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有骨气的朱安 1947年前后,物价飞涨,每次母亲给朱安寄去的生活费,经过汇兑到她手里, 就要遭受贬值之苦,她总感生活拮据。但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 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鲁迅的遗 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也拒绝提供我父亲的任何文稿字迹。 同一个月,又有某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我亦婉谢”。她说, 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 她是个有原则的人。 只有一次她破了例。1942年2 月1 日,她写信告诉母亲: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 书长郑彦芬到她家,代表蒋委员长送她十万法币,她开始仍“辞不敢收”,但这位 秘书长说出一番道理,把她懵住了。秘书长这样告诫:“长官赐不敢辞。别的可以 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 送钱还有以这种命令方式硬送的,难怪将这位妇道人家降服了,不得不接受。 只是委员长此举至今仍令我费解:一方面在政治上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 又假借“关心”父亲的前妻,这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大陆新村九号 父母到上海定居,住过景云里、阿莫斯北川公寓以及临时避难的几处。这些我 丝毫没有记忆,而大陆新村的印象倒不少。看来幼儿要到三岁以后才有记忆力,至 少对我是这样的。 这大陆新村,现在知道是当时大陆银行所建筑的,共有两条弄堂,我们住的是 第一条。南边的先造,称“青云小筑”。我家住的是九号。 靠弄堂底还住有一家日本人,也就是许妈为我秘密存放饼干的地方。我家大门 原先是铁栅式,后来封上洋铁皮,因为有日本小孩常来欺负我,丢石块,喊叫“八 格耶罗”,还用洋泾浜的中国话骂我“猪猡”。有一天下午,父亲兴致很高,和母 亲一同来到天井。 大门门楣上有一块水泥雨遮,离地面高约三米,这时架起了凳子,不记得是谁 爬上去的,只记得令人吃惊地摘下两只沉甸甸的南瓜,一只较大,直径约在尺半以 上,扁圆蜡黄满身皱纹,老结得很;另一只很小,还有点青,呈长圆形。 我顾不上收藤拉秧这些活,第一次收获的喜悦冲上了心头,当时那高兴的劲头 恐怕远远超过了淘金者看到金矿一样。把它捧到客厅的桌子上以后,还独自端详了 很长时间。 恰巧晚间内山完造先生来访,告别时,父亲从二楼送到楼下,在南瓜前面停住 步,用日语向内山先生介绍,说这是孩子种的瓜,今天上午刚刚摘下来的。内山先 生连连夸奖我,称赞瓜长得很大。父亲接着就说:“海婴是大方的,既然先生喜欢, 就送你一只吧!”说罢,就提起一只最大的南瓜送给内山先生。我一时没有准备, 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心想:只受了几句夸奖,却失了一个大南瓜,心里怪不是味儿, 但也只得装做爽快地答应了,心里却感到怅然若失。 第二天中午饭前,内山夫人亲自端来一只盖碗,里边热腾腾地盛着异国香味的 煮南瓜,颜色微暗,是用酱油和糖两味调料闷烧的,不加盐和其他佐料。 一尝,果然香甜酥软可口,连瓜皮都可以食下。至此我才心里舒畅不少,感到 这只大南瓜送给内山先生实在不可惜了。 之后,母亲又将剩下的那只南瓜煮了绍兴风味的“面疙瘩”。吃完以后,心里 剩下的疙瘩也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从天井进门是客厅,中央一张大桌,可会客也可用餐。它可坐八人,父亲坐南 面北,它既是主位又不碍上菜。配的八张椅子,均一色薄黑漆。 这间客厅日常很少使用,平时家庭用饭都在玻璃格门内间,隔门可敞开。叔叔 婶婶来也在内间吃饭,两家人团聚在一张小桌边更显亲切。孩子不上桌面,碗面上 夹些菜在一旁吃,上桌面是孩子长大成人的标志。 父亲是绍兴人,又在家乡长大,按照生活环境和遗传,应当具有相当酒量。但 记忆中没有见醉倒过。 其实他量不大,一两杯而已。喝尽杯中的酒就说:“盛饭哉!”同时劝别人再 继续,但是客人也就此停杯用饭了。我不记得父亲喝过白酒之类。 -------- 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