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 母亲在对我说话时,并没有浪费任何一秒钟。 表面上,她只是专注地讲述我儿时“失踪” 的故事。其实,她是在暗示我: “爬得进, 就爬得出,这点你在还不会走路时就已经办得 到。” “你还记得吗?在你还不会走路,还在地上爬的时候,有一天黄昏,太阳还赤 艳艳的,我从肥料会社下工回来,看见你大姊带着二姊、三姊,在户庭内外正玩得 热闹。我人内掀开门帘,通铺上只有你哥哥,可能是玩累了,正趴在那儿睡着。我 到处看,却不见你的踪影。回头我问姊姊们,都推说你在通铺上爬着。我边打边骂 边问,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她们也都急得哭了。我带着她们满厝间仔细寻找。但 你也知道,一间九坪大的矿寮,前面是厅厨,后面是通铺,脚底下是乌黑的泥炭, 有多少好找? “我们很快踏出屋外,我三步并做两步冲到对面,沿轻便车铁轨边喊边找,你 三个姊姊则走在门口运煤的牛车路,也学着我边喊边找,我们的呼声震天。一时间, 左邻右舍也都陆续加进来帮着找,有人甚至拿出铝制的脸盆,沿铁轨外洗煤的溪圳 当当地敲着。搜寻的人们很自然地形成三个平行的队伍,朝坑口的方向缓缓移动。 另外,你叔公和婶婆也召集一批人马,反方向往炭埕那边一路下坡敲打着找去。整 个煤村,因你的失踪,像无端被砸的蜂窝,顿时骚动了起来。走在我前后,几个年 老的欧巴桑边找边叮咛年轻的欧桑,要小心拐卖幼童的‘凤阳婆’,我听了忍不住 放声哭了起来。 “就这样哭着找着,眼看夏日就要没了,你阿爸也快要出坑了,忽然一个年轻 的欧桑跑上来:‘阿款啊!您建隆仔找到了啦!’我听了一阵惊喜,两手抱着心肝, 忍着晕眩问道:‘找到了?是谁找到的?他现在在哪里?’那欧桑不等我问完便急 着接话:‘有人看见他从你家通铺底下爬出来,天黑以前就爬出来的,坐在地上连 哭也没哭一声,听说满头满脸都是蜘蛛丝,还有老鼠屎呢!赶快回去吧!’你还记 得吗?你可能已经忘了,但这是我最爱讲,也是你阿爸最爱听的故事。” 母亲边讲边细细打量我——光头,原住民般夸张的双眼皮、狮子鼻,配上清秀 的眉毛,斯文的嘴唇和整齐的牙齿,一身黑色打扮——黑衣黑裤黑鞋黑袜,还有一 副生锈的脚镣,看起来怪怪的。 我用…隆“来形容自己,因为从母亲的瞳孔不断射出怪异的眼神。她大概以为 这里就是监狱了,以为我不是因”杀人未遂“被判五年,而是因”杀人“等着被枪 毙。不然,怎会套着黑衣,戴着脚镣呢?她哪里知道,在这里我其实是一个”无罪 的囚犯“,一个就算脱逃,也只能当场格毙,或捉回凌迟,却无”法“正式判处” 脱逃罪“的”囚犯“。我该如何向她解释这里不是监狱,而是专关”流氓“的管训 队?她又如何能理解什么是”动员勘乱时期取缔流氓条款“?什么是”警备总部 “?什么是囚犯与流氓的差异?其实在当时,连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只知囚犯是 由法官判决的,而流氓则是由警备总部认定或批准,下令直接逮捕监禁的。 母亲一出生,便被送到父亲这头当“童养媳”,和父亲一起长大,大了便与他 圆房。据母亲说,她之所以成为“童养媳”,不是因为娘家穷,而是因为自己“命 歹”。谁叫她刚好在大舅尚未断奶时出生?为了将奶水完整地留给大舅,外祖母只 好忍痛将她割舍。母亲奇怪的说法,经我日后查证,发现果真是事实。她的父亲不 仅拥有完整的茶山和田产,就连庙宇式的祖堂也一应俱全。而她的母亲,不只娘家 的生活比夫家好过,并且更增一点书香。外祖母单名一个“描”字,到现在我还不 会发音。总之,我相信母亲的说法,她不是被贫穷遗弃,而是被“男尊女卑”的封 建观念给出卖了。 “童养媳”,照规矩是要食人所不食,做人所不做,不单要逆来顺受,还得有 耳无口。但母亲的成长过程,却不按这个法则。她虽非俗语所讥的“媳妇仔王”, 却也不是饱受歧视的“臭头鸡仔”,她和父亲一起长大,一起接受长辈的呵护,尽 管生活一直是十分的艰苦。如果说她和父亲有什么不平等的地方,那就是她在日本 占领时期担任警役所工友时,有机会接受一点日文补习教育,而父亲则是标准的目 不识丁。母亲之所以能获得一点文字教育,与其说是机缘,不如说是她的聪慧所致。 遇到聪明的孩子,任谁都会有一股冲动,想教他认识几个字。我初中时读过美国黑 奴时代的小说,发现白人主人,一旦碰到聪明的黑奴小孩,总忍不住想教他读经写 字。 回头来说父亲,他一字不识,并非没有机会识字。事实上,在他学龄时,台湾 已实施小学义务教育,孩子不来上学,父母就要被罚款。问题是所缴的罚款有限, 田里的人手永远不够。按父亲自己的说法,当时,他是有自主权的,可以选择上学, 也可以选择逃避,他选择后者。每当日本老师会同警察来乡下抓适龄学童时,他便 和其他小孩一起到山上去躲着。“也不知是躲什么?”父亲日后自己承认,不识字 完全是自己的选择。 再者,母亲的表达能力绝非父亲所能望其项背。尽管父亲常以丈夫的威权任意 抢白,或纠正母亲的言词,然而,真正需要展现口才时,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父亲总是十分阿Q 地推给母亲。还有一项,那就是母亲超强的记忆力。记得每次父 亲对我们讲述他的童年,或先祖的事迹时,总会出现一些矛盾或跳跃的情节,而澄 清和补遗的工作,总是留给母亲。有一次,我们一起站在海边,望着远方的基隆屿。 父亲忽然有感而发地告诉我们,他在日本占领时期曾经乘船到岛上,参与基础建设 的工作。我好奇地问道:“什么工作?” 他说:“挑土!”讲到这里便再也没有下文。还好有母亲接着,她不但生动地 转述她所记得有关那岛的故事,并且信口念出古代移民感怀基隆屿的诗句。 当母亲略带陶醉地讲述我幼时“失踪”的故事时,父亲虽也专注倾听,但神情 却显得有些烦躁。他似乎在怪罪母亲,尽讲些絮絮叨叨的孩提琐事,而忘了会面时 间的宝贵,但面对戴着脚镣的儿子,自己却说不出半句话来。他一边忍受母亲的唠 叨,一边百无聊赖地浏览这个奇怪的地方。 警卫森严的会客室是管训队惟一的出人口,会客室仅有的一扇窗则是父亲视线 扫描的起点。从这里望出去,四个长方形的营房,外面围着数层楼高的铁丝网。父 亲的眼珠忽而左右旋转,像在搜寻铁丝网外的岗哨,忽而上下移动,像一对振翅的 小鸟,忽上忽下,探测眼前崇山的高度。每个营房门口,各有一个小操场。营房与 营房之间,有柏油路相通。 四条柏油路正好划出一个大操场。大操场两边,各有一个司令台,在蓝天之下, 活像两个对弈沉思的棋手。两个司令台之间,星罗着许多巨石,远远望去仿佛像棋 盘中的落子。 父亲的想法是对的,会面时间确实十分宝贵。但他不了解,母亲在对我说话时, 并没有浪费任何一秒钟。表面上,她只是专注地讲述我儿时“失踪”的故事。其实, 她是在暗示我:“爬得进,就爬得出,这点你在还不会走路时就已经办得到。”我 发现母亲的另一个长处,她是一个不识字的诗人,而我完全听得懂她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