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非同寻常的烟农代表 在我们的要求下,李副部长带领我们前往烟农家。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大片大片的甘蔗地,据说这是云南省镇康县南伞糖厂与果 敢合作的替代种植项目。甘蔗苗刚长出不久,矮矮的,一片新绿,这种颜色总让人 联想起“希望”、“未来”、“成长”等等阳光灿烂的字眼。 今天,陪同我们前行的还有一位南伞糖厂的经理,谈起替代种植,他一肚子苦 水,他发愁地对记者说,果敢烟农种植甘蔗过程中所遭遇的“天灾人祸”,这么多 年了,一直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先说“人祸”。人祸是指果敢地区的军队对甘蔗的糟踏,究竟是果敢同盟军, 还是缅甸政府军,经理不肯透露,说是会惹火上身的。据经理介绍,很多烟农的甘 蔗地都在一些军营旁边,那些当兵的,平时待遇太差,也没多少钱去买水果吃,甘 蔗甜了之后,几千个当兵的像吃水果一样,每天到田里砍一根两根。一年下来,三 四十亩甘蔗地,至少损失三四亩的甘蔗,算钱的话有近万元人民币。 “烟农为什么不阻止呢?军队里难道没有军纪吗?”我问。 “阻止?军纪?”经理不屑地看我一眼:“你以为这些当兵的,是当年中国的 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阻止,谁敢阻止,他们腰上挎着枪,一枪把你毙了,谁 也不敢吭一声。” “难道就没王法了吗?” “王法?这里的王法就是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果敢人,只要有点钱,首先 想到的第一件 事便是买把枪,自卫。这乱世,人身安全没什么保障。” “枪支管理没有规定吗?”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问话太苍白,我一直用着一个 正常社会的眼光在看果敢,我总是忘记自己是身在毒品王国这一事实。但这似乎也 不能全怪我,几天来,我们坐着高档越野车,有李副部长的陪同和“保驾”,一路 绿灯,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也没有看到任何意外。外界传闻“波涛汹涌,龙争虎斗” 的果敢老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祥和宁静。 “管理?谁管理?能明哲保身就算不错。前些天的一个下午,在老街光天化日 之下,‘砰砰’ 两声枪响,一个男青年被枪杀了。到现在也没查出杀人者、被杀 者是什么人。”说这话的时候,经理一脸“果敢通”的神情。 听经理一席话,我突然想起发生在昨天的一个小插曲。摄像师独自去买香烟, 半个多小时也没回来,把果敢方面、云南方面的陪同人员急得团团转,担心出了什 么大事儿。摄像师归队后,大家问这问那,似乎摄像师不是去买香烟了,而是魔窟 历险归来。当时,对于他们的一惊一乍,我特别不以为然。如今想来,也不无道理。 “天灾”是指1997年以来,国际市场糖价的持续下跌,最低曾跌到每吨糖 1700元钱,而每吨糖的成本价至少也需要1750元钱,一般成本在每吨2400 元至3000元,1997年至今,南伞糖厂已亏损几千万元。由于严重亏损,企 业资金周转困难,蔗农,包括境内云南蔗农和境外果敢蔗农,都无法兑付蔗款。甘 蔗丰收了,产量喜人,却拿不到钱,果敢出现大量甘蔗抛弃不收的局面,一些果敢 农民从此寒了心,对种植甘蔗代替种植罂粟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 又重返山林,种植罂粟。 南伞糖厂出现亏损后,1998年云南省镇康县政府把整个县的财政工资45 0万元,借给糖厂去发蔗款,但这区区450万元,相对于几千万元的资金缺口, 无疑是杯水车薪。 “最近情况有好转吗?”我问。 “只能算是勉强维持吧?”经理苦笑着回答。 我们的车开进了一个村长张思民的家。据张思民说,这个村子已经有十多年没 种罂粟了。十年前,村里男女老少都得长途跋涉,走整整一天的路,到一个叫“道 水”的山里种罂粟。种植罂粟的季节,每五天一次,村里人用骡子把大米和菜驮到 山上去。 那时,张思民一家就种了40亩罂粟,年产鸦片10拽,当年一拽鸦片在果敢 老街至多卖1000元人民币,40亩罂粟年收入就可达1万元人民币。这1万元, 除去买粮食、盐巴、日用品的花费,所剩无几。 “后来为什么不种罂粟了﹖”我问。 “种罂粟太苦了,政府也不允许,中国那边改革开放,老百姓都富了。我们也 学着你们那边种甘蔗、粮食,做点小生意。现在日子好多了”。也许是因为早已不 种罂粟,与毒品断 绝了关系,在谈及毒品罂粟、鸦片时,张思民面对我们的摄像 机,表现出从容和镇定的气质。 我提出能否到山里去走一走,报道一下山里农民的生活状况,被李副部长以 “时间太紧迫,山路太崎岖,条件太艰苦”为由,婉言谢绝。 金三角之行的第一站,我碰了一个友好微笑的软钉子。 我知道,他接待我们,分明是奉命行事,哪些能拍摄,哪些不能拍摄,他做不 了主。作决定者是他的上级,我再纠缠,就有故意为难之嫌了。 初次接触,我不敢也不想留下这么一个坏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