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官员的妻子们 中情局如果不是美国联邦政府中离婚率最高的机构,至少也是离婚率最高的机 构之一。那么你或许可猜测到问题毫无疑问地与其隐蔽的工作性质有关。 工作的紧张和焦虑可能引起高血压。事实上最近的医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情局供职六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得了高血压。由此看来,我有百分之百的 可能性是到中情局工作之后患高血压的。 我的确知道在中情局有许多高血压病患者。 有人曾作过一个“非科学”性的观察:中情局官员通常都比其同龄人显得老些。 据我所知,中情局中酗酒者的比例在政府中也是最高的。毫无疑问这也与他们 的工作有关。 在加人中情局之前很久,我自己就是个爱饮酒的人,因此,我不能也不应该责 备我的病完全是由现在的工作造成的。 但是中情局的工作的确是主要原因。试想,紧张、孤独、焦虑以及在执行任务 过程中还需经常饮酒,而其费用由政府提供。其后果可想而知。 在一间漂亮的酒吧饮一杯可乐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从我后来的经验看,除非确 实因健康原因不能饮酒,否则肯定会失去某些东西。当“目标”在一家时髦的酒吧 看见你喝可乐而不喝酒,他可能在有你作陪时难以享受到饮酒的乐趣。而且至关重 要的是,他或许只是对你稍不爽直,而且神情不甚愉快,或少喝一两杯;在这儿我 们不谈论省钱的事,因为只要饮酒对“目标”有效,有助于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 就要对我们的“客人”招待得周到些。这时,我们不关心国家的债务问题或预算是 否平衡。 我并不是在为我和我的同事们辩护,但对于一个情报官员来说,酒精诱人的作 用和效果确实可为其行动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必须时刻意识到不要使自己沉溺 其中而失去自我控制。我相信饮酒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基因有关。我看见许多人每 天都饮酒但从不像其他人那样酗酒。但我也同样相信不停地饮酒也可将你“转变” 或“培养”成一名酗酒者,即酒精本身并不会自动去找你。因此,酗酒也是一种 “被接受”的疾病,换句话说,你需要它。 适量饮酒并非坏事,但如果是用来“麻痹神经”或用作某种“借口”,就会很 危险。 正如在我开始经常饮酒之前,经常与我好心的妻子争辩时所说的那样:“饮酒 可以熔化我僵硬的神经末梢,好像将热水倾倒在凹凸不平的冰块上一样。” 以上的描写并不完全准确。我用一大杯半是威士忌半是冰块的酒来缓解紧张的 神经、消除不安情绪。 但这种逻辑和借口是不能容忍的。 一旦开始酗酒,你就会躲进你自己的世界里,情况就会变得相当糟糕。因为你 的配偶不能参与你的工作,这是一个“秘密’的间谍世界,对不对?你只能自己一 人处于其中,对不对?你正独自与你的“隐形敌人”作战,对不对? 我一直试图使自己直言不讳,以便本故事能准确地呈现给您。我完全认为自己 有罪并应为自己的性格和道德缺陷承担责任。 但是不应该指责我虚伪。我欠她太多的妻子在过去26年里从没有抱怨过我不诚 实或虚伪,未来的26年她也不可能这样做。 在本章中,我要说的是有关间谍人员的妻子,尤其是非官方掩护间谍人员的妻 子的处境、发生的问题和可能的解释——不是探讨有关解决办法。当然我亦会加人 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它们可能不正确,但绝对是肺腑之言。 由于我对有官方掩护的间谍人员的妻子知之甚少,因此我很少写到有关她们的 情况。她们的生活方式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他们可以参加外交或官方宴会,而非 官方掩护间谍们的妻子却不能。(我曾参加过类似的宴会,有时和我妻子,因我有 过一个不同寻常的记者身份。) 我也将甚少提到女间谍或类似“夫妻店”的间谍生活,只是因为我对他们亦知 之甚少。当时以非官方身份作掩护的女情报官不多,也不太主张使用女性作这类间 谍。因此,除非她们和你在同一组工作,否则你不会知道和了解她们。在我22年的 情报生涯中我只知道两个非官方掩护的女情报官员。据我所知,现在的情况已大不 相同。 请注意我要讲述的是情报官员,不是分析家,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 我相信,由于他们的分工不同,这些人和情报官员的生活环境和对事物的看法也完 全不一样。 处于隐蔽战线的情报官员通常不能承认他们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而大多数其它 的情报人员(行政。情报和科技人员)则可以。由于能承认自己的身份并可以为之 骄傲,尽管不为新闻界和公众认知,但其心理负担仍可大大减轻。他们的配偶也一 样。 在国内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如不首先拧开收音机,我们就不能在家中谈话。在 过去多年里养成的习惯使我们成了类似于“巴蒲罗夫的狗”一样的条件反射。 是缺乏灵活性?抑或感觉迟钝? 试着为某件事将你的生活和自由当筹码,试试绝对准时地做每件事,哪怕只是 几天,你或许就会理解一点被迫出来的习惯的滋味。想像一下从事秘密工作时没有 美国政府的任何保护,而政府也将断然否认你的存在或你与政府的关系,你的感觉 会怎样?按15-20年算,天天如此,你或许会相信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 的环境里的人是十足的傻瓜。 一个处理过去非官方掩护间谍记录的朋友告诉我,在中情局历史上只有6 个这 样有傻劲的官员。 随着苏联和其它许多前共产党国家的消失,以及其它一些社会主义集团日趋温 和的政策,中情局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然而,中情局对前共产党成员和新的、敌对的、具有不同民族背景的独立共和 国仍保持高度警惕,并时刻留意那些不时出现的零星的独裁者的野心。中情局现将 注意防止核武器扩散、国际恐怖分子、跨国毒品走私以及经济和科技情报等方面。 这些任务比和作为我们主要对手的前苏联及其卫星国斗争更可怕。 70年代的中情局看到了非官方掩护的、隐蔽性强的情报官员的重要性,并开始 增加此类间谍的数量。 针对这些新的任务,中情局开始大量招募将要或能够成为“非官方掩护”的间 谍。据我所知,这些新的招募对象从未踏入过中情局总部大门一步。而且新招的女 性人数和“夫妻店”数目也在大幅增加。 至于少数民族情报员的招募,其需要和利益十分明显。据我所知,这样的行动 进行得十分活跃。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在社会上已具丰富经验的和完全独立的人士,谁会心甘情 愿地为相对不高的政府薪水卖命呢? 任务肯定变得更复杂。更危险了。我以前提到的“情报人员不会相互残杀”只 适用于本要的、“文明”的国家,而不适于少数独裁政权,更不适于恐怖分子。犯 罪集团和毒品贩子。因此,这些危险的确使情报人员及他们的配偶变得很现实。 安排和使用非官方掩护且不易暴露的情报官员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和资源。不 难理解,因为他们过的是情报官员和以某种职业为掩护的双重生活。 当然还有其它的原因。他们的身份要么是真正的有经验的人士,要么需经长期 的培训来达到。对中央情报局来说,需要为他们建立掩护身份、提供其子女的生活 和教育费用。其它消费和津贴等等,这需要大量资金。可以想象,由于需要有详尽 的计划或非常间接的方式才能使情报员隐蔽得更好,因此这又增加了后勤人员的工 作量。安全的住房和办公室也必须增加。当今高科技的通讯工具使得间谍及其相关 人员的工作比人们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然而,在这一行当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东西:人类的本性。 由于人类本性难移,一些与之相关的故事也就显得很老套。 我们那个时候,女性情报员相对较少,而且也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我听过一 个笑话说,一名男特工被安排和一名既能于又漂亮的女情报官共事,不知怎么地, 他觉得她——他的上司——是中情局给他的“小小的优惠”,是饭后的“点心”。 后来我听说他仍然认为她只是他的“点心”。 发生这样的事是很不幸的,但确有其事。 在使用一名非官方身份掩护的间谍之前,行动组必须首先对候选人的不同能力 和专长进行甄别,到底是作一名间谍世界里的工作情报官,还是作一名在公众场合 出现的以真正的职业为掩护的秘密情报官。由于生活方式对家庭的影响,对其配偶 的情况亦应作通盘考虑。 我们那时,对“夫妻店”式的情报员来说,很难为他们安排任务,主要是因为 “职位”问题。在同一个城市为他们同时找到两个理想的职位是十分困难的。即使 有这样的一对夫妻,很可能一个是工作官,一个是以官方身份作掩护的,诸如办公 室工作人员或秘书人员。在当时,工作官绝对不可能以非官方掩护身份出现的。 当时,有许多人在等待被派往如伦敦、巴黎、拉巴特、内罗比、日内瓦、罗马、 东京、甚至夏威夷等地去执行任务。当然,令人垂涎的位置会随时代、当地的政治 和经济形势而变。日元的突然升值肯定使日本成为一个不太诱人的地方,而30年前, 坚挺的美元是很值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长期工作在很诱人的城市,不一定意味着有一个好的工 作环境或可以提高工作水平。相反,舒适的生活会使一个能于的情报员沉溺其中、 麻木不仁,而艰苦的环境可以使人更加勤奋工作并获得提升,最后达到令人羡慕的 地位。(当然,配偶和他在一起,一二人就可以荣辱与共。)因此,只想去一个听 起来不错或配偶要求生活的某个国家的想法并非是好主意。 我知道有个情报员在一个可称之为天堂的地方呆了三年之久。那里气候好,风 景迷人,没有危险也没有上司。除了在阳光下游泳,几乎无事可做。除了要考虑下 次的鸡尾酒会,享受实际不用自己掏腰包的海鲜和免税美酒之外,没有任何压力, 等等。 他说在那儿的生活真像神仙过的日子,也许是如此。但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 我相信会感到厌烦。我会为自己的事业担忧。我亦会为在这次任务中浪费光阴、一 事无成而担忧。那对我不会是什么天堂。 将我和妻子不断的争吵作为例外,放在一边暂且不论(因为按我的一些朋友的 说法,我们的争吵有些像体育锻炼),前往一个“天堂”般的国家生活,因工作压 力和挫折和妻子发生争吵将使“天堂”生活变得毫无意义。夫妻和谐亦会葬送在那 儿。 我相信在潜伏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夫妻双方相互信任。没有完完全全的信任, 只是心理负担就足以减少你的作用。 在情报生涯中,让人最感辛苦的是夫妻分别,不管是三天、两周的短期外派还 是两个月或六个月较长时间的分别。不像军队生活,我们经常没有直接的联系方式。 对情报员和他的家庭这是不可避免的困难。因此一个人必须要学会调整并适应这种 生活方式。 我知道一对夫妻,每当丈夫的临时外派时间变得“难以容忍的漫长”时,他的 妻子就会变得“歇斯底里”,这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尽管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肯定对丈夫事业有害无益。 就我而言,我的妻子还是能容忍我。很幸运我从不需要为妻子有这样的感受而 担忧。完全没有戒意或对忠实的怀疑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长期的分离生活中,相互信任是克服这种困难的基础。必须始终保持对一个 人的信任、对他或她处理难题能力的信任以及情报局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并不完 美)。这是对他或她克服困难、坚持工作的重要保证。 对为情报局工作的任何一个人或夫妻来说,信任和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 需要,情报官必须能够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他不应该为无谓的琐事所干扰。因此, 可以预见,大部分责任和义务在于妻子,她也必须学会处理这些问题。 为此,我相信最好的办法是立下一条规则,可以向配偶透露一点你工作的大概, 如果必要的话,记下细节,然后将其密封后放在某一安全的地方。如果发生了什么 小差错的话,其配偶可以和联络官联系,取得他的忠告和支持。 当然,说得越少越好。否则会增加配偶的精神负担,次次盼你安全归来。 就我而言,我总是时时帮妻子做一些可以想到的、妻子不得不处理的日常事务 :收人和支出、健康和医疗、学校、社交、联络和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等等。但我 只是向她简略地讲一下我的行动任务。她经常事先就能猜出,知道我在干什么类别 的事情,因此她并不太担心我。或许她已听天由命了。她甚至经常不知道我什么时 候在什么国家。她只是在我返回之前不久,才通过总部得知我将返回的时间。 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她确实一直在为我祈祷。 我见过、也认识一些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的妻子,她们做得非常好。她们信任 她们的丈夫,尽一切可能、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的工作。作为一个隐姓埋名的家庭, 他们彼此之间必须隐瞒许多事情。但他们仍显得高兴,一如既往,至少表面上如此。 确实,在知道了他们的私下的感受之后,我觉得他们是值得尊敬和赞赏的人。 有个同事的妻子,显得非常苦恼,因为不知向谁求助,于是来向我借钱。她丈 夫当时回国休假。正如前面所述,休假是半强制性的,而且花费很大依他的情况来 看,由于资金困难,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带家属到美国休假,事实是,要求情报员在 休假之前必须清算其资金帐目。同事们不得不为他募集7000美元将他“保释”出来, 以便让他能返还他所掌握的周转金去休假。他可能没有为妻子留下多少钱,所以她 在花完之后未向我、他的同事借钱。 顺便提一句,这种事并不少见,而且即使在当时,7000美元也不是什么大数目。 即使严格地按规定执行,在一个国家的消费是相当高的,通货膨胀意味着要失 去大部分所得到的津贴和补助(租金、设施和学费),通常来说,使用当地货币时, 情报官有时除了使用他的周转金外,别无选择。总部最终会对此进行重新调整并返 还津贴和补助的损失,但要等50——70天才能拿到。 我必须坦白,我做了一件同样的事:在我收到全部美元款项。但按当天汇率不 得不兑换成日元时,日元对美元迅速升值。我们的周转备用金(我们收到的是日元) 通常是大量的日元,我记得我从中转用了相当1 万美元的周转金。当然一旦从总部 收到补偿后,我就将总数还原了。 我听说我们的部长一次就短少了3 万美元。我想知道,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他必 须突然清理他的帐目时他怎么办。 我曾试着和总部的一名官员谈谈这个问题,因她对类似的问题很了解。但当知 道我要谈的内容时,她马卜说:“不要给我讲任何可怕的故事。” 这是一种严重违规事件,她不应视而不见。但对此也没有什么容易的解决办法。 我有个关系极为密切的老朋友,很早就从事我们这个行当。有大,他从他手下 的特工那儿听说东道国的亲西方的独裁者下令干掉他!这不是儿戏。那是一个野蛮 的国家。匆忙中,他不得不留下妻子和幼小的孩子逃命,由于不能直飞,只得沿路 不停地换乘飞机,用尽一切办法才到达安全的地方。可以想象,这是多么恐惧,被 留在那儿的亲人将是多么悲惨! 由于试图离开那个不友善的国家,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受到该国警察的折磨。 我们当地情报站获得的可靠消息表明,当局试图绑架他的家人,诱使他回去。 57天后,家人才和他团聚。由于高度焦虑,导致无节制的饮食,使体重增加了 57磅(在团聚后体重很快降了20磅.但回复到原来的体重却花了3 个多月)。 无论总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还是在他退休之后,也无论已处于幸福的日f 里还是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那位美丽的、善良的妻子是从中学时代起的爱人,就一直爱 着他并义无反顾地支持他。这位前情报官尤其会讲幽默故事,他九死一生的逃亡故 事总是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间谍。军队或执法等职业中,对生命的威胁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或者说是注 定会有的,我相信置身其中的人并非是勇气使然,而是一种所谓优先顺序,一日你 加人了这样的职业,危险就伴你左右了,当要对一件事立即做出决定时.起重要作 用的因素是一个人的优先感,是他的责任感,而不是他的勇气。在危急时刻,他不 会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冒生命危险。然而他或许会考虑通过这样的冒险,是否可以达 到完成任务的目的。我们经常听到英雄故事中的主人公讲述他们的行动过程。这很 少是勇气的问题,因为问题已经被回答了。“在我知道……之前”通常是对我们听 说的一次有巨大勇气的行动的描述。然而,对许多没有搞清优先感的人来说,恐惧 是主要原因。他们必须花时间来考虑,因为他们以前从没有考虑过。犹豫不决导致 上下摇摆,美其名曰“有理性”,很快,一个懦夫就产生了。 不合理的行为在如此借口下,就变成了所谓“合理的”行为。 在我的生活和职业中,我见过许多显示巨大勇气的例子。很遗憾,我也见过许 多明显的现象:“合理”的推辞,“高度”的理性,“仔细”的考虑。不管怎样表 达,最明白、最简单的事实只是“临阵畏缩”而已。当然,加人中情局并不意味着 自然而然地在胸前挂上了勇气的徽章。 希望能做到的是加强责任感,从而克服恐惧心理。 我无论如何不是在鼓吹盲目的勇气。很自然,你必须仔细考虑其它重要的事情。 我只是说在危机到来之前,你必须已经对你成年生活中一些可能性作出了一定的思 考。 举例来说,当一个人没有钱或感到饥饿时,他就应该去偷吗?答案似乎再清楚 不过了。不对。如果当时他别无选择了呢?或者说,如果还有其它重要的原因呢? 因此,没有诸如“深思熟虑”的事儿! 如果在为“臭名昭著”的中情局工作期间,经常地担心死亡或其它与工作相关 的不幸事情,你就要尽一切努力,赶快全身而退。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我加人中情局时,我知道并至少和两个同事交谈过,这 两个人从不来坐从华盛顿到例如洛杉矾的飞机,因为他们担心万一被绑架,就有可 能飞到共产主义古巴。他们丰富的想象力真是无人能敌。 他们其中一人最终再也忍受不了担惊受怕的日于。不要问我为什么。当时并没 有什么地动山摇的事情发生。他或许惶惶不可终日,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吧。他来告 诉我他“深深关注”的事情,问我对他到另一个政府部门的忠告。当他告诉我他正 考虑申请去国防情报局工作,我不置可否。那有什么区别?真是天才! 在精神完全垮下来之前,他最终退出了。他研究过法律,于是去当了律师。当 然不是有关犯罪或诉讼类的律师,那样他就不能远离暴力、极度危险或报复。他发 现自己可在移民法方面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位。可能他听说过美国移民局很少谋杀唱 反调的律师吧。 30年后,我又见到过他。他看上去仍像惊弓之鸟,怕这怕那。也许他担心陨石 掉下来砸了他吧。 另一个同事通过讲毫无根据的“可怕故事”吓唬别人,并以此为乐,藉此满足 其讽刺他人的目的。 他自己非常胆小,因此从不愿意接受海外任务(你能相信一个中情局官员真的 会这样吗?这可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有一天,当他独自在行人稀少的路上行走时,(我猜不出到底为什么或怎么回 事)他忽然中风倒在地上。他痛苦得呻吟了两天两夜。(就这样竟然还讲“可怕的 故事”!)这时人们发现他的头发全白了,身体瘦得只有大约90磅了。我相信这远 比他数年前排斤、打击我要可怕得多。几天后他就一命呜乎。我没听说过他死亡原 因的任何细节。 毕竟生命的意义依赖优先选择。人的价值经常由人所安排的优先顺序所决定。 名声、金钱、荣誉、生命、尊严。声望、爱国心、地位。家庭。爱情、友谊、 幸福、好奇心、奉献、平和的心灵、死亡,都是上帝所赐。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目标。因为他每天的各种努力受到优先顺序的指引。因此, 通常来说,对优先权明确的选择,这决定他的人生价值和生存的理由。当他的选择 产生严重偏差或出现紊乱时,那么他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或者干脆是个悲剧。 在我与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特搭档工作时,一天早上,他来告诉我说他房子昨 晚上被烧了。从他脸上表情来看,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但他没有开玩笑。让我和妻 子——后来我妻子有机会和山姆的日本妻子见过面——吃惊的是,山姆的妻子逃出 火海时只带了山姆的行动必需品:他的“欧式”皮箱、定做的衣服、“皮尔卡丹” 牌的鞋子、伪造的护照等等。她完全没有时间去救其它东西。我和妻子时此印象极 深。山姆的妻子知道这些东西是山姆能够继续工作下去所必不可少的,在她脑海里 已完全建立了一种清醒的优先感觉。而山姆也十分明智地将这些东西集中放在一起。 无官方身份掩护的情报人员的家庭少有聚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在有些特别的情 况下,一年中有两三次团聚时间。 有一个情报官的妻子,她是一个快乐的女人,因此常能用笑声影响其他人_但 她丈夫很少去注意他那位可爱的妻子。不是他不爱她,他爱她,非常爱她。我从没 有听见他对妻子讲一句温柔体贴的话,因为向她讲出自己的爱不是他的本性。(或 许我的朋友也会时我对我妻子的态度作出类似的或更坏的评价,但这不是我现在要 谈的主题。) 我朋友在“偶然”结识最难结识的日本女招待时有个小诀窍:找一间昂贵的高 级夜总会或酒吧,他只要在晚上11点1 刻,也就是在关门前15分钟进去,这个时候 通常提供免费服务。女招待们正准备回家,他们会和他闲谈几句,发现他没有任何 交通工具,其中一个会让他搭她的车——常常是十分豪华的车于,带他到她的住处。 要是他不是这样真正的朋友,我不会相信他。他也相信我告诉他的令人难以置 信的但却是真实的故事,因此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他说他妻子根本不在意那样 的事。 “那么你真有这样快乐的时光?”我羡慕地问他。 他通常的答复是:“我没有于任何事。” 我相信他,那是他消除压力的方式。 我对这种轶事的观点是情报员不必到外面“闲逛”;他们需要有自己的消遣方 式。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这也会减少夫妻之间的磨擦。 谈到稀奇古怪的消遣,可顺便提到我的一位在巴黎的日本朋友,他喜欢看脱衣 舞表演。对他的癖好使我难以理解的是:他是一个优秀的妇科医生。他为什么愿意 付钱去看裸体女人?我不理解。他的严肃的解释是:当她正在工作时,脑海里没有 任何杂念,他说,脱衣舞,哈哈,就不同了。 我还知道另一个同事,他是一个有官方身份的间谍,有段时间来处理我的联络 工作。他快到半夜回家,然后花两三个小时建造诸如“放荡女人”或卡拉维尔号等 复杂的很大的旧船模型。他说他建一只船要花上六个月时间。我问他为什么花这么 多时间而不是去睡觉。 “那是我忘记和像你这样的白痴们工作的最好方式!”他对我嚷到。他是个好 情报员。我后悔没有向他要一只他通常要放弃的模型船。 我并非说要妻子们对丈夫的“怪念头”或“不忠”必须逆来顺受而不加抗拒。 而是将其当作是一种暂时的“不忠”或迷途,不要过分看重它,这可能是更明智的 方法。我不是在为不诚实辩护,作为实用主义者,我只是说,现实如此。 民意测验和调查确实表明,有相当高比例的男人做通奸或其它蠢事。一些学者 认为这是雄性动物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以我们不要离题太远!)。还有,最近的研 究表明有通奸行为的已婚美国人的比例令人吃惊地低。然而,这不是由于道德的约 束,而主要是由于机会或设施的缺乏。 现在,我们看看那些和特工打交道或培养“目标”的情报官员。他们有大量机 会过放荡不羁的生活,而且都发生在日常工作,费用由公费支出。 我个人的忠告是:忘记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不将它们当回事,试着更温柔、 更体贴地对他,他会回到你的身边。除此之外,你怎么知道他在欺骗你呢?雇个私 人侦探等于向外人泄漏秘密,在国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大多数妻子能做的就是去找行踪不定的丈夫的上司诉说。很自然,无论事实是 真是假,对丈夫的道德水准或妻子的心理稳定性都会提出质疑,这或多或少地会影 响丈夫的事业。 如果他真的应受惩罚,你愿意折磨你自己或孩子,提出离婚吗?温柔地对他吧。 不要指责他,好像是他扼杀了你们的婚姻似的。所谓婚姻需要两个人来共同珍视, 而不是两个人来共同破坏的。如果他伤害了你们的婚姻,试着去维护它。不要和他 一起来破坏它。 你曾经任性的丈夫很可能像个调皮的、后悔的男孩一样乖乖地回到你的身边。 因为许多男人跟一个不顾后果、调皮的男孩没什么差别。毕竟,他选择你来结婚, 把你当作他最好的“一半”,对不对? 如果这些宽容大度的方法失败,我不会再劝阻你与他分道扬镳。 这使我想起了为中情局工作时的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我听到许多信任我的朋友 告诉我他们的一些私人想法,或许他们认为我容易和他们沟通吧。我听到许多关于 性的坦率的想法。我相信情报局的紧张生活对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有相当的不利影响。 至少许多私人谈话可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这儿我谈的不是那些每天工作不紧张的情报人员,这些人早上8 点30分上班, 下午5 点锁好报告和文件,然后下班,从不担心回家途中会有人跟踪。 我要讲的是那些每天24小时保持警惕的情报官员。 我发现这些情报官员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患有阳萎,这可能是暂时性的,但有时 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比如半年或更长时间。其中有些人正确或不正确地认为放 纵自己是较好的解决办法,因此他们极积寻求婚姻之外的解决办法。 一个新的性伙伴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可能没有丝毫效果。对“阳萎”也 没必要大惊小怪,并由此进一步毁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中情局曾提防其雇员被讹诈的可能性,那的确是很可怕的。 中情局被认为对讹诈手法也有极为专门的知识。 请允许我和大家分享我对讹诈的个人知识。 讹诈并不时有发生,但如果一旦发生,怎样来对付它呢? 首先,不要犹豫,也不要害怕。对你来说,天还没有塌下来。只是不要采取错 误的对抗措施。 迅速和上司、保密人员、有丰富经验的朋友以及可以采取措施的任何人取得联 系。要知道,讹诈只是在秘密还没有公开时才有效。中情局或其它任何主管当局应 该能找到一个审慎的解决办法,至少比你私下和讹诈者打交道要好。 30多年前,我听说有一组中情局情报员和摄影师突然闯入,照相机闪光灯叭叭 作响,手持 16 毫米相机,拍下那个难对付的“目标”与一名妇女鬼混的场面(当 时没有电视录影机)。对赤身裸体——可能狼狈不堪——的“目标”,我们脸色严 峻的官员威胁地说:“跟我们合作,否则……” 考虑到目标的外交身份和他们国家严厉的制度,中情局官员认为他们大功告成, 肯定可将了解敌对政府大量秘密的这个人为己所用,一次良好的合作即将开始。 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第二天,那位在突袭中被捉的“目标”堂而皇之地登上 了回国的飞机,兴高采烈地向前来机场送行的大使馆高官们挥手致意。想象一下我 们的情报人员张着大嘴、傻乎乎发呆的样子吧。 我们不知道故事的结尾。但我们仍然可从中得出这样的教训:即便是在最佳条 件下,讹诈也不一定有效。 我知道,中情局现在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但至少已极少使用讹诈这一手法。没 有必要只考虑在道德上的顾忌,更多地应考虑到与国家事务有关的实际情况。 由于知道这个规则,后来当上司错误地指责我“从事讹诈”时,我因此大怒懊 恼,因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对此我将在下面仔细描述。 因为以上提到的原因,我从不干讹诈这样的事。法律上的差别姑且不论,如果 讹诈真有效的话,我或许去试着干了。在情报工作中,正如我们所知,有时如果你 侥幸成功的话,那么就只看结果,不管手段如何了。毕竟,偷窃是情报收集的基本 方法之一。 我要做的最接近恐吓的就是我称之为“逻辑规劝”、没有那种高声大气的恐吓。 对情况的平静解释正如在棋盘上分析战争形势一样,需通过凝视和沉默来加强效果。 这往往非常有效c 你或许会问,这与讹诈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不要明确地说出要暴露你所掌握的对手的什么样的秘密。队对手的观点 来看,可能你隐含着什么。你不要以任何方式暗示因为他的什么不端行为将会毁了 他的生活。让他自己去解释。去担心好了,你不要以任何方式去暗示或建议什么你 只要暗示或提醒他你知道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就行。 第二,你保持沉默,让对手之作出选择。你不要要求他或对他施加影响迫使他 屈从。绝对不能和他谈什么交换条件,绝对不能。如果他坚持要知道“怎样做道德 仁是正确的事”,你只可以概括地说一下你的“主观意见”。当然,你要全心全意 地鼓励他可能采取的任何道德上是上确的行动。 是诡辩吗?也许。按外行话来说,这可以说成是“修补篱笆”、“悔误之举” 或“付钱给该死的债鬼”。 就我个人而言,讹诈一个真正的罪犯,看他在恐惧和焦虑中倍受煎熬,我不会 有任何于心不忍的感觉。坦率地说,这让我感到高兴。坏蛋毕竞值得这样的惩罚。 要是他不干坏事,他就不会害怕,对吧Z 在间谍活动中,我们进行的是一场游戏, 一场战争游戏。战争是残酷的、无情的。一个人必须为他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付出 代价。我们都知道并能接受这样的法则。关键是我们要用最小的代价或伤亡获得真 正的胜利。讹诈并不能保证会取得成功。 有个关于有名的花花公子式的国家元首的故事说:一个“友好”的政府展示了 一些他与女人们狂欢的有关他名誉的照片。他高兴地说:“这些照片真可爱,我想 要一些这样和那样的副本……” 本想讹诈,却反而帮了那位国家元首的忙。 我妻子有次突然取笑我说:“当心,不要让人拍到有损尊严的姿式。” 对此,我通常回答说:“别担心,我总是表现得很有尊严。” 我还有一个性格很独特的好朋友,他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当时正值中年。他已 为中情局工作了许多年,但其妻却对此事一无所知,她还以为他只是在为一家美国 公司工作而已。 我知道他不喝酒也不近女色。我问他:“你是怎样对你妻子和长大的女儿守口 如瓶这么长时间的?你怎样对她们解释不分白天黑夜所做的古怪的工作或经常离家 不归的原因的?” 他的解释很简单:他妻子完全相信他。因此无论他离家去以作掩护的公司或去 华盛顿总部,都不会和家人发生什么争吵。他不需要向家人做过多的解释和说明。 他认为没必要让家人陷人麻烦。由此可见,信任是关键。不需要让对方知道的问题 几乎从不告诉对方。他认为妻子知道得太多并非好事。 然而,这种情况后来也使中情局大为头疼,我朋友患了肝癌,在6 个月内就去 世了。但他不曾向家人告诉他是中情局官员,他在中情局有寿险,而其家人对此竟 一无所知。 而且他和他用作掩护的公司也有一种名义上(虚假的)寿险合约。失去丈夫的 妻子自然想到向他生前所在的公司获得“实际上不存在”寿险赔偿,而真正要做出 理赔的是与他签约的中情局。 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官员告诉我说:“这位寡妇得到一大笔意想不到的保险金, 她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但我们也不能告诉她真相。”值得庆幸的是,至少她得 到了一些补偿。 这次事件之后,中情局发布了一条新规定:情报员的家庭成员中至少要有一名 嫡系亲属知道他与中情局的关系。 对我妻子来说最困难的事就是当别人问起他丈夫某个晚上在干什么或在什么地 方时,她却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结婚初期在东京生活时,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当一个美国朋友在纽约 问我妻子时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对一个美国妻子来说,不知道丈夫晚上在哪儿就意味着其婚姻要么有麻烦,要 么丈夫在四处游荡对妻子不闻不问。 因此原因,从我们一开始在纽约生活时,我妻子就远离社交圈,因此她的英文 水平提高不大。因我是一名非官方掩护的间谍,所以我们很少有关系极为密切的美 国朋友。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日本人。日本妻子对不知道其丈夫晚卜到底在干什么 都习以为常。“我不知道”几乎是一种专门的足以应付询问的答复。 对大多数男人来说,吃饭和性是他们最重要的两件事。(事实上,相当部分人 的职业与这两种本能的生物需求有关)。为满足这两种基本需求,以某种方式拼命 赚钱,是一个人不得不时时刻刻考虑的事情。但光有钱还不能满足所有需求,尤其 是性。因此,对情报官来说,知道如何得到一个“愿意”和他有性交往的女人是一 个不公开的但却是真实的职业需求。事实上,为“目标”介绍(使用“提供”或 “拉皮条”等词听起来太猥琐了)一个女人比给他钱更能迎合他。使用这种“常规 疗法”可以达到各种目的。 我对此认识很深,如果必要,我会试着准备一些“自觉自愿”的女人,以便可 随时派上用场。尽管我自己实际上从没有用到这种方法,但在美国我还是能介绍几 个来自某著名学府、漂亮、打扮人时。举止优雅的女学生。 我有个特工,他对以前一位情报官在某个晚上介绍给他的一个金发学生一直念 念不忘。每当谈起此事,就好像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经历一样。自然,他一直 缠住我,要我为他再提供一个“金发学生”。 当然,介绍认识女性伙伴对目标或特工都没有什么限制。高官和有影响的人对 此亦同样持欣赏态度,这是个全世界都认同的事实。 为此原因,在了解了很多地方之后,我在纽约某处找到了一个地方,这是曼哈 顿中区的一个真正时尚的妓院。 和一个同事一起打扮成商人模样,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对行动十分有用。 我尤其喜欢碰巧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漂亮的黑皮肤女人、我的同事也将黑皮肤女 人作为首选目标。像往常一样,我对她非常友好并很快与其进行了相互信赖的交谈、 我对她有许多联合国外交官的顾客并不感到吃惊。 在日本,为培养某些“目标”,我到过几个非一般人可以出人的高级按摩室, 这些场所是专门用来迎合电影明星和相扑高手以及那此怕因丑闻而退出公众场合的 顾客。这些按摩室非常昂贵,而且非常谨慎。其中摆设令人眼花绽乱,有些装饰十 分时髦,有些是后宫武士或信佛的尼姑的肖像。按摩室中的年轻女人绝对漂亮,干 净,有礼而且健康。她们的服务还用说吗? 我和一个同事在秘密接头时提起这些豪华的按摩室,他对此相当了解而且还去 过按摩室。所以当我说:“她用香皂把我全身每一处都洗擦了一遍,我的意思是说 下巴以下全身的任何地方。”他对此并不觉得吃惊。 我亲爱的同事十分狡猾地问:“那又如何?” “就像杂技演员用她的阴毛刷遍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我在总部工作过一年,在此期间,我对一个朋友谈起此事。不久,他得到一个 去日本作临时外派旅行的机会。自然地,他问我在哪儿可以找到这样的地方。我十 分乐意地写下了这间按摩室的名字,画了地图,告诉了那些女孩的名字,甚至告之 他在日本应找哪种出租车司机。 我朋友回来后,我问他在那儿玩得怎样,他回答说:“我太喜欢那地方了,我 担心我老婆发现你画给我的地图等,所以我将这些东西放在总部保险箱里,而我忘 了将它们带出来。” 与在国外或在军队任职一样,对中情局的情报官员的妻子们来说,一个非常头 疼的事就是不停地搬家。而搬家对没有官方身份的间谍们来说尤其讨厌,因为他们 没有在国外可以利用的大使馆或军事基地,也没有固定的居住区。特别不能使用前 任腾出的居所,因为要尽量避免在非官方掩护的间谍之间有任何可能的联系。他们 必须自己找地方,并得到情报站的许可。 再到一个地方作一次旅行要2 年以后,但视情况可以缩短时间。如果要想使调 动做得更有技巧些,在回到同一个城市之前,在别处作了短期驻留。有些情报员需 在一个城市呆5 年多,有些要断断续续地呆上10年之久。 这通常是因为情报员对这个国家、其语言和人民已十分熟悉,有助于他更好地 开展工作。然而,假设一个情报员平均每2 -3 年搬一次家,加上在真正住下来之 前的一些诸如汽车旅馆的临时住所。这意味着妻子将独自承担几乎所有家务事,因 为情报员本人必须在到达后不久就开始执行任务,有时他还身在别处。 就我而言,我在22年里搬了14次家,其中10次是实打实地搬家。我和搬家公司 商讨事情,而在到了一个新居后,我妻子和子要做大部分工作。如摆放家具,清洁 房间并将所有东西放好等。在我们真正能邀请客人到我们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家 中吃饭时起码要花上3 个月时间。 我们的情况相对来说还算好的,我知道有一家在20年里搬了20次家! 尽管局里支负除了搬家保险费和工人的小费外所有的开支,但在搬家过程中仍 有一些可见或不可见的损失。如搬错了东西,打破、损坏了东西或丢失一些家具, 或丢失棒球卡(对我们的儿子来说是无价之宝),遗留在美国的已生锈的手枪(我 的心爱之物),已经丢失的但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等等。 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员,在国外,如果你在草草指定的地区和由中情局 支付的规定房租价格之间有选择的自由的话,选择原则应与职业房产经纪人的相同, 即:位置,位置,还是位置。 你应该选择一个交通、工作、学校、邮局、医院、杂货店等都方便的地方。然 后考虑诸如邻居、景色和安静与否等条件。 这些听起来很奇怪,但至少它是很实用的。如果你对工作和职业很认真,你还 应该仔细考虑哪些是你应最优先考虑的事。位置可影响你的机动性、心理状态、进 取精神等,而这些反过来将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我不同意一些情报员将住所选在“可爱而宁静”的郊区的观点,因为这会使你 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你开展工作的地方。只要简单地算一算,你就知道,你一 天只过了22个小时,而不是24小时,也就是一年中只过了329 天或者说是12年中你 只过了*年。 如果那个地方是安全的或者你花在工作上的时间长一些,噪音和环境就不算什 么。当然,这可能会为你的家庭带来一些不便。但有中情局非常大方的津贴,你不 可能住在类似贫民窟那样的地方。只要不是住在城市中那些与你格格不人的地区就 行,因为这些地区往往犯罪率较高。有些国家,这样的地方还可能会受到恐怖分子 的攻击。我相信一点,就是,要有个能和睦相处的邻居。 我认识一个情报官,他选择住在政府办公地、官邸和受到严密保护的政府要人 中间。这不仅给家庭日常生活或闲来散步带来不便,而且这些地方经常是群众游行 集会,装甲车,大炮,突击和空袭的首要目标。你很容易碰到政变或反叛等的事件。 位置和安全性绝对是应优先考虑的事。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先去咨询一下保 险公司或以前曾在那儿生活过的同事,选一个犯罪和恐怖分子较少的地方。 我自己曾经在罗马住过,当时罗马是个不太平的地方,犯罪和恐怖分子十分猖 撅。但我发现那时还算安全,这只算是我的运气好而已。 纵使是在罗马,有两次我们都亲眼看见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有持手枪和手提机关 枪的安全人员在实施逮捕行动。行动进行得十分平静,我甚至一点都没意识到。每 次都是妻子拉我的手臂,我才注意到我旁边的人正持枪瞄准“嫌疑犯”。 后来,我们住的大楼曾受到宪兵一天24小时的武装保卫,那是后话。 我总是单独决定选择我们的居所,常常事先都不与妻子商量。我们不喜欢单住, 一般都是住在公寓里。我随身总是带着指南针、地图和前面提到的所需的各种居住 条件的清单。在作出决定之前,我会从光线到飞机噪音对那个地方进行仔细地研究, 经常在白天和夜晚去查探情况。我不怎么考虑室内情况(部分原因是对此我们没有 太多的选择余地)。我知道妻子最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尤其注意厨房设备和布置, 有时甚至要测试一下厨房的风扇。 只有一次在罗马,我愚蠢地实施了所谓的“家庭民主”:和妻子商量。自然, 我们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争执。我妻子希望去著名的帕里奥利山地区居住。对此我非 常恼怒,我问她:“你真的希望在深夜,可能天又在下雨的情况下,在铺着光滑的 鹅卵石和布满狗粪的山上街道上我走得更快些吗?你想我滑倒在地,一头撞死,然 后你为我清扫粘满狗粪的尸体吗?还有个小问题,在这样的街道上,停车场不可能 很近。请可怜可怜那些可能和我有同样遭遇的客人吧。” 最后还是我赢了。我们在罗马一个可爱的小花园前住下来。妻子非常满意,在 罗马期间她一直都过得很开心。 顺便提一句,这个地方离尼碌皇帝墓很近,大约只有一英里左右。当时臭名昭 著的皇帝一般都葬在远离罗马的郊区,由于城市的扩大,才使得荒凉的郊区成为繁 华的居民区。 在像罗马这样的城市,偷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高明的门卫就显得十分伟大。 感谢我们的门卫夫妇,我们所住的大楼在22年里,包括我们住在那儿的4 年里,从 没有发生一起失窃案。然而,门卫的警惕性意味着我白天和夜晚的活动也受到监视。 这对我们这些非官方掩护的间谍,在非正常时间穿着不同的衣服外出十分不便。 在国外为中情局工作所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你要使你的小孩从一种教育制 度转到另一种教育制度。教育体制的不同可以通过进人美国人的学校或国际学校来 得到补偿。但是,因为你是非官方掩护的间谍,你就没有机会和其它有官方身份掩 护的间谍或真正的美国大使馆官员进行正常的交往。你的孩子就可能没有机会和其 他的美国孩子交朋友。就我而言,因为大都把我们当作亚洲人而不是美国人,因此, 一般说来,我们与美国人交往得不多。 更为重要的是,每2 -3 年一次的搬家,孩子就不可能与其他孩子从小发展成 长期的友谊。这种生活方式对我儿于的影响使我很难过。他小时候的好朋友都离他 很远,或者中断了联系。他现在的好朋友都是在我退休并定居下来后才遇到并结识 的。 我们的儿于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孤独大概一直是他最困难的体验。我们当父母 的尽力去做他的朋友,但这当然不太合适。儿子养成了独自学习和玩耍的习惯,对 一个孩子来说,他远远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你在国外生活,纵使你也是一名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如果与你的朋友和邻居 分别,基于同样的原因,你亦会觉得孤独。因为在经过一两次旅行之后,很可能你 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在非官方掩护的情报人员中,有多少朋友我能再见到他们? 非常非常少。 在你安全回到美国之前,由于对职业的考虑和关注胜过你和同事之间的友谊, 因此,在国外,彼此之间也不会与你有正常的交往。就是在美国国内,非官方掩护 的情报员朋友遍布全国,除非你们碰巧都在华盛顿区或同一时间在同一城市,否则 聚在一起是十分困难的。 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国家之前,要像一般的旅游者一样,带上大量可以防止你平 时易患的病的药品。有些国家可能没有这样的药品,即使有,其价格也会高得离谱。 在日本,我就买不到在美国随处可见的普通抗酸剂。同样的药品,在日本就需 要处方,而且价格要高5 倍多。 如果可能的话,在出国之前,要从你的医生那儿得到你要去的地方的医生、牙 医或专家的名字。这为我到罗马执行任务少了许多麻烦,节省了大量金钱。对孩子 来说,没有医疗保险的牙齿护理,在哪儿都会相当昂贵。 不管是否有官方掩护的中情局人员的妻子,和一般外交人员的妻子一样,肯定 都会将烹调作为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就我而言,因为职业要求,我妻子经常要准备 主餐。当然,只有用我的真名时才这样。 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和子的烹调技术,而且只要我稍稍叮嘱一下,她就会很 乐意地应我所求,马上着手张罗。 数年来,我们邀请了众多的客人,甚至20年前,她就因做得一手漂亮的中国菜 而得到中国外交官和记者的赞赏。常常在谈到中国烹调时,她还能进行一些粗略的 评论。 现在,和子已收集了30多本烹凋书和20多本厚厚的可供选择的菜谱。每次她都 要详细地记下主餐的菜谱和客人的爱好,这已成了她的习惯。许多中国人都建议她 去开烹调课或开家中国餐馆。 炒菜,烘烤或开三明治宴会等是非常有用的技术,这可使你的生活更加愉悦, 同时亦可使你丈夫更好地工作。真是一箭双雕。 和其它技巧一样,社交也是非常需要的,它可以通过实践和训练来提高,和子 对此了解不多。丰富的经历,加上你的幽默和一些适当的玩笑,你在任何聚会上都 会过得很开心。 如果你有运动、植树养花或参观博物馆等方面的爱好,这也是在国外结交朋友 的好力、法。 许多妻子拥有工作,这可在多方面改善你的生活。在国外,整天呆在家中会产 生厌烦感。我相信每个人,无论男人或女人,不管他或她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做他 或她最擅长或最愿意做的工作。 巧的是,我妻子和子在她的生活中实际上从没有出去工作赚过一分钱。(最近 她做了一天陪审员工作并赚了15美元,她认为这非常伟大,并非常骄傲地送给了她 妹妹。)和子在婚后一直都充当家庭主妇。对此我从没有抱怨过,相反,我对她所 起的作用十分满意。 可以说,和子对我们家庭所做的和付出的也是一种工作,一种不是一般薪水所 能替代的工作。因此和子生活得很幸福,而且在其努力中不断遇到挑战。 在这里,我只能描述我们所做的一些与其它家庭不同的事。 大多数家庭喜欢外出进餐。而我们经常在家里吃饭。这可节约不少开销,和子 可以为我们做各种口味的食品:中国的,意大利的(我们儿子爱好的),美国的, 有时是日本的或法国的食品。她现在对我的肉、蛋、油、脂肪、胆固醇和糖的摄人 量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凡是中国美食家认为精美食物必不可少的成份,她都限制。 从她年轻时开始,她就一直通过锻炼来减肥,但常常并不成功,直到现在才有 成效。和我朋友对其妻子的态度相反,我从不要求和子减肥。其实她根本不胖,但 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她想变得“苗条”些。由于现在她每天积极锻炼,因此她成了 一个非常健康的女人,倒使她的丈夫显得有些老态和懒惰,有时看来像受到苛待的 人了。 在我退休之后,她对医院、家庭护理和慈善事业的自愿工作显得非常积极。 我想,如果和子有份工作,那么我就可有些额外的收人可用。然而我敢肯定我 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我们的儿子也肯定愿意他母亲呆在家里而不是出去工作、作 为一个学生,他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受到母亲那充满爱心的烹调和食品的款待,我 们的儿子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购物者,我常常从我熟悉的卖家那儿以较大的 折扣价得到非常好的东西,并因此省了不少钱,尤其是我们住在罗马时。与其他家 庭中有较多人赚钱相比,这也是对我家庭收入较少的一种补偿方式吧。 我们也常常收集一些瓷器、银器和水晶器等,很多情况下我们都用到它们。 不管是在执行国内任务还是国外任务,我都相信,孩子都需要更多的来自他们 父母的关。乙和照顾。对一个中情局情报官来说,当他或她努力工作,不停地忙碌 或频繁地旅行时,这往往非常困难但绝对是应明智地加以解决的问题。 我也相信每个人都不相同,情报官和他们的配偶都必须自己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作出最好的计划。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更多是如何避免失败,而不是成功的秘诀。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