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节:回城,成家(3) 刚来广州那几年,我还常和与我同时从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回城到广州的朋友 杨国瑜和杨建瑜两兄弟一起玩儿。他们住在沙河顶的一个大院里。院里住着一群 小孩,他们的父母都是公派到香港中资机构工作的干部,所以,他们通过父母从 香港带回的报刊和杂志,了解很多香港足球界的明星。那时候,香港足球队曾由 霍英东带队到内地巡回比赛,所向披靡。只在上海小输一场。那时的广东队也很 棒,我们常去越秀山体育场看足球赛,尤其是有容志行、古广明、何佳的比赛, 我们都去看。他们的球踢得既聪明又漂亮,比现在的“中超”好看。我记得好像 是1975年,刚在前一年拿了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来广州比赛,被广东队赢了。虽 然他们的主力球员有几个没来,但那也让广州的球迷“疯”了好长时间。尤其是 广东队那位表现神勇的守门员,当时受伤被抬下场,更让广州的球迷们揪心了好 长时间。小道消息还说他伤重不治,去世了。直到有一场比赛前,他出现在场边 的候补席上,全场几万观众起立为他鼓掌欢呼。 恶补“禁书” 郭晓鸣见我没有事干,于是就通过朋友从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图书馆给我借来 了很多书,有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夏洛蒂姐 妹的;有《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斯巴达克斯》、《高老头》、 《茶花女》、《脖子上的安娜》、《葛朗台》等等名著。我看书看得如醉如痴。 在等待分配工作的8 个月里,我看了很多书。这些书在当时还算禁书,但社 会空气已经开始松动了。那时,小道消息传说江青喜欢看《基度山恩仇记》、 《简·爱》、《红与黑》和《乱世佳人》,朋友们借不到,我父亲就托香港的亲 戚朋友,通过特殊的渠道带进国内。于是,这几本书就在朋友们之间传阅,等书 回到我手上时已经残破不堪,甚至书皮也不见了,又被重新包装了一下,换了书 皮。 从1975年到1979年,我恶补式地看了很多书,这些书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在北 京路的高干特供书店。我第一次跟着我爸走进那书店,看到满书架都是在新华书 店见不到的好书的时候,我兴奋得几乎笑出声来。在那里我买到了《第三帝国的 兴亡》、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 《第四次中东战争》、丘吉尔写的回忆录,以及《拿破仑传》,还有苏联小说 《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等等。 我上学的时候,我妈不让我看小说,说那是闲书。而且她说她不喜欢搞文艺, 在延安的时候,组织上曾经因为她唱歌唱得好调她去搞文艺,和王昆他们一起去 唱歌,她都没去。她还告诉我,在延安,曾有一部苏联小说《第41个》,是讲一 个苏联女战士在一个小岛上看守41个俘虏,她爱上了其中的一个敌军的军官。后 来,敌军的军舰来到这个小岛,俘虏们都向敌军的军舰逃去,这个女战士忍痛开 枪打死了她的情人。当时在延安曾批判这部小说有资产阶级人情味。到了“文化 大革命”期间对文学作品更进行了大批判。那时候,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所看过 的文学作品就只有鲁迅的作品和《欧阳海之歌》、《红岩》、《艳阳天》等红色 小说。可是到了1975年,我们看“资产阶级文艺”的小说已经没有一点“警惕性” 了,而且这些小说中讲的故事和其中的“人情味”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显得那么亲 切。那时候,晓鸣还经常可以搞到在广州法政路的市委礼堂放映的“内部电影” 的票,都是西方的大片,好看极了。我现在还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军乐》。 修理工、批林批孔、自由搏击 到了1975年的9 月份,经过半年多的“待业”,我终于进了广州测试分析研 究所当修理工,地点就在河南靠近鹤洞渡口的南石头。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很不容 易,一是我希望去当工人,不愿坐机关,二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研究所里有很多技术员,这些技术员中有不少是从北京大机关调回来的。他 们已经三四十岁了,在北京也工作好多年了,北京的机关宿舍按说也不错,但是 他们都执著地申请了很多年才调回广州。我们单位那时还没有宿舍,他们都住在 自家老房子,有些甚至几代同堂挤在一起,但是他们还是喜欢广州,不愿意留在 北京。除了气候原因,主要还是在广州跟港澳和海外的华侨联系方便,他们往往 都是侨眷。此外广州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和北京不一样,北京的政治空气太浓了, 广州这里的市民社会的风气更浓些。这一点,我是在广州生活多年之后才体会到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