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和新英格兰 在中情局总部工作,令我有一种全新的感觉,非常愉快。 对我来说,总部所有的东西都是陌生而新鲜的。我的心情与以往相比,却更加 放松。我很喜欢这个新环境。办公室的门上大多没有标志,里面的人也就显得更加 神秘,每次我都要敲好几扇门,才能找到我想找的人。我第一次迈进了中情局的总 部大楼,并可以深入它的机枢,成为名符其实的一分子。 在总部,我几乎没有什么熟人,对于这里的工作程序和安全规定也一无所知。 虽然我早已通过“高度机密”的安全清查,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在这里“应 知原则”是处理各项机密事宜的最高准则,谁都不能例外。我不得不从零开始。好 在这里的秘书和情报助手都很友善,非常耐心地为我引路,使我能一步一个台阶地 学习这里的一切。 我察觉到我们科长对我有些惧怕,他认为我会给他带来麻烦,这可能是因为东 京站的二司给我的坏名声似乎让我先到。20年了,他的发型还是那样,而他的幽默 感也如他头发一般短。他戴着眼镜,不敢前面视人,从他的眼睛里我看不出任何光 辉和荣耀。 我仍然喜欢呆在办公室和自助餐厅里,除非得到邀请,我也不太敢探头看或走 进其它办公室。(我相信几年后中情局的大部分办公室都会使用一条“关门规则”。) 我还有一件紧要事:要参加最近才实现的所谓戒酒复原计划,虽然我已顺利地 戒酒五个月了。我还被约诊,去见一位专门研究嗜酒者的心理学家,说我要么参加 每周一次、为期一年的戒酒共进会(AA),要么保证自己在两年内滴酒不沾。 在这期间,我将不获外派,也不执行临时任务或调动到下一站。只有在经过严 格的评估确认我已经戒酒后,才有可能再出外执行任务。 从五个月前我发誓戒酒的那一日开始,我就已经彻底摆脱了酒精的诱惑。但这 还不行,心理学家说我可能只是“紧张忍耐”。绝非如此,我表示反对。在家中我 随时可以很轻易地拿到酒,但酒瓶已引不起我一丝的喝酒欲望了。 具讽刺意味的是,突然有一桩只有我才能扮演重要角色的案于需要处理。我是 唯一能挽救局面的人,因为这项案子最初就是由我启动的,只有我才能接上线。 案子非常重要,区局长亲自致电那位戒酒心理学家,请求暂时让我离开,出外 执行临时任务。但这一请求未获允许,按那位心理学家所言,是因为我的健康原因 (和相关规定)。 他于巴巴地说我“一定是一个很出色的情报官,所以区局长才会亲自打电话, 提出贯例的中断请求”。 但那时中情局对于嗜酒者的规定已相当严格,要求须先经治疗,在酒瘾尚未得 到完全控制之前不得离开,并认为酗酒会对情报行动的安全性产生威胁,带来风险。 我们只能放弃那个案子,对于局里而言,这无疑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搁置而不重新启动那个案子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我 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尽管如果是太相信这种感觉,准会一事无成。但我如果去执行 这项任务,可能就会以锒挡入狱而告终。冥冥中上帝正在保佑着我,而我却一无所 知。 我参加了戒酒共进会。我非常同情参加共进会的人。虽然我也曾有和他们相似 的体验,但对我而言,一旦戒酒,就永远戒除了。老实说,我已经无法理解他们难 以拒绝的诱惑来自何方,他们痛苦的感觉是怎么一回事了。我无法想象他们的精神 状态,对他们来说,我无疑已成了外人。我觉得不好意思。 最近,我了解到很多酗酒的人其实能拒绝酒精的诱惑,我一定是属于这类人。 因为我再也没想过再喝酒了。所以,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我喝了20年的酒,其中有18年几乎每天就要喝掉一瓶强酒,确实是喝得太多了, 几近于自杀。我曾戒过五次酒,每次都是医生要求的。但因为当时我认为喝酒对我 来说是一种享受,有一种逃避现实的惬意感,所以每次都没打算真心戒酒,如此犹 犹豫豫、意志不坚,当然每次戒酒都以失败告终c 我的确曾是一个典型的酗酒者。 如果说我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从不因嗜酒而引起情绪的大波动、丧失理 智,也从未因嗜酒而完不成任务。 我从1975年开始开车,每次如果要驾车,我都会保持自己滴酒不沾。而如果我 喝了一点酒,就会让和子代替我开车,绝不铤而走险。 我对那位心理学家说:“我现在压根就没有想喝酒的想法和欲望。事实上,我 现在只有在戒酒共进会上听到他们谈喝酒时,才会想到原来还有喝酒这回事! “这就像禁止我穿我喜欢的蓝色衣一样。如果确实不能穿那种颜色的衣服,那 就不穿好了。我可不会死心眼非穿不可。” 那位专家固执己见,对我的解释完全无动于衷。他说在他20年的工作经历中, 从未见过什么例外情况,现在也不例外。 除了戒酒外,我在总部还学到了很多新东西,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我还要求局里为我彻底恢复名声。在东京三年,我的名声完全被败坏了。我知 道不少人在暗地里散布关于我的谣言,说我曾“差不多被中情局开除”。 特别是,有两个我以前不认识的女人用非常刻薄的语言诽谤我。她们长得又老 又丑,臃肿不堪,也难怪一肚子坏水。 在同事的帮助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解释/申诉信。但没有一位上司认真对待 这件事。他们的反应都差不多:“别搅事儿。”“木已成舟,现在你还能说什么。” “没准你确实曾经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要不然别人怎么会这样胡乱指责你。”等 等。 不顺心的事还不止于此。科长显然不愿意有效安排我的工作,而是想逐渐冷却 我,想使我处于低调,了无声息。 虽然我此时已经是GS-13级了,但科长却指派我帮一个GS-7 级实习生整理文 件,这通常不是熟手是不能做的事。 我本身对这项工作并不熟悉。新加人情报局的人忙乱了三五个月,留下一个烂 摊子,然后又被派去执行新任务时,科长就常常要我接手整理。因为我也需要学习 此类工作,所以我也就只好接手了。 我和科长工作时桌子相距每每不到十尺,但相互之间却缺乏沟通。我觉得他是 一个有板有眼、极平凡的人。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跟我往来。 他要告诉我什么事,哪怕有时是要完全改变给我的任务时,也总是叫其它人转 告我,而不对我直说。 虽然我想我已经很明白地向他作了说明,但他紧张的脑筋无法接受我从未在总 部机关工作过这一事实。年尾时他会在我的工作鉴定书上写道:虽然“有在总部工 作的经验”,但没有尽到“一个高级官员应尽的义务”。 什么是“高级官员”?他难道是把我当高级官员对待的吗? 什么“经验”?难道他不知道很多官员从未在总部工作过吗? 我再次提醒他我一直是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故而从未在总部机关工作过。他 只删掉“已有总部工作的经验”一句,说来更加荒唐。 我参加过各式各样的工作,有时还是应行动工作局其他部门之邀参加的。对于 一个多年像孤狼一样生活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来说,这些工作是很新鲜的。 一方面,我要将我所掌握的相关地区和国家的基本情况,向准备外出的国防部 高级军事官员作简介;另一方面,我也向局里的行家里手请教,了解他们如何处理 特殊事件和相关国家的事务。我充满好奇心,获益匪浅。 我还见到了我在东京时的一些上司,这时他们已官居高位了,在他们的办公室 外,都有一间“秘书及助手办公室”。有时我也会去和他们聊天,他们对我都有感 情,非常友善。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毫不 理会外面对我的流言飞语。我从心底感谢这几位老上级。 我和机关里的大部分同事都相处得不错。局里也有个别人跟谁都合不来的—— “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对人对事都充满敌意。我想在任何大机关里都少不 了这号人。在人面前表现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已经是客气的了,更糟的是背 地里暗箭伤人。 我还是对他们客客气气,想尽量搞好关系,刚开始时也免不了发生一些磨擦。 其中有一个,据他人相告,我是目前为止唯一对她客气的人。 有些同事开始要我帮忙,为他们做些事情。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认同我,鞠敬 待人终于有了回报c 有一位女士原先就已经知道我的存在,她在纽约读过我的接触 报告及联络电报。在总部大楼里,我们开始都未意识到是对方,说着说着,竟发现 我们曾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工作。她第一次见到我,觉得很惊讶,说我和她看到电 传所想象中的我完全不同。 有一度少数民族的呼声很高。他们曾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亚高职员联谊会,我去 过一次,但以后没有再参加。 这样的联谊会,对少数民族的人来说无疑是有支持作用的。但是我相信无论是 什么事,最后还是要靠自己个人的努力、实力和聪明才智,通过奋斗方能成功的, 而不应指望他人的帮助。 至少我的生活给了我这样的信念,藉此我才能屡涉难关而终得幸存。虽然这样 有点像是理想主义或经验主义,但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局里,我的确都曾 受到过歧视。 大多数情况下,对我突施冷箭、恶意中伤的人,竟是局里的中国“同胞”—— 小气、猜疑和嫉妒无处不在,或是受他们的流言影响的人。既然这样,组织少数民 族联谊会又有什么意义呢,抗议多数民族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吗? 多年以前,我曾认为中国人就好像他们广袤的土地一样,大度慷慨,无私奉献, 有中央之国的气派。中文里喜用“大人”这个词,可能正是这一美德的写照。我仰 慕祖先们的气度。从后来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和言谈中,我也时时可以领略到这种 泱泱大国的风范。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磨难、贫穷和悲怆之后,这种美德已 经日渐式微了(我希望还没有绝迹)。团结和合作已成了奢侈品,并正日益被极端 的利己主义所代替。这是一种可悲的现象。 写到此处,我要说明我也有很多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美德的中国朋友。他们真 诚、大度、尚礼。一句话:雍容大度。 从早年求学时期一直到进人中情局从事非官方掩护情报工作,我都是独立生活, 因而也养成了自强自立的习惯。我始终认为要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无须以什么组 织作靠山。尤其从事我这样的职业,在美国的制度下工作,更是如此。在中情局里, 不分种族、不分男女,想要获得成功,人人都要展露自己的才华。遇到困难时,更 需要不懈奋斗,唯其如此,方显英雄本色。 当然,也存在种族歧视,在当时的总部机关里,还非常明显。 1979年圣诞节,我们华裔职员参加的圣诞晚会就被谑称为“中国佬晚会”,所 有的白人高级上司自始至终都这样戏谑我们。 一位华裔官员被评为“年度最佳中国佬”——奖品为三粒金色玻璃球——比睾 丸还多一个,以表彰他出色的工作成绩。 我们这些中国佬——还有中国女——一直不得不把这当成是一种幽默。我对此 也不太在意,因为我已见过太多的种族歧视,甚至还有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而这 帮白人说我们是中国伦,也并不意味着是恶意贬低我们,或蓄意伤害我们的自尊心。 但后来也有人告诉我,在讨论升职的时候还用这种称呼,就是心怀恶意了。这 位被评为“年度最佳”的中国佬,肯定因为他的种族和肤色,而难以正常升迁到某 个特定的职位。 我相信这一说法。在我看来,他的能力甚至高于他的老板,非常杰出,完全有 资格胜任更高层的工作。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问这位心直口快、知名度很高的“获奖”官员是否认识 梅旦尼时,他回答说:“认识。但只是认识,不是朋友。仅仅是认识而已。”他又 强调。他的观察力很强,能看透别人在想些什么,所以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招募专家。 那时,中情局里还很少使用电脑。有一天,我要找一个人的名字,就去翻卡片 库,一个卡片库里几乎有50万张卡片。我碰巧翻到了我最早的上司的卡片,那位350 磅重心脏有毛病的上司。 我想,他的名字不应出现在这个卡片库里,这样想着,我又查了与之有关的其 它卡片,发现这位胖上级与我们华裔下级在一起时用的竟是假名!他的妻子和儿子 过去常常和我们一起在他家里玩牌,和他一样,在我们面前也用假名。 可见在1966年中情局对我们这些华裔雇员还是很不信任的。直到现在中情局才 在可能的程度上公开了一些。以前为人所普遍接受的概念一直就是:越秘密,就越 安全,越可靠。 现在除了那些非常敏感的职位和被人们认为是执行007 式特殊任务的行动局外, 大多数中情局雇员都可以使用真名,说自己在中情局工作。 多年以后,一位官场失意的高级女官员评论我“令人失望的业历”说:“有两 个因素影响了你在局里的发展,第一,你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第二,你是少数民 族。” 遗憾的是,这的的确确是对我最恰当的评语,也为熟知我的人所认同c 大约就 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对特殊制作的刀子感兴趣。我碰到了一位很有交情的猎人,他 也是一位刀迷。他约我去看刀具展览。因为在用刀和磨刀方面我可说是具专业水准, 所以,我很喜欢刀。我从见到的制刀匠和刀具收藏者那儿买了很多刀。 我见过一位著名的制刀匠,雷蒙德·比尔斯先生(RB),他后来成为美国最著 名的十来个刀匠之一。 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又喜欢动脑筋,所以买了他做的刀后,就向他提了不少 建议。不久,我开始依用途自己设计刀,并请RB按我的要求加工制作。 刀制成了。我欣喜地看着我自己设计的刀。刀锋质量极佳,寒光夺目;刀柄上 用了罕见的材料,绚丽无比;刀身外形美观、大小适中2 使用起来,更是效果一流、 得心应手。RB非常讲究自己的手工,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令我钦佩万分。 我们合作制作的刀在刀具展览时,博得多人喝彩,刀迷们都喷喷称奇。 做刀和收藏刀是一个耗费不匪的癖好。因此,我只能让RB制作很少一部分我的 设计作品。大部分制作出来的刀最终都作为礼品送了人。 我的儿于彼得对刀毫无兴趣,这令我很有点失落感。值得我庆幸的是,我爱刀 的癖好虽然只使我博得个难登大雅之堂的名声,却也给我带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奇 遇:在耶酥会导师的安排下,我得以在梵蒂冈单独拜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并以 私人的身份,赠送他一把我自己精心设计的刀。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和思 想,令我终生难忘。我从此走进了罗马天主教。 在总部工作一年,我越来越觉得每天上班下班的单调生活难以忍受,对这种毫 无新意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耐烦。曾一度是新闻记者和情报行动官员的我,早已习惯 于每天都有新意、每天都不同的生活。与大多数中情局行动官员一样,我喜欢行动, 喜欢刺激,而不喜欢总部这种宁静的生活方式。 我常和我在东京时的一位老上级聊天,他当时已升为国内区局的副局长。一次 我向他谈及我的苦恼,他当即说出三个国内大城市,让我从中选择一个。每个城市 都很大,但作为居住城市却各有利弊:住房、学校、消费水平、交通等等。 我和和于以电话商量了十分钟——这是我第一次同和子商量和我的工作有关的 问题,最后选择了波士顿,我要执行的任务涉及到整个新英格兰。我连走带跑地告 诉老上级,去波士顿! 对新英格兰,当时我们还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是一个文化中心,气候寒冷。但 是,我们也听说新英格兰人待人很亲切,富于同情心,至少当他们不小心踩到你的 脚时会说“对不起”,而不会毗牙咧嘴地反咬一口说“你瞎了眼啦”! 我了解了波士顿基地负责人的情况,得知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有闯劲而又精明 的情报官。这很对我的胃口,我宁愿在这样的上级手下工作,也不愿被胆小怕事、 官僚气十足的上司领导。 中情局的国内工作有好几个方面。许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中情局在国内也有好多 基地。我被分派主要从事人员招募工作,也附带做一些其它工作。这正是我的长处。 因为我只进行了一年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也没有定期参加戒酒共进会的活动, 因此,在调到波士顿之前,我还得通过医学评估,以确认我是否戒了酒,戒酒后身 体和心理是否正常。但是,我的心理学家这时已开始相信,我已经彻底戒除酒瘾。 国内区局长亲自向他询问我的情况,他证实我的健康情况良好,也不会再染上 酒瘾。 事后,他还很诧异地问我为什么区局长会亲自过问我的事,他又自间自答地说 我以前一定是个很与众不同的案官。在第二次到东京的悲惨之旅后,还有高级官员 认可我以前的工作,这一点很令我感到欣慰。 我真诚地回答:“是的,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案官。” 波士顿是个大都会,由200 多个市镇组成。我们幸运地在一个市镇上找到了一 间合适的公寓。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基地负责人(基地长)。他是一位充满自信和行动力的人, 性于火爆,但十分赏识能干的下属。据在他手下工作的同事说,如果事情办砸了, 他会“咬掉你的头”。他还对报告上的英文要求苛刻。不论如何,我自信自己的能 力会得到他的重视。 到波士顿地区(不是波士顿市)一个月后,我就开始投入工作,承担一了几个 项目。我第一次单独与联邦调查局(FBI )合作,首先是在波士顿,然后是在卡耐 蒂卡特州。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过去有一些矛盾,主要是由于地盘问题引起的。大部分情 况下,国内事务属联邦调查局管辖,中情局“如有必要”在国内开展工作,应先知 会联邦调查局,并在后者的协作下进行。“如有必要”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由于 各自立场的不同,解释起来也就有分歧,从而导致两个部门间的磨擦。不过,总的 来说,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我本人和联邦调查局调查官的合作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在卡耐蒂卡特,我和 一位精于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官密切合作,进行了多次反间谍行动。 他总是嬉皮笑脸的,非常幽默。我和基地长可算是中情局里较为好斗的人了, 但与这位rpl 特别调查官相处以后,我发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官比我们中情局的人 还要粗野c 他处事的惯用手法,往往令我吃惊和羡慕。 他们身上总是带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徽章和身份证件,或贴或挂在身上显眼的地 方,人人都可以看见。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挂得更多,以引起公众的注意。 而我们中情局的人身上,最多只带个真实身份证(常常是驾驶执照)或商用电 话卡。如果带有两个身份证,我们就要保证在不同的场合不会用错——这已经违反 了不能同时带多个身份证的规定,但我们都喜欢这样做,因为在真有急事发生时, 我们很难立即从所谓的“秘密文件暗藏处”拿出“正确的”身份证明。 打个比方,如果家族长老去世,举行葬礼时,联邦调查局特工参加时会有一种 荣耀子孙之感;而我们中情局的人却像是个私生子,没名没份的,只能偷偷溜进去, 还要遭受他人的白眼,我们一出现,在场的人就会噤若寒蝉。 有一次,我和调查局的那位调查官分头驾车,急匆匆地赶路去一个地方。他在 前面,我跟在后面。尽管我已经把我的新奥迪5000轿车开到了每小时95英里的速度, 但是,在卡耐蒂卡特拥挤的收费公路上,我还是无法跟上他。 我只能放弃。他身上有调查局的徽章,还有枪,完全能证明他是在执行任务; 而我却永远不能直言我是正在执行任务的中情局官员,超速行驶肯定会被交警重罚。 事后,他向我解释他看见前面有辆车高速行驶,还以为是我的车,于是就飞快 跟随。我将信将疑,有谁敢在卡耐蒂卡特的收费公路上以每小时100 英里的速度超 速行驶? 我们的对象是各式各样的可疑恐怖分子、可疑间谍分子或潜在的合作者。 我们喜欢重拳出击,对可疑分于采取高压手段:一个中东国家的政府机构派遣 一名科学家到美国研究昆虫学,更具体一点,竟是研究蟑螂。哦,真的吗?我们能 相信你吗? 他摆出一副笑脸,竭力向我们说明蟑螂正在他们国家的大沙漠里肆意滋生,他 研究蟑螂就是为了对付蟑螂。我和我的朋友不得不强抑住内心的窃笑,但我们无法 反驳他什么,因为派他来美国的那家秘密科研机构的确可能正在和蟑螂作殊死搏斗。 我和在新海文(美国地名——卡耐蒂卡特州府所在地——译者注)的联邦调查 局的人相处得很好。一天上午,我和我的调查询搭档走进他们的大厅时,他又开始 表演了,高声对他的同事叫道:“嘿,大家听着!这位是从中情局来的,是来为大 家做强制性测谎试验的。” 这群配着大口径枪枝的男女纷纷转过身来,充满敌意地看着我。因那天早报的 头条报道了中情局副局长鲍比·雷·茵曼的一篇讲话,说联邦调查局也应像中。清 局一样,对其职员进行强制性不定期测谎试验。 有一次我碰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行动小组聚在一起开一个行动准备会,人人都 随身带着武器。这种场面无论是发生在中情局大楼内,还是大楼外,都是不可想象 的,我感到很新鲜。这时,一个恼怒的调查员针对我发起了神经:“老板!我们到 底是在开秘密会议还是什么的?”我只好知趣地自愿离开,但他们的老板制止了这 群不满的男女。 事实上,在当时的情景下我不可能独自离开。就像在中情局大楼里一样,来访 的人哪怕是到洗手间,也要有人陪同。 到后来因为个人安全原因我要购买手枪时,我要我的那位调查员朋友帮我,征 求调查局军火专家的意见。结果我获得了别人轻易得不到的良好建议。 任务完成后,我要求工作局局长致函联邦调查局,感谢那位朋友和他们科长对 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几个月后,他们收到了中情局的感谢函。我很高兴能如我所言 向他们表示礼貌。这是很多年里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来往的第一封致谢函。 我到波士顿三个月后,还成功招募了一名特工。他很派用场。我们都是用法语 进行交流的。我感到我的自信心依旧,心里很高兴。 那时在国内进行的招募工作一般都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由不同的官员负责。 一旦成功,功劳大家都有份儿。 按我的理解,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安全的理由,同时也给每个官员一次处理招募 事宜的机会。这样安排有不少好处,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就是难以充分保证招募过 程的连贯性,不同环节交接时容易出差错,而每一个环节交接的差错都有可能毁了 整个过程。 我不在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功劳。虽然我在过去的工作中更像一条独狼,但我认 为我是具有团队精神的。分享功劳是团队精神的灵魂。这样做可以加强同事间的合 作,对于那些相对新手而言,则可以增长见识,学习新的知识和吸取别人的经验。 而且,那时我已是一个招募专家了,我完全不必在意我在同事中的地位。 除非有特殊原因,在招募的过程中,每个参与的官员依次接手进人。每个人所 担任的角色均由基地负责人指派。 例如,对于年纪较大、行为检点的目标人选,通常就要派较为成熟的官员去接 近他做工作。对于荒淫好色的男性目标,就要派较能理解他的男性官员去培养(不 能派女的,这样可能会引起对方误会而产生非分之想),不过在最后摊牌和协议阶 段,也可以派女性官员与他接触。 招募时如果发生冲突,通常都是在摊牌阶段。这时其他官员已经脱离了接触, 暴露的风险虽然降低了,但依然存在。 尽管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有时还会发生不愉快的事。 有几个来自不发达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自愿为中情局充当间谍。他们是上校, 这样做的动机很明确,即是赤裸裸的贪婪。他们可能觉得有机会和中情局保持长期 轻松舒适的关系,提出每年要5 万(还是10万,我记不清了)美金的报酬。 我们只能告诉他们,中情局不是什么福利济贫组织。最后,这些上校们回到他 们的国家,竟反咬一口,向他们的总统报告说中情局“试探过”要招募他们! 于是他们的总统向吉米·卡特总统递交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 (中情局里那怕是最温和的局员获知此事后,都不禁骂出声来:“简直是岂有 此理!”) 我前面也曾提到过,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适于参加招募工作。要使招募工作成 功,尤其是在最后摊牌时,要进行多方准备,抓住时机,措辞得当,还要大胆。 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福特曾对我说起两个招募案例,依过去我对山姆的了解,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能做到,但却是真话。 一次是他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个“现成的”潜在大目标。详。清我不及细问,反 正他说“现成的”说法,我理解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山姆立即向站长汇 报,请求站长批准他招募那个目标人选。 只有山姆能做出这种事来:锋芒毕露,单刀直人。他直接去了目标人选的家, 表明自己中情局官员的身份(极少有人敢这样做),要和对方私下好好谈谈,而且 就在那个晚上,成功地招募了那个目标人选。这是抓住人的心理,一举成功的范例。 山姆在我面前很坦白,他又说明那个新特工后来并没弄到什么情报,几乎没用。 他的坦白的确令人钦佩。 另一次,山姆在一旁守株待兔,准备向目标人选发动攻势。他并没有对我谈及 这桩正在进行的微妙案子的前因。他的意思是他当时已经知道对方机构里有一个人 和组织闹意见,想要跳出。 按山姆的说法,他当时是“在射击孔里摆好了来福枪,瞄准好,只等目标探头 出现”。 目标探头出现时,就扣动扳机,“砰!” “一枪命中”,山姆边说还边做出用来福枪射击的手势。他成功地招募了目标 人选,和对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他和那位特工紧密接触,不断获得情报,那时我也在东京站,山姆所获得的情 报占了整个东京站每月情报报告(IR)中的10-40%的内容。 就我所知,东京站里只有一位其他的案官有如此的成绩记录。 不够胆大的情报官是难以顺利完成招募工作的。常常是吞吞吐吐,话到嗓子眼 里又缩了回去,甚至回避“摊牌”时的关键语句。这种情形不少,在招募的最后阶 段是决不可取的。 当然,在最后阶段,很不容易毫无忌惮厚着脸皮问对方“你能不能为我们提供 机密情报”?或甚至干脆问对方“你愿不愿意做我们的间谍”?这和问高中女学生 是否愿意参加高年级舞会完全不同,甚至比问女人愿不愿意同你上床(顶多挨几巴 掌!)还要难。这事实上是要对方把他的前途和生命当作赌注来换取他认为是值得 的东西,达到他自己的目标。他要衡量所得的利益和要承担的风险。培养或摊牌的 官员只能通过巧妙的迂回以达到目的,而不可误导或逼迫对方。 这使我想起一位中情局的新局长曾派一个高级官员巡视各地的情报站。 这位新局长的高级代表是一个空想家,或至少是一个清教徒。他从不抽烟喝酒, 还认为玩女人是非常邪恶的事,只发生在文明到来之前的索多玛和蛾摩拉城(《圣 经·创世纪》里的城堡,城中的居民因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译者注)。 无论在哪个国家,他训话的主题都是:要为“全世界的美好”而努力开展谍报 工作——这论调还算说得过去——同时,要努力发展情报特工或间谍,“把特工的 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场听到他训话的每一个人都不禁大笑,说:“这家伙人错了行!” 我认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或道德标准强加给别人。但这种天真的想法对 于久经阵仗的情报官员而言,就显得太幼稚了。 是的,也确有人做间谍——背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朋友和誓言 ——仅仅是为了个人理想。但这只是众多间谍中的极少极少数人。 大部分特工都是为了金钱和物质等很实际的利益而“签约”的,还有为政治和 社会利益,为不失去既得利益,为复仇,为挫折,为愤怒,为妒忌,更多的是上述 种种原因的综合。很少人会仅仅是出于冲动或为了什么精神、信念的就去冒生命危 险。 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与死后或涅盘的精神世界还没有关系。现实世界 要求间谍工作必须讲求实效,因为任何失败都可能导致自身的毁灭。那位高级代表 却唯心地高谈阔论,好像间谍工作是在为迷失方向、无助的灵魂打开天堂之门似的。 有人还说了一件事,以警告还未意识到这位“银盔骑士”的来临的情报站: “我不想说出是哪个情报站,因为这事儿挺惨的。那个站长没有意识到高级代表的 ‘高尚情操’,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请客吃饭来招待局长代表大人。” 那场面一定很尴尬,挺惨的。 要招募一个特工,首先要了解他手头有什么机密,他能接触什么机密,这些对 我们有无用处。(如果他知道最新的导弹技术,太棒了。如果他只知道种大玫瑰, 那还是让他继续种吧,但也不要忘记他的名字,你有一天可能也会需要大玫瑰。) 然后还要知道他想要什么作报酬,并且确认他一定会做这个交易。虽然还有很多与 这些原则有关的事,但这就是招募的要旨。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青霉素和链霉素在间谍行动中很有用,因为潜在的 目标人选往往需要这些神奇的药物,或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他们所爱的人。这是 一个很强的动机,而我们又可以很轻易地为对方提供这些药品。那时,青霉素和链 霉素比金子还珍贵。 目标人选的需要是否足以使他冒险犯难为我们工作?这是整个工作的症结所在。 有时整个培育发展工作的时间表会大大向前推进,从评估一培育阶段飞跃到“摊牌 ——签约”阶段,出乎我们的计划。这正是由于目标人选的需求十分急迫,直接向 我们表达出来的缘故。 所以,可以说最难攻克的目标就是愿望已经得到满足、不艳不羡、没有其它需 求、想保持现状的人。 也只有这种人才难以打动。但我们之中有多少这样幸运和安祥的人呢?不多。 我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个案。当一个同事建议:“我们收买他吧”,马上就有人 表示反对:“收买他?他只要拔根汗毛,就能反过来把我们都给收买了!” 招募官员要深入了解和分析目标人选的背景、日常生活和他所表达的需求,以 找到发展他成为特工的关键所在。 有时对目标人选的评估不正确,突破口也选错了,就会带来失败。 但在那时的美国,即使失败也不会引起什么不堪的后果。 最差的情形也就可能是目标人选的同事出面帮他的忙。这种情形在评估和培养 阶段还不会发生,因为在这个阶段对方的每一点思想变化都难以逃过我们的眼睛, 即使有什么麻烦,也都可以轻易化解。 还有一种情形可能比较尴尬一些,即对方道貌岸然地叫来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 人。不过,如果前期工作做得好的话,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就算是确实发生了,“摊牌”失败的官员也不会因此进监狱。 我曾有三次将目标人选培养得快要对我说“同意”了。但是,按规定我要把他 们移交给另一位官员,结果,最后都失败了。我敢说如果最后出面“摊牌”的是我 自己,我一定能摘下这几颗快要熟透的皤桃。 他们三个都是很有潜力的目标人选。他们的家族在各自的国家都有人处在显赫 要位上,而且联络广泛。他们个人也很有发展前途。其中有两个,正如我说:“仅 仅通过你们的家人和朋友,你们就可以发起政变占据有利地位并取得成功。” 我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这么密切了,我对他说这番话都已毫不忌讳c 每一次我 说到这,他都会露出微笑,暗示认同。 面对这样看起来已经到手的年轻、聪明而又有野心的目标人选,进一步还能怎 么样呢?在他们身上涂上野餐酱?可以吃了! 很遗憾的是,接手“摊牌”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高级官员,他快要退休了,没 有勇气,也已没有成功的欲望了。 而且,他有一个坏毛病,喜欢吹嘘他过去的“风云岁月”。对于一个情报官来 说,如此怀旧吹嘘是很不利的,因为迟早他又会碰到真正紧张的时刻,这种不思进 取的心态会妨碍他的正常发挥,最终导致失败。 还有一点,他的酒量很小。凭我20多年嗜酒的经验,我从一个人举杯送酒人口 的架势,就能看出他的酒量到底有多大,能看出一个人到底是喝一杯、两杯或三杯 就会倒了。 我三次把“准备”好的目标人选介绍给他,让他接手去“摊牌”,却三次在介 绍时发现他已经不胜酒力了,说话含混不清,嘴里喷着酒气。 从我自己酗酒多年的体会,我知道不应对他人偶尔喝多了酒进行指责。但是, 他应该明白,如果自己喝醉酒后自制力不够,举止失态,就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喝酒。 我想,他不过是想借酒精给自己壮胆,好增强自己的“阳刚之气”。 我在喝醉酒时绝不会丧失说话和观察的能力。在巴黎玩扑克牌时,我每每故意 在他人面前大喝特喝,好让他们认为我喝醉了,无法再认真理会牌桌上的事儿。我 也无须用喝酒来给自己打气壮胆。所以,我无法理解和同情那个老家伙。 负责“摊牌”的官员和其它场合的官员不同,要给对方以真诚、自信和可靠的 感觉。他的承诺要看起来绝对可靠,要向对方表示,就算前面有火炕,他也会一起 跳进去。如果有什么不能保证的,就应该老实承认,这样不仅不意味着失败,对方 反而可能被你的诚挚所感动,而更加靠近你。 没收好袋口,三个到手的猎物终于都被吓跑了。我能理解,因为没有人愿意把 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酗酒的老头手里。 我非常失望,也很生气。这时在国内区局招募统计数字中我已几近10%了,名 列第一了。(只有国内区局才保留这样的统计数字。)我做完培养工作后,怎么不 指望能更进一步地获得成功! 第三次失败后,我找基地长反映了意见,他于是决定改变原来的方式。 这时我手头正掌握着一串潜在目标人选,基地长于是要我全权处理,允许我决 定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他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 我的工作效率无疑会是很高的c 我曾遇到过一位很有吸引力的学者、政治家目标。 和他泛泛地见了两次面后,他很有风度地对我说:“请您不要把我当傻子。我敢肯 定您是中央情报局的人。”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而是继续努力,以实际言行告诉他我的的确确是中情 局的人。他后来成了我们的特工。这次招募轻松写意,完成得非常漂亮。 新英格兰聚集了众多的外国学者和政治家,我还曾遇见过两位立志要成为他们 各自国家未来的总统的人。他们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从他们的地位背景和 能力,我感到他们极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我对他们很尊敬,彼此间成为了朋友。 遗憾的是我当时用的是假名,所以以后无法再和他们取得联系。 有一单案子我记忆犹新。一位官员成功地培养了一个目标人选,将其移交给我, 他先诉我目标非常友好,最后向他“摊牌”的时间由我决定。“如果您愿意,你可 以今晚就向他‘摊牌”’,那位官员边起身离开餐桌,边悄悄对我说。他于得太棒 了。 并不是每一位官员都做得很好。在波士顿地区,我用假名示人。有一位同事是 低级官员,他参加行动时的紧张程度,就像老是接掉球的三垒接球手一样。他竟当 着特工的面,叫出了我的真名。那位特工于是问我到底哪一个是我的真名! 中情局对于一些与众不同、可能不太友好的人也有不小的吸引力。 曾有一个人自言“希望加入”中情局或和我们“合作”。基地长告诉我对这种 毛遂自荐的“撒马利亚”好心人要加倍小心,应尽快摆脱他的纠缠。 我选择了位于波士顿普鲁登肖尔大厦52楼的咖啡厅/酒吧/餐厅和他会面。 我提前2 小时到了约会地点,确认我们的“自愿者”并无同党帮忙。我戴上一 副深色墨镜,然后要了一杯可乐和一杯橙汁,各喝了半杯后分放在不同座位上,暗 示还有其他人和我一起来。 他来后,我们用法语交谈。他想透过我的深色墨镜看清我的脸,但只能看出我 是一个亚洲人,从我会说法语这一点看可能是越南人。他一直盯着我放在他那一边 的另一杯饮料,显然已相信还有人与我同来。 我对他的“良好愿望”表示感谢,又说我还要和在附近的同事商量一下再作决 定。我要他在原位等我15分钟,如果我不回来,就表示我的同事认为要进一步考察 他。 我肯定那个“自愿者”不敢离开他的座位,因为他担心还有一个人,或者更多 人正在一旁监视他。同时我也肯定,我乘高速电梯从52楼直下地面,要快过任何不 能直接打到楼下的无线通讯设备。(现在的无线手机和通讯设备就难说了。) 我后来又用同样的手法,摆脱了另一个我们不感兴趣的人。我对这一招的效果 很满意。 我的工作成绩很出色,基地强烈推荐,要总部给我作两年一次的升级。结果我 并没有获得升级。有小道消息传出,在升级讨论会上有某人用堂而皇之的理由指责 我。 在中情局,职称委员会的讨论是极其秘密的,还带有一丝神圣的色彩。但我常 常能想方设法得知“内幕消息”。 走漏消息严不严重?好几年前,有一次,一位参与讨论的高级官员私下说我将 被升级,同时又表情严肃地提醒我:“还没正式公布前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传 出去!因为如果他们知道是我泄漏消息,一定会杀了我的。我发誓那时我就会先杀 了你广若干年后,消息走漏得更历害。大家常常都能知道是谁把谁给压下去了。我 也知道。 我喜欢的那位基地长调走了,这令我很失望,继任的是一个动辄就指责我又不 许我申辩的总部的那个上司。我根本不想在他手下做事。 我在东京站工作时受人诽谤,在总部也是一样,但我认为,除了这些无聊的流 言蜚语外,我在中情局的地位还是很牢固的。 中情局行动官员在外执行任务时是用“滚动经费”,手上总有一笔备用现金。 但他要有一个详细的分类帐目,每笔支出必须有收据,结余现金要与帐目绝对平衡。 有时碰到外币价格波动,则如我前面所讲到的,不得不侵用这经费。 但在国内基地,就要进行年度财务检查,常常是先发一个简短的通知,要求官 员们的现金使用后,收支平衡。 虽然我以前也曾收到通知,但从没真正接受过财务检查。因此,这次检查对我 来说是第一次。 两位财务检查人员抵达波士顿,开始逐一检查我们的帐目,却唯独不查我的, 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说:“我们不必查你的帐。我们了解你, 知道你很诚实,你的财务记录一直很好。” 这令我吃惊。看到我笑了,他们又补充说:“我们在局里也看过你们的接触报 告,心里知道谁的帐目可能有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在中情局所受到的最高褒扬。我要感谢我亲爱的父母,从我小时 候起,他们就教导我对钱要常注意细节。 这些财务检查人员每天都要面对成百成千的接触报告和财务报告,我想不论你 怎么伪装,他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昂贵的酒吧帐单,哪些是填补漏洞的报告,哪 些是妓院帐单(和哪些是高价的按摩院的帐单)。 在执行秘密任务时,往往需要伪装单据,比如特工用假名签的单据。只要直接 的上司知道或默许,就可以这样做。这无疑对中情局官员的诚实和正直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 中情局曾向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下达指示,引用韦氏大词典和其他词典的释义, 将“考虑”(Consideration 译者注)这个词的最后一个释义——“报酬”——作 为特殊现金支付的代名词。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可能是为了尽量避免进行秘密现 金交易的帐目难以为不知情的人所误解,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在波士顿地区工作期间,因为我大多是在培养受过良好教育、老于世故的目标 人选,所以常常光顾消费很高的餐厅。我一般都用现金支付,要发票。 有一次没有安排好,竟创记录地三个人吃了215 美元,这是一个大失误。 但事实上我有些冤枉。我请的客人是一对非常富有的夫妇,他们见过世面,知 道什么是好东西,而我想营造一种大方好客的气氛。那时我已经戒酒,我问那位男 的要喝些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要了最高级的酒。而且,我当时没太注意帐单,给了 太多的小费。 为此我受到了不少非议。直到两周后有一位新来的女官员在纽约请客吃饭,三 个人花了270 美元,才刷新了我的记录。非难的目光转移到了她那儿,我才轻松一 点儿。 我在总部曾亲眼看到和听到有些官员在上级面前据理力争的情形,不过那些上 级都是比较宽宏大量的人。 鼓足勇气和上级据理力争,不仅可以达到自己的愿望或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可以令上级刮目相看,欣赏你的才华。当然,这一点对于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来 说,是难以想象的。 我知道至少有两次,下级官员同上级激烈争吵,几乎闹翻了天。但是下级官员 最后却快速反弹,在别人还未意识到之前,就得到升级,而且升至令与他争吵的上 级想都不敢想的位置。 我第二次去东京工作时,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我当时是一个非官方掩护。情报官, 我的意见无法直接反映到站上或局里,而是要通过中间环节上报。于是,他们就违 心说谎,为达到他们的目的而歪曲事实。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总部监察局求助,他们可能能帮助我,而且能耐心倾听我 的申诉。我退休几年后,有一次和一位很高级的上司谈心,说及此事时,他说: “你当时应该直接向我说。” 我没有那样做,直到我退休,我都没有那样做,显然我当时采取的策略是错误 的。 我并不缺乏勇气。但我当时的顾虑可能太多,也可能觉得这不是我该做的事儿。 当我对宗教的了解加深后,我知道一切都是缘,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都有上帝之 意。 我调到新英格兰工作后,回总部的机会多了,而且我不执行工作任务时已经有 官方掩护身份了。如果自己不努力,是很难调到一个好部门工作的。那时我自己是 想外派到国外工作,最好是到巴黎工作。如果去不了巴黎,就去其它说法语的城市 如瑞士日内瓦、摩洛哥拉巴特、肯尼亚内罗毕等。但这些地方当时也是大多数人 “梦想”去的地方,有“关系”的人早已排好了长队等着去。 又是经人介绍,我和法国处处长拉上了关系,他答应我一有空缺,就会优先考 虑调我到法国工作。我要说明的是,那时我在会说法语又熟识巴黎的中国人中是职 位最高的。虽然我的法语已经退步不少,但我自信,到法国三个月后我就可以完全 恢复过去的法语水平。我曾是一个行动官员和招募人员,和其他官员相比,我占有 明显的优势。 这时我又听说我的前任上级,同意调我到东京并使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行动 官员的部长。他将到罗马站担任站长。 他已成果斐然,名声远播世界上有情报战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通过报纸就知道 这个行当里谁谁在哪里做了什么轰天动地的事。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在报纸上发现 我的老上级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他的事迹都是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我知道他很欣赏我的工作,而且以后还一直对我很关心。我毫不犹豫地下了决 心,认为到罗马比憋在波士顿要好得多,罗马站站长也比我现在所担任的新基地长 要更适合我。 还有一句俗语: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罗马多住几年绝对是值得的。 我立即飞到华盛顿向我的老上司、即将上任的罗马站站长表明了我的想法。 我已经15年没见过他了。有传闻说他对下属极其严厉,像凶神恶煞一般。他的 头发比以前白了不少,而且已差不多秃了头,但他依然神采奕奕,带着笑容,愿意 听我的意见。他答应要我,但有一个条件:要我再做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而且至少 要干3 年。 那时到罗马还是很危险的。外国恐怖分子和意大利红色旅团的活动还很猖撅。 再次成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何况这样可能还要比时常要到受 恐怖分子威胁的美国大使馆的官方掩护情报官更安全。老板接着要求我学习意大利 语,至少要勉强过关。 所有相关事宜基本办妥后,我这位老上司又用他嘶哑的嗓子对我吼着说:“我 知道你现在已经不喝酒了,不过你以后开车要慢点!”办公室里每个女职员都听见 了。 “行,我再也不开快车了。”我想他一定已经知道我喜欢开快车这回事。 “还有,别再到处搞女人了。” “老板,我已经老了,你应该看得出来。” 办公室里的女职员听到都不禁笑出声来。 “还有就是别犯法。” “遵命!我保证绝对不犯法!” 我们彼问此答,对情报官说不该犯法几乎是好笑。但他予我以忠告,我也答应 得斩钉截铁。 我从意大利处办公室出来时,法国处的处长正在走廊上等着我。 “喂,保罗!好消息!巴黎现在有两个空缺,我正到处找你!” 我望着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是命运的安排。我向他表示由衷的谢意,向 他解释在五分钟之前我刚刚同意调往罗马站工作。我不能食言。 这下轮到他大吃一惊了。 我等着去巴黎已经整整十年了。到真的可以去了,我却错过了这个机会。 我没去向往已久的巴黎,而去了罗马。谁又能知道,这竟又是上天的灵佑。 我并不觉得失望。我心里已经模模糊糊地开始认识到,命运到某一程度是大注 定的,不以人的努力为转移。多年以后回首,原先想达到的目标有可能并不是最好 的目标。东京就是一个例子,我原想到东京好好高兴地呆上五年,但最后却只在那 儿呆了三年,而且充满了苦恼和愤恨。 除了恐怖分子猖撅以外,罗马绝对是一个不错的城市。我也知道很多巴黎的阴 暗面,明白巴黎并不仅仅意味着快乐和玫瑰。从另一角度看,这些对于从事秘密工 作的我来说,也可能是一个有利于我伪装的恩惠。此外,我又可以多学一门语言, 体验一种我向往已久的文化了。至少和子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一定喜欢 在罗马生活一段时间。我们11岁的儿子也可以在意大利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受到熏陶, 感知人类的文明和历史。 在任何机构中,一个强大的首脑对于推动整个机构的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情局也不例外,尤其那些能“呼风唤雨”的老板,更是如此。如果老板欣赏你, 他就会给你充分的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这正是你所期盼的:给我机会。 新站长到罗马后,我就获准去罗马一周,熟悉情况,体会“感觉”。如果要到 一个全然不熟悉的环境执行任务,通常都必须先熟悉情况。 如果安全情况允许,中情局里负责情报报告的官员和情报分析专家都要事先到 与他们的工作密切相关的地点进行考察,以熟悉那里的人文、地理和气候等特点。 我到罗马的一周,就是像观光客一样四处游览。我过去就一直想到罗马看看, 但由于我当时拿的是台湾护照,而且还牵涉到签证等问题,所以一直未能成行。这 次,我终于遂了心愿。我曾经读到过关于意大利和罗马的经典著作。而且,我过去 还至少爱过四个意大利女孩。后来和子还取笑我,说如果我真的娶了个意大利女人, 婚缘不可能持久。因为我一点也不喜欢吃意大利的番茄和通心粉。 我向新站长、我未来的上司和另一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了解了在罗马进行非官 方掩护行动的相关情况。 调到罗马工作后,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我经站长同意买了一辆新的奥迪80轿车。 因为我不会用手动挂档的车,所以专门从西德厂家订了一辆自动档的轿车。(那时 在意大利还买不到自动档的车。) 我理解这种“特殊”待遇可能会令人有所不满,但这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特殊 待遇。我确实要一辆车,对于新到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局里大多是批准买新车, 在任务结束后再卖掉,收益则归站里所有,官方掩护情报官如我未来的上司,就要 自己花钱买车,但却可以免税,回国时还可以免税、免运费带回国内。 罗马的魅力自不待盐,我喜欢它古老的遗迹和人文气氛,我也喜欢那些被游客 认为是骗子。专门欺骗和抢劫游客的“街油子”。我还发现,可能除了日本以外, 意大利人要比我去过的很多地方的人慷慨、诚实和大方得多。 在罗马时,我还见到一位世界小姐的竞选人,不过不是意大利人,她代表她的 祖国。她已经结了婚,30岁出头,但依然是美艳绝伦,粉黛不施就已令我陶醉不已。 我和她一起没有做什么“太过份”的事儿。我为她照了相,回国后还把她的照 片拿给和子看。和往常一样,和子并不是很感兴趣,但她也承认那个女人的确漂亮。 回波士顿后,我问起即将上任的新部长的情况。我问了七个人,有的是总部的, 有的不是总部的。令我吃惊的是,七个人中有五个都用了同一个形容词回答我: “愚蠢。”老天。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 这要是政治选举,7 票中得了5 票,71%的得票率绝对胜出。而且都是用同一 个形容词?难道这是什么启示吗? 我憎恶两种人,一种是不诚实的人,他们欺骗、做作和伪善;还有一种就是愚 蠢的人。除非是身体和智力上有障碍,我认为脑子懒惰的人是很可惜的,他们没有 思考的习惯,在思想上是一片荒漠,缺乏洞察力和预见性。一言以蔽之,他缺少了 人类的最高素质:思想。这并非说人一定要绝顶聪明,其实一副有平均水平、但确 实在工作的脑子已足够了。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发现自己做了什么愚蠢的事后就会不断地悔怨自己。我还 很遗憾地发现,我竟会重复做蠢事。这跟“失误”不同,重复做蠢事是找不到借口 原谅自己的。 我常想,朋友的愚蠢往往比敌人的聪明更可怕,可能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我 唯愿我在纽约和东京所犯的愚蠢错误不会在罗马重演。 不久,我就开始在总部附近学习意大利语,而家仍在波士顿地区。我们对在波 士顿的生活很满意,我的工作大多成功而且有趣。一家人尽情享受波士顿的文化、 艺术和历史的熏陶。由于我们在日本生活过,喜欢生鱼片,所以波士顿的海鲜也令 我们大饱口福。 由于工作性质需要,中情局有一个很好的语言学校,如果必要,在那儿可以学 到任何一种哪怕是最冷僻的语言。意大利语部的老师都非常称职,由于我需要优先 学习,所以专门有一位热心肠的女老师单独教我意大利语。 可能因为我已经会说法语的缘故,学习意大利语——我的第六语言——对我而 言是容易的,至少看起来如此。我的老师用很夸张的意大利人的手势不住赞扬我。 其实,我的意大利语和法语已经有点混淆了。 开始学意大利语后,我才发现它竟比本已很难学的法语还难学。语法要难过法 语40%。意大利语中喜欢省略主语,使初学者无暇思考起始的动词该用什么形式, 但人们却觉得意大利语很容易! 中情局不仅有一所很好的语言学校,如果有必要,局里还会对职员的外语水平 (除非是任务必须,一般都是自愿的)进行测试:听、说、读、写测试,样样俱全。 水平的分级和其它联邦机构一样:从零级到最高的五级,其中二级是及格,三级是 可以用于工作。要达到五级水平,除了语言本身外,还要知道许多其它知识;讲母 语的高中毕业生可达到四级,但很难再达到四级加。 中情局里有很多语言天才。最近我遇到一位退休的中情局前职员,他曾在中情 局通过了12种语言的测试(英语不在此列)。他完全掌握了3 种语言,对另外3 种 语言也非常熟悉。除此外,他还涉猎了不下8 -10种其它语言。而他只不过是喜欢 研究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令我惊奇的是,他竟突然和我讲起了普通话,我正想他的中文一定很好,他却 又对我妻子讲起了日语! 他还很谦虚地对我说还有一名中情局人员参加过20种语言的测试。当然,这两 位是非常例外的情况。他告诉我,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受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邀请 去工作了。(国家安全局是一个高度机密的机构,主要处理国际通讯、编码和密码 等事务。)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中东、巴尔干半岛及其它地区性危机的爆发,就大量需要 冷门语言的专家,以处理相关事务。 可想而知,波士顿基地的老板对我调往罗马很不高兴。接着不知为什么,我的 提职建议又被否决了。 我边学意大利语,还要一边学习安全、恐怖和反恐怖工作,以及“自卫驾驶” 等技术。我开始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罗马之行决不是闲庭信步。 我大概学了四个月的意大利语。当我对我的学习进度觉得尴尬时,我的教师却 对我大加表扬,说我的进度“非常神速”。我心存感激地辞别她,回到家中,准备 开始罗马之行。 后来我获知,在三项意大利语测试(对写作不作要求)中,我都达到了二级, 这是个很不错的成绩。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