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3) 在香港,他们经中共在当地的负责人廖承志和连贯的安排,长途跋涉经过粤 北、桂林、贵阳来到重庆。一路上我爸还受组织委托带着彭湃烈士年幼的儿子彭 士禄,他们至今仍以兄弟相称。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见了 我爸。在谈话中,他还建议我爸,“为了安全”起见,把彭海涵的名字改为彭光 涵。我爸他们一行人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时候,去延安的路已经被国民党的 军队封锁了。于是,他们又几经周折去了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由彭德怀副总司 令安排他们到太行山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时候,班里的学员大都是老红军、老干部,几乎都是 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上课之后要实习,我爸跟着这些老红军一起去打伏击、端炮 楼、打一些小仗。这些老红军太会打仗了,跟着他们基本是没有伤亡的。我爸也 有他的长处,他给大家讲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在 新加坡读书时,曾在图书馆借到过英文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他在班 里还给大家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太行山时,我爸睡不惯热炕,每天都借老乡的门板之类的支个床来睡。因 此,他身上就没长虱子,也就没有传上疟疾。在当时,部队要从很远的地方拉军 粮、拉装备,可是战士们个个都打摆子病倒了,只有我爸没事。于是,他成了运 输队的骨干。有一次,我爸和几个战士赶着牲口走山间小道去拉粮食。当走到冰 雪覆盖的山崖上时,因为路太滑,连牲口都不敢走了,于是,我爸就把牲口背上 的驮卸下来,连背带扛地走过最险的地方。 那时候日军在太行山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杀人无数,老百姓 对日军恨得咬牙切齿。有一次打仗后,我爸跟着老红军押了几十个日军的俘虏回 营。因为怕老百姓杀俘虏,他们就给俘虏们换上当地老百姓的服装。战士们端着 枪在前后押着俘虏穿行在青纱帐。没想到老百姓竟然得到消息,他们从青纱帐里 冲出来,手拿菜刀、锄头,没有菜刀的就用手掐,甚至还有用牙咬的,弄死了不 少俘虏。老百姓对日本鬼子简直恨之入骨,由此可见日军对待当地老百姓是多么 残暴。 大连—平壤—哈尔滨—北平 我是1947年4 月11日在大连出生的。据我爸的传记里讲,从1947年到1949年 初,我们一家从大连又到了朝鲜的平壤。我父母作华侨工作,组织群众支持解放 战争的前线。后来又到了哈尔滨。我爸任南岗区区长,维持治安,组织生产,支 援前线,并且安置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和被俘将领。后来还负责接待从国统区来的、 准备建国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比如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李 济深、茅盾、章乃器、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等。那些民主人士大部分 都是南方人,国语讲不好。而我爸是新加坡的归侨,会讲广东、福建的各种方言, 包括客家话、广府话、海南话、台山话和闽南话,所以和他们沟通起来比较方便。 可以给他们答疑解惑,让这些还很少与共产党打过交道的人们感到很亲切。 再后来,北平解放了,1949年4 月,我两岁的时候,我爸妈就带着我一起南 下进了北平。我们就住在中南海里。 那时候,中南海到处是荒草丛生。亭台楼阁里到处是马粪,一片狼藉。因为 平津战役期间,解放军围城的时候,“国军”傅作义在北平的部队就驻扎在这里。 于是,住在中南海待命的干部就开始打扫卫生、清理垃圾。 有一次,几个归侨干部议论,中南海里水草太多,如果找来草鱼养在里边一 定可以改善水质情况。当时负责管理中南海的同志听了他们的意见,立即给正在 江南前线打仗的部队发了电报,在战争之余运来了一批草鱼苗。养上草鱼之后, 中南海的水很快就清了。有一次,朱德总司令在瀛台附近钓鱼,见到我爸,招手 叫他过来。我爸走到他身边低声地问道:“朱老总,今天钓了几条?”他摊开手 说:“没得,不知为什么,明明见到水里有好多鱼,可它们就是不上钩。”我爸 没有说什么,却蹲在一旁,静静地观看,突然他想起了养草鱼的事,就在原地拔 了些草,编了一个小环,对朱老总说:“朱老总,换个诱饵试试。”老总奇怪地 说:“用草做诱饵真新鲜,我试试看。”果然,一条鱼上了钩,老总开怀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