选(我下面称他为崎田)。开始我们款待他,而 后是哄骗、奉承、劝说,再后是给他钱。崎田对此从不拒绝。我们知道他需要钱。 他也可能更想要女人,但我们不想把他往这方面引。他思想上还是有些想不通。 崎田不是个谦虚的人,但谈到工作。成就、女人等问题时,他除了只是炫耀他 曾结过三次婚,就别无其它什么好炫耀的了。我们认为用女人去进一步“腐蚀”他 是不明智的。就让他为他曾有过三个老婆而自我得意去吧。 但是,崎田对我们的承诺却从没兑现过。虽然我们对他的空头承诺、拖延和搪 塞很不满意,但由于他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对他做工作。 现在想来,我觉得崎田非常贪婪,他事实上是想要更多的钱。他吃我们的,玩 我们的,但同时又犹豫不决是否干间谍的事。这也不是很特别,还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花钱一定要有回报才行。否则,我宁可承认失败,转头 放弃这个令人倒胃口的家伙。然而,崎田却是这个领域里唯一的目标人选,百折不 挠的山姆不愿意放弃。一次,我们邀请崎田到一个温泉去玩一晚。我们一起吃喝聊 天c 半夜里山姆还找了三个脱衣舞女到酒店里表演取乐,他关注崎田的一举一动, 同时也喜欢看这类表演。有一个脱衣舞女还带了三条大活蛇来表演,其中有一条到 处乱爬,令我觉得很烦躁。我不怕蛇,但这却令我无心看那三个娘们的浪舞。 从下午5 点到第二大凌晨3 点,我们和崎田谈了近8 个钟头,直到我的嗓子哑 了为止。作为一个“翻译”,事实上有一半的话是我说的。已年过中年的崎田言语 中始终躲躲闪闪,不肯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许诺,真可谓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 硬,一点也没有被软化的迹象。 终于有一晚,我和山姆强硬地质问崎田,为什么又失信不带任何情报来。崎田 显然有些害怕了。我曾说过山姆发起怒来可以吓呆任何人,看起来像一只发怒的老 虎,随时会吃人似的。而我则作出一副很不友善的表情。崎田意识到他已经没有退 路了,拚命地想摆脱困境。但他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人,他可以猜测,结果是越 猜越怕,任何人都会这样的。 已是晚上10点了,在这间豪华酒店的大堂里,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在酒店餐 厅里向我高声叫嚷着不干的胆小鬼一样,崎田从他那具驴肝马肺里憋出几个字,把 我们叫作“中情局间谍”。 你能想象吗,他竟敢叫我们作肮脏的“中情局间谍”?! 就像是经过事先排练的一样,我和山姆立即分别用德国口音的英语和日语,以 更高的声音骂崎田,把他的声音完全盖了下去。我们骂他是“骗子”、“贼”、 “冒牌货”、“王八蛋”等等,反正能用的脏话都用了。大约100 多个酒店的客人 和员工看到了这幕对骂的场景,我和山姆边骂边冲出了酒店。 看来要再过许多年我才能再回那间酒店了。 我们和崎田的瓜葛还没完,是的,没完。我们一定要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我 们的不满。要在他污秽的灵魂中注人恐惧,好让他以后不会到处吹嘘他的所谓战胜 “中情局间谍”的“经历。 隔一段时间后,我打电话到崎田的办公室,请他出来一起到另一家酒店的餐厅 里吃饭。对崎田来说,我的声音仿佛是来自地狱,要招他的魂。可能他又害怕他的 同事会听到,所以只好答应赴约。 他如期来了。 他以往很喜欢吃中国菜,但这次我能看出他面对满桌丰盛的美食,竟提不起一 点胃口。 看到我和山姆阴沉沉的目光,崎田的双手开始发抖,手里的勺子已经盛不住汤 了。无论他碰到碗、银器、筷子还是什么的,都会发出抖动的声音,就像正发生一 场小地震似的。我们对他的举动不置一评,只是无声地吃饭,眼若冰霜地盯着他。 他说不出话,他也无话可说。 这样一直持续到午餐结束,然后我们严肃地向他“最真诚地送别”。 几年后我在一家华丽的中餐馆又看到了崎田。他穿得很体面,后面跟着两个对 他毕恭毕敬的下属。他可能也注意到我,我无所谓。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最后 的午餐,永远不敢说他和我和山姆一块曾做过什么。 他看起来老了许多,依然又矮又令人厌恶。 就在这段时间,和子怀孕了。我们欣喜若狂,因为原先觉得这不可能。我心里 暗自担心,我一直酗酒会不会对胎儿产生什么副作用,影响他(她)的健康。 我开始心疼和干了。每次外出与特工碰面前,我每隔两个小时给和子打一次电 话,向她问好。即使正在执行任务,我也一定会抽空打电话。 和子的情况并不太正常。婴儿比预期的日子晚出生了三个星期。和子快要分娩 而发生阵痛时,因为反应不明显,我竟没注意到。我带她到医院时,医生高声责备 和子太过拖拉。 按照日本医院的规定,开始两天我只能呆在家里等候消息,我十分焦急,独自 一人喝光了三瓶威士忌,又喝了不少啤酒,接着发现自己的肚子已疼痛难当。 我后来开玩笑地把这种现象叫做“同情分娩痛”,通常发生在十分钟爱自己妻 子的丈夫身上,不过没人肯相信我的话。 到了第三天早晨,我的肚痛便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于是我知道,孩子出世了。 果然,几分钟后,我岳父打电话给我:“是个男孩!” 孩子正常得很,健康得很! 其实,原先我们一直想要一个女孩。现在生了个男孩,我们也高兴万分,至少 我是如此。一想到如果是女孩就会有一天要出嫁,“给别人”,我就难以接受。 孩子像极了和子,但一点也不像我。 一连几个月,和子都对我的父母表示歉意,说“对不起”。她不愧是一个典型 的日本女人。 儿子出生四天后,我又要跑到汉城,以保证我的护照上又有新的出人境签证记 录。 当了爸爸,我感到很自豪,但到了汉城后,我的好奇心又占了上风。我想去著 名的“妓生屋”(同日本的歌舞妓馆相当,但性服务要多一些)体验一下那里的乐 趣。 由于已经有了孩于,我花钱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大手大脚了。但我还是想在那儿 消遣一夜,我明确提出不要性服务,同主家讲好大约花50美金(对于做这种交易, 我还是挺在行的)。 虽然到我桌上的两个女人都不会讲英语、日语或中文,但桌上的食物和酒却很 丰盛。我觉得这50美金花得值。 两个女人都身着鲜艳的朝鲜民族服装,光鲜亮丽。坐在我左手边的大约有26岁, 另一个则可能只有18岁。因为我喜欢成熟的女人,所以被坐在我左边的女人迷得晕 乎乎的,差不多要忘记我自己钱包里面货色不多了(那时还没有信用卡);;不过, 在我还想更进一步时,那女人很巧妙地避开我走了。只剩下我和右边那位不说话的 18岁姑娘。我有点怅然若失,但临走前也没忘说谢谢。 我把和那两个女人在一起的快相带回东京给和子看。和以前一样,她觉得我的 故事很好玩。 几年后,通过日本朋友,我对汉城的认识加深了:在两个女人中,其中被“指 定”陪我过夜——如果我想的话——的总是坐在我的右手边!被指派坐在左手边的 只是“装饰”。所以,那次我是无意识地伤害了坐在我右手边的姑娘。 “但我实在喜欢坐在我左手边的那个。”我向朋友抗议。 “那不行。你只能要坐在右手边的。就算她长得不好看,甚至是只有一只眼, 或是跛子!”我的日本朋友教训我。 对于无意识地羞辱了右手边的那位姑娘,我感到很难受。但我的的确确是喜欢 左边的那位。 孩子的出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思想以及我对生话的态度。初为人父 的欣喜和责任感,改变了各种事体在我心里的相对重要程度。但是,我吸烟和酗酒 的习惯却依然如故,这有时使我觉得很羞愧。 孩于出生后,我还对和子说:“我爱孩子甚于爱我自己,绝对的。但是,如果 必须在孩子和你之间只选择一个的话,我宁愿要你,而让孩子上天堂。” 已经过了八年,当我们在家里闲聊,胡乱假设各种可能性时,我的选择次序还 是没有改变。我们问我们唯一的孩子彼得,如果出了事故,我和他妈妈都死去了, 他一个人会不会独自活在世上。 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但我们就是这样带孩子的, 教育他不要怕任何事、任何人。尽量让他独立思考,思想上不要有框框。 仔细想了一阵后,彼得大笑着说:“我会活下去的,我喜欢生命,我要体会生 活,要看世界!” 我和和子被他这几句话深深感动了。 我们都意识到,事情的轻重已经发生了变化。 儿子出生不久,我接到指示,要我回美国办理移民归化手续。我别无选择,这 是法律的要求。在我终于能在美国某个地方呆下来之前,我只能把和子和两个半月 的儿子交给岳父照顾。成为美国公民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很自然地就是想调到巴黎 工作。那时,我是中情局唯一能讲法语、中文和其它语言的情报官,况且我对巴黎 又很熟悉。 在日本四年,使我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男人,为了妻子和儿于,我可能做任何事。 我非常幸运,已经抓住了使自己成为出色情报官的机会,成绩显著。我获得升 迁,同时也被同事们认同。 比如,曾有人告诉我,一位名叫罗伯特·肯德勒的高级官员,就曾试图推荐我 升职。虽然因为当年我已经升过一次职了而没有成功,但我很感激这位素未谋面的 长官如此看重我。他后来升迁到了很高的职位。 也是巧合,我的GS级别和年份间对应得很好。我于1966年加人中情局,定级GS -6 ,而后每年均获升迁。尼克松总统下令冻结政府人员的职位6 个月的那一年, 也就是1971年,我已升到GS—11级。我开玩笑说1985年我该是GS—25级(GS级别止 于GS—18级,再向上已是另外的职衔了)。 虽然因为是华裔而受到排挤,其间还有6 个月的职位冻结,在9 年半中我获升 迁7 次。我的职位赶上了比我早5 年加入中情局的同事。很多上司对我升迁的速度 都感到惊奇,我在以最快的速度登金字塔。 离开日本时,我的愿望是达到GS-14级,这个级别当时在中情局里,还没有在 美国以外出生的华裔人员达到过。而后,我又向GS-16级努力,这是“高级职位” 的开始级别,当时这个级别上还未曾有过华裔官员。以后,美国的职衔体系发生了 变化,如读者可知我永远成不了GS-16级。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