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赴考 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便建议他们一个 守在门边,一个绕出去守在离我座位不远 的窗外,并且记得枪一定要上膛。他们点 点头,表示感谢,便各自去寻找最佳的狙 击位置。我把头垂下来,开始为自己命运 的转折倒数计时。 七月一日,天还未睁开眼睛,我就已踏出管训队大门。 走在我前后各有一人,他们是两位中尉小队长。他们穿着警备总部特有的深蓝 军服,戴着深蓝军帽,腰间没有配枪,不过,左肩各背一个开放式的帆布袋,沉甸 甸的,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由于是挂病号出来,我依例穿着警总“三等兵” 的工作服,灰帽、灰衣、灰裤、灰袜、灰鞋,从头到脚一身灰。我的左肩也背 着一个开放式的帆布袋,沉甸甸的,里面装的是上战场必备的“枪弹”。 考试前半小时,我们来到台北中山女中考区。穿过校门时,我们自动变换队形, 穿灰衣的走中间,穿蓝衣的一左一右。三条怪异的身影走到操场中央时,品字形的 教学大楼,每个楼层走廊,众多的眼光,聚成好奇的光束,一道一道直往我们身上 射来。 我的试场在正前方楼层底下,我抬头看看天空,深蓝的,只有一朵乌云。那乌 云亦步亦趋随灰衣和蓝衣隐入走廊的阴凉处。我坐看白衣、绿衣和黄衣,配着黑裙 翩然走过。两个穿蓝衣的,无暇观赏,一进一出,忙着和试场人员交涉。 不久,只见他们低着头,悻悻然走了回来。我忙问:“怎么了?” 其中一位蓝衣用嘴角比了比,我循他指示的方向望过去。 一间五十人座的教室,我的位子靠窗,窗的高度不及一米,而且是没有栏栅, 横推即开的那一种,窗外车水马龙。只要考试铃一响,教室门一关,要不要跨出窗 外,便在我一念之间。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不会的!你们以为辅导长是派你们来送行的吗?你们是 来陪考的!” 穿着蓝衣,便注定要忧郁,他们仍然放心不下。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便建 议他们一个守在门边,一个绕出去守在离我座位不远的窗外,并且记得枪一定要上 膛。他们点点头,表示感谢,便各自去寻找最佳的狙击位置。我把头垂下来,开始 为自己命运的转折倒数计时。 考试铃响了,我走进教室,在自己的位子坐下。我看看窗外,一件蓝衣,徘徊 在距我十公尺外的红砖道。中天那朵乌云,神闲气定地坐着,周遭是深蓝的大海。 第一节考国文,我一拿到计算机答案卡,便觉得手脚有些慌乱。在监狱和管训 队,我几乎没有机会在计算机答案卡上练习作答。我知道光是画答案,自己就必须 花费比其他考生更多的时间。我决定先处理自己拿手的作文,用先驰得点的策略来 稳定自己不安的情绪。 答选择题的时候,我边做边诅咒那位哄我背整本《孟子》的狱警,因为《孟子 》只是课外指定读物——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一部分,在国学测验中只占两分。为 了这两分,浪费那许多日子去背整本书,不但不划算,也耽误我念其他书的时间。 总之,由于信息的缺乏,和有些捣蛋鬼的刻意误导,我发现我读书的方向大大脱离 考试的正轨。我愈想愈气,一度气得无法继续作答。 我索性翻开刚写完的作文,再仔细检查一遍。当时的大学联考,仍依往例用文 言文命题,但绝大多数考生却是以白话文写作,显得不伦不类,真能用文言文按题 发挥的,可说寥寥无几。我重读自己的作文,觉得自己的文言文写得还真是中规中 矩。我开始庆幸自己曾背过整册的《孟子》,也不再诅咒那位哄我背书的狱警。 “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我再次提醒自己。 走出教室,两位小队长早在门口等着,一个开饮料、一个递面包,早已忘了肩 上的帆布袋,仍是沉甸甸的。他们已经相信我是玩真的,也相信辅导长不至于坑害 他们。他们甚至买来两把蒲扇子,一手一边为我扇着。他们显然已意会到,我这一 战,只能赢不能输,输了,不只辅导长会有事,连他们都可能跟着倒霉。考试铃又 响了,他们不但和我相互击掌,还不断在我背脊拍着。这样的加油动作,在其他考 生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有如寒天的暖流。他们真是最佳的陪考者。 第二节考英文,英文是我用来“运命”的科目。我一直很不相信命运,觉得人 生应该是一个运作生命的过程。我也一直无法接受所谓的“环境决定论”,说什么 人的一生就像一只蚊虫,一旦身陷蛛网,便再也无法挣脱;说什么不是青年创造时 代,而是时代制约青年。我如果信这个邪,就不会在监狱和管训队苦读了。英文一 向是我最弱的科目,在决定考大学之初,我曾不断祈祷,希望在我应试前,能够废 考。然而,想归想,英文还是得读,一来我知道英文作为世界语言的趋势只会增强, 不会减弱。另一方面,我也很清楚,要从爱默生和梭罗这两个口岸,航向西洋文学 浩瀚的大海,英文即使不是惟一,也是最佳的载具。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一直无法 忘情于诗,我从小就立志要当诗人的,而新诗,或现代诗,无论是创作的理论或实 际,都源自西洋。我总不能都靠翻译吧!不要说翻译的作品有限,即使齐备也只是 雾里看花,无法实地踏访西洋诗的究竟。因为这些缘故,我特别在英文下了功夫, 大学联考志愿卡也一律填写英文系。我知道这样做很冒险,因为我的英文仍停留在 只能写,不能读,只能看,不能听,更不能讲的程度。还好大学联考英文科只有笔 试,我想先考上再说,等进了英文系再来解决听、讲的问题。 我是带着“高标”的自信走出教室的。连同第一节的国文,我已连拔两颗“好 彩头”,但仍不足以挥去心中的“历史”阴影。和一般考生正好相反,我的强项在 国文、英文和数学,至于公认最容易取分的历史、地理和三民主义反而是我的罩门。 这不难理解,史地和主义原本也是我的强项,但经过看守所、新收队和工作队的辗 转折腾,这些纯靠死背才能取分的科目,焉有不严重折损的道理。没有时间记忆历 史,就会被历史遗忘,这是我考完历史科之后的感想。虽然我不认为那是我的错, 却也承认这是一个“流氓”妄想考大学必须付出的代价。考完三科,两好一坏,我 怀着还算平衡的心理回到管训队。 七月二日,一踏出管训队,我的心情便陷入谷底。我知道今日三科,会是一好 两坏的局面。然而,两位小队长,仿佛已考出了信心,一路有说有笑,肩上的帆布 袋,装的好像是玩具枪,显得轻轻松松。 考完第一节,我就感觉大事不妙。原本我是想靠数学抢分的,没想到这一届的 题目超难,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情况下,我究竟能比一般考生多得几分?恐怕很有 限。再来的地理和三民主义,就是我要大量失血的科目。果然,一考完地理,我就 意识到,这次考试可能不是我人生的分水岭(Wa—telshed ),而是滑铁卢(Waterloo)。 已经是两好三坏满球数了,作为一个投手,我当然希望能投出一个关键的好球, 一举三振“流氓的命运”,只是三民主义这一科,我根本摸不到好球带。原因很复 杂。近的我说过了,我忙着管训,一得空,顾国英数的本都不够了,哪有多余的时 间背诵?远的则要追溯到新收队时我对“领袖遗训” 的排斥。考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限制自己的思想。 我先写申论题。边写边觉得真要“申论”起来,哪会有分数?一切还是得照 “标准答案”写,但标准答案我又不会背,怎么办呢?我看看窗外,中天仍端坐一 朵乌云。宽敞的马路上,到处是装着引擎的乌贼,大大小小喷出的黑烟,令我这个 远离尘嚣已久的“三等兵”感到晕眩。我把视线移向人行道上的红砖,一块一块砌 着过往行人的足迹。看着看着,我忽然发现少了一双熟悉的皮鞋。小队长呢?此刻 的红砖道上,哪里还有他的踪影?他大概以为我就要步出教室了,所以提早绕回去, 准备结束他的任务,顺便迎接我的胜利。 看着窗外空荡荡的人行道,看着近在咫尺的“自由”,我不禁想起三四年前新 收队的逃亡计划,想起阿铁,他应该已在太平洋彼岸了吧?应该已经找到他的母亲 了吧?我告诉自己,只要放下笔杆,跨出身旁的窗户,我就是自己的主人了! 警备总部从没有过如此轻而易举的脱逃记录吧? 我握着笔杆,想了又想,我真能如此对待辅导长?我再握紧笔杆,我不是暗中 答应过母亲,自己爬进蛛丝幽暗的床底,就要靠自己爬出来的吗?我不是当面承诺 过父亲,要还给他一个,连三弟两个好儿子吗?何况,我也不见得一定考不上。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当初监狱把我像一颗皮球踢回管训队,而管训队也驳回 我报考的签呈,在这种几乎不可能戒护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被谅解的。我的心情 顿时开朗了起来,也不再胡思乱想。接着我非常“阿沙力”地把会做的题目做完, 不会的空下。 交卷时,我看也不看窗外一眼,大踏步走出教室。两位小队长早已等在走廊上, 他们互瞄一眼,没有人拿出手铐。 我们一起走过操场,头上那朵乌云不知何时已经散去。绿地上干净的空气告诉 我,我是一个新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