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之后,村长带着我们前往蔡家寨,那是紧临宜家寨的另一个蔡姓傈僳族山寨。 路上,几个打着赤脚,浑身上下似乎是用世界上最艳丽的天蓝色和红色包裹着 的妇女,尊敬地递给村长一个小锡盒。锡盒里装着一种褐黄色的烟丝和一些白色的 粉末,据说这种粉末是石灰。 几个妇女把烟丝和石灰一齐往嘴里送,不一会儿工夫,她们的嘴变成了血红色, 吐出的唾沫也是血红色。村长介绍说,傈僳族人从来不用牙刷和牙膏,烟丝和石灰 能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空闲的时候,城里人爱嚼泡泡糖,他们爱嚼石灰和烟丝。 我这才留意到,他们的牙色因为长年嚼这种东西已经变成黑红色了。 在蔡家寨村口,我们见到了正忙于搬运木料的吸毒者阿勇化名,阿勇脸色 有些灰灰的,个头不高,大约1。60米左右,是那种矮墩结实的模样,自然少不 了一口黑红色的牙齿。 据说阿勇只有20多岁,每天早、中、晚都吸食鸦片,比吃饭还勤。 已是黄昏时分,夕阳无限好。不远处的小溪流在逆光下,呈现出凝练简洁的线 条,波光粼粼。春天的风挟带着花香土味,扑面而来,几只近前的小羊羔“咩,咩, 咩”地叫着,奔跑着,跳跃着。大自然宁静安详得让人有微醺的感觉。此情此景, 似乎更适合与心爱的人一起散散步;或者三五好友,席地而坐,聊聊天,谈谈人生, 说说爱情。做点什么不好呢?可我偏偏将和一个吸毒者探讨毒品问题!当第一句采 访问话出口时,我觉得自己很煞风景。 “阿勇,你为什么要抽大烟鸦片?” “干活很累的,干一天活,晚上回家后,腰酸背疼,抽一口大烟,就感觉好多 了。” “大烟从哪儿买的?” “缅甸。” “那儿离这里远吗?” “不远”,阿勇手一指“翻过那道山口就到了。” 顺着阿勇的手势,我看见不远处,马路的尽头,是一座绿树成荫的小山,难道 是那儿?怎么可能呢? “你从家走到缅甸得多长时间?” “也就一个小时吧。” 我尽量地保持镇定:“你一般去缅甸的什么地方买大烟?” “那边多着呢,家家户户都种,他们种这个大烟就像我们这边种菜一样,到谁 家都能买得到。” “价钱怎么样?” “都一样,一两200元,谁家都是这个价。你像我们到他们那边去,他们不 是用糖果、酒来招待,一见面就让我们抽几口大烟,慢慢熟悉了,没钱的时候,还 可以赊账,先把鸦片带回来,等有钱的时候再给他。” “鸦片,你怎么带回来的?” “往裤兜里,包包里或者箩筐里,随便哪儿一放,不就带回来了嘛!” “没有人检查吗?” “没有,你看这四周的山上,谁来检查?” 想象中,需要用最狡猾、最隐蔽的方式,需要通过各种纷繁复杂的手段,才能 从金三角带回的毒品,在这个边境小山寨的阿勇看来,就像从邻家大叔家里带回几 棵菜那么简单,采访中所得出的结论与固有观念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使我一时间 竟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怎么会是这样的?不应该的……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发现,其实,阿勇所知道的这些秘密在寨子里几乎妇孺 皆知,一位老汉还告诉我们一些更为详细的行情:一小瓶青霉素瓶白粉海洛因 120元,新鸦片每两80元,老鸦片每两150元。听着一个地处偏远的农村老 大爷,娓娓道来毒品价格的行情,我不知道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我,早已 是心惊肉跳,既震撼,又痛心。眼前的山寨也似乎因此而失去了它明亮的色彩。 太阳完全落下山去了。车在山路上颠簸十多分钟后,村长带着我们来到阿勇说 的那个山口。山口其实是一个风丫口,丫口有两块碑,一块是铭刻中、英、缅三国 文字的“友谊碑”;另一块是刻 有中、缅文的4号界碑;丫口还有两条路通过, 一条是我们来时的路,另一条则是二战时期闻名世界,而今已废弃不用的“史迪感 公路”。 我下意识地绕着界碑转了转,忽然听到有人说:“朱记者,你已经踏上金三角 缅甸的土地了。” “什么?”我本能地有了些惊恐。 我环顾四周,问自己:我真的站在这块遍布血腥的土地上了吗?太阳落山了, 没有阳光,但我没有看到罪恶! “朱记者,你看看,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一种条件,怎么禁毒啊难度太大 了,禁不了,也堵不住呀!”第一次,我在村长的脸上看见了愁苦的神色,那神色, 让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据说,在云南的一些边境地区,吸毒人 员的多少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村长说,这些年情况好多了,政府禁毒的力度越来越大,全村现在只有100 多个人吸毒,1993年以前,村里十五六岁以上的成年人,几乎人人抽鸦片,人 人吸毒,没办法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近毒者?非病即死! 暮色时分,天渐渐地黑下来,风有了些寒意。我们钻进小车,一步步远离金三 角,往腾冲县城赶去。尽管从丫口再往前,深入金三角地区并非难事,就像阿勇说 的,翻过那个山口就到了,但我们不能,因为有纪律、有规定。我们得通过正规的 程序,办相关的手续,从海关出关,正正式式地去金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