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梁漱溟(18) 一九二七年(丁卯民国十六年) 三十五岁。 在广州。 一月八日,在《北京晨报》发表头年五月所写《人心与人生》自序。先生讲 :“为什么有《人心与人生》这本东西出来?——为什么要谈心理学?我们应当 知道,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或 说他的伦理学,都是从他对于人类心理的一种看法,而建树起来。儒家是一个大 的伦理学派;孔子所说的许多话都是些伦理学上的话,这是很明显的。那么,孔 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观,而所有他说的许多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 远或近地根据着那个而说;这是一定的。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 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讲空话。……然欲反求其所指,恐怕没有一句不说到心 理。以当时所说,原无外乎说人的行为——包含语默思感——如何如何,这个便 是心理。心理是事实,而伦理是价值判断;自然反求的第一步在其所说事实,第 二步乃在其所下判断。所以倘你不能寻出孔子的心理学来,即不必讲什么孔子的 伦理学。进而言之,要问孔子主张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须先看他心理学的见 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学来和现在的心理学相较量,相 勘对,亦即不必说到发挥孔子道理。……此书初稿原是《孔学释旨》的一部分。 ……睹时人言心理者率从俗学,一世耳目皆为所蔽,念非片言可解;而旧讲于此, 亦复发挥未尽。因划取其间涉论心理之部分,扩充附益,自成一书,别取今名。” [《漱溟卅前文录》。] 先生讲:“春天有一天去东郊民巷旧俄国(苏联)大使馆访守常(李大钊笔 名),只见来人满屋,大多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 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的消息,原来他家大小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 亦同住,因而被捕时一道遭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幸免于难者。当时 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和执政于北京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 (士钊)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惜 章老不同意,自称(他)与张(作霖)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他将去见杨, 可保守常亦不死。其结果,直到守常死时,不知道他的家属儿女有没有受到连累 ;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当我闻悉守常被害,立即从西郊赶入城 内,一面看望其家属情况,一面看视他装殓的情况。他家属已回到西城朝阳里旧 居。我望见守常夫人卧床哀泣不起。我随即留下十元钱,退出来,改往下斜街长 椿寺——据闻守常遗体停柩在此。我到达寺门时,门外一警察对我说:‘你们亲 友到来,我有交待,我就走了。’我点首应承,随即入内巡视。只见棺材菲薄不 堪,即从寺内通电话于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盖我夙知守常曾为其子女章可、 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师,宾主甚相得。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士亦陆续而来, 共议改行装殓之事。” 编写年谱至这一年,我曾向先生问询李大钊先生后事。先生讲:“我是第一 个到长椿寺的,是我提议大家凑钱买个好棺材装殓的,我拿出五十元,其他人有 的拿三十元,有的拿二十元,还有拿十元的。我是有准备的,带了钱,许多人没 有准备。”先生还说:“我一生很少流泪,看到守常棺材我哭了!”梁先生当时 没有固定收入,靠微薄稿费生活。 先生讲他认识李大钊先生的过程时说:“我们相识稍先于北京大学同事之时, 彼时(一九一六年)守常在北京《晨钟报》(后改名《晨报》)任职。记得一次 他宴客于南城瑞记饭庄,我和陈独秀在座上初次相遇。陈当时是为东亚图书馆募 股而来北京的。恰值蔡元培先生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蔡、陈早相熟,立即邀陈 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同时,我亦受印度哲学讲席之聘, 而守常则是章行严(士钊)之荐接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此职原由章担任, 章离北京南去。于是我们便同聚于北大了。”“我每次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 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至二十分钟。因为彼此很熟, 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都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 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 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 分随便,没有什么客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