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梦 ——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 赵瑜 畸形的体育迷 昨天,我接触了一位老军人,他七十多岁了,身体状况不佳,患有多种慢性疾 病。而他对体育却异常地热衷。虽然他未在体育界担任过什么职务,却每每随着中 国体育代表团的战事沉浮或喜或悲。按说,他迷体育迷得出了奇,总该懂点行吧, 不然,一概稀里糊涂。倘看排球,不知袁伟民为何人,除郎平外,其他运动员也尽 数不识。或看足球,亦不知正在进行的是一项什么赛事,什么进军西班牙,进军洛 杉矶,乃至最近的进军汉城之战,全然不晓。什么曾雪麟、高丰文、年维泗,什么 容志行、古广明、贾秀全,他统统分不清。奇怪的是,他却时常因为赛场的胜负而 严重地影响着一连数日的情绪。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这算什么体育迷? 我稍做深入了解更加吃惊:凡国内比赛他绝不劳神儿观看,只看中外之战,而 当他督战中国队时,却又只看图像,不要声音。倒不是因为人老耳聋不需要声音, 而恰恰是怕声音,怕烦。无声的比赛在电视机的画面上进行,他仰靠沙发似睡非睡, 以他独特的心情期待着比赛的结束。末了,儿孙们在一旁提个醒儿:“完啦!”他 便从沙发里撑起身子,指一指电视机,示意人们关掉。然后问: “咋样?”原来他不重过程,只看结果。 儿孙们便禀报比分结果:“赢啦。” “噢,好好,不赖。”他嘟嘟囔囔地,面呈喜色,转身走向卧室,安然一觉东 方白。 而有的时候,也许是更多的时候,中国队战败了。 “咋样?”他还是这老词儿。 儿孙们吞吞吐吐,拐弯抹角:“今儿个雨太大,场地上全是水……球根本就弹 不起来,咱们……咱们不大适应……” 老头儿登时气得直冲儿孙们瞪眼,粗暴地打断别人的话:“饭桶!大草包!都 他妈该撤换!”闹不清他这是冲谁。 原来,他关注的只是比赛的结果,准确地说,他需要的只是佳音——中国队必 须胜利,不许失败。这成了他晚年生活的重要精神支柱。 使我久久不解的是,这样一位以反侵略战争为一生主要内容的老兵,置身今日 的和平环境,体育同他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体育本是一种充满了享受和趣味、特 殊的文化的高尚的和平的文明的产物,何以在他却竟成了意气的宣泄? 我终于理解了这位老军人。当我上溯中国近代史——一部充满了中国人耻辱血 泪的历史,一部中国人失败的纪录的时候,当我考察了现代体育运动恰恰也是在这 个时刻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传入中国的时候,我的思路才渐渐地清晰起来。是的, 中国体育运动同世界体育的沟通,不过百年历史,而最初的沟通,正是在全民族忍 受着巨大的外来屈辱和多次战争失败的历史条件下,痛苦地与世界体育汇流的。体 育在中国一开始就变了形。是的,鸦片战争之后,屈辱的民族心理,低落的民族情 绪,赢弱的民族体质,以至丑陋的民族外观——小脚女人,长辫阿Q,遗老遗少等等,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像浓重的阴云笼罩着世界上最大的人群。正是这些,整 个民族在对外活动中期待着任何一种形式的胜利,不能容忍中国运动员的任何一次 失败。越是屈辱的便越是脆弱的。中国运动员这一职业从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同 胞们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深切的期望。于是,现代竞技运动在这样极其强烈的民族色 彩的背景下,一开始就谱写着充满民族气节令人荡气回肠的“正气歌”。体坛上的 胜利,极大地震撼着亿万国民的心灵。这一切,不可能不给中国体育事业在以后的 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换句话说,我们对待体育运动的态度在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民族忧患意识的转移,受压抑的民族心理得到宣泄得到安慰的最 便当的形式,莫过于在直接的公开的相对平等的体育大赛中取得胜利了。 那位老军人的情绪,便是这样一种民族情感的凝聚。 在这种情绪的浓重氛围笼罩下,中国当代体育的发展就显得格外斑驳陆离。它 怪诞畸型,它利弊混淆。爱它恨它,嬉笑怒骂,最难说清。 我虽然不敢说那位老军人的情绪是大多数中国体育观众的缩影,但是我敢肯定, 只问胜负其他概不操心的中国观众的确是大有人在。问题还在于,如果有关的领导 人,也只是看重金牌与胜负,把“升国旗奏国歌”当成了中国体育工作的唯一主要 目的,那么,我们的运动员奔赴国际赛场,伴随而去的总是浓烈的超体育色彩。 在我写这篇报告的这几天,全中国电视收看率差不多是最高的。党的十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举国注目。又恰逢中国足球队给同胞们争气,在日本东京国立 竞技场,以2比0的优势击败了日本队,获得进军汉城的资格。中央电视台在晚七时 半前后的黄金时间里,以同十三大转播齐头并进的姿态,向亿万观众展现了这场历 史性的决战。在此后的两天中,中央台又与十三大专题节目相连着,播出了国内对 这一胜利的反应,使无数球迷得以目睹足球健儿们从机场凯旋归来的风采。各大报 都以显著位置,阐述了这一胜利的意义。 中国体育的“政治味儿”无形中得到进一步强调。 从刘长春到“一条龙”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体育的近代历史,不禁令人唏嘘。在三四十年代,中国人参 加了三次大型的国际比赛。头一次是1932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第十届奥林匹克运 动会。大会前两个月,国民党政府以“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为由,正式宣布不参 加。时值“九·一八”事变不久,日伪“满洲国”政府却要刘长春、于希渭二人代 表“满洲国”赴美参加奥运会,以骗取国际承认。消息传来,激起国内各界强烈反 对,纷纷呼吁国民党政府正式派代表参加。7月1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慷慨解囊,自 愿资助。遂派遣刘长春及其教练前往参赛。而于希渭因在大连受日本人监视,未能 脱身。开幕式上,中国健儿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先躯刘长春,执大旗挺进,身后跟着 四个人,其中三位居然是在美国临时招的。美国报界发表一篇题为《刘长春——代 表四亿人的唯一运动员》的文章,对中国人大加讥讽。 新中国诞生之后,在百废待兴国力尚虚的建国初期,以国家全部包揽的大气魄, 优先发展了现代体育中的竞技运动,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这 是多么可以理解又值得欣慰的事啊!从50年代起,中国体育精英们不负众望,在强 烈的民族色彩的大背景下,演出了一幕幕震撼世界、动人心魄的活剧。如今,我体 育健儿终于取得二百六十二项世界冠军,在奥运会夺得三十二块奖牌,实现了历史 性的突破,从而结束了中国人奥运会无金牌的屈辱历史。 中国当代体育运动始终与民族的解放事业,与民族的命运前途,保持着天然的 血肉般的联系。应该说,共和国在诞生之初,为尽快洗刷耻辱,医治战争创伤,吸 引国民投身体育锻炼,迅速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振作民族精神,发展生产,所采 取的国家包办体育以期尽快普及的作法,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有效的作用的,也是 非如此不可的,正同扫除文盲必须组织起来是一个道理。事实上,在建国之初实施 那样的体育政策,效益显著,深得人心,我中华民族短时期内就取得了令世人瞩目 的伟大成就。 三十八个春秋过去。形势变化了,往昔之利,有些却成今日之弊。曾经活泼生 动的东西,而今可能僵化了。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体育界似乎早已走在了其他行业的最前列,蛮先进的。这 不,中国足球又踢出名堂来啦! 其实呢,中国体育界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大潮中实实在在地落后了。 从表象看,我们现行的体育体制是所谓的“一条龙”。“龙”的尾巴伸到幼儿 园,意在从娃娃抓起,开始做最初的选拔。然后,让这些苗子离开书桌放下书本, 走入各地县的少年业余体校以及各省市的中心少年体校或运动学校。经过一番比例 极高的淘汰,再进入各省市的体工队,算做“龙”的骨架。再经过淘汰,其中的尖 子最终升到“龙头”即国家队,接受专门的长期的雕琢,代表中国出赛,直至运动 生命的终结。当今我国著名运动员的经历几乎人人如此。还有的干脆从一丁点儿就 直接吸收加入省队或者国家队,在严格的军事化的训练中长大,比如体操界名将吴 佳妮,就是十岁进入国家队,直接在国家队进行“小龙”式训练的。再有就是从解 放军的八一队进入国家队,如篮球名将吴忻水、郑海霞等。而八一队内部,也基本 上呈现“半条龙”结构,或从各地的“龙”身上招来一鳞半爪,进入勺\-”后接 着再练。中国的体育官员们喜欢把这样的训练体制称做“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 训练一贯制”,或称“三线”训练管理体制。一线是国家队,二线是省队和各种类 型的体育运动学校以及业余体校,三线是学校和基层体育队。而第三线连最基本的 训练条件都很差,当然谈不上输送什么苗子,因此,中国体育目前实际上是以“两 线、一条龙”为主。 对于十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官 办。自50年代而60年代,基本形成。历经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到80年代进一 步得到强化。 一切为了金牌。金牌就是“天下第一”,似乎是实行这样一个体育体制的目标。 而体育体制的封闭,埋没了大批有才华或有兴趣的人参加到运动员的行列中来, 使体育运动失去了它应有的群众基础,导致我们不少项目无法形成金字塔,反而呈 现了倒三角形的奇怪现象。中国体育就像一个升在天空的热气球。 比如体操。1987年7月举行的北京市体操选拔赛,名为选拔赛,实际上全然无所 谓选拔。因为只有市运动学校和东城区两个单位参加,而东城区仅仅五六名选手, 从第一名到第八名,全部由市运动学校一家囊括,全部选拔赛也不过一二十名运动 员参加。由此组成了北京队,参赛全国第六届全运会。北京尚且没有体操运动的基 础,别的地方可想而知。各省运动队直至国家队,也只好从小把娃娃们包揽起来, 八一队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新招儿,只得如法炮制。八九岁就入伍参军干体操的绝非 个别。这样小的孩子干个几年以后,发现不是苗子,不是材料,又该怎样处理?不 过才十来岁呀!孩子的家长们纷纷要求保留军籍。于是,怪事儿出现了,穿着军装 重新去上小学!稍大点儿的孩子呢,一旦退役亦不好办。上中学吧,家长认为太不 合算;上大学吧,大学又一般不在部队招生;把人留在部队吧,部队的编制又没法 做些弹性式的膨胀。那么,只有申请转业一条路,而转业,地方上又往往不要这类 人。于是,就常常出现了退役运动员变成“待业军人”的尴尬局面,甚至连世界冠 军马艳红也不能幸免。 就体操而言,一方面在奥运会上升国旗奏国歌,一方面又实在难以从基层招兵 买马。基础不牢。名将李宁在一次回答《体育报》记者提问时,就不免流露出他的 忧思。 记者:“对于今后我国体操发展的动向,你有什么看法?” 李宁:“第二十三届奥运会我国夺得5块体操金牌,占整个代表团金牌总数的三 分之一,而现在我国练体操的人却越来越少,令人担忧。为了使我国体操常盛不衰, 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关心体操。”尽管李宁吞吞吐吐,但他的意思已很明白。 我不禁犯愁,体育体制不改革,更多的人怎样去关心体操?且不说竞技体操了, 现在就连广播体操工间操,中国大地上又有多少家去关心去做呢? 这个倒三角——国家队队员比省队队员多,省队队员比区县队队员多,越往下 越少。 退役的人们 中国体育体制的一个突出弊端,是运动员退役后的问题。文化素质不高的人, 难以在生活中自立自强。因为绝大部分运动员成不了大明星,他们的出路成了问题。 曾经打入全国甲级队的山西女排,在退役队员中,我随便一问,——小韩,身 高1.76米,现在跑到铁路上一个工程处干了油漆工;许瑞苹,身高1.76米,在一家 小旅店当服务员。这是她们当时唯一的出路了。眼下这阵势,哪儿不是人满为患? 实在是找不到愿意接收的单位。 而正是一批又一批这样的运动员的出路和结局,被更多的爹妈看在眼里,记在 心头了。谁还送自家的宝贝干体育? 在中国,每年被淘汰待分配的运动员多达四五千人,有的竟等了五六年。 遗憾的是,这样大批大批的运动员,在选择出路时,宁肯去端盘子、刷油漆、 打杂混饭,也不愿意去当体育教师或继续从事基层的业余体育活动,因为体育教师 的社会地位太低了。他们一旦转到其他行业,甚至不愿在人前提起自己曾经吃过体 育饭。 共青团太原市委的干事陈红旗,是个退役的游泳运动员,山西省好几项游泳纪 录的保持者。当我采访他时,他连连摇头,说:“咱早就退下来了,您不要勾引我 再提起那些伤心事。你是作家,最好能给咱们传授点儿对付这个社会的知识。” 极其被动的运动员出路问题与极其被动的运动员来源问题,是一回事,值得中 国体育界和全社会共同思索。 不少地方的体育部门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开办大中专班,以帮助退役运动员 拿文凭,有的地方干脆搞成新的体育运动学校。当然这也可以缓和一下运动员渴望 “文凭”的焦虑。但是,这是以体育界实行了更大的“一条龙”为代价的,体育界 的包袱越来越沉重,体育界进一步走向封闭。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谈不上实质 性的改革。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另一种退役现象。这是唯有那些极少数的明星们才能享受的 殊荣。 你看,六七十年代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当大官儿的半大官儿的就已屡见不鲜。 到了80年代,排球运动员或教练员退役后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就更不稀罕。许多省 体委在干部年轻化的“改革”中,也纷纷提拔有成绩的排球教练离开赛场去当体委 的副主任。有的体育运动学校在提拔干部时,也当然地把搞过排球的人排在最前列。 这些中华民族优秀的体育精英,为国家为民族争过荣誉,功勋卓著,人民曾给 予高度的评价,国家也给予了重奖,在国力富足之后即使给予更多更重的奖励亦不 过分。其中有些人也确实是体育领导人的最佳人选。但是,难道就一定都要封官加 爵吗? 一个好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不一定就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人。这完全是两码事。 硬要这样做的结果,可能给这些原先的运动员、现在的领导干部造成难以应付的压 力,给他们自己特别是给工作,都带来意料之中的困难。当然,这是绝不能单单指 责体育界的,事实上,我们早已习惯于把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学毛著积极分子勉强提 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对由此带来的种种恶果,视若无睹。 退役的人们处在两极。 中国体育面临“断代”危机。 处在中间环节的中国教练 教练员,处在中国体育的中间环节,至为关键。忧虑之中我采访了许多执教中 国运动队的人们,结果更使我忧虑。 在中国体育系统,受过高等教育者不足10%,又据对各省市体工队中教练员的 来源调查发现,由运动员退转当教练的,达81.77%,各省运动学校的教练亦有76. 61%来自运动员。在对全国23个运动队包括国家队的119名教练的统计中,初中乃至 小学文化程度者,占80%以上。 再看一下世界体育强国,美国1977年全美大学生田径锦标赛期间担任教练的49 人中,100%为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在苏联整个体育系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达55%。 更加令人叹息的是,在全国3200个业余体校田径教练员文化考核中,有半数以 上的人不及格,其中有10个省的平均分数在60分以下。这些教练,大多数也是由严 重缺乏文化修养的运动员退转担任的。 青出于蓝本应胜于蓝,所忧者,青出于蓝反不如蓝。近亲繁殖在中国体育界已 是普遍现象。你翻开中国足球队走马灯一般频频更换的诸多教练员的名单,再观照 一下国内甲级队的诸多教练员,就不难发现,甲级队的教练全是主力队员退役后担 任,国家队的教头则是挂靴的“国脚”。无一例外。教练员确应是谙熟技战术又具 备实战经验的人,但是,作为教练,毕竟不是以他自己踢的好赖为标准的。纵观国 际体坛,许多超一流的教练并非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球星。球王贝利虽说技艺卓绝, 却无人请他执教巴西,因为他除非以连考五次的代价,首先拿到学位,然后才可问 津教鞭,“凯撒大帝”贝肯鲍尔退役后,由于不曾接受必须具备的教练员学位教育, 他只能以领队身分而不能以教练的身分出现在联邦德国;足球强国意大利的名队教 练,上任前必须经历五个阶段的考核: 第一阶段:足球理论、解剖、生物化学、生物力学、生理卫生和心理学。及格 后进入第二阶段:更深入地学习,然后由专家小组判定你有没有当教练的素质。这 一下又淘汰一批人,剩下的进入第三阶段:必须到世界著名球队实习,并有写出该 队一切工作计划、详细剖析该队的能力。经过再淘汰,进入第四阶段:必须参加足 够的各种报告会、讲习会、讨论会以及与著名专家教练、记者会见的圆桌会议,意 在考核一个教练的全部专业知识和宣传自己观点的能力。最后进入第五阶段:总体 考试和论文答辩。只有全部合格,才能有被招聘的资格,招聘后还要先当助手,后 执教鞭。如此“刺刀见红”的考核和淘汰制度,筛掉了不少虽然球技高超却不具备 教练才能的“明星”们。 特别有趣的是,美国著名游泳教练谢曼·查尔伏,是位具有非凡组织能力的人, 他执教的美国男队曾获得过16枚奥运会金牌,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世界冠军,多次 打破世界纪录。可是,这位在全世界泳坛有着重要地位的大名鼎鼎的教练,却不会 游泳!有一回,他的游泳队在夺魁之后,队员们高兴地把他投入水中,以示恭贺; 不料,这位世界第一流的游泳教练却狼狈地呛了几口水沉下去了,几乎葬身泳池。 运动员们赶快跃入池中实行抢救。此后,他只要眼看着自己的队员稳操胜券,就赶 紧悄悄溜掉,避开运动员们的恶作剧。 谢曼·查尔伏的例子说明了什么? 我们的教练员呢?虽不乏相当出色、成绩卓异者,但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常常在 尽职尽力当中只扮演了一名“领操员”、“示范员”的角色,甚至领操都领不出什 么新招儿来。而一名真正优秀的教练员应该像一个工程师或者艺术家那样时时具有 创新的欲望和活力。谢曼·查尔伏靠的不是简单的动作示范,他并不想为运动员制 造什么样板,他靠的是科学,靠一整套独特的科学的博采众家之长的训练方法。 X省女排在国内要算不错的队伍了,而一名教练却不得不去求告一位具有高中程 度的手下的队员为自己补课,以应付上级的文化考试。我们的一些教练员在执教中 依靠的仅仅是自己在过去当运动员时期的训练日记,然后照猫画虎抄下来。他们制 定训练计划的思维方式无非是看去年、想今年,稀里糊涂迎新年,练一段,改一段, 修修补补又一段。他们认为,瞎,舞文弄墨能提高水平出成绩?训练训练,就是连 训带练,你不训他不练啊,师傅就是这样把我“训练”出来的! 这么着,我们的这类教练员在代代相传的“训练”中培养着国手。他们对上一 代的经验,对他人的成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往往邯郸学步,愣改硬改。人家 大运动量训练,咱也玩命干;人家无氧训练,咱也憋住气儿试试。于是,运动员练 出毛病的,练伤的,练到稀里糊涂退役的,为数不少。最后他倒抱怨开了,说中国 人干运动员先天就不行,人种就比人家差,不堪造就!果真如此么?前年我们请了 联邦德国一位教练来华执教,他对我国两名普通田径运动员先是进行了全面测试, 然后进行分析,选择出最佳训练程序,合理地安排运动量,改进了我们的教练视而 不见的一些技术上的毛病,结果,只练了三个月,这两位运动员一位打破了亚洲纪 录,一位打破了全国纪录。短短的三个月呀!山东足球队在聘请外籍教练前后的沉 浮,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如果一个教练员只懂得让运动员跳圈儿,蹲杠铃,翻来覆去重复那么几个动作, 连最基本的运动生理、运动心理、运动营养都不懂,他手下的运动员凭什么出成绩? 这两年,体育界为了改进提高一下,让一些教练员上一两年大专班,借以改变 教练员队伍的知识结构。这自然可以作一些弥补,可是,由于底子太薄,又缺乏系 统性,加上有些培训进修流于形式,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质上,不过 是领了一纸文凭而已。 我听说有这么一档子事情。1984年前后,中国的一文凭热”越刮越烈。国家体 委为了满足广大教练员和一部分退役运动员的美好愿望,在天津体院特意开办了一 个大专进修班,以期给大伙儿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参加者有著名教练多人。在入 学前,为照顾大家的基础,仅仅考试三门功课,即语文、数学和政治,考题也不难。 万万没想到,在报考的几十位中国体育界的佼佼者当中,没有一人的考绩超过三门 总分60分的,最高者三门加一块58分!有考30分的,有20分的,竟然还有考7分、8 分的。在校专修期间,有些人并未置身课堂,仍然住在北京,只是在天津体院挂了 个虚名。两载过去,每人一张大专文凭到手,“文凭发放所”胜利完成了任务。大 伙儿今后就算是受过高等教育了。 这也难怪,要知道中国的各大体育院校和师范体育系,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教练 系这一说。 由于我们无法像体育发达国家那样对教练员实行制度性的考核,所以我们对一 名教练的优劣高低就无从作出科学判断。于是,最简便的方法也只有任人唯亲了。 连锁反应的是,真正有志气有能力有实力有创造性的新人,因为没有严格的评判考 核标准而常常失宠,怀才不遇的新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命运由不得自己,没有在专 业上通过辛勤的奋斗而参与竞争最后显山露水的机会。又于是,他们便无法摆脱那 些惯于发号施令者的捉弄,无法以自身的实力去抗御瞎指挥。这样一来,一支运动 队,既可能在一位天才教练的手中创造奇迹,也可能在一个平庸者的瞎指挥中屡遭 不幸。 我无法想像,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样去实现体育强国的梦? 中国足球界在解放初期的50年代,文化程度反而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要高。像 李凤楼、陈成达、苏永舜等,都是正牌的大学生,钱允庆是一名有声望的医生,年 维泅也是一个文化较高的青年知识分子。你看,随着这支队伍文化程度的不断降低, 我们的失败也越来越离奇:从1957年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开始,先是败给印尼,接着 是在首届新运会上败给乌拉圭大学生。80年代后,先后在重大比赛中失利于新加坡、 新西兰、泰国,最后发展到输给香港。三十年来一直行进在极其曲折痛苦的道路上。 当然,在今天,高丰文这颗福星所率领的中国队于党的十三大期间终于在奥运会外 围赛预选中杀出了亚洲重围,可这次胜利虽然关键却仍不能使我改变观点,多少年 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以及文化素质太低的问题决不会因为一场胜利而荡然不存烟 消云散。在失败中的反思往往自觉,在胜利时的反思却更难些,因此也更可贵。不 是么?——现行体育体制降低了中国教练的水准。 想想我们足球的战略战术吧,50年代学习匈牙利的W·M阵式,60年代改学巴西 的“四二四”,70年代又转而学习荷兰的全攻全守,到了80年代更没谱了,一会儿 照搬巴西的攻势足球,一会儿又推崇意大利的稳守反击,一会儿又觉得法国的欧洲 拉丁派地道……真是不遗余力,孜孜不倦,偏偏没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的国情 是什么?我们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的长处和绝招儿是什么?怎样去开创一条扎扎实 实的胜利之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两年前,他在昆明海埂训练基地采访了一场 高水平的足球赛。中国队对匈牙利劲旅维多顿队。当中国队以3比0战胜对手之后, 对方教练吃惊非小,他忍不住问我们的一位国脚:“你们怎么能踢得这样好?”这 位国脚实话实说:“就是因为没按教练的部署踢!” 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呀。 各种技战术的背后,是完整的体育理论、足球理论,我们缺乏的正是这些。 我总是忘不了苏联举重队总教练换人的事情。里格尔特,是个非凡的人物。他 曾被国际举重联合会主席肖德尔誉为“哪里出现里格尔特,哪里就出现新纪录”。 他曾横跨三个级别,创造过63次世界纪录,是二十一届奥运会金牌得主。他9次夺取 欧洲冠军,6次夺取世界冠军。但是,苏联人看到他自1984年接任总教练以来却办法 不多。拥有40多万举重运动员的苏联举重成绩在下降,屡屡败给拥有4千名举重健儿 的保加利亚。1986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10个金牌,保加利亚夺走7个,罗马尼亚工 个,苏联只得2个。苏联的报界评论得好,说里格尔特不善于开动脑筋去研究新的训 练方法,“今天大喊大叫‘坚持住!’已经于事无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通 过竞选,撤去了虽说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却不是一个够格的教练的里格尔特,换上 了专家梅德维杰夫。这位新的总教练1970年至1974年曾经担任过国家队的总教练, 但在当时他干得并不出色。而下野后他一直在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举重教研室深入 研究举重理论并担任该室主任,著书立说,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写过 《多年训练计划》等著作。这次复出,堪称是经过了理论和科研的重新武装。苏联 报纸评论说,“关键不在于更换专家,而在于他们不同的思维”。果然,在梅德维 杰夫上任后的第二年,即1987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苏联队的明显转机开始了, 与保加利亚的差距迅即缩小,一举打破4项世界纪录,而保队却只打破2项。 这件事情给我很深的触动,其内涵是丰富的。伟大的里格尔特曾经63次改写了 世界纪录,倘在中国,那还得了?如果这样的运动员退转后当了教练,不出成绩, 我们会不会换掉?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各级教练的事业心与吃苦耐劳精神是无可 挑剔的。无论是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的教练,还是国家队的教练,哪个不是呕心沥 血?他们不顾及家庭,不顾及金钱,置个人荣辱于度外,表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 在我个人的运动生涯中和后来的采访过程中,随时可以遇到这样的人。在一位姓万 的教练家庭中,他告诉我,体育界同社会的各种矛盾,最集中地反映在家长和教练 员身上。每当一批孩子耽误了学业却又没上成中专班或没有被省以上专业队选中的 时候,你看吧,家长天天轮番找你,把孩子失去前程的责任一古脑推到教练头上。 万教练只好含着眼泪躲起来。而你要知道,这些孩子们之所以练了两三年没有干成 专业,并不全是孩子们成绩不行,而是有关头头们为了急功近利,从外省“买”来 了运动员占掉了这些当地孩子应有的名额,夺走了他们应有的机会。可这又没法怨 领导,因为买一个成熟的运动员,要比你自己花钱培养一个孩子成熟起来,要省经 费得多!头头们的口袋里也穷啊!于是,家长受打击,孩子受刺激,教练受抨击, 领导干着急。而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还是教练。这位万教练的妻子也是一名田径教 练,她和她的同事们每天必须三上班:早晨练,上午练,下午练。夏天日头暴晒, 冬天寒风劲吹,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可是她们每天只能领到五毛钱的补贴,还不够 家属院里的老太太打一圈麻将呢!前些年,教练们一两年总要发一身衣服,后来, 有的地方改成三年发一身,风吹雨淋,早就烂了。而体委领导们为了向市里的干部 们要点儿经费,就只好一套接一套地送,或者叫长期借穿吧。有的领导干部何止接 受了两套三套!他穿得了吗?穿不了没关系,给老婆穿上进厨房,给孩子穿上去上 学,还能给亲戚做人情嘛!中国教练员的苦衷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比如评职称, 地市一级的教练带队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几乎没有,可有的地市评定职称的框框上 定了,必须有队员直接参加了全国以上的比赛才算够分。注意,是直接参加,你输 送的运动员后来省里又集训又参赛,对不起,这就不给算数了!倘是足球,又规定, 必须输送了七名以上的队员在省里踢主力,这才行。天啊,你算吧,假如每个地市 足球教练都要输送七名以上的队员打主力才给评这个教练职称,那么,一个省,最 少也要有好几百个主力队员,我们才能都够教练的格!合理不?你放眼一看,许多 老教练的学生后来到大学里都当了讲师什么的,而这些教练仍然还评不上个教练职 称,还在操场上带着队伍干! 就足球而言,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足球教练有着特殊的为难之处。比如他 们的自主权远远比不上足球强国的教练。中国足球运动尚植根于一片实在不富饶的 国土上,足球天才还迟迟没有诞生,中国足球教练们备受管理方面的瞎指挥。香港 教练郭家明在“5·19”之前可以来去自由地到内地来探秘,而曾雪麟虽多次申请却 甭想去香港观阵。再加上任何一个足球强国都不曾经历的“文革”杀机,等等等等, 都告诉我们,不是哪一位教练员可以一朝扭转乾坤的。但是,中国体育界的整体文 化素质太差,毕竟是一个最主要的带有癌性质的突出的问题,这里头也包括足球。 中国的体育锻炼,就他们自身而言,谁不想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们渴 望提高文化素质的心情应该说比一般的中国人更迫切些,迫切得直掉泪!责任决不 在他们自己。 根源还在于我们的体制。程序是这样的:从一个尚未进行文化启蒙的少年,当 了专业的运动员,退役后,再带着这样薄弱的底子,晋升为教练员,这样的教练员, 再去培养没有文化的少年运动员……循环往复,后患无穷。 人才的滞留 又是一个现今体育体制包括竞赛体制带来的大弊,不容回避。 尽管人们并不否认体育人才交流的重要,但若是真的试图去挪动他人领地一兵 一卒,你非吃闭门羹不可。解放军队的教练在一次国内比赛后提出,能否从其他省 市代表队中每一个项目的第十名之外,调配给他们一些队员,结果遭到各地拒绝。 十名以外也不行,赶明儿让你们给练好了出来打掉我呀? 1985年10月,美国应聘到我国执教的田径教练丹尼斯,在郑州青运会上遇到了 他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的问题。那些在田径项目上夺得金牌的青少年运动员,在他 看来大多缺少继续提高的条件,前途不大,而那些有着明显潜力的运动员,他们本 省、本地区的教练又不肯把他们交给丹尼斯。这种尴尬的滋味丹尼斯并非第一次尝 受,他在1984年一到中国不久就体味过了。 地方主义正是造成丹尼斯困惑的直接原因。以至于中国体育的后备力量非常不 妙,人才滞留。 这里有一份××省体委于1986年3月下发的正式文件,严令禁止体育选手外流。 文件先是通报了该省两个市的一些运动员被北京航空学院、北京体院竞技体校和八 一队“私自招走”的情况,然后作出如下特殊规定: 一、凡外省、市、区、解放军、全国性产业体协到我省各级体校选招 运动员,必须持有省市自治区体委或同级的介绍信,经省体委同意加盖公 章后,在指定的地市县选招,如手续不全者,各地市县有权拒绝选招。 二、凡高等院校招收各级体校运动员,必须经当地体委同意,报省体 委批准,并要严格按照招生手续,未经当地体委正式推荐和省招生办同意, 一律不准乱拉运动员。 三、(略) 四、对于不通过上述正常手续,乱拉运动员,各级体委要通过当地政 府有关部门予以制止,并及时上报省体委。对于不听劝阻者,省体委直接 向各省市、自治区、国家教委、总政治部等有关单位或部门提出交涉,必 要时报请国家体委通报全国。对于各级体委中个别人搞私下交易,或知情 不报者,一经查清,坚决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五、……追回流失的运动员,并将追查情况上报省体委。 这个文件是3月份下达的,到了5月,省教育厅和省体委又联合颁发了《关于严 格控制体育运动人才外流的几项规定》,特意在原来基础上加了一条更厉害的: 对于各级各类体校中个别教练员私下搞交易,徇私舞弊,放走人才 者,一经查清,根据情节,将降低、撤消或不予评定技术职称,直至调 离教练工作岗位。如发现教育、公安等有关部门中个别人有类似情况, 建议同样给予相应的纪律制裁。 看这文件,多具体。 中国在改革的时代,科技人才要流动,管理人才要流动,教学人才要流动,工 农业各条战线的人才都可以流动,这是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所谓“树挪死,人挪 活”是也。为什么最具有活力的体育人才无法流动?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体育体制、 竞赛体制带来的结果。 像××省这样严令禁止人才流动的,绝非一家,可以说,几乎家家如此。偌大 的中国体育界,颇有些“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味道。统统为了 一个目的:金牌。 河北省自行车队1987年以来让人刮目相看,靠的就是人才的引进。6月,该队不 满二十一岁的赵囗大幅度地提高了女子1000米计时赛的全国纪录,从而使中国诞生 了第一个计时项目的自行车国际健将。7月,河北女队又创造了女子3000米团体追逐 赛的全国新纪录。令人惊异的是,这支令全国同行和新闻界关注的劲旅,建队还不 到三年,何来神力?原来,该队教练王振新,是从自行车运动的强省——山西步入 运动生涯而后回归河北的。这个王振新在河北执教以来,又受到山西的热情关照, ——哥哥是山西体育科研所的领导,嫂嫂是山西省体委的副主任。这样,山西队几 十年来的成败甘苦顺风逆境,在王振新那里全不成秘密。加上有了这层“血缘”关 系,山西派出了一位最了解、最熟悉中国唯一在世界锦标赛中摘取过自行车奖牌的 著名运动员周素英的人——周素英的未婚夫,前往河北助阵。结果,赵囗与周素英 的风格竟十分相似。山西助阵的作用不言而喻。 这件事说明两重意思:河北队倘若没有借助山西的力量,站在巨人的肩头以助 高,显然不会进步如此神速,说明人才交流之重要;但是,援助的契机,却是兄弟 血缘。那么,倘若没有这层关系,山西的人才和智慧就极难交流到河北去。此事又 反过来说明了中国体育人才交流的困难。 一家人才济济,内部消化不了,另一家人才奇缺,上下无法配套,这个现象实 在不是唯体育界独有。而体育界由于自身体制所决定,又由于多了一个金牌的因素, 金牌又直接关系到一个省、一个地区的体育官员的荣辱升迁,所以这现象就显得严 重得多。整个体育界的人才浪费十分惊人。 还是山西省。这里从50年代就打下了雄厚的摩托车运动的基础,四届全运会前 后山西健儿曾铁骑出山,纵横驰骋在北中国,产生了一批健将级选手和国家特级摩 托车手,群众非常爱戴。到了五届全运会,由于大会没有设立这个项目的金牌,山 西省体委断然将这个项目下马了(不排除经费困难的因素)。铁骑不再咆哮,铁流 不再奔腾,军体大院里出现了少有的寂静。几十辆摩托车在库房里沉沉睡去,灰尘 渐渐地覆盖了它们,锈蚀毫不客气地在吞蚀着它们。人呢?这是比那些赛车更宝贵 的。这些摩托车运动健将和特级车手们,带着一身老伤,作鸟兽散,各奔前程去了, 有当卡车司机的,有干邮递员的……另有一批无路可走的骨干,留了下来,闲着, 心里发慌,无事可干。好几年前我就常常在太原街头遇到健将小白,慢悠悠地开着 个偏三轮,在菜铺子跟前讨价还价,然后拉上一篓子菜回去给更多的闲人们做饭。 而今,那辆偏三轮残破得气也喘不匀,一天天见老的健将小白还时而开着它跑菜铺。 一晃间,六个春秋过去了。近七年来,这群热爱摩托车事业的闲人们向省政府有关 领导、向省体委打了多次报告(笔者本人还替他们向副省长的秘书转递过一回), 要求领导上能够恢复这个项目。并提出,如果领导上经费确有困难,他们可以成立 摩托车协会,自费办队,或民办公助。眼见得并州街头几千上万辆的民用摩托车奔 驰而过,无数的年轻人对摩托车运动有着浓烈的兴奋,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不可以把 大家组织起来办摩托车事业?为什么不可以以车养车,一边搞为民服务的短训班, 维修站,一边注意培养苗子,建立队伍,将来为山西、为中国效力?这样办,既为 国家节省了资金,又为民族培养了人才,他们自身也产生了新的价值。这是一群身 怀绝技的人才呀! 但,这报告泥牛入海了。记得那位当年的摩托车教练,曾在车场上冲锋陷阵九 死一生。那天他开着小白买菜的那辆车,拉着我跑省府大院,跑那份报告。希望一 一破灭之后,他怅然地驾驶着车,把油门松到最小,任车轮缓缓向前滚动。良久, 这位征战沙场半辈子不曾低头的中年汉子,凄楚地对我说:“只要他们让咱干成这 个事业,活着别像个死人,咋都行!” 急剧弥散的病毒 是的,病毒正在体育界内部急剧弥散。 近些年来,中国体坛上的赛风大有偏离体育精神的趋向。各个体工队,以及他 们的领导,都把夺取金牌的多寡作为鉴定自己工作实绩的最高标准,以便向更上级 领导汇报和邀功。体育界有些人做事,只是为上级看好,所谓“抓了几个人,丢了 一省人”的批评非常概括。他们认为只有竞技运动的成绩才是自身成败仕途升迁的 重要标志或唯一标志。为了这个目的,那么好输不如赖赢,管它什么手段? 比赛中的卑劣把戏已有所揭露。一些人有时玩弄比赛把戏就像玩弄七巧板。赛 场上,曾经出现过69比0甚至92比0的奇特的足球纪录,也出现过争相往自己家篮里 投篮以期避开下一组强手的篮球公开赛。还有执法人——裁判员们的所谓“君子协 定”。贿赂之风也已开始向体育赛场渗透。所有这些,都是那些地方主义者、本位 主义者导演的丑剧,他们使体育竞赛和金牌变成了捞取某些个人利益的手段以及资 本,进而践踏了体育,践踏了观众。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体育赛场上的此类表演。 绿茵场上,烽火狼烟。 一年一度的全国甲级联赛是中国足球较高水平的角逐,于是那“病毒”的渗透 就格外可怖。在1985年全国甲级联赛的最后一轮比赛中,山东队与解放军B部队队总 进球积分相等,两队各剩一场比赛,赛完后即显出积分差别,必有一队要同其他三 队一道,按惯例降级为乙级队。谁愿意降级?降下去怎么向领导交待?这就使两个 队的兵兵将将们颇费精神。单靠实力和技术是很不保险的,必须另辟蹊径。 双方一看各自将要碰面的对手,嗬,一个叫妙,一个喊绝了:B部队队的最后一 场将遇到另一支部队队,妙就妙在这场球的输赢对那支兄弟部队队的前途并无影响。 B部队队喜出望外,这下有招了,赢它多少都无妨。比赛在蚌埠举行,时间是上午; 那么山东队呢,比赛在南京举行,时间是下午。绝就绝在其对手是多年的老朋友大 连队,输赢亦不影响大连队的甲级队地位。 好,双方为争取总进球数领先的决战开局了。 先是上午在蚌埠,B部队队与兄弟部队队演练,以5比0的高分“胜”了兄弟部队 队,结束了这场洋溢着友谊气氛的比赛。这样B部队队的手里多了5分,看来山东队 与大连队交战,够他吃的。有这5分在手,B部队队似乎可以保住自己不降到乙级队 去。然而,B部队队的教头,却是深知中国足坛之道的,他放心不下,于比赛结束后 立即从蚌埠飞车南下金陵,要观一观山东队同大连队的战事。 下午,山东与大连“战幕”拉开,你来我往,双方攻防有致,踢得倒很热闹, 两队互有建树,观众看得也不算失望,比分交替上升,常常踢出非常漂亮的球来。 那B部队队的教头一看,心说完了,踢得越漂亮,这里头越有“猫腻”。并且,山东 队竟以头球和角球得分(天啊,要知道在统计总进球数时,头球和角球是一球算两 球的!)。临终场,这教头担心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山东队与大连队的“巧战” 以5比5的平局握手言欢。这意味着,B部队队虽然在上午捞了5分,却敌不过山东队 这5分,头球角球要加倍,等于7分。山东队的总积分显然超过了B部队队。 这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 B部队队教头急了,当场提出强烈抗议。而这抗议的力量太小了,人们在同情的 同时并不注重这教头的呼喊。谁不明白,你上午那5个球,咋就进得那么顺当? 到底,山东队以两分优势,保住了甲级队的地位,将B部队队挤出了全国“第一 流”。由于这两场球实在是不大光彩,干脆没把比赛结果向外界公布。 我们不禁联想到,1981年世界杯外围赛上,新西兰与沙特的那场令人气愤的比 赛,也是5比0! 如此竞赛,中国足球谈何提高?我们再举一例。也是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甲 级大赛中,湖北队与××队比赛,观众趋之若骛,都想一饱眼福。不料想,战幕拉 开,双方竟毫无赛意,谁也不抖精神,不卖力气。观众甚为不满,大喝倒彩,更悟 到两家又是内定了什么“猫腻”。果然,上半场三十分钟时,一方队员竟当着裁判 员的面,向对方嚷嚷:“嘿,快进球哇!你们进完了,我们好进!”裁判一听,当 场气极。偏偏这位执法官又是国际级足球裁判,足坛有名的张大樵。张大樵耳听队 员们的嚷嚷,气愤之余,他当场宣布罢吹!比赛只好暂停。张大樵是出于无奈,他 唯有以这种非常的方式,去整治赛风,去表示自己的义愤。一直到双方都向观众们 保证认真比赛,检查了错误,裁判才重新执法。 足球场上的法制必须健全。 在保加利亚,他们面临世界杯的特级战争,不惜牺牲国家队的实力,在国内甲 级联赛中,执法如山,严厉制裁了包括五名国手在内的舞弊者,课以长时间的停赛 惩罚,某甲级劲旅在法制面前被强令解散,名次被取消;就连超级巨星马拉多纳等 许多最高贵值钱的选手,在各种大赛中也都受到过严厉的惩处。 我们却极难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是我们各界的官僚主义混蛋事儿太多 早已司空见惯了,所以足球场上的营私舞弊也不足为奇、法不责众呢! 1987年10月18日,六届全运会自行车赛女子70公里决赛在上海拉开战幕。中国 最优秀的自行车姑娘们披挂上阵。在此之前,为提高中国自行车运动的水平,国家 体委有关部门明确规定,在国内自行车比赛中平均时速不得低于每小时35公里,否 则即算违例,比赛结果无效,运动员不计成绩。18日这一天,上海天气阴冷有风, 全运会组织者根据天气和路况决定,将平均时速必达35公里,降低为34公里,以有 利于运动员的安全。不达34公里平均时速者,无夺取金牌资格。此决定从教练到队 员无人不晓。 枪声响处,几十名运动员踏上了70公里的征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赛场上 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奋勇争先的局面。相反,倒是争后恐先,人人退缩, 谁也不愿意率先领骑。这是因为领骑的人将受到空气的阻力而担心消耗自己的体力, 跟在别人屁股后头骑行是顺风前进,当然省力气,最后争夺就不吃亏啦。在这种 “跟”的战术思想指导下,我们可爱的自行车姑娘挤作一堆,以中国人混吃大锅饭 的心情,以不及平时训练快的速度,悠然前进。比赛的组织者们发现这种情况后不 断地通过广播,提醒运动员们时速未达标准,催促她们奋勇拼搏,加油快进。可惜, 广播反复多次,不见效果。姐妹们依然裹作一团,谁也不当出头之鸟,心说要罚都 罚,要没资格领金牌,咱就都不要领,我得不着,你们也甭想……尽管广播员在焦 虑地呼叫着,重复着,也无济于事,整个车队的时速依然很慢,也没有拉开。有的 运动员因车子出故障而耽误了时间,也很快追上了大队。自行车姑娘们就这样跑完 了70公里全程。 测定结果出来了,她们的平均时速只有32公里多。她们集体违例了,统统不达 标,没有一个人有领取金牌的资格。普通老百姓也不愁跑不出这个速度啊! 一块金光闪闪的奖牌,就这样,上交国家体委了。最严肃最庄重的全国运动会, 能赛成这个样子,金牌居然废了,这算什么问题?人民的期望那么高,那么热忱, 而六届全运会的自行车赛,却没有打破一项全国纪录或刷新一项全国最好成绩,是 以往历届全运会从未有过的现象。 多么令人伤感的赛事!然而这类现象却非绝无仅有。近年来,中国泳坛上刮起 了一股弃权风。一些运动员一看强手登台,夺标无望,便以种种理由弃权。弄得有 时满池碧水空空荡荡,少数参赛者缺少竞争对手,成绩难以突破。 观众怎不叹息,中国运动员志气何在? 责备运动员?责备教练员?这问题的根子在哪里?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 此鄙俗? 山西第七届省运会,出现了更糟糕的局面。参加这个运动会的18个代表团,差 不多家家都有用票子“买”来的或“租”来的运动员。有的项目干脆是把外省的整 个队伍搬来参赛。观众戏称这里举行的是“十八省市运动会”。像晋东南地区,这 里曾经是一个培养出篮球健将、自行车健将、射击健将、水上摩托及女子跳伞全运 会冠军的地方。有一年,一次就向省以上代表队输送过42名运动员,参加全运会的 本区运动员也曾一次达到过28个项目。《人民日报》曾以头版头条发表过《太行山 体育工作在跃进中》的表扬文章。贺龙、罗荣桓、聂荣臻三位老帅曾经同时亲临山 西参加体育工作会议,高度赞扬大行山的体育事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雄厚的群 众体育基础的地区,如今,连参加第七届省运会的男女篮球,都派不出代表队,不 得不以重金“租”来驻河南的部队男篮和空军的女篮赴省参赛。许多代表这个地区 参赛省运会的外地运动员,从始至终,根本不知道这个地区的体委大门朝哪儿开。 他们从各自的省市出发,直奔大同参赛,接着就是为钱而“拼搏”,一只手把牌子 往外一交,另一只手接过票子,唰唰一点,往怀里一揣,直接从大同赛区登车回家。 在这届省运会上,山西的观众们是这样给运动员“助威”的: “河北队——加油!” “河南队——加油!” 好令人寒心的啦啦队!他们还不知道,这届省运会,山西花掉了500万元人民币, 否则一定会更加气愤。 事后,正直的山西体育工作者们一边表示自己的痛心,一边长叹:“唉,不这 么干不行啊!” 是的,为了名次和金牌,在各地,体育作弊案时有发生,冒名顶替的,谎报年 龄的,吃兴奋剂的,行贿受贿的,坑害他人的,伪造户口的,直至借助暴力……单 说谎报年龄问题,真是屡禁不绝。为此,国家体委不得不以正式文件,公开制止, 采取新的措施: 近年来,在全国各级业余体校比赛中,不断发生隐瞒年龄弄虚作假的 不正之风。……从1984年7月开始,凡参加全国性业余体校比赛的报告表, 必须由参加单位主管业余训练工作的处级负责人签名,否则无效;各赛区 从每队抽二至三名运动员,拍摄骨龄照片。对骨龄超龄的运动员,请有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认真调查核实,将调查结果报我委群体司。国家 体委也将派人抽查。如再发生隐瞒年龄弄虚作假问题,由派出单位签名人 和运动员所在体校负责,根据情节轻重,采取通报全国,停止该单位参加 下一年度该项比赛资格,直至建议当 地行政机关给予纪律处分…… 这个文件是国家体委1984年5月19日下发的。几年过去,各地虽有所收敛,却不 能根除,仍有许多人铤而走险。在1987年山西省少年田径运动会上,因为断然采用 了骨龄验测的手段,使原先在户口上做手脚的传统一套失效了,大批超龄的“少年” 运动员被查将出来,以致太原市、晋城市等代表队几乎全军覆没。真是户口失灵, 骨测显圣。而查人的骨龄,就像查树木的年轮,一查一个准儿,是很靠得住的。 唔,靠骨龄检测,可以限制年龄作弊,而靠什么良药,才能消除整个体坛的病 毒呢? 结束神话的时代 长期以来,中国的宣传舆论为体育界抹上了一层神话般的色彩,使他们以民族 的榜样出现。我以为打破这神话是很有意义的。革命领袖神一般的形象一旦返噗归 真,中国就受益匪浅。要改革中国体育,神话亦急需破除。一个行业被神化以后, 民主的空气必然稀薄,社会对他的监督相对减弱了,放松了,那污泥浊水就会多起 来。是的,干体育的入,和其他的中国同胞怎么会两样?他们身上既有正直善良美 好的一面,也可能有非正直善良美好的一面。因为同样有着山一般沉重的历史重负 和社会的落后因素,谁能比谁超脱到哪里去? 《合肥晚报》曾经登载一篇专访,介绍了一位著名教练对体育界内耗现象的看 法。这位教练认为,体育界不是真空地带,复杂得很,内耗严重,他举了个例子: 有一次,女排在日本输了球,电视一转播,机关里立刻就有人高喊,报告大家一个 好消息,中国女排以2比3战胜了日本队!这显然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 后来我听说,有领导找这位教练谈了,批评他不该乱发议论,这位教练则矢口 否认自己有过上述的谈话。不论是谁说的吧,问题在于这篇专访所指出的现象,引 发了人们的思索。实在是这类文章太少了,偶尔披露,倒成了稀罕事。 我们多么渴望知道生活的全部啊,不是全部的,就不是真实的。我们既想知道 金灿灿的金牌,我们也想知道金牌的背后。 毫不客气地说,现今中国体坛,其精神风貌远远不及50年代、60年代。且不论 我是否也犯了“怀旧”的毛病,但我的职业使我更多地面对现实。你知道吗,有些 运动员一说这场比赛没奖金,他的肚子就疼开了;有的运动员出了成绩别的不问, 先问奖金多少;要是打非正式比赛,伸手就要“表演费”和纪念品,否则浑身没劲 儿。金钱至上,铜臭熏天。还有,××柔道队的运动员住了宾馆,居然大笔一挥, 往洁白的被套上乱写“××柔道队到此一游”字样,生怕人家不知道他们是精神文 明代表队。有的运动队,在内部管理中别的招儿没有,就知道个罚款,早晨不出操, 罚款五毛,站队迟到罚款三毛,无故外出罚款一块……逾假不归,罚;串异性宿舍, 罚;乱骑教练摩托,罚;泄露军机,罚;说教练坏话,罚;罚罚罚!罚到头来,运 动员倒有了点子:头天晚上向教练预交罚款五毛,第二天早操我不出了,干脆你们 就甭叫醒我! 有的裁判员不能秉公执法,怀里揣了点儿好处费就乱吹歪哨,在比赛中甘愿扮 演不光彩的角色。有一位裁判员就因为没得到一个“唐三彩”,当即罢吹,管你什 么比赛不比赛;有的教练员到基层招运动员,大捞物质好处,却不管是颗什么苗子。 在如今的中国体坛上,索要高价的事屡有发生。至于赛场内外发生的种种殴斗事件, 更是屡禁不绝。还有公然违法乱纪杀人作案的事。 据三个省统计,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被拘留和判刑的运动员教练员竟达28 人之多。 四川省21岁的举重健将邹远春,是个法盲。有哥儿们蒋锡斌跑来找他:“帮帮 忙,我杀了人。”于是我们的健将对杀人犯盛情接待,然后替罪犯窝藏了凶器、赃 物,借好钱,写好信,为罪犯换了衣裤帮助伪装,送蒋去青海避风。不期风声更紧, 杀人犯重潜成都找到邹远春求助,邹再次借钱协助凶手脱逃(后二人被绳之以法)。 而正是这位邹某,在事前不久的法律知识考试中,竟得了95.5的高分。真不可思议。 运动员不知法,犯法可怜。而一些体育工作的领导者知法犯法,则可恨。 1987年10月,河北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张瑄,因贪污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这位河北省体育工作的一把手和该省体委训练处处长张某以及省体育服务公司副经 理等人应邀出访归国后,在未曾付给外国人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居然大报其花账, 报住宿、报膳食、报交通、报工杂,以此贪污3600元私分。说实话,这个数目倒不 惊人,严重的是,他们在问题暴露之后,竟然去找外国人开假票据,出假证明!在 这帮人领导下,河北省体育服务公司严重违法乱纪,犯罪活动猖獗,12名干部职工 中,就有5人被检察机关立案侦察,4人被依法逮捕,造成了极坏影响。 受聘前来国家游泳队任教的民主德国著名教练克劳斯,看着中国运动员头疼, “告状”告到国家体委有关部门负责人那里,对他的中国学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摇着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教练,从来没碰到在中国这段时间遇到的问题。” 他真不理解,“我按时到了训练场地,但你们的教练没到,队员也不齐,有的还在 看申视。上训练课,有的队员居然熨衣服,看医生。有的队员到了训练时间,还在 睡大觉。有的队员不来训练,也不提前报告。你们的教练不积极执行制定的计划, 反而迁就队员,为他们开脱,说什么太累。用两个星期出国比赛一次,回来还要休 整。有的运动员自以为了不起,高高在上,有的队员的训练成绩有欺骗现象,这样 的队员成绩再好,在民主德国是要开除的!他们不珍惜国家为运动员创造的条件, 忘记了其他中国人是在什么条件下生活,不懂得有现在这样的训练条件多么不容易……” 够啦,我不想再写下去,虽然这一切不能代表中国更多的体育工作者。我想说, 体育界的人们也同亿万人一样,不是金童玉女,不是脱俗超人。金牌的确好看,而 一俊岂能遮百丑。 还有一个现象颇值得国人思量:当无数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以那些英雄式的运动 员为契机,尽情地抒发心底的爱国热忱的时候,而他们——英雄的中国运动员中的 某些人却并不见得比人们更眷恋这块贫困的国土。老鸟一口一口地把小鸟哺育大了, 小鸟要飞了。他们带着祖国给予的荣誉,远涉重洋,投奔异国而去。如李赫男、李 孔政、陈肖霞、李宏平、李小平、李月久、吴佳妮、蔡振华、童非、谢赛克、梁伯 熙、汪嘉伟、周兰荪、曹燕华、郎平等。 中国不可爱么? 诚然,我并不想说出洋就是不爱国,爱国不分内外。只是何必大急?中国更需 要他们! 这里要说明:大量中国名将的出洋,并不属于国际间正常交往派出执教的援外 人员,都不是。他们有的是自费留学,有的是以探亲之名,有的呢,只是到美国陪 读而已。 有的,出去以后,还想着回来,却不多。 有的,出去以后,不想回来的却不少。 中国,为了培养他们,也算得上勒紧裤腰带了。我们的体育体制就这点儿不含 糊:从小到大,从默默无闻到名扬四海,用不着你私人掏腰包,国家全包全揽! 有本事你自个儿花银子练嘛!多少国家的运动员不是这样?——一位业余体育 家这样说。 还是那句话,怨不着运动员,不怨他们。我只是想打破那神话,弄清楚是超人 还是凡人罢了。几番风风雨雨,在今日中国,竖立任何神话般的光辉榜样都不是明 智之举。自党的十三大以来,人民更多地参政,中国党越来越奔放洒脱,同胞们喜 从心来,其乐融融。而中国体育界再不能封闭得这等森严,搞得这等神秘。 中国体育界,需要透明度。 (原载《当代》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