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节:我曾经是最牛×的愤青 我曾经是最牛×的愤青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句话现在的愤青都不会用了耶),我从小学 到大学的费用都是国家和人民支付的,一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大学毕业又直接 分配到国务院系统的机关工作,有吃有喝,如果说我不知道感激,听到人家批评 自己的祖国不愤怒,那是很不符合逻辑的。 中国是盛产愤青的地方,在那样的教育和那样的宣传下长大,你不是愤青倒 不合常理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是一名愤青。不过,和普通愤青不同的是,出学 校后我从事的是外事工作,我接触的都是外国人,给我充当愤青的对象不是中国 同胞。 我很理解现在一看到批评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帖子就怒发冲冠的年轻人,毕竟 我们都受到了类似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在他们这个年龄,对批评中国的声音之敏 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我就怒火中烧,好像人家 要挖我的祖坟,又好像我生活的支柱马上就要被破坏。虽然由于外事纪律我不能 火冒三丈,但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方法为中国辩护,有道理时我得理不饶人, 没有道理时我也强词夺理,总归要么把外国人弄得“理屈”,要么弄得“词穷”, 我才会鸣锣收兵,心安理得地自以为爱了一次国。 当然,我当愤青最辉煌的经历不是在中国,而是到了美国后。 1997年8 月,香港回归一个月后,我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一个叫大西洋 理事会的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我来美国的路费完全是自己出,介绍我到那里 从事研究工作的是我的恩师和朋友,生活费也靠自己打工,研究费用我自己出一 部分,另外一部分由我私人朋友赞助,我不从中国或者美国政府或者依附于它们 的任何机构中拿一分钱的经费——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自从改革开放到今 天(2008年1 月27日)为止,像我这种既不从国家和政府、也不从研究机构和大 学等拿经费到华盛顿这种级别的智库从事和国家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的,就一个 人,就是我杨恒均。 我最初自费到美国的目的也许是想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亲眼看看美国到 底如何强大,为什么强大了这么多年,诀窍在哪里(见我的散文《魂断罗湖桥》)? 但大家还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台海危机持续发酵,中美对抗一触即发,江 泽民即将访问美国,朱镕基推动的改革遇到阻力,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甚嚣尘 上……我这个在国内就是愤青的人怎么能够坐得住?又如何能够冷静下来进行自 己的观察和研究? 那两年,我可以说是拼了老本儿在捍卫中国的尊严,有记载的就包括我和美 国国防部将军们、中央情报局外围研究人员、台湾“国军”访问学者、来访的陈 水扁(当时的台北市长)等讨论和争论的记录,我听到任何一个非中国大陆人在 我面前批评、攻击中国,就会毫不犹豫地跳起来,根本不管他们是善意还是恶意, 也不管他们的攻击和批评是否有道理,总之,中国人的事,我们会处理好,不用 他们管。我用我有限的知识,与他们抗争,经常搞得面红耳赤,很多时候是不欢 而散的。 当时就有几年前来美国的华人朋友婉转地劝我:小杨(那时我还是小杨呀), 你不是公派,也不是拿人家的钱,却在一个研究机构为中国政府声嘶力竭地辩护, 你是何苦?你也不觉得累?你看看周围的华人,有几个像你这样?你现在是在美 国,赚钱要紧。再说,你今后还要在这里定居下来,何苦和美国人作对?你不害 怕吗…… 华人朋友说这话,现在的愤青朋友可能不理解,要知道,一个中国人到外国, 首要问题是生存,而我当时在研究机构里是根本无法赚钱的,如果没有资助(例 如来自政府或政府附属的研究机构,或者一些NGO ),任何人都不会傻到在研究 机构混。事实上,在中美关系、台海关系最紧张的1996、1997两年里,整个华盛 顿最有名的研究智库,像我这种大陆来的中国人就我一个,找不出第二个。当然 也有一些公派的、拿着大陆纳税人的钱过来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大多在为自己打 小算盘,很少有我这么积极的。 可我乐此不疲,也不害怕,为什么?第一,我觉得有意义,因为我在为祖国 辩护,就像我当时在国内做的一样,浑身是劲。第二,我有愤青的激情和热情, 我是愤青我怕谁?当然我得承认,在世界反华的大本营——美国为中国辩护,确 实是很辛苦的,加上我的知识有限,水平不高,那场景可想而知了。可我还是像 堂吉诃德一样,充满激情,于是,在华盛顿离白宫只有一条街道的办公室里经常 上演一位愤怒的中国青年舌战美帝将军和学者们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