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节:相濡以沫的日子(22) 我们一师的宣传队因为是两个团宣传队合并的,所以阵容庞大,好像有六七 十人,可谓是人才济济。无论是身材、相貌、歌喉还是台风,那真叫漂亮。乐队 有三十多人,华天礽是第一小提琴手,指挥当然是余志刚。这么大的乐队,谁错 了半个音他都能听出来。有一次,有人和他争辩,结果一查总谱,是那人抄错了 半个音。我们的节目主要以两个队原有的保留节目为主,新创的节目不多,但我 们把这些节目都重新抠了一遍,服装道具配齐,演员也合在一起,那气派就大多 了。这台节目在春节前后到昆明等地巡回演出非常成功,省电视台还直播了,但 是我没有参加。 那年的元旦前夕,我们的节目已经排练好了的同时,我回城到广州的商调函 几经周折也批下来了,我一分钟都不敢多待,把摊子交代给仲永和他们之后,打 起行装就走了。我的商调函是按照中央关于“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的,可以调一个 子女回城”的政策去办的。当时,我父亲已经从江西“五七干校”调到广东工作 一年了。此前我的商调函已经被师部退回过一次。这一次,曾塞外给我介绍了一 个在师部档案室工作的知青,让我亲自拿着商调函回团部找到领导,当面批的。 我到团部车队,找到了老朋友——北京知青“方块儿”(他的大名叫袁景玉, 只因为他的脸长得方,体形也方,所以外号叫方块儿)。他把我让到火塘边,吃 着他煮的东西,突然他开口说:“x !我们都是被你们骗到这鬼地方来的,你们 北京55个回城,我不拉你们!”说归说,我走的时候还是搭的“方块儿”的车。 搭他车的人很多,他把我安排在他开的解放牌卡车的车头后面,坐在一堆木 料上。迎着西双版纳湿润的山风,躲闪着路旁树梢的抽打,经过三天晓行夜宿的 风尘来到了昆明。在昆明,我找在省里当了官的同学帮助开了介绍信,用农场给 的路费加上行李托运费买了一张飞广州的机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转眼间我离开农场回城到广州已经32年了。想当年离开西双版纳的时候,我 一分钟也不敢多待,生怕领导又把我扣下来。但回城以后,这些年却常常跟人谈 起西双版纳,那里可是埋藏着我们数十万知青的青春年华的地方啊。岁月无情, 如今我们这拨人都陆续退休下岗了。 这些年里,我利用去云南采访之便,又绕道回西双版纳东风农场6 次了。 1990年,我在景洪街头拍照的时候,碰见原西双版纳州文工团的舞蹈老师, 马老师正为游人拍照。我上前热情地叫他:“马老师!”他回头面带惊慌地看着 我。我对他说:“我原来是二团宣传队的,当年曾经到州文工团里跟你学过舞蹈。 我这次是从广州来的……”我还没说完,他已经警惕地看着我,返身收起他的三 脚架,慌忙把相机和相版等东西塞进挎包,扭头走了。我惊呆地望着他那棱角分 明的远去背影……我敢肯定,我没有认错人。 2003年春天,云南新闻图片社的摄影记者徐晋燕参与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庆祝建州50周年举办的摄影节策展。他的外号叫“冬瓜”,是我的老朋友了,他 邀请我带着我在西双版纳拍的照片去参展。现在去西双版纳的交通已经很方便了, 坐飞机当天就能到。在昆明转机的时候,我刚好和杨丽萍乘同一架飞机,她是参 加州庆活动晚会的演出的。在景洪出机场的时候,见到来接机的“冬瓜”,他和 杨丽萍也是老朋友,于是他把我和杨丽萍叫到一起,“不怀好意”地要验证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和杨丽萍同台跳过舞。我向杨丽萍自我介绍一番,并讲了当年的情 况。她笑着点头认同了我说的情况,但是她说她已经认不出我的样子了,我说: “三十年前,那时你才十五六岁,我那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过了两天,冬瓜约我们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界朋友聚会,聚会的地点在 一个邻街的楼上,楼下是一个摄影冲晒店。在店里我又见到了马老师,他正举着 刚冲好的一条彩色胶卷,对着天光仔细地看着,嘴里嘟囔着对旁边的发烧友说: “我的镜头太短了,舞台上的杨丽萍显得太小了……”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一阵 发酸。要知道,他当年曾经是杨丽萍的老师呀! 我没有再去打扰马老师。我从当地的摄影师那儿了解到,马老师是个回民, 他虽然舞跳得好,但在政治运动中却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批判,开除了公职。“文 革”后,他也没有向原单位提出申诉,因为他没有什么文化,不会写申诉信。他 就靠在景洪街头给游客拍照为生。现在,绝大部分游客都有了相机,而且还是数 码相机。他的生意越来越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