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节:蹲在“南风窗”见证80年代(4) 李晓斌长得虎背熊腰,他为人热情。那时在《新观察》杂志当摄影记者。他 也曾把我请到他家里,给我放他的幻灯作品,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关于摄影和朋 友的事情。有一次他去海南采访路过广州,正好来参加我们第三届《人人影展》 的开幕,还在我家住了几天。白天我带他在广州街头采访、拍照,晚上我们常聊 到深夜,把我老婆都吵醒了……后来我才知道,《四月影会》的朋友那时不仅对 我们广东《人人影展》的成员这么热情,在全国很多地方,他们都交了很棒的朋 友。后来我在全国各地采访的时候也曾经得到过这些朋友热情无私的帮助。当然, 他们来广州采访或组稿的时候,我和广州的弟兄们也当仁不让地全力协助。 我记得,1980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后,还放大了两张自己的作品寄到北京参 加第三届《自然·社会·人》影展,也不知北京的朋友们给我挂上去没有。我还 通过李新民联系了广州文化公园负责搞展览的廖衍猷同志。老廖听说我们要把 《自然·社会·人》影展搬到广州展出,非常热情。于是我们把王苗的联系方式 告诉他,不久王苗把《自然·社会·人》影展的第一二届作品托运给他。影展在 文化公园展出的时候,在广州也引起了轰动。文化公园不仅不收场租,还给四月 影会寄去了一部分门票收入。 有一年,刚卸任不久的英国前首相希思要带乐团来北京表演,由他亲自担任 乐团的指挥。希思先生在北京的行程并非官方活动,所以他的此行安排是由在北 京的英国朋友皮特负责,皮特是我弟弟彭安弟的好朋友,他那时正跟安弟学拳。 安弟告诉我,皮特想在中国找一个摄影师,问我能不能去。我因为怕在单位不好 请假,就建议他找李晓斌。后来,李晓斌担任了希思先生此行的私人摄影师,拍 得很棒,发了不少很精彩的稿子。 《人人影展》的成员在与广州美术界、舞蹈界的朋友于1983年在广州博物馆 举办系列讲座时,我们的朋友北京《星星画展》的马德升也作了演讲,讲的是什 么内容我已忘了,但他那激情洋溢的劲头儿,我仍然记忆犹新。马德升是个精干 刚毅的小伙子,他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有种舍我其谁的英气,他的右腿残疾, 拄着一副双拐,更显得他腰背坚挺,肩膀宽阔。他的短袖上衣是他自己设计并缝 制的,领口的曲线突显出他粗壮的脖子,袖口是平着往外延伸的,突显他那发达 的二头肌。他走起路来,常人都跟不上:双拐往前一撑,身体像荡秋千似的,前 后好像身体都荡得与地面平行了…… 《四月影会》和《人人影展》这种民间的、业余的心态,现在想来对我此后 的摄影影响还真是挺大的。 大龄青年集体婚礼 我们这些回城的“老三届”知青,曾是新中国第一代“祖国的花朵”,在80 年代初,被称作“失落的一代”。在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以前被称作 “臭知识分子”的人们都重新安排了工作。我的知青同学自嘲地说:“咱们是没 知识的,应该叫‘臭分子’。”可是我认为,就是这些“臭分子”们用另一种方 式,间接促成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的三项重要的政策措施的出台。第一项就是 由于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的抗争,促成了国家决定安置上千万在“文革”中上山 下乡的知青回城的政策出台;第二项就是,由于广东的大批知青和边民早就知道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在与港澳交界的深圳和珠海一带形成了“偷渡潮”。 有感于此,习仲勋等在“文革”后重新主持工作的老一辈革命家向中央建议,经 中央批准后,在深圳、珠海等地建立了经济特区;第三项是,大批知青回城以后 面临就业难的问题。尤其在广州,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因为这里在以前长期是 “前线地区”,国家很少在这里投资建大型的国营企业,就更难安置回城知青就 业,政府就允许回城知青和落实政策回城的市民自谋职业,作小生意,于是中国 的城市里就有了“个体户”。按以前的说法叫“小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