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名家十五讲(20) 早在战国时代,《孝经》即已受到普遍重视。蔡邕《明堂论》引用过魏文侯 《孝经传》的文句。据《史记·魏世家》,魏文侯曾经师从子夏“受经 从心开始:北京大学爱心讲堂十年精华艺”,对儒学很有兴趣,乃是迄今所 知最早说解《孝经》的诸侯。 《吕氏春秋》分为八览,其中之一为《孝行览》。《孝行览》提出为天下、 治国家者,“务本莫贵于孝”,实际上就是孝治的观点。《吕氏春秋》还将孝的 标准扩大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临官不 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孝行的要求,自居处达 于官府、战场,无处不在,已经与“君子”相差无几。 汉人推尊孔子,尤其推尊《孝经》,认为在孔子的著述中,《诗》、《书》、 《易》、《礼》,不过是经过孔子修订的旧典,而《春秋》、《孝经》则是孔子 手作,传世汉碑屡见此类表述,如史晨《奉祀孔子庙碑》说:“乃作《春秋》, 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说:“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其价 值自然非同一般,故汉人尤其偏爱《春秋》、《孝经》。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 的《中庸》注称,孔子所谓“大经大本”,“大经”指六艺,而主要指《春秋》 ;“大本”则是指《孝经》。认为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 经》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孝经》在汉代为最基础的读物。汉代学校教育约略分为三个层次:初等教 育学习“小学”,即文字、书法;中等教育诵习《孝经》、《论语》;需要深造 者再进入高等教育,学习《五经》。当时各乡均设“《孝经》师”一人。《后汉 书·范升传》载,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可见儒生在通经之前, 人人必读《孝经》。《孝经》教育之普及,孝道、孝治思想之深入人心,不难想 见。隋唐人申述汉人此说,认为“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 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汇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意谓《六 经》各偏重于道之一端,皆为支流,而《孝经》统辖六经,为六经之本,乃孔子 为纲领《六经》而作,地位不可等同。 汉代统治者以“孝”标榜天下。除汉高祖刘邦以外,皇帝谥号之前都 第一部分名家十五讲 加一“孝”字,如称惠帝为“孝惠帝”、文帝为“孝文帝”、景帝为“孝景 帝”、武帝为“孝武帝”等。据颜师古《汉书·惠帝纪》注,此举意在表示“孝 子善述父之志”,无改于父之道而已。此法曾为其后的不少朝代所仿效。西汉政 府还将《孝经》立于学官,当时所立十四博士,《孝经》居其一。为体现以孝治 国的方针,汉惠帝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一人”,意在“劝厉天下,令各 敦行务本”。 魏晋南北朝为古代史上政权分裂的时代,却又是《孝经》倡行于全社会的时 代。帝王亲自讲解《孝经》或为《孝经》作注者的人数之多,超过任何历史时期。 如晋元帝作《孝经传》,晋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又据《南齐书·文惠太 子传》,永明三年,太子于崇政殿讲《孝经》。五年冬,亲临国学,以《孝经》 等文献策试诸生,并回答少傅王俭等有关《孝经》的提问。又据《梁书》,昭明 太子萧统曾于寿安殿讲《孝经》,并撰《讲孝经义》七卷。简文帝有《孝经义疏》 五卷,孝明帝有《孝经义记》。当时皇帝、皇太子每每亲临太学讲论儒家经典, 《孝经》居其一。“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穆帝升平元年三 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梁武帝还著有 《孝经义疏》十八卷。为《孝经》作注的达官名士,更是不可胜数,如何休、郑 众、高诱、宋均、王肃、何晏、刘劭、虞翻、韦昭、虞喜、孔光、何承天、荀昶、 皇侃、严植之、熊安生等,几近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