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与生 到达罗马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很偶然地被我的日本朋友们介绍给许 多耶稣会的罗马天主教士们认识。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身世,只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 美国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并且因为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很多年,所以都能说一口 流利的日语。在此之前,我也知道耶稣会的会长阿路启神到罗马领导耶稣会前曾在 日本呆了差不多20年。现在,他因为中风而瘫痪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是耶稣会在东京建立的上智大学的教授。对我来说, 耶稣会使我想起以前在耶稣会的大学中不幸的经历,我把它讲给他们听。 一位意大利神父用毫无责备的语气提醒我要谦逊。他的话使我心中若有所触,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从这位友善的神父那里听到更多的东西,他成了众多将改变我的 生活的神父中的第一人。 这是值得一提的惊人的改变。 我们毫不知晓那位意大利神父就是耶稣会的代理会长,他是教皇约翰·保罗二 世的顾问之一。 这些神父将成为我们的导师、忏悔神父和我们一家人生活中亲密的朋友。 27年前我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但我始终对他人的宗教信仰(任何信仰)深怀 敬意。 我和我太太是按罗马天主教的仪式举行婚礼的。我们的儿子上的是天主教会学 校,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长大的。结识这些耶稣会教士们之后,我又开始偶尔在为 日本信徒提供的私人祈祷间参加礼拜日的弥撒。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余,在罗马这个存有大量基督教遗址的城市里,我们开始 在生活中增加一些有意义的宗教活动。 尽管是非常有限的,但不时和他们一块出去野餐、郊游使我们有机会去学习, 思考,询问,提高。 有几位年青的日本教士和修女是格里高利教皇大学的学生。那是一间可以学习 宗教和其他学科知识的著名学府,不仅有罗马天主教徒在那里学习,还有许多不同 宗教派别的学生,如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有趣的是,这所大学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 物品的收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之一)。我见过的耶稣会的神父中有几位是那儿 的教授。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他们也使我回想起在日本的许多往事。 一天晚上,一位神父提议说,既然我收藏和设计手工艺制作的刀具,不如为教 皇设计一把小刀。据说教皇除奶酪和意大利香肠之外有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习惯,有 把刀削苹果是再好不过了。 为什么不呢?况且,这把刀极有可能被编入目录登记在册。那样的话,我的名 字就会保存在梵蒂冈博物馆里,也许会永远保留下去。我多少有点自私的想法。 我必须得通过我们的耶稣会导师问清楚,教皇是否会接受这把刀做为礼物。许 多人都对刀子或锋利的刀片存有莫名的恐惧,我太太以前就是这样。但是教皇年青 时常常爬山和滑雪。我得到的答复是,教皇非常乐意收下这把刀。 我立刻联络我在美国的朋友雷·比尔,问他有没有空做这件事。我的想法是随 十二圣徒制造12把相同的刀子,把第一把献给圣彼得的继承者教皇,把其他的送给 朋友们。 比尔先生恰巧也是个天主教徒,他对此事极为热衷,抛开了其他所有的事情。 他还问我能否向教皇为他79岁的虔诚的老母亲要一件纪念品。我请我的导师尽可能 地向教皇索要这件礼物。结果我拿到了由教皇亲自祝福的5 枚可以挂在项链上的小 小的银质徽章和5 颗印有教皇约翰·保罗M 世印章的念珠。 请再一次记住:有祈求必得回报。 对我来说设计一把刀于不是什么难事,而是一个施展想象力的机会。但我还是 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教皇的不同照片以估计他手掌和手指的尺寸以便刀柄可以和他 的手很好地吻合。 这把以教皇在问候中常用的“GMTIAS”(感谢上帝)而命名的刀是用440 -C 不锈钢制成的,在银制的刀护手上刻有一个十字架,刀柄是用名为“粉色象牙”的 一种罕有的非洲天然红木制成的。 在十二月的美丽的一天,我、我太太和于。我儿子彼得和雷·比尔及他的母亲 露茜·比尔一道前往梵蒂冈城罗马教皇的宫殿进行私人谒见,向教皇献刀。 由于梵蒂冈人严格的安全措施,甚至我们的耶稣会导师——教皇的特别顾问也 被禁正直接向教皇进献刀具。但是那天我们的导师临时需要前往南朝鲜而留给我们 一个极好的机会。 我们将由一位日本主教引见给教皇,因为我们的导师出面担保,我被允许亲自 向教皇进献那把刀。 献刀的过程、教皇疲惫而愉快的面容、亲切的话语及他同我们和比尔母子的合 影留念,连同官方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一起成为我脑海中永不消失的记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还没人向教皇献过刀具。 和子一直抓着教皇的手,说:“请多保重。”而教皇做个脸,似乎是回答到: “哦,主啊,我得听这个女人的训诫吗?” 事后我们对着清晰地记录下这一幕的照片大笑不止。 后来我们得到了教皇亲吻彼得额头的照片。彼得得意地说教皇称赞他是个“好 孩子”,我告诫彼得:“‘那就做个真正的好孩子吧.别让教皇做出错误的预言。” 因为刀子很锋利,我一直担心教皇会不会用它,或者他的助手们是否会让他使 用那把刀。 我本可以请一位修女去证实一下是否教皇像所说的他希望的那样在使用那把刀, 或者那把刀连放在教皇身边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我妻子和于以她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认为问这样一个“粗鲁”的问题太过 “唐突”了。 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我们数次为此事而争吵:这个问题怎么会是粗鲁的呢? 难道你不想知道答案吗? 这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机会。说不定教皇现在已有一两个手指被削掉了,也或 许我因为那把刀而倍受称赞。 总而言之,这件事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以忘却的。 我不想使自己听起来像个宗教狂热分于。我不是。我是一个正常人。一个从宗 教的观点来看(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个有罪的人。 然而,我注意到,从那以后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了。 那年8 月,我扭伤了右脚,伤得很严重。12月份献刀的照片上清楚地显示出我 还无法用双脚支撑站直身体。 当时,我注意到那位日本主教也有些破,并且惊异于他以前也受过类似的伤。 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3 个月的整骨治疗,可是一点起色也没有。 稍后,我完全忘了脚伤的事。然而在我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伤痛居然 消失了。我注意到伤痛完全消失是8 到10天后在我想起去做已疏于进行的整骨治疗 时。 这也许可以很好地解释过去,但随后发生的事就更为重要了。 有一次我邀请一位耶稣会的日本神父到家里吃饭。他是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 家,曾经在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过。我们谈论科学,谈论我的宗教问题 和我已脱离教会30年的事。 这位善良的神父静静地听我讲完我的烦恼和疑虑后,又在我的请求下不顾事务 繁忙而于两天后在格里高利大学为我进行了一次告解。他当时的答复至今索绕我的 耳边:“对这样的问题,我会挤出很多时间去解决。” 就是那一天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声泪俱下地告解仿佛从我胸口卸下了沉重的包 袱。 尽管这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却给我一个新的信念——仍不是信仰 ——和我将努力依此去生活的行为准则。 3 月31日,在梵蒂冈举行了“全球青年祈祷和平”的活动,我参加了这个大弥 撒。 第二天,也就是愚人节,因为过度疲劳,我在早晨醒来后又重人梦乡。当我起 床后,我几乎无法认出自己在镜中的那张脸,浮肿、扭曲、又红又紫。出于记者和 间谍的本能,我大叫着让妻子给我拍了一张拍立得照片以做记录。 我立刻意识到可能是肾出了些问题。这是很严重的事。我吩咐和子准备好基本 的生活必需品就匆匆赶往一家大医院。 医院无法确诊。住院之后,我一天比一天肿得厉害。检查显示,由于一些未查 明的原因,我的肾脏已经丧失了三分之二的功能。 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尽管事务繁忙仍前往医院探视我。 这期间,一个小插曲令我感动万分。 和子问我是否可以用她的肾来替换我的已经坏死的肾脏,我满怀感激地告诉她 不。我要她为了我们的儿子彼得好好地活着。当时肾脏移植还不是一件很有把握的 事。并且,移植必须是在近亲之间,譬如孪生子或者是生理相容的人之间进行。 这时我们13岁半的儿子彼得怯怯地说:“爸爸,你愿意——愿意用我的肾吗?” 我心中一痛,泪流满面地感谢和子和彼得对我的深爱。我被彼得的勇气所感动。 他连打针都觉得太痛,更别说进行手术了。我知道他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说出这样 的话,我只能安慰他说他的肾脏对我来说太小了。 我爱怜地回想起在东京我第二次患胰腺炎不得不转院时在救护车中的情景。当 时,我望着小彼得充满希冀的双眼,我明白他想要什么。我让彼得和我一起坐在救 护车里——耳听着警笛长鸣,在颠簸的救护车里我感到剧烈的疼痛。随即我看到了 彼得的笑靥,他徒劳地试图克制自己的笑意,他知道在他爸爸忍受巨大疼痛的时候 欢笑是很不应该的。享受乘坐飞奔中的救护车的快感没什么不对。我让他尽情地欢 笑,我告诉他,别担心爸爸。 彼得一直是个充满爱心的体贴的孩子。 我在医院里呆了两周,等候着中情局巡诊医生的到来。 每天早晨我都祈祷,尽管我还不清楚进行祈祷的确切仪式。我为我能想到的所 有人、所有事祈祷。 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竟不知不觉地祈祷宽恕我最鄙视的敌人梅丹尼,当我突然 意识到我在祈祷什么时,不由得放声痛哭,我悲哀地感觉到一步步逼近的死亡。 有一句中国谚语(日本也有由此而来的说法)这样说到:“鸟之将死,其呜也 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祈祷宽恕梅丹尼,他应该是我为之祈祷的最后一人。 我想我很快就会死去了。 中情局的医生终于到来了。简单地看了一下化验结果之后,这位高明的医生立 刻知道了症结所在。我请求他告诉我真相,我还有些事情要做。我和妻子都足够坚 强,可以承受任何坏消息的打击。 他平静而客观地坦言相告:“保罗,你快死了。你患的是所谓的一时性肾病症。 原因还不清楚,目前这种病还没有治疗方法。你过去饮酒过度,现在有恶果了,你 的报应到了。” “你肯定吗?”我问。 “是的。”他的回答毫不犹豫。 “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必须为一些事做好准备。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可能几天,也可能几周,但不会是几个月。”医生很 坚决地告诉我。 我和妻于都哭了,但并不是嚎陶大哭。我早就准备承受早到的死亡,尽管不是 以这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医生问我想去哪儿——也就是说我想在哪儿死去。对一个 还活着而且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揪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儿子还要上学,我妻子不能离开罗马。和许多东方家庭一样,在这 种关键时刻,子女的教育仍然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决定两天后如果一切安排妥当,我将飞回华盛顿,我妻子和儿子则等学校 放假和迁居的事情安排好后就飞回华盛顿。也许那时我已经死了。 我们的耶稣会导师也知悉了这个新变化。 我也致电房东太太,告诉她我们很快就会腾出房子,她一边哭泣一边坚持要来 看我,我谢谢她的好意,但坚决地谢绝了她的探视,我不能让自己陷于过度的伤感 之中。 第二天早上,仅仅通过电话和我谈论了我的旅行计划之后,那位中情局的医生 就从我的声音中探查到可能有肺炎的症状,他的怀疑被头天晚上拍摄的X 光照片证 实了。 他告诉我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无法承受到达华盛顿的10个小时的旅行,医生 向我保证可以找到近点的地方(去死)。 对我来说,到哪里去已不再重要,在哪儿死去或我多久会死去已不再是个问题。 我依稀记得曾质问自己为何不能留在罗马,在家人的陪伴下死去。当然,眼睁睁地 看着我咽气对妻子和儿子来说大痛苦了。 在妻于的陪伴下,我和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做了一番谈话。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可怕的、暴虐的,但却是负责的、充满爱心的丈夫(回想起 来,这些话都毫无意义)。 如今,面对死亡,我希望他答应我三个请求。 他回答道:“任何请求都可以。” 我说出了我的三个请求:“首先,请为我照顾和子和彼得。” “当然。”他说。 “其次,虽然我对你母校哈佛大学很尊重,但希望你帮助彼得进入普林斯顿大 学。” 善良的神父微笑着说道:“当然,普林斯顿、哈佛,或其他大学都可以。” 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这位神父在哈佛大学的约翰·F ·肯尼迪政治学院以最 优异的成绩创纪录地以两年半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其间第二学年起连续一年半获 得了全额奖学金。(他极为谦虚而从不向我们谈及此事。) “第三,我可不可以在耶稣教会举行自己的葬礼弥撒?”(“基督教堂”是最 著名美丽的耶稣会教堂,里面供奉着耶稣会创始人Saint Ignatius of Loyola的遗 骸,是每年12月31日教皇都要亲往进行教皇大弥撒的少数几个教堂之一。) “当然,当然。”这位耶稣会的领导毫不迟疑地一口应允。 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的家人能得到善良的、值得信赖的人的照顾,我已准备死 去。 我从未期望过长寿。十四五岁之前我一直体弱多病,后来因为又吸烟又喝酒, 我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说不定只能活到55岁。两次患上胰腺炎更使我觉得自己 不会长寿了。 眼看着生命走到尽头,撇下妻儿让我痛苦万分,我希望他们理解我对他们的爱, 希望这多少能为我的突然离去做些补偿。 从事了20年常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经过了20年酗酒而后才戒酒的生活, 在我用半个胰腺过了几年还算健康的日子,并终于开始找到心灵的宁静之后,一种 我从未意识到的神秘而致命的肾病却击垮了我,这一切对我真是莫大的讽刺。 最终决定我将飞到位于西德的美军医院,那儿有全欧洲唯一的一名美国肾脏病 理学家,尽管明摆着他也不可能给我什么帮助了。那个中情局医生将陪同我从罗马 前往军队医院。 “我们会在机场安排一架直升机,把你像一个大人物一样直接送往医院。”医 生安慰着我。他是个爱开玩笑却不胡说八道的医生。不幸的是,直升机的故事只是 他的玩笑而已。 在我离家的前夜,和子和彼得陪伴着我,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在我的房间里进行 了一次特别的教皇赐福弥撒。为治疗肺炎而施用的抗生素已使我有些头晕目眩了。 弥撒之后,神父从口袋里取出一串念珠放在我手里道:“这是我的念珠,我已 经用了五六年了,我把它交给你,但记着在罗马还给我。” 我猛地一震,说道:“神父,你一定是在说笑了,你知道我马上去德国是要等 死的。” 第二天一早,中情局的医生来接我前往西德。我们的导师也来了,我告诉我的 善良的导师:“神父,激将法是没用的。我不能保证能把这串念珠还给你,因为我 不会回到罗马了。” 他那仁慈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在梵蒂冈把它还给我。” 就像我一直教导彼得该做的那样,我真诚地向彼得发誓我不会放弃,“只要有 一丝拼搏的机会,我就会努力活下去。如果有人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去,我也会 生存下去。你将看到爸爸尽最大的努力去拼博。” 彼得信心百倍地点点头,他一直都对我充满信心。 在罗马国际机场,中情局的医生推着我的轮椅前行。我用双眼向妻儿告别,我 一句话也说不出。我能说什么呢? 我妻子什么也没说,她脸上只有平静的微笑。她的抑制力之强,常让我惊奇不 已。 我们的儿子流着泪正试图挤出勇敢的微笑来送别他严厉而慈爱的父亲,我皱缩 着嘴唇点头表示赞许。他已经像我常教导他的那样坚强勇敢,这使我感到宽慰,他 必须靠自己做得更好。 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彼得对在父亲面前流泪而感到羞耻。 到达美军医院后,初步检查还没有结束,我已快失去知觉了。 第二天,肾脏病理学家用更具专家权威的语气宣读了与中信局医生几乎完全相 同的诊断结果:“这种病基本上是婴儿疾病,偶而发作在20岁左右的人身上,我从 来没见过4O岁的人得这种病,而你已经50岁了。” 这清清楚楚地宣告了我的最终结局。 他重复着中情局医生曾经告诉过我的话,告诉我目前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他 会用抗生素来治我的肺炎,还会用利尿刘进行治疗。虽然先前已证明毫无用处。 接着他告诉我,我有一线希望,大约八分之一,也就是12.5 %的希望可以活 得更长一些。但是我必须依赖于渗透机才行。 随后的两天两夜是我记忆中最漫长的日子。 像医生宣告的那样,我静静地等待死亡。我祈祷着,我想到了那些正在罗马为 我祈祷的神父、修女和我的朋友们,以及已返回东京还打电话来鼓励我的耶稣会告 解神父。他们都知道我快死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一定认为我将死去。相信一位 高明的医生的话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也许给我念珠的那位神父不相信我会死去。 一个人在无事可做等待死亡的时候,时光流逝竞是出奇的缓慢。当秒针擦过墙 上大挂钟的白色表盘时,每一声嘀嗒都缓慢、清晰得让人苦痛难安。 为什么时间走得这么慢?而我又为什么要急着死去呢? 我心中没有一丝焦虑与恐惧,不管是对我的家人还是我目己、或是我的工作, 都已没什么事情等着我去做了,我根本对任何事情都已没有了“欲望”,心中宁静 而茫然。 并不是说我已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绝不是这样,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活下 去实在是太不现实了。 然而,就是在此时,我还保持着双重身份。我是作为国防部的“平民雇员”住 进医院的,我搞不懂军阶徽章,我分不清少校和中校,也分不清下士和中士。现在 去搞懂它已经太晚了。 我从来没有和军队系统或军人生活沾过边。我不知道那些看护我的男女护士们 的军阶。但是我知道我人院后第一个照顾我的护士是他们当中军阶最高的,她是少 校。并且在我离开这之前她将升为中校了。 我接到了我妻于和儿于打来的电话,我不得不告诉和于在随后的几天里不要打 电话来,因为随后几天会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即使我还活着,我也不可能坐着轮椅 到走廊里去接电话,我只能请护士帮我,这样太麻烦别人了。我一再向他们保证我 会拼搏到底,我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祈祷。 这里我必须提到那位不喜欢我的前部长和他的家人。在我离家的日子里,他们 给了我妻子和儿子极大的同情与帮助。 我万分感谢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当然,和子忘记了我的嘱咐,在第二天晚上又给我打了电话。我想不到我们的 争吵会持续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当时我也做好准备使自己保持冷静不发火。我 使自己冷静下来,只是提醒和子我的身体状况——因为施用抗生素而愈加疼痛—— 我让她两天后再打来。如果上帝保佑的话,我应该还活着,还能来接电话。 和于告诉我,她去过罗马的许多家教堂为我祈祷。我笑她就像一个从一酒吧跑 去另一酒吧的日本人,我建议她找一家教堂平静地祈祷。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没有 向她大喊大叫。 第三天晚上,我心思茫然地看着电视。我的下半身已经处于半麻木状态,而我 收集尿液的工作又做得马马虎虎。已经没有必要换掉湿床单了,在临死之前,这些 小事已毫不重要,死亡会抹掉一切。 在这种时候,人们通常会去思考一些重要的东西。譬如:上帝,信仰,家庭, 生命以及生命的意义,是否自己的一生是充实而有意义的。 奇怪的是,也许我为了过“充实”的生活而犯下了太多的“罪恶”,我已没有 多少世俗的欲望了。精美的食物,好的女人(也有一些令人讨厌的),好酒,金钱, 历险,嗜好,朋友,家庭,好工作,刺激,成功,会见大人物,快乐的时光,所有 这些记忆——大多是愉快的记忆——杂乱无章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感到自己面 带微笑,这使我意识到我确实已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得到了大部分我想得到的东西, 做了大部分我想做的事。事实卜我度过了一个充实的、享有众多美好回忆的人生, 令人不快的记忆早已淡忘了而无需我去回避。 就连我最关心的,我的家人,也已经托付给值得信赖的人去照顾。他们会很平 静,我也会。我感谢上帝使我有这么好的妻子和儿子,但我尽量不去想他们,一想 到要和他们分离我就会痛苦万分。 在关掉电视和夜灯之前,我掀开盖着我下半身的毯子,于是我看见了我无法相 信的景象。 我肿胀的左腿已缩回到正常的尺寸,右腿也缩小了许多,我尖叫起来。 护士冲进来,看见了我的腿的明显变化。 第二大一早,肾脏病理学家就来到病房诊视我已缩小的双腿。我的右腿又缩小 了一些,我的双腿很痛。他检查了我的双腿,注意到在我腿上有一些类似指甲抓痕 的红线,他摇摇头,不解地说道:“我无法理解。” 在两天里,我收集起来的尿达到创纪录的18升(4 .75加仑),护士们打趣地 说我的尿液占据了冰箱里的所有空间,他们诙谐地评价说他们注意到我有“非常纤 细的脚踝”,病区的一些病友开始称我为“奇迹的人”。 我的双腿极为虚弱无力,但我确信我会从这次致命的疾病中恢复过来。肾脏病 理学家还是十分谨慎,但是与他所知或所预料的相反的症状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出来。 他真诚地告诉我:“这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范围。” 现在的状况并不允许过于乐观,专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这对他来说完全是 新鲜的。 医院里还有一个病人,一个年轻的士兵,也忍受着同样病症的折磨。我看见他 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比我的状况好得多,起码他还能走路。他正准备接受一次肾 组织检查,就像我最终要接受的那样。 但是有一天,他的病床被遮闭起来;第二天,他不在了。他空空的病床提醒我 自己与死亡多么的近。 我的妻子和儿子非常高兴,但并不是狂喜,因为目前的状况还很严重,还是未 知的,还没有理由确信会持续下去。我告诉他们我会让上帝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斗 士。仿佛上帝还不知道这些。 为了消磨时间,我从医院的“巡回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来读,Saul Bellow 的 《The Dean’s December》。 在这种时候我挑了多么艰涩的一本书来读,为什么SaulBellow不是用海明威那 种轻松的文体来赢得诺贝尔奖呢?我的脑筋没法像平时那样清楚来读懂这些话,但 话说回来,我读英文一直很慢。 我特意在床边放了一把锋利的小刀,一支多色圆珠笔,一本日记本,一本《英 日字典》和我得到的礼物念珠。我暂时还用不上这把小刀,但后来当我能在售货店 买东西时,它就很有用处了。 我很勤奋地在字典里查出那些难懂的词并试图记住它们。老习惯很难去掉。 好事情不断出现。 我已可以四处走动,我已能吃完每一顿饭,我开始做些轻柔的锻炼——面向墙 壁做直立的俯卧撑。那是我能做到的全部,我仍然十分虚弱,我还无法承受摔倒所 造成的伤害。 我获准自己淋浴,我感觉非常好,只是因此而筋疲力尽。 我慢慢地步行到售货店去,买了糖果和折价的书。在其他商品里,我试图记住 那些出售的军阶徽章。 我还理了发。尽管我一再提醒她,那个德国女人还是给我剃了一个下等兵士的 头。她说她对给我剃的这个头相当满意。对一个几乎死去并正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人 来说,剃一个糟糕的发型没什么可抱怨的,尽管我觉得自己看上去很滑稽:一个50 岁的列兵。 尽管我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我有坚强的意志——是我坚强的力量源泉。这是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具有的品质,或许那仅仅是固执而已。但我确实具有这样的性格, 在如此关键的日日夜夜也没有改变。我时刻牢记对儿子的承诺,尽全力与疾病拼搏。 肾脏病理学家预计我的状况会逐渐变好但依然不稳定。他说如果能做一个组织 检查来查明肾脏的状况就好了。进行组织分析会冒一定的风险,因此如果我的身体 状况不够好就不会进行组织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等我已脱离生命危险,并且尿蛋白 少于3000毫克每升——这是很不正常的水平,但仍是一个比我的肾脏的可能状况要 好得多的指标。他以充满职业自信的语气说:“就你的情况而言,我相信你的尿蛋 白检测至少是3500mg的水平,因此,我们很有可能进行肾组织分析。” 由于误会,我在两天里做了两次测试而不是预定的一次。让病理学家大惊失色 的是,测试结果分别显示340mgm和280mg 的尿蛋白,差不多是他预料中的十分之一。 由于两次结果相近,不可能是测试错误。 病理学家无奈地边笑边摇头,他说他现在简直搞不懂我是怎么回事,还告诉我 说安排妥当之后我就可以出院了。他说,关于我的肾病他什么也没做,现在他也无 需再对我做些什么了。我的病已经好了! 医生的医疗记录报告有一部分是这样写的:“治疗过程:病人人院治疗,基本 上卧床休息,低盐度饮食,施用 HCTh 50毫克……奇怪的是,病人排尿频繁,在 3、 4 天内体重减轻了30磅——病人在未接受任何其它治疗的情况下血浆肌氨酸酐在3 天内从1 .9 降至1 .3 。……” 这份谨慎言之的医疗报告详尽地表达出了病理学家的惊异。 在住院期间,我不得不向医院的随军神父学会了如何用念珠进行祈祷——这是 我从那时起每天都进行的仪式。 两天后我从美军医院出院了,这是在我人院19天之后,再过3 天,我见到巡诊 的中情局医生后,我就可以通知我的家人我要返回罗马了,我呆在旅馆里等候他的 到来。期间我大胆地到市中心买了些东西。 当我见到那位中情局医生并把医院开具的完整的医疗报告交给他时,他万分惊 讶。他静静地仔细读完那份报告,直盯盯地看着我的脸说:“我已经看完了这份报 告,你就站在我面前,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你应该呆在旅馆里再观察两三周或者 再长些。” 我不得不恳求他那天下午放我回罗马去,因为我妻子和儿子、我的导师和朋友 们正焦急地等着我回去,如果我当天不能回去会让他们极为失望的。 善良的医生终于大发慈悲,但有一个条件:一旦出现疾病征兆,必须立即返回 西德,并且我必须定期回来接受复查,医院的检查显示为“B 型肝炎肿瘤抗原抗体 阳性”,并且怀疑我的肾病会由温和的B 型肝炎引发。 我对此一窍不通,但我接受医生的指导。 难以描述我们再次团聚时的感情。当和子在机场见到我时,脸上带着半哭半笑 的表情,彼得一句话也不说,眼中隐隐有些泪痕。我们都有一种我死而复生的感觉。 我想对于这次神秘的康复也许会有一个合理的医学解释,事实上几个听说过我 的故事的医生也找出或给出了一些解释。不管怎么说,一定有某种无法解释的因素 /力量/原因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我变得异常虔诚——但并不是说我已变得非常的圣洁——并开始有了某种“信 仰之心”。 我想大多数人在经过这样一种生死历程并神秘康复之后都会去寻找某种答案。 就我而言,答案显而易见是“信仰之心”,“上帝”。 我非常幸运有那些修为深厚的宗教导师们在那段危急的日子里教导我,支持我。 我理解LOURDES 的话:对不信教的人来说,没有一个解释是能令人满意的;而 对于信徒来说,却无需解释。 (我的记忆也许不太准确。) 至少,我认为这是个奇迹,我的许多朋友也这么认为。信仰的神秘就像病理学 家所表述的那样,“是超越了医学范畴的”。 当我们的导师之一,一位西班牙籍的耶稣会教授来看望我并听到我“奇迹般地” 复原的故事时,他用带口音的日语说道:“当然,当然。”我们放声大笑。 我们认为,要么是我们的导师的信仰非常强大,要么是他得到了许多神的恩赐 ——或者两者都有。 我又一次在没有真正理解它的情况下目睹了神的威力。数年过去了,我已经坚 信是那位西班牙神父的信仰与希望使他说出那样的话。 我从此之后在我的生活中见到了太多的“奇迹”,有大有小,使我“理所当然 地认为”那是上帝的帮助和祈祷的力量所致。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顺服上帝之意”。 我从那些事情中知道了上帝无处不在,尽管我们还根本不能理解这一点。 这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对人们“自由意志”的否定。这只是意味着在我们 人力能及的范围内尽到最大努力之后,应该谦卑地接受所被赐予的一切。如果有些 事我们无法应付,那么就该做更多的祈祷,希望上帝给予我们帮助。 我必须说上帝的帮助常常是以意想不到的令人吃惊的方式进行,以这种或那种 形式而来。对我而言,还是那句话:有祈求必得回报。 拥有这样的信念生活就会变得不同,这最终成为了我信仰的一部分。 在许多朋友和教友们认为我的康复是某种奇迹时,只有那位“借给”我念珠的 耶稣会神父不使用“奇迹” 这个词。 也许对于这件事他有自己的解释,他从未向我们解释过,他总是极为忙碌。 我终于有机会去回复他的请求——不是我的诺言,我的信仰还没有达到让我做 出那个誓言的程度——关于那串念珠。 我儿子彼得在教会学校的圣信礼因为我的病而耽搁了。 在位于梵蒂冈圣·彼得教堂后的行政长官小礼堂为彼得举行完延迟的圣信礼仪 式后,我万分感谢地把念珠还给了作为我儿子的圣信礼神父的我们的耶稣会导师。 从他那里,我学到了无法磨灭的关于“希望”的一课。 我无法想象能从导师的描述中学到更精彩更真实的一课,关于信仰、慈善以及 更重要的:希望。 经历这些之后,我渐渐地不再用诸如“绝望”、“丧失信心”或是“无望”这 样的词语。我开始相信希望总是有的,因为它确实存在。 大病之后,我在家休养了三周。用妻子的话说,我睡觉的时候非常安静,一点 鼾声也没有,以至于她得不时听听我的呼吸声以确信我还活着。 正如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一样,我们的生活也在恢复正常。也就是说我与妻子 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的争吵又开始了,关于死的宝贵教训看上去并没有延缓我们之间 的争斗。 两三个熟知我们的日本朋友却恭喜我们说:“这说明你已经完全复原了,太好 了。”在这之后,我又至少得过三次重病。 有一次特别严重,我服用了以前用来减轻脚伤疼痛的Tolectin却产生了过敏反 应。这药以前吃很有效,这次就吃了剩下的药想缓解一下关节炎的痛苦。 第一次过敏没进行什么治疗就消失了。 我不相信我身体里的化学作用会变化得如此完全,所以在年底的时候,我又吃 了同样的药。恰恰是在我头一天,太太刚刚知道一条比我们以前所知的通往一家较 大医院急诊室更快的通往附近一家医院的路线。 我太太把车停在急诊室门口的时候,我从车子里摔了出来。我几乎已经崩溃了, 我无法呼吸,血压在30分钟内下降了差不多一半。据急诊室主治医生说,我当时的 情况非常危刍如果不是我太太昨天刚刚知道这条更快的路线,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 活着到医院去。那条较长的路线比这条路要多走至少10分钟。 后来,一个专攻“休克死亡”的日本专家说,我的情形是典型的休克病例,他 吃惊地问我:“你怎么会没死呢?” 我们同教会朋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只要他们一有空,我们就会见面。 如前所述,我替情报局工作的日程安排给我以充分的活动余地,因此不管我们 的意大利耶稣会导师们什么时候要去机场或是要用车,我们都会很乐意地开车送他 们去。这是我们可以向他们询问有关宗教、生活和其他所有问题的机会。对我们来 说,这是我们宝贵的学习机会。 当然我们不能向我们的告解神父做真正的告解,在我得到公开退休的许可之前 都会这样。如果我得不到公开退休许可,我会永远地如梗在喉。 在我们离开意大利回华盛顿的那天,尽管我们像往常一样一再婉拒他的盛情, 我们的意大利导师还是坚持要去机场为我们送行。 那天清早,这位善良的耶稣会神父在机场向我们祝福,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 那串已熟悉的念珠,把它送给我做为礼物,我感激地收下了它。 我在西德住院的时候,这串念珠就像我的生命线一样。现在它成了我们家的珍 宝。对我来说,它就是信仰,希望与仁爱的象征。 我们获得了心灵的了静,并不是说我不再愤怒了。我依然会,但却比以前少得 多了。 我妻子和我仍然会争吵,但已经很少了。 这仅仅意味着我的行为更加平和,更少做将来会后悔的事。并且更多地反省自 己,更多地为以前的事懊悔。我相信我也变得更坚强,更执着。我绝不会轻易放弃, 因为我知道希望永远存在。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