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到日本 我对第二次日本之行计划了很久,并且憧憬着以后五年快乐的生活。谁知一开 始就出现了不祥之兆。 再一次作为一名极密‘情报官,我在纽约的一家规模虽小但信誉卓著的公司接 受为期两周的实际掩护工作的训练。和蔼、爱国的社长给了我一个副社长的头衔。 准备这一新任务时,我不得不接受专家的指导,阅读关于我自己和将要在东京 开展的活动的文件。我发现总部和东京站为一个行动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我被提名 为这个行动的案官。 厚厚的文件中,大多数是往来电报,争论一名在日本的特工的价值。这里我称 这人为草见立夫,他被认为是一名“睿智”的中国事务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结束了混乱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的头九个月里,中 国失去了三位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同时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在这种 情况下,中情局需要它的中国事务专家对中国的国内局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能 够从中国得到有价值情报的谍报员非常有用。 梅旦尼仍在华盛顿地区,他饶有趣味地注视着我对这项与草见立夫有关的新任 务的反应。当时我提升到GS-13级,成为优越的“长期会员”和一名多面手时,梅 旦尼则完全是一名“中国通”,他处于GS-13并且正向GS-14前进。中国通梅巴尼 能讲三种主要的中国方言,但他不讲日语。他不是学者或分析家,也不是招募人员。 他先是中情局的语言专家,后来主要从事特工管理这种极密情报官的通常角色。 在这个极密情报官组里,我在梅旦尼下面工作。 我和家人匆匆抵达日本,正好赶得上和于父亲的忌日,这对我们全家是一个重 要而令人悲伤的日子。 经过站里的“安全检查”,同意我租下了一套高级双层公寓。这里离东京最大 的国家公园(也是奥林匹克公园)代代木公园只有3 分钟的路程。后来我儿子几乎 把那里当成了我们的后院。 我不信教,也不迷信。但多年以来,我感觉自己虽然有点微弱、但可以明显觉 察到的能力——我称之为先觉,凭此我能预感到快要发生的事情。我不能确切地说 明,也不愿谈论它,因为这听起来有些“怪异”。连我妻子也不全信。因为它们常 常变成现实,所以我不能否认我的预感。 说到我的酗酒,我又开始每周喝一两次‘有限量”的酒,当时我拒绝承认,但 我很明显回到了成为一名酒鬼的出发点。 和勾搭女人一样,喝酒不是成为一名优秀行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我必须得说 (当然并不是为自己辩护) ,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这些不好的习惯在情报世界里确实很有用。我从不在 意“我不相信不喝酒的男人”这种说法。就像语言一样,喝酒和与女人调情是一名 情报人员可以充分运用的特殊工具。在阴暗、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和尔虞我诈的情 报世界里,我们要面对的许多性格,这些不是我们应该赞美的道德典范,但是如果 特工或目标拥有这些缺点,负责行动的官员就能够利用他们并且和他们建立有用的 联系。 梅旦尼不与女人纠缠,并且只喝极少量清淡的饮料。在我将要与之共事的一组 极密情报官中,没人饮酒会超过两杯,几乎全都显得是末日来临之时、进人天堂的 有力候选人,似乎只有我肯定是罪人(希望神学上的结论会不同)。 我们的部长是我第一次执行临时任务去东京时碰到过的头儿。他是一名狡猾的 独裁主义者。有经验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也讲日语,喝酒,喜欢女人,因此有时在 某些具体问题上会给下属留下一些余地。 这次我不会因为那事而对他或其它任何人心存畏惧。我有经验和坚实的自信心, 不担心自己的能力和未来。 我从来没被所谓的“强人”所吓倒。在东京和纽约的七年时间里,我与无数 “强人”交谈过。这里我指的是不同国家的政府首脑、部长、大使和商界巨子,以 及那些有别人为他们开门并受到尊重的人。 我常常觉得只有确切的理由才能赢得尊重和敬仰,而不仅仅是地位或权势。 我一到东京就建议不通过通常的途径——由我们的人介绍,而由我直接拜访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记者。因为在纽约与他们“真诚”地交过朋友,我已经很了解中国 的记者和外交官。一名可能的中国情报官员曾经告诉我,将来我可以用他的名字作 担保人。我是到那时为止、唯一的一名遇见过两位中国外长并与他们握手、还不在 乎的中情局官员。虽然我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但很值得一试。以前用相同的方 法我已经成功了几次。 梅里尼和头儿拒绝了我的提议,没有任何特别理由。我只能猜测可能是梅里尼 不愿意我用这种手法抢了他的风头。 我们的秘密情报人员与中国人没有直接的个人接触。 我不仅失去了使站里和我自己有一个好开端的机会,还感到站里从我的联络员 到我的上级——梅旦尼像一团不详的乌云罩在我的头顶。这是第一个明确的讯号: 梅巴尼是我的对手而不是盟友。 这令人沮丧。我知道一旦梅巴尼超过我成为我的联络人和上级,这种情况就会 持续下去。以前在纽约时,在一个名叫莫里的家伙手下,我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 有时,一名官员可以要求调换在站里的职位。但这样很少会有好的结果,因为 他可能会被视为麻烦的下属。 对一名极密情报官,如果有选择,也会更有限c 可能没人愿意担任联络员,那 是公认的一项麻烦而又得不到奖赏的工作。 我惊诧地了解到,按照一条奇怪的规则,我光彩的身份——受人尊重的纽约公 司副社长在日本没什么价值。 这不是我或任何人的错,我被告知申请那项特殊职业的许可证需要一大笔钱和 很长的时间。 于是,我在东京没有可用于作掩护身份的工作。但他们还是让我先行一步租下 了合适的办公地点,修饰一下外表以便于开展工作。并不是那么困难,不是吗?可 能是轻而易举。 “我们都很坚强,能够承担别人的不幸。”——罗斯福勾公爵。 一名日语流利但几乎不了解中国事务的同僚把我介绍给了特工草见立夫。他之 前的案官是一名美国人。这名美国人在加人中情局成为“情报官”之前是一名语言 特工(指主要由于能使用当地语言,如进行翻译的能力而与之联系的美国籍特工)。 他几乎没有行动经验,对中国了解则更少。 我回忆起他写的文件中对草见提供的“情报报告”的评论:“这听起来像北京 周报。” 后来我发觉确实如此。我发现了草见从北京周报上抄袭“情报”的确切证据, 并将这种欺骗行为告知了那名官员。 草见35岁左右,走路时大摇大摆,看上去精力旺盛,充满自信。 我对这次见面有所准备。我带着友善的微笑与他有力地握手并介绍自己:“我 叫本田,很高兴见到你。” 草见的回答是:“我叫日产。” 几乎能听见“怦”的一声,我的心为之一沉。 本田,作为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的汽车品牌,是常见的姓氏和汽车公司创始人 的姓。事实上,在日本有两个不同的本田,音同而写法不同。我准备用的是少见的 那个本多。 但这个傲慢的王八蛋说他的名字是日产,这是另一个主要汽车公司的名称(意 思是“日本生产”),而不是家族的姓氏。 他想显示他很聪明,知道我的名字“本田”是化名。 他明白我知道他叫草见,于是没有介绍自己的真名,而用“日产”来显示自己 的聪明,甚至说话时不带一丝笑容。我知道遇上了难以相处的家伙。 每个明智的情报官都应该明白即使特工知道他的真名,情报官通常也会用假名。 这是一种常识和常用的手段。主要是出于安全原因。 我经历过一个特工与情报官之间协调得很好的例子。特工和情报官用的是同一 个化名——木村正夫。特工知道情报官的真名,但他们从未将真名讲出来。通电话 时,他们都会说:“我是木村正夫。” 通常是这样的,当我被案官介绍给那特工时,案官会指着我简单地告诉特工: “请见一下木村正夫先生。”每个人都明白游戏规则。 草见偶尔向不知名的杂志投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由此,他标榜自己是“中 国专家”。与东京站里其它才干相当的特工相比,他的报酬很高。我可以说他受到 了前任案官的宠爱。 以他的态度,我感觉他可能希望我称呼他“先生”或“老帅”。在这个世界里, 我不会让他心满意足的。 更何况,我差不多比他大5 岁,在远东地区这常常很重要。 因为有介绍人在,第一次会面很愉快地结束了。但从第二次会面开始,这种关 系一直呈稳步下滑的趋势。 前面已经提到,草见无耻地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他不知道,虽然我无心成为 一名中国通,但在等待新任务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钻研我已经成为中国问题以 及“文革”以后中国局势方面的专家。 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想被承认不仅能进行与我的母语和种族背景相关的工作, 还是一个可以做很多事的人。我想展示学会的技能。我自信能够像领导中国人或日 本人那样领导讲法语的非洲人。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充分展示这一点。 草见的傲慢很明显,他认为我像我的前任那样不了解中国事务。他开始就中国 问题胡吹,间或从杂志或日本报纸上的文章进行引述。他只有在喘气时才不能表明 他会“讲”中文。 草见很不幸,他有两点致命的错误:他不知道我一直阅读的日本出版物比他只 多不少;第二点——这是最致命的——他不知道我是中国人。 草见肯定认为我是美籍日本人。(我的日本语仍然带有口音,并仍然使用日本 化名“本田”。) 用他自以为是的方式,有时他甚至掏出中文出版物用假装的中文发音大声阅读 上面的数行文字。 我敢说他所炫耀的中文根本不存在。 知道他所提供的情报没有价值的同时,我让草见吹嘘他在中国问题仁的“专业 知识”。 总部管理报告的官员是对的。他们是一群能力很强的专家,甚至能够判断身处 地球对面的特工的心理状态。东京站保护草见并为之辩护是因为他们招募了这个假 专家。当总部怀疑草见的真实价值时,他们想证明和确认自己行动的有效性。 我通过梅巴尼也直接向我的部长提出了对草见的看法,我被告知要努力与草见 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好像这仅仅是我们性格上的冲突。 我们两人不能相处是因为我很了解草见提供的消息和报告的虚假性,而以前的 案官不能确定这一点。还可能因为草见觉得我会调查他制造的假象。 我的职业素养使我能够在必要时完全压制住个人的好恶,但却不能期望我接受 一名冒牌的“专家”。 但无论如何,东京站是草见的坚强后盾。 我被要求带草见及其一家到一个温泉疗养地放松和游玩。通常来讲这不是坏主 意,不过这只能证实我的怀疑——草见很受那些认为他有价值的人的宠爱。 案官有时这么做,是因为特工提供的情报报告是他们——特工的管理人——唯 一的产品和工作成绩的证据。很自然,他们想生产出更多“畅销”的情报报告。 但是中情局里有很严格的确认程序用以剔除假情报,可能总部管理情报的官员 逮着过草见,于是“争论” 开始了。 也许东京站内从行动的负责官员一直往上,没人认真考查过草见报告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或者是没有称职的“中国通”来严格检查草见提供的情报。 即使想到要和这个假专家一起度过那么长的时间我就觉得厌恶,但我确实按照 指示邀请了草见及其家人到温泉疗养地去轻松几天。 奇怪的是,草见拒绝了如此诱人的邀请,没有任何可信的理由。对一个普通日 本家庭来讲,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邀请。我只能猜想草见同样不喜欢我。 在我耐心地劝说下,草见最终同意去住一晚上。 他带着他约3 岁大的小儿子去的,他的妻子和长子没有同行。同样没有任何解 释。 草见不愿介绍他还在学步的儿子的名字时,我不得不压下自己的不快。他在担 心什么?如果他是害怕我会暴露他的家庭,那我真不知他愚蠢到何种程度。 这次出游从头到尾完全是一场灾难。 因为草见没有带全家一起去,所以,我为我们三个找了一大间日式房子,希望 这能使我们“更接近”。这是日本人常见的习惯,但在这儿又是一个错误,就像日 本谚语里讲的那样,将一只猴子和一条狗放在了同一个笼子里。 草见甚至拒绝和我一起洗温泉浴——这在日本是很平常的活动。到了温泉却不 洗洗?这和应邀赴宴却不吃东西有什么区别? 这是最后一次尝试。虽然我没说什么,但我恼怒得决定放弃“建立和谐关系” 的想法。(或许我应该告诉他这温泉以能“治白痴”而著称。) 我和他们在同一间屋里吃喝。睡觉时,我习惯性地将刀放在枕边。草见能清楚 地看见刀。如果他被引诱,这会激得他过来抓刀。 无声出现的刀表明了我的“慎重”。也许我是半真半假地引诱草见做某种傻事, 真正的傻事,那样他就可能会有终生难忘的教训。 我还猜想他可能趁我睡觉时对我拍照。后来我考虑到他没有勇气在黑暗的屋子 里使用闪光灯,所以打消了那个念头。 我认为自己处于最佳的无所畏惧的状态。 第二天早上,草见面颊浮肿、两眼充血,看上去很。瞧淬。我热情地问他睡得 好不好,他叹息着抱怨我轰隆的鼾声使他不能人睡。 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可怕的鼾声可能只有妻子和儿子才能忍受。 我向他表示了“最深切的”歉意,而心底却在哈哈大笑。(你自找的!如果你 妻子同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但草见也可能报复了。 我告诉他不要拍照我的相。中情局官员在照相机面前都特别害羞。一名间谍不 喜欢自己的照片被四处传播,因为它们有可能落人不恰当的人手中。与可疑的特工 一起拍照是不可想象的。 在一些景点,我自告奋勇为草见和他的儿子拍照,但他拒绝了。偶然的机会, 由于草见说漏了嘴,我意识到他的相机装有特殊的鱼眼似的广角镜头,能够拍摄160 度的视野。因为通过相机我会发现装在上面的特殊镜头,所以他不愿意我为他拍照。 可以想见他拍了我的照片。虽然可以猜,但我不能肯定他在何地结束了对我的 拍照。 在报告中,我详细叙述了这次“观光”的过程。然而在东京站的眼中,草见仍 然是一名“信得过”的特工。 我们的关系在旅行之后变得更加冷淡,仅仅是用典型的日本式表面热情来代替 相互之间的敌意。 一天,草见又一次掏出一本中文出版物用他那可笑的假中文发音“读”给我听, 以显示他的“学者风范”。我平静地从他手中拿过材料开始用清晰流利和地道的发 音阅读那段文章。他的脸变成死灰一般,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的脸苍白得那样快。 草见第一次认识到我可能是中国人,至少在他听起来我读中文文章时的发音很 纯正、流利和地道。草见和我无言地盯着对方。真痛快,让草见知道其实很早以前 我就撕开了他的假面具。此时的情景就像是日本传统歌舞剧里最高超的表现形式— —厚重的带着刺绣的幕布无声地降落到舞台上…… 然而,我的上级不顾如此冷漠的对抗,仍然将我与草见放在一起。他们仍然想 用某种方式证明草见是有价值的特工。也许没有其它极密情报官了解中国并能控制 革见。梅旦尼做不到,因为他不能与草见说日语。另外,他可能很机灵,无论如何 也要避开这个特工。 如果更刻薄地看,也许他们正希望看我和草见之间不可避免的决裂。 草见被安排“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参观中国的城市。这将是他第二次中国之 行,我们为这次旅行付给他津贴。作为我们的特工,他将会向我汇报最新情况。 草见的任务不止一项。从中国回来以后,他还必须将护照交给我们几天。(我 们将确认他的行程,检查最近移民局、海关、公共安全部门和其它部门在护照上留 下的印章,而且我们极有可能会将这些印章复制下来备用。) 这是对所有被外派到有关国家旅行的特工适用的程序。 当我提醒他旅行结束后上交他的护照时,草见马上同意了,因为以前已经历了 这程序。草见还给了我他在中国的计划行程表。 两周中国之行结束后.草见照例同我会面并提供了一些书写和印刷的材料,还 有一些包括拍自上海的照片。 草见不知道需要时我会有很强的记忆力,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行程表中不包括上 海。 我没说什么.像事前说好的那样向他索要护照。 草见犹豫了一下,然后愤怒地拒绝了,这只是照旧的例行公事,我问他为什么 生气。 草见说这样做如同让他供出自己的妻子。 简直是一派胡言!他进退两难,只是因为有什么事要隐瞒,因此他必须找到脱 身的理由。 我冷静地指出这种比较是很荒谬的,草见却坚持这种不合逻辑的前提。他不是 想争论,而是试图隐瞒护照上的一些东西。他不愿将护照示人是因为知道上面有不 能见人的东西,没有与他纠缠于争论这个粗俗比喻有什么用处,我告诉他,他没有 理由拒绝已经历过一次的例行程序,这次拒绝会替他招致严重的后果。 草见看上去有些动摇了,可能他害怕中情局会做出某些对他不利的事情。(这 是那些对中情局不友善的人通常的反应:神经紧张导致的恐慌。) 我问他为什么访问事先没有计划的城市——上海。看上去就像再一次被重锤击 中了头部一样,草见甚至无法作任何解释。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需要他的护照,拒 绝服从对他会很不利c 我知道草见每月从东京站领取的津贴很高,相比之下,其它 来源的收人则较少。也许草见意识到有可能完全失去中情局秘密发给他的免税收入。 我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建议对草见进行测谎实验。我知道草见不可能通过 这个实验。 结果我蒙受了在东京碰到的最大打击之一,没有考查草见报告的价值,相反, 部长却站出来让我将草见移交给前任案官,即曾经认为草见的报告“听起来像北京 周报”的那个。 我恶心得无言以对,站里居然宁愿忽视草见是一名双重间谍的严重可能性。 我和那名官员谈过一次,一名如此装腔作势的男人,骨子里却没有多少东西。 他说他目前不做什么事。因为已经“了解”了草见,所以他“不介意接管这个行动”。 他“不介意”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让一名懒散的官员去做一此杂务,去消磨时 光,这关系到草见可能是双重间谍的问题。 这名做过特工的官员说他能够控制革见,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牛一样。难道他要 对关十护照卜的反抗和测谎实验不加理睬? 很明显,如果草见被当作双重间谋抓起来,这名“我了解他”的案官、部长或 者东京站内与草见有关的人都会不仅仅是严重的丢脸,他们将不得不为高度培养草 见和为他传递有问题的情报而负责任。 我感觉到沉默的敌意像堵墙一样包围着我。我从未想要卷人这场即使总部也不 能占上风的争论中。 同时带着不情愿和解脱的心情,我同意让那名官员接手草见行动。 我以书面形式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和我的疑虑。我已经尽我所能,将由上级对 草见行动下结论。将这案子留给那名官员后,我感觉自己好像从一次严重的便秘中 解脱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东京站可能根本没将我的报告交给总部。 我听说那位案官像一台传送机一样疯狂而机械地制造由草见那里传来的“报告”。 几周后,我忙于努力招募一个目标,据我所知他是草见的密友。这一次我以中 国人的身份出现,用的是中国化名。 有可能草见会听说他的朋友与一个“日语流利的中国商人”出去喝酒,但对此 我没有办法。我决定不去担心这个,风险必须要承担,那是这种游戏的要素。 直到草见通过他“无更好的事情可做”的案官要求和我“谈谈”。 那个案官完全了解事情进展,他能够驳回草见的要求。我知道草见可能怀疑那 个接近他朋友的中国人就是我,但我仍没有过度担心。如果我回绝他会面的要求就 会显得更可疑。我必须去见草见并澄清这件事,我希望草见的案官能够意识到在需 要时给予我最起码的支持。毕竟他和我一样是美国公民,是强大的中情局的情报官 员,不是吗? 几乎完全像我预期的那样,草见带着狡黠的笑容开始了他的谈话:“有一名讲 地道日语的中国人接近了我的朋友,你知道东京站是否派人在我朋友身上下功夫吗?” 他讲话一点儿都不客气。 草见的案官紧挨我们坐着,突然表现出对天文学的强烈兴趣。他透过窗户盯着 天空,假装什么也没有听,显然试图避免卷人这件事。 我回答草见:“即使我知道站里进行的任何事情,我也可以不告诉你。但就我 所知,没有这样的计划在进行中,因为对此我一无所知。” 然后为引起那临时业余天文爱好者的注意,我说:“听着,你知道有人接近草 见先生的朋友吗?一个讲日语的人。我没有听说过。” 这个时候我才极其痛苦地真正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注:中情局官员并不免怯懦,但是,我仍然希望他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能够 占上风。) 对我的引导性问题,那个白痴不仅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我不这么想”,而是 结结巴巴地道:“我想……呢……嗯,我想是这样,完全有可能。” 什……什……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站在哪一边?! 压制住自己的怒气,我不得不采取常用的姿态:像一个有经验的玩扑克者那样 面带微笑而不显露任何东西。我紧盯着草见,就像要求他来个摊牌:看看谁先眨眼。 但是,哎!草见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盟友”已经宣布我的弱牌是什么。 这位“天文学家兼情报官员”再次无声地盯着星星。 我不知道当时他低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可能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想。或 许他那软弱的大脑因为害怕而在发抖,并且停止了运作。 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面对敌人时的抛弃。出卖战友的行为”,除此之外我 还能怎样评价他呢? 这真令人震惊,难以置信。下流! 我不愿意讲粗俗和侮辱性的语言,但对他来说,这种攻击还远远不够。他是卑 鄙下流的化身。 和战场上的军官一样,这名官员应该因擅离职守而被处决。 我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以前的同事,年仅24岁就成为了中国国民党军队中的上 校,他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是一名异常勇敢和正直的军官。他因为成就非凡而超 越了年长的同学升到了高位。他打了几次胜仗,包括包围并消灭了一整队1500人的 敌人。 他自己就亲自处决了两名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的下属。 我遇卜他时,他已经转变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很痛苦地向我讲述了些往 事。 (我相信自己能够带着较少的痛苦枪毙了这名“案官”。) 我去找我的老朋友山姆·斯维夫特。正是山姆邀请了那位“案官”、他的好朋 友加入中情局做一名情报官而不仅仅是做翻译特工。 山姆很悲伤,他说他与那位老朋友不再亲近了,听了我的故事以后,他慢慢地 摇着头说:“那是他的问题,过十骄傲而没有勇气。你有这样的经历,我很难过。” 可能是看见我在生气,当时和后来山姆都没告诉我:多年以后我发现山姆曾经 和这名官员一起合作干过一些事。在一项由重要特工构成的工作中,山姆自称为安 东诺维克,而这名官员则扮演和我一样的通译者的角色。山姆和他的老朋友失和可 能是由于这人在行动中的态度问题。当时山姆很慎重地没有批评过他的“搭档”。 他也没告诉我他的老朋友在那次行动中就是他的搭档。 但是有一大山姆突然来叫我回去和他恢复以前的搭档关系,他说我是唯一能在 正进行的紧张行动中扮演好角色的人虽然,就像我前面写的那样,那名情报员已知 道山姆日语流利,不需要另一名官员做翻译。和以前一样,他没有讲现在了他不和 的搭档是谁。 中情局对于人性有很深刻的理解,它没有期望它的雇员有异常的表现,虽然有 时它有这种希望。 例如,虽然可能暗地里希望那样,但中情局不会命令他的官员在被敌人捉住时 自杀(就像在U-2 飞行员格雷·佛兰西斯·保尔事件中表现的那样)。 中情局也理解遭受拷问的官员早晚会崩溃和开日、没理由希望有相反的结果, 那就是为什么有时“‘自杀装备”会被用于提供“容易解脱的方式”。但是,中情 局并不要求情报人员被抓住时使用这种装备。 我自己对死广或伤害更少恐惧,这不是说我比别的普通人勇敢。我猜可能来自 于年青时开始的教育背景。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给我这种东方古老的行为准则。后来,我又生活在 战败一方的“神风”文化中。 无疑,我和其它人一样知道生命的可贵,我不会轻待生命。但就像大多数传统 的东方人所熟知的那样,有时维护自己的荣誉需要做出极大的牺牲。有些东西比牛 命史重要。 内心里我是一个传统的东方人,仍然保留着这种准则。因为有这种可能性,所 以我一直使我的家庭——首先是我的妻子,其次是我儿子——对我不管与工作有关 与否的突然死亡或失踪有所准备。我还教他们如果我在某地被扣作人质,别等我回 来。我告诉他们像以前一样生活,虔诚地向神祈求帮助,并且接受任何的天意。我 告诉他们,上帝总是对的,所以他不会,永远不会,给我们真正糟糕的结局。 我不想将自己的“人生哲学”强加给妻子和儿子,但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 我相信他们会的。 所以我和我的家庭脑子里都很平静。他们已对危机有所认识。他们也经历过危 机(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讲述)。我非常明白,如果我真失踪了,他们会悲伤的,正 如我对他们一样。但我们现在会更容易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不认为这种想法更神圣,更高尚,但这无疑使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能更 轻易地保持平和的心境。 后来我听一名了解内情的官员讲,在我提出建议整整6 个月以后,草见接受了 测谎实验,结果是“不确定” (我会说这是最佳的),这里不确定就意味着出局。 但我后来得知切断与草见的联系又花去了6 个月时间,并且给了他一大笔遣散 费。 间谍机关通常会试图策反敌对方间谍,以达到诽谤的目的或利用他传播错误消 息。 虽然掌握一名双重间谍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但努力将敌对方间谍转变成双重间 谍是我们的日常事务。 在草见这件事中,他拒绝L 交护照来得很突然和出人意料,同时暴露出他可能 已经变节。这件事糟透了,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 没有比草见将我们的秘密透露给敌对方更可怕的了。草见可能将他知道的我们 的一切告了密,还可能包括我的照片。 同时,几个不同类型“被招募”的特工和“发展对象”,即那些可望被培养成 间谍的人被分配给了我。 一个怪人差点儿进人了我的范围。那是一个反应迟钝,对人极其冷淡的特工。 他每天必步行通过我家前面那条窄窄的街道去办公室。(有一次我必须假装破行以 免被他认出来。) 让我生气的是,这名怪人被强加于我之前没有按惯例取得接收案官——我的同 意。梅旦尼说我没有任何选择,因为掌握这名特工的案官“明天”将要离开东京。 肯定是预先设计好的借口。 更可气的是梅巴尼完全知道这名特工在我家对面的办公楼里上班。他有时开玩 笑说今后我可以使用我那幢楼的后几关系到其他情报官员的安全问题时,他可以轻 率行事。 与这名特工的第一次行动结束时,我知道即使他有一个日本名字,事实上他是 一名台湾人,虽然他从来都不承认。我可以很轻易地听出我熟悉的乡音。 这名特工不知道我是谁。我建议站里剔除这名无能的特工(我很担心有一天他 会偶然发现我的住所和身份),站里同意了。 去除这名特工以后,我仍然在我家附近碰到过他几次,因为他还在同一地点上 班。但他从来没认出过我。 我离开华盛顿去东京之前,做指示的官员中有一名苏联专家。在漫长地介绍完 苏联的各个方面以后,他强调:“我们对格鲁乌(苏联军事情报局)最感兴趣。与 克格勃不同,他们纪律性更强,隐藏得更深,我们更害怕和尊重他们。很少听说他 们在哪儿。如果你有机会发现他们,请立刻通知我们,我们会尽快赶到东京,我们 会找到些事情干的。” 格鲁乌的成员是由职业军官转变而来的情报官员总是很秘密的。我从未想过会 有碰到他们的机遇。 我的豪华公寓所在的大楼的45个单元中,所有单元都由日本主人自己所用。只 有4 个被外国人占据,包括我家。即使那时东京房价低,每个单元也价值35——60 万美元,15年以后,即1990年,东京房地产最景气的时候、那幢公寓的每个单元值 100 万美元以上)。另三套住着一群白人,看上去他们一起工作。 开始我以为他们是西德人,虽然我能听出德语,但从未听他们人员交谈过。从 邮箱上的姓氏我不能确定他们的国籍。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将我的住址报到站里进 行安全检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对他们没考虑过什么。 这班人的头儿和我住同一层,与我的住处隔走廊相对。因为这些都是两层的复 式公寓,另两个单元的入口在五楼和八楼。 那位头儿引起了我的好奇。他穿着考究,像名商人,但又带着一丝军人的于练。 他失去了右前臂,装有戴着黑皮手套的假肢,手中常拿着英文和日文报纸。有一次 在电梯里相遇,我情他是用法语跟我打了招呼。因为听得不真切,所以我不能确定。 当时应该没人知道我会讲法语。我想那人可能猜测我是越南人,但又不像。后 来,我想他们能够轻易从老的外国记者的记录中查到我的名字。第一次到日本时, 我认识了几个苏联记者,其中一名后来被公开驱逐出了日本,因为他“从事了与记 者身份不符的活动”。 一天早上,我看见这群白人中的一名从公园跑步回来——他穿了一件宾州大学 的上衣和一条加大洛杉矶分校的裤子,一种奇怪的搭配。我估计他讲英语,向他打 招呼,他只是含混不清地回答了一下。 我抄下了邮箱上的姓名,让总部调查。 几乎同时,在与豪华公寓相配的通常整洁的垃圾房里,我发现了一本日文妇女 杂志。杂志附带的特别封装部分含有《提高做爱技巧》的说明书,封口被粗野地扯 开了,可能用的是手指,很明显阅读者怀有强烈的渴望。有人用铅笔和希利尔文 (译者注:俄文的本源)在杂志的边上做了注释。 有几点很明确:阅读妇女杂志的人会讲俄语(?),而且此人日语很棒,能理 解艳情文章。另外,这种粗野的开启方式更可能属于男性。 我常有的奇妙的运气又来了,而且是大大地!如果有人没公正的理由能流利地 讲三到四门无关联的语言,间谍是被怀疑的第一职业。 大东京地区数以十万计的住宅里住着1500万人。我在这些人中以难以置信地运 气地搬进了一栋住着一群苏联间谍的房子里,而且这是在东京站做过调查以后。 就像闪电以后一定有雷鸣一样,总部的答复确认了我提交的所有名字是格鲁乌 官员,还有他们过去的活动,甚至还清楚地列出了他们的一些不受欢迎的记录。 (注:中情局不轻易地给谁加上“肯定是间谍官员”的标签,这种荣誉只能未自于 有记录的确凿证据。) 这群人中的一名“妻于”看上去像传说中的“美女蛇”。她皮肤白皙,眼睛深 蓝,美丽端庄而性感,极为整洁、那种慵倦的样子,如果一个男人不能立即想到她 在床上充满诱惑力的肉体,那他一定是性无能。我会说这是令人可怜的无能(不用 说,我的能力很强)。无论她拥有其它任何能力,似乎都是完全不重要的。 一天早上,我看见她在公寓附近的大百货公司空荡荡的顶层闲逛。此刻10点刚 过,她穿着一件高贵而暴露的衣服,还穿着一双高跟拖鞋。 我有些困惑了。我有在奇怪的时间到奇怪的地点去的习惯,但她早晨的这个时 候身着性感的晚礼服在这儿做什么呢?她要与某人会面?或者是在等鱼上钩,她的 目标会是我吗?不,不,不可能,(我不会那么幸运!)她可能以前从未仔细看过 我。我想我应该离开以免互相见面,可能她还有朋友或同伙埋伏在她周围。 显然这座大楼是格鲁乌情报人员主要的活动场所,可能是他们秘密的东京住宅 (苏联人对情报站的称呼) ,那个失去半截手臂、威严而有权威的人是“长住民”(站长)。他们可能拥 有这几套公寓。建立他们这些住处可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克格勃大都居住在苏联人住所周围,而格鲁乌则不像那样,他们人数更少,更 远离公众的视线。我也注意到在被年青人占据的两套公寓之一中常有生面孔迸出, 他们一般只呆两周左右。 我几次看见一名可爱的白人小姑娘进人对面那头目住的公寓。她看上去太小了, 只有5 岁或6 岁大,不像是他的女儿,可能是他的孙女。我5 岁大的儿子彼得迷上 了她(彼得,这可能是遗传)。彼得一直让我邀请那小姑娘,这意味着也要邀请他 的父母。 这可能是中情局和格鲁乌秘密情报人员在同一间屋内难得的聚会。 我要求东京站通知总部苏联局。 据我所知,站里没有根据我的要求采取过行动。我也没收到答复(通常,总应 该有某种形式的答复)。 唯一一次有机会见到东京站站长时,我着重强调已经确认格鲁乌成员与我同楼, 问他怎么办。 站长回答:“保罗,他们的人比你多。” 这又不是拔河比赛,我不信格鲁乌们知道我是谁,因为我的伪装身份很牢靠, 记录很于净,从未暴露过。 而且,像前面讲的那样,即使他们知道也不会杀了我。这不是007 厂小说。我 没什么可怕的。难道我的上级真的很关心我的安全? 从以前他们对我的方式来看,不像。站长肯定对我有不好的感觉。 (后来我回到美国与高级官员交谈以后,对此更加肯定。) 另外,可能苏联司的专家想找某种理由来东京,所以不要我的积极参与。 我清楚记得接受指示时那名想了解格鲁乌的官员的严肃表情。他没希望我将格 鲁乌包成圣诞礼物。轻视了他的要求,真不好意思。我想这可能是中情局失去的一 个绝好的机会。 至少,我们必须做我们这部分的工作,并让苏联局决定怎么做。如此接近格鲁 鸟巢穴的机会我们能有几次? 请让我再重复一遍:间谍活动是一场游戏,一场极为严肃的游戏,但仍然是游 戏。 我们住东京的时候,这种奇怪的共存现象持续了整整3 年。我儿子对那名小姑 娘的迷恋很快就褪去了。在我们想不起的某个时候,小姑娘不见了。 那些年青的情报官员和他们的头儿很不相同。头儿过很长的暑假,他的车,一 辆沃尔沃,留在了车库中。 车停在那里时没人碰它。我和那些年青人偶尔以微笑致意,但从没说过话。 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即使他们真的知道,他们也 没有管我,因为我从来未有被监视的感觉。如果他们真的察觉了我的真实身份,虽 然我不相信,那么这是一场“生存和让其生存”的游戏。 当走出所住的楼时,我变得加倍小心。必须出去到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成了要 走过几个街区的烦人工作。 我仍然相信我们应该对这些格鲁乌情报官员采取一些行动。 不是吗?生命的意义就是尝试,而不是在最安全的路上迈出最确定的步伐。不 幸的是,中情局这个使人立刻联想起冒险的组织正在失去它最初的特点,而世俗的 官僚主义习气却在漫延,每个人都热衷于能够自保的任务。 我从未期望生命从诞生到死亡是一条平静、安全、舒适和好运、能轻易走过的 路。相反,我所见到的生命充满了冲突、危险和迷惑这些我们憎恶但又必须承受和 试图克服的东西。 我们有时胜利,有时又失败。但是如果所有这些奋斗和抗争都被避开了,生命 一定会失去意义,不够精彩。 重要的是,我感觉自己在东京站里的工作环境正在恶化,我的行动和进取心一 直被我唯一的消息来源——梅日.尼打断和拒绝。我觉得自己被迫做一些平庸的工 作。如果给我更大的活动余地,我应该做得更好。 这不是我自夸,我过去的记录可以证明:我对语言、国家、人民及其心理的了 解程度使我比别的情报官员有特殊的优势。 后援工作也不是很好。在第二个年头,我不得不到日本的所得税务机关申报上 一年的所得税.但我没有任何有帮助的证明。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发生在我前次来日本。当时站里和总部没能给予证 明我收人所需的文件。这是可能暴露一名秘密情报官的严重事件。 在日本,一名外国居民必须有文件证明其收入来源,否则,他会被命令马上离 开这个国家。所以,申报所得税是维持可靠身份的重要部份。 前次,我被站长本人在不下1O个高级官员在场下训斥他问我为什么对如此重要 的事情没有准备(我猜测参加会议的高级官员是想帮助找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如果 他们能做到的话)。我很坦白地解释道,在此之前一年我已经警告过可能有这个危 机.并且一再重复,最后一次是在交税的最后期限前两个月用书面形式提出的。应 负直接责任的上级官员中有两人缺席(很自然!)这次“质询”,但站长在局里以 脑瓜灵光著称,他很明智,最后认识到不是我的错。 站长说:“你努力去做,看看能做些什么,这一类事情你干得很好。” 就是他当站长时,我第一次取得了招募的极大成功。 我高兴地听到表扬,但这并没有使我的工作进行得更容易。我仍然不得不去所 得税务所,却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解释过去年零三个月我是如何生活的。 这一次我有了前一次的经验,但情况变得更糟。从我家穿过一条窄巷就到了我 要去申报所得税的税务所,很难解释一名没有收人的外国人会住在这个最富有的人 居住的街区。 头一次,我走到一排坐在桌子后面的税务人员前面。他们都在等着帮助所得税 申报人——多数是日本人。 我挑了一个看上去最年青的,我希望他是最没经验的,能够让我钻着空子。幸 运的是,我没有遇上什么麻烦。 但是!这次没有等着帮助纳税人的税务人员,他们都好像不睁眼就能够嗅出在 所得税上做假的人。我选择了一个年长和蔼的人,但他看上去就像在税务所中度过 了一生似的。 我隔着桌子坐在他们对面,向他出示了我几乎全部完整的部税务表格。我抬起 头,天呀,我仿佛清楚地看见了我公寓窗户的大特写。那名税务官员要做的只是留 意我的住址。他转过头说:“哦!你住在那里!” 我的好运又来了。我不需要解释一个没有收入或没收到汇款的外国家庭如何能 够在月租为1200美元的公寓中生活一年。 当那位有同情心的官员对我的“穷困”表示怜悯和鼓励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所有这些问题和挫折堆积起来,使我内心受到折磨。我想我的胃溃疡又开始恶 化了。坏情绪使我和妻子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那对我的精神和性情都没有好处。 一天早晨,我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以致不能连续说话。我打电话给一个台湾 中学同学,他在东京最好的一家医院里做医生。 我朋友医术很高明,听我喘息着描述了一下,他正确估计到我得的是急性胰腺 炎,而不是胃穿孔(这两种病的特征都是剧烈疼痛)。他让我马上叫一辆计程车到 他的医院去。 我妻子真是个地道的日本人,她竟希望我能脱下皱皱的廉价睡衣,穿上“更体 面的衣服”。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她吼叫,让她想想什么是应该优先考虑的,然 后独自一人蜷在计程车的后座上冲到医院。 我的情况很危险。感谢我的朋友,他知道外科手术用于急性胰腺炎很少成功, 我被施以药物治疗,在加护病房度过了五个日夜。 我被告知我打破了几项医院统计的记录。许多医生都在惊讶地谈论我的获救。 可能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他们都想摸摸和感觉一下我疼痛的腹部。有人告诉 我,死神曾经从我身边擦过。我早已知道了。 我妻子快疯了。第一天,因为没有其它房间可用了,我被推到一间有6 张床的 房间。虽然我醒着,但被用了大剂量吗啡止疼。 我告诉和子我可能要“去”了。 不顾每一个人震惊的表情,我钟爱的妻于开始对我大叫:“你要去了是什么意 思?你不会死在这儿!你不应该这样死在这儿!你应该死于一次飞机失事!” 她指的是如果我死于飞机失事,将会自动获得美国捷运的航空保险,被赔偿50 万美元。我知道她的意思,给了她一个苍白的笑容。 后来,她笑着说:“我说这种话真不好意思。” 我告诉她:“你找一架肯定会失事的飞机,我会登上这架飞机的。” 第二大梅巴尼到医院来看我,劝我放松和不要担心以后。他将我妻子拉到一边 对她说:“不要告诉你丈夫。但你应该考虑到完全有可能被送回美国。” 当时梅里尼并不知道我得急性胰腺炎的后果。即使我的日本医生会讲英语,他 也没同他们谈过。虽然这种警告在行政上是对的,但这种过早的警告以及发布时鬼 鬼祟祟的行为却是梅里尼的个人特点。他怎样去顾及我妻子的焦虑和痛苦?他脑子 里没有想过这种情形下此种警告给一对夫妻带来的伤害?或许他一直对我可能被送 回美国感到幸灾乐祸。或许他对我极有可能死亡感到高兴。但他真的相信一个妻子 会将这种警告对她即将死去的丈夫保密? 梅巴尼认为我是一个专横的丈夫,这可能很自然地是从他惧内的角度出发得出 的结论。他不能理解的是更伟大的爱情是超越形式、语言和外表的。 梅巴尼一直认为我对待妻子的行为是“粗鲁和屈辱性的”。他也许不能理解我 妻子的不同想法。在我看来他关于婚姻的观点,只是一种陈旧肤浅的表面形式。一 张生日卡或周年时送一束花,没有就表明缺乏爱意等等。他可能永远也不能理解我 妻子常对我开的玩笑。相反,他可能会得出结论:我妻子和我相互憎恨。 他也永远不能想象后来我会开心地笑我妻子曾经尖叫着提出有关50万元保险单 的事。 形式从来对我不重要。我们确实也送礼物——生日。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 但大都是被要求或容易得到的。忠诚在我们家高于一切。我们用心,用爱情去拥抱 对方,而不是相互纠缠。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只有在后半段时间里才被允许吃有限的流食。 我的医生朋友几乎每天来看我,总是带来“新来病人死于急性胰腺炎的悲惨消 息”。他是我真正的老朋友,知道我们的友谊有多深厚,我们的关系不会因为这种 嘲弄和打趣而受到影响。 按照我朋友的说法,出院的时候,我是这段时间唯—一名活着走出这间大医院 的急性胰腺炎患者,我很抱歉破坏了这间医院完美的打击记录。 因为住院期间禁止我吸烟,所以我借此机会戒烟了。这不容易做到,但对我后 半生的健康极有益处。 从死亡的边缘回来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我彻底改变了优先考虑的对象。荣 誉感和诚实正直仍然高于生命和健康。但我仍然不知道上帝的存在。 与死神如此近地擦肩而过以后,死亡变得更不可怕,但生活,一种简单的活动, 却变得如此美好。事实上,我开始不冉惧怕任何东西。我唯一希望的是与妻子和儿 于共同拥抱每一天,而不用担心明天会怎么样。 天空,树木,花草,儿子天真而又牵挂的神情,妻于放松的表情——所有这些 都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妙生活。 我被迫做深层次的思考,关于生命,关于我的生活,还有我在任何时候都有死 亡的可能性。 虽然有些太迟了,家庭责任第一次成为工作之上优先考虑的对象。我没有为降 低工作的重要性而感到内疚。我想和这样的上司一起工作,这只能是自然的结果。 忠诚应该是相互的,即使对于被教导要为事业献身的武士也是如此。 我没有饶恕那些清楚地以敌人面目出现的人,但我将他们的位置放得很低,介 于狗屎和枯叶之间。 又有几名特工被派给了我。 有一个在过去有价值的特工由梅旦尼掌握了将近两年。在交接的餐桌上,我注 意到梅旦尼对他很冷淡。我自己是名酒鬼,能够看出来那名特工爱喝酒,但梅旦尼 甚至没有给他喝完第一杯啤酒的时间。 这名特工有一个特殊的问题。由于一些我不愿讲的原因,这人直到二十五六岁 才知道阴茎除了小便以外还有其它用途。真难以想象。他的问题是怎样补偿失去的 时间和快乐。他正奋起直追。 他不能和梅旦尼这样的卫道士谈起自己的问题,转而向我敞开了心扉。每次见 面他都要我给他找个女人。我想帮他,但是这位晚熟的“唐磺”对待女人太粗鲁, 她们被他粗俗的亲近方式吓坏了。我不能告诉他:在女人面前他表现得像一个疯狂 的性饥渴者,而不像一个使人轻松的伙伴。 这名特工在他的组织中一直得到提升,地位和收人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他向我报怨:在梅旦尼手下他的报酬两年涨了5 次,在我手下一次也没有。 如果仅仅是为了阻止他不理睬我们的情报要求和阻止他宣称不再需要我们,我 当然试过为他争取加薪。 事实上,梅巴尼无视我多次请求,不允许我提高这名特工的薪水。这样在写我 的表现评价报告(或叫称职报告)时,梅旦尼可以提出足以绞杀我职业生涯的批评 :“不能掌握一名被证明有用的特工。” 还有另外的例子。 梅旦尼移交给我的特工最多只能算作不重要和平庸的那一类:看上去就像一条 普通的鱼,但已经臭了不能用了。他们正好处于梅旦尼那种级别。 梅旦尼想象不出我在以前的任务中所必须对付的那种人:困难的目标——敌方 情报官员、敌方大使、外交官和记者。挑战!刺激!危险!梅旦尼甚至在梦中都从 未遇到那样的人,所以他从不相信我与他们的关系。 我还被介绍给一些前途未知的“发展对象”,我尽力做好,但并不是因为我必 须那样做,只是出于我追求完美的本性。 问题在于这些能轻易到手的目标是否值得下功夫。我对这些指定目标抓得很紧 是因为不知在我的表现评价报告中会受到怎样的批评。 在与中情局合作的头10年里,我的表现评价报告等级一直较高,在很多项目中 得的是“出众”或“得力” ,总体等级是“工作得力”或更好。我从来不用担心这些。有一次当我的总体 评价跌到“熟练”时,我感到极大的伤害和羞愧。仿佛成为惯例一样,几乎每年都 有关于提升我的推荐。 这一次,我知道梅里尼会用工作评价报告进行报复并从中得到快感。 后来,我和一名高级官员谈话,他的工作与总检察官办公室有关。他只是通过 文件和传闻知道了我,对于我在梅里尼手下得到的可怜评价,他安慰我:“听着, 第二份评价报告会好过头一份就行了。” 我很感激他友善的言词。 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一名不能轻易接近自己档案的深潜秘密情 报官,后文将说明这点。 我只能粗略地记得梅里尼为我写的第一份工作评价报告很普通,而不是灾难性 的,可能他知道一下子与以前的记录差得太远看上去不太恰当。 这些事情再不能过份于扰我了。一旦你与死神擦肩而过,你的观点会彻底改变。 一份工作评价报告在你的生命中有多重要?尤其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写的报告?再有, 我已经知道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有所改观。 一组新的高级主管到了东京站。据传,我们的新部长以前在东京工作过。 如果他真的在东京工作过,那么他从以前的经历中什么也没学到。 通常我们每次召开秘密会议时会随机地选取一间高级饭店,并在会议当大或前 一天登记房间。而他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甚至害怕我们的会议会被暗藏的 录像设备记录下来。 我完全认可一名情报官员应该具备的这种小心谨慎。事实上,我们有时也使用 这种设备。 但是在这种情形下,考虑一间我们经过随机方式细心选定的饭店会被事先装上 这种设备(被谁?)是一种愚蠢的念头。这里是东京,不是莫斯科。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已知的可疑人物”。 东京的高级饭店常常挤满了度密月的新婚夫妇。怎样保守拥有这种录像设备的 可耻秘密呢?一旦秘密被揭穿饭店还能经营下去吗7 很奇怪,中情局的某些情报官 常犯这种“赏识偏执狂”。 毫无疑问,新来的部长从一开始就受到梅巴尼的影响,他用冷漠而带有敌意的 目光看着我,责备我不该经常利用一间叫做迈阿密的咖啡厅。他的意思是我安全意 识松懈。 对于我的“安全意识松懈”,他完全弄错了。我勇气很足,但我也很警惕和小 心。在安全问题上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若让他和许多老练的格鲁乌情报人员住在同一栋大楼里,我倒要看看他在变成 一个十足的神经病人之前能坚持多久。而他却为豪华饭店房间里暗藏的摄像机小题 大做。 我从来不会放松安全意识,毕竞那是非官方掩护的情报人员唯一的保护。 迈阿密咖啡店是连锁店,仅东京一地,如果没有400 家,至少也有200 家分店。 它们通常规模大,光线暗,价格不高,很安静,且经常轻声播放古典音乐,是情侣、 朋友以及间谍的理想去处。 但是新部长不顾他第一次责备后我的解释,再次批评我。 对此我有所准备。我告诉他,涉谷的五条街道在此交汇,站在任一角,便能看 见四或五条街上的四家迈阿密咖啡馆。因为我住在那附近并且我也数过。我使用的 是全东京不同的迈阿密咖啡馆而不是同一家。 他仍然坚持有“更安全”的咖啡馆,无疑他认为他的下属必须服从他这种“精 明”的指挥。 也许他认为他的级别高于我,因此在智力和阅历方面也优于我,所以,他可以 随意地叱责我。 真是一种令人可悲但常见的卑劣观念。 我用我所有的技巧和能力培养了一名年青的目标。他聪明,惹人喜爱。我与他 谈话,鼓励他,教他如何生活。按他的要求,我甚至带他去了按摩院,在那儿他急 切地献出了自c 的童贞之身。(事后,那按摩女郎向我抱怨这个年青人几乎是强奸 了她,我不得不向她道歉。) 如果会面频繁,培养一名目标通常只要3 个月或更短的时间,而一名重要和困 难的目标则需要经过长达6 个月精心策划的行动。 如我期待的那样,我的努力取得了效果,那目标告诉我他愿意做“几乎任何事” 来回报我的友谊。时机已经成熟了,只“等着采摘果实”。 招募报告必须由高层批准,尤其是对我这样自己掌握行动的极密情报官。 不能随便作成功保证。我猜测,由情报官员书写的接触报告和推荐书会被送到 站里的高级官员手中,最终由总部批准。 我多次提交报告,对批准过程的要点已经非常了解。这一次,处于我与东京站 之间的联络官梅巴尼不会顺利地满足我的要求,因为他从来没有过招募成功的记录。 现在机会来了,我们深潜极密情报官和一名新来的高级上管有一个秘密会议。 我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他。他对待我们十分傲慢,有如对待贩夫走卒一般。 我乘这个机会问这位官员我的招募报告能否得到批准。 带着真诚和权威的神情,他说:“保罗,我看这件事中包含有恐吓的成份,我 们不……” 我大吃一惊。 我简单明了地向他解释,这个目标视我为兄长或父亲的化身,这里边绝对没有 恐吓,他是自愿服务的。 这位高级官员严肃地点点头,说他会查一下记录然后答复我。我假定他将另一 件事与之混淆了。 过了一个月,我又一次有机会见到了他并且问起批准招募的事。这一次,这位 高级官员好像已经准备好了要非难我。他用生气的口吻回答:“我告诉你了,保罗! 总部讨厌恐吓广我无话可说,我不相信地看着他冷漠的面孔。不管他的行为是否经 过深思熟虑,但他完全被人误导了。 我感觉到有一个针对我、针对事实的阴谋。 我无言地压制住自己的愤怒,心里极为轻视这名小男人。在我的眼中,他有辱 他所拥有的权力。 我没有必要为我的行动撒谎,如果有恐吓,我会说出来。我的原则和义务会驱 使我讲真话。 如果是恐吓,也是我知道并且是自愿做的,我不会为此感到内疚,因此我没理 由要隐瞒这件事情。恐吓是所有间谍技能的一部分,不用它(或像他说的“讨厌用 它”)只是因为很少起作用。 如果反对我的行动来自上层,那没办法。来自上层的反对是常有的,用不着生 气。 但这高级官员及东京站自上而下这么干,不是“弄错了公正”,而是“横施不 正”。 他们用完全虚假的事实来非难我。真实情况应该在记录里,除非记录被毁掉了, 否则每个人都可以看见。 他们不仅羞辱我的工作,还侮辱我作为一名情报官员的诚实与尊严。 我想知道总部对这次招募工作的细节到底了解多少,如果有,可能也极少。 这是结束的标志。我与站里一名聪明的朋友商量,他的建议是:“这名高级官 员极其狡诈和危险。如果他诬陷你骗了站里的钱,他会一直坚持他的指控,这样你 就完了。 忘记这件事吧。”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我必须生存下去。生存并不意味着全胜。有时,吞下一些 苦涩的损失是唯一的方式,这样能使自己坚持下去以期待更好的日子。东方的历史 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教训。 起初的协议是我在东京呆五年,但两年半以后,梅里尼和新来的部长向我宣布, 因为“差劲的表现”和其它一些我忘记了的说法,我在东京的使命将在第三年底结 束。 我受到了伤害,但我没有与他们争论。争论是徒劳的,留下来也是没意义的。 有这种上司,我应该离开。我能够在更肥沃的土地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妻子认为这是个极坏的消息。不仅因为她的亲戚朋友在日本,还因为她在学 习插花、服装裁剪和花艺设计的长期课程,并且很高兴地取得了长足进步。她也为 我们的儿子担心。 我们的生活计划不得不做突然的改变。但我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了解脱。 这种上级真是卑劣到了极点。在中情局里他们可以运用他们的权力欺骗和操纵 他们的下属,然而在与特定的敌人战斗时,他们却显得极其无能。 一名极密情报官曾评论过梅旦尼的欺骗行为:“他怎么会傻到如此地步,没有 认识到他在一个地方撒了谎,即使不是几小时,几天以后,在另一个地方也会被揭 穿。” 我没有多做评论,很久以前我就厌倦了。 这就是中情局?被期待着所谓维护真相和诚实的中情局:)这就是我曾经非常 自豪地加人其中的中情局? 不管怎样,我装着与梅里尼保持友好平静的关系。 梅里尼试图不显出任何不和的迹象,这样他那些虚假的借口就完整无缺了。他 以为其它人不知道他的行径。他还可能认为他的上帝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 我那些富有同情心的同事了解发生了什么,对看到的一切觉得很有趣。一个朋 友评论,看我和梅旦尼就像坐在拳击台边看一场拳赛似的,能看见每次样攻,感受 到血汗飞溅的每一次打击。 这期间我学到了许多这样巧妙的方法。我没想到后来面对危险的敌方情报人员 时,这些方法会很有用。 我的急性胰腺炎再次发作了,虽然这次没有上次那么严重,但每本医学书都说 急性胰腺炎是严重的病。 第一次发病以后,日本医生用日本人特有的保留方式告诉我克制饮酒,“最多 喝一两杯啤酒”。 这种劝告对一个长期嗜酒的人几乎不起作用。 但是,这次,我的日本主治医生警告我:第三次发作可能会要你的命。 我妻子说只有十足的蠢人才会让急性胰腺炎“再表演一次”! 她说得没错。没有多少人这样做了还能活下去。 在医院住了四周以后,我带着真诚的歉意向和子、彼得及自己保证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再沾一滴酒。 作为妻子和儿于,他们相信我,他们知道我总是尽可能信守诺言。 到现在我已经坚守诺言16年了,并且也不想将来会打破它。 我感觉很好。我的观点和看法再次发生了变化。 我的胰腺有一半已经钙化,永远失去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医生只能很不 确定地预测病情的发展,下一次发作可能仅由不小心的饮食引起(两年后我在波士 顿时就差点儿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只要能够做到,至少我应该带妻子和儿子到我 知道和喜爱的欧洲国家去游玩。在东京之行结束之前,我开始计划周游八国的伟大 行程。准备乘飞机旅行,乘船游览莱茵河,享受欧洲列车,并且为满足彼得的喜好, 坐气垫船穿越英法海峡。 几乎完全按照医生的吩咐吃了四周饮食之后,我仍然虚弱,但局里的医生检查 后为我的欧洲之行开了绿灯。当时梅旦尼也在场,他无法掩饰自己极为失望的表情。 别人开心时他不会高兴。他不仅是一个拙劣的骗于,还是个拙劣的演员。他扮演了 一个不称职的情报人员的角色。 在东京,我抓紧时间工作,包括与山姆·斯韦夫特之间愉快的合作。这次行动 期间,我们大概每次会议(即每个月)提供一份情报报告。总算是不错。我充满深 情地与那名特工说再见。他与我们相处了八年之久。他待人很友好,但不得不与他 分开,我感到很遗憾。 我请求自己允许我以官方身份在总部工作,以结束我长达12年的非官方掩护秘 密情报生活。 对一名情报官来讲,这种秘密情报任务已经格外长了。坦白讲,我已经受够了。 我已经知道一名腐败、奸诈的联络官能如何令人痛苦地破坏一名非官方掩护的秘密 情报官的职业和生命。 但听了我的请求以后,部长傲慢地预言这种请求不会轻易得到批准。 他冷笑着说:“如果有答复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令他惊讶的是,两周之内总部就来电报同意了我的请求。他很迷惑,不得不问 我怎么回事。我冷淡地告诉他:一些在总部有了很高地位的人了解我以前的成就。 后来,当我回总部报到时,我的官方身份和有关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要 求改换身份,因为干了多年受到广泛尊重的职业之后,到巨大的政府大楼中做一名 默默无闻的雇员,太笨太说不过去了。 我的要求立即得到了批准。“就给他国务省吧!”我得到的国务省的头衔极为 高强,听来好像我是为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做顾问似的。 我很高兴地向亲戚朋友们传播了我“进人联邦政府”的消息。 在结束东京工作的几天前,我被叫去参加在一家饭店房间举行的会议。部长和 梅旦尼两人都在里边,看上去像焦急的殡葬人员,正等着接收已开始腐烂的尸体。 按议程结束会议前10分钟,梅里尼向部长打了个眼色,然后突然掏出我的表现 评价报告让我读后签字。这两个人已经尽他们的小脑袋瓜儿所能仔细计划了这项 “行动”。最后一瞬间出剑冲刺会让我没有时间防备和反抗。 表现评价报告糟糕得难以想象。用不流畅的英文列出的对我的指控会让非常了 解我的人觉得荒唐可笑,因为它们与我的性格如此不符。所用的措词我已经记不清 楚了,因为它们太无关紧要了,不会伤害到我的自尊。 懒惰,不愿工作,不愿服从,没有想象力,没有创造性……,经过部长同意, 由梅里尼书写的评论貌似有理,实则完全是一堆垃圾。 我预先想到过会有不利,但没想到会无耻到无视事实和真相。谁会相信这些呢? 任何知道我的人都绝不会相信这是对我的工作和特点的评述,它和我以前在情 报局里的记录完全矛盾。 房间里死一般沉寂,我感到惊讶和愤怒,但没有言语。我还奇怪他们如此公开 地做假报告将如何脱身。我什么也不想说。两个对一个,这两个骗子可以对任何他 们想要的谎言发誓并战胜我,他们刚用书面方式向我证明了这一点。 我本应该拒绝签名的(我以前的表现评价报告大都是赞美之辞,从来不需争辩 其中任何一点),但我签了名,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出去了。他们没有按正常程序问 我对这份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 后来,他们中的一人亲切地在框中填上了“没反对意见”。 当时,我可以拒绝签字,要求自己的权利,并且要求总检察官办公室介入此事。 但这么一来就肯定会打乱原定途经欧洲去华盛顿的计划。对我而言,前者与后者的 重要性无法比较,破坏我计划的行程可能会让这两个懦夫高兴和满意。 也许我与周围的人一样懒。但我始终相信并引导自己做到竭尽全力,这是我的 习惯,甚至有时是我的缺陷。这就是为什么局里的心理学专家建议我:“不要做完 美主义者。” 很显然,他们所讲的都是假的,然而,在中情局这个认为诚实是天经地义的地 方却充满了这种“上司”。 中情局的信条是:“永远相互忠诚,永远忠实于我们的共同目标,”’最早我 是被培养教育为一名日本人。后来,我接受了包括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文学典籍的 教育。东方的历史充满了阴谋和残酷的故事,现代西方人可能会冠之“野蛮”。我 学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 回想起来,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幸运。 我带着病痛和怒气,并且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如果当时有任何不幸落到家人的 头上,我会带着绝望和愤怒向敌人及其家庭施以残酷报复。这种残酷会使匈奴单于 畏缩。 什么是残酷?将敌人的头颅盛在银盘于中不算残酷,相反这是一种奖赏。事实 上那是许多武士的目标。 将敌人爱子的头颅煮熟了放在银盘子中端给敌人,这才叫做残酷。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公元前210 年,汉王刘邦与楚霸王项羽开始了争夺中国的战争。 在战场上互相对峙的时候,楚霸王项羽送信给刘邦:“你父亲在我手上,马上 退兵,否则我就将他熬成汤。” 这两人中通常被认为意志和决心较弱的刘邦答复道:“你用我父亲熬汤,别忘 了送给我一碗羹。” 像预想的那样,公元前202 年刘邦赢得战争,而项羽则自刎身亡。刘邦建立的 西汉延续了212 年。 值得注意的是,11个世纪以后的马基雅维里亲王可能从未读过这个故事,但他 讲到了人类冲突中对残酷的迫切需要。残酷不是必需的,也是不人道的,但却极其 有效。 历史上单在这两位帝王间的争斗过程就发生了许多可读和值得学习的故事。研 究中国历史对大多数人都是有益的。 如果我必须求助于残酷,我能那么做。过去所受的训练使我从年青时就变得很 坚强。 但我的信条是衡量代价与效果的比值,我的力量和恒心不会用于徒劳的努力。 我从未试图将野狗转变成素食动物。 在我一生中,我可以忍受许多东西,然而却很难容忍别人侵犯我家人的幸福。 这不仅是出于自卫,还是生存的基本前提。 第二次日本之旅结束了。 (出于自尊,我在这里删除了一些激烈猬亵的咒骂言辞,虽然这些言辞用于他 们非常合适。) 我原本计划回总部报到之前带妻子和儿子去游览曼谷、德黑兰、伊斯坦布尔、 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我有些假期一直没机会享用,还 有些积蓄。 但最重要的是,经过两次急性胰腺炎以后,我认识到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经 历过这种可怕疾病的人能理解与之相伴的死亡的突然性和危险性。) 我想去看一看伊朗和土耳其,那是一片神秘的土地。我更希望趁我身体还行的 时候和妻儿一起去那些美丽的地方旅行。 很不幸,美国和伊朗关系开始恶化。在我们出行之前不久,途经伊朗的美国航 班停飞了。四个月以后,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被一群暴民占领,工作人员被扣作 人质。 如果不经过德黑兰,去伊斯坦布尔很不方便。和其它美国政府雇员一样,中情 局雇员(非官方掩护的极密情报官除外)被要求在可能情况下尽量搭乘美国飞机。 我们不情愿地放弃了德黑兰和伊斯坦布尔。 在第一站——曼谷,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7 岁的儿子彼得,在他“慈爱而又 严厉”的父亲的引导下,克服了对蛇的害怕,最后很急切地将一条大蛇挂在肩膀上 摆姿势照像。 运用中情局官员的能力,我找到一名导游。他带我去看一般日本游客不知道的 特殊现场色情表演。 我妻子谢绝了导游的邀请,和儿子一起留在旅馆里。 大多数作陪的泰国导游是年青的女子,表演过程中看上去她们更厌烦。我很惊 异地看见富有的欧洲游客,其中不少是美丽的年青女子,带着浅笑和叹息观看表演。 虽然我在世界上其它许多地方已经看过大多数“好的表演”,这是我所见过的 最好的“色情表演”。 最好的表演是:一个女孩展示了一个金属盖完好的新苏打水瓶子。经过一番动 作表演之后,她将瓶盖一端插人了自己的阴道。随着一声尖叫,她在身体里开了瓶 盖。我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下来,期待着鲜血顺着她大腿流下来。但只有苏打水从瓶 中喷涌而出。她将金属盖从身体里取了出来。瞬间,观众一片沉静,随后便发出阵 阵狂野的欢呼声。 使人着迷的绝技,但有没有男人强壮到能够……? 乘船顺莱茵河而下棒极了。我妻子不停打趣我不能够品尝可口的德国啤酒。 当我们要经过整个行程中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洛尔勒(译者注:位于莱茵河 中心的一块大石头。传说有美人鱼在上面唱歌,吸引河中的船撞到石头上)时,一 场暴雨突发而至,将整个景观完全遮住了五分钟。景色消失了,好像象征着牛命的 不可预知性。 巴黎是我的“故乡”。我带着全家到我以前经常去的地方:我的学校、旅馆、 我最爱的小酒馆、饭店。还去夜间旅行,包括一间脱衣舞夜总会和著名的丽都夜总 会。 即使是卖票给我的法国姑娘也觉得小彼得看这种全裸的脱衣舞是不是太早了点 儿,我向她保证没关系。我们在里面确实见到了和彼得一般大的小男孩。 事后,在与我进行“男人间”的谈话时,彼得严肃地宣称相对于丽都夜总会令 人眼花缭乱的表演,他更爱看脱衣舞。我也同意脱衣舞更好一些。 一年多以后,我从工作的新英格兰到总部去,听说在梅巴尼眼皮底下,东京站 陷入了巨大的慌乱,有12名官员和12名特工被卷人。 梅旦尼非常信任一名特工,他甚至例外和特殊地在领取每月津贴时不用签字。 而这名特工却一直在向日本等其他国家提供情报。 我不敢相信,我竟是12名被暴露的情报官之一。虽然情报官员都使用化名,但 可以确信日本公安部门能够辨认出来。 我必须承认我喜欢那名特工。他属于没有架子令人愉快的那一类人。但有一点 我不能理解,不是出于空想而是出于常识:即使和那名待工在一起,我也很小心, 没有放松自己对盯梢者的警惕,但我从未发现任何盯梢者。我能这么肯定是因为我 和一群格鲁乌成员住在一幢大楼内,受到监视将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我的安全随时 受到危胁。 只有日本公共安全部门能解开这个谜。 我相信自己能够发觉最出色的跟踪队伍。我有一次甚至发觉了错跟踪我的一队 联邦调查局密探。我不信有人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可能跟踪我,我认出他们并且通 过报告上级取消了他们的任务。后来就这次误会我得到了满意的解释。 梅巴尼向我介绍那名特工“绝对可靠并且少见的沉默寡言,除非被逼,否则他 不会讲一个字”。奇怪的是我发现他和平常人一样健谈。他用日语和中文与我自在 地交谈。我有时也通过电话与他的妻了交谈,她同样很友好,很吸引人。 在移交给另一名极密情报官之前,我曾经掌握过这名特工几个月。那名极密情 报官同样认为这名特工并不少言寡语。可能,他只是没兴趣与梅旦尼交谈。这可以 理解,任何直觉好的人都会这么做。 我读了事件发生以后梅旦尼写的一份报告。在报告里梅巴尼暗示那名特工是在 由我控制时被策反的。那特工已经承认,他在饭店里与梅日尼会面之前已经被策反 了。那是在由我控制之前,况且我从未与那人在任何饭店里见过面。 也许那就是为什么那名特工在梅里尼面前会保持沉默。 即使手中有如此明白的证词,梅里尼仍然想将他自己嗅觉不灵的事实栽到我的 头上。这是他常用的诽谤别人的方法。 这件案子非常混乱,以至梅旦尼在已经离开的情况下又被召回东京去帮助清理 烂摊于。但据我所知,案子后来弄得更加复杂,梅旦尼被命令离开东京,而换上一 个专家小组到东京与日本公安机关合作,用测谎方法调查那名引起极大混乱的特工 内心深处的想法。 很容易想象:那名特工向三个国家的安全或情报机关提供“情报”。甚至他自 己都可能是混乱的。 在一份报告中梅里尼写道:“于是我发现……”。一名生气的高级官员用讽刺 的口吻写在其上的评论是:“太迟了!” 我可喜欢这个。 一般来讲,这种灾难性的事件会终止一些情报官员的职业生涯。想象一下被泄 露的12名特工,可能他们的真实姓名都已经被知道了。这可能是日本警方与中情局 间的一场游戏。 我再也没有听说过那件案子。相同的故事在中情局继续发生,总是听不到结局。 梅巴尼曾经向我夸口他以前同时掌握过24名特工,以致他的站长为了确信不得 不亲自去验证。这是典型的梅里尼武牛皮。 我曾经读过关十一名苏联“色情”间谍(有时被称为“乌鸦”)的故事。他掌 握了分布在西德几个不同城市的七八名女间谍。他不知疲倦地驾车从一个城市到另 一个城市,每周见一个女人,满足她们中的一人的性欲并取回她们的报告。因为一 周只有七天,所以他不得不每周做一次甚至两次双头列车。我认为这个疲劳但具有 献身精神的爱人兼情报官比用其“技巧”欺骗24名特工的梅旦尼更可信。掌握特工 需要梅巴尼缺少的同情心。 与大多数了解这场“东京大混乱”的官员预料的相反,梅旦尼在中情局里的职 业生涯与那位部长一样,莫名其妙地蒸蒸日上。 但是,如果考虑到九年以后埃姆斯案件引起的灾难,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组织和 人一样也有缺陷。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