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拷问社会学(2) 根据我的经验,问卷调查有两大难关,其一是如何找钱和得到政府机构的合 作,其二是怎样让调查对象回答自己的问题。对一般的社会调查,前一个问题更 大;对敏感问题,后一个问题更大。概括地说,前一个问题是:如何得到一个科 学的样本。后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样本里的人合作。在性这种题目上,后一个问 题基本无法克服。举个国外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前不久进行了一次关于 性行为的调查,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极好,国会给社会学家拨了一笔巨款来做这项 研究,政府把保密的人口记录(社会保险号码)也对社会学家敞开了,因此他们 就能得到极好的样本,可以让其他社会学家羡慕一百年。但以后发生的事就不让 人羡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对自己进入这个样本并不满意——他们 不肯说。如前所述,美国没有居委会干部,警察对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们 采用了另一个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说,我就不断地找你。最多的一位 找了十四次,让你烦得要死。这样做了以后,美国的性社会学家终于可以用盖世 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布说:大多数人都说了。还有个把没说的,但就是在盖 世太保的拷问室里,也会有些真正的硬骨头宁死不说,社会学家不必为此羞愧。 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们的研究报告:统计的结果自相矛盾处甚多。试举一例,美 国男性说,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为;女性则说,一月是两三次。多出来的次数 怎么解释?——美国男人中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同性恋和兽奸者。再举一例,天主 教徒中同性恋者少,无神论者中同性恋者多。研究说明,不信教就会当同性恋。 我恐怕罗马教皇本人也不敢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个解释看起来更像是真的,宗教 的威压叫人不敢说实话。最后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认,有些受调查人没 说实话。必须客观地指出,比之其他社会学家,性社会学家做大规模调查的机会 较少,遇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有点热情过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 告诉你什么,我自会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你就是把我吊起来打,我也不会告 诉你实话——何况你还不敢把我吊起来打。 诚然,除了吊打之外,还有别的方法,比方说,盯住了选定的人,走到没人 的地方,把他一闷棍打昏,在他身上下个窃听器,这样就能获得他一段时间内性 行为的可信情报。除了结果可信,还使用了高科技,这会使追时髦的人满意。但 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过重时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会学家也必须是守法的 公民,不能随便打人闷棍。由此可以得到一种结论: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 不是实验室里的耗子,对他们必须尊重;一切研究必须在被研究者自愿的基础上 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银河所用的调查方法很值得赞美。她主要是请别人谈 谈自己的故事——当然,她自己也有些问题要问,但都是在对方叙述的空隙时附 带式地提上一句。假如某个问题会使对方难堪,她肯定不会问的。这是因为,会 使对方不好意思的问题,先会使她自己不好意思。我总觉得她得到的材料会很可 信,因为她是在自己的文化里,用一颗平常心来调查。这种研究方式比学院式的 装腔作势要有价值——马林诺夫斯基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作序时,说过这个 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