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 节:慈母与荡妇:女性偶像的黄昏(2 ) 观音和妈祖就这样平分了大陆和海洋的地理空间。她们是高贵的呵护者,是 所有中国男人的母亲和民间关爱的最高代表。这是传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 产。在那些苦难迭起的岁月里,她们坐在香火缭绕的大殿,永恒守望着中国人的 芸芸众生。 但在她们身后,近现代中国并未产生新的母亲偶像。观音和妈祖闭合了新母 亲偶像的创造机制。中华民国制造过“总统夫人”的偶像,她在美国国会的演讲 一度成为传奇。此后,红色意识形态系统又推出了“国母”和“大姐”等新阶级 贵妇群像,指望她们能够成为道德楷模。与此同时,救火女英雄向秀丽、女英雄 刘胡兰以及劳动模范郝建秀等等,从更为平凡的角度,汇入了女性偶像的炽热队 伍。“文革”之后,在抹除了造反女英雄的记忆之后,新的知识偶像开始涌现, 我们可以看到史良、林巧稚和谢希德等人的身影。在一个知识救国的时代,这些 “居里夫人的中国姊妹”,为饱受惊吓的民众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希望。 但是,官方宣传谱系并不能把这些文化精英有效地升格为大众母亲偶像。她 们的影像稍纵即逝,无法抗拒时间的瓦解力量。只有那些以“祖国”“人民” “故乡”和“黄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热烈响应着中国人的恋母情结。但这同 样不是真正的母亲偶像,它们只是一些母亲的概念代码,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 装点着人们的幸福生活。 我无法在此详尽地回顾中国社会偶像的演变历史。我只想扼要地指出,经过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多次文化变异,它业已完成了母权偶像(如弄权的 悍妇吕后、武则天和慈禧)→情欲偶像(西施、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玉环、 陈圆圆、祝英台、七仙女与白娘子等)→贱妇偶像的战略转型。这意味着端庄的 母亲偶像,已经退出中国文化的阔大舞台。 2006年新浪举行的文化偶像评选表明,在所有那些女性中间,除了情欲型偶 像,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母亲偶像的踪迹。但事实上,“母亲”并未彻底蒸发,只 是它与人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人与偶像的垂直关系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全新 的水平关系:由于资本逻辑的作用,母亲急速下降到了情妇的级位,她们从神位 上走下来,悄然溜入了男人的卧室。这种剧烈的结构转换引发了母亲偶像的死亡。 在偶像的暗淡黄昏,母亲的爱意瘫痪在了情欲泛滥的现场。 在贵妇型母亲死亡之后,“贱妇”开始大规模涌现,她们的性感身影遮蔽了 母亲的衰老容颜。在广州,一位年轻女人以“博客”的方式展开自我性隐私曝光 ;某四川女歌手利用“性丑闻”来自我炒作。在她们的四周,环伺着赛金花、柳 如是等诸多下半身偶像。她们从历史传说的粉红色尘埃里复活,与“新生代”性 工作者一起,充当文化荡妇的代言人。她们在本质上与生殖和守护无关,而是成 为一种纯粹的身体型代码,为华语地区男人的秘密情欲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