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节节高升的房价(3) 笔者十余年来一直呼吁中国应着重发展大中城市,而且坚信大城市化的发展 方向不可逆转,即中国的大城市化发展是不以任何人和组织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 历史规律,并且提出了“高密度城市化救中国”的概念。这方面的理由,除了经 济还有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理由。即使大都市采取对外来人口极端排斥(如户籍 壁垒)的态度,也无法阻止人口从贫困地区、低效率高内耗地区向城市尤其是大 城市发达地区迁徙和转移。 中国的权力关系和制度文化传统是,越到基层,越到人口稀少的地方,经济、 文化和社会资源的权力单极化控制和垄断特征就越明显,“关系社会”的羁绊也 越重,各种拉帮结派的窝里斗内耗也越显其威力。 这种情况,只有在1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才略见改观。城市越大,内耗越 小,竞争的公平性、个人的自由度就越大,城市的聚集效益和经济效益也越高。 虽然超大城市的交通不便等抵消了其中一部分效益,但是,相比较而言,对于个 人来说,由交通等因素造成的时间、精力损耗,比起人与人之间过于复杂的人际 关系损耗和过于严密的权力资源控制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大城市,有梦 想且不懈怠持续努力的人终会海阔天空!这就是中国大城市最根本的魅力之源! 在一个小地方,要想赤手空拳改造一种文化传统,或许只能用“难于上青天”来 形容,但是在一个庞大的都市圈内,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先进文化的胜出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三大都市圈(北京、上海、广州)有那 么多对“外来人口”的种种制度的、观念的歧视,但“外来人口”仍然奋不顾身 地奔涌而来,如蛟龙入海,似江河奔腾。 阿根廷的法学教授马里亚诺? 格龙多纳曾经这样论述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经 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理由是短期的经济行为可以由经济逻辑来解释,但长期 的经济行为靠经济逻辑则无法给出答案,必须求助于文化逻辑。格龙多纳认为, 个人、家庭、民族、国家莫不如此。就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来说,长期赚钱的目的 在于用货币来达到非货币的目的,如人们所追求的幸福、自由和安全。长期经济 行为的目的在于当人们的衣食温饱获得基本满足后,必须面对非货币的文化命题 :幸福、自由、尊严、慈善,等等。短期经济行为使货币目的得以实现后,接着 文化目的就快速替代经济目的。文化价值观最终决定经济发展的程度。当然,非 经济的目的并不是反经济的,而是亲经济的。格氏指出,文化在整个经济发展过 程中起着指引作用,因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的不富裕,也可以归因于其文化 心态的指引。他的结论是: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观念上的某种特征,就可以判 断其文化发达的程度。只要具备了某些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现在不发达, 一段时间后也会发达起来。 我的意思是,中国小城镇和乡村脆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决定了中国 的发展必经大都市圈——中等城市——小城镇和乡村的“城市包围农村”的过程。 中国的人口迁徙和房价涨落也必然遵循此顺序。 上面说的房价是长期房价走势。长期房价由城市化决定,但短期房价由货币 供应量即政策决定。这就是为什么2007年房价高峰之后,会有一个暴跌的过程 (此番“暴跌”还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一项针对2002—2006年相关数据的 分析结果显示:房地产信贷供给每增加1%,房价就增加0.45% ;反之亦然。 ? 附:“高密度城市化”拯救中国 一、“资源极限”呼唤中国城市化 鉴于北京、深圳等国内大城市试图想方设法控制人口,并且人们热烈地议论 这个话题,学者秋风先生提出一个观点:城市的人口最优规模无法计算,也就是 通过行政手段无法达到城市人口规模的最佳效果。而在自由的城市里,资源是没 有极限的。其论据之一是:1980年,一位生态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就5 种金属— —铬、铜、镍、锡和钨——未来的价格打赌,以1 000 美元下注。那位生态学家 是58岁的保尔? 厄尔利奇。1974年时他预测,到1985年,人类就将进入资源匮乏 时代,许多人类赖以生存的矿产将濒临枯竭。那位经济学家名叫米利安? 西蒙, 他认为,人口增长并非坏事,而是一种实惠,它最终会导致更干净的环境和更健 康的人类,因为有更多的人奉献出了更多的创意。因此,地球上的资源是“取之 不尽”的。两人打赌的结果于1990年秋揭晓。厄尔利奇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将一 纸有关金属价格的计算结果,连同一张576.07美元的支票寄给了西蒙。他认输了, 剔除通货膨胀,自1980年以来这5 种金属的综合价格下降了。西蒙作为一位杰出 的发展经济学家,他再三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常识:过去几十年,全球人口增 长了好几倍,但资源并没有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出现枯竭,相反,所有物品的供 应更丰富了。