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节: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8) 三营的一个北京女知青曾在北京学过针灸、按摩和赤脚医生的知识。她在给 他们队的一个长期瘫痪的“老昆明”知青看病的过程中,医疗效果非常显著,那 个“老昆明”已经可以拄着双拐站起来走路了。“老昆明”对她产生了感情,但 后来“老昆明”发现她有一个北京知青的男朋友…… 在一个漆黑的雷雨过后的夜晚,她发现“老昆明”不见了。凭着直觉她追到 勐龙河边,只见“老昆明”拄着双拐,站在桥上。当她正要冲上桥去时,他喝令 她:“站住!”双方一个在桥上,一个在桥下,说了很久……“老昆明”突然把 双拐扔进了河里……又谈了很久,他让她回他的宿舍帮他取东西,并把他的箱子 的钥匙扔给她。于是,她捡起钥匙转身跑回连队……当她再回来的时候,桥上已 是空荡荡的了,桥下是波涛翻滚的河水…… 后来,她和她的男朋友都被关了禁闭,调查“老昆明”的死因。那期间,她 曾经自杀未遂。后来,她的神经不正常了,被送回了北京…… 三营有好几个北京知青都对我讲了她和他们的故事。每个讲故事的人都会讲 出更曲折的细节和更离奇的猜想。张瞎子告诉我,那个“老昆明”是和他一批来 到东风农场的,他在没瘫痪以前曾经是个有名的劳动模范。 我们分场宣传队所在的五营五连一共有一百多人,除了我们宣传队十六个知 青之外,还有二三十个上海知青。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先是林政莉因为得了脑 型疟疾去世,接着还有一个叫胡国权的上海知青也去世了。小胡去世时正好我也 在场,当时我已是代理副连长。那一天,大家上山砍柴,小胡在山沟里砍了一根 碗口粗的树,有两米长。他正扛着木头顺着小溪往回走的时候,突然就一头趴进 溪水里了。恰好有个我们宣传队的北京知青王泽田与他同行,见到这情况,就把 他抱上岸,却叫不醒他了。王泽田喊来其他人守着胡国权,然后跑回来叫我。我 叫上几个宣传队的人一起跟着王泽田跑进山里,我们轮流替换着把胡国权背了回 来。本来胡国权比较瘦,体重并不很重,但他浑身是软的,我背起来就显得特别 费劲。他一路口吐白沫,流在我的背上。到了连队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老昆明知青魏宁对他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也不起作用。等营里的医生来看时,确 认胡国权已经死亡了。后来,医生给的结论是先天性心脏病发作。后来我和其他 知青把他的身体洗干净,换上新衣服。老工人给他准备一个棺材。大家把他停在 生产队的会议室中间,旁边点着蜡烛,轮流给他守夜。第三天全队男女老少给胡 国权开了追悼会,把他埋在凌瑜和林政莉的墓地旁边。 我觉得胡国权的死,其实并不是因为劳动强度大,除了他可能有先天性心脏 病之外,估计跟营养不良也有关系。我们连队是老连队,生活条件在农场里应该 算是最好的了,但是,油、菜、肉很少,全连老老少少二百多口人,每餐的大菜 锅里只撒上一小酒盅的油;常吃的一种菜是把萝卜叶晒干,加进辣椒淹成的咸菜。 我们蹲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的时候,一笑都会把碗里的菜吹飞了。有一段时间, 因为没有电,我们吃的玉米是没有碾碎的,混在少量的大米里一起蒸熟的,吃饭 的时候,一边吃一边吐玉米皮儿。 我们一年就只能吃两三次猪肉。生产队的猪瘦得很,肉也老得很,杀一次猪, 每个人能分一碗肉,一半是肥的,一半是瘦的。我把肉端回来先把肥肉狼吞虎咽 地吃了,再慢慢品尝瘦肉。第二天早上,连队的厕所就排队,很多人都拉肚子。 我们的男女厕所下面的粪池是相通的,那拉肚子的声音也是交响的。 有一天晚上,我就着马灯翻看着那本已经被我翻旧了的小说《红岩》。看到 地下工作者闲来无事,在书店里吃着花生米聊天,我立刻口水直流,书也看不下 去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花生米了。 1974年,上级允许每户私人可以养一头猪了。我们连的老工人多,私人养的 猪也多。上边规定,私人杀猪要分一半给连队,没过几个月,我们连队几乎每个 月都能吃一次猪肉了。可是那些新建的连队很多都是老知青带新知青,大家都不 会种菜、养猪,经常要吃“韭菜一汤”,就是在米汤里撒点儿盐和一些韭菜就当 菜了。长期以来,在大部分连队里,一年到头,油、肉、蛋和蔬菜几乎少得等于 没有,又由于种橡胶的劳动强度很大,再加上西双版纳是瘟疫区,很多知青得了 肾病、肝病或者疟疾等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