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相濡以沫的日子(2) 到了雨季,我们每天出工以前,先在房间里把干净衣服脱下来,咬一咬牙, 用最快的速度把那套又湿又凉的脏衣服换上,浑身一激灵,然后赶紧扛上锄头冲 出去。到了山上干一会儿活儿,那衣服和身体才融为一体。这时候,在山间晨雾 中,传来一缕悠扬的歌声,那调调奇诡而婉转。寻声望去,只见山下的稻田边, 我们生产队的爱尼工人车三骑着队里的大水牛悠闲地走过。此前我曾听到过这里 少数民族的歌,可从来没有像车三唱得这么好听的,大概他们爱尼人的歌要在此 情此景里唱,才能听到那天籁之音的味道。 有一天晚上,我正提着马灯在蚊帐里捉蚊子,准备睡觉,几个女生在门口叫 我,我手忙脚乱地穿上衣裤出门,还没开口,她们就对着我哈哈大笑起来。低头 一看,才发现我的中山装外衣穿反了,一个个的衣兜都露在外边。我重新穿好衣 服后,她们告诉我,为了慰问边防军,我们要排练节目。让我表演吹笛子以外, 还要学跳藏族舞。 在生产队的一次晚会上,我吹的一曲《长征组歌》选曲,虽然没有颤音、滑 音、吐音等技巧,但由于情感很投入,获得了一片掌声。后来女生们总笑我吹笛 子时是闭着眼睛的。自打那次学会了跳舞以后,我发现自己虽然从来没正规学过 唱歌、跳舞,但咱还真有点艺术细胞,有点表演天分。 我们的篮球队当时可以说是打遍西双版纳无敌手。我们的大个儿身高一米九 零,号称“西双版纳的最高海拔”。卢海南、仲永和等在北京都是他们各自学校 校队的主力。我们大家曾一起到大勐龙与驻军联欢,下午打篮球,晚上演节目。 我们同学里最早谈恋爱的大概就是张红志和葛安霞了。有一天午饭后,大家 都上床睡午觉了。只见他俩还坐在女生宿舍的房檐下聊天。阳光曝晒下的操场上 空荡荡的,大家在床上都没睡着。等张红志拿着空饭碗从女生宿舍走过操场钻进 他住的茅草房,我隔着篱笆墙听到他们屋的赖万京问他:“你们谈什么呢,聊得 那么起劲?”张红志说:“我们聊的是‘个性解放’。”那时候,“个性解放” 还是个很新鲜的词。 没过多久,许多同学都有了外号:“狗志”、“白菜”、“老赖”、“耗子”、 “王八”、“大肥”、“麻竿儿”、“大个儿”、“小孩儿”、“老扁儿”…… 我的外号还叫“鸽子”;女生也有外号:“老狗”、“包子”、“老太太”、 “跳大神儿的”(简称“大神儿”)、“老佛爷”、“小李子”…… 同学中最能侃的要数周康荣了。他“文革”中不知从哪儿弄到了军事的书, 讲起苏联和美国的飞机、坦克和火炮的型号、性能简直是如数家珍。我那时候还 为他担心:这要是在北京,隔墙有耳呀…… 我是我们五十多个男女同学中第一个打摆子的人。先是发高烧41度,后来是 浑身发冷、打哆嗦,再后来我抖得浑身痉挛,把竹床震得砰砰响。同学们闻讯都 来看我。有给我拿热毛巾擦汗的,有给我端水吃药的,有的把自己的棉被拿来盖 在我身上,但都无济于事。我就这样抖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手足无措。曾塞外 问我:“鸽子、鸽子,你想吃什么?”我哆哆嗦嗦地说:“我——我要——撒— —尿!”声音不由自主,非常响亮。吓得女同学都往门外走。曾塞外端来一个大 脸盆。我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大泡尿,就不抖了,沉沉地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的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湿透了。第二天早上,有同学告诉我,我 已经虚脱了,要送场部医院。老工人用竹子绑了个担架,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抬 上就走。外面下着小雨。这里的雨季路滑,尤其是被拖拉机碾过的泥路,同学们 走得摇摇晃晃的,晃得我特舒服。耳边听着同学们的喘气声和互相提醒、搀扶、 换肩时的吆喝声。上了大路以后,可能是有人踩在车辙里滑倒了。我和被褥一起 被掀下路边。只觉得飘飘然软绵绵地摔在地上。朦胧中我觉得我当时的着地动作 做得特舒展特合理。想当年我在东城青年会的少体校的体操班训练的时候,跃起 前滚翻老是蹾了背,教练说我动作不合理。看来人在下意识的时候动作可能更合 理。难怪邓小平现在让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