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个人背景 我生于台湾,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在种族匕,我是绝对纯粹的中国人, 在族谱中属第33代于孙。我们家族的第一代祖先,曾是10个世纪前的唐朝宫里的大 官,这比成吉思汗的蒙古时代还早2 个世纪。家族后来南迁到福建,仍是政府的官 僚,在第叨代的时候,全家从中国大陆迁到台湾,并就此定居下来。我们在台湾做 大米生意。几个世纪以来,整个家族分成了许多分枝,散居在中国各地。就我们这 个分枝来讲,我的父亲仍就每年都庆祝第27代祖先的生日,以此纪念我们举家到台 湾定居。 然而,我要声明的是,我们家并不是嫡亲后代,中国人把香火看得很重,所以 当家里没有男性继承人时,或者万一夭折,常常就会收养一个男孩以续上香火。 我们家也属这种情况,据我父亲推算,在我之前的第3 代,家里所有的男孩都 是抱养的,这样,我们家虽然也算作是大家族的一个分枝,却不是真正的“血脉” 相承的后裔。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真是太长了。在我上高中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孔子的第70 代孙(他自称是嫡亲的)。他的名字中有一个正亲的家族的字,单就名字看,喻示 此人是一个非常有德行和智慧的人。我那位朋友很俏皮,常常抱怨他的尊贵的家族 为他取的名字,因为人们总是希望他的所做所为符合楷模的标准c 我父亲比较保守, 他把家族的名字和血统看得很重要。我虽是家中的长于,对此却不以为然。1943年, 日本人强迫我们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时,父亲把全家都召集起来,含着眼泪告诉我 们一个秘密,他新造的“日本名字”中有特殊的含义,表示我们家是与一个“高贵 的中国家族的名字”有关系的,他同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曾在中国历史 上显赫的家族”的一员,但要保守秘密。 关于我家的历史故事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重要的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我们 为此而蒙受的耻辱。 当然在1930年的台湾,是不会有人想象到日本帝国最终会失败的,台湾在1895 年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我父母上的是日文学校,父亲在少年时代就去了日本,毕 业于早稻田大学,我的父母也希望他们的儿子成为一个“日本良民”。 我通过了专为台湾学生设的人学考试、进入台湾孩子所能上的最好的日本学校 就读,这所学校约有1000名日本学生,而我是仅有的10个台湾学生中的一个,那时 的日本教师和学生普遍抱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观念,瞧不起我们这些台湾学生。 我是个好学生,但那时只会说日语,甚至我的父母相互之间也很少说台湾话。 每当从教育局来的大人物到我们班视察时,老师经常会点我的名,要我站起来朗读 或回答问题。要一个台湾学生在这种时候站起来读日本课文,本是件有些令日本人 难堪的事,但老师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我是最棒的。 我上课时不太注意听讲,因为每堂课的内容我大多已经提前学过。我从不把老 师放在眼里,有一回我没理会老师正在讲解的乘法九九表。那个残暴的老师就为这 个“罪过”狠狠地打我,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凶猛地打我的头,我强忍着痛坚持站在 那里,看他能打多久,可最后还是经不住他那旋风般的巴掌,我被打倒在教室的地 板上。其实乘法九九表我早在一年前就会背了。我的爷爷是在爸爸出世的两个月前 去世了,当时家里是地主。我爸爸可能是没有父亲做榜样,所以他从不知道怎样当 好一个爸爸,更不知道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但他的心肠很好,是一个典型的工作 第一的工薪族。 与父亲刚好相反,母亲却是一位非常严格的人。我是她的长于,是在她严格的 教育方式下带大的。她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我的体罚,在抽打我的 时候,她也禁不住地泪流满面。我由此体会到,她可以放弃一切,但决不会放弃对 我的教育。 在我这一生中学到的第一个外语单语不是“Hello (喂)”也不是“Santa Claus (圣诞老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俗套的东西,母亲教我的第一个字是“SPARTA(古 代希腊市名,以勇猛严格出名)”,她希望对我施以古时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但 对我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讲,斯巴达就是痛苦。 当我在学校里被老师毒打一顿,肿着脸回家的时候,母亲会再打我一顿,因为 她断言我是在学校里于了什么坏事。(30年后,母亲为她曾这样误会我向我道了歉。 哦,妈妈!) 我受到了日本老师和学生对我精神和肉体的严重虐待,他们在欺负我的时候绝 不手软。我那时还只有七八岁,而母亲教育我要在压力面前决不让步,为此日本小 学的老师甚至嘲笑我母亲灌输给我“又傻又倔的思想”。 正是这样苦涩的童年塑造了我具有反抗精神的性格c 那时正值战事紧张的1944 年。 最近,往事又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妻子后来指责我不该在吃饭的时候讲这些 事。)每当我看见浅紫色,我就会想起台湾很常见的一种大蜗牛壳的内壁。因为在 我八九岁的时候,三个日本同学欺负我,后来我们打了起来,我终归是敌他们不过, 其中两个孩子按住我,另外一个扯住我的头发把脑袋往地板上撞,然后用个蜗牛壳 到屋外地上装满沙土,回来全部灌进我耳朵里。就是用的那种蜗牛壳,这在我的记 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我没有哭,更没告诉母亲,因为我害怕她知道后会强 迫我去和那三个坏孩子再打上一架。 母亲已经那样做了好几次了。 比如有一次,我母亲让我去向一个四年级的恶棍和他母亲要求道歉,那时的我 仅读一年级。我只好接她说的去做。一路上我紧张得双膝发抖,结果却出乎我的意 料,他们真的向我道歉了,这使我明白:只要自己是对的,就不要怕。这就是我母 亲。 还有一次,我也在读小学,当我第二次被一只德国牧羊犬攻击的时候,我坚定 地站在那里,尽管我怕得直抖,但最终成功地接近它并抚摸它。 在日本人众多的地方做一个少数的外来者是很不容易的。日本人总是十分傲慢 无礼。母亲告诉我,如果我有理,就要反击,如果我背理,就要道歉。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过去如此,现在也大致如此。我学会了一些 弹性,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我很少妥协。 50年代,当我看到美国南部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时候,我对黑人的处境有强 烈的同情,因为我和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知道生活的痛苦和屈辱。 我是在严格要求和管教下成长起来的,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坚韧的性格,同时 也学会了生存之道。 不论什么原因,不论什么方式,当一个人不惧怕死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无比强 大,因为他不那么容易死,他就反而会成为一个幸存者。 现在,我的感情很丰富,常常会感动流泪。直接地表达自己老实、纯粹的情感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相反,说谎。掩盖真象倒是最大的缺点。 虽然我容易动感情,但只要形势需要,我也会强硬。冷酷、有泪不轻弹。我把 我的这些观点都教给了我的儿子,不过对这些观点做了一点修改,使之稍微平和了 一点。从辛酸的童年生活中,我领会到,一个正派的人或者说一个绅士,必须具备 诚实、努力、顽强和同情心,这是必须的基本素质。“绅士”这个词的含义要比 “一个男人”的内容丰富许多。 儿子3 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教给他一些空手道的基本动作,他每天早上都练习 实用空手道的技术,直到上高中。 儿子6 岁时,在东京读一年级。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住在我们附近的日本小 孩欺负他,回家后,我鼓励他,用他的铁拳教训那领头的混蛋,打他的鼻子,打他 的眼睛,打歪他的下巴!首先要制服领头的那一个,其他的就不用操心了。 有一天,彼得回家诉说他被两个日本孩子无故地打了一顿。他上的是一所国际 学校,穿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校服,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日本孩子的欺负对象。 我问他是否按爸爸说的方法回敬了他们?彼得有点沮丧地说,他打了那家伙的 胸,结果又被别人踢打了一番。 “为什么,彼得,为什么不用拳头重重地打他的鼻了和下巴?!”我问彼得说。 “我够不着他的下巴!” “那你哭了没有?”我又问。 “有一点。”他红着脸承认了。 我表扬了彼得,毕竟他勇气可嘉,我无法想象当年的我会不会做得像他那么好。 他不愧是我的儿子,敢和两个连下巴都够不着的坏孩子对打,我觉得很自豪, 我相信我那去世的母亲也会赞赏彼得的勇敢之举。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彼得和妻子一起去找那两个欺负我们宝贝儿子的坏小于, 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 当时,如果不是妻儿和路旁的工人在场,我会宰了这两个五年级的无赖。我想 我必须吓唬一下这两个一钱不值的傻小于,我大声宣布,以便在场的人都听见:要 是还有下一次,上天作证,我会把他们、他们的头儿、他们的老师、父母、祖宗, 任何一个有关的人都送进监狱。打那以后,这种骚扰彼得的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彼得在美国读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被校长召去,因为学校怀疑彼得卷 人一场是非。 彼得究竟做了什么呢?他的同学威胁了他,并推搡了他,彼得就用拳头反击, 打了那家伙的下巴。哈!这正是我教的。 结果是挑起事端的同学被彼得打倒,并有轻微的脑震荡。 好!就是要告诉那小子,彼得可是每天都练空手道的!校长很害怕,但我保证 地说空手道精神是从不提倡主动挑起争端的。 当太平洋战争进人紧张状态时,我们举家迁往农村,以便躲避美国人的炸弹。 我们家和外祖父住在一起,他是一个大地主、著名的诗人。这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家 族,我的外祖父后来被誉为台湾400 年来最伟大的30个人之一。 在乡下,我每天都领着一群兄弟和侄儿围着遍植热带果树的大花园散步,就是 在那时,我学会使用又大又快的刀,也第一次认识到把刀当作工具的优点,这刀好 像是我的手指头和指甲的延长。 当时,我们尽管在乡下,食物仍然十分缺乏,常常要到外面找吃的,还要帮体 弱的母亲做点家务。 偶尔,我会去钓田鸡,但田鸡很容易引来蛇,我得时刻防范蛇袭击弟弟。曾有 一天,我共杀了4 条蛇,那时我9 岁。 1945年8 月,太平洋战争以日本的投降而告终,我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虽然日本的战败是件意料之中的事,但对我们的震动也不小。 我们的国籍立刻就由日本变成了中国,但这种变化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莫名其 妙,只有我那十分爱国的祖父为这一变化欣喜若狂,我父亲的感觉有点复杂,但是, 因为我们不再是日本人统治下的二等公民了,父亲也为此感到高兴。而我则是很糊 涂地过了这段日于。 对我来讲,困难的是必须学说台湾话。虽然我仅是11岁的孩子。学这难学的台 湾话还是有点难。 尽管我开始学习台湾话和普通话,但仍遭受了新的歧视,首先来自台湾人的, 然后就是大陆人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把蒋介石打败了,蒋政权逃至台湾,就以我 们的解放者和老大哥自居。因此,台湾人和大陆之间常有磨擦。 我在台湾上的初中,仍旧过着受排斥、受欺负的生活。 到学校的第一个月,有一帮同学故意刁难我,他们要我借他们一本小说,被我 拒绝了。他们就用生锈的剃刀架在我喉咙上威胁我,仅仅因为一本小说就这么凶, 简直是一帮地道的恶棍。 类似的恶作剧经常发生,但我很少打别人,偶尔我也会对付他们,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用我那把锋利、精致的刀。 那时的台湾是一个不安定的地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不验证着适者生存的 真理。当然,我也学会了怎样生存下去。 顺便我想带一句,也许是巧合,我这一生中只参加了两个毕业典礼,而且是最 初的两个,一个是幼稚园,另一个是小学,我总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错过了另 外五个。 1949年,在我初中毕业时,学校被蒋介石撤退的部队占用了,当时我心中最关 心的是校游泳队那些女孩子的安全问题,因为那些疲于战事的大兵正用我们的游泳 池洗澡。 后来,我成了游泳队的队长,这是一支以前被誉为台湾最好的游泳队,不过, 我当队长时,成绩不好,我虽然游得不太好,但我却是一个好教练,一个好管理者。 在我高中毕业的前二天,我因为做了一件坏事被抓了起来。我身上带着一把刀, 这在别人看来像是在持刀行凶,学校为此专门开会,讨论到底是开除我,还是仍让 我毕业。这样,我就又错过了高中的毕业典礼,但被允许毕业,并继续参加了大学 人学考试,我被当时最好的国立台湾大学录取了,两年之后,我去了美国,而我的 学位是在法国得到的。法国根本不存在毕业典礼这回事,学生们只是到学校的布告 牌前找自己的名字。如果毕业榜上有自己的大名,则舒心地叫一声:“我获得博士 学位了!”就这么简单,没有游行,没有热闹的吹奏声。这就是命吧,我只参加了 今生最初的两次毕业典礼。 我非常感谢已故的母亲,她对孩子们的成长倾尽心血,年轻时她对我们的教育 非常严格,年龄稍大一点后,对弟弟们的态度就温和了许多。因为她对我严格的管 教,使我觉得和母亲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 事实上,母亲就是用诚实、正直、遵守纪律的准则来要求我、锤炼我,塑造我 的个性。 她希望我坦诚,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坚忍不拔的性格,这些要求,对一个孩 子来讲的确高了一点,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方面都没有达到她的期望。 她要求我必须努力把每件事都做好,不允许有半点折扣。她完全可以同有伟大 声誉的犹太母亲相媲美,她给我讲贞洁、忠诚、正直这些美德,让我读历史上东西 方英雄的故事,希望我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的创造力和 对正义、公平的态度等等。她教我不怕“死”。如果不怕死,痛苦也没什么可怕的。 虽然母亲没有信教,她认为在生和死之上,仍有更高的存在。 母亲教育我要有求知欲,要提得出问题,然后去证明,去学习。求知欲催人向 上,是我一生前进的动力。这正是母亲教给我的。 后来,在母亲临死前几个月里,她奋力和已经扩散的癌症作斗争,接受了及时 的医治。但她被手术和化疗折腾得十分虚弱,当我发现母亲已失去了她那特有的求 知欲时,我伤心地意识到她快要离开我们了。因为她已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正如她 教诲我的那种学习、奋斗的动力。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只在考试成绩上和我妥协。在我接受早期教育的头两 三年中,我是一个全优的好学生,但自从读日本小学之后,我的成绩单上就奇怪的 只剩下不多不少三个优了,每学期皆是如此。而且假如得优,则都是些不重要的课 程,比如:手工、音乐之类,而不是数学课或更“重要的”其它课程。母亲就十分 担心。慢慢地,她明白了这其中另有原因。 此后,我便不太关心考试的成绩,而对我要求严格的母亲也很少为后来我得的 坏成绩责怪我。 后来,我带着我成绩很好的女朋友回家时,母亲有时会问:“怎么同一次考试 你只得及格,她得优呢?”实际上,母亲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我那些 弟弟们,他们在学校尽管成绩很好,却没有经历我受过的磨难。 这种对考试成绩漠不关心的态度,后来从各方面都证明是有害而无利的。尽管 我“学得很好”,能通过最好的学校的人学考试,但我的成绩记录却都不好。 我要强调的是,儿子和我不一样,他应该有好成绩,但我也不苛求他。毕竟还 有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东西。对这一点我表示充分的理解,我要求孩于努力向上, 但不必为学校的名誉,更不必为一个不公平待人的老师填的成绩卡上的分数去费劲。 在国立台湾大学时,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女朋友。她是在大陆“优裕”的环境中 长大的,这种恋爱“组合”在当时的台湾是极少的。我必须忍受其他人陆来的人对 我的嫉妒和仇视。这样类似的种族歧视对我来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后来我还遇过 比这更糟的情况。我们爱得很深,我觉得很愉快,但这段感情的最终结果是不可避 免的。那时,年轻的我对生活、对爱的认识还不成熟,后来,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才 学会驾驭爱情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 后来,我去了美国,第一站是德州,待了一个学期。在那里,经过洗礼,我成 了罗马天主教徒,后来又到了美国东北部,因为在我的想象中,这一带是文化教育 中心。 我对新学校没什么好感,而学校就更对我没有好感。经过糟糕的三年大学生活, 被学校以“成绩缺少进步”的理由巧妙地开除了,这是我听到的又一种新的拒绝理 由。 我不否认我的行为方式中存在缺点,我的学习也不好,但我不想仔细讨论我记 忆中这段失意的生活,而且这段时间,我也很少去罗马天主教堂。 尽管如此,也许是无意,我在德州的圣·伊格纳修斯(注:圣·伊格纳修斯是 耶稣会的创立人)教堂接受洗礼,被耶稣会大学开除,而后在东京的一间圣·伊格 纳修斯教堂结婚,后来在罗马偶然遇到了耶稣会的代理总长,他成为我关系密切的 几个基督导师之一。是他把我又重新带回了天主教。 后来,在罗马,我有时去耶稣教堂,这里存放着耶稣会奠基人——罗亚拉圣徒 伊格纳修斯的遗物;有时拜会梵蒂冈的耶稣会总部做弥撒和忏悔:有时去耶稣会其 拥有的冈多夫城堡的罗马教皇夏宫;有时到耶稣会格里戈里大学作忏悔或会见朋友。 我对自己和耶稣会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牵连感到惊讶和高业自从被大学开除之后,我 去了巴黎,打算在巴黎大学学习,我热爱法国的文化、语言和法国人的生活哲学。 众人周知,巴黎是个迷人的城市,我也对她一见钟情,这样的感情在我度过了 三年清教徒式学生生活后很容易产生,我简直被巴黎陶醉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未能如我所愿。我的法语不好,这使我难以在像巴黎大学这 样的法国名牌大学里学习。 很快,我就不上课了,像很多其它到巴黎的外国学生一样,我成了一个“巴黎 游民”,过着那种既不工作,又不学习,成天泡在咖啡馆里喝酒,看闲书,向女人 抛媚眼的生活。 我开始酗酒。好像住在巴黎就一定会想到爱和性,我频繁地恋爱又失恋。我再 也不好好学法语了,只和美国人、英国人,以及那些法语不好的日本人或其它国家 的“学生”交往,讲英语。 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麦克·沃克,是女演员珍·琼斯和男演员罗伯特·沃克的儿 子,后来大卫·塞尔兹尼克成了他的继父。大卫曾是著名电影《飘》的制片人。 我和麦克在一起有很多乐趣。俩人经常在巴黎街角的咖啡馆里谈天。喝酒和狂 欢。我喜欢和他谈论好菜坞,麦克有好多关于好菜坞大人物的于女的故事,他把这 些人叫做“好菜坞的臭小子们”。我想如果麦克的继父知道我和他交往,一定不会 认为我会对他有什么好“影响”。 麦克后来得了严重的精神病,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和伤心。我们也失去了联系。 我曾给珍·琼斯后来的丈夫——艺术收藏家兼商业巨头的诺顿·西蒙先生写信,才 一度又重新取得联系。 到巴黎的头一年,我没有好好学习,甚至连法语也讲不好,我心里感到对父母 有一种负罪感。因为不能向他们汇报好消息,我一定使他们很沮丧。除了星期天, 我每天都要去蒙帕那斯附近的美国学生中心和艺术中心。 在那里,我可以碰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们聊天,打桥牌,打台球或者玩扑 克,如果想喝酒,就会去附近的几家有名的咖啡馆。我们这帮人看上去真是无忧无 虑。 穿过艺术中心的林荫道,有一个干净的拉斯巴小餐馆,有时我们也会去那里玩 扑克,从中午一直玩到午夜,有些人会喝掉20多杯啤酒。但那里的消费很低,一杯 啤酒只要14美分,还包括小费。在这个小咖啡馆里有时可能见到一些著名的电影名 星。其它顾客也互不于扰。我们经常看到简保罗·沙特里和西蒙尼·毕尔夭伊一起, 他们俩就像一对年迈退休的夫妇,坐在咖啡店的一隅。我很想请他们给我签个名, 但从没有看见别人这样做,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那段日子里,我还有个当舞蹈演员的美国朋友,他和30年前在巴黎夜生活舞 台上红极一时的约瑟芬·巴克尔是舞台上的搭档。约瑟芬收养了许多孤儿,当时她 正在为这些孩子募集资金。我的朋友常抱怨说约瑟芬身体太重,在舞台上要把她举 过头顶不是易事,而他每晚演出时都要举好几次,真辛苦。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 是女人、酒和饮食。我们还有人曾和他一块儿在大冷天喝得微醉,借着酒劲撒野一 般开车到东德柏林。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还有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朋友。他通晓四种语言,包括法语、英语、意大利 语,而且都说得非常地道,甚至比受过教育的当地人还要好。在年仅24岁时,他就 是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部的主任了。 他出自名门。有一个叔叔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师。还有一个他可能曾向我介绍过 的妹妹,几年后成了意大利最叫座的电影女演员。 有了这帮朋友,时而集体行动,时而独来独往,我开始享受起巴黎写意浪漫的 生活。我指的是爱情游戏。我经常和那些抱着“享受”巴黎的态度来巴黎的年轻学 生一起,放荡形骸。我时而做导演,时而做演员,和他们一起融人了巴黎迷人的生 活之中。但我的生活方式并不像“波西米亚人”,我穿着整洁,并恪守我的为人之 道,我是一个既充满热情,又头脑冷静的公子哥儿。 因为学业上的失败,我总觉得精神空虚,没有工作,没有目标,颓废堕落。我 常觉得生不如死。 那时,阿尔及利亚人正搞独立运动,而且爆发了战争,阿的右翼将领起来反叛 法国中央政府。我心里打算着加人政府军去镇压右翼分子,但是,他们只征招那些 有打仗经验的人,我没去成。 还有一回,为了生存目的,我又想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但是,后来我又考虑到, 我不能适应沙漠的气候(在影下有摄氏52度),长达5 年的服役期也太长,而且军 队的那种如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又实在让人受不了,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 退休后,我碰到一名退休的中情局官员,他说他原来曾在驻外军团干了6 年, 获得了上尉军衔。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儿,因为大多数能活下来的外国人,再好也 只能在外籍军团里混上个上士,像他这样能升到上尉的,委实廖廖无几。据我所知, 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后来只有一位阿里汗王子,他也做到了上尉(曾与著名女演员丽 塔·海沃丝结婚)。 这位年迈的绅士还告诉我:“光在那里和别人一样呆5 年还不够,你必须再多 呆上1 年,以证明自己的勇气。”嗅! 在巴黎的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浪费光阴的几年,但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这也 是我长进最大的几年。我博览群书,思索生活的真谛,通过自我反省和上下求索, 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从身边许多有趣的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接触过众多的音乐家、艺术家、 舞蹈演员,以及不少生活态度严肃的人,和不少巴黎的匆匆过客,我与他们长谈, 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我“学到了”巴黎人的文化和他们的世故。偶尔也会 混人上流社会,参加音乐会和时装表演等活动。对我来讲,这些机会总是毫不勉强, 很自然地来。 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开始全面了解女人的含义,并从此喜欢上了女人。我生 活中的女人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背景。我学会了怎样欣赏、接近她们,怎 样和她们做朋友,怎样说服她们跟我上床。我的浑名是“一杆进洞”,表明我常和 女人在第一次约会时就能“征服”她们。 这些功夫对我后来从事的情报工作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还能清晰地回味和几十个女人交往的故事。我有不少印着巴黎风景的明信片, 每一张明信片的场景都能使我想起一到两个女人,想起我和她们共处的时光。仅这 些与我有关的女人的国籍,我记得的就不少于20个。 有一次,我和一个有亲戚在巴黎的年轻女人来往了一个月后,她笑着对我说, 她的亲戚听说我对女人有一套,结果发现在我和她交往的一个月里,什么“事儿” 都没发生,就调侃她,问她我是不是有些名不符实。她后来也把这事儿当做笑话, 打趣我。 其实,她的那些亲戚哪里会知道,这恰恰是我“一杆进洞”的典型事例。正是 在第一次约会,我就和她上了床。当然我们始终什么都不说,直到最后,她的亲戚 还蒙在鼓里。 不论是在巴黎,还是世界上的什么其它地方,对这类事情,敏锐的判断力是男 人要具备的第一素质。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后来在开始执行任务之前,我都会首先考虑利用女人达 到行动目的的可能性。这往往是一条既省钱、省时,而又十分实用的路子。我对评 估女人这一招越来越精通,只有一次大出意外。 我十分乐于向前来“取经”的朋友传授此道,就像是社工在大街上发放三明治 一样。那位当舞蹈演员的朋友不停地向我问及我对于一个“很有可能”的女人的看 法,我则总是告诉他,那个女人看起来很冷淡,“任何男人都很难得手”。 哪知我完全错了。我的朋友咧着大嘴告诉我,那女人够得上是个女色情狂,性 欲旺盛,要男人要得发疯。没过几周,他就想找一个人来代替他,因为他已被那个 女人搞得精疲力尽,以致影响他在舞台上的正常发挥(私下他也对我承认,他多少 有点怕那女人会怀孕人我看女人,首先是看会不会对她感兴趣,如果有兴趣,又会 持续多久?一夜?二夜?一周?还是一个月?我会客观地判断出来。如果相互间关 系愉快,就能相处久一点。不过也不大可能维持一个月以上,因为很多女人都只是 巴黎的“匆匆过客”。 现代人把这种性关系看得很淡、很常见,但在35年前的社会却十分保守。 一次,我接到一个姑娘的信,她感谢我打开了她“惊奇的生活”之门,使她享 受快感。事实上,这并非我有所计划的,因为当时她的体材之大实不亚于我——丝 毫不像个16岁的少女,她的热情竟完全迷乱了我。一个处女是绝不会像她一样如干 柴遇烈火情欲亢奋的,我后来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再走了眼。(注:与未成年人发 生关系是犯法的。) 到后来,我搬到了位于Latin Quarter (拉丁区域即巴黎大学生区域)的奥迪 恩剧院前的一家旅馆居住,那里租金较为低廉。我一住就是4 年。旅馆的女侍应常 常会为我提供消息,告诉我哪间房里来了一个女客,看起来有点孤独,而且还“可 能比较温顺”……等等。这几乎成了我后来从事情报工作时指使操纵特工,使他们 为我卖力搜集情报的前奏。 一次,在DOME餐馆,我遇到一位漂亮的女郎,她手拿一束长茎的红玫瑰看着我, 向我微笑。花好还是人好?她穿戴很好,我想绝不会是个卖花女。我又看了看身后 左右,发现她竟是在向我示意。我赶忙邀她到身边落座。她说她很喜欢亚裔男人, 想看看我有没有胆量和她玩。我有胆量吗?美酒金樽,哪个男人会不动心? 她把玫瑰放回家时,她姐姐戏谑她,说她又在玩“东方探险”游戏。我把她带 回酒店。春风一度,她的确非常妩媚,优雅可人。我问她姓什么(其实这是不恰当 又没有必要的问题)。她说的我听不清。她问我有没有劳洛斯百科全书。她说她家 原来是个贵族家庭,住在一座城堡里,劳洛斯百科全书里有记载。后来,因为负担 不起维修费用和重税,就把那座城堡作为一座博物馆捐献给国家了。(她的姓名中 还是保留了原来的族姓。) 女人对我而言,有时是满足饥渴之需,有时则是一席丰美的盛宴。 有一阵,我同时与五个女人来往,那算得上是件“苦差事”。一天早上,我疲 惫地坐在人行道边的咖啡馆里,两个一看便知是初来乍到、想在巴黎找刺激的欧洲 妇人,坐在我旁边,迫不及待地想和我搭讪。当时我正感到状态不佳,没有心情和 精力应付新的“挑战”,言语之间不免有点躲躲闪闪。旁边的一个非洲黑人见状, 凑脸过来,不耐烦地用法语对我说:“你有毛病吧!为什么不上去搞她们?他们可 是煮熟的鸭子,送上门来啦!” 他说的没错,但我还是让他失望了,“得啦!那你自己上啊!”一个男人,不 能干就不应干,这种事儿,我可不想勉强自己。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个黑人,赴读巴黎的富布莱特学者。他学习很努力,玩起 来也是冲劲儿十足。他向我透露,有一天晚上,他“搞”了一个欧洲处女。从那个 女人的公寓出来,下楼的时候,他得意忘形地挥着手,一不小心敲响了别人的房门。 谁曾想,那门儿竟开了,屋里探出一个女人来,一把把他扯了进去,又是一场翻云 覆雨。第二天早上.他懒洋洋地坐在卢森堡花园边的咖啡馆里休息时,又来了个他 原先就认识的法国女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能再接再厉,接着搞第三个,就 算是在刷新记录吧!” 当时我们正一起下棋。他喋喋不休,还沉醉于昨夜的“新获”时,我已赢了他。 他竟丝毫不在意,这在他可是破天荒头一回。 这就是巴黎过去的好日子。男女竞相追逐,一晌贪欢,那情景就如同是一种回 家体育活动。爱滋病和其它的性病那时还未对人们产生什么威胁。 巴黎,是我26年来所遇到的第一个不存在种族歧视的城市。当然有些法国人还 是有很强的种族观念,但对我个人来讲,在我旅居巴黎的六年中,从来没有遭受到 或感觉到什么种族歧视。 有时,当我看见年轻的黑人拥着华丽的白种女人走在巴黎大街上时,甚至有些 感动,这种事在巴黎显得极其平常、和谐。但是,也就在那时,一个来自美国南方 的白人女学生竟对我说,她在咖啡馆里看见一对不同肤色的男女,还觉得“很不舒 服”。就在我前往巴黎之前,我还听到一个白种女人的黑人丈夫在纽约被人尤端殴 打致死。巴黎,纽约,反差立现。 那时我觉得,在法国,你只要行事得体,看起来顺眼,法国人一般就不会把你 当作异己之类。 有一次,我陪三个日本女士去有名的银塔饭店吃饭。因为我选择的时间是星期 五的晚上,而那家餐馆要求周五晚上前去就餐的顾客必须着礼服,所以女人们都好 好打扮了一番,穿上和服我也穿上了晚礼服。这件衣服原来是为了在比较讲究的场 合打牌时穿的,那种地方常会找到有钱的牌客,所以要打扮得体面一点。 突然,我听到餐馆最好的席位上传来一阵操着浓重美国南部口音的英语。我看 出这是温莎公爵夫人。我原来就知道公爵和公爵夫人常常到这个饭馆。所以我又开 始找公爵本人。 公爵过去是英国王室的爱德华五世,因“不爱江山爱美人”而出名,现在就坐 在离我不到两臂远的地方。他的上衣襟上插着一枝红色的康乃馨,典雅温馨。我告 诉了我的日本同伴,那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不朽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就坐在 离我们不远处。她们都兴奋不已。 那天晚上我也很尽兴,独自喝了一整瓶 1911 年酿制的红葡萄酒(我忘了它的 名字)。而且品尝一大杯1806年产的上等于邑酒。这种绝佳的干邑却出奇的便宜, 只要l .6 美元,和女士们用的甜点是同一个价。真可惜,与我同行的三位日本女 士不会喝酒,甚至连啜一下也不敢。这顿饭很实惠,连给服务员的小费和为探访藏 酒的地窖付的费用都算在一起,每人才花了20美元。 19年后,我带着妻子和7 岁的儿子再次去银塔饭店吃饭。这是我特意安排的, 作为我们欧洲之行的一站。我向他们讲述从前那次奇迹般的经历。我早就戒酒了, 但我还是问他们是否还有原先的那种于邑酒?那位年轻的待酒人不用我详述,一听 便知道是那种好极了的酒,当时店里仅存有小半瓶了。 我为和子和彼得要了一杯,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品尝拿破仑时期的干邑酒了,我 闻了一下它的醇香气味,没有去碰它。这一杯的份量仅相当于我多年前喝的1 /5 , 但却注明酒钱是cd美元。我还是很情愿,我要让妻子和儿子体验一下什么是美酒。 店主后来为我打了折,只要了我40美元。 法国人当然懂得怎样生活和怎样品味生活。我有差不多20年没去过巴黎了。最 后两次去巴黎,发现法国人的生活也不如以前优裕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回首往事,不免令人浮想连翩,感触良多。我愿巴黎优 秀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当我的孩子彼得上大学时,我们让他独自去欧洲旅行。他在意大利和巴黎各逗 留了两个星期。彼得对意大利的感觉更好一些,因为他曾住在那里。虽然彼得的法 语讲得不错,但他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对巴黎有些不满意的看法。 但彼得依然耳儒目染了一些美好的事物。他参观了他父亲建议他去的地方,并 且和他父亲一样,碰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和她共度了一天的好时光,当然只是柏拉 图式的恋爱。 我为儿子感到高兴,因为我发现这次旅行增长了他的见识。 当年的我在巴黎总结了一套追女人的办法:那时的巴黎女人外出吃饭喜欢AA制, 我就把约会地点安排在好酒盈庭却又价格便宜的中国餐馆。这是一个花钱少、见效 快的办法。 饭后,我会约她去散步。巴黎的小巷都很昏暗、狭长,鹅卵石铺就的路面常使 女人们走起路来不太稳当,于是我也许会趁机伸出手,揽住她的肩膊或纤腰。这样 和着柔美的夜色,很容易激起她浪漫的情愫。然后,相机我就会提出去咖啡馆小座。 在咖啡馆里,透过昏暗的灯光,品着优质的白兰地,看着邻座的情侣们亲吻、拥抱, 酒精的醇香灼热着喉咙,耳畔仿佛传来柔声轻诉:“这就是巴黎。” 这时,我会非常温存。很明确地向她建议,去我的酒店房间。无须多余的解释, 在巴黎,这样的邀请仅仅意味着一件事。我们不是去谈论什么历史或艺术,不远处 我的旅馆就是最浪漫的地方。 这个套路很成功。事实上只有几个女人在最后一刻能拒绝我的邀请,大部分都 顺理成章,欣然前往。 我有一个原则,只帮女人脱去她们的大衣或外套。然后,我会让她们自己脱下 衣服,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女人们明白,她们是自愿的、自由的,她们随时 可以走出这间屋于。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让她们觉得不够浪漫,但我觉得应当如此。 虽然我喜欢这样自由自在找快活,但旅店的老板却都很喜欢我,信任和尊重我。 有时,我不仅可以拖欠房费,还可以向老板借钱,这是很少见的事,甚至还没有先 例,因为在巴黎房客通常都是要预付租金的。 我带女人上楼时,他从不多说什么。有一天午夜,我一下带回两个女人,守门 的女接待员也吃了一惊,但我向她悄悄地说,那张床太小了,不可能三个人一起玩 杂技。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让我们上楼去了。 我和那两个女人一直干到黎明。 还有一次,我傻里傻气地爱上了同住一层楼的一个女人。她和我分手后,开始 常带其他男人去她房间,好像是故意做给我看,想折磨我似的。我的朋友建议我搬 出去住,免得受不了发疯。我拒绝了朋友们的好意,相信自己很坚强,可以忍受她 的行为。 倒是房东请她搬家,说:“我们不是开那种旅馆的。”法国人对那种女人有个 专用名词。 这家旅店结构单薄古老,没有电梯。很多房客都在那里住得很久,住在我楼顶 上的是一个年轻的法国女人,她的情人每周来探望她二次。她们做爱,像钟一样守 时,每天晚上9 点开始第一次,次日凌晨6 点第二次。她们的动静太大了,天花板 都快被摇下来。虽然我缩在被子里,但我的耳朵却躲不过冲进来的声音。 他们的表现,是据我所知最“优秀”的,特别是那位男士,随着女人的指示、 评论能坚持15分钟的前奏,这一点尤其可嘉。伴随着那女人露骨的鼓励和应合之词, 他们时而轻叹,时而抽泣,时而尖叫,时而低吟。这些声音被戏剧性地放大后,撞 击着那六面薄壁,使闻者甚多。而且,大家都明白这一对的行动姿态。 在这热烈的前奏之后,那骑兵开始在草原上漫游,一会儿也许发现了目标,他 急速进行,双方交火,流弹从身后飞来,骑手狂奔起来,夹杂其间的嚎叫和呻吟声 此起彼伏,战斗进行到了激烈的时候,震天动地,山河怒号。这场似乎带有英雄主 义色彩的激烈战斗,持续了近30分钟。(我可没开玩笑,我确实掐表计过时。) 然后,战场恢复平静,随着柔声细语又开始了另一个乐章(还有续曲?大多数 男人是做不到的,他们或许会点一支烟或是沉沉地睡去),这样善始善终的精神令 人佩服。间或还能传来两句议论声,也许是对胜利的回味或是对战术的评点。寂静 慢慢降临,这时第一幕结束,已是10点多钟了。 如果说我的观察统计结果还算有用的话,他们的作爱过程堪称经典。要不是我 亲自查证,反复核实,我自己也会无法相信。他们次次成功,从不失败。那男人就 如同大力神,让旁听者又嫉妒又羡慕。所有住在他们左右、上下的房客都欣赏过这 漂亮的战斗。大家根本用不着刻意偷听,他们欢快的声言,刺破墙壁回荡在空中。 无人不张着嘴傻笑,无人不叹为观止。“阳刚”一词在我脑海里从此有了新的含义, 如果他们这样壮丽的戏剧场面可以被拍摄下来的话,我相信,票房收人一定是很高 的。也许还应收进国会图书馆,哈佛医学院。我敢说,如果贝多芬和莫扎特知道了, 也会为这人类壮观的表演谱写出不朽的乐章的。 那个女人大约25岁,长得甜甜的,但外表却很平常。一眼望去,谁也不会想象 到她的身体里蕴藏着如此活跃的生命的欢欣。也许朴素正是她的快乐如意的资本。 如果她的外表再动人的话,一定会迷倒一大片男人,使他们像中了咒语似地如醉如 痴c 我要开始认真学习了,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有一个夏天,我到西班 牙瓦伦西亚呆了两个月,那儿几乎没有人讲英语或日语。于是我开始自学法语。当 时我手头上只有一本法一日字典,和一本亚历山德·杜马写的《蒙特·克里斯托公 爵》作为课本。这样学习很不容易,因为它是一本时代小说。同时也没有老师来为 我答疑。我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地从字典里找出它的意思、语法和动词组合。 因为过去的经历,学习语言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辛苦地读完了 这本书的2 /3 ,然后又回到巴黎,参加并通过了著名的巴黎大学政治学院的人学 考试。 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新的困难,但最终勉强毕业,获得了一个相当于政治学硕 士的文凭。 回顾过去,学校教育、学校的氛围和个人的经历最终塑造了我的个性。我依然 对课程成绩不感兴趣。 这所学校是世界一流的,有享誉世界的教授和校友。 国际公法的教授巴丝泰德夫人一次开玩笑地指责我:“先生,如果你再这么懒 的话,我就不会推荐你做国际法庭的法官!”那时,一旦国际法庭的法官空缺时, 联合国就请教她是否有合适的人选,任何一个想在巴黎法律界干事的人都要通过她 的一门或几门法律课的考试。她是学校里一个重要的人物。 最令人生畏的是经济学课程。教我们经济学的雷蒙·巴尔教授后来成了法国总 理,不过他后来竞选总统没有成功。 1986年,法国新任命的外交部长的名字我听起来有点耳熟,登在报上的照片不 太清晰,但当我看见他在意大利电视台亮相时,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老师简伯纳德 ·雷蒙特,就是我在国际关系研习班的导师。 20年过去了,看到他已是一个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我说:“哦,他老多了广我 夫人道:“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吧厂在巴黎生活的那几年中,我到过西班牙两次。每 次都在暑期,为期两个月的样子。我分别去了瓦伦西亚和巴塞罗纳。那时的西班牙 还不算太先进,但我喜欢她的文化、她的简约的姿态。在西班牙,有许多方面能令 我想起台湾。同时,我也爱上了斗牛。 有一年夏天,我到法国南岸的尼斯呆了一个月。我是一个人去的,但心里并不 觉得孤单。我常去赌场玩,这倒不是因为我嗜赌,我是喜欢那里雅致的气氛,就像 我在巴黎前往多维勒赌场的感觉一样。 我碰到一个从蒙特卡罗来的年轻女人,她说她已经和丈夫分居。她开车带我沿 着风景恰人的海岸兜风,有一天晚上,我们看见了一艘美丽的全黑三桅游艇笼罩在 彩灯里,船上正开着派对。有几条汽艇正来回在游艇和岸上接送参加派对的客人, 他们个个衣着光鲜。这情景就如同在梦中一样。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参加这样的 派对呢? 那女人说这条船叫卡利普索号,主人是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内弟。(我想 她一定是说斯塔夫罗斯·尼亚尔科斯先生。) 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我从中情局退休后,找了一份差事,在可能是当时世 界上最好的一艘内燃机船——171 英尺长的南方十字勋章号船上任经理,这艘船以 前是属于澳州的阿兰·邦德先生的。19w )年8 月,在法国尼斯的安地布港,我的 眼前突然一亮,发现利卡普索号就停泊在我们的船边。船体虽然已经有些旧了,但 依然典雅美丽,令我陶醉。 巴黎留给我的记忆是十分美好的,也让我学会了该如何生活。和子也说,她能 感受到巴黎美好的生活给我的生命烙下的印记。正如海明威所说,巴黎的每一天都 是热闹的节日,凡是去过巴黎的人无不被她愉快的氛围所感动,并带着这份美好的 心清,走遍天涯海角。 正因为我有着这样丰富的经历,所以我对儿子的教育也是很独特的。 我和妻子非常爱我的儿子彼得,我深知父母的爱很容易宠坏孩子。在这一点上 我接受并发扬了我母亲的观点:爱之弥深,律之弥严。 我努力把彼得培养成一个独立、守纪、愉快、乐观的人。在他刚刚8 个月还在 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我就开始训练他了。 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我不用天天去办公室上班,可以在家里读书、看 报告、打电话、招待朋友等等。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从事这份职业的好处之一。虽然和子并不赞成我从事情报工 作(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但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使我可以看着我的幼儿 一天天长大。 每当彼得碰电器插头或者挂着中国画的卷轴时,我会轻轻地拍他的手腕,说 “不,不”,我相信不论婴孩懂不懂都要耐心向他解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温和 的鼓励是把孩于带大的基本要求,给他无微不至的爱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会创造出奇 迹。 孩子们需要长辈的爱胜过一切,而且他们时刻都需要大人向他们保证这一点。 大人们有义务向他表达感情,通过语言、拥抱、亲吻来告诉孩于,我们爱他,他是 安全的,孩子们永远不会厌倦我们十遍二十遍地重复这些言语举动,在这样温暧的 氛围下长大成人之后,会形成自信的性格,会比较温顺和自然地表达对别人的爱, 他们处事会更有信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彼得长大之后,成了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我和和子从来都 不用担心放在四处的危险物品、药品、火柴和刀、钱,甚至是糖果。这些东西即使 他能拿到也不要紧,彼得知道什么东西可能不准他碰,比方说他想吃糖时,会先征 求大人的意见。当然我们拒绝他也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有时他可能不完全懂, 但他会尊重我们的意见。 每当逛商店,没有征得大人的允许,彼得是不会自行去玩店里的玩具的。这和 一般的进商店就爱使性子、发脾气甚至偷商店里的东西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他大一点但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自主地选择饭后的甜品。他会用 小手指一下他想要的那一个。他知道,我们不会给他那些他没有指的。我们就是从 这些小事上从小培养他自己做主的性格。 彼得是我们唯一的孩子。这是件有利有弊的事。一方面我和妻子可以把全部的 爱倾注在他身上,不必担心他和兄妹们吵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时刻提醒自己防 止彼得形成孤僻的性格。要学会同小朋友和睦相处。 我自豪地成为彼得喊第一声“母亲”的见证人。也是我看着他笑着迈开人生的 第一步。他笑得是那么爽朗(我及时地拍下了他随后走出的几步),也是我看着他 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自己爬上了沙发。还有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彼得小时候, 看到狗就叫“汪汪”,当时他知道的动物没有比狗大的,所以当第一次在公园里看 到一头大象时,他惊奇地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叫“汪——汪”,好像只有这样大声 高喊,才能表达象的巨大。 彼得学会自己上厕所也是我教的。 这可很少是做父亲的能得到的快乐。 一有机会,我就会给他洗澡。他常常想先在浴缸里玩上三四分钟,于是我就给 他刻做木船、木鱼和海豚等。等他稍大一点,则刻雕他最喜欢的蝙蝠侠的蝙蝠船、 蝙蝠飞机和蝙蝠双人舟,让他可以在浴缸里玩。这些玩具至今仍在彼得的房间角落 里,在那里还放着他2 岁时穿的小布鞋和旅游鞋。 在我“自由主义”的教育方式下,彼得可以随时看到我的花花公子杂志。一天, 他大概还只有一岁半,还不会说话,竟然一边翻杂志,一边哼起了小调! 彼得9 岁时,参加了他们学校办得很出色的性知识学习班。实际上,我们父子 之间从来没有为谈论到性问题而显得尴尬。 彼得既继承了我坚强的个性,又具有他母亲温柔的一面。他办事考虑周到,这 一点也像他母亲。他工作努力,追求执着,为人厚道,礼貌待人,心地宽阔、善良。 他不像我有时会很冷酷。我对彼得的性格很满意,这一点要感谢他母亲对他的积极 影响。 我们只想养他而不是把他宠坏,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我们知道,无端纵 容只会对他有害。 彼得小时候有点挑食。我就在他的盘子边放上一张像片,上面是一个因为饥饿 而消瘦的非洲孩子。我告诉他那个不幸的孩子什么都吃不上,和他相比你应该珍惜 幸福的生活。我还宣布,如果彼得继续挑食的话,我将无限期地把这张可怕的像片 放在他的盘于边。 这样做没有多久,就让他把这个坏毛病改掉了。 我还教彼得游泳、空手道、打蓝球和踢足球,以及骑自行车。一般做父亲的是 不会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来陪伴孩子的,也不会享受和孩子度过的这么多快乐的时光。 时间是一个父亲能给孩子的最好礼物。我和孩子一块运动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尽 管我由于喝酒太多,有时不能贯彻始终。 在彼得小时候的性格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也必需提一下。他在成 长中遇到的问题和其他孩子遇到的一样,让我们感到棘手的就是撒谎。尽管我知道, 这对小孩子来讲很正常。 彼得在六七岁时常犯撒谎的毛病。因为我对诚实很在意,所以每当发现彼得撒 谎时,我都无法忍受。我极力使自己去理解孩子的想法、恐惧、需求和懒惰,或其 它可能的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对自己说:彼得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要撒谎呢?他 完全无须撒谎。说谎话的应该只是那些想要他们自己没有的东西的孩子。 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对他进行诚实教育了,这时的孩子天真无瑕,乐于 接受新事物和新观点。但由于他们还小,也很容易做错事,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批 评,甚至是惩罚。尽管这些不愉快的惩罚非常轻,但小孩子是肯定想避免的。在他 们幼小的心灵中,认为逃避惩罚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谎。 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告诉孩子,做错事是正常的事,为此受到惩罚也 是应该的。尽管你很小,也要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接受惩罚。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彼得并不是缺乏诚实,而是缺乏在他严厉的父亲面前的勇 气。我们教导他,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言行的后果。如果他没有做错什么,就无须 担心会受到什么惩罚。我发现彼得总是在我很忙,或因工作上的事不开心,或是没 时间陪他玩的时候撒谎。再有就是我被工作缠住,易发怒的时候。现在想起来,这 并不是巧合。我的疏忽是导致彼得不良行为的根源。 这又再次说明父母的爱和关怀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我相信,如果一个成人有说谎的恶习,那他一定是个怯懦的人。他们不知道怎 样鼓起勇气面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他们关心的只是表面现象,因此 那些有勇气承认错误,承认后果的人才受人尊重。 对于体罚的争议一向很大。那些反对体罚的人常常主张对孩子们好言相劝,进 而是加高说话的声调。每当我看见某些对孩子无可奈何的父母们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想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法一定存在某些问题。 我相信没人能在彼得身上找到由体罚所造成的任何“心理创伤”。彼得自己也 承认,尽管有那么一点怀恨在心,但他还是从严格的纪律教育方法上获益匪浅。 我只在彼得重复做一种错事两遍以上才会惩罚他。我想他应该在第三次犯错时 明白为什么要受惩罚了。 我们从不强迫彼得服从我们的意愿。比方说,他从来不愿和我讲法语。其实他 的法语说得不错,曾经学过6 年的法语课,完全可以应付日常交流的要求。不过, 照他说,如果他在我面前说法语犯1 个错,我就会责令他重复10遍正确的。虽然这 样讲有点夸张,但我确实是这样要求他的。其实,勤练是学语言的关键方法。如果 彼得常和我说法语,他是完全可以学得更好一点的。 我坚决反对虐待孩子。因为虐待孩子不但是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事,更是懦夫 的行为。但是,我认为,那些真心爱孩子的父母,对孩子施以一定量的体罚是有益 的。我是从自身的成长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不过我的父母对我的体罚是很重的。 彼得小时候,我对他的体罚方法就是用竹尺打手掌。而且,我们还制定了一项 基本条例来执行体罚。 1 .决不因为自己不顺心而施怒于孩子。 2 .不许滥罚,我们必须守规矩,一巴掌(打在穿了衣服的屁股上)是小错误 的惩罚;四巴掌是最重的惩罚,通常是对撒谎的惩罚。 3 .我也必须抽打自己,用同样数量的巴掌打自己光着的大腿,但力量要比打 彼得的重。 4 .如果彼得忍不住疼,还哭了的话,就再加一下。 (这一条在执行时常被免了,我这样说是为了锻炼孩子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希 望他像男子汉一样经得住痛苦。这种观点起源于过去日本军队的纪律。) 有一次,在我打彼得的时候,我发现他用牙咬着手绢,竭力地忍住不哭。后来, 我知道这是和子教给他的方法。 这就是体罚的意义。 起初我用竹棍打彼得,但棍子很快就断掉了。后来我干脆用手,这也不是一个 安全合理的方法。 我曾去附近一个富裕的小镇,那里有一家专营骑术用具的商店。我想,那些骑 士既然可以用马鞭去抽打那些值几百万美元的纯种马,那我小心一点用它来教训孩 子也应该是安全的。那女售货员问我:“是为赛马用的还是驯马用的?” 当我告诉她我是准备用来对付孩子的,那姑娘露出了恐怖的神色。当然,我还 是得到一根不错的马鞭。 彼得稍大一点后,我在抽他屁股之后,就会脱掉自己的衣服,让他来抽我的脊 背。当那条鞭子第一次抽打在我身上时,差点让我痛死过去。彼得也是满脸的泪水。 我命令他继续下去,抽满我约定的数字。自那以后,我记得彼得再也没犯过什么要 用皮鞭抽打的大错误。彼得认识到,他应该诚实,否则会给自己和父亲带来痛苦。 1992年,电视上播出了特纳广播网的会长泰德·特纳先生回忆他父亲的教子之 道的节目。其中有一个和我们经历十分类似的故事。 特纳先生的父亲在抽打完儿子后,就会让儿子也抽打他,以使儿子明白父亲也 会和他一样承受痛苦。特纳先生说,当轮到他打他父亲时,他完全崩溃了,不能动 手。 我认为已故的特纳先生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对孩子充满真挚的感情。 后来,我把那条用来教育彼得的鞭于上了油,送给彼得留念,让他要以同样的 方式教育下一代。 很多亲戚、朋友都反对我培养孩子的方法和对他们严格的纪律要求。一些人预 言,我的压力会扼杀彼得的天真。有些人甚至说我苛刻的态度会让彼得离开我们。 我相信,在我对孩于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依然是爱,即使惩罚也是出自爱的动机, 仅仅是对偏离正确轨道行为的纠正。 我更相信,对待那些批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沉默。我会用彼得出类拨革的表现 来证明一切。实际上,除了极少数的几次,彼得一直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学生, 成绩优异、品行端正、礼貌待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主见的孩子,并会为自己的 理想付出努力,稳步前迸。同时他也非常活泼,顽皮可爱,决不是一个安静的抑郁 者。 因为我们是关系亲密的父子。我把我会的东西都教给了他。 凡是认识彼得的人都对他有一致的好评,谦虚地说,我并不奇怪,有其父必有 其子。 彼得的朋友说他没有自由。一派胡言。彼得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最美的 “童年”。我和他母亲都希望他是一个尊守纪律的孩子,但在追求理想上又要无拘 无束,拥有充分的自由。生活在当今社会中,遵守纪律是最基本重要的素质。如果 说为了让他守纪律而抽打他是罪过的话,那这也是一种必要的、有效的罪过。在现 实社会中充斥着对年青人缺乏伦理、法纪观念的今天,我和塔雅就不用操心儿子会 有这样的缺点。 彼得小时候需要很多指导,但现在,随着他的成长,他已基本上能独立思考, 但他仍在重大问题上征求父母的意见,并独立做出最终的决定。 我们多次送他去参加夏令营,哪怕是在我们经济困难时也不例外。在维吉尼亚 蓝岭山度过的那个夏令营里,彼得获得了1980年度的露营奖。 在他9 岁时,曾独自一人去日本旅行一个月。我们都认为,彼得过的是美国式 的生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不能很好地适应日本社会。他东渡日本,语言不通, 没有父母的关爱,对一个9 岁的孩子来讲决非易事。 彼得在罗马时,就表现得像一个普通的调皮的男孩,他的一些“坏行为”,就 是在与老师高高兴兴地参加一次聚会后才出现的。 他会在足球馆里用意大利语叫喊,我很难弄懂他说的那些意大利语,只好小声 问他这些难懂的口号是什么意思。他小声地告诉了我,并附加一句:“但是,爸爸, 女孩子们也是这样喊的。” 另外,我对彼得最满意的一点是,他是一个完全公正、客观的孩子。在他8 岁 时的一件事表现得尤其突出。那时,他经常和一个男孩玩,并迷上了男孩的同胞妹 妹,他经常讲起这对双胞胎的朋友。几周后,我们见到这位小哥哥,没想到他是一 个黑孩子。这时,我们才发现,在彼得幼小的心灵里根本没有种族区别的观念。所 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告诉我们他的朋友是黑人。 因为我曾受过残酷的种族歧视的折磨,所以深为彼得能有这样纯洁、正确的观 点而感到欣慰。 在彼得读大学时,获得了3 个奖学金。一个是一年级的州立奖学金,一个是四 年级的州立杰出青年奖学金,还有一个是高等奖学金。前两次奖学金他是怎样得到 的,我一点都不清楚。 最后一次奖学金的获得也属意外。那时,我知道他申请这个奖学金,而塔雅和 彼得当时正在日本度假,我就打电话让他们早点回来参加这个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因为获得这种奖学金是很有意义的。 说实话,当我们得知彼得是6 名获奖者中的一个时,我们都很惊讶。而后来评 委们宣布彼得获得的是最高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他的累加等级平均分在人 选的6 个人中是比较低的。 会后,一个和我相识的评委前来向我们道贺时说:“彼得太好了,他获得这项 奖励不是‘优秀’一词可评价的。” 这是彼得送给我们的一份最厚的礼物,一份美好的记忆,我们可以自豪地庆祝。 我们家已经有两代人酗酒了。我反对彼得喝酒,除了一些特殊的场合以外,彼 得都能听从我的劝告。他的同伴们经常指明要他开车。我希望他能保持这个信誉, 避免一些我曾经犯过的错误。 对毒品,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向彼得指出:“如果你被骗而吸毒,就马上告诉 我,我会竭力帮助你。但如果是好奇而自愿吸毒或者是寻求‘刺激’的话,我就会 毙了你并自杀,我们将一同去地狱。” 彼得懂我的意思,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严厉的警告会否真的兑现。但我也不必 再重复。 无论如何,我不相信彼得会把时间花在琐碎无意义的事上。因为彼得知道,时 间太宝贵了。另一方面,彼得小时候就过着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生活,我对彼得来 讲意味着一切,帮他学习、进步、扩大视野,还包括游戏和愉快的时光。 我相信自由和放纵决不能相提并论。 最近,彼得对蹦极跳十分感兴趣,并说他会去试一试。他知道我非常反对此事, 我对那些存在致命危险的游戏是很反对的,尽管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古话说 得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彼得调皮地说:“爸,没事的,别担心,我会等的,我会等到你——你明白的, 直到你‘走’了,才去行吗?” 作为我的儿子,彼得看在父子情份上总算是勉强同意了。而且他对我早逝或暴 死的想法很习惯。 我告诉他:“好哇,不过听着,我打算活到130 岁,那时你93岁,我看你还怎 么去蹦极跳!” 于是,我们开怀大笑。 彼得读了四年大学,专业是国际研究,那所学校最适合他不过了,而且离家也 近。 但是,彼得在大学里的表现并不令我满意。他直到三年级才告诉我们,他在三 年级时才上“院长名单”(上院长名单是好成绩才能得到的荣誉)。而且他还故意 “忘了”告诉我们他的其他三个室友也早就是“榜上有名”了。 尽管有时我想指责他,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我做学生时 没有取得骄人的成绩,这一点不会影响我批评儿子。我知道他现在做事很努力,尽 管不是都成功,但确实十分认真。我最关心的还是彼得的人品。 现在彼得在学法律,获得了全额学生贷款,这真是上帝保佑,这确实是减轻了 我的经济负担。 儿子再也不依赖于我们的经济支持了。他可以自己安排他的春假、暑期短工或 者是将来的工作申请。彼得做暑期工时,常会选择一些没有报酬,但非常积极、使 自己能得到进步的工作,为今后择业作准备。他体验了独立自主的滋味。 同时我和塔雅也过着和过去儿子在身边时大不一样的日子。塔雅喜欢园艺、整 理花草和社交,每天精力充沛。她不爱读书和看电视,而是忙于慈善事业。我就不 太一样,我不爱交际,爱看新闻、读书、听音乐或写点东西。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