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大路通罗马 去罗马之前,我和家人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 葡萄牙对我们三个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在我的日程表上还有一公一私 两项工作需要完成。 首先,我得见一个美籍的前雇佣兵,他在葡萄牙前殖民地安哥拉掉了队,现在 居住在里斯本。他希望在“非常令人尊敬的中央情报局”谋得一个“更体面的”的 谍报工作的职位。他以前曾帮助中情局做过一些事情。 和我以前在波士顿所做的一样,我的任务是见到那个前雇佣兵后尽可能劝说他 放弃这次交易,向他解释清楚中情局在谍报活动中并不需要职业杀手。我曾经读过 一些关于职业雇佣兵的书,知道他们并不是唱圣歌的主日学校的教师们。同我二十 年前想加入的法国外国人雇佣军相比,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他们更加没有 纪律性。 我的私事是通过朋友找几个走私钻石的人。他们从安哥拉走私来未经加工的钻 石,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在里斯本及邻近地区非法出售。 我非常喜欢钻石,它是许多人、不仅仅是女人最好的朋友。历史上的权贵们都 喜爱钻石,并用它们的美丽、坚硬与永恒来象征他们的权势。 自从1961年我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见到一小碟红的、绿的、裸蓝的、黄的、白 兰地色的、粉红色、奶白色、黑色的各色天然彩色钻石之后,我就一直想得到一颗 自然成色而非人为染色的钻石,这种钻石通常被称为“幻想”钻石,我的问题是: 它们稀少而异常昂贵,非我能及。 众所周知,钻石交易是受垄断商严格控制的。据报道,曾一度垄断钻石交易的 德、比尔控制了钻石交易的70%以上,因而控制了交易的价格和供应量。 既然买切割好的有色钻石如此昂贵,为什么不去用秘密交易之类我熟知的方法 买一颗未加工抛光过的彩色钻石呢?这个想法让我非常兴奋,“细小”的法律细节 我当然可以忽略掉,而且我又喜欢冒险,也许我还应该再去冒险。在中情局我并不 是白干没学到的家伙。 对那些不了解钻石的人,我建议他们去华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看看,在世界 上众多极美的珠宝中欣赏一下世界上最大的未切割的黄色天然钻石“奥本海默”。 如果你没有被它的美丽打动而忘记一切的话,你就根本不配去拥有钻石。 在我狂热的梦想中,我曾想过如何把一颗未切割过的钻石镶在一枚男式戒指上。 让我们先来看看那位出售生命的雇佣兵。 在里斯本一家旅馆装演精美的大厅里,我见到那个人(里斯本二战中曾是个中 立城市,二战之间吸引了不少国家在此设立谍报中心)。他30出头,高而瘦削,肌 肉没有我想象中的发达,但偶尔从他的眼中射出死样的微光。他的旧外套和脏领带 异常醒目,就如同失掉了遮羞布的大理石裸体雕塑一样刺眼。 尽管他按照安排左手手持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但他无需自我介绍我就认出了 他,我不由得暗自同情起他来。 我从扶手椅里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然后用化名介绍了自己。我叫出他的名字, 他看上去很放松,尽管对我是个亚洲人感到诧异。 我请他去了酒吧,为他要了两杯啤酒,我自己要了一杯矿泉水。从他身上看不 出有什么暗藏武器之处,但我并没有放松警惕,谁知道他杀过多少人,毕竟“杀戮” 是他最能出鞘的才能。 寒暄之后,我切人正题,依仗着背后中情局的威势(希望的确如此),我用出 乎他意料的温柔的。长辈般的语气告诉他中情局不需要职业杀手、前雇佣兵或者亡 命之徒。即使在极少的情况下中情局需要一些斗士,它也会通过总统命令Delta 部 队(注:最精锐特殊的部队)或其他特种部队去完成。 我继续遭:要加入中情局作谍报官必须在阅读、写作、数学等方面很棒,并且 至少要精通三门语言(其实这完全是胡说。我很少在谍报战场上或在总部看到这种 才十,但我需要以此来打消他的念头)。 突然,我想起一个我隐约记得的规定。我问他持哪国护照,他略为骄傲地说: “美国护照,尽管我在非洲作战。” 我用柔和而坚定的声音告诉他:“可能你不相信,你知道吗?在你替外国军队 作战或者在外国的外交机构工作时,你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自动失效或被注销了。” 他眼神一怔,不出所料地质疑着我的话。 “你瞧,我是为中情局工作的。我不替司法部或联邦调查局效力,你在非洲或 其他什么地方干的事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但我认为你应该保住你的美国护照和 公民身份,我是归化的美国公民,因此我可能比你更了解和重视美国公民身份的价 值,我给你一个建议:回美国去找个你喜欢的工作,那儿还有许多适合你的机会。” 他沉默了一会,也许正在琢磨刚听到的事情。我没有说话,我知道有时候沉默 更有说服力。 最终,他带着扭曲的微笑站起来,伸出手向我道谢。我祝他好运,衷心希望他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他没喝完第二杯啤酒。 我对未雕琢的彩色钻石的狂热让我的妻子觉得很可笑,他认为这是孩子气的行 为。当然,她知道钻石将是镶在我的戒指上而不是她的,但她并不在意。 在里斯本的随后四天是在追寻隐藏的“钻石交易商们”中度过的,我的“朋友” 的话比葡萄牙海岸的海风更轻率。 更糟的是,他完全不重视时间和约定,让我们的宝贵时间浪费在里斯本逗留等 待,而他却号称在“寻找钻石交易商”。 也许他想显示他的“诚意”,但到了第三天,我明白他是在带着我们进行一场 完全没有希望的搜索。尽管我不懂葡萄牙语,我也能从他“交际”过程中的反应看 出他的故事也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既然如此,那干嘛要破坏我们欣赏美丽的 里斯本呢? 最后一天,在终于决定按照妻子的意见放弃购买非法钻石过清清白白的生活之 后,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在里斯本自由自在地玩了一天。这是我们在葡萄牙度过的最 丰富的一天,尽管我们走得双腿疲惫不堪。 两年后我终于得到了一块无瑕的、淡黄的幻想钻石。那是另一个复杂而难以置 信的故事。在这我想说说我近年来开始接受的两条教训:有志者事竟成。 有祈求必得回报。 令我震惊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缓慢的逍遥自在的生活节奏,我们认为这两个拉 丁国家会与意大利颇为相似。 但在罗马的生活完全是一个始于混乱的新的经历。20年前我曾在西班牙度过了 两个漫长的暑假,当时我只懂一点西班牙语,那段令人沮丧的经历并未使我对意大 利快速、难懂的语言和泰然处之的乐观生活态度做好准备。 如果偶尔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如意,意大利人会摊开双手耸耸肩,表示没 什么大不了的。这些意大利人,你是很难跟上他们的。 首先,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家具什物将被“拖延”几个月运到!由于我们误解了 这些“懒散、不诚实”的意大利人,我们陷人了无穷无尽的担忧之中。 我们在旅馆一共呆了四个月,迅速增加的花费让我们颇为焦虑(中情局后来补 偿了我这些花费)。家具的“拖延”后来证明是美国搬运工的错误。首先,他们弄 错了一些急需空运的物品,包括我们的时令用品如外套、毛衣和雨伞等,更重要的 是我儿子珍藏的体育明星卡和小型美式足球防护头盔,看得出我儿子对他人的信任 感极大地动摇了。 我不得不花上数月时间去找回我们需要的东西,最终以我直接致信给最上级总 公司总裁并收到总裁的道歉信而告终。 这是另一个我一直坚信的教训:直接与管事的最高层人士接触。 最令人担心的诸如家具运输中的破损、盗窃和财物损坏之类的事从未在意大利 方面发生过。 我订购的新奥迪80轿车也被延迟了,而这次又是“通常守时”的德国工厂的错 误,令人吃惊的却是意大利人为他们的德国伙伴们道歉。 我们幸运地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居民区找到了一间公寓,面对一家小小的公园。 房子本身令人印象颇深,有个绰号叫“(议会)议员之屋”,因为政客们拥有 这幢大楼中大部分单元的产权。其中有1957年共同签署了创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罗 马公约》的已故外交部长的遗孀,前财政部长的遗孀也住在该楼。房东太太过世的 父亲是前贸易部长。迷人的女房东和我用法语交谈,因为当年她父亲作为驻欧洲合 作与发展组织的公使时,她曾在巴黎住过许多年。 这里有从西西里来的杰出的议会领导者,也有在任的预算部长。我们搬进去的 时候,这幢房子已号称18年没有发生过盗窃案。这在罗马是难以置信的记录。 我坚信大部分意大利人都是善良的,但犯罪依然猖撅。数周之后,我从新闻中 读到,一些乘公共汽车的英国游客在他们从达文西国际机场到罗马的路上被人用冲 锋枪劫持并洗劫一空的消息,幸好无人受伤(通常意大利的犯罪看上去不太血腥)。 到意大利之后,我听说精锐的宪兵部队的首领阿尔贝托·达拉·基耶萨将军和 他的新娘及五个卫兵一起被黑手党刺杀了。在司令部,我有个同事喜欢模仿贵族气 的达拉·基耶萨将军请我们粗暴的罗马支局的局长喝咖啡的场景。那是非常滑稽的 一幕,因此这条悲惨的消息就令人感受更为深刻。 我们被罗马的不可思议的罪恶所迷惑。 有一次,一伙胆大妄为的歹徒在罗马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抢劫了运送警察薪金的 警车。 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坐在车内,其中一个警察用一把机关枪向车顶漫无目的地 扫射。钱还是被拿走了。 也不知警察们的耳膜是否被震破了! 那时候,我们学会了如何避免成为常见的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男人的钱包放在 胸前的口袋里是比较安全的,尤其是可以用扣子扣上或有兜盖遮住的那种。 我们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彼得于1991年在罗马亲眼看到他的钱包被拖出胸前的口 袋,而当时扒手正向他微笑!彼得及时制止了这窃案,他唯一的遗憾是当时忘了展 示一下他已熟知的粗野的意大利语,而只是像美国人那样用英语向扒手怒喝。 裤子后面的口袋是最容易被偷的,也很容易被人用刀片或小刀割开。 如果惧怕意大利技巧高超的偷包贼,妇女们的手袋应该有一条肩带,最好斜挎 着,并用一只手护着放在身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全然破解那些骑着摩托车 的抢匪,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一个骑车,而后座的人动手抢劫。 我听说过一个脆弱的美国女人在街角与窃贼殊死搏斗的故事。她最终获得胜利, 保卫了手提袋,右臂和肩膀也完好无损。但这是一个代价惨重的胜利,以后心理治 疗的花费比手袋的损失要多得多。 在露天咖啡厅,尽量坐在里面的位子是明智之举。因为骑摩托的窃贼像马喊一 样抢走靠外的位子上任何抓得到的东西。 如果你要在意大利多呆些日子,那最好将你的身份证和护照影印一份,然后带 着影印件出门(除非你要兑换货币),而让旅馆把重要的物件妥善保管。 作为一名极秘情报官,我被分派过几乎所有我能干的工作,但我工作的主要目 标是潜在的恐怖主义国家的官员及传统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 在任务单的最上面,是我早已熟悉的工作:和那些来自可能大肆产生恐怖分子 的中东国家的情报官、外交官和记者们会面、交朋友、培养感情,然后尽可能地拉 拢他们。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前几年在中情局的工作经历,这种任务也许会让我恐惧, 特别是在恐怖分子猖撅的罗马。 带着自信与愚勇,我狂热地开始了工作。 派遣一位深藏不露的极秘情报官从事秘密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不大可能被 敌对国家的政府或其他敌对势力逮捕。 并且一旦不幸或因出错而被逮捕,极秘情报官也可利用机智和经验去编造一个 “合理的抗议”,如用中情局乐于使用的那一类方法。我有充分的自信自己可以很 好地处理这些事情。 我的掩护身份是一位商业咨询者/财务分析人员/投资顾问等,任何与钱或咨 询有关的事情都被他们含混地写在我的业务名片上。令人惊奇的是,数年后,因为 这个身份我学会了足够多的东西来令人满意地开展与掩护身份相符的工作,或与学 者、专家以及专栏记者们以职业水准讨论有关的问题。最妙的是我并不需要做有关 这些身份的实际工作,尽管我必须随时了解新闻。我是读新闻成瘾的人,这项工作 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仅仅在使用这个身份数年后,我才唯一有一次由于掩护身份而使自己处于尴尬 的境地。 我的一个远房婶婶和他的儿子(在他的业务名片的显著位置印着博士的头衔) 专程来向我寻求购买黄金一金条的交易(而不是关于小赌注的游戏)的专家意见。 当然,我了解这类问题,我取出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考虑到南非的各种 生产因素,苏联出售黄金的可能性或者某处突然爆发的军事冲突等等因素,我断定 当时对美元每盎司的金价最多可能达到95美元每盎司。 因此,我诚恳地告诉他们在瑞士借钱买黄金是冒险的投资。 我的忠告是免费的,就像我们请的晚餐一样。我冒了自己的险提出这项劝告给 这远亲。 然而,历史记载了一切。很快,大约6 周以后,金价上涨到每盎超过800 美元 的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高价。这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现象使所有的专家和经济学 家们困惑不已,包括那些开心傻笑的南非人。20年后的今天,金价也仅仅为380 美 元每盎司。 从业务上讲,我没有受到任何不良影响,因为它与我的本职工作无关。何况, 我只是无以计数傻瓜们中的一个而已。 我丢尽了脸面,更失去了婶娘和表弟。 罗马支局除了给我一些指令外对我没什么帮助。我的一个极秘情报官同僚和我 会过一次面,一年后又在电话里用嘲弄的腔调和我交谈过一次。这就是他对我的 “协助”。 我后来从他以前的上司那里了解到这位极秘情报官同僚并不是什么好情报官, 我非常理解这件事,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一个极秘情报官只会把自己看成朋友。 接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指示后,我开始试探着与那些目标中的外国外交官们交往。 我好像在浓雾中摸索向前,就像一句东方谚语所说的:我不知身处何方,也不知要 去往何处,更不知会遭遇何事。 当我成功地和一位阿拉伯大使馆的情报首领共进午餐后,我想我已取得了一些 实质性的进展。或许我该再安排一次宴会。 然而那个人并非没有理由成为使馆的情报长官,在罗马这个充斥着间谍的城市, 他也是有经验和一些所谓的“第六感”。 但尽管我在电话里竭力邀请,接下来的会面却再也没有实现。 我奉命去某个重要场合的例子可以说明我的处境是多么无助。 我被命令去参加一个回教国家大使馆的宴会。宴会是凭请柬进场的,而我当然 没有请柬,事情如果那么容易的话就根本不需要间谍了,不是吗?当然是这样。 为了为晚上的活动做好心理准备,我去了著名的林荫大道Via Veneto,那儿有 几家著名的咖啡厅,一度是国际影星时常光顾的地方,如今因为冲锋枪扫射和炸弹 爆炸而再度名声大噪。 我找了一家有许多大声交谈的阿拉伯人的咖啡馆坐下。我通常习惯于背靠墙坐 着以便我可以很好地看到眼前的“舞台”,如果附近有一根粗大的大理石柱子来挡 住可能突然飞来的子弹或炸弹就更好了。正如你想象的那样,就此而言,在这种危 急情况下,即使是一个非常胖的男人或女人也不如一根石头柱子管用。 看着眼前的阿拉伯人,想着也许他们晚上也要参加同一个宴会,我感到心情有 些沉重,“我该从哪里下手?怎样开始呢?从眼前这些人身上开始吗?” 这时,一个阿拉伯人站起来,他翘起的夹克露出了随意插在他背后腰带里的一 把不锈钢的“·45”口径的半自动手枪。我的心情比那把枪还要沉重,这个人甚至 没有为手枪配一个枪套(这便于快速拔枪)。那魁梧的阿拉伯绅士漫不经心地整了 整衣服,盖住了露出的手枪。我心里默默地记着这帮人的面孔。 我准时来到了大使馆的人口,已经有许多客人在那里了。大部分人手里都拿着 请柬。当然,那个背后插着把枪的大个子阿拉伯人也在客人中间等着进去。美国人 并不是恐怖分子的唯一目标,在罗马,回教徒枪击回教徒是很平常的事。伊朗和伊 拉克人正在打仗,两个国家都在罗马派驻了使馆。 我别无选择地加入到面向欢迎者的行列里。大使和夫人站在欢迎的行列中,夫 人站在前头,紧靠着人口。 我前面的客人看上去像是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和他的年轻助手。 我不知道该用哪种语言和他们交谈,我最终选择了英语,因为觉得最可靠。就 在我面前的年轻人准备把他们的请柬递向将去叫出客人的姓名、头衔和国籍的接待 员时,我用英语向那年轻人轻声道:“英国大使今晚也会来,是吗?”这是一个不 论怎样都会得到回答的问题。 年轻人递请柬的同时疑惑地点点头。 我大约50岁上下,穿着得体,看上去平静而高贵,像一个亚洲国家使馆的公使 或参赞——至少我希望是这样。我向年轻人庄重地点点头,微笑着说:“对,对。” 我的耳朵其实什么也没听到。 接下来,我已走过接待员来到大使夫人面前。 很早以前在巴黎学会的做作的妄动差点毁了我。 我完全忘了主人是回教徒,我试图拿起夫人的右手轻巧地躬身吻一下。 哎呀!美丽女士的手在我的拉动下仅移动了一英寸,这优雅的手拒绝移动!我 几乎可以感觉到她黑亮的眼睛在我躬下去的头顶上刺了个洞,她嘴唇轻启:“你这 个傻瓜!” 我当时一定是满脸通红,我被太阳晒成暗色的皮肤掩盖了一切。我迅速左行面 向大使,孤注一掷地露齿一笑咕哝道:“阁下……”我避免和大使夫妇两侧全副武 装的卫兵做任何的视线接触。 直到我离开大使至少十步,十大步之后,我才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 如果是在喜剧表演里,我当时就会像一根木头直直地倒下去。我异常紧张,感 到血压猛裂冲击着我的头和脸。 在日本或其他地方我从未感到如此紧张过。和已知的敌对情报官握手与如此可 怕失礼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我真的很想念日本,在那里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使 局面在我的控制之下。而这里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共存在这个占老、辉 煌、美丽、复杂的首都。 晚会主人很多,但我毫无收获。我遇到一个难以对付的国家的大使,并试图与 这位年长的外交官用法语多谈。令我反感的是他向后退让着,奋力把手从我的手中 抽出来,仿佛被凶狗咬厂一样,我不理解为什么他如此坚决地要回避我,他应该不 知道我是谁。 我在晚会上遇见我的副部长,他当然有请柬。 他带着惊讶的表情问道:“你怎么在这?” 是你叫我来的,还记得吗?你只是忘了这有多困难而已! 我被介绍给一个值得信赖的长期特工,我可以同他一起做许多工作。这样一个 重要的特工我却仅仅在会面前10分钟才听到他的名字,并且我只被告知今天应该向 他说什么,再没有更多的信息。没文件可读,没有背景材料可查。 我带着特工来到城里奥古斯特皇帝陵墓边的一家安静的餐馆长谈(这种境况是 在罗马生活的幸事之一)。 我开始教他如何精确聚焦并拍摄某个敌对国家的雷达塔。 他很有礼貌地听着,但当我按照指示向他解释照相技术时,他眼中掠过一丝轻 蔑,这使我对上司没给我时间阅读特工的背景材料感到怒火中烧。 看着他以前去那个敌对国家拍摄的照片,我觉得并不存在照相技术问题,而是 他不能或不愿冒险去拍摄一张精确聚焦的目标照片。这可以理解,我的立场无法要 求一名特工冒着生命危险去花时间调焦距。 我曾经有一个特工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在敌对国家用被禁止的方式拍摄照片。但 我知道我无权要求这些,我也没有要求过,我确实欣赏他勇敢的行为和因为他的勇 敢而得到的几份有价值的报告。 我的愤怒和尴尬是对的,我后来知道那个特工是个职业摄影师,难怪他给我如 此可恶的一瞥。这就是我从情报站上司那里得到的“支持”。 我后来发现分部的主管和副主管关系不和。在分部,很多事情都是“乱七八糟 的”,但肯定绝非偶然。这些糟糕的事情碰到一起绝非偶然。 在罗马,我常被告知事情需要花费时间来做,我常被微笑着告知“别太卖力了, 小心心脏病”。 我的确喜欢很快地做事,但更重要的是事情并不必进行得像他们做的那么慢。 在情报工作中,一点尤为正确的是时间往往是关键因素。我很早以前就被灌输了新 闻业紧张忙碌的节奏与本能。 我和这位特工相处得非常好,直到他预定的“退休”时刻。我们一起诚心诚意 地尝试过许多事,但没有什么成就。 与他共事之余,我在情报报告中试过了所有的小花招c 在不同方向都有很多创 意,诚实地说做了非常好的努力,但仿佛被噩运诅咒了一样,一无所获。 我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事件时间表,但我在罗马和许多敌对的情报头目们会面、 进餐、交友。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外交身份掩护。 在罗马,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外交使团,而这些使团甚至在华盛顿、纽约的联 合国总部也见不到。我要么事先就从情报站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要么像情报官那 样在和他们初次见面后就猜出他们是谁。通常他们的眼睛和身体的移动都会告诉我 他们是谁,我则会在我的接触报告中要求情报站进行核实以便确证。 罗马真是一个让我觉得情报工作是一种有生命危险的职业的地方。甚至当你并 非被攻击的目标时,流弹也一样会把你打死。这在那些从事情报工作的人为某个原 因而聚集的地方是经常发生的。 后来,在我儿子就读的国际学校,校方公开警告学生和家长们“尽可能远离美 国大使馆和罗马市中心西班牙广场附近的新的麦当劳快餐店”。 大概这些地方是恐怖分子对付美国人的主要地方,而且是针对所有的美国人。 恐怖分于的袭击遍及欧洲。贝鲁特的美国使馆炸弹爆炸,劫持环球航空公司的 班机,劫持快乐旅行游乐船 Achille oro等等,还有罗马达·文西国际机场的恐怖 分子的冲锋枪扫射,16个无辜的旅客被夺去了生命。 甚至意大利人也承认意大利的官僚主义让人难以忍受。而我有幸认识一个可以 通过朋友和贿赂避开拖拉的公务程序的意籍美国人。 他使我的家具什物顺利迅速地通过海关;他只用一个月就帮我安装了一条电话 线——我工作中必需的东西,而不是像常常被忙死的电话公司所说的那样,让我等 上六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他指点我顺利地出人于罗马警察署和币政机构,这些都是 不可思议的功劳。 在罗马过了一年之后,我被改换签证的申请难住了,我们的申请不得不来往于 包括内务部在内的官僚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关卡。最后,我被告知我必须向路易丝安 那州新奥尔良的意大利领事馆申请意大利签证(那是离我那家虚构的公司最近的意 大利领事馆)。 咨询过我的声名卓著的意大利津师之后,我想我别无选择,只能回到新奥尔良 去申请意大利商业居留签证。我不愿意这样,我的部长出于别的原因也不愿意。唯 一理解我的困境的人,我的一个极秘情报官同事兼分部长的好友断定我根本不可能 留在意大利八谢谢!至少他并没说我们即将被逮捕。)又一位无所不知的先生! 我飞回总部,然后去新奥尔良。整个旅程自始至终都不愉快,新奥尔良也正值 它一年最枯燥乏味的季节。 意大利领事馆的官员是个女人,她恰好在前夜弄伤了脚骨,我真幸运! 她厚颜无耻地谎称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罗马办理而不是在美国,而意大利外交 部却告诉我的意大利律师我必须在新奥尔良办理签证。 我当然不相信她,一个前天晚上刚弄伤脚骨的脾气乖戾的小领事官是根本不值 得信任并与之打交道的。 我请我的一位意大利津师通过国际长途和她谈。 不可思议的是,三言两语之后,她居然使我的意大利律师相信我可很容易地在 罗马得到签证! 那当然不是真的。 我的意大利律师不得不重新开始申请,于是我们三个(我自己、我妻于和我们 的儿子)的美国护照在意大利外交部与内政部之间穿梭了四个月后很自然地、非常 自然地遗失了。事情变得如此令人尴尬,以至于一位意大利外交部的官员、一位女 士后来通过我们的律师来向我们致歉。 请允许我结束这个可作为他人前车之鉴的关于我们的护照和我们的处境的稀奇 古怪的故事。 在罗马住了一年半以后,我们没有了护照、签证,没有了居留证,我们成了非 法住在罗马的外国人。 我决定去美国领事馆申领三份新护照,并向他们解释申请签证的真实故事(当 然不包括我的中情局背景) ,以及与新奥尔良那位脚与心神都不正常的女人的纠缠和护照消失的奇术。 令我吃惊的是,这样的事情显然相当普遍。美国驻罗马领事很快就发给了我们 崭新的美国护照。 巧合的是,当我去警察署更新旅游居留许可证时,我发现装我们的文件的袋子 出奇的鼓胀。我要求看看是怎么回事。取出的文件是一个大约10人份的外国家庭的 档案、护照和所有的东西。他们的名字和我们的名字毫不相似,如果不是我注意到 它,他们将在黑暗中无尽地等待,而他们的文件资料也将一辈子与世隔绝。 新的护照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合法地呆在意大利,这仅仅说明在罗马我们拥有了 合法的新的美国护照而已,我们必须想办法去解释我们怎样会“碰巧”在罗马。 我们肯定不会再试着去申请意大利签证,因为在等待签证的同时,我们必须交 出我们的护照,那样我们就那儿也不能去,甚至去意大利国内其他地方也不行。并 且如果有急事发生,我们也无法离开意大利。 我们的意大利律师建议我们应该不要签证而呆在意大利,如果被安全部门的人 拦住,我们只需回答我们几天前才由陆路从瑞士过来。 (然而这无法解释护照的签发日期和地点。但这儿是意大利,不一致的事情到 处都是。) 我询问我们的律师如果我儿子背着书包被拦住怎么办?这是难以解释过去的事, 不是吗? “不!他们绝对不会拦住一个像他那样的干干净净的小孩子!另外,你如何想 象有如此之多的外国人非法留在意大利?” 后来我们改进了策略。我知道意大利的男人即使在罗马拥挤的交通状况下驾驶 时,也会向女人骑士般地大献殷勤,尤其是面对一个东方女性的时候,因此我大部 份时间里都放心我的妻子在罗马驾驶。 尽管和子开车时如同罗马的司机一样的粗野,却从没遇上一起事故或惹上麻烦。 只有一次她被意国宪兵(准军事的警察挂领部队)设置的路障拦住,她机敏地向他 们致敬之后就被放行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这么轻易走掉的。 非法居留的故事并不止于此。 非法居留大约两年以后,有一天我妻子惊恐地发现两个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 端着冲锋枪的意国宪兵站在我们大楼的人口处。因为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日益加剧, 武装宪兵被派来保护我们这幢住着现任预算部长的房子。 卫兵们每天24小时值班,一有汽车进入他们就会检查地下室的停车场。我们一 家人随时都可能被叫去询问身份,我急坏了,而且也知道了意大利的监狱是极端不 舒适的。 两天后我立即在自己家里为一些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们安排了一次午餐会。 当这些教士朋友穿着神父的衣裳和修女的衣饰通过武装宪兵把守的人口时,我故意 大声用意大利语和我的朋友们交谈,让那些宪兵知道我有非常尊贵的朋友。 我最终还是被逮着了,当我不得不出售我的汽车时,我和买主去汽车登记事务 所,在那儿我被严厉地告知我的驾驶执照(美国维吉尼亚州)是无效的,我的汽车 登记也是无效的,我拥有这辆车是非法的,并且事实上我存在于罗马本身就是非法 的。 由于我真诚地致歉,并且我们准备几天后离开意大利,那人展示出他的意大利 人的大度与宽容,允许我卖掉这辆车。 这就是我为什么爱意大利人的原因,他们有一副好心肠。 到罗马之后,我一直坚持学习意大利语。那是个非常令人沮丧的过程。 首先,我们的许多朋友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讲法语或英语的高尚的意大利人, 因此他们不会让我们痛苦地用意大利语表达,而是用我们最常用的语言交谈。 出于礼貌,意大利人通常不会纠正外国人说意大利语时犯的错误,对于只了解 意大利人粗鲁一面的人来说这可能听上去十分奇怪。此外,意大利人本身也根本不 在意改正语法错误,因此除了读报和看电视,我们很少有机会提高我们的意大利语 水平。 我试图进入外交、商贸和交际圈的努力使我结交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朋友,大都 是很有教养的社会高层。但是,他们仅仅是社交朋友,并没有职业来往,他们对打 击恐怖分子当然没有帮助。 翌年三月,我们冒险离开意大利去度春假。听说瑞士没有大多的下雪天,而且 因为钟意于可以把我们的奥迪80开到每小时160 公里(100 英里)的速度,我决定 去瑞士、列士敦士登、威尼斯和米兰玩玩。我们已去过几次佛罗伦萨,并且我们的 车可以轻易超过厂家保证的150 公里时速的事实极大地振奋了我。 高速公路上100 公里的限速几乎从未执行过,因此只要高速行驶是安全的时候, 我就会开到160 公里的时速,感受高速度的刺激。 我们到达辛普隆关隘的阿尔卑斯山麓时,天气看起来有种不祥的感觉,对于我 的询问,卫兵只是大笑着说道:“在这种天气你需要些勇气。” 我把这误解为一种挑战,我向妻儿保证我有足够的勇气,于是我们继续前进。 这是一次只有了解阿尔卑斯山之类的山脉的人才能理解的不寻常的恐怖经历。 小雪很快变成风暴,有时能见度低到仅仅车前一个车位。 幸运的是,阿尔卑斯山的路上有许多高大的标志桩告知人们哪里路沿到了尽头, 哪里有雪崩。路的另一边便是直耸人云的山峰。 我们只装着普通线型胎的、前轮驱动的汽车喀喀地碾压着大约20公分厚的大雪 向阿尔卑斯山上攀登。这时我才第一次理解汽车上安装高度计的目的。 我们的罗马机械工错误地在车后安装了一个异常大的适合于救火车的红雾灯。 尽管强烈的红光可以使我们放心不会有人从后面撞到我们而把我们推下悬崖,但明 摆着的事实是,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只有极少的几个白痴才会在阿尔卑斯山行驶。 幸运的是瑞士并不大。当我们接近目的地时,我们已经经历了几次短暂的暴风 雪。我们继续缓慢地向上攀登,沿着同一条路向下滑行的滑雪者们大叫着向我们问 候。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最终,接近顶峰时,我太太诉苦说胸口不适,我想我最好停下来。我步履蹒跚 地穿过雪地来到附近的一家旅馆,瑞士人看上去相当习惯于在这样糟糕的大气下见 到如此愚蠢的旅游者。我很惊讶!这家旅馆位于海拔1500米(4950英尺)的克兰蒙 塔奈——每年阿尔卑斯山世界滑雪锦标赛的一个赛场所在地。 当我停好车并准备锁上它时,旅店经理看着我车上的罗马车牌大笑道:“先生, 这里是瑞土,不是罗马” 我们在风雪中去到扎麦特,但除了大雪之外什么也没看到。马特峰应该就在那 儿的。我们努力使自己相信我们看见它了。它应该和明信片上的一模一样。 我们整夜凝视爱格山的北边峭壁,凭吊那些为挑战这山壁而死去的登山者们。 我儿于提醒我们,我和太太在小小的列支敦士登吵了整整一天。难怪我们一张 相片也没照! 那天是愚人节。我告诉儿子彼得,收音机中新闻报道说他在罗马的学校被恐怖 分子炸毁而关闭了。“愚人彼得”竟欣喜若狂。 我们是第一次去威尼斯,那儿太棒了。那是个如此独特而美丽的城市,我们都 被深深地打动了,玩得非常开心。 米兰的古奇商店正7 折优惠售货,一位销售小姐带我们去后面的房间,里面有 堆成山的5 折商品。 然后,我们去了比萨。 在那之前,我患有恐高症,攀爬比萨斜塔是难以想象的恐怖的事。但我决定以 登上比我想象中还要倾斜的斜塔来治愈我的恐高症。我和儿子向上攀登,我太太则 自告奋勇在安全的地面上当摄影师,为我们照相留作“证据”。 外围的环状围廊的大理石地面,被几个世纪以未无数双脚磨损,形成一条伸向 塔边的危险的斜面,引诱着不留心的双脚滑出边沿。最令我惊恐的是一些小孩子大 笑着追逐着,仿佛围廊就如平坦的地面一样。 我在巴黎结识过一位姑娘,她曾亲眼看见一个男人从凯旋门顶上跳下来。她向 我描述着那个男人的头如何像个西瓜一样地撞破在石头路面上(她为此两天吃不下 东西)。我脑海中一直保留着那悲惨的一幕。 我开始颤抖,流汗。但儿子的存在提醒我我的责任,我必须坚强,我握着他的 手继续向前。 我们稀里糊涂地就穿过了最令人惊恐的中段,安全地到达塔顶。 我觉得我的成就和伽利略在这个塔上所做的关于重力的实验一样伟大。 这个极端的办法治好了我的恐高症,在两张放大了的相片上,我和儿子正站在 斜塔的顶上挥手。 现在,斜塔变得更加危险,已经不再对游客开放,当局正着手研究加固修复的 计划。 因为汽车都没使用无铅汽油,罗马的空气严重污染。在波士顿的时候,寒冷的 空气使我的早期气喘病常常复发。然而罗马市区污浊的空气却更加致命,令我的双 眼刺痛,呼吸不畅。 数月之后,我的气喘病恶化了,而我却不知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件事。 当我的气喘更加恶化的时候,我独自睡在书房里,因为我太太和儿子抱怨说我 晚上太吵人了。 噩梦终于降临。一天清早,我噎住了,我觉得呼吸越来越弱,马上就要停止了。 也许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停止。我面向书桌坐在椅子里,我身体很虚弱,无法去叫醒 隔壁的妻子。我准备给妻子和儿子写几句话,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超过一切,随后我 又觉得这没什么必要,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一生中有许多遗憾,但我不惧怕死亡。抛下妻儿使我很沮丧,但我元能为力。 哭喊无济于事。我还不了解上帝,所以我没有祈祷。我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 呼吸停止的那一刻,没有一丝恐慌。 忽然,我注意到桌面上有一瓶以前吃过但没有疗效的气喘药。我想在这种时候 试一试也没有害处。我把六。七片药扔进嘴里,尝试着把它于吞下去,因为我无法 站起来去弄些水来。 大约10分钟后,我的呼吸变得稍微容易了一些。我蹒跚着未到妻子床边,让她 打电话请那位现在替“日常家庭医务”值班的我们从未见过面的医生来急诊。 急诊医生及时赶来,一边为我注射可的松,一边严厉责备我的愚蠢。常规剂量 的注射不够用,又不得不再来一次。我的状况很糟,必须转到大医院的特护病房去。 这是1977年和1979年的急性胰腺炎之后又一次意料之外的疾病,我住了一周医 院。我开始了解到气喘是最疏于治疗的疾病,如果不认真治疗将会危及生命。 很久很久以后,我从父亲那知道我的祖父就在我父亲出生前两个月死于气喘, 从发病到去世仅仅一个半小时。 难以置信的是,1977年至1994年间,我一共有过7 次急诊,其中5 次因有生命 危险而住进特护病房。 在我的谍报职业生涯中,我数次幸免于难。除了刚人行时在东京的警觉,我从 来没感到过任何生命危险。 我生了病,但工作又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这定会使我的部长焦躁不安。 他用最自然的理由来攻击我:“你的英文书面报告真令人恐怖!” 用英文来攻击华人,这真是低级的方法。 我知道我的书面英语不值得称赞,特别是我习惯于提交初稿。这个习惯来源于 我的记者生涯,那时写电讯必须匆匆而就,并且这也为我的办公室编辑所接受。我 相信我的英文报告绝不至于像部长描述的那么糟。 也许这位上司多少和莎士比亚或海明威有些血缘关系,或许在他肉乎乎的脑袋 里隐藏着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天赋,正等待着机会去发展。然而我还是认为他 对我英文的苛刻批评是不合理的。 但是,部长继续以我英文的书面报告羞辱我,说什么站长“非常不高兴”。这 种斥责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我很了解站长,比他了解得多。我知道站长对英文书面报告很挑剔。的确如此。 但我还知道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不会如此粗鲁地批评一个像我这样英语不是 母语的人。肯定不会恶劣到像部长斥责我的那种程度。 这里还有极秘情报官的不利的一面,我无法确定我为什么受到责备。如果那是 合理的批评,我有勇气接受它,就像我一生中一直所做的那样。 仿佛个极秘情报官必须接受抛向他的一切,盲目地、平静地、顺从地,不能有 任何争辩或求助。纽约时发生在莫里·邓恩、梅丹尼身上,在日本发生在部长身上, 现在又发生在这位罗马的部长身上。 看上去对极秘情报官只有单向的攻击而没有现实可行的保护。 当新的副部长到任并成为我的新联络官时,他不解地问我:“你的英文到底是 怎么回事?我看不出有任何大问题。” 很明显,他在什么地方看过我的档案。 当我和前罗马站长都退休以后,前站长曾请求我代他写一篇记事是用英文写, 不是中文或日文,我欣然从命。 后来我质问他据说来自于他针对我书面英语的批评。 这位前站长带着吃惊的表情否认了曾经批评过我的英文,并补充说:“如果我 认为你的英文很差,我还会请你写这篇文章吗?别傻了!” 如果我不是一个极秘情报官,或是可以随意接近站长,我会立刻得到这个回答, 而不会一直忍受着屈辱的折磨。 诽谤者夸大。悦谎,并散播他的谎话来强调他的观点。 这位部长,在得知我戒酒之后竞告诉罗马的同事他“确定保罗又开始饮酒了”。 那些了解我的人甚至不去费神争辩这样的诽谤。 在我退休之后,我听说他对我的诬蔑升级了。他竟告诉梅丹尼:“我可以发誓, 保罗又开始饮酒了。”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能想象出这两个难兄难弟的笨重、同 声骂我出气的样子。这段插曲是一个愿意在法庭上为我辩护当证人的朋友告诉我的 (他指的是监察办公室的调查。) 我无需人为的审判。 他们应该都是基督徒,难道真的不知道有一条“微不足道”的圣训吗? “你不该对邻人作伪证。” 我深信上帝已表明他公正的处分。 像我前面所写的那样,我确实看到了那些对人不义的人的不幸与痛苦。他们有 做恶的习惯,他们不断重复他们的恶行。这些恶行很快会以各种方式得到恶报。 令人奇怪的是,做错事的人本身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受到的惩罚。 这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一个土耳其人企图暗杀教皇的事。据几位意大利检 查官声称,他和保加利亚秘密组织暗中勾结。 因为这些阴谋背后可能涉及苏联克格勃的人,这种说法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是 波兰人的教皇是波兰团结运动的支持者,这当然引起了莫斯科的极大不安。 美国国会议员们及中情局总部命令中情局罗马站的站长尽可能彻底地调查此事。 罗马站长因无法确证或否认这种传言而在报纸上被人批评。 我那时还在罗马。我两次邀请他到家里共进午餐,因他是我的前老板和老朋友, 我向他问起这个话题。 (当时我没有问他据称来自于他的关于我的英文的批评,因为我不想让在场的 妻子也感到沮丧和羞辱。) 他告诉我罗马站调查了所有的线索,但无法提出任何可信的情报(我们知道中 情局对情报报告的可靠性苛求到什么程度),他报怨道:“我真希望我可以给他们 铁证并对他们说:‘这就是你要的该死的证据,去做你想做的吧!’但我不能,我 们提不出任何可靠的东西。” 东欧剧变之后,这些共产主义机构的秘密活动纷纷曝光,我没有仔细了解所有 的新闻,但我没有听到任何与保加利亚新暗杀教皇的秘密。 罗马站长本身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 我零星地接到一些部长给我的指令。 有一次,我被告知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卡洛斯”,据 “可靠”情报将在近期来到罗马。睁大你的双眼! 天哪!我该怎么办? 根据在总部时所得的简报,我已经知道“卡洛斯”曾如何乔装改扮。他常常带 两支枪,并有保镖伴随左右。就他的情况而言,“极度危险”是一个保守的说法。 我想如果我遇到“卡洛斯”,我不大可能引起他的怀疑,因我只不过是一个身 处欧洲的中国“商人”而已。 我在心里仔细策划着:避免眼神接触。一边跟着他一边提防他可能隐藏着的保 镖。如果遭到攻击,就边跑边大声引起路人或警察的注意。估计他们会开枪射击。 那我就迅速闪避!子弹是不会转弯的。 但我始终没机会遇到这个安全部门悬赏的国际通缉犯。这可能是幸运,也可能 是不幸。 1994年8 月,“卡洛斯”在苏丹被法国政府拘捕,并被带回法国审判他所犯下 的谋杀罪行。他刚一被捕,权威人士们就开始把他归类为只向容易得手的目标射击 的蝶谋不休的懦夫,“他的大部分吹嘘的业绩都是虚构的”(《时代周刊》1994年 8 月29日)。 我希望以前就有人告诉我这一切。尽管事后看来,他像一个愚蠢的恶棍。但真 正有可能面对他时,却没人敢这样说他。 另有一次,部长通过电话让我准备像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去日内瓦旅行。电 话里没做任何解释——难道这就是通常的安全防范吗?我被告知我会住在最高级的 旅馆里。去为这次2 -3 天的旅行做准备吧,然后等着进一步的电话指示。如果几 :小时之后电话还不来,就表明计划取消了。 在这个被叫做中情局的著名的神秘机构里,我已经不会为这种“神秘”的指令 而吃惊了。也许大多数情报官会认为这是个愉快的差事,而我却颇有疑虑。我常常 相信别人,但却不轻信。如果他认为我会兴高采烈地期待着这次奢华旅行,那么他 错了。我从前也曾和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夫特一起或独自一人在许多国家和城市 经历过许多次“奢华”的生活。正如化装成富人无需我专门假扮什么一样,这次旅 行对我也毫不新鲜。我日常的穿着打扮足以表明我在那种富人世界会有妥当的言行。 部长电话里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一直烦扰着我。“只有你能做这件事”。 为什么?我不相信部长了解我过去的活动细节。谢谢他的恭维,但是我有我自 己的想法。 我无法理解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何通过电话传达而不是惯常的面对面的交谈。如 果这次行动是真的,那它必是危险的,非常危险的。 我怎能相信这样一个突然而至的计划。如此随意地电话传达,没有事先的简报, 没有详细的支持计划,没有应急计划等等?我太了解这一类计划了,我绝对可以比 部长更快更好地捏造一个故事c 但是,我还是如实地为“旅行”做好了准备。 当我让一位“中情局志愿者”留在波士顿的普鲁登肖(PRUPEN-TIAL)咨询大 楼顶上等待,并告诫他“如果15分钟后我不回来,就认为……”时,我回想起这段 往事。 我预料不会有任何事发生。 电话通知没有来,部长也再没解释为什么。什么也没有,正如我预料的那样。 我已逾期很久没得到提升了,而我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我直接向经历管理部主 任询问为什么我未获提升。 我的经历表明我应该得到,并且我得到不少次的推荐。 我收到一封经历管理部主任亲笔签名的标有“亲启”字样的信函。信上说: “你各方面都非常出色,只有一项例外:招募新手……” 我被惊呆了,只觉得怒气满胸。如此鬼鬼祟祟的回函竟是这样的谎言!包括签 发那封信的主任,没有人愿意打开我的档案瞧瞧。 我的经历完全建立在招募新手的功劳上!那是我的专长,我的谋生之道。我的 其他工作与招募新手相比毫不重要。并且尽管极秘情报官们通常被禁止做招募的工 作,但我还是完成了这艰难的任务。 招募新手,我不但做了,而且比中情局里大多数情报官做得出色,无论是数量 还是质量!记录会说明一切。我是出名的“征募者”,好得只凭此,一经我要求就 成为受重视的“经历会贝难道经历管理部主任不知道极秘情报官不能招募新人吗? 如果他知道,他一定不会给我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理由,他定会给我另一个假的理 由。 如果他不知道极秘情报官不能招募新人,那他就不曾打开过我的档案!他不懂 自己的业务! 我把这封信发还给我的站长,请他给我一个合适的回答。可能他什么也没做, 我再没听到有关这件事的消息。 难道我成了个被遗弃的人,成了一个麻疯病人?我不该受到如此对待! 我觉得即使一度卓越的中情局真的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世俗的官僚机构,我也不 该受到这种对待。 我开始考虑一旦合乎条件就退休。在我所属的部门,我还需服务几年,我不得 不等等。 许多雇员把中情局看成是一个有机会在国外生活的轻松愉快的政府机构,他们 没有重视到这项工作的特殊性。 还有一个悲哀的故事。 有一次我接手一项任务,副部长特别命令我立即向他报告结果,但他周末可能 不在罗马。如果他不在,我就通过电话联络一位有官方掩护身份(大使馆官员)的 情报官并把书面报告交给他。 周六我得到结果并打印出来之后,发现副部长不在。因为我有那位官方身份掩 护的情报官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 令我惊讶的是,他回答道:“今天是星期六,我休息。” 难道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吗? 他对我特地被告知要向他报告这件工作的辩解不为所动。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部长的密友。我不知道是否他事先就对我有敌意。 我无法理解一个中情局情报官会因为是星期六而拒绝工作,我不会在电话上和 他争论。 然而,后来我通过到大使馆的电话与副部长谈及此事时,他告诉我那位拒绝在 星期六工作的情报官觉得被我质疑的腔调和态度侮辱了,想痛打我一顿。 我只能说他旺盛的精力用错了地方。 这是一条通大使馆的公开电话线,但我故意反击道:“让他来吧,我会砍掉他 的头!” 我有一把传统工艺制作的大廓俐喀刀,只需猛劈一刀就可斩下他的头颅,用于 自卫绰绰有余。 后来副部长告诉我,罗马站长恰好站在电话务并听到我的话。据说他警告道: “下次保罗再说这种话就让他滚出罗马。” 我毫不在乎,如果那位“情报官”真的跑来给我一些肉体的伤害,我有多得超 出他想象的办法来报复他。 并且他应该考虑考虑他的家人,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把家人看成一体。他活该! 他应该多了解我一些,而不要发出这种不恰当的威胁。也许他该去研究一下中 国历史。 在古代中国,犯下欺君之罪的人会被株连九族。 株连九族大概有1000人左右,包括妇女和儿童。如果你有哪位表亲与重犯之于 联姻,那你倒大霉了!无论你是否认识你的表亲,你都跑不掉,并且你的妻子儿女 也会被株连进去。 医生,警察,消防队员,记者或情报官必须对紧急电话做出反应,即使在休息 日也应如此。这本是一个常识。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位医生休假时必须有另一位值班 医生来处理所有的急诊电话的理由。 一位正在执行任务的情报官声称要在星期六休息,这不仅仅对我来说是前所未 闻的,恐怕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情报官们都是第一次听到。 当我在东京开始情报官生涯时,我每天24小时,每周7 大努力工作,难道这种 想法现在过时了吗? 坏事一桩接一桩。 新的罗马站长一直不明确答复我是否我可以延长在罗马的居留时间。三次他都 拖延了事,每次都耗上几个月时间,只是说“这需要时间来估计形势”。 我的家人和我只能“在风中盘旋”。 我知道许多这样的上司故意和下属玩“权力游戏”,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 显示“老板的权力”。 当1985年4 月我感到“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新的站长给我发来一条迟到的消 息,告诉我可以延期住在罗马,并希望他的延误没有加重我的病情。 不会的,先生,绝对不会!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迟来的怜悯!我能活下来是个 奇迹。如果我死了,你也许已为自己在地狱中的职位写好推荐信了。 在下一章里我会写到我遭遇“死亡”的故事。 新的站长试图振奋一下情报站的士气,所有的情报官都被要求写下他的日程表 :工作、会客、闲逛或晚上呆在家里看电视。我被告知“很幸运”是一位极秘情报 官而不必理会这些无用的新规定。这是极秘情报官被妒忌的又一个新奇的原因。 我调换了工作部门。工作基本差不多,只是我不必再和痛恨我英文的部长打交 道了。 与来自不同国家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对我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我试图去研究他 们的文化,理解他们的思想,但我仍不能在几个月内做到别人几年才能做到的事。 我的新经历仅仅证实了我在新英格兰学到的教训:与阿拉伯人打交道常常是令人沮 丧的。 我曾为某阿拉伯国家的一位前任高官在家中安排了一次晚餐。那天晚上,在约 定的7 点钟,他打电话问是否可以带他的一位朋友一块来。我太太烧的是中国菜, 因此毫无问题。 客人9 点钟才到,一共5 个人。既没有道歉也没有任何解释,而且他们一直用 阿拉伯语交谈。几乎忘记了我们是主人,仿佛我们是他们的奴仆一样。 即使在公共的餐馆作为顾客,他们也应做得更好一些。 曾经有一个阿拉伯青年难民严肃地以他母亲的名义发誓无论我要他做什么都行 (看上去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发誓方式。不论是母亲还是姐妹,活着的或死去的,我 已经听到好多次了),但他并没有信守诺言,哪怕是些琐碎的小事。起初我以为他 需要更多的时间。 那个阿拉伯难民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常和他闲谈,这使我可以更好地了解 他。其间我偶然提到我的国际咨询公司需要一个双语秘书。 下次会面的时候,他带来了一位大约30岁的肥胖的阿拉伯女人。这女人怎么看 都像个下流妓女。 我问年青人这个女人到这儿来干嘛。令我惊愕的是,他居然推荐她作我的“秘 书”,现在就是“面试”。 她只会说蹩脚的意大利语,英语基本上就不懂。 我实在想不出这个年青人到底在想什么。 有一次我奉命以商人的身份接近一个极端的敌对国家使馆的情报头子。我只拿 到崭新的印有我的化名的假身份证,我必须捏造一个故事,还有我的“总公司”的 假地址和电话。 听上去很容易吗?那不妨试试看,要知道你完全孤立无援。 我之所以同意走进这家“敌对”大使馆去接近那位忙碌的情报头子,只因为我 有足够的类似经验去“通过交谈而摆脱困境”,并且我能很好地接近任何敌人。 为了小小的一点原因而冒着巨大的危险去“接近”这个强硬的目标,这对我是 个“挑战”。目标很大,计划却少得可怜,而且是危险重重。进入大使馆意味着进 入他们的主权领土范围,他们可以杀了你,囚禁你,折磨你,或者打人囚笼运往他 们的祖国而不会被所在国干涉。就像几年前一位以色列情报官在罗马所遭受的那样。 除非他们的行动太过于嚣张了。(必须设计一个应急计划以应付此类事件。而我的 上司们一点都没有盘算过。) 我不认为我进入大使馆对他们当中最强硬的目标——他们的情报头子做些察颜 观色的工作就能得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他的话语中到处都有可乘之机,那他就不会是这样一个国家驻罗马大使馆 的情报头子了。因此在我看来,潜在的危险超过可能的收获。除非有细致人微的计 划才值得去冒险试一下。然而,在第一次,也许是仅有的一次会见中去接近一个强 硬的陌生人,我能期望些什么呢? 我不认为站里已准备了任何实质性的后续计划使这次不可能成功的活动变得有 什么价值,至少我,独自进行整个计划的人,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整个计划的明智的 实质性的想法。 我猜想我的上司们仅仅是想在记录上表明他们做了一些事情。 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我从不在任何情况下退缩。现在,合算与否的考虑也被 弃之一边。我继续向前,并非没有恐惧。老山姆·斯威夫特曾说过:“只有傻瓜和 说谎者才不会感到恐惧。” 我细心准备了一些细节,回忆一下我的“背景材料”,再演练一下我要说的话。 我祈祷着他不会当场打国际长途去我的假总公司进行核实。我会提醒他公司在地球 的另一面,电话费会很贵的。 和往常一样,我交给我妻子一个封好的以备万一的信封,她感受到一些不同寻 常的东西,但像往常一样什么也没问。在任何危急关头,她都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这是第三个大使馆——我第四次独自走进一座四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戒备 森严的外国机构。在这种行动中,我和常人一样紧张不安。 大使馆的卫兵让我等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我和情报头子单独会谈了半个 多小时。事情进展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并且非常的平稳而安全。 我的书面报告详细记载了会面的场景、我们的谈话及我的观察结果。我的报告 如下:“他是个强硬,睿智,机敏,直率,忙碌的人,没暴露出任何弱点”。 我的上司还能希望我报告些什么呢? 他们也许会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是我领了薪水而应该去做的事。尽管我怀疑他 们是否敢把不充分的计划书呈交总部的上司以请求批准。 没错,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事:进入一个微妙的环境去接近目标。非常困难,但 肯定是极秘情报官才执行的任务。 也许我的上司们期待着在这样一次浅尝辄止的尝试中出现奇迹。 也许他们希望敌方的情报头于会抓住我的西装领子,抽泣着请求经济援助,或 要求在什么地方政治避难,譬如夏威夷或大溪地岛。 尽管我因为“招募工作上的不足”而不被考虑提升,我的上司一定认为我还是 胜任这份秘密但艰苦而危险的工作的。 (让我们碰碰运气,让他去做,看看会发生什么。) 如果事情搞糟了,也就是说,如果我静静地死去,他们会说我“勇敢地”投身 于这项任务。(他们永不会知道我交给妻子的信中令人震惊的内容,除非我遭遇不 幸。) 我罗马的上司一定不了解我过去的工作和我因此而得到的称赞。但我却知道以 这样一个不充分的计划来获取成功的机会是如何的渺小。 人们常说从事谍报工作的人不能没有幽默感,我非常同意。 思考愚蠢的问题会使人发疯。 行动前,精明的上司问我“感觉还不错吧?”消逝无踪。 如果你被分派了一件愚蠢的任务,我建议你把它当成低劣的玩笑一笑了之。 你可以拒绝去做它,你完全有权这样,中情局不是逼人自杀的组织。当然如果 你真的想做,并且对自己又信心十足,那么就面带笑容去做任何你能做的事。 只需要记住,你无须至死不屈。 你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和你如何死去。 我无法把这次任务归为玩笑,但我要说这是一个欠缺考虑的不负责任的计划。 如果有人说我夸大了危险或毫无成果,我会请他亲自去试一试。 我还没听说过哪位情报官曾在如此窘迫的情况下施展绝技的。中情局有的是英 勇无畏的情报官,却鲜有鲁莽地接受这种挑战的人。 而我英明的上司也绝不会想到有一天我可能会和我的家人在罗马市中心遇到那 位情报头子。 有一次我和一位年轻的女目标去某一城市旅行。这纯粹是为了对其进行评估和 增进交往。她对单独和我进行这次三天的旅行颇为踌躇,我妻子笑着安慰她:“没 事的,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这太对了,那些善于看人的饭店经理和侍者称我为“洪神父”。他们认为我是 一个天主教教士,我对此非常满意。 我们的谈话不便重复。她还是个处女,并且非常好奇,她和在她之前的许多人 一样,向我吐露了许多她个人的想法。 三天后我们回到罗马。应她的要求我给了她一些我为这种行动而大量储备的色 情物品。许多女人都像男人一样好奇,她的鼻翼因兴奋而不停地翕动。她拿了太多 的那种东西以致于我不得不对她做出警告。 我从来没想过要诱奸她(这也根本不会成功)。通常在我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或 是针对目标,我都不会考虑性这个东西。 最后,她很含混地对我说:“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而工作,也知道你在努力做 什么。但是我不想知道也不关心。很抱歉,我不能答应你。无论怎样,你是个真正 的绅士。” 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我毫不沮丧。 我一直以来都自己花钱收藏了许多色情物品,书刊、杂志、电影等等都成为我 的行动工具。在那些禁止这些物品的国家它们可以帮我的忙。不仅是针对行动目标, 有时仅仅是为了使事情变得容易。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它们可立即融化冰雪,消除隔阂,而无须秘密行动。 有一次,一个银行职员一看到这样一本杂志,就立即大叫道:“没有男人不喜 欢这些东西!” 那之后,我再也不必经过那些繁杂的银行手续了。 只有一个软弱的目标拒绝了。他一看见我给他的杂志就惊叫道:“我太太见到 这个会杀了我的。”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我也猜不出为什么。 罗马的工作条件并不坏,尽管也有些不方便之处。 我一直无法使自己习惯于罗马长达4 个小时的午餐休息。 罗马没有像东京或巴黎那么多的咖啡店或咖啡厅。找一家合适的很不容易,它 们往往在午餐时间都改成饭馆了。 天气睛朗的时候,我常常坐在西班牙广场台阶的宽大的石栏上,非常惬意。正 值花期的杜鹃花开得很艳。 广场有许多游客,年青人、艺术家,也有举止无礼的人和兜售仿制的路易维顿 皮包的小贩。 在冬天不太冷的时候,我常常身着西装领带,甚至穿着雨衣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让阳光晒黑我的脸。我并非对西班牙广场或是晒太阳有一种狂热的嗜好,而是我就 有一间安全屋在附近,我常常得离开屋子以打发午餐时间。 午餐时间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我连去附近的康多提和其他人们常去的大街逛 逛,看看橱窗里的东西都不行。 当然,我不会浪费这段时光,我有许多事要思考。 1985年罗马下了一次罕见的大雪,14年来的第一次,几乎使整个城市瘫痪。第 二年的冬天又下过一次。 中情局中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最初是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后来因为懂 外语而转为情报官员。但是懂外语并不意味着合适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本书里已有 几个例子)。 动机、性情、品格及其他一些因素是造成某些情报人员不适合干直接、残酷、 艰苦的情报工作的重要原因。 我相信我们分部的新副部长就是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情报官。 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是有时缺乏气度与正直,而这又常被认为是一种最基本 的必备条件。这些缺陷抹杀了他的优点。 他的这种性格表现随处可见,他曾经向我抱怨过他“借给”一个特工的钢琴现 在却没办法要回来了。 他为什么要把钢琴借给特工呢?他难道不知道一个情报官是不能和特工过度亲 近的吗?我劝他最好把钢琴忘掉吧。 当然,这位特工对这位软柿子情报官毫不尊敬。在这名特工转到我手下那一天 的午餐中,他当着我的面骂他的前任上司“愚蠢”,“小气”。 一名情报官控制不了他的手下,他就不应该干这一行。 在罗马,我用太太的中国菜手艺招待过不少目标人物。客人都很喜欢。有一位 客人(目标)来过我家五次,我们每次都用不同的菜招待他,也就是说至少25道菜 和甜点(我太太对所有客人的就餐情况及钟意的菜肴都做了记录)。那些客人(目 标)们都被我太太的手艺折服以致于诚心诚意地建议我们在罗马开一家中餐馆。 我的副部长的全部评价却是:我们一定通过这些招待餐赚了不少钱。 我被极大地伤害了。站里给每个人的食物津贴是15美元,这仅够用来购买食物 和饮料,我太太付出的劳动完全是为我和我的工作做贡献。那些不时打坏的精美的 瓷器和水晶器皿我也从未要求过补偿,其他的花费都是我自己掏腰包。 一个不容易对付的目标人选一个人两顿饭就喝光了我珍藏的有23年历史的Chivas Regal 威士忌!我把陶瓷酒瓶做成了台灯作为永久的纪念。 有一天,副部长告诉我他准备举办一个大型的宴会来款待外交官们。我问他想 邀请多少人,他自豪地说:“超过100 人。”于是我问他在这样大的宴会上打算用 什么来招待客人,他告诉我说“热狗和啤酒”。 在美国陆军合作社购买热狗和啤酒可以使他轻易地从宴会津贴中赚到超过1000 美元的合法收入,他就是用这种心理来判断我的。 他曾经在那场令人伤心的越南战争中担当通译。就我所知,他关于国际政治和 情报工作的知识非常有限。 在我看来,他关心的是经济收人。这不是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工作态度! 而我恰恰不喜欢那些把金钱看成生命中头等大事的人。 我也认为金钱很重要,但生命中还有很多比钱更重要的事。金钱只是人生中用 来达到目标的一种工具,金钱本身不应该成为追求的目标。那些过于看重金钱的人 往往看不到许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两个人间有明显的人格差异。我不可能喜欢他,他可能更加讨厌我。但他 是个“好家伙”。因此,他表面上对我颇能容忍。 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要我去搜查一些高度机密的东西。我问他什么时候要, 他告诉我越快越好,最好一两天搞定。我问他已花了多长时间来找这些东西,他说 大约两个月。既然如此,突然打电话找我来干什么呢? 那时我明白,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我工作做得好坏。因此我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 的愤怒与轻蔑。 当时是上午9 点。11点45分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了。他 大叫起来:“你怎么找到的,这么快……” 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努力弥补了他们两个月徒劳的工作而得到感谢,他只是想知 道我是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它,而他和别的人花了两个月时间却一无所获。 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秘密。我用自己的钱(因为我已得到了一辆汽车作为交通工 具)六次乘出租车来往于不同地点(这样可以省去泊车的时间)询问我能找到的专 家们。这就是我可以在不到1 小时45分钟这么少的时间内就完成任务的原因。我花 了20美金出租车费而无法报帐,但我得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结果。 在我退休前,我惊悉他被提升担任一项重要工作的领导。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